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涛发表的论文是什么

陶涛，法学硕士、医学博士，宪法与行政法硕士研究生导师，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人权法学、医事法学。主要承担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立法学、人权法学等课程的讲授。先后在《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研究》、《中华学术论坛》、《学术前沿》、《中国教育改革》、《中国法医学杂志》、《法律与医学杂志》等杂志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和参与编写专著6本；先后获得四川省法学会优秀法学学术成果二等奖；成都市检察官协会检察理论研讨会一等奖；四川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四川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奖；四川大学法学院优秀教学成果奖；四川省社科联优秀成果奖；四川大学优秀教师奖。

陶涛，中央戏剧学院讲师。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纪录片研究方向，获硕士学位。论文《栏目纪录片特性研究》，获2003年中国电视金鹰节电视艺术论文理论类一等奖。学术专著《电视纪录片创作》（24万字）2003年12月由电影出版社出版。

陶涛发表的论文是真的吗

是真的。但是可以加急的期刊是比较少的，大部分是不能加急的。我发表的是经济类期刊，刚好赶上有加急版面1个月就收到刊物了，验证过确实是真刊。后来我推荐朋友过去的，他的是教育类的文章，办理加急也是3个多月以后出刊。所以得看文章类型，并不是所有的都能加急1-2个月出刊的。

近日，有网友反映湖北大学哲学学院研究生高君路的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研究生陶涛的硕士学位论文，对此，湖北大学研究生院和哲学学院办公室工作人员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核实后将联系记者。澎湃新闻记者在中国知网上找到了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伦理学专业研究生陶涛2008年5月发表的硕士学位论文《康德的道德自由观》，以及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专业、研究方向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生高君路2014年5月发表的硕士学位论文《康德道德自由论探究》。经澎湃新闻记者比对发现，两篇论文部分内容基本一样。陶涛的硕士学位论文比高君路的硕士学位论文发表早6年。两篇论文的目录基本一致，左为高君路论文目录。 2008年陶涛论文摘要 2014年高君路论文摘要如陶涛在其论文的第三部分“实践自由”中的第一段写道：自由作为先验的理念，虽然已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给予了其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它还未经证实。同时，“如果我们目前能够找到一些理由去证明，这种属性事实上应属于人类的意志并同样也属于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那么由此就并不只是说明了纯粹理性可以是实践的，而且也说明只有纯粹理性、而不是受到经验性的局限的理性，才是无条件地实践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证明了自由这种属性属于人类的意志，那么纯粹理性的实践运用也就可以得到证明。高君路论文中“实践自由”这一部分的第一段内容如下：自由作为先验的理念，虽然已经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给予了它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它还没有被确切证明它的“实在性”。同时，“如果我们目前能够找到一些理由去证明，这种属性事实上应属于人类的意志并同样也属于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那么由此就并不只是说明了纯粹理性可以是实践的，而且也说明只有纯粹理性！而不是受到经验性的局限的理性，才是无条件地实践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假若我们证明了自由这一属性属于人类的意志，那么纯粹理性的实践运用也就可以得到证实了。两段内容基本一致，只是高君路在其论文中对一些表述略作修改。除此之外，高君路硕士学位论文中的致谢内容也涉嫌大面积抄袭了陶涛论文中的后记内容。如，陶涛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后记部分中写道：……我相信，“自由”虽不创造生命，却赋予生命以意义。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是我选择伦理学作为专业的原因；而选择“自由”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则是我努力进入伦理学殿堂的尝试……我爱这篇论文，犹如皮格马利翁热爱他的雕像。皮格马利翁仅需向爱神寻求帮助，便可将雕像变为挚爱的美人；而我能够完成此文，却离不开太多无私的支持……康德曾说“我己经给自己预先勾画出我要执著前进的轨道。我将步入我的进程，没有什么能阻止我继续走下去。”那年，他22岁。而高君路则在其论文的致谢中写道：……我相信，“自由”虽不创造生命，却赋予生命以意义。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是我选择伦理学作为专业的原因；而选择“自由”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则是我努力进入伦理学殿堂的尝试……我爱这篇论文，犹如皮格马利翁热爱他的雕像。皮格马利翁仅需向爱神寻求帮助，便可将雕像变为挚爱的美人；而我能够完成此文，却离不开太多无私的支持……康德曾说：“我己经给自己预先勾画出我要执著前进的轨道。我将步入我的进程，没有什么能阻止我继续走下去。”那年，他22岁。根据上述两段文字可以发现，内容几乎完全一致，甚至原本专业为外国哲学、研究方向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生高君路，在致谢中，专业也变成了“伦理学” 。澎湃新闻记者分别致电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及研究生院办公室，对方均表示针对高君路论文涉嫌抄袭的问题，核实后将联系记者。

所以，比较混乱，真正有素质的，真懂编辑的，干这个的，很少，这就是为什么淘淘论文网口碑比较好，因为毕竟专业，一聊天就能感觉出来，作者找别的网站，聊半天，那边客服都找不到重点，沟通都费劲，这就是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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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涛发表的论文

