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专业怎么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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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如何发表经济学论文不发表，就发臭也许是因为在经济学界出了几位像科斯和莫里斯这样的传奇人物的缘故，使得人们相信：在经济学研究中，发表的数量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少发文章，多出精品，才是经济学家的风范。像科斯那样有两篇论文就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因为已经修炼成旷世高手了。可是，我越来越觉得，像科斯这样的人物，只能在统计中做为异常数据忽略掉。经济学家的成才之道，仍然应该是“不发表，就发臭”（publish or perish）。而且我相信，经济学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成正相关的。我有四个理由支持这一观点：第一，经济学论文的写作需要技巧，而这种技巧是“心照不宣的知识”（tacit knowledge），是需要“从干中学”的。经济学论文是为了阐述作者的观点，所以至少应该写得准确、明白。这听起来像是在初中的作文课上就应该具备的基本技能，但是，从我近年来做经济学刊物编辑的经验来看，我发现至少超过一半的作者似乎都不会受到他们的中学语文老师喜爱。如何选择题目，如何谋篇布局，如何区分主次观点，甚至如何使用标点符号----不动笔永远也不会知道写论文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更何况，经济学有自己的行规和行情，比如行文的规范化、选题的前沿性等等，只有写得多，发表得多，才能逐渐摸索出个中诀窍。第二，通过阅读做研究和通过写作做研究是两种风格迥异的方法，但是仅仅靠其中的一种方法是做不出好的经济学的。正如《论语》里说的，“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通过阅读能够不断地刺激研究者的观点，但这些观点是发散性的，只有坐下来，确定了要写作的论文的题目，才能使作者的思维集中，并有一个引导思考的方向。有一位名叫莱德（Ladd）的经济学家建议，应该自我训练写下自己的思想，因为“当我在写作的时候，很多直觉就会产生。有一个事实常常是真实的，即直到我写作的时候，才对我所思考的东西有所认识。”第三，我个人觉得，能否持续不断地发表有影响力的作品是区分才气高低的重要标准。才气意味着旺盛的精力和创造力，才气意味着不断地对自我提出挑战，不断尝试新的风格和主题。研究生涯是马拉松比赛，起跑时的爆发力对最后的成功并没有太大的帮助。仅仅靠写出一本自传体的小说轰动文坛的作家多半不会是伟大的作家。第四，只要你是重要的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一定会比别的经济学家发表的数量更多。因为重要经济学家的课题和研究项目比别的经济学家更多，约稿也比别的经济学家更多，名气大则往往论文发表的概率更大，所以成就和发表的数量是相辅相成的。在什么刊物上发表论文全中国有多少能够发表经济学论文的刊物？数百种，甚至上千种？反正是多如牛毛。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地的社科院、许多大学的经济学院、一些国家机关、金融机构等等都有自己的刊物，这还不算也刊登理论文章的报纸。应该说，最近20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期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1）综合性的期刊太多，专业性的期刊太少。在国外，除了为数不多的几本综合性经济学期刊之外，具有国际性声誉的主要是各种专业性期刊，比如金融有《金融学》杂志，比较经济学有《比较经济学》杂志等。国内的各个经济学期刊并没有明确的专业分工，内容重叠，使得读者想要了解一个领域的最新进展往往无从入手。（2）对刊物的评价缺乏科学标准。目前流行的刊物分类方法是根据刊物主办单位的级别进行评级，或是根据国家有关行政单位的评比，这使得学术期刊的评级缺乏学术界公认的科学标准。学术期刊多而质量参差不齐，对于研究人员和学生发表论文来说，既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坏事。说它是好事是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个聪明的研究生随随便便挑几份刊物，登数十篇论文，根本就不是件难事。说它是坏事，是因为发表论文如此容易，会很容易地毁掉刚出道的学子，让他们觉得科学研究原来是这样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所以，我的建议是青年学子们在投稿的时候一定要确立自己的目标，就是不满足于在平庸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数量，而一定要登上好的经济学刊物的“大雅之堂”。那么，什么是好的经济学刊物？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往往充斥着难懂的术语、复杂的推理和烦琐的数据，很难让普通读者读懂，并因此会让门外汉感到“高山仰止”、“阳春白雪”。事实上，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的功能是不同的。大众媒体面向的是普通公众，读者只需要受过中级的教育程度并有基本的理解力，但不必要受过某个学科的专门训练。学术期刊的作者和读者基本上局限在一个狭窄的小圈子里，即受过某个学科的训练并且仍然在从事这个学科的研究和教学的人员。大众媒体上的文章是为了影响读者，而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是为了同行交流。所以，如果用所传递的信息量或是思想的深刻程度来衡量文章的质量，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并不一定要比大众媒体上的文章质量更高。比如《经济学人》、《商业周刊》在专业经济学家那里赢得了很高的荣誉，不少一流的经济学家都承认他们经常从这些杂志上找到灵感，而在国际关系领域，《外交》杂志的水平不亚于任何一份最好的学术期刊，但是这些杂志并不能被称为学术期刊。在《经济学人》或是《外交》上发表文章能够提高作者的知名度但对他在大学里评职称却是一点也帮不上忙。衡量学术期刊的标准首先不在于其内容而在于其形式。提高论文命中率的小诀窍下面是我从做编辑的角度给作者提出的若干建议，这些建议可能显得非常琐碎甚至愚蠢，但是，相信我，它们非常有用。1. 投稿之前一定要读过所要投稿的杂志。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但是，确实有很多向我们投稿的作者其实并没有读过我们的杂志，否则我想他们是不会向我们投稿的。有很多稿件根本就不适合在我们杂志上刊登，比如有的稿件只是人物传记，还有些是属于其他经济学分支比如会计理论的。也许你为这篇稿件花了很多功夫，但是你没有花最多1个小时的时间浏览一下我们的杂志，判断这本杂志的主要内容、风格和体例，结果是在30秒的时间内，你的论文就被丢进了废纸篓。2. 用点心思写内容提要。内容提要就像是你的论文的简历。