哲学论文发表小说

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生平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1872年——1970年），20世纪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一生著作达40余部，论文或其他文章更多。他在多方面的建树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哲学。 1872年5月18日，罗素出生于英国蒙茅斯郡特雷莱克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祖父约翰·罗素伯爵两次出任首相，是争取1832年英国改革法案通过的领导人。罗素两岁时他的母亲死去，大约一年后他的父亲也谢世了。祖父祖母自愿承担了抚养孩子的责任。罗素的祖母具有自由主义政治观点，常教导罗素要反思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罗素性格内向，具有勤于思考的习惯，这无疑受其祖母的影响。罗素11岁时，跟着他的哥哥学习欧氏几何学，当时他只能接受定义，却怀疑公理的可靠性。这种怀疑决定了罗素哲学生涯的风格和目标，即以怀疑主义和谨慎的风格，探求“我们能知道多少以及具有何种程度”的确定性和可疑性。 1890年10月，罗素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从而进入空气清新、思想活跃的教育园地。然而老师对他影响不大，倒是与同学的交往使他受益颇深。不久，他同学校的著名人物怀特海、莫尔、麦克塔格特、经济学家凯恩斯等人结识，很快他便成为他们中间最受欢迎的一员。在第三学年时，罗素虽以优异成绩通过学位考试，却发誓再也不念这种只注重技巧而不重视基础理论证明的数学了，改学哲学。他立志要像黑格尔那样，建立一套哲学体系，献身于哲学事业。罗素大学刚毕业时，深信黑格尔、康德的哲学。1893年他写了数学哲学论文《论几何学基础》，试图修补康德所谓的时空形式是先天综合判断的理论。这使他获得了剑桥大学研究员的资格。当时德国的数学理论非常先进，正酝酿着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当罗素深入掌握了这些理论之后，他断然放弃自己推崇已久的唯心主义观点，转向实在论，决心寻求一种正确的数学理论。 1900年7月，遇到象征逻辑创始人皮诺。罗素读了皮诺的著作，他感到许多问题突然都有了答案。同年10月，他同怀特海合写《数学原理》，并于1910年、1911年、1912年分三大卷出版。这部书在逻辑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从此，逻辑脱离哲学而独立，后来德国的大学就把数理逻辑归入数学系。凡此都证明了罗素的特殊地位。罗素发现人们力图用逻辑学为数学奠定理论基础的过程中，有一个常常用来说明其他概念的基础概念“总类”是自相矛盾的，由此他建立了“悖论”学说，又称“罗素悖论”。为了证实“罗素悖论”，许多数学家和逻辑学家提出各种理论方案，都解释不通。罗素本人也中断《数学原理》的写作，对此作进一步研究。后来他提出“类型论”来解释这种现象。“类型论”的影响也很大，它促使数学家认识某些词语和语义研究的重要性，也孕育着罗素本人的另一种哲学思想，即逻辑原子主义的原理。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的基本论点是，世界是由一些简单的特殊事实构成的，它们只有简单的性质和相互之间的简单的关系，因此了解任何事物或主题的实质的途径是分析，直到无可再分析的“逻辑原子”为止。逻辑原子并不是小粒的物质，而是构成事物的所谓观念。罗素的这一套理论，对20年代中叶出现的维也纳学派以及30年代出现的逻辑语义学有着巨大的影响。罗素哲学思想中比较重要的，是他的“中立一元论”。大意是构成世界的材料既不是纯粹的心，又不是纯粹的物，也不是心物的二元对立，而是一种非心非物、对于心物都取中立态度的东西。这种中立的事物有时指事件，有时又指感官和材料，这种“世界材料”是构成心物最原始的东西。这些观点都体现在他1921年完成的《物的分析》和《心的分析》两部著作中。罗素一向热衷于政治理论的探讨，并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早在1895年，他第一次结婚之后，同妻子一起旅游了欧洲大陆，他研究了经济和德国社会的民主，并盛赞《共产党宣言》和三大卷《资本论》都是极富文采的伟大名著。当时他与社会民主党领袖、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李卜克内西都有往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从事反战活动。他参加了禁止征兵协会，发表了一系列呼吁和平的演讲，对拒绝参加罪恶战争的人给予真诚帮助。1916年因为撰写反战传单被罚款100英镑，由于其拒付，法庭就拍卖了他在剑桥大学的图书作抵押。随后三一学院也解除了他的教职。1918年，他又给反战报纸写社论，因“侮辱同盟国”而被监禁6个月。鉴于其名声，他被判决在布里克斯顿监狱中的一个小屋中写作和研究。战争结束后，罗素访问了苏联，会见了列宁、托洛茨基和高尔基，他对共产主义者信仰的目标表示同情，但也对苏联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方式表示忧虑。1920年8月，罗素访问了中国。他一贯同情被压迫民族。在英布战争中，他站在布尔人一边，为此他在英国贵族中极为孤立1934年，他的《自由与胆识：1814～1914》问世，在书中他具体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提出政治、经济和历史人物是社会政治史的三个重要方面的观点。1938年，他又撰写《权力》一书，主张实现“驯服权力法”，以限制某些政客的权力欲望。随着希特勒的上升，罗素反对纳粹方式，但他也同时反对导致战争的任何步骤。他的态度于1939年有所改变，认为“反对纳粹的战争是必要的”。1949年，他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50年代以后，罗素成为保卫和平的英雄战士。1953年，美国试验了一颗氢弹，这改变了他的政治观点。他主张与其打一场战争，毋宁在独裁下生活，表现了他对未来战争的担忧。1954年12月，罗素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人类面临的危险》的广播讲话，严厉谴责比基尼氢弹试验。1955年初，又起草并发表有各国科学家签名的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禁核声明。1961年为反对美国政府发展核武器，89岁高龄的罗素偕夫人参与了伦敦游行示威。后来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他极力呼吁美苏首脑举行高级会谈，避免战争。罗素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直到1953年斯大林死去，他一直没有放松对苏联的批评。后来态度有所缓和。但在越南战争期间，他提供资金，组织了对美国领导人战争罪行的模拟裁判。由萨特和艾特克·多伊彻主持的战争法庭于1967年5月在斯德哥尔摩开庭，并对美国军队的活动提出详细公诉。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罗素提出强烈抗议。他作为一名国际和平战士，成为西方许多国家左派学生和群众的一面旗帜。罗素的婚姻生活充满传奇色彩。罗素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同漂亮的美国姑娘皮尔索尔·史密斯结婚，她比罗素长5岁。这次婚姻从1894年持续到有过几次爱情经历，包括与艳丽的奥托莱恩·莫雷尔夫人、康斯坦斯·马勒森夫人以及有名的演员科利特·奥尼尔私通。1921年他同威尼弗雷德·布莱克结婚，1936年又同海伦·斯彭斯结婚。16年以后，他第四次结婚，妻子是伊迪丝·芬奇。罗素年轻时枯瘦，一头黑发。中年时期，他变得更加消瘦，明亮的眼睛，微微的笑容，一头白发，一幅哲人形象，给人一种冷淡而又善良的感觉。罗素是一个温和甚至羞怯的人，作为一个朋友、伙伴和健谈者，都令人感到愉快。罗素很幽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从没写过文学作品的罗素，竟开始写起小说来。第一部小说1951年匿名发表，并悬赏猜测作者何人，结果无一人猜中，因为谁也不会相信，这位年近80岁，负有盛名的哲学家还有写小说的雅兴。 1970年2月2日，罗素伯爵以98岁的高龄死于威尔士的家中。他的一生迭宕曲折，以致人们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但他确实是极大影响世纪的人。罗素是这样描述自己漫长、刺激、复杂生活的动力的：“三种简单而又极度强烈的情感支配着我的一生：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他也说过，只有一种情感即对爱情的渴望得到了完全的满足。当他第四次结婚时，他已80岁高龄了。 1970年2月2日，罗素在老家威尔士逝世。二、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的文学历程：在《往事追忆》(1956年)一书中，罗素指出：“一种文风除非它是作家个性的直接的、几乎是无意识的表露，同时这种个性又是值得表现出来，否则不是好的文风。”经过一些探索之后，他选择了自己的文风，这种文风要求在把结论直接、自然地写下来之前，首先要通过他的思考得出结论。他断言：“在我看来，福楼拜和佩特是最好应被忘记的。”体现于明显值得表达的个性之中的这种写作方式，使罗素的著作具有文学的价值，而不是哲学思想的一般表述。虽然他的专业著作对未受专门训练的读者来说不易于接受，但他那相同的犀利的文风明显地贯穿于所有著作。当然，乔治·桑塔耶纳认为罗素的著作中唯一真正有价值的是那些最抽象的著作。尽管桑塔耶纳对罗素著作的文学价值存在异议，但大部分评论家都赞扬罗素的散文简洁、明畅。在罗素论文的广泛视野中，有许多题目按常规足以使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不仅是数理哲学家、研究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学者、经济评论家和现代科学的解说员，他还是个道德哲学家和教师，历史、宗教和语言哲学家，对人类持久的愚蠢行为的讽刺评论家——而且所有这些都足以造就他成熟的文学生涯。罗素许多对道德论点的阐述——有些最早写于20年代——今天看起来已经过时，然而，很容易理解当它们出现的时候，为什么激怒了这么多的道德家。他谴责人们存于宗教信仰和性蒙昧状态中残忍的天性，听起来很像鞭挞迷信和愚昧的最新启迪者，但罗素与具有许多相同激进观念的英国文学贵族集团处于同一时代。他对惯常于残忍的基督教讨伐，与文学批评家威廉·艾伯森反对基督上帝的残暴的严词谴责相类似。罗素认为性关系中唯一的先决条件是忠诚和相互吸引，这一主张得到D．H．劳伦斯的赞同。因此，可以把罗素看成反传统的孤独的叛逆者：也许最好被看作到处漂泊的小牧人。现代避孕用具已使性自由成为可能，甚至远远超过了他所说的范围，同时仍存在着权力崇拜和宗教复仇的前哨，当罗素是个年轻人时候，有组织的宗教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所有这些都使罗素被视作改变民众思想的道德家之一。在他所有著作中，没有哪一部比1925年出版的《我信仰什么》这本小册子在道德问题上引起这么大的冲突，它成了1940年纽约听证会上认为他不适合在市立学院任教的重要依据。该书第一段就宣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非单独的实体；接着将人解释为一种副现象，这种副现象的生理可以完全由物理学来阐明，这样，罗素立即就在所有的道德家面前成了众矢之的。在罗素看来，关于上帝的存在问题是“超于知识可能达到的范围之外的”。恐怖的宗教裁判已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对取代基于恐惧无知的神学，罗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好的生活是由爱来激励，由知识来指导的。” 罗素倾向于决定论，至少他相信所有的行为都有其动机。他又认为人类在一定范围内有自由意志，如除了他们愿意干的事情之外，他们还可能做些别的。但他否认动机对意志的作用无益于影响其他人的行为的尝试，因而决定论的主张必定是对的。所以按常规看，罗素对自由意志的定义太无力，我们无法给予褒贬。他自己也承认：这种褒贬可能成为其他行为的原因，但没有真正的道德意义。罗素对人如何行动这一问题的回答可概括为：经过适当的考虑后，听从良心的指令。一个特定行为可能最终从客观上来说并不正确，这个事实无法避免：道德受明达的良心支配。这两点——关于自由意志和良心——在《伦理学基本原理》(1910年)和《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1954年)中得到了阐述。罗素对教育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不仅开办学校，而且经常写一些关于如何教育孩子的著作。他的思想接近于卢梭的学说，反对教会和国家的义务是“浇铸”年轻人的思想。相反，正如他在《教育》(1916年)中所说，对教育最至关重要的是老师对学生的尊重。老师应该“主要从孩子身上感觉到一些神圣、模糊、无限的东西，一些个别的特别宝贵的东西，逐步发展中的生活准则，还有这个世界无声无息的竞争状态的具体片断”。学校教育的危险是培养把历史搅混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向年轻人灌输宗教信仰。同样有害的是，在年轻人中反复灌输浅薄的“好的礼貌”观念，这种“好的礼貌”观念对自身的正确性确信无疑，并且认为合适的礼貌比才智或者艺术创造、或者生命力、或者世界其他任何进步的源泉更值得去期望和“追求”。在《教育的宗旨》(1926年)一书中，罗素阐明了他关于好学校和好教师的看法。他区分了可视作理想品质的四个基本特征：活力、勇气、敏感和智力。例如，活力能使人们摆脱逐渐过时的旧思想，扩大他们对世界的了解和兴趣，由此减少他们对其他人取得成就的不恰当的忌妒。