温棚无线可编程控制器发明制作（硬件）周永基刘秉坤牛振兴特等2 激光电话实验室发明制作（硬件）徐潇尤勇杨虎城一等3 红外遥控防盗密码锁发明制作（硬件）李锋林孙佳殷倩一等4 数字式8种波形发生器发明制作（硬件）史佳欢蒋宏旭费源远王磊二等5 多普勒感应式防盗报警器发明制作（硬件）吴边陶涛翁子彬二等6 遥控日历发明制作（硬件）杨帆李延飞张胜二等7 IDE热拔插接口卡发明制作（硬件）吴宏涛宋起涛邵永杰二等8 智能家电发明制作（硬件）关仲泉吴宏涛侯志安二等9 车辆倒车防撞告警底盘装置发明制作（硬件）魏正源袁晓光董大威二等10 光控声效应发生器发明制作（硬件）孙佳文梁乐李堃三等11 纸张厚度检测器发明制作（硬件）朱守平王超三等12 多功能提醒器发明制作（硬件）杨小明许正彬张银辉三等13 单片机控制的模糊充电器发明制作（硬件）张娟宋捷刘书君三等14 无线调频话筒发明制作（硬件）李卫军李小青刘松华三等15 遥控小船发明制作（硬件）关仲泉侯志安三等16 颗粒物质量检测器发明制作（硬件）应蓓华谢飞三等17 热释电红外探测照明灯发明制作（硬件）杨兵苏亚三等18 热释电红外感应交流开关设计发明制作（硬件）刘利华周云海张晨光三等19 智能情绪调节器发明制作（硬件）李小丁张振飞叶冠华三等20 智能型玻璃破碎双检器发明制作（硬件）何建亮梁慧坚三等学术论文获奖作品(共27件)项目名称类别参赛作者奖励等级1 波导缝隙天线阵的初步设计理工类学术论文梁毅谭康柏一等2 热释电红外感应交流开关设计理工类学术论文刘利华周云海张晨光二等3 多谱勒感应式防盗报警器设计理工类学术论文吴边陶涛翁子彬二等4 高灵敏金属探测器的研究与改进理工类学术论文刘翔唐顺忠二等5 智能电话防盗报警系统理工类学术论文陈建双陈晓洁三等6 高性能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与应用理工类学术论文何晓川三等7 超声波车辆底盘防碰撞装置理工类学术论文魏正源袁晓光董大威三等8 智能型玻璃粉碎双检器理工类学术论文何建亮梁慧坚三等9 热释红外照明灯理工类学术论文杨兵苏亚三等10 基于电话的远程遥控家电系统的设计理工类学术论文郗玫龚建强刘特佳三等11 班级管理数据库应用系统理工类学术论文肖远辉陈晓洁三等12 光控声效应发生器理工类学术论文孙佳文梁乐三等13 Linux系统的网络维护与管理理工类学术论文王彦乔林三等14 基于单片机的热拔插控制器设计理工类学术论文吴宏涛邵永杰宋起涛三等15 多功能提醒器理工类学术论文杨小明许正彬张银辉三等16 无线调频话筒理工类学术论文史佳欢蒋宏旭费源远王磊三等17 汽车电池电压监视器理工类学术论文高弋于磊郭宏瑞三等18 红外遥控防盗密码锁理工类学术论文李锋林孙佳三等19 声光控照明灯理工类学术论文张薇赵曌彭宽三等20 单次触发的固体定时继电器理工类学术论文谷军霞王锋三等21 基于USB接口的IC卡读写器理工类学术论文钟学毅杨柏胜陈渤三等22 逻辑加密卡读写器理工类学术论文吴坤孔祥瑞陈宇三等23 遥控万年历理工类学术论文杨帆李延飞索志勇三等24 数字测温器理工类学术论文邱建锋刘清华马仑三等25 用单片机控制的充电器理工类学术论文张娟宋婕刘书君三等26 脉冲信号发生器的CPLD设计理工类学术论文徐明侯冲三等27 智能情绪调节器理工类学术论文李小丁张震飞叶冠华三等

徐涛发表的论文是什么

1988年到1997年，徐涛在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先后学习了自动控制工程专业和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获得学士和博士学位。

1995年，他受邀到世界著名的德国马普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进行研究，在导师Erwin Neher教授(1991年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得主)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并继续进行博士后研究。

1996年至1999年，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博士后;

1999年至2000年，华盛顿大学生理与生物物理系 Senior Fellow;，其导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Bertil Hille教授。1999年10月11日，徐涛收到了一封来自母校华中科技大学的纳贤信。毅然决定回国发展，为国家效力。

2000年6月，徐涛回国担任了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生物物理与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年仅30岁的徐涛被华中科大聘为"教育部奖励计画"特聘教授，同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2000年至2003年，担任华中科技大学生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

2003年至2007年，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入选"百人计画"生物物理所副所长、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2007年，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所长，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2005年和2009年，参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最年轻的院士候选人。

2015年7月，全国青联十二届全委会在京举行，当选为十二届全国青联副主席。

2017年10月，当选中国科学院留学人员联谊会(中国科学院欧美同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副会长。

2017年11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8年11月，当选开发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膜与细胞专业委员会主任。