如果你找工作要投寄简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30秒法则，如果你的简历不能够在30秒之内引起雇主的注意，那么你必定失败。几乎所有的作者都不重视论文的内容提要，认为这是画蛇添足。但是，我可以从编辑的角度告诉你，内容提要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流的学术期刊那里。比如说，《世界经济》每天大约收到10篇稿件，但每期最多能刊登15篇论文，所以我们的录用率在5%以下。尽管我们尽最大的可能不让任何一篇优秀的论文漏网，但是考虑到时间和人力的约束，发生遗漏的可能性是不可避免的。怎样避免这种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论文的题目、内容结构、论文的格式是否规范，还有，就是内容提要。内容提要应该用最简练的语言说服编辑和读者阅读你的论文，清楚地表述你想要研究的问题，你的方法，你的结论，你在哪些方面做出了创新等等。3. 当第一篇论文投稿之后，马上准备下一篇论文。在实行匿名审稿制度之后，论文的发表周期将会随之拉长。实际上，如果你在国外的杂志上发表论文，一般的发表周期会是2-3年。国内的发表周期要短的多，但是也至少要有半年到1年。因为审稿人提出审稿意见之后，作者还需要修改，像原来那种作者寄来的稿件不经过修改直接刊登的情况越来越少了。研究生的在校时间只有3年，如果你二年级才动手写论文，寄出后用情专一地痴心等待这篇论文发表，万一发表不了，马上就要毕业了，再想另起炉灶就太晚了。
1、先确立一个论点。全文围绕这一论点展开论证。对“开卷有益”这种说法，既不能全盘否定，写驳论文；也不宜全盘肯定，写成立论文。因为这种说法既有它正确的一面。又有它不够全面的地方，所以对这个看法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分析，肯定其有益的一面，否定其有害的一面，从中总结出正确的论点来。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一说法作出合乎事实的评价，最终达到以理服人的目的。2、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分析，要防止出这样一个毛病：自相矛盾。一会儿说开卷有益，一会儿说开卷有害，令人不知所云。为了避免这种现象，文章中还要将二者的联系点明，才算把道理真正说透。3、从论证方法看，如果所读的书是坏书，则开卷未必有益，这里可以采取例证法，并辅之以引证法和喻证法，用前几年社会上黄书泛滥成灾毒害青少年作为事实论据，用名人名言作为理论论据，充分论证黄书的害处和读好书的益处。在此基础上，再把这两者辩正地统一起来。说明我们中学生既要多读书，又要慎重地加以选择、读好书。这样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就将问题说得比较全面而深刻，文章也就具有了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导思：这是一篇给材料作文。该题虽然规定了作文题目，但仍给学生思维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从文体来看，写议论文是最好的选择。学生可以从是非观、处世态度、治学精神等方面谈自己的看法，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要写好议论文，必须做好以下三点：1、确定论点。根据命题提供的材料，可从不同角度提炼出诸多观点，但短短600字的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一定要选准一个论点充分论证。2、选好论据。论据能起到充分证明论点的作用，论据选择要遵循两个原则：①真实确凿，不能有虚假成分；②具有典型性，有说服力，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3、组织好论证结构。最常用的结构一般为“提出问题（引论）——分析问题（本论）——解决问题（结论）”。
国际关系专业论文发表
《注定一战》（(美) 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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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注定一战
作者：(美) 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
译者：陈定定
豆瓣评分：7.6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9-1-1
页数：380
内容简介：
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美国长久以来拥有的全球优势地位受到了挑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历史，对理解当下中美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修昔底德在书中指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艾利森将此定义为“修昔底德陷阱”。 本书聚焦崛起中的中国对于美国及全球秩序的影响这一问题，对历史上16个崛起国与守成国进行全球竞争的案例和战争场景进行分析，指出中美之间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
作者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结构性压力，在现今中国和美国都提出让各自的国家“再次伟大”的时代背景下，两国妥善处理在关键领域的利益分歧，可避免灾难性战争的发生。同时，作者在书中还为中美如何避免发生战争冲突提供了12个具有借鉴意义的方法。
作者简介：
格雷厄姆·艾利森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主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始院长，美国著名国际政治问题研究专家。他曾担任助理国防部长，并为从里根到奥巴马的每一位总统的国防部长提供咨询服务。 著有《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 《核恐怖主义：可预防的终极灾害》 《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等书。两次获得美国国防部公共服务特别奖章，这是非军事人员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译者：
陈定定：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21世纪丝绸之路研究院副院长，著名社会智库海国图智研究院创始人兼院长，曾任国际研究学会（ISA）亚太区副会长（2014-2018年），现兼任德国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美国霍普金斯大学SAIS学院客座研究员，著名国际问题英文杂志《外交官》的专栏作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美关系、中国外交和国际公众舆论等。