勇气的最高类型——不是仅仅建立在抑制的基础上——要求有两个方面的精神特征：自尊和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人生观。自尊必须避开谦恭的不诚恳的自卑，应该建立在对自己的目标有个真正了解的基础上。最重要的是，勇气必须面对现实世界，因为“勇气完善的典型出现在有诸多兴趣的人的身上，他感到自我仅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这不是通过鄙视自己、而是通过看重许多非他自身的东西而达到的”。良好教育的第三个特征是敏感，尤其是那种罕有的但却是重要的抽象的同情。这种同情有助于减轻那些远方和看不见的痛苦。罗素说，在个人交往中，友善和慷慨的人，有可能是依靠剥削许多穷人的工业来赚钱的人，他从未目睹过这些穷人的苦难。他写道：“那就是为什么大规模的工业主义是如此的残酷以及为什么对隶属民族的压迫被容忍的基本原因。” 最后，在学校教育中，智力必须得到发展。这种智力的培养不是通过向孩子们灌输信仰，而是建立在孩子对世界本能的好奇心上。一旦开明、耐性和工业结合，好奇心将造就一个由有教养的公民组成的社会。罗素的纯文学能力——以一种流畅的文风表述的讥讽和讽刺的天才——在《智力垃圾素描：关于组织和个人的蠢行有趣的目录册》(1943年)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乔纳森·斯威夫特如果在世，一定会自豪地宣称这是他的杰作。《智力垃圾素描》对存在于许多宗教信仰、民族主义者的自我吹嘘和性行为的概念中的不一致性和非逻辑性进行了诙谐的揭露。它充分体现了罗素思想中的最优秀的特性和这位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数学家对文学艺术的鉴赏力。三、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 1946年，罗素的巨著《西方哲学史》问世时，他本人已经74岁，从他巨著中的各种深沉的功力来看，我们才了解他是经过多么艰难困苦的努力才有了这一成果。如在谈到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时，他说：“在研究某个哲学家时，正确的态度应是不卑不亢，先为他们的立场设身处地地想想，直至了解他的思想，才尽可能地放弃先前的偏见，采取正确的批判态度。” 在这部书的另一处，他又写道：“忘记哲学所讨论的问题，或在心目中存在着各种先入为主的、固定的哲学答案，都是不好的，教我们如何学会生活在疑问中，但又别让疑问搞得麻木不仁，这可能是我们当前那些研究哲学的人的最主要的课题。” 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罗素个人思想的高超，使他一直成为全球瞩目与争论的中心，他自己除了固定的写作与研究以外，也随时准备迎接任何战斗，未曾一日懈怠。在人类知识和数理方面，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与牛顿在力学上的成就相媲美。但并不是由于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是因为他能够把一般性的哲学思想成功地介绍给人们，他这样做，是对哲学家始终保持兴趣的最成功的范例。他的一生的著作，主要是为公众的良知作辩护。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追求的是以洛克和休谟为代表的英国经验哲学路线，对于那些观念论的信条，他从来没有为之动心，而且还是激烈的反对者。对于欧洲大陆的那套哲学思想，他认为应该从英国的立场冷静地去审视和探讨。他就是这样，在严谨的态度中，不忘记发挥自己的敏锐，冷静和机智，使他的著作充满这些特性而成为非凡的作家，即使从纯文学的观点看，他的作品也是属于永存的不朽之作。诸如《西方哲学史》(1946年)、《人类的知识——它的极限和范围》(1948年)以及《我的心路历程》(收于1951年出版的《罗素哲学思想》中)，无不如此；当然，他的其它很多讨论社会问题的著作也同样是伟大不朽的作品。罗素的观点和意见的形成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对此不能简单加以归纳。他的家族在对待英国政治的立场，一直受到辉格党传统的影响。他的祖父约翰·罗素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宫廷发言人。所以，在他年少时便受到自由主义的熏陶，后来又遇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使他成为事事都权衡轻重、擅长独立思考的社会批评家。他自始至终热心地告诫我们，新官僚主义的危害，他强调个人的权利，反对集权制度，对工业文明的日益发展而造成的对人类简朴的生活情趣的威胁，深感忧虑。1920年，他访苏归来后，便对共产主义表示失望和厌恶。相反，在中国的旅行中，他却深深地为中国的文化所吸引，对道家那种清静的和儒家那种各任教化的精神，他认为可以作为平衡西方文化中存在的略带激进和野蛮的作风之用。罗素的很多著作都招致了不少攻击，与其他哲学家不同的是，他认为作为一个作家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很紧迫的事。当然，他的理性主义不可能解决所有棘手的问题，也不可能当作万灵药使用，即使是哲学家们愿意将“药方”开出来也无济于事。不幸的是，世界上存在着而且永远存在着一种神奇的力，使你脱离理性的分析或驾驭。这样，对罗素的著作，那怕从一种纯粹实用的角度看，也没有让他的思想在两次大战期间受到很大重视，看来，主要是被完全抛弃了，但是，对他那种满怀自信、敢于以乐观坚决的态度力排众议、说别人不敢说的话的思想家，我们是特别敬佩的，每次读他的作品，如同听萧伯纳喜剧中那心直口快的主人公说话时一样舒服，因为那讲话向来是以高昂的语调和伶俐的言辞而令人折服的。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说：罗素的哲学具体地体现了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先生当初设奖的动机，他们对人生的看法是十分相似的。两人同样相信怀疑论和“乌托邦”的理想，并对于当代世界的格局的悲观看法而共同强调了人类行为的理想化。瑞典学院确认为他把诺贝尔先生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所以，在本奖设立50周年之际，决定将该奖颁发给罗素，以奖励他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倡导者和当之无愧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解放的巨擘。我的天——就在整整200年前，让一雅克·卢梭由于在回答“艺术和科学能否有助于人类道德”问题时，说了个“不”字，而获得了第戎学院的颁奖，虽然这个否定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举动，也没有什么重大结果，况且第戎学院也不存在什么革命性的目的，但今天，我们也以同样的敬意，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您，因为您的哲学著作毫无疑问地表现了道德文明，并且是对诺贝尔的精神的极其完美的发扬光大。所以，我们表彰您这位人道主义和思想解放的翘楚人物，同时，对于您亲临诺贝尔基金会 50周年庆祝大会，使我们深感荣幸。现在，请您上来从国王陛下手中接受195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四、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被审判的个人观点： 1940年，世界著名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收到了纽约市立大学邀请他到该校哲学系讲学一年的聘书，但未等他到任，就被剥夺了这一机会。他被指控是“不道德性关系的倡导者”，被迫忍受诽谤性的、侮辱人格的法院审判。现在看来罗素的罪行实在是荒唐可笑的。1925年——1929年，罗素以普通读者为对象，写了4本有关家庭婚姻问题的著作，即《我的信仰》、《教育与幸福生活》、《婚姻与道德》、《教育与现代世界》。在书中，罗素措辞巧妙而客观地评论了现代婚姻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并最终建议：“试婚”或许会降低时下不断增长的离婚率。罗素的婚姻家庭观念招致了社会保守势力的一致反对，纽约大主教、布鲁克林天主教会、狂热的宗教组织、许多爱国团体、民主党地方领袖及各大报纸，都成了传统道德的卫道士，罗素成了它们联合攻击的对象。漫骂、侮辱、人身攻击铺天盖地向这位世界知名的学者压来。“道德败坏者”、“异教教授”、“堕落的、十恶不赦的、背信弃义的、性杂交倡导者”、“邪恶的根源”、“性解放的毒瘤”等等，一时成了罗素的诨号。最后，罗素的观点又毫不例外地被说成是“亲共产党”的。布鲁克林的一个妇女，因害怕她未成年的女儿成为罗素的学生，指控他不仅道德败坏，而且信奉异教，要求取消他到纽约市立大学任教的资格。这位夫人的律师用恶毒的言词诽谤罗素，并向法庭提出起诉。由于起诉性质不明确，罗素才摆脱一次侮辱性的法庭诉讼。但受理此案的法官公然违背公正原则，决定进行重审。由于受律师的唆使，法官明显地偏袒原告和社会舆论。法院的行为表明，美国法院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的操纵。(由于该法官的行为过分露骨，法律界曾对其进行了批评。1971年发表的“伯特兰·罗素一案始末”一文，详细分析了这一事件。) 重新举行的审理纯属摆摆形式，法官不许罗素为自己辩护，出示无人证实的事实，拒绝讨论罗素书中的“色情”描写，攻击被告人的人格，并且把道德准则作为审判的依据。这位法官根据一条适用于中小学的准则，宣布取消罗素到纽约大学任教的资格，并且阻止罗素的律师举行听证会和提出上诉，蛮横地宣布罗素没有资格享受这种权利。保守势力的恶毒攻击诽谤，终未能击垮罗素。纽约市立大学虽未去成，但哈佛大学给他发了聘书。1950年，瑞士学术委员会投票决定，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与罗素。五、评论界对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获诺贝尔奖的反应： 1950年11月10日，当罗素得悉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消息时，他正在普林斯顿大学准备作题为“心和物”的演讲，在座的听众中有许多知名学者，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的演讲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时罗素评论说：“我很高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我已经获得两次最高荣誉之一，另一次是大不列颠帝国荣誉勋章。” 在某种意义上，罗素不得不和威廉·福克纳分享人们的注意。由于1949年授奖延期，福克纳获194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通知和罗素同时发出。而且195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五十周年纪念年，瑞典文学院选择了一个从未发表过一首诗或一部文学作品的作家，通过把诺贝尔的信念等同于罗素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来表示对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纪念。这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却是作为一个数学家而闻名于世的，尽管这有点明显的奇特，但瑞典文学院对罗素和福克纳的选择却获得了好评。《纽约时报》(1950年11月11日)的社论称福克纳和罗素是奇特的“诺贝尔伙伴”，但罗素是一个理应获奖的“思想真正开明的人”，他的《西方哲学史》是“极富魅力的”著作。《时代》杂志的评论认为这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并指出：“他有时敏锐地但又很多地论述了道德、政治、中国、婚姻、原子、布尔什维主义和世界政治。” 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许是轻而易举的，这不仅是由于他的自由主义，还由于他作为文体家的特殊声望，他把他的非专门化的著作表述成适合于一般有思想、理解力强的读者，而不是为脱离实际的教士们写的。奥尔德斯·赫克斯利赞扬罗素避免了“风格上的抑制作用”——不是以无法理解的僧侣式的文体来表达他晦涩的思想。罗素获奖的消息给他带来很高的声望，使他能在1950年11月继续他的巡回演讲。继普林斯顿之后，他又去了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吸引了大批听众。朱丽叶·迈德洛克这位精通文学的经纪人被选为向导，带着罗素环绕纽约城旅行。报道说，“一路上人们里三层外四层地站在街道两旁，希望奇迹发生，使自己能挤进去，或者至少能听到他口叼烟斗说话的声音，或者一睹罗素爵士的风采”。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第三代罗素伯爵，OM，FRS（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3rd Earl 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之一，同时也是活跃的政治活动家，并致力于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无数人将罗素视为这个时代的先知，而与此同时罗素的许多政治立场却又是十分有争议性的。他出生于1872年，当时大英帝国正值巅峰，逝于1970年，此时英国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其帝国已经没落。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的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