血糖调控涉及胰岛素的释放和葡萄糖转运体的上膜。这两个过程都需要囊泡的参与。本研究组主要以胰腺β细胞和脂肪细胞为对象，研究其中囊泡转运和融合过程的分子调控机制，阐明血糖调控的分子细胞机理。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胰岛素储存囊泡分泌过程中的蛋白质相互作用和胞内第二信使对分泌的调控作用;葡萄糖转运体在脂肪细胞内转运和上膜机制的研究;细胞内Ca2+信号的自稳平衡和对分泌的调控作用。

国外留学期间，在Cell、Nature Neuroscience、Nature Cell Biology、EMBO J、Biophysical J.等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其中发表于Nature Neuroscience的论文同时配发了特约评论文章。

回国后主要在细胞和分子水平上对神经和内分泌系统信号转导和分泌机制进行研究，承担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重点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973项目等国家级研究课题。

在Nature cell Biology、J. Physiology、PNAS等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研究论文。获得自然科学2等奖，

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他迅速建立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细胞膜转运和胞吐的研究基地，其中细胞膜电容检测技术平台、光解钙离子释放技术、全内反射萤光显微镜技术平台等都具有领先水平。

徐涛还凝聚了一支创新能力强、勤奋敬业、结构合理的研究团队。相继承担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基金委重点项目以及科技部973等多项项目。

2003年，由于突出的科研成就，同时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国生物物理学科的发展，他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入选"百人计画"，并兼任该所副所长、生物大分子国家实验室副主任。

科研创新

徐涛在细胞和分子水平上系统地开展了神经和内分泌细胞信号转导及囊泡分泌的分子机制研究。细胞内囊泡的分泌活动是细胞生命活动的重要基础，对于理解神经递质释放、激素分泌和免疫防卫等生理活动的机理和调控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是分子细胞生物学领域的热点之一。

徐涛系统性的研究工作阐明了不同动力学分泌过程所对应的分子状态，揭示了分泌相关蛋白在囊泡分泌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提出了SNARE蛋白的作用模型。他证明了一条新的调控分泌的途径，提出了囊泡分泌的钙离子敏感性能被蛋白磷酸化所调控。反映该项成果的研究论文发表后，被特约评论文章评为"fascinating novel finding(新奇的发现)"。在此基础上，他又深入研究了该现象形成的机理，提出钙离子结合位点的减少是分泌致敏的原因。这些工作为解释突触传递和激素释放的可塑性提供了新的机制。他首次报导了在自然杀伤细胞(NK)上一种快速生成分泌型溶酶体的现象，该工作是第一篇在NK细胞上研究分泌特性的工作，对于理解NK细胞产生杀伤的信号转导和溶酶体的生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他还在囊泡分泌研究的方法学上作出了贡献，发展了活细胞中亚细胞结构的动态三维跟踪技术，为深入阐明分泌囊泡转运过程中涉及的分子机制提供了技术基础，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近年来，徐涛主持了国家自然基金委重点项目、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以及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方向性项目等多项国家重要科研项目，现主持国家973项目"生物膜和膜蛋白的结构与功能"，是973项目最年轻的首席科学家之一。

迄今，徐涛已在国内外知名杂志上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包括以第一作者或责任作者在《细胞》、《自然细胞生物学》、《自然神经科学》、《欧洲分子生物学杂志》、《美国科学院院刊》、《转运》、《生理学杂志》、《生物物理与生物化学杂志》、《生物物理学杂志》等国际著名杂志上发表的有影响的研究论文，多次获得特约评论文章，被他人引用七百多次，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进取挑战

随着科研成就的进展，徐涛赢得了多项奖励和荣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膜与细胞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科学通报》特邀编辑，同时享受国务院 *** 特殊津贴。

2004年9月，徐涛领衔担任科技部973项目"生物膜和膜蛋白的结构与功能研究"的首席科学家，总经费达2500万，将如此重大的科研任务交与一个年仅34岁的科学家，在科技部并不多见。徐涛建立的实验室还被德国马普学会确立为中德马普合作实验室，也得到了中德科学中心的重视与资助。

2015年11月，获得第八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创新奖。

建筑结构设计常见问题分析论文

摘要：建筑结构设计关系到建设工程的美观实用、保证安全可靠、控制造价以及方便施工等诸多方面，因此控制结构设计的质量是相当有必要的。

关键词：建筑结构设计；设计内容；注意问题

1基本概念

建筑结构设计就是用结构语言来表达工程师所要表达的内容。结构语言就是结构师提炼出的关于自己观点的结构元素，包括基础、墙、柱、梁、板、楼梯、大样图等。然后用这些结构元素来构成建筑物或构筑物的结构体系，包括竖向和水平的承重及抗力体系，再把各种情况产生的荷载传递至基础。

2建筑结构设计类型

根据建筑物的用途，分为工业建筑与民用建筑。根据建筑物的层数，可以分为单层、多层、高层和超高层建筑。建筑物根据所使用的结构材料可以分为：木结构、砌体结构、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和混合结构等。建筑物根据其结构形式，可以分为排架结构、框架结构、剪力墙结构、筒体结构和大路结构等。

3建筑结构设计的原则

完美的建筑结构设计就是在努力追求适用、安全、经济、美观、便于施工是结构设计人员最终努力的目标，在结构设计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1）结构设计一般在建筑设计之后，“受制”于建筑设计，但又“反制”于建筑设计。