傅强：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访问学者（2010-2011年）；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安全话语分析和中美关系等，曾在《外交评论》 《国外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多篇论文，出版《巅峰过后：西奥多·罗斯福》 《大战略的政治经济学》等译著，曾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和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资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国际关系专业期刊投稿
都是相对应的，大学教师发论文最低也要发国家级的，中国科教创新导刊，还有时代教育，有些杂志就不收中小学的文章。大学学后关键是评什么，学校要求发什么级别的期刊。
1、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杂志--- 美国
2、 Psychological bulletin
心理学公报 --- 美国
3 、Psychological review
心理学评论--- 美国
4 、Behavioral & brain sciences
行为与大脑科学 --- 英国
5、 Psychological reports
心理学报告--- 美国
国内核心期刊:排序号刊名齐鲁学刊68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69湖北社会科学70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71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72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73广西社会科学74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75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76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77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78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79河南社会科学80湖南社会科学81学术探索82探索与争鸣83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改名为: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84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85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86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87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88高校理论战线89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90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91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92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93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94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95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96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97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98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99北方论丛100云南社会科学101社会科学家102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03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04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05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06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07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08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09江淮论坛110北京社会科学111前沿112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113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14内蒙古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改名为:内蒙古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15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16扬州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117宁夏社会科学118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19内蒙古社会科学120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21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B(除B9)哲学类核心期刊表 1哲学研究2心理学报3心理科学4哲学动态5世界哲学6心理科学进展7中国哲学史8道德与文明9心理发展与教育10现代哲学11孔子研究12周易研究13伦理学研究C(除C95)社会科学总论(除民族学)C8统计学1统计研究2数理统计与管理3中国统计4统计与决策C91社会学 1社会学研究2社会3妇女研究论丛4青年研究C92人口学1人口研究2中国人口科学3人口与经济4人口学刊5市场与人口分析(改名为:人口与发展)C93管理学1管理科学学报2中国管理科学3管理工程学报4领导科学C96人才学 