同学。。。我想我们是校友。。。而且同年级的。。。我看到你发的这个被雷到了。。。

哲学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有形式，是具体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对人类社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指导作用和智慧启迪作用。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西方艺术哲学史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浅析西方造型艺术创作中的哲学思维

学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有形式，是具体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对人类社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指导作用和智慧启迪作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和艺术史，自始至终都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实践中，处处都体现着中国传统哲学——儒、道、释三大思想的理论精髓，形成了富有东方特色的艺术文化。当然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来探讨哲学思维与西方造型艺术创作的问题，对西方造型艺术来说西方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康德的理性主义，再到近代的科学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思想流派，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西方造型艺术的发展。柏拉图的大宇宙观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给予了艺术创作以较高的地位。他们认为艺术的创造是模仿自然的创造。认为宇宙的演化有物质进程形式，就象希腊的雕刻家在一块云石里呈现人体的形式。所以他们的宇宙观已经类似艺术家的艺术创作。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应该象莫里哀那样，先成为一个深刻的哲学家，再去写小说。”如果把他的话稍微扩充，就是：“应该先成为一个深刻的哲学家，再去从事艺术创作”。这意味着艺术创作和哲学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从模仿真实到“改变真实”

从历史上看，作为智慧之学的哲学，一开始就特别注重生活体验和智慧启迪。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通过演讲和论辩传授哲学，他将这种方法称为“精神接生术”;柏拉图的雅典学园充溢着思变和讨论的气氛;亚里士多德与其弟子们边散步边讨论哲学问题，颇为“逍遥”。我国古代圣贤也用类似的方式研究和传授哲学，老子的格言和庄子的寓言，孔子与其弟子的对答，都体现了哲学发人深省、开启智慧的特点。在许多哲学家看来，“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既然现实生活是活生生的，是创造性的，那么，知识与其对象之间就只能是协商的、对话的关系，而不是主观对客观单向度的“模仿”关系。另外，任何一种哲学都在为某种价值、观点或利益说话，当然就会有另外一种价值、观点或利益说话的哲学。这意味着哲学不只是提供一种命定如此生活模式，而是提供多种供人们选择的生活;哲学的对象不是即定事实，而是哲学正在或准备要创造出来的世界。从广义意义上说，哲学就是创造观念形态、价值体系，构筑行为模式和生活意义的艺术。这样一种生活搏弈的哲学就是人类的自我认识，它是创造性的。在这里，哲学和艺术已经融为一体。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对象的绝对肖似的摹仿，并不能产生最美的艺术作品。例如，用模子浇铸是复制实物的最佳方法，但一件好的浇铸作品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已做好的雕像。法院庭审中，书记员可以把控辩双方的话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但书记员的速记本身并不是艺术品，至多只能为作家提供原始的素材。画家但纳曾借助放大镜来忠实地画人物肖像，他画出皮肤纹缕、颧角上细微的血丝、散在鼻子上的黑斑、表皮下淡蓝的血管，他几乎再现了模特脸上的一切，包括被反射到明亮的眼睛里的周围景物!但是后人却评价道：“凡·代克的一张笔触豪放的速写就比但纳的肖像有力百倍!”在西方造型艺术创作表现中有些作品甚至于故意和实物不符，一座雕像通常只有一种色调，或青铜色，或云石色，而且雕像的眼睛没有眼珠，但正是色调的单一和表情的淡漠构成了雕像独特的美。相反，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教堂中那些着色穿衣的雕像，圣徒披着真正得道袍，面黄肌瘦，正合乎苦行僧的皮肤色;血迹斑斑的手和洞穿的腰，确实是钉过十字架的标记——由于他们逼真到了极致，不但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反而使人生厌和作呕。

进一步讲，真正的艺术品更多地改变了真实的关系。例如米开朗基罗创作的放在佛罗伦萨第奇墓上的四座云石雕像。在两个男人身上，尤其在一个睡着、一个正在醒来的女人身上，各部分的比例和真人的比例明显不同。在意大利可以看到衣着华丽、年轻貌美的女子，眼睛发亮、蛮气十足的乡下人，以及画院中那些举止大方的模特，但没有一个真正的男人或女人会和陈列在美第奇庙中的愤激的英雄、心情悲痛的巨人式的处女相像。米开朗基罗的典型是在他自己的性格中找到的。作为一个生性孤独、好沉思、爱正义的人，一个慷慨豪放、容易激动的人，在备受欺诈与压迫，专制与不义的压抑之后，他的伟大心灵和悲痛情绪在艺术中尽情宣泄。米开朗基罗在那个睡着的雕像的基座上写道：“只要世上还有苦难和羞辱，睡眠就是甜蜜的。要能成为顽石，那就更好。一无所见，一无所感，便是我的福气，因此别惊醒我。啊，说话轻些吧!”受这样的情绪鼓动，他才会创造那些形体，为了表现这情绪，他才改变正常的比例，把驱干和四肢加长，把上半身弯向前面，眼眶特别凹陷，额上的皱痕象攒眉怒目的狮子，肩膀上对着重重叠叠的肌肉，背上的筋和脊骨扭成一团，象一条拉得太紧、快要折断的铁索一般紧张。正由于米开朗基罗改变了正常的比例，寓动感于晶态之中，达到了“莫言铁石心肠，有热血沸腾涌满腔”的效果，才使得这组雕塑像成为著名的传世佳作。

二、从单维视角到“视角主义”

视角主义是风靡当代西方的一股重要的哲学方法论思潮，也是后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部分。根据《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的界定，哲学中的视角主义“认为存在着多种可供选择和互不等同的概念体系或假设体系，在各自体系里都能解释世界，不存在权威性的选择方法”。视角主义根本的方法论特征在于对一种固定不变观点的放弃，主张视角的多元性、多面化，认为对世界的解释不能是一元的、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多元性的、多向度的，即多视角的。

三十年过去了，视角主义的影响并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退，反而超越了哲学的象牙塔，扩散到思想文化的一切领域。有一位哲学家曾经用人们对立方体的认识来表现视角主义的思想，他指出：按照定义，立方体有六个面，但实际上没有人能同时看到他们，这六个面永远不能同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当我们说“这是一个立方体”时，它身上的东西实际上多于此时此地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围着它动，我们将会看到其他几个面。在这里，过去的或未来的经验起了作用。出现在我们眼前并为我们提供有意义的事物，永远不可能同时将其所有的方面完全显露出来。因此，必须把现实看作一个变化的动态系统，允许并提倡从不同的视角去感知、解释、创造对象。一元性是惰性的需

要，多义性才是智慧的信号。任何一种视角的感知都无权自封是唯一的真理，因为旧有的感知总是涉及被新的感知所否定的可能性，今天的真理也蕴含着被推翻而沦为明日黄花的危险。于是，没有独断论和怀疑论都认可的真理。真理是在生成中被规定的，是它自身的修正和超越。

在西方绘画造型艺术创作中，同一题材可以用某种方式处理，也可以用相反的方式处理，还可以用不同于这两者的一切中间方式来处理。艺术家由于种族、气质、教育、文化的差异，在同一事物上感受的印象也有差别，个人根据自己独特的视角，从中辨认出一个鲜明的特征，对实物构成一个独特的观念。这观念一但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来，就在艺术殿堂中加进了一件新的杰作，例如，就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而言，对来源于希腊神话的同一题材“利达”，达·芬奇、米开朗基洛、柯罗乔都曾经做过处理。达·芬奇的《利达》带有羞涩的神情，浸透着因无限的幸福而产生的诗意;相反，米开朗基罗的《利达》充满了刚强悲壮的气魄，俨然是魁伟的战斗部落的女王;柯罗乔的《利达》则陶醉在爱情的甜蜜中，并透露出对少女体贴入微的深刻同情。对这三幅画，你能说更喜欢那一幅?哪一个特点更高级吗?是幸福的诗意，悲壮的气魄，还是深刻的同情?从视角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三幅画是三位画家经由不同的视角对同一题材所作的精湛的艺术处理。三个境界分别表现了人性中的某个主要部分，分别刻画了人类发展的某个主要阶段，因而各具特色，在造型艺术创作上都有重要价值。

三、从唯一方法到“怎么都行”

实证主义哲学非常强调认识的确定性、明确性、严格性、“真实性”，主张一种不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把能否被“证实”与对象相符当作划分科学和非科学的唯一标准。可是，任何事物的内容及其发展，总是比科学家和方法论家所想像得更丰富，更“难以捉摸”。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不是唯一的思想形式，实证主义主张的科学方法也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人们要认识世界，必须使用任何思想、任何手段、任何方法。实际上，在人类发展的所有阶段都应该得到维护的只有一个原则——“怎么都行”。通俗一点讲，就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耗子就是好猫。

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在西方造型艺术领域的表现，后现代美学致力于将造型艺术从形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日益崛起的“通俗艺术”正名、张目，强调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强调审美价值的“无处不在”。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画家奥登伯格放弃在画上作画，劳申伯格将实物粘贴在画布上，威瑟尔曼则把货真价实的地毯结合进自己的油画作品中，这一切都只在破坏艺术创作中人为设置的界限。

至于艺术作品是否与对象相符。艺术上的“模仿论”、“再现论”能否成立，可以从后现代艺术家对《蒙娜丽莎》的发难中看出其立场。《蒙娜丽莎》可以说是画中摹本之王，但只有少数人看过原作，现在的人们对蒙娜丽莎本人更是一无所知，所拥有的只是达·芬奇的第一张“摹本”，这就为以杜尚为代表的后现代艺术家对《蒙娜丽莎》的发难埋下了伏笔。杜尚在蒙娜丽莎的鼻子下加上八字胡，又在下巴上添上山羊胡。既然作为原本的蒙娜丽莎早已不存在了，而且现代人都没有看过她本人，既然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杜尚的《蒙娜丽莎》都是摹本，都是原本的摹仿和再现，那么，如何判定谁的摹本更真实更客观地再现了蒙娜丽莎本人呢?显然，杜尚笔下变了性的那个《蒙娜丽莎》，是对传统“再现”观念的一种嘲讽和反叛。安迪·沃霍尔的《蒙娜丽莎》则利用“三十个比一个来的好”的画题传递了这样的后现代信息：再现或摹本不但早已忘却了“原本”或“源头”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人们被日益膨胀的信息所淹没的心灵，根本无力也无兴趣再去承担这些东西，大家所能做的只是再现过程本身。

总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非常相似，尽管要创作的东西很不一样——但都是“艺术”(art)。假如说艺术创作是为了保持人类感觉的创造性，那么哲学就是为了保持人类思想的创造性。

[作者简介]孙德惠(1972-)女，河北省涞源人，河北经贸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系主任，美术学硕士，主要从事美学理论与艺术设计的教学与研究;陈辉(1978-)女，河北省邯郸人，河北经贸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教师，主要从事美学理论与艺术设计的教学与研究。

孙德惠陈辉

[摘要]探讨哲学与艺术的关系。人类漫长的文明史和艺术史，自始至终都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可以说艺术创作和哲学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想流派，都深深地影响着西方造型艺术形式的发展。本文以西方造型艺术创作为依据分别从模仿真实到“改变真实”、从单维视角到“视角主义”、从唯一方法到“怎么都行”三个方面对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的联系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理论的论述。作者认为尽管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要创作的东西很不一样，但都是“艺术”(art)。

[关键词]哲学思想;艺术创作;联系

哲学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有形式，是具体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对人类社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指导作用和智慧启迪作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和艺术史，自始至终都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实践中，处处都体现着中国传统哲学——儒、道、释三大思想的理论精髓，形成了富有东方特色的艺术文化。当然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来探讨哲学思维与西方造型艺术创作的问题，对西方造型艺术来说西方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康德的理性主义，再到近代的科学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思想流派，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西方造型艺术的发展。柏拉图的大宇宙观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给予了艺术创作以较高的地位。他们认为艺术的创造是模仿自然的创造。认为宇宙的演化有物质进程形式，就象希腊的雕刻家在一块云石里呈现人体的形式。所以他们的宇宙观已经类似艺术家的艺术创作。