（2）结构设计不能破坏建筑设计，应满足、实现各种建筑要求。

（3）建筑设计不能超出结构设计的能力范围，不能超出安全、经济、合理的结构设计原则。

4建筑结构设计内容

（1）确定结构方案。确定结构方案就是通过建筑所在地的地质情况和抗震情况和所需建筑的高度来确定建筑所需要的结构形式。

（2）建筑结构计算。建筑结构计算包括很多方面，比如风的载荷、地震的载荷、结构自身的载荷等等。通过对计算出来的构件的内力值和一些对构件的要求和限制计算出构件是否符合文件规范和要求。

（3）对施工设计图的设计和确定。根据以上计算出来的值对施工图纸进行设计和确定。

5建筑结构设计需注意问题

（1）某些设计底层设计空间大，但是没有抗震墙。这种结构不完善，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没有明确的传力。在设计的过程中，一些设计人员偷工减料，设计的十分粗糙和简单，在施工图之中应该使用的大样图、系统图存在着漏洞，不能对工程的整体面貌进行反映，在设计之中没有对消防、耐火等级、安全等级、工程类别和设计依据等进行明确的交代和标明。

（2）连续梁按单梁进行设计。在阳台边梁的设计中，如果较小荷重边梁长度较长时，问题将会变得很严重。因为较小荷重的边梁一般直接暴露在室外，这样就会受到很大的环境温度影响。

（3）基础和地基设计存在问题由于没有充分的分析地质勘查报告就进行了施工图的设计，仅仅因为设计者单纯的认为该值越小就越安全，造成设计值存在问题。有的设计者对软弱地基的认识不够，不通过严密的垫层计算就盲目采用加强承载力的方法，这是十分不安全和不经济的做法。在多层民用建筑的设计过程中，对于荷载值的计算没有按照规范的折减系数进行计算，计算结构的准确性很低。地基基础设计时经常会出现这类问题。例如，在高层的建筑物中，桩基的选择不当就会对其完工质量造成影响，甚至是对其环境造成损坏。

（4）构造柱和承载柱设计存在问题为了受力分析简单一些设计者故意将截面高度设计的过小，但这为房屋的安全埋下了隐患，截面高度设计过小，这种设计错误常见于六度抗震设防区，这样设计导致柱顶不具备合格的抗弯强度，柱子会产生裂缝，这会使房屋的耐久性降低并且影响到住户的入住心情，会对房屋产生恐惧的心理，并且一旦遇到地震这种房屋容易倒塌。

（5）楼板设计存在问题作为建筑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承重构件，楼板具有很重要的作用。通过楼板把屋面的负荷转移到了梁或者墙上，所以楼板的设计关系到墙和梁等的安全性。为图计算方便将双向板和单向板的计算方法混淆，这容易导致楼板出现裂隙。

6设计人员的问题

6.1图纸设计不合理

不少单位设计院的图纸不符合国家规章制度的规定，设计粗糙简单，漏掉了很多重要的大样图和剖视图等。结构设计图对于工程的`水文和地质条件等情况没有做出说明，对于持力层的地基土也没有说明，还有一些能够反映工程细节的设计参数和安全等级等数据都没有在设计说明中进行明确交代。

6.2设计与施工脱节

设计人员的设计工作没有从实际出发，脱离了实际的设计很难付诸实践，往往仅仅出于个人利益的角度而整天在办公室图纸堆里埋头设计，根本不了解施工的现场情况。对于自己的设计方案能否顺利的应用到施工中去一点自信都没有，有的会给施工带来很大的实际困难，例如增加施工的造价等等。

6.3设计人员能力有限

设计中各种问题的出现大多是因为设计师没有对设计负责，没有引起自身足够的重视。对于居民的住宅设计不能够实事求是，根据自己的设计理念进行设计，盲目照搬现有的设计成果，通过简单的套用来完成设计说明。还有一些设计师没有充分理解设计的方法和规范性，或者有的人根本没有明晰的力学概念就开始了错误的计算模式，也不能够根据经验对计算的结果进行判断。

7结语

建筑结构设计是建筑工程的基础性环节，在建筑结构设计中不仅要关注到建筑的美观性，更要以建筑质量为标准，进行规范性、科学性建筑设计，以提升建筑的安全性，力图做到建筑结构设计安全性、适用性、经济性以及美观性相统一。

参考文献

[1]徐涛.对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的分析[J].建材技术与应用，2011（3）.

[2]李远航.建筑结构设计浅谈[J].考试周刊，2010（10）.