1中国人才D(含A,除D9)政治学(含马列)D1,3,5,7,8国际政治1世界经济与政治2现代国际关系3欧洲研究4国际问题研究5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6美国研究7国际论坛8当代亚太9国际观察10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11国外理论动态12国际政治研究13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4世界知识15外交评论16当代世界17日本学刊18西亚非洲19太平洋学报20俄罗斯研究D0,2,4,6,A中国政治1中国行政管理2政治学研究3求是4马克思主义与现实5教学与研究6国家行政学院学报7马克思主义研究8社会主义研究9半月谈10上海行政学院学报11理论前沿12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3了望14科学社会主义15中共党史研究16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7毛泽东思想研究18思想理论教育导刊19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1新视野22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3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4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5理论探讨26党的文献27理论与改革28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9长白学刊30求实31理论探索32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33理论月刊34前线3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36思想教育研究37湖北行政学院学报38党建研究39行政论坛40理论学刊41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42人民论坛43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44中国青年研究45理论导刊46南京政治学院学报47红旗文稿D9法律1法学研究2中国法学3法学4法商研究5政法论坛6现代法学7中外法学8法学评论9法律科学10法制与社会发展11法学家12比较法研究13环球法律评论14当代法学15法学论坛16政治与法律17河北法学18法学杂志19法律适用20行政法学研究21中国刑事法杂志22人民司法23华东政法学院学报(改名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4人民检察25知识产权26中国法医学杂志27中国司法鉴定F综合性经济科学1经济研究2经济学动态3经济学家4经济科学5经济评论6南开经济研究7当代经济科学8当代经济研究9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10经济纵横11山西财经大学学报12经济问题13现代财经14上海财经大学学报15经济经纬16贵州财经学院学报17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18江西财经大学学报19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云南财贸学院学报(改名为:云南财经大学学报)F0/2(除F23,F27)经济学(除会计,企业经济)F1(除F12)世界经济1世界经济2经济社会体制比较3外国经济与管理4世界经济研究5国际经济评论6世界经济文汇7东北亚论坛8亚太经济9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F0,F12,F2(除F23,F27)中国经济,经济计划与管理 1管理世界2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3地域研究与开发4改革5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6开发研究7上海经济研究8宏观经济研究9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10经济研究参考11生产力研究12城市问题13城市发展研究14中国经济史研究15资源科学16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7经济体制改革18经济问题探索19资源,产业(改名为:资源与产业)20中国经济问题21南方经济22现代城市研究23消费经济24生态经济25经济数学26中国流通经济27开放导报28特区经济29现代经济探讨30宏观经济管理31运筹与管理32改革与战略33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34中国经贸导刊F23会计1会计研究2审计研究3审计与经济研究4财务与会计5财会通讯. 综合6会计之友7财会月刊. 会计8中国审计9商业会计10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11财会研究12中国注册会计师13事业财会F4/6(含F27)工业经济1中国工业经济2南开管理评论3经济管理4管理科学5工业工程与管理6管理评论7企业经济8预测9软科学10工业工程11企业管理12管理现代化13经济与管理研究F7贸易经济 1国际贸易问题2国际贸易3财贸经济4商业经济与管理5国际经贸探索6商业研究7销售与市场8广东商学院学报9商业时代10中国商贸11价格理论与实践12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3国际经济合作14对外经贸实务15江苏商论16国际商务研究17中国物流与采购F81财政1税务研究2财政研究3涉外税务4税务与经济5中央财经大学学报6财经论丛7当代财经8财经研究9财经问题研究10中国财政11财经科学12中国税务13财政监督F82/84货币/金融,银行/保险1金融研究2国际金融研究3金融论坛4金融理论与实践5保险研究6证券市场导报7中国金融8武汉金融9上海金融10金融与经济11财经理论与实践12财经13投资研究14新金融15广东金融学院学报16浙江金融17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8经济导刊19南方金融G0/2(除G25,G27)文化事业/信息与知识传播(除图书馆学,档案学)G0/G21信息与传播,新闻学,新闻事业1新闻与传播研究2国际新闻界3现代传播4新闻记者5新闻大学6当代传播7中国记者8新闻界9新闻战线10传媒11传媒观察12中国报业13新闻与写作14新闻爱好者15新闻知识G22广播,电视事业1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电视研究G23出版事业1编辑学报2中国科技期刊研究3编辑之友4出版发行研究5中国出版6科技与出版7编辑学刊8出版广角9中国编辑10中国图书评论11读书G25,35图书馆学,情报学 1中国图书馆学报2图书情报工作3情报学报4大学图书馆学报5图书馆杂志6图书馆论坛7图书馆8情报科学9图书馆建设10现代图书情报技术11图书情报知识12情报资料工作13情报理论与实践14情报杂志15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6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7图书馆学研究18图书与情报19国家图书馆学刊G27档案学1档案学通讯2档案学研究3中国档案4档案与建设5浙江档案6山西档案7北京档案8档案管理9档案10兰台世界G3(除G35)科学,科学研究 (除情报学)1科学学研究2科研管理3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4研究与发展管理5中国软科学6中国科技论坛7科技进步与对策8科学管理研究9科技管理研究10科技导报G4教育G4教育综合,教育事业1教育研究2比较教育研究3全球教育展望4北京大学教育评论5教育理论与实践6教师教育研究7外国教育研究8清华大学教育研究9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10教育与经济11中国教育学刊12教育科学13当代教育科学14中国电化教育15教育学报16电化教育研究17教育探索18中国远程教育19教育评论20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21开放教育研究22教育导刊23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4江西教育科研(改名为:教育学术月刊)G62/63初等教育/中等教育G62/63(除各科教学)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除各学科)1课程,教材,教法2人民教育3教学与管理4上海教育科研5教育科学研究6教育研究与实验. 理论版(改名为:教育研究与实验)7教学月刊. 中学版8外国中小学教育9中小学管理G623.2,G633.3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语文)1中学语文教学2中学语文教学参考G623.3,G633.4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外语)1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2中小学外语教学G623.4,G633.5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历史地理)1历史教学2中学地理教学参考G623.5,G633.6初等教育/中等教育(数学)1数学教育学报2数学通报G633.2初等教育/中等教育(政治)1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思想政治课教学G633.7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物理)1物理教学2中学物理G633.8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化学)1中学化学教学参考2化学教育G633.91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生物)1生物学教学G64高等教育 1高等教育研究(武汉)2教育发展研究3中国高等教育4学位与研究生教育5江苏高教6中国高教研究7现代大学教育8高等工程教育研究9高教探索10黑龙江高教研究11复旦教育论坛12中国大学教学9种子10核农学报11农业生物技术学报12中国棉花13作物杂志14植物遗传资源学报15中国烟草科学S4植物保护1植物病理学报2中国生物防治3植物保护学报4植物保护5农药6农药学学报7昆虫天敌(改名为:环境昆虫学报)8植物检疫9中国植保导刊S6园艺1园艺学报2果树学报3中国蔬菜4北方园艺5食用菌学报6中国果树7中国食用菌8中国南方果树S7林业1林业科学2林业科学研究3北京林业大学学报4福建林学院学报5国外EI期刊ISSN 期 刊 名 1002-0721 Journal of Rare Earths 1674-4926 Journal of Semiconductors 学报编辑部 1007-1172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ience) 1003-7985 Journa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English Edition)
中文版月刊《现代国际关系》、英文版月刊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和中文版月刊《国际资料信息》。此外，本院还不定期出版有关国际问题的各种专著。《现代国际关系》(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是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中央级综合性学术月刊，每月20日出版。1981年10月创刊，1986年定为季刊，1992年改为双月刊，1993年起始为月刊。1992年以来，连续三次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列为外交和国际关系类、国际经济类核心期刊，在外交和国际关系类中一直名列前茅，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2002年荣获第二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成为此届国家期刊奖三个等级奖项中唯一一份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类获奖学术期刊。《现代国际关系》杂志本着为党、政、军、学、企各界读者深入了解和认识世界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宗旨，力求充分展现专家和学者对重大国际战略问题、世界形势、国际关系理论、各地区和国家政治、外交、经济、科技、社会、军事的重要发展变化、世界经济、重大热点等问题的最新最优研究成果；在发挥政策性、时效性、学术性“三位一体”办刊优势的基础上，突出理论研究与动向研究有机结合，基础性与时效性兼顾的特色，也希望得到您的积极参与和监督。作为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一本权威性刊物，《现代国际关系》杂志更强调创新与开拓。继2001年7月全面改版，在形式上与国际标准接轨之后，从进一步提高内容质量着眼，开辟了政策报告、特约评论、专题研讨、热点对谈、书评等广受欢迎和好评的栏目。愿拥有《现代国际关系》的您，多一个助手，多一个益友的同时，能助其广之。《国际资料信息》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月刊。它借助该研究院是国内权威性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拥有雄厚研究力量的优势，向广大读者提供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系统性专题资料和信息，帮助读者分析把握当今千变万化的世界形势走向。国家图书馆已将之列为馆藏刊物，一些单位将之全文输入数据库，许多高等院校将之列为重要参考教材，不少媒体亦大量转载本刊文章。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本刊从2002年第7期再次改版后，扩大了刊物容量，向广大作者和读者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和信息，得到了广泛的好评。新版《国际资料信息》设有背景资料库、国际组织动态库、人物库、思想库、数据统计库、周边国家情况库等多个栏目，加大向读者提供国际问题的背景性、基础性研究成果和系列资料的力度，让读者在更广阔的面上、更深的层次上，了解世界局势，把握世界变化。