一、从模仿真实到“改变真实”

知识与其对象之间就只能是协商的、对话的关系，而不是主观对客观单向度的“模仿”关系。另外，任何一种哲学都在为某种价值、观点或利益说话，当然就会有另外一种价值、观点或利益说话的哲学。这意味着哲学不只是提供一种命定如此生活模式，而是提供多种供人们选择的生活;哲学的对象不是即定事实，而是哲学正在或准备要创造出来的世界。从广义意义上说，哲学就是创造观念形态、价值体系，构筑行为模式和生活意义的艺术。这样一种生活搏弈的哲学就是人类的自我认识，它是创造性的。在这里，哲学和艺术已经融为一体。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对象的绝对肖似的摹仿，并不能产生最美的艺术作品。例如，用模子浇铸是复制实物的最佳方法，但一件好的浇铸作品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已做好的雕像。法院庭审中，书记员可以把控辩双方的话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但书记员的速记本身并不是艺术品，至多只能为作家提供原始的素材。画家但纳曾借助放大镜来忠实地画人物肖像，他画出皮肤纹缕、颧角上细微的血丝、散在鼻子上的黑斑、表皮下淡蓝的血管，他几乎再现了模特脸上的一切，包括被反射到明亮的眼睛里的周围景物!但是后人却评价道：“凡·代克的一张笔触豪放的速写就比但纳的肖像有力百倍!”在西方造型艺术创作表现中有些作品甚至于故意和实物不符，一座雕像通常只有一种色调，或青铜色，或云石色，而且雕像的眼睛没有眼珠，但正是色调的单一和表情的淡漠构成了雕像独特的美。相反，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教堂中那些着色穿衣的雕像，圣徒披着真正得道袍，面黄肌瘦，正合乎苦行僧的皮肤色;血迹斑斑的手和洞穿的腰，确实是钉过十字架的标记——由于他们逼真到了极致，不但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反而使人生厌和作呕。

二、从单维视角到“视角主义”

三、从唯一方法到“怎么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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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哲学论文发表小说

在孟子看来，要想成为圣人就必须“保养本心”、善养“浩然之气”。孟子说这种“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能够“塞于天地之间”，听起来似乎充满故弄玄虚的神秘色彩，实则仍以保养本性和加强仁义道德修养为旨归。纷繁世间，酒色财气，人生总是充满了欲望和诱惑，要想学做圣人就必须摆脱这些干扰。孟子认为，人们的差别不在于富贵贫贱，而在于能否保持高尚的道德，即做“仁人”。君子“以德服人”，“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抵御外在物欲干扰，保养良好天性，既需要好的环境，更需要个人持之以恒的努力。因此，孟子更强调个人的立志和坚持，强调君子必须“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哲学，在绝大多数人眼中是一个神秘而又陌生的一个字眼。没错，在许多哲学家身上我们能找到事例来证明哲学是多么的独具一格，他们的思想高深莫测，难以理解，他们的生活也总是与常人格格不入，甚至有的人是我们眼中的“疯子”。哲学永远是一个只属于少数人的事业，只有那些有闲暇时间思考的关注者才能适应哲学的孤独。哲学是孤独的，因为他必须具有那种批判的精神，只有批判的哲学才能成为前进的一股力量。有批判才能有前进，这是所有哲学家应有的专业素养。批判的第一步就是怀疑，不仅仅是以一种肯定的接受的眼光对待现实的世界，反之必须要有所疑问。哲学的批判当然不是怨妇般的抱怨或者是为利益的争夺，最重要的是借助理性之光，并加以实践得出规律，在规律中获得真理。笛卡尔那句著名的“我思故我在”正是在普遍怀疑的基础上得来的。马克思则是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我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了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追求向往，批判是哲学永葆青春的不竭动力，使得哲学成为一团永恒的活火又或者是激荡心灵的流水。哲学不是哲学史，也不仅仅是某些哲学家的只言片语，哲学关注现在，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哲学家的许多发现即使当时不能得到证明，在未来却成为了真理，所以说伟大的哲学家不是属于现在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未来属于全人类，他们为人类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经典哲学类小说】1），李宗吾的《厚黑学》，这本书以中国古代名人为背景，用这里来说明他们一生兴衰成败的原因，对为人处事有精辟的见解，应该对你很有帮助。 2），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这本哲学史与众不同，选材精当，论述简要，文字优美。全书致力于从哲学角度阐述如何培养“人生境界”，是人生哲学里的独一无二的经典，推荐看一下。 3），另外，胡军的《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孙正聿的《哲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也是很好的人生哲学书籍，有机会可以看看。4），张爱玲的《红玫瑰和白玫瑰》是爱情哲学小说，写的也很深刻。5），《牛虻》.还有柏拉图《对话录》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和一些启蒙学家的作品。像卢梭，伏尔泰之类的作品。还有马克思，亚里斯多德等人.....6），张中行的《禅外说禅》和《顺生论》

我最好的回答就是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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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百年历程,既对中国学术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也使西方哲学在中国形成了研究和发展的独特风景。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西方哲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西方哲学的论文范文一：柏拉图式的爱情——看柏拉图哲学

爱情，只有情，可以使人敢于为所爱的人献出生命;这一点，不但男人能做到，而且女人也能做到。

—— 柏拉图

哲学，一门很深奥的学科，往往使我们望而却步，但是，哲学又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最平凡的事的抽象，是最现实的理论的总结。经过对哲学的学习，让我更加了解生活，懂得在生活中寻找真理，也学到了一种思维，一种总结与体会的能力，学着在生活中寻找哲学，升华生活。这门课是西方哲学，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千百年来，东西方互通互惠，进行着哲学和思想的交流。但是西方哲学又有着独特的神秘感，许多西方哲学家的思想理论也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的哲学观点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只要我们细心体会，哲学就在我们身边。

柏拉图，相信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了解，为了更好地接触他，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他的生平简介，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时势造英雄，柏拉图一定有他超越常人的不平凡，才成就了他不凡的一生。

我们都听说过也向往着这浪漫的词语-----柏拉图式的爱情，在我们心中那是最完美爱情的象征，是超越世俗的爱的力量。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我们的理解是否正确呢，就让我们带着这美好的词语，走进伟大的西方哲学家柏拉图的世界，听柏拉图是如何为我们描述这美妙的爱情。了解柏拉图的爱情观就需要我们了解他的思想，解读他的世界观，探究他的哲学理念。相信，每一位哲学家都有自己的理念，都有超乎常人的思想成就，让我们用心聆听他们的心声，体会哲学家的伟大。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古希腊哲学，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其哲学思想影响了欧洲的哲学乃至整个文化的发展，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柏拉图出身于雅典贵族，青年时从师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死后，他游历四方，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企图实现他的贵族政治理想。公元前387年活动失败后逃回雅典，在一所称为阿加德米(Academy)的体育馆附近设立了一所学园，此后执教40年，直至逝世。

柏拉图没有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是他的教学思想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在教学中，柏拉图重视对普遍、一般的认识，特别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认为概念、真理是纯思维的产物。同时他又认为学生是通过理念世界在现象世界的影子中才得以回忆起理念世界的，承认感觉在认识中的刺激作用。他特别强调早期教育和环境对儿童的作用。认为在幼年时期儿童所接触到的事物对他有着永久的影响，教学过程要通过具体事物的感性启发，引起学生的回忆。柏拉图的教学体系是金字塔形。为了发展理性，他设立了全面而丰富的课程体系，他以学生的心理特点为依据，划分了几个年龄阶段，并分别授以不同的教学科目。至此，形成了柏拉图相对完整的金字塔形的教学体系。

他一生著述颇丰，其教学思想主要集中在《理想国》(TheRepublic)和《法律篇》中。柏拉图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其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对其教学思想影响尤甚。柏拉图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它由现象所组成，而每种现象是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特征。柏拉图的《理想国》还向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理想的乌托邦的画面，柏拉图认为，国家应当由哲学家来统治。他的理想国要求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其特殊功能，以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但是在这个国家中，女人和男人有着同样的权利，存在着完全的性平等。柏拉图在其最后的作品《法律篇》中进一步发挥了关于法律的作用的思想。他强调，法律是一切人类智慧聪明的结晶，包括一切社会思想和道德。从理想出发，他推崇哲学王的统治，“没有任何法律或条例比知识更有威力”;从现实出发，他强调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如同最野蛮的兽类。

了解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我们就不难理解他的爱情观。柏拉图认为：“当心灵摒绝肉体而向往着真理的时候，这时的思想才是最好的。而当灵魂被肉体的罪恶所感染时，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就不会得到满足。当人类没有对肉欲的强烈需求时，心境是平和的，肉欲是人性中兽性的表现，是每个生物体的本性，人之所以是所谓的高等动物，是因为人的本性中，人性强于兽性，精神交流是美好的、是道德的。“所以，柏拉图式的爱情，就是一种异性间的精神恋爱，追求心灵沟通，排斥肉欲。柏拉图的爱情是一种理想式的爱情观，是一种极其浪漫但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爱情观，是一种我们现代社会所缺少的纯精神的而非肉体的爱情。柏拉图这样说，在这世上有, 且仅有一个人, 对你而言, 她(他)是完美的, 而且仅对你而言是完美的。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人, 都有其完美的对象, 而且只有一个，这是一种完美的男女平等的爱情观，是很难达到的一种状态，虽然我们总是能够坚持着这种信念，在爱情的道路上继续，但是往往现实并不总是随人愿，我们在苦苦寻找那个在世界某个角落等待我们的人，然而这个过程有时是那么漫长痛苦，所以说柏拉图的爱情是理想中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梦寐以求有的。

柏拉图式的爱情的由来有一个富有哲理的故事：

有一天，柏拉图问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

苏格拉底微笑着说：“你去麦田里摘一株最大最好的麦穗回来，在这过程当中，只允许摘一次，并且只能往前走，不能回头。”柏拉图按照苏格拉底的话去做，很久才回来。

苏格拉底问他摘到没有?

柏拉图摇摇头说：“开始我觉得很容易，充满信心地出去，但是最后空手而归!”

苏格拉底继续问道：“什么原因呢?”

柏拉图叹了口起气说：“很难得看见一株不错的，却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因为只可以摘一株，无奈只好放弃;于是，再往前走，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可是我越往前走，越发觉不如以前见到的好，所以我没有摘;当已经走到尽头时，才发觉原来最大的最饱满的麦穗早已错过了，只好空手而归咯!”