任剑涛发表的论文是什么

摘要：当每一位政治学研究者都努力使自己的研究能对政治知识有所贡献，或者说产生学术增量的时候，政治学自然就不断向前发展了。可是，如果我们不善于盘活“知识存量”，譬如对走在我们前头的学者的知识贡献不甚了解，我们就有可能进行重复的难以形成学术增量的研究。《李景鹏文集》对中国近30 年经济政治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解读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文集作者提倡并身体力行：把政治生活看成“力的作用场所”加以考察，使政治学研究能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相关的学科打通，把“应然”的研究和“实然”的研究、思辨的研究和实证的研究、静态的研究和动态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吸收市场经济新观念以优化我国政治学研究工作，等等，很值得年轻的政治学研究者学习借鉴。关键词：李景鹏文集；转型研究；知识增量；研究方法一近几年本人一直在思考中国经济市场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问题，也试图应用西方政治学理论，譬如亨廷顿等人的现代化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对“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将如何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进行描述。但是，当笔者读了近50 万字的《李景鹏文集》以及作者2002 年以后的系列文章后，发现原先自以为比较成熟也有一定独立见解的那些想法，在李景鹏教授的文集中早已有充满智慧的、条理清晰、说理透彻的论述。在笔者看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是一个靠一代代政治学研究者不断进行政治学知识产出和积累的过程，中国政治学这座大厦的建设和修缮需要不断有人为它添砖加瓦。在这样一个连续不断的知识积累过程中，年轻学者在经常关注西方政治学者的理论创新与方法改进的同时，对国内学者所做的研究及取得的成果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我们的同胞尤其是那些从事政治学研究几十年之久的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成果面前，我们同样应该心存敬畏，用心研读，批判继承。有一种说法大概意思是要知往哪去，必须先搞清楚目前的方位在哪，我们要推动中国政治学更快发展，就必须知道走在我们前面的人是如何一步步把它往前推进的。我们总是以引用西方政治学名著中的句子、段落，借用他们最新的研究方法为荣，却对西方学者做学问、写论文时所表现出的重视知识积累的良好习惯没有足够的重视。西方学者一般都知道，要产生“学术增量”就必须清楚“学术存量”，他们追求的是使自己的研究工作能够对该领域的知识积累有所贡献，因此，在开始某一项研究工作之前，他们会尽可能获得有关知识存量的百分之百的了解，以避免做重复研究。我们的情况则是，过分追求“文章数量”，白纸黑字，只要发表了就是“成果”，至于是不是能形成“学术增量”，似乎并不重要。其结果是，每年在各种各样刊物发表的文章确实数量可观，但学术水平并没有因此大幅提高。有感于此，读《李景鹏文集》使笔者放弃写“中国经济市场化与政治发展”之类文章的初衷，觉得写一篇“读后感”更有意义。如果说“中国政治学缺乏解释力”的批评具有一定针对性的话，那么，在笔者看来《，李景鹏文集》给读者展现的则是一个能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富有现实解释力的老一辈政治学研究者的风范。文集中的文章很少堆积西方政治学新名词、术语，也极少引用西方某个著名政治学家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但这不等于说他没有学习、吸收、借鉴西方政治学理论与分析方法。他不是用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而是把有参考价值的理论著作彻底咀嚼、消化、吸收，转化成自己的思想营养、理论知识，应用这些理论知识，采用自己独特的方法去分析改革实践、洞察社会变迁过程，并用自己朴素而准确的文字、清晰的逻辑推演对所观察到的经济、政治制度变迁过程与规律进行深入浅出的说理，使其研究成果完全体现一个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现实关怀和一位学问高深的学者的理论素养。因此，希望通过本文能让更多的读者分享《李景鹏文集》。李景鹏教授所做的中国“转型研究”属于规范研究范畴，但笔者发现其理论推演所得出的很多结论与国外一些学者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具有惊人相似的一面。譬如近来仔细阅读丹麦学者奥勒·诺格德著的《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发现奥勒·诺格德以1989 年到1998 年期间二十个原苏东国家作为实证对象，在“两个层次上”、“从两个角度”运用了比较方法进行“转型分析”，其得出的许多结论，与“文集”作者对“中国转型期问题的政治学思考”所获得的洞见非常相似。尽管诺格德主要不是研究中国的转型问题，但这种结论上的相似性可以增强我们对“文集”作者主要用“规范研究”方法所得结论的信念，让我们年轻学者认识到“规范研究”的价值，确信规范研究同样能获得真理性认识，从而自觉接受规范研究方法训练，不断提高规范研究能力。正如中山大学的任剑涛教授在一个政治学研究方法讲习班上所指出的，应该“寻求规范研究的方法尊严”，规范研究不应该在实证研究方法面前溃不成军，规范研究应该象实证研究那样有一套严谨的方法陈述，要努力建构规范方法。并指出，建构规范方法是件难度很大的工作，而规范研究成果要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承认就需要历经学术共同体长期检验，必须具有知识推进意义并存在进一步争辩的余地，而且解释范式也必须经得起检验，因此规范研究实际上对研究者的个人素质有很高的要求，譬如必须具有思想性、知识积累、对触及问题的认同感、领悟性、敏感性和穿透力。笔者读《李景鹏文集》常常被作者对其所研究问题的认同感、领悟性、敏感性和穿透力所震撼，切实体会到作者具有很高的规范研究能力，但至今仍然是只能有所感知而不能言传，感觉“文集”读起来很有同感、很受启迪，可方法远远没有学到。也许成功的研究者还需要进一步贡献自己的智慧，在“建构规范方法”方面做些工作，真正成为还在“黑暗中摸索”的初级研究者的引路人。希望通过本文引发更多学者透过“文集”感悟规范研究的奥妙。二作为一个政治学研究者，研究中国转型的落脚点自然放在“政治转型”，而一个国家的政治是与其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其它方面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当读者翻看《李景鹏文集》的目录，会发现两个“似怪非怪”的现象：第一个是，文集的目录根本找不到“转型研究”这类字眼；第二个是“，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政府与市场”、“利益结构”这些本属于经济学研究者常涉及的问题，在文集的目录中与“政治体制改革”、“权力结构”、“政治腐败”、“社会团体”之类的术语具有大致相同的出现频率。为什么说这两种现象“似怪其实不怪”呢？因为一个国家的转型是个整体推进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对其进行观察、思考、研究，必须有多视角、宽领域的眼光和多学科综合全面的知识，因此，一个真正全身心投入这方面研究，并长期坚守这一研究阵地，扎扎实实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人，是不会在其所写的文章标题中使用“转型研究”字样的。因为在他(她) 心里，假如把“转型研究”看成奔流入海的河流，那么，不同领域、从不同的分析视角进行各个具体问题研究的每一项研究成果都将是也只能是汇入“转型研究河流”的涓涓细流。至于“文集”目录所反映出的“经济关怀”，本人的理解是作者抓住了“经济——政治”这对主要矛盾，试图描绘出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一过程中，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将如何引起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一步步实现转型。由于文集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比较广，下面只能有所选择的介绍文集作者解读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思想观点。 (一) 对中国社会转型的“一阶初始条件” 什么是社会转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对于转型研究首先必须弄清楚转型的起因或者说转型的背景这一点，却不难达成共识。这好比研究股票市场的专家要对已经跌到低谷的某一只股票将会在哪个点上开始回升进行分析，也就是要预测曲线的“拐点”在哪里的时候，必须对原来这只股票的走势是怎样形成的有一个全面准确的分析判断一样，对中国转型的分析必须建基于对发生转型前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状况的深刻认识之上。