《国际资料信息》提供的信息准确、系统、及时、适用，可以成为党政军领导，宣传、外事、经济、科研和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以及大中专院校师生的良师益友和助手。据多年来读者反馈的信息显示，本刊特别有助于研究人员获取详实、权威性的基础资料以及大学生了解国际背景知识和考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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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如何发表经济学论文不发表，就发臭也许是因为在经济学界出了几位像科斯和莫里斯这样的传奇人物的缘故，使得人们相信：在经济学研究中，发表的数量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少发文章，多出精品，才是经济学家的风范。像科斯那样有两篇论文就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因为已经修炼成旷世高手了。可是，我越来越觉得，像科斯这样的人物，只能在统计中做为异常数据忽略掉。经济学家的成才之道，仍然应该是“不发表，就发臭”（publish or perish）。而且我相信，经济学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成正相关的。我有四个理由支持这一观点：第一，经济学论文的写作需要技巧，而这种技巧是“心照不宣的知识”（tacit knowledge），是需要“从干中学”的。经济学论文是为了阐述作者的观点，所以至少应该写得准确、明白。这听起来像是在初中的作文课上就应该具备的基本技能，但是，从我近年来做经济学刊物编辑的经验来看，我发现至少超过一半的作者似乎都不会受到他们的中学语文老师喜爱。如何选择题目，如何谋篇布局，如何区分主次观点，甚至如何使用标点符号----不动笔永远也不会知道写论文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更何况，经济学有自己的行规和行情，比如行文的规范化、选题的前沿性等等，只有写得多，发表得多，才能逐渐摸索出个中诀窍。第二，通过阅读做研究和通过写作做研究是两种风格迥异的方法，但是仅仅靠其中的一种方法是做不出好的经济学的。正如《论语》里说的，“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通过阅读能够不断地刺激研究者的观点，但这些观点是发散性的，只有坐下来，确定了要写作的论文的题目，才能使作者的思维集中，并有一个引导思考的方向。有一位名叫莱德（Ladd）的经济学家建议，应该自我训练写下自己的思想，因为“当我在写作的时候，很多直觉就会产生。有一个事实常常是真实的，即直到我写作的时候，才对我所思考的东西有所认识。”第三，我个人觉得，能否持续不断地发表有影响力的作品是区分才气高低的重要标准。才气意味着旺盛的精力和创造力，才气意味着不断地对自我提出挑战，不断尝试新的风格和主题。研究生涯是马拉松比赛，起跑时的爆发力对最后的成功并没有太大的帮助。仅仅靠写出一本自传体的小说轰动文坛的作家多半不会是伟大的作家。第四，只要你是重要的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一定会比别的经济学家发表的数量更多。因为重要经济学家的课题和研究项目比别的经济学家更多，约稿也比别的经济学家更多，名气大则往往论文发表的概率更大，所以成就和发表的数量是相辅相成的。在什么刊物上发表论文全中国有多少能够发表经济学论文的刊物？数百种，甚至上千种？反正是多如牛毛。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地的社科院、许多大学的经济学院、一些国家机关、金融机构等等都有自己的刊物，这还不算也刊登理论文章的报纸。应该说，最近20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期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1）综合性的期刊太多，专业性的期刊太少。在国外，除了为数不多的几本综合性经济学期刊之外，具有国际性声誉的主要是各种专业性期刊，比如金融有《金融学》杂志，比较经济学有《比较经济学》杂志等。国内的各个经济学期刊并没有明确的专业分工，内容重叠，使得读者想要了解一个领域的最新进展往往无从入手。（2）对刊物的评价缺乏科学标准。目前流行的刊物分类方法是根据刊物主办单位的级别进行评级，或是根据国家有关行政单位的评比，这使得学术期刊的评级缺乏学术界公认的科学标准。学术期刊多而质量参差不齐，对于研究人员和学生发表论文来说，既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坏事。说它是好事是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个聪明的研究生随随便便挑几份刊物，登数十篇论文，根本就不是件难事。说它是坏事，是因为发表论文如此容易，会很容易地毁掉刚出道的学子，让他们觉得科学研究原来是这样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所以，我的建议是青年学子们在投稿的时候一定要确立自己的目标，就是不满足于在平庸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数量，而一定要登上好的经济学刊物的“大雅之堂”。那么，什么是好的经济学刊物？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往往充斥着难懂的术语、复杂的推理和烦琐的数据，很难让普通读者读懂，并因此会让门外汉感到“高山仰止”、“阳春白雪”。事实上，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的功能是不同的。大众媒体面向的是普通公众，读者只需要受过中级的教育程度并有基本的理解力，但不必要受过某个学科的专门训练。学术期刊的作者和读者基本上局限在一个狭窄的小圈子里，即受过某个学科的训练并且仍然在从事这个学科的研究和教学的人员。大众媒体上的文章是为了影响读者，而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是为了同行交流。所以，如果用所传递的信息量或是思想的深刻程度来衡量文章的质量，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并不一定要比大众媒体上的文章质量更高。比如《经济学人》、《商业周刊》在专业经济学家那里赢得了很高的荣誉，不少一流的经济学家都承认他们经常从这些杂志上找到灵感，而在国际关系领域，《外交》杂志的水平不亚于任何一份最好的学术期刊，但是这些杂志并不能被称为学术期刊。在《经济学人》或是《外交》上发表文章能够提高作者的知名度但对他在大学里评职称却是一点也帮不上忙。衡量学术期刊的标准首先不在于其内容而在于其形式。提高论文命中率的小诀窍下面是我从做编辑的角度给作者提出的若干建议，这些建议可能显得非常琐碎甚至愚蠢，但是，相信我，它们非常有用。1. 投稿之前一定要读过所要投稿的杂志。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但是，确实有很多向我们投稿的作者其实并没有读过我们的杂志，否则我想他们是不会向我们投稿的。有很多稿件根本就不适合在我们杂志上刊登，比如有的稿件只是人物传记，还有些是属于其他经济学分支比如会计理论的。