这个时候，苏格拉底意味深长地说：“这就是‘爱情‘。”

之后，就产生了柏拉图式的爱情

柏拉图式的爱情，是一种精神恋爱，是一种包含着深刻哲学思想在内的爱情，诚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都能理解的爱情。这种超越肉欲的爱情也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和教学理念紧密相关，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唯心理论，他提倡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强调教学上的因材施教，因时施教。从柏拉图的思想来看，他的所有理论都体现了一种理想化的状态，这也与他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相关，他在青年时期热政治，希望能参加政治事务，公正地治理城邦，但是实际经验告诉他，包括雅典在内的所有城邦都不能做到这一点。最后，他认为只有在正确的哲学指导下才能分辨正义和非正义，只有当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或者当政治家成为真正的哲学家时，城邦治理才能是真正公正的。

学习了西方哲学，让我懂得了哲学并不是那么高深莫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而且，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可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就像我们身边的爱情，我们向往柏拉图式的爱情，虽然我们无法达到如此纯洁的精神恋爱，但是可以把它作为自己的目标。哲学与生活是我们最好的学习的方法，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哲学，更加细致的体会生活的真谛。在以后的生活中，会更多的运用哲学，与实践相结合。

关于西方哲学的论文范文二：浅谈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

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其哲学对整个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西方古典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因为他的出现，哲学变得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一.生平

苏格拉底出生于希腊雅典一个普通公民的家庭。其父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妇。他容貌平凡，语言朴实，却具有神圣的思想。青少年时代，苏格拉底曾跟父亲学过雕刻手艺。后来他熟读荷马史诗及其他著名诗人的作品，靠自学成了一名很有学问的人。他以传授知识为生，30多岁时做了一名不取报酬也不设馆的社会道德教师。苏格拉底把自己看作神赐给雅典人的一个礼物、一个使者，任务就是整天到处找人谈话，讨论问题，探求对人自己最有用的真理和智慧。因此他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室外度过的，喜欢在市场、运动场、街头等公众场合与各方面的人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真理?以及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有什么知识和技能?你是不是政治家?如果是，关于统治你学会了什么?你是不是教师?在教育无知的人之前你怎样征服自己的无知?等等。贯穿这些讨论的主题就是引导人们认识：在这些对于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其实人是非常无知的，因此人们需要通过批判的研讨去寻求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和善，达到改造灵魂和拯救城邦的目的。作为公民，他曾三次参军作战，当过重装步兵，在战争中表现得顽强勇敢，并不止一次在战斗中救助受了伤的士兵。此外，他还曾在雅典公民大会中担任过陪审官。 40岁左右，他成了雅典的远近闻名的人物，并进人五百人会议。他在雅典和当时的许多智者辩论哲学问题，主要是关于伦理道德以及教育政治方面的问题，被认为是当时最有智慧的人。然而，在雅典恢复奴隶主民主制后，苏格拉底被控，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被判处死刑。他拒绝了朋友和学生要他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议，饮下毒酒自杀而死，终年70岁。

二.主要的哲学思想

1. 知识论

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通过彼此谈话洁难，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寻求真理的方法。基本内容分为三步。(1)出发点是“自知其无知”，事先不提出任何独断的原则。驳斥自然哲学家就重要间题提出的论证是彼此分歧的，其思辨超出人类知识的限度，批评智者派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放弃求知的原则。(2)手段是通过对知识的爱(爱洛斯)和彼此的谈话、诘难以寻求真知识，同时也推进了问答者彼此的友谊。(3)目的是形成概念，求得真知识。集中种种对立的例证，通过归纳的方法，从个别具体的事例，寻求一般概念或永恒本质。一方而起到积极作用，有一定的辩证法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强调“自知其无知”和“认识你自己”，从自我意识中去寻求真理。苏格拉底的知识论把知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经由概念的。概念是撇开具体事物的特殊属性而形成的，是普遍的、不变的。所以知识也是普遍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他“自知自己无知”，认为人们一般所谓的知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知识，因为它们都是变化的、没有永恒价值的;但他们还自以为有知识。而苏格拉底认为自己还没有达到那种绝对的、永恒的、真正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提出的这一命题包含有价值的思想，那就是不应该停留于个别、具体，而应提高到一般。这种看法是人类认识史上的进步。苏格拉底认为，人们不能认识外部世界，也不应该认识外部世界。因为他认为自然界是神创的，由神支配，受神管理的，人的理性不可能认识神所创造的东西。只有放弃的自然的认识，承认自己是无知的人，才是聪明人。可见，苏格拉底的“自知自己无知”又是反对人们从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出发去获得知识。

2. 目的论

从智者开始，古希腊哲学由注重研究自然本身转到注重研究社会伦理和人。但他们只停留在感性阶段，只能得出相对主义的结论。到苏格拉底才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苏格拉底在反对自然哲学中提出了自己关于原因的主张，即目的论。在苏格拉底看来，世界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其中有一种支配力量，它使万物成为如此的样子，并且是最好的，这个支配力量就是“好”(“善”)。善是他的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概念，是说明事物“为什么”的原因。在苏格拉底的哲学中，善或目的具有相同的意思。他认为万物的存在和发展都追求一种完满性原则，整个世界的万物都具有这样的目的性。这样，苏格拉底就把目的论当成了他的世界观。用目的论来说明世界，这是苏格拉底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古希腊哲学正是从苏格拉底开始，自然哲学中决定论的宇宙观为目的论的宇宙观所代替。目的论的提出，在于对世界的统一性，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进程，及自然中谐调的现象等作出哲学上的解释。这种解释力图克服自然哲学中的机械决定论，宇宙运动的循环论，和把精神、意识现象统统归结为物质的组成方式不同的片面性观点，同时也力图克服智者们不重视研究原因，把一切都看成相对的、主观的、可怀疑的错误观点，这在认识史上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3. 美德论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伦理学的核心命题，他的“美德即知识”著名论题开启了西方道德理性主义的先河。“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关于理性的人的品质的论述,也是关于道德伦理的论述。美德即知识”作为苏格拉底伦理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它表明美德的本性是知识,人的理智本性和道德本性是同一的”。苏格拉底所追求的是一种关心人的灵魂的普遍的道德真理。这一命题跟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和“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是分不开的。“认识你自己”就是关心自己的灵魂,也就是追求关于美德的知识;追求善,把“善”作为人生的最高目的,这才是高尚的生活,有意义的生活。而且他认为人都是向善的,不可能自愿从恶,把这归于人的本性。有些人之所以作恶,就是没有关于美德的正确的知识。只要人的理智追求知识,就不会犯错。

4.方法论

苏格拉底认为一切知识，均从疑难中产生，愈求进步疑难愈多，疑难愈多进步愈大。苏格拉底承认他自己本来没有知识，而他又要教授别人知识。这个矛盾，他是这样解决的：这些知识并不是由他灌输给人的，而是人们原来已经具有的;人们已在心上怀了“胎”，不过自己还不知道，苏格拉底像一个“助产婆”，帮助别人产生知识。苏格拉底的助产术，集中表现在他经常采用的“诘问式”的形式中，以提问的方式揭露对方提出的各种命题、学说中的矛盾，以动摇对方论证的基础，指明对方的无知;在诘问中，苏格拉底自己并不给予正面的、积极的回答苏氏自比产婆，从谈话中用剥茧抽丝的方法，使对方逐渐了解自己的无知，而发现自己的错误，建立正确的知识观念。这种谈话也有几个特点：第一、谈话是藉助于问答，以弄清对方的思路，使其自己发现真理。唯在谈话进行中，苏氏则偏重于问，他不轻易回答对方的问题。他只要求对方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他以谦和的态度发问，由对方回答中而导引出其他问题的资料，直至最后由于不断的诘询，使青年承认他的无知。在发问的过程中，苏氏给予学生以最高的智慧，此即有名的苏格拉底反诘法。