“每一位曾经在以往‘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生活过的人，可能都有着同样的感觉，那就是对于我们所见所闻，在谙熟习常的感觉之中，模模糊糊地察觉到了它的某种不正常”。《中国转型期问题的政治学思考——〈李景鹏文集〉》的作者把“文革”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作为中国选择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从而启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初始条件”：“人类的活动只有在客观的历史发展为其准备了可能性的条件时，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是发生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也不是发生在七十年代初，而是发生在七十年代末，这是因为只是到了这时，历史才为我们提供了改革开放的机遇，而我们又正好及时地抓住了这个机遇。” 作者从思想解放、体制外经济因素的发展、对计划经济弊端的切身体验和对市场经济的接纳、对人治的厌恶和对法治的期待、对经济民主和思想政治文化自由的追求、对社会秩序的珍视和对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憧憬等十个方面来分析文革所产生的客观结果对于形成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历史机遇所起的作用。总之，“若忽视了文革的客观结果对造成我国现代化机遇所产生的影响，就不能说是对我国现代化机遇的全面的把握”。这就是文集作者对始于上世纪70 年代末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初始条件”的分析。 (二) 对转型过程各种相关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动态分析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经济体制变革与国家“政治控制” 方式的转变相互促进，两方面的改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整体，但作为政治学研究者，其使命在于：一方面是随时检视现有政治控制方式中有哪些阻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对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将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哪些有利的条件、积累哪些方面的压力并以怎样的方式转化成政治发展的动力进行理性的分析并发出预警信号。《李景鹏文集》所记录的正是作者尽一个政治学者的职责，几十年跟踪观察我国的改革历程，不断进行理论思考所得的真知灼见。特别是作者对处于变动中的各种“结构”的分析，并以此为切入点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的解释和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源泉的揭示，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令人回味无穷。作者指出，政治结构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社会结构包括人口结构、族群结构、阶层结构、文化结构、经济结构、利益结构和政治结构，其中的政治结构又可以分为政治主体结构、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文化结构等。因此，“在研究政治结构的时候，不但需要将政治结构的各方面的内容都涉及到，而且还要与社会结构中的有关方面的内容联系起来，才能达到深入的分析和透彻的了解”。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正因为作者有这样一种认识，因此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始终抓住经济市场化所引起的各种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利益结构”、“ 阶层结构”的变化，分析预测政治结构将会相应发生的变化，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既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又富有超前意识。 1、对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转型互动关系的动态考察前面已经讲过，文集作者是抓住“经济——政治”这对主要矛盾进行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因此，我们很自然先要知道作者是怎么看待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转型之间的关系。国内外都有人评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比较成功的，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似乎中国的改革是单条腿走路。那么，李景鹏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的？ “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呢”？一般地说，促使人们关心政治体制改革大约有如下的一些因素：第一，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怀；第二，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不满；第三，对社会生活失序状态的不满；第四，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状况不满。第五，对某种具体的不良政治遭遇的感受。“但是，当人们开始关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人们便会陷入矛盾之中：这就是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愿望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严重滞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就说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程，单单有愿望是不够的。要想使政治体制改革真正能够向前发展，不能靠愿望，而要靠动力。因此，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问题乃是弄清楚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寻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契机的根本性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从道理上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首先应该来自广大的人民群众改变政治存在的要求。其次是来自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向着放松控制因而是减少权力的方向转变，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使当权者丧失权力和利益。..在现实中政治改革从来就是有风险的，而且是会损害领导层的既得利益的。因此，政治改革对于各级领导层来说，从来都具有被迫性。..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便只能来自外部的压力了。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的：即如果不改革，则会冒更大的风险和丧失更大的利益，这样，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形势之下，改革便有可能被迫地实现。因此我们就需要研究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如何才会发生？是什么样的形势和力量才会推动这种情况发生？“在目前，当来自人民群众的改革动力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就应该放在探索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将会如何具体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要求。而当这种要求遇到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时，又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后果？这种社会后果又会怎样地影响领导者的决策选择？