也许你为这篇稿件花了很多功夫，但是你没有花最多1个小时的时间浏览一下我们的杂志，判断这本杂志的主要内容、风格和体例，结果是在30秒的时间内，你的论文就被丢进了废纸篓。2. 用点心思写内容提要。内容提要就像是你的论文的简历。如果你找工作要投寄简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30秒法则，如果你的简历不能够在30秒之内引起雇主的注意，那么你必定失败。几乎所有的作者都不重视论文的内容提要，认为这是画蛇添足。但是，我可以从编辑的角度告诉你，内容提要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流的学术期刊那里。比如说，《世界经济》每天大约收到10篇稿件，但每期最多能刊登15篇论文，所以我们的录用率在5%以下。尽管我们尽最大的可能不让任何一篇优秀的论文漏网，但是考虑到时间和人力的约束，发生遗漏的可能性是不可避免的。怎样避免这种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论文的题目、内容结构、论文的格式是否规范，还有，就是内容提要。内容提要应该用最简练的语言说服编辑和读者阅读你的论文，清楚地表述你想要研究的问题，你的方法，你的结论，你在哪些方面做出了创新等等。3. 当第一篇论文投稿之后，马上准备下一篇论文。在实行匿名审稿制度之后，论文的发表周期将会随之拉长。实际上，如果你在国外的杂志上发表论文，一般的发表周期会是2-3年。国内的发表周期要短的多，但是也至少要有半年到1年。因为审稿人提出审稿意见之后，作者还需要修改，像原来那种作者寄来的稿件不经过修改直接刊登的情况越来越少了。研究生的在校时间只有3年，如果你二年级才动手写论文，寄出后用情专一地痴心等待这篇论文发表，万一发表不了，马上就要毕业了，再想另起炉灶就太晚了。
国际关系论文怎么发表
一、个人发表论文的程序：1.有了自己的学术成果后，按其研究方向在中国知网等论文收录网站上查找和你所研究领域相关的文献。确认你的核心内容前人没有研究发表后，选择该领域的相关杂志；2.按照所选杂志的格式要求，将自己的研究内容撰写成论文，通过该杂志的制定投稿渠道进行投稿，之后进行耐心等待；3.编辑审阅后如果不感兴趣会直接退稿，如果感兴趣会给你提出修改意见，从投稿到第一次审回一般要2个月以上，按照编辑提出的修改意见逐条改正，并在给编辑回复时对其提出的每一条意见进行逐条回复，之后继续耐心等待；4.二审后，基本就离发表不远了，一般会再给你提一些格式类的细节修改问题，解决后回复，等待发表就好。二、发表论文对个人的影响：1.学术论文的创作一定是基于现有工作的提高和改进，目的是使工作更高效，结构更合理。因此，长期写作论文呃人，一定会养成对事情深究的习惯，在科技研究领域，这个习惯是十分宝贵的；2.为了让你的论文有着十足的可信度，你必须对论文的全部内容进行极其严谨的审核，对个人思维的严密性和科学性也是很好的锻炼。3.创作论文的必备条件就是浏览大量的学术期刊，对个人知识储备有着很大的帮助4.在你有了一定数量的论文后，你会引起别人的重视，在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别人的认可后，无论别人向你请教问题也好，探讨新技术也好，都是结交人脉、扩大人际影响的重要渠道，因为即使是自由职业者，要把工作做得更好也离不开朋友的支持，所以在人脉这种无形财富上，对你的帮助也很大；5.这一点是我自己思考的结果，和你分享一下：论文创作避免不了要接触到各类学术会议，并且往往是在其他城市举的。对于这种会议，有些是借机圈钱，有些则会实在的做些探讨研究。但无论是哪一种，我的看法是：写论文，是心在旅途上；参加学术会议，是身在旅途上。身与心总有一者在路上，这就是进步的生活。三、对发表论文的建议：1.能养成自己遇事深究思考的习惯，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而绝不人云亦云；2.经常写论文后，思维会变得缜密，遇到事情或发现问题后，会对其进行全面分析并擅长将想法写下来，写成可行性分析或报告和别人探讨。3.收录论文的杂志也有三六九等之分，你的首篇一旦发表，二篇三篇就会想着往更高级别的杂志投，对自己是一种挑战；如果得到高一级别杂志编辑的认可，又能极大增强自己的自信，同时树立自己在圈子里的威望。4.考虑到你是自由职业者，现在全国90%的杂志要收取版面费，一篇400—3000不等，肯定没地方给你报销，长期发的话对经济也会造成一定的冲击。而各领域最高等级的几本杂志一般都不收版面费，因此，从经济角度考虑，保证自己论文的持续高水准，也能为自己创收不少呢。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
1.导师篇可能在看到上段的文字以后，一些会产生这样一个感觉: 你和你师兄师姐的文章会发表的原因是因为你的导师好吧。事实上笔者很认同这一点，可以说如果我没有遇到两位恩师我的博士经历可能会完全不同。但是请诸位不要误解，我说导师好会使文章发表的几率大一些并不是简单的因为你把导师的名字放在你论文上来震慑审稿人（事实上编辑们的心理素质是很好的，而作者和审稿人也是双盲），而是由于好的导师会教给你很多有用的东西。我不知道广大经济博士同袍们多久见导师一次面，我三年里是平均一周见一次的。当然见导师不是为了讨论哪家馆子的水煮鱼味道正宗（这个可以留到课后讨论），勤见导师的一大好处是你总会有压力，这种压力会不断推动你在下次见导师前准备好向导师提新的问题，问题解决了你的进步就会快一些。导师关键在一个“导”字上面，导不是说帮你研究，而是解决你不懂的问题，当你走偏的时候导师要帮你扶正方向。举个例子，做实证的时候用哪一种计量模型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比如如果观测值不独立就需要用Cluster来校正OLS的标准误，如果是面板数据就要考虑是用random effect 还是fixed effect, 如果因变量有上下限就要考虑用Tobit模型，如果因变量离散且大于三个值就不能用logit 和probit而可以考虑用multinomial，如果观测值很少很少可以试一下非参检验等等。这时候导师的几句话就能使刚入门的博士生避免走很多的弯路。当然这里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导师必须明白你提出问题的答案，或者至少能告诉你在哪里可以找到答案。我建议各位博士生一定要最大程度的争取与导师见面的机会。当然，你可能会问假如你的导师对你的研究漠不关心或者非常的忙根本没空理你怎么办呢？没关系，你还有另外一个导师——文献。2.立题篇研究的课题应该怎么找呢？首先说两种错误的方式: 首先一个错误的方式是抱着头自己想，头发都想掉了最后发现自己想出的问题爷爷辈儿的人都研究过了。说句实话，任何一个领域发展到今天，凡是你抱着头能想出来的经济问题基本上都能被前人研究了。第二个错误就是总想找一个很大的课题研究，整天琢磨着我要是能把股价预测出来就好了，这样我买股票就发了财了，问他怎么研究，除了甩别人听不懂的名词以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其实博士生要找研究课题最主要的方式是读文献。前人的研究是你的基础，你必须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才能走的更远一些。前人的研究是A，你的研究是B，B是从A得来的，没有A你不可能一下子蹦到B。文献怎么读？这其实是我刚读博士的时候问得最多的问题。问导师，导师反问我: 你读文献的目的是什么？一开始我觉得这是一句废话，读文献不就是看看前人研究什么了么？后来才慢慢的理解了导师的深意。目的是一个很需要明确的东西，比如在最开始找研究课题的时候，读文献的目的一是看看前人的研究究竟包含哪些方面有没有什么漏洞，这时候就不用精读所有的文章，只要把一个领域的经典文章细读一下，其它的扩展了解个大概就可以了。