三.意义

苏格拉底可以说是古代希腊哲学的一个分水岭。在他之前，古代希腊的哲学家都偏重对宇宙起源和万物本体的研究，对于人生并不多加注意。苏格拉底扩大了哲学研究的范围，他将哲学引到对人心灵的关注上来。他认为：研究物质世界的构造和法则、探索外界事物的本质不能够说没有意义，但对于哲学家来说，应该有比树木、石头和星辰更有价值的问题，这就是心灵问题，道德问题，知识问题。这些问题和人息息相关。他引用德菲尔阿波罗神庙所镌刻的那句神喻来呼吁世人：“认识自己”旨在希望人们能通过对心灵的思考关怀而追求德行。可以说，苏格拉底把哲学的领域扩展了，对后来的西方哲学和宗教、乃至社会和民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也为____的欧洲化奠定了人文基础。几百年后的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使它在各地落脚生根，并进入各个家庭，还迫使它审视生命、伦理与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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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西方叙事学理论演变与吴尔夫小说中的女性主义立场》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叙事学；叙述者；叙事权威；弗吉尼亚·吴尔夫 [论文摘要]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代表人物之一苏珊·兰瑟关于叙事权威的理论来解读弗吉尼亚·吴尔夫的经典小说《到灯塔去》可以看到，吴尔夫在小说的公开叙事层构建了一个“自我消抹”的叙述者形象，而在隐蔽叙事层，却勾勒出一个无处不在的叙述者形象。通过分析探讨小说的叙述者在隐蔽叙事层的所作所为，可以证明《到灯塔去》的叙述者就好比是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推崇的那种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样一个“上帝”型叙述者依靠和分享了男性作家的叙事权威，而吴尔夫本人对叙事权威的追求和依赖决定了她缘何可以在现代派和女权主义运动中树立自己的双重地位。《到灯塔去》是现代派小说家和女权运动先驱弗吉尼亚·吴尔夫的经典作品。自1927年问世以来，广受评论家和读者的青睐与追捧。不难发现中外评论家对小说的研究是多角度、多方位的，但迄今为止鲜有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而本文则试图从这些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探讨并得出新的结论。一西方经典叙事学上承俄国形式主义，中经英美新批评，下接法国结构主义，旨在建构叙事语法或诗学，聚焦于被叙述的故事，对叙事作品的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作规律等展开研究，着重对叙事文本作技术分析。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起源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性主义摇旗呐喊，伊莱恩·肖沃尔特认为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早期为女性形象批评，反思传统文本中的“厌女症”，揭示菲勒斯中心主义；中期建构妇女文学史，并纳入黑人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近期向理论建构纵深发展，反思以男性文学为基础的传统文学理论，提出建设“女性美学”(female aesthetics)设想。其中，法国学派受拉康、福柯、德里达的影响，关注语言、再现、心理和哲学问题，如克里斯蒂娃、西苏、伊利格瑞提出女性书写(ecriture feminine)和女性行为批评(gynesis)的理论；英美学派关注主题、母题和人物等传统批评观念，重在社会历史研究。肖沃尔特认为从整体看可以发现妇女作家想象的连续性，反复出现的模式、主题、问题和形象，因而提出女性批评(gynocritics)和性属理论(gender theory)。概而论之，结构主义经典叙事学和早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目标不同：前者属于形式主义范畴，倾向于抽取普遍规则，对文本进行一般观察，强调客观性和抽象化，具有具体化、符号学化、技术性强等特点；后者属于政治批评范畴，在政治参与和主体经验上揭示具体文本的意义，具有宏观思辨、模仿再现和政治化等特点。早期女性主义批评通常不涉及叙述技巧，而经典叙事学研究一般也不考虑性别因素，不讨论叙述声音的语境、社会性质和政治寓意。经典叙事学和早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各有利弊，而两者融合，恰恰能取长补短。针对经典叙事学忽略文本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弱点，可以借用性别，语境和再现等女性主义理论来弥补；针对早期女性主义批评过于印象化的弱点，可以借用叙事学领域系统的形式分析模式来弥补。叙事学是方法，女性主义是思考视角。两者渗透能够引发新的视点，打破西方文学界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之间的长期对立。女性主义叙事学将叙事形式分析与性别视角融为一体，同时关注人物、作者、叙述者、读者和性别因素，关注生产者和读者所处的时代、阶级、性别、性取向以及种族的必然联系。女性主义叙事学隶属于后经典叙事理论：在经典叙事学基础上将注意力转向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从共时叙事结构转向历时叙事结构。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开创人美国学者苏珊·兰瑟，像大多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一样具有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背景，同时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论影响。她于1981年出版《叙事行为：散文化小说的视角》，率先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1986年发表宣言式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首次使用术语“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 narratology)，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该学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随后，两位代表作家的论著在美国面世：一为兰瑟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一为沃霍尔的《性别化的干预》。有关论著在《叙事》、《文体》、《PMLA》等刊物纷纷问世，女性主义叙事学渐成显学。为了证明女性叙述文本的特殊性，仅仅使用叙述话语理论阐释会出现偏差和缺失，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多次引用分析《埃特金森的匣子》(1832年)这个书信文本——由于新娘有义务向丈夫公开所有的信件，于是她给知心姐妹写了一封信：我已经结婚七个礼拜，但是我(丝毫不觉得有任何的理由去)追悔；我的丈夫(根本不像)丑陋鲁莽，老不中用……他的信条是，应该把妻子当成……(双方都不该)只能一门心思想着服从(而不应视之为)玩偶；我……不(这样不奢望我能比现在更)幸福。仔细阅读会发现书信暗含玄机，区别在于是否隔行阅读。词句的重新组合导致语义和语气上的本质变化：丈夫以为赞美自己，知心女友看到的是新娘痛斥丈夫，懊悔婚姻，新娘和女友关心女人的婚姻幸福，而隐含读者读出的是对社会婚姻关系男权思想的抨击。兰瑟指出书信的表面文本是软弱无力的女性文体，拟态模仿卑微元助，柔和依顺；潜在文本却具有能动直接理智、有力度有权威的男性语言特点。私下潜在的受众是心灵相通的女友；表面公开的受众是丈夫。所以，在男权中心社会，女性作家在不被认可的边缘化处境下，为赢得叙事权要采取机智的叙事策略。兰瑟的著作《虚构的权威》研究在特定的时期女性取得话语权威的策略，意在建构女性叙述声音理论。“声音”这个术语，在叙事学中指叙事讲述者，有别于作者和非叙述性的人物；在女性主义中指身份和权力。兰瑟将两者融入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中，认为叙述声音和被叙述的外部世界具有互构关系，因此探讨女性叙述声音要联结社会身份和叙述形式、文本与历史；兰瑟创造性地透过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三种叙述声音模式，总结女性叙事声音实现话语权威的策略。作者型叙述声音指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叙述者采取全知视角点评叙述过程，对其他作家和文本作深层思考和评价。个人型叙述声音即热奈特指称的自身故事叙述，讲故事的我是主角，私人声音公开化。集体型叙述声音指表达群体的共同声音。二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说到吴尔夫“在她的叙事行为中谨慎地加入了。距离感”，这种“没有消抹作者的距离”赋予她的小说以叙事权威。本文正是基于兰瑟对吴尔夫作品中叙事声音的探讨，具体分析《到灯塔去》的叙述者在潜在文本中的所作所为。笔者认为这部小说的叙述者好比是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推崇的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样一个“上帝型”叙述者依靠和分享了男性作家的叙事权威，从而帮助吴尔夫本人在文学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运动中奠定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达洛威夫人》(1925)租《到灯塔去》(1927)同属吴尔夫中期诗话意识流小说。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采用了多重人物聚焦的叙事方式，关注的重心是人物转瞬即逝的思想感情，但从整体看，《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比《达洛威夫人》的叙述者更为隐蔽却也更为重要。在《达洛威夫人》中，叙述者藏匿于人物背后，记录并传达人物的所思所想。在阅读时，读者尽可跳过这个幕后叙述者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在《到灯塔去》中，叙述者却摇身一变成了“主角”。小说描写的重心不是人物的思想而是叙述者本身。事实上叙述者在众多人物意识间穿梭却对他们的意识不予认同。虽然叙述者也曾尝试“垂帘听政”，但总体来说，她失败了，而且是彻底失败了，叙述者的形象“无所不在”，她的“声音”充斥着整个文本。即使是在一直被评论家推崇为“作者自我消抹”典范的第一和第三部分里，读者也可依据那些无所不在的蛛丝马迹找到藏匿于人物背后的叙述者。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叙述者更是直接越过人物，跳至前台，发表她对生与死的哲学感悟。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型叙述者通常现于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他独立于故事之外，像“上帝”那样高高在上，了解故事内外发生的一切，拥有无限的权威。而现代派小说中的叙述者不再能够高高在上，自封上帝，同时也不再需要和要求那种全知全能的外露权威。从总体上看，《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扮演的是上帝而不是人的角色，她行使着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中全知全能型叙述者的无限权威。在小说中她对人物的言行进行全面的观察和权威的评论，并最终攫取了原本属于人物的声音。在《到灯塔去》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一个查特曼式“公开叙述者”的存在，因为总是有那么一个“拥有阐释权威的人把人物的思想转化成间接性的表达”。人物声音被压制甚至不被允许进行自我表述，这个穿插其中的叙述者不仅自己说，还替别人说，她成功地攫取了小说人物的发言权。作为“全权代表”的叙述者自由穿梭于众多人物的意识间，居高临下、冷漠超然地向读者讲述人物的所思所想，解释评论人物的一言一行。更有甚者，她还超越时空限制，成功观察到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广阔的世界。从这种意义上讲，小说打破了经典现代派小说对叙述者观察角度和认知能力的限制，获得了经典现实主义小说叙述者才拥有的那种全知全能。小说第一部分“窗口”围绕“量袜子”这一外部事件展开，参与其中的是拉姆齐夫人和她的儿子詹姆斯。在拉姆齐夫人“如果今天天气不好，我们就改天去(灯塔)”这样安慰性的话语后，她让詹姆斯站起来比比袜子是否够长。再过几行是，她心不在焉地告诉詹姆斯要一动不动地站好，可这小男孩还处于几分钟前母亲告诉他不能去灯塔的失望中，故而显得焦躁不安，腿不停地动来动去。跳过许多行，我们读到拉姆齐夫人对詹姆斯更加严厉的警告，这次詹姆斯听话了，拉姆齐夫人量了袜子，结果发现袜子太短了。这一外部事件在又一长时间中断后以拉姆齐夫人吻了吻儿子的额头并提议帮儿子另找插图来剪而结束：“拉姆齐夫人缓和刚才的严厉语气，举起他的额头吻了吻。‘让我们另外找一幅插图来剪吧’”。在“量袜子”这一琐碎外部事件中，作者把许多人物的内心活动穿插其间。牵涉其中的不仅包括前面提及的拉姆齐夫人和詹姆斯，还包括诸如“人们”和“班各斯先生”等事件发生时不在场的人物。是谁在看拉姆齐夫人并得出结论“从未有人看起来如此悲伤”?又是谁在发表那些关于眼泪集结并于暗处掉下的模棱两可，令人匪夷所思的言论。屋里除拉姆齐夫人和詹姆斯以外没有别人，显然那些言论不可能出自她们之口，也不可能是紧随其后开始讲话的“人们”发表的。既然如此，结论只能是：那些言论是叙述者的。此外，“窗口”还有对其他一些次要外在事件的描述。这些事件与“量袜子”这一主要线索分属不同的时空，如电话交谈和修建房屋就发生在别的时间和空间。在“量袜子”事件开始不久，读者就被带到了一个全新的时空，聆听班各斯先生在电话里和拉姆齐夫人关于火车、旅行的谈话。关于眼泪的那个段落已经把读者带离了他们所在的时空；而这段关于电话交谈的描述更是把读者带人一个无法确定、超越现实的空间。至此《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挣脱了人物聚焦，有限视角的束缚，获得了全知全能的观察角度和阐释能力，从而赋予作者以外露叙述权威。在小说的第一和第三部分中，叙事者自由穿梭于不同身份、背景、年龄、心态的人物内心世界，对他们的内心活动、言行举止进行多角度观察、前方位报道和权威性评判。她时而进入莉莉·布里斯克的内心活动，时而穿梭到詹姆斯的童心世界，时而又陷入詹姆斯夫人的沉思苦想中。她知道詹姆斯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是多方面的”；她也了解莉莉懂得了“爱情的脸谱千变万化”。虽然叙述者试图通过自由直接引语把自己的思想和人物的思想混成一团，让读者不易察觉到她的存在，可惜她彻头彻尾地失败了。在阅读小说时，读者可直接越过叙述者进入人物内心世界，叙述者“不存在”的幻觉消炭了，他们很难相信詹姆斯会说出“任何事物都是多方面的”这样与他实际年龄很不相称的话，也很难相信“爱情的脸谱千变万化”是莉莉本身对爱情的领悟。诸如此类的哲学式感悟和格言化表达又是用一般现在时(不同于用一般过去时来表达的人物思想和言行)、来表达并附着在加括号的小说人物上。这种时态上的差异拉开了小说叙述与人物的距离，而距离就意味着叙事权威。事实上，《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暗度陈仓，把沉思、劝谕和预示这些过时的，不再为现代派小说接受的叙事手法置于深层文本中。她通过授权小说人物想什么，说什么而分享了传统全知全能型叙述者至高无上的权威。吴尔夫在这部小说的表层文本中消抹了叙述者，使其融入人物的意识里，在深层文本里却保留了一个完整清晰的叙述者形象。吴尔夫的叙述者就这样通过无所在而达到了无所不在。因为，如果小说人物都众口一词、异口同声地使用叙述者的语言，那么这样的叙事也就建立了一种更高更大，无法复制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正是吴尔夫这样的女性作家向往和追求的。三自福楼拜开始；以詹姆斯倡导的，珀西·卢伯克支持的新的“间接和侧面”的叙事手法要求用小说人物的感受取代叙述者的“画外之音”。正如乔伊斯借《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斯蒂芬·迪得勒斯之口：所表达的那样：“理想的叙述者应该修炼到无声无形”。现代派小说理想的叙述者，和现实主义小说中公然暴露在读者面前对人物发号施令的“上帝”型叙述者不同，它藏于人物背后，引入不同人物的声音，对这些声音不加干涉，任其自由发展。每一个人身边涌动着的流旋的生命力，一旦以其勃发之力注入每一个人，他们便会获得一种特有的、无形的美学生命，戏剧性的场面也就即此产生……艺术家就像创世的上帝，出现在自己亲手创造物的上下左右，里里外外，隐而不见，修炼达到无声无形，若无其事地修剪着自己的手指甲。这样一种美学意识要求现代派小说的叙述者赋予读者一种“消抹”的幻觉，这种幻觉产生于对“叙事者自我意识的压制，对叙述者和受述者之间交流的阻碍，以及对叙述立场外在标记的遮蔽”。在《到灯塔去》这部现代派小说中，吴尔夫采用了人物聚焦的叙事，试图给读者一个“消抹”的幻觉，但小说没有任何一部分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甚至任何纯粹聚焦于单一视点的叙事也没有。吴尔夫在小说的一、三部分采用了多重人物聚焦，在第二部分里则采用了零聚焦叙事。在公开叙事层面上，她力图让叙述者消融到人物的意识活动里，达到无所在的境地，但在隐蔽叙事层面上，她却保留了一个清晰的叙述者形象，从而构建了一个无所在却又无所不在的叙述者来帮助她本人获得叙事权威。吴尔夫缘何如此渴望得到外露作者权威，笔者认为可以从她的家庭背景和女性主义立场里找到一些答案。吴尔夫成长在一个文学世家，但这样一个家庭却没给她提供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她的哥哥们可以上剑桥接受最正统的英国教育，而她只能呆在父亲的书房里看书学习。长大后的她虽成了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却又不得不置身于并依靠着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先锋派的庇护。她对现代派小说里，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深感不满，也意识到那些患了“失语症”的女性群体有必要站出来发出自己_的声音。和《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先生一样，吴尔夫本人对名声的消逝和死亡的威胁无法释怀。作为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她渴望获得永久的名声，渴望和乔伊斯那样的现代派男性小说家齐名。同时她也深知在男性一统天下的英国文学中，一个女性作家要获得这样的名声和地位是何其困难，但吴尔夫尝试并做到了。她不仅在现代派小说潮流里名垂青史，也在女权主义运动中树立了自己的丰碑。对英国文学传统上白人男性独有叙事权威的靠拢和倚靠使得她牢固奠定了自己在一片诋毁女性现代派作家的现代派小说运动和一片批判男性的女权主义运动中的双重重要位置。当然，吴尔夫的创作历程和她本人女性主义立场的发展也是分不开的。吴尔夫开始是一个旧女权主义者，坚持男女应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权利。但是她很快就觉察到这种思想的局限，认识到在一个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即使在家庭之外拥有了和男人平等的权利后，在家庭之内，特别是在人的思想观念之中争取平等的权利却更为艰难。于是，吴尔夫着手去解构男性政治思想即文化霸权，尝试着去确立书写历史的女性视角，从而成为新女权主义的思想先驱。难能可贵的是，吴尔夫没有让思想固化，而是走向了一种更加理想与和谐的女权主义阶段。因为吴尔夫认识到，在父权制社会里，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同样都是不自由的。而人类的解放必须以消除一性对另一性的奴役为前提，必须以两性协调互动达到统一和谐为基础。于是她努力寻求一种新的解决之道，这就是她著名的“双性同体”的理论。吴尔夫从最初片面强调男女法律上平等的旧女权主义开始，到20世纪60、70年代从文化角度去解构男性政治文化霸权、确立女性视角的新女权主义承接，以及最后强调在社会中男女的和谐发展所预示的20世纪90年代后女权主义发展的新方向。吴尔夫没有把获得选举、受教育等法律权利，也没有把女性获得思想文化的平等待遇视为最终目的，而是把实现人类社会的解放定为女权主义的最终目标。从她本人女性主义立场的发展变化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吴尔夫何以在《到灯塔去》中如此倚重男性小说家所持有的那种阐释和评价的叙事权威来使自己权威化。事实上，小说的叙述者在文本中“就是女性主义者并且还冠以其作者的真名实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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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任利维坦》是我个人的年度最惊喜作品。乍看起来只是讨论19世纪的英国财政制度演进的专题历史，其实作者有意识地处理了经济知识的生产、国家与社会结构、税收语言等一大堆“高端”话题。其中任何一个话题，换别的作品搞不好都能玄玄乎乎叽叽歪歪扯好几百页。我个人建议可以先读结论章节再读正文，由此可以更直接的了解作者的意图。最后，上海财大出版社这个系列的作品虽然每一本都翻译差劲，但是质量都很高，都值得推荐。2. 《必要的张力》是库恩的论文集。强烈推荐所有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爱好者都读一读。内容非常简明，可以视为对《科学革命的结构》的极好补充和澄清，特别是澄清了“范式”这一概念（的无用性）。另外思想史哲学史的爱好者也可以读一下其中《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关系》一文。3. 《西方哲学史》，这本是我目前最推荐给初学者的西方哲学史。4. 《自主》，写得是“离婚”这一议题在革命年代如何从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革理想变成更广泛的社会实践的历史。“离婚”问题直到现在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可以借由此书来了解这一问题的早期历史。唯一问题是，这本书的内容处理得太“干净”了，有些阴影只有字里行间才能读到。5. 《科学与知识社会学》，非常清晰简明。了解一点知识社会学对于理解科学是既有帮助的，可以打破各种对科学的神话和迷思。最后一段纯私货评论是，我个人所见知识社会学最常见的毛病就是滥用福柯的理论或者别的什么理论，以至于削足适履（福柯本人也是这个臭毛病），这本书意外的平实。6.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极佳的史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文献综述现场。对于人文社科领域有兴趣的人都应该读一读。我现在只恨自己读大学时候，怎么没有读到这本书。7. 《古典世界的城市》，原以为是走马观花地介绍几座大城名城，没想到是细致地介绍了一百多座城市，相当于把古典时代的中坚给一网打尽了。虽然每座城市的介绍还是有点简略，但是有机会横向比较几十座古代城市，的确对理解古典时代有相当帮助。另外，强烈推荐和插图花里胡哨的《鸟瞰古文明》放在一起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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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进入哲学之门，首先面对的就是哲学史。按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所说：“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由此而言，探讨所谓的哲学史研究1而且，哲学史应该由哲学导出，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史。