当领导者做出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选择后，在执行的过程中又如何克服来自各方面的阻力？等等。这就要求我们把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这都是些发人深省的非常需要政治学研究者通过深入研究作出回答的问题。 2、对社会利益结构变化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的分析预测文集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重视利益分析，利益分析在《李景鹏文集》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在文集作者看来，“利益结构是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它构成社会和政治运行的内在动力。一个社会的利益结构若发生重大的变化，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便会受到极大的冲击而引起震荡”。“利益结构在实际过程中是社会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以及社会经济生活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的中介，离开了利益结构这个中介，其联系和转化都不可能”。因此，作者不厌其烦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及其所产生的后果，并进而阐述这种变化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已经产生和即将产生的影响。作者从很多方面进行十分详尽的分析，在此不加以罗列，仅举其中的两点，一是作者关于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的观点，作者指出：“一方面由于利益单元的缩小和畸形的利益竞争，使人们产生对政治的冷漠和对政府的疏离，这就会降低人们对于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从而延缓政治改革，特别是民主的发展。这种情况不利于促进政治建设，特别是不利于反腐败，也不利于改进社会风气和提高人民的政治素质，但对于保持政治稳定有某些好处。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的群体利益意识有可能逐渐发展，就可能为未来的民主发展奠定比较坚实的基础，改变民主的发展缺乏社会基础的状况。它预示着到一定时期，中国的民主政治将有一个较大的并且强有力的发展。”另外，作者关于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对政治权威的影响的见解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指出，“利益关系的变化及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后果，特别是人们对于整体利益的疏离，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对政治权威崇拜的状况，而迅速地使政治权威世俗化。这种状况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会，使我们的政治有可能向着更现代化的道路发展，但短时说来，又会对加强政治管理造成一定的困难。”“利益结构作为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特别是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之间的中介，对政治结构的影响是极大的。” 3、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要求和中国的现实出发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趋势以及使其健康发展的对策选择作者首先指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是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政府职能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民间社会的发展、政治控制形式的变化、政治腐败的社会后果等所有这些变化相互作用的总的结果。接着分析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总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既关系到市场经济能否顺利地发展，又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社会生活自主化(即市民社会) 的发展。” 再接着，作者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落实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并从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我国现实状况出发提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应然关系”，在进入“实然关系”的分析时又把问题转化为“政府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不平衡问题，在把比较抽象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一步步拉回现实的社会以后，作者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第一是增强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作用，即是使政府在提供市场运行规则、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规则并有效实施这些规则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第二是坚决杜绝行政权力对市场的非法的和不适当的介入或垄断，彻底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政事’分开。第三是坚定不移地创造各种条件来发展社会自主力量，使其向着社会自治和制约政府的方向逐渐地成长起来。”这是作者1999 年发表的见解，太发人深省了。 41 论证中国社会团体向利益集团转变的必然性和艰巨性及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李景鹏教授关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团体的大量涌现以及发展趋势的分析与预测分布于文集、《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和2002 年以来发表的文章中，因此，在介绍他这方面的理论观点时，不能仅限于《李景鹏文集》。“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的发展和社会利益结构的重大变化，人们追求的目标就变得多样化起来。与此相联系，人们所参与的社会组织也多样化了。于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便在社会上迅速地发展起来。这种情况对于政治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便成为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了”。 “我国目前的社团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五大类：行业性的、专业性的、学术性的、公益性的、联谊性的。然而在所有的社团中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则是行业性的社团。因为行业性的社团是在经济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是与社会生产和社会流通密切地联系着的，因而都是一些具有利益群体性质的社团。而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利益群体，在学术上一般称为利益集团。虽然目前中国的这些具有利益群体性质的社团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利益集团，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了利益集团的特征。因此我们对这些社团的研究就不能回避利益集团的问题，就不能不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进行，否则就无法深入”。前面所说的“文集”的大部分研究属规范研究范畴的意思仅仅是指其结论的获得主要是靠理论推演，而不是靠统计推断。可是，当我们作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的时候，并没有排除进行理论推演的人在得出结论前进行大量的实地考察、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甚至接触大量的数据资料的可能性。