因此，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其核心自然应当集中在对哲学本身的探索上来。但就“哲学就是哲学史”而言，其另一意义则是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其发展的哲学家们对于之前哲学的探索与创作，又在构成着哲学本身和哲学史的演进。由此，对于哲学史演进方法论的探索，我们自然当以对哲学本身的探讨作为哲学史方法论之所以然，另一方面，则以哲学史的发展演进作为方法论所以之显现。

一、中西哲学之差异略论

我们在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之时，毫无疑问地，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应该深刻面对的问题。就中国哲学学科领域本身在当下所处的境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此问题——即中西哲学之间的学科性质及其差异有所发明和区别，那毫无疑问就真的要引用德里达对于中国哲学的所谓“合法性”

问题加以衡量了。因为含混不清、不中不西的所谓哲学的创作和发展，在缺乏一个主线之下，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不排除这正是两不相像、两不讨好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中西哲学有一个理性和客观的对照和区别，是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前提。否则，可以断言的是，所谓的“合法性”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在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上，身处中西文化哲学交融和冲突最为激烈时期的海外新儒家，由于他们在具备了深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体认的基础上，又兼通西学、尤其是身处中西学交融最为激烈的场域，其感知无疑具有代表性。下面以牟宗三先生为例，来谈谈他对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的界定。他是最为注重中西哲学的实质性差异的。按他所提出的“通孔”说，正是在中西哲学的发源处找出差异。他是基本上将中国哲学的开端性的所谓通孔定位为是对于“生命”的关注，而西方哲学源头性的通孔则是所谓的“自然”，即以外在的自然作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主线。这就决定了中西哲学两千多年以来的发展和走向的差异性。“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

而对于西方哲学，它则直言其通孔性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因此就决定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有cosmology，有ontology，合起来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metaphysics。这个metaphysics就是后来康德所说的theo—reticalmetaphysics。希腊就是成这一套。”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特别强调的是一者“重德”、一者“重知”，即中国哲学从其一开始便以“德性”为最鲜明的主题，按他所说即“中国文化在开端出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德性这个观念只有在关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西方哲学的主题在于“自然”，所发展出来的主要对象自然也就是“知识”。由此导致的是概念的推演和理性的分析，而对于以“生命”为主要对象的认知，却不得不随大流而走向概念推理和探讨的误区。牟先生特别以在西方哲学家中相对比较注重“生命”或者说“德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作为代表，将其与中国哲学中的儒家进行对比。平心而论，应该说牟先生所做的比较研究才是较为切实和具有本根性的。前面我们说过苏格拉底是身在江湖也不得不随大流，将“生命”也推入了“知识”的误区。牟先生认为：“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重视道德，但是当他说德性即知识的时候，它还是以知识的态度来界定（define）德性，还是用知识的态度来了解德性。所谓知识的态度，就是从概念的思考（conceptualthinking）来了解德性。”

牟先生还特别例证：“比如说，什么是公道（justice）呢？苏格拉底认为公道是个概念，他说来说去，这个公道不是属于我们感觉世界（sensibleworld）里面的东西，而是属于我们智思世界（intelligibleworld），所以我们首先要对它有个明确的定义。……比如说，什么是仁爱？你假如说仁爱就是不应当杀人，好，那么打仗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杀人呢？所以要是从现实上举例子，常常是相冲突，不一定一致的。所以你要了解公道，你不能从例子上看，而必须了解它的定义。那么它的定义如何成立呢？它必须有一个公道的idea。苏格拉底说来说去，最后说了一句空话，说到最后公道要有个idea。这个在我们看来是空洞的很呀，尽管苏格拉底思考的那样精密，后来柏拉图也是顺着这条路来发展。尽管苏格拉底重视德性，但是他这个态度不恰当。”

引述如此长篇大论，意在从中西哲学的开端和源头处区别中西哲学本身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笔者相当赞成牟先生对于中西哲学差异性的阐述，他将为我们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时下，关于中西哲学的各种比较研究可谓异彩纷呈。然而，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对于中西哲学各自自身的特点和差异性有相应明晰的了解和把握，那么由此出发的一切研究和创作毫无疑问将大打折扣。对于中西哲学的自源至流的把握，抓住其主题，将是一切可能性的比较研究的前提。而就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言，即使是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现时代，立本立根，抓住自身的生命主线依然是根本，而且越是所谓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融合场景，恰恰更加凸显了寻找自身成立的根本性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一个伴随西方哲学走向后现代的所谓“碎片化”时代场景里，如果中国哲学自身不找回自己的“真性”，加之各种有意无意的错谬和诋毁，不仅关系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和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建立，毫不夸张地说也是全人类的遗憾和悲哀。

二、中西哲学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中心自古希腊源头发展至今，其问题意识较为显着，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流派众多、大家辈出，但其始终有通贯性的这些问题或者说哲学命题作为流变之主线。无论是古希腊哲学，亦或是后来的欧陆哲学，其哲学命题发展都凸显了明确的内在逻辑理路，以及前后推进的明显层级和演变，也许更多的时候呈现的是一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发展过程。苏格拉底对于“德性即知识”从而引发的论辩和定义，由此在对事实和个例的不断超越和归纳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牟宗三先生所说的“知识”，这种“知识”显然不是中国哲学回归和落实到个体为本位，彰显主体的所谓“生命”的哲学，它势必要走向“知识”，因为其“通孔”处就决定不得不如此，而且不断思索和定义此种“知识”的结果，别无可能的就是走向所谓“idea”。因为思索和辩论的中低层次永远不可能使人满意，为了要使辩论者心服口服，必须不断地设问，从而又不断地回答。在看似简单的问答、设问、追问、诱导等等方式中，“哲学模式”自然形成。苏格拉底的所有对话无不如此，难怪其有“助产婆”之说，也不难理解为何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竟然死于不信神灵以及蛊惑青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辩论就没有西方哲学。苏格拉底的这套辩论术被柏拉图继承，并发扬光大。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柏拉图在继承其师在辩论中所形成的定义，追求概念的明晰和准确，由此而形成的对“idea”的追求，在柏拉图处才可谓真正的发扬光大。正是这种基于在辩论或思辨中形成“idea”的传统，才是真正形成了以后整个西方哲学的主要形式，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哲学家能跳出这一模式和路数。而这正是柏拉图的真正影响所在。这也是自巴门尼德试图以“理念”定义世界以来真正的“idea”之路。若在此意义上而言，怀特海所说的“一切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确属其然。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亦不例外。

然而，怀特海之言却只适用于西方哲学。显然地，就限于《论语》中，孔子在回答或是谈论某一问题时，虽然常常是涉及更深的哲学大问题，但是越是高深，却被孔子以越是平凡之言道之。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说法，因材施教，从来是中国哲人的风范和特长。相比之下，如果将孔子的言论对比于苏格拉底，决然两样。可以戏言，如若孔子与苏格拉底并非圣哲，也许一者会说对方“巧言令色，鲜已仁”，而一者会说对方不够“勇敢”，没有理论或者说没有对于真理探索的勇气。一者是“辞达而已矣”，一者是千方百计的“助产”和“诱导”；一者是“予欲无言”，一者是蛊惑辩论。这样的情形却如实地发生在轴心时期的两位圣哲身上，这也许就是中西方哲学之所以差异的滥觞吧。至于二位圣哲各自的继承者，如柏拉图，则将对于“idea”的思考和追问推行极致，以致形成“理念世界”，而相比较而言，东方的亚圣孟子却道出“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相比较柏拉图的漫步学院而言，孟子或许只是在攻其异端时才“予非好辩”，自称其为“不得已。”

至于相比较于构建庞大的理念世界而言，孟子却只想“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换一个角度而言，自孟子以后，直到千余年后的唐代，韩愈仍然为从来没有孟子的真正继承者而以继承者自居。可是，在西方，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或许还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自柏拉图以后，亚里士多德作为踢其母亲的小马驹，在“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中不但剖析了柏拉图，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庞大哲学体系，形成整个西方几乎所有学科的摇篮，其思辨性的实体哲学以及完备的知识论体系，更是成为其后整个西方哲学家争相效仿的榜样。仅此做一简单的对比，我们就已不难看出，中西方哲学的巨大的差异性。

也许我们可以简而言之，当我们在无限的思辨和激发我们的思索细胞之时，常常会有无限的遐想，如果是所谓具有一定的哲学天赋者，这些无限的思索加以整理，大大小小的“体系”也不是不可能建立的，而且如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则往往愈来愈“深邃”。而东方的孔子却道出了他自己也曾经终日而思、终夜而虑，但却“无益”，所以不如学习，也就是去具体的学习和践履。原因何来？

正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也就是对于“天”、“天道”的效仿，形成了由天地而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统续。也正是这种“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传统，使中国的圣哲们形成归简、规约，直指天地良知的“生命”，并进而将个体小生命和宇宙大生命打通为一，才有“生生之德”、“生生不息”的洞彻和通达。牟宗三先生曾说，哲学之进路，以“文字”、“逻辑”以及“见”为三要素，且具有层次之别。由此看来，孔子“辞达而已矣”、“欲无言”、孟子“不得已”，正是源自对于“天”、“天道”之“见”。按郭齐勇教授而言即“中国哲学中有人”，即中国哲学中有“生命”，正是地地道道的“见”，这种“insight”毫无疑问是天地万物生化通同的体现。这种性通天道之“见”，孔子也“罕言”，也许正是“中人以下，不可与言上也”之故。由此，简约之对比，中西哲学无论是在本体论，亦或是认知论上，显然差异卓然显现。不言已自明。而这正是为何中西哲学对比研究所必须要高度注意之所在。无明者使含混日增。

三、对于中国哲学及史研究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在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剧变，仁人志士、前辈先贤们自器物至典章度数及其文明哲学，无不在自与不自觉、介乎原不愿之间进行了艰难而漫长的探求学习和引进。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形势和船坚炮利之下，中国可谓一则慌忙应对、仓促拿来。然而船大难调头，数千年积淀形成之文明一时难以撼动。由此，中西之争愈演愈烈。而这一切的根本性之所在，无不最为深刻地体现在了作为文明内核的哲学上。难怪乎中国时贤有“师夷长技”，进而到“中体西用”，以至于将西学推到极端的“全盘西化”论。时至今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应该可以以事实说明许多东西。转而面对中西之间差异由来的内核，中西文化哲学之交往时间不可谓不长，然而事实上，中西文化哲学之间交往之效果却同样不可谓理想。最典型的是中国哲学在西方文明的冲击敲打之下创建一个世纪以来，其所取得的成绩依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便是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毫无疑问是一切中西哲学交往融合的是非得失的集中反映。这难道不是所谓哲学史或者说是哲学研究的败笔吗？长久以来，不但所谓一流大家的西方哲学家不懂所谓中国的哲学，恐怕就连中国本土所谓的一流哲学家是否真懂中国哲学也还是个问题。

取一家一派之“研究方法”作为格义乃至于“梳妆打扮”中国哲学自中国哲学学科自觉地产生以来从来如此。这其中就更不用说“五四”以降无数偏激者对于中国哲学的诋毁和无知，时间已经愈来愈证明了其中的原委曲直。可以说，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作为文明内核的中国哲学已“一阳来复”、“贞下起元”。这不得不令人感慨“君子恶居下流”之状。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可以想象，在中国有多少治哲学史的同仁会发出多少不同的感慨。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开启专门治史的胡适以实用主义进行的格义梳理，还是冯友兰由实用主义转到新实用主义及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梁漱溟所借助的西方所谓的生命哲学，亦或是任继愈、张岱年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以上诸般治中国哲学的所谓方法论，平心而论，都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在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至少存在的时至当下是存在中的合理。然而，按牟宗三先生所言，我们在了解以上诸贤的中国哲学时，能否“相应”上，抑或说通过他们的特点，中国哲学，能否和肯定是有其存在一惯性和生命存在的原本中国哲学“相应”，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承认西方哲学有其自身的优长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而且在许多层面是需要借鉴和交流的，然而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哲学亦复如是。按照郭齐勇教授所言，“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门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那么，中国哲学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显然是要以另外的方式继续下去。我想，冯友兰、萧萐父所强调的“辩同异”仍然不过时。只有知道自己有什么，才能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只有知道自己之所在，才能知道自己之所不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哲学经过近现代的曲折历程，到当下，才正式开始“贞下起元”，才真正掀开找回自我的大幕。正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呼声愈发响起。“学中国哲学的必须懂西方哲学，否则就叫不懂哲学，或没有资格研究中国哲学，但学西方哲学的完全不必学中国哲学，不必懂孔孟老庄。正如学中医的必须懂西医，但学西医的不必学中医。为什么这样？这里恐怕的确有某种文化特权和崇拜西方的问题，……但就短期来看，这种不平衡的文化交流还难以改变。我相信，无论何人、何方、出于何种原因，盲目傲视他人或崇拜他人，都是非理性和非健康的态度，不仅于己无利，而且有害于人。”

这便是中国本土走出的第一问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刘笑敢教授，而且也算是在自己本土香港的感受。刘笑敢教授所提到的中医，现如今带“中国”头号的事物恐怕都难免以上境况。可以说，中国哲学和中医有极其类似的境遇，比如还未有一点中国哲学的根底，也许一不小心诸如“自封”、“保守”、“狭隘”、“排拒”等等感受难免上身。这是中国哲学的名实极为不符之处。郭齐勇教授反复强调中国哲学不但一点不逊于西方哲学，而且还拥有西方哲学所没有的许多属于全人类的最为深邃通达之原发性智慧，这是毋庸置疑的。

建立在“生命”体验之上的中国哲学，其中有人、其中有道。就这些而言，如果离开了这一基本点，无论外向型的“思辨”如何发达，不但难以通同大道，而且最终会舍本逐末、所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易·文言》）的境地。康德不是体道者，他是哲学家，却并非圣之者，他可以构建空前庞大的体系，但他无法取代孔孟老庄而成为具有原发性源头活水智慧的信仰之所在，离开了上帝，他也和凡夫同为无能儿。这就是为何西方要么“实证”一切而解掉一切所谓空洞的“形而上学”，要么宣布“上帝死了”，要么走向非理性主义，或是解构、后现代主义又宰制灵魂。也许一个有道者不会轻易“创作”和“完成了哲学”，所以才相对地不那么流派众多、“大家辈出”、异彩纷呈，也许这些对于圣哲而言都是浮光掠影，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之情形。有所破方有所立，同时也有所立才方能具能破之能，恐怕后者更具有可靠性。市面所谓“真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中国哲学在自身民族性、即本性未立之时，便过分追求世界性，西方视域，恐怕既难免丢了自己真性，又误传一通，不但自损，也是在损灭全人类的慧根。朱熹的哲学易于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学家相比较，也恰恰是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谓的“别子为宗”，因为这个哲学“道问学”之功始终具有根本性地位。在中国哲学之中，“中庸”之前是有限定的，即《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如果一定要对中国哲学之所谓研究方法论做一根本定义对话，那么可勉强名之曰“极高明而道中庸”。可勉强而分“极高明”为体，“道中庸”为用，前为本，后为用。但这也是西方哲学式的二分，二分法、非此即彼、排中律、主客对立、三段论等等在中国哲学这里是在根本上“不合法”的。如果仅仅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家开山的熊十力先生之大着《体用论》也是违背了中国哲学儒释道之本意的。

那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竟是何为呢？如若在原始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而言，离开了孔子答仁式的智慧，那再拿“philosophy”而言之，已经离真正的“智慧”远矣。正老子所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哲学，离开了“其中有人”、“生命”、“道”之域，已不成其为真正之哲学，因为其已远离了真正之智慧。这也许正是西方哲学发展史所昭然若见的，这也许也正是中国哲学之世界性“大事因缘”之所在。这正是中国哲学根本上之研究方法论。

参考文献：

[1][2][3][4][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4,14,41,42,42-43页.

[6]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7]郭齐勇:《“中国哲学”及其自主性》[J],《“重写中国哲学史”三人谈》,《文史哲》2005年第3期.

[8]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

2005 国内西方哲学研究学术创造和知识生产的周期与地球公转一圈的周期并不吻合。在2005年当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的成果，通常是在一、两年前甚至更长时间之前酝酿、创造、编辑、最后于这一年度公之于世的。而且，作为学术创造和理智生活层面上的西方哲学研究，通常并不制造能够引发公众高度关注的焦点事件。因此，这一年来的研究状况很难像许多领域那样借助“大事盘点”、“焦点人物”来综述，也许更需要历史性和反思性的眼光，“瞻前顾后”，“品头论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文化事件的发生方面，管窥锥指，加以评说。2005年的国内西方哲学研究，无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张旗鼓的开展和“国学热”、“读经热”相比，还是与2004年纪念康德逝世200周年、德里达逝世以及罗蒂的学术巡游引起的关注热度相比，都要相对沉寂一些，例如纪念萨特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和保罗·利科的辞世就没有唤起值得期待的热情。然而，这恰恰是常态。这种常态反映出西方哲学研究正处在不尴不尬的暧昧境况当中。国内哲学研究通常被分为“马、中、西”三个主要领域，似乎我们可能拥有三条脉络的哲学传统，这固然丰富了我们的哲学生活，但三者之间对话的难度似乎在增大，关系也越来越微妙。而且，西方哲学在国内不像“马哲”、“中哲”那样拥有名正言顺的合法性，却又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哲学的正统地位。这至少引发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中国学者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定位：是引介和批判，还是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展开专业性的研究和教育？进而，这一研究应当在哲学的学科建制中居于何种地位？其二，让西方哲学说汉语，无疑将深层次地丰富和改变中国人的概念框架、思想方式和表达手段，对西方哲学的消化吸收，有助于本民族哲学创造力的提升，这时，西方哲学就不仅仅是异域之思，而能够成为本土哲学内在的思想资源；可是，如何调节各种思想资源，使其间的张力不至于过分紧张，并促进有效对话和文化重建，又成为值得深思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自2003年以来受到重视，本年度也在继续。当然，西方哲学研究仍在各类学术建制的支持下不断取得进展。2005年，外国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增加了近一倍，理论上达到20个。在有正式刊号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1000余篇，其中现代西方哲学类的论文超出西方哲学史类近一倍，在前者中最经常出现的名字是海德格尔、德里达、尼采、罗蒂、维特根斯坦等，而在后者中最经常出现的则是康德、黑格尔、柏拉图、笛卡尔，奥古斯丁是中世纪哲学中最受关注的。各种著作和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有100多部，其中译著的比重很大。大量学术成果得到了各种学术基金的支持，围绕项目和课题展开。“现象学与伦理”、“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与逻辑讨论会”、“中西哲学交流中的翻译问题”、“哲学、宗教和科学：传统与现代的视野”、纪念德里达、纪念阿隆和萨特诞辰百年以及关于皮尔士和杜威的学术会议陆续召开。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的分析哲学委员会，继现象学委员会和法国哲学委员会之后正式成立。现代外国哲学研究要比古典哲学研究活跃得多，这令人亦喜亦忧。这一年，三部大型西方哲学史陆续问世（其中有些此前已开始出版，多数至今尚未出齐），包括叶秀山、王树人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八卷本）、复旦大学哲学系编写的《西方哲学通史》（十卷本）以及冯俊主持翻译的《劳特利奇哲学史》（十卷本）。此外，多种多样的西方思想家著作、文集、文选、研究文献的译本也令人目不暇接，出版市场相当繁荣。继《亚里士多德全集》、《柏拉图全集》、《维特根斯坦全集》之后，李秋零主持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也已出版了前四卷，两套《黑格尔全集》历经波折又开始重新酝酿出版，《杜威全集》和《尼采全集》也已开始谋划。这又引发了第二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我们正在不断地将大量西方哲学原典和研究文献转译为汉语，这自然功莫大焉；但不可否认，这又在事实上放大了本国学者在创造力和研究水平上的差距。如果说创造力或自主创新能力并不能一蹴而就，那么研究水平却是有望逐步提高的。根据笔者的阅读，本年度发表的论文虽然不乏佳作，但总体上似乎并没有比前几年有明显起色，对学术积累的贡献也有待提升。看来还是应当认真借鉴西方同行的研究成果，在较高的起点上开始研究，避免大而化之的介绍和解说，力求清晰严谨的分析、论证及表达，并深入到西方学者的论证细节中去，因为若不把握细节，则难免流于皮相而亦步亦趋或妄自尊大，皆无法有效对话。虽然西方学者特别是英美学者技术化倾向也值得反思，但我们面临的问题却是如何提升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