仔细读过“文集”的人，可能会发现一种现象：在作者有关中国社会转型的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并没有出现很多的数据、图表，但却能让读者仿如进入到其所分析的社会现象的真实场景中，感同身受的理解、接受其分析的各种经济政治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什么道理呢？根据笔者的了解，道理就在于“文集”作者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不是关起门来做学问，而是时时刻刻捕捉正在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新气息、新动向。例如上述关于中国社会团体的发展状况、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的分析与预测，实际上是建立在“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社会团体研究中心”(李景鹏教授是该中心的主要负责人) 所开展的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一定范围的实地调查所获得的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之上的。当然，在这当中，善于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素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再往深处考虑，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政治结构完全能够容纳利益集团现象了，那么这种状况与我国政治参与和民主化的发展又会有什么联系呢？它是否会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某种影响呢？如果会产生影响，那么其程度又会如何呢？等等。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将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值得人们关注”。体现的就是作者立足现实预测未来的能力。三《李景鹏文集》对中国近30 年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转型的跟踪、观察、分析研究是相当全面而深入的，远不是以上几点所能概括。椐本人学习所得，文集作者至少还从市场发展对政府职能的转变的要求、政府权力结构的变迁对政府机构改革的影响、社会转型期政治腐败的蔓延及其对社会控制系统的挑战、城市社区和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对基层民主的推动等方面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整体变革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但一个人的研究工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譬如说，本来，中国近三十年的高速现代化或者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转型是由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共同推动的，但是文集作者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对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的影响进行必要的分析。又譬如，“文集”基本上没有涉及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发挥问题，也许作者觉得近三十年的中国政党制度与1979 年以前三十年的政党制度并没有太多的差别，或者是别的什么缘故，总之，“文集”没有分析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我国政党制度功能发挥提出的新要求以及政党制度功能的健全对中国社会顺利实现转型有什么影响。当然，这也许有点吹毛求疵之嫌，因为一个成功的研究者必定是懂得把力往哪儿使的有明确主攻方向的智者，不可能是东打一枪西放一炮的“路路通”。限于篇幅，这个问题到此打住，下面转入对文集作者之所以能对中国社会转型作出不同凡响的解读的原因思考。应该说，笔者在这个问题上只找到部分答案。早在1990 年，“文集”作者在谈到“政党政治与政治学的研究”时就说过一段可以让我们找到作者之所以能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作出十分令人信服的解释的一个原因：“政治生活的规律也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规律一样都具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规律并非由什么超人的力量所主宰，而是每一个参加政治生活的人的意志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总的结果。因此，探究政治生活的规律，就不应该仅仅从书本上的原则出发，而应当主要依靠具体地分析社会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复杂交错的相互作用的状况。在这种具体分析和描述的基础上，再借助于逻辑的工具去细心地探求，并将结论拿到实践中反复印证和检验，这样才能找到规律。因此，作为出发点，我们必须把政治生活看作是各种政治力量的一种相互作用的场所，或简称‘力的作用场’。”为什么要把这么长的一段话都摘录下来？没读过《李景鹏文集》的人也许很难体会其中的道理，而对笔者来说，从“文集”中找到这样一段话之时便是笔者解开“文集”作者为什么能对中国转型作出别具一格的解读的奥秘之时，因此，有种窃喜之感。另外，“文集”还有一处引起笔者注意。在1998 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也是北大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建系十周年纪念之喜庆日子里，作为在北大执教已超过四十年也是与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共同走过最初的十年岁月的老教授发出这样一种期盼之声——“愿未来十年更美好”，为政治学未来的发展“祈求一个风调雨顺的年景”“，希望在政治学研究中改变过去那种人自为战的局面”，“希望政治学界各种学术组织的活动能够更多地集中于学术的发展，而较少的受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和干扰”。还“希望政治学研究能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相关的学科打通，积极吸取来自其他学科的营养”。“在方法论方面，希望能把应然的研究和实然的研究、思辨的研究和实证的研究、静态的研究和动态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利于研究的深入”。读着作者这几个“希望”，笔者更是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更值得一提的是，“文集”作者在2000 年临近退休的岁月，全面总结了自己对如何吸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逐步被人们所接受的新观念以改造我国的政治学研究的思想观点。作者指出，市场行为的核心是“交易”，从交易的本质所产生的市场经济的观念有互惠观念、过程观念、契约观念、世俗化观念和追求增量创新的观念。是否将这些观念引入政治学研究，情况完全不一样。如果政治学能吸收以上新观念，将会变得更加注重对利益调节和政治交易的研究、将会从注重“零和博弈”转向注重“正和博弈”、从注重统治和管理转向注重参与、从注重政治行为转向注重制度创新、从注重“存量变迁”转向注重“增量变迁”。太深刻了，非常值得回味。

任教授的论文。

教授的用词还是比较严谨的，甚至有科学家令人惊奇地声称，根据有待确证的证据，都说明他后续沿引的证据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假的。

他将后续论点建立在这种或真或假的论据之上，已经说明他是在做“带有一定想象或假设意义上的讨论。

就好比现在很多论文喜欢讨论人工智能对未来20年世界的影响一样，只不过任教授的讨论的可能是100年以后的世界。

基本信息

不论是哪一种心态，都可以说是旧中国改革至今留下的必然后遗症，都是新中国必须直面的群众统治者共有的心态问题，若是不得到及时解决，它必然影响中国在新的世界体制下的发展脚步。

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提出，中国人深藏一种中国与西方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文化。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告别晚清战争带来的受害者的心态，以及强行排外的战狼式爱国。

这两种心态都直接导致中国无论是文化还是政治领域，都与西方相抗衡，格格不入，使得中西两种文化没有办法平等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