导师让我最初的做法是用文字写下每一篇文章的研究课题是什么，创新的地方在哪里，结论是什么，漏洞在哪。其实这里面前三部分都还好说，最令我为难的是找出漏洞在哪。我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做"批判性思维"，练的就是这个，最开始应用起来也不是很容易，不过后来越来越顺利了，后来才知道导师其实是在训练我把自己摆在审稿人的角度来看文章。几周下来，脑子中对自己要研究的领域的研究成果已经差不多了解了，对这个领域中很热但是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也了解个大概，这时候再找研究的课题就会简单很多。当然，找课题并不是读文献的唯一目的，有时候你不知道写作的框架，有时候你不知道数据应该用哪种计量模型分析，有时你不知道理论模型的假设，甚至有时候你不知道表格的格式，这些你都可以从文献中找到，而这些时候由于你的目的不同，读文献侧重的方面也不同。3.论文篇众所周知，发表SSCI一定要用英文写作。一些人说自己发表不了好的SSCI是由于英语不好的缘故，如果英语是母语的话我肯定能发SSCI。如果有人问我对这番言论的意见，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英语是不是你发不出SSCI的主要原因。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最简单的方法是拿你的一篇得意之作（哪怕花钱）找人翻译一下，然后投一下好的SSCI就一目了然了，如果投中了的话说明英语是你的问题，如果投不中的话说明你的问题就不仅仅在英语上。有人问我英语不好怎么办？练啊！要么你就找个英语好的翻译当你的第二作者吧。我在这里要说的写论文主要不是英语方面，而是你论文的角度，换句话说，就是你论文的卖点在哪里。就好比一个商人兜售自己的商品，角度对一篇论文来说至关重要。比如实证研究中很有可能你搜集的数据给你带来的结果五花八门，甚至与你期望的相反。这个时候你文章中下结论的时候就要分外小心，找到一个有意思的角度然后看看数据是否符合。举个例子，我师弟的一篇文章的原假设是: 人们对不确定风险下的乐透的期望值与上一轮乐透彩票的结果正相关，说白了就是你看到了别人中奖了以后就会觉得自己买彩票的中奖几率会大一些。结果他的数据结果却正好和他的假设相反，人们对不确定风险下的乐透的期望值与上一轮乐透彩票的结果负相关！师弟一开始就慌了，头发都开叉了。不过几次见导师以后，他最终在导师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度，用"赌徒谬误"解释了他所发现的现象。所以说，没有烂数据，只要你选对了一个角度，小心地得出结论，你的论文就很有可能增色不少，当然，你的数据一定要符合你选的角度，你不能明明数据不支持，你非要牵强的编一个故事，这样做唬外行可以，内行一眼就看穿了。4.润色篇终于在无数次撞墙打滚儿揪头发以后，论文完成了！那么是不是可以递交了呢？当然还不可以，首先找一个机构把你的论文变成工作论文（working paper），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为了防止学术不端的人剽窃你的成果，或者很巧有人研究的与你撞车了，还有一个目的是让别人能读到或者引用你的文章。在变成工作论文以后，你要把你的论文发给你认为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资深的学者。发的目的不是让别人赞扬你的论文如何如何的好，而是让他们给你的论文挑毛病。同时，你要抓住一切机会去各种相关会议去演讲（present）你的论文，学术演讲（presentation）的目的一个是为了让大家记住你，再一个是为了让你的听众挑你论文的毛病。有的人做学术演讲的时候生怕别人挑毛病，觉得很没面子，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你把论文递交给SSCI的期刊以后期刊编辑会找一到三个审稿人，这些审稿人会给你的文章大挑特挑毛病。如果毛病太多的话，编辑拒稿是一定的。与其如此，不如在审稿人看你文章之前就尽量把你论文中存在的问题，能修改的修改，不能修改的至少要用语言防御一下，而修改和防御的过程就是你文章润色的过程。当润色接近了尾声，准备投稿吧。5.投稿篇向SSCI期刊投稿大多是在网上就可以完成的，投稿的时候一般要写一封covering letter，wrod文档一页就行，简单的说一下你希望贵期刊发表你的文章。投稿结果的可能性从好到坏分几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期刊直接邀你写稿，写完后发表。不过这种情形是可遇不可求的，Junior拥有这样的机会不大；第二个等级是你向SSCI期刊投稿，期刊回复不需要修改就直接发表。这一般发生在letter类期刊，要么接受，要么拒绝。第三个等级是你向SSCI期刊投稿，期刊回复需要修改重新递交，这个叫做R&R （revise and resubmit），修改重新递交以后期刊发表。这个是发表成功可能性最大的结果。第四个等级同样是R&R，但是重新递交以后被拒。第五个等级是递稿后发给审稿人，经审稿后被拒。最后一个等级是不发给审稿人，编辑直接拒。你千万不要以为最后一个等级发生的概率很低，事实上如果你给一些非常好的期刊投稿，编辑是很有可能直接把你的文章否掉的，否掉的原因五花八门，可能是该期刊类似的文章太多了，可能是你写的文章的结论不是非常有趣等等等等。如果非要说直接拒绝有什么好处的话，唯一的好处就是处理的时间快，不会耽误你很长的时间。假如你通过了编辑这一关，那么无论发表与否，至少你能有机会获得审稿人的意见了。当然，获得的审稿意见可能是2个"差评"，在这种情况下编辑会礼貌的通知你另投别家吧（其实就是拒绝的意思），对于审稿人的意见你要认真读的，因为SSCI期刊的审稿人一般都是你论文领域的行家，给出的意见多少会有些建设性意义。如果两个审稿人都是"好评"，或者两个审稿人意见一好一坏，但是编辑这个时候认为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那么恭喜你，你获得了修改重新递交的机会了！R&R（也就是修改重新递交）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你在该期刊发表的概率大大的上升了。但是请诸君注意不要庆祝的太早，香槟什么的就不要准备了，概率大大上升并不代表着一定会最终发表，获得R&R最终被拒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审稿人和编辑提出的问题可能是非常难改动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认真的读审稿意见的每一个字，推敲如何在重新递交了以后能使审稿人和编辑满意。修改之后要附上一个文字说明，罗列清楚针对审稿人和编辑的每一条意见你是如何做相应修改的。有人可能问，审稿人的每一条意见都要修改吗？答案应该肯定的，笔者只见过两位恩师中的一位有一次说审稿人的几条意见不好，因此他决定不改，我当时觉得老头子太狠了，后来那篇文章后来也发表了。而笔者和笔者的师兄姐们均未敢做出这种大胆的行为（当然，有胆儿大的同事这样做不过后来被拒了）。因此笔者认为做为Junior还是按照意见改动的好。修改完成以后就重新递交吧，这时候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听天由命，假如几周后你收到一封通知你你的文章被该期刊发表的邮件，恭喜你！大功告成了！此时你的pose应该是头微仰呈45度角，眼角湿润，如果嘴里能叨念出一句座右铭什么的就完美了......6.尾声写的很长，情节也不够跌宕起伏，相信能看到这里的人不会很多，不过假如有一个搞学术的新人在看到我的这篇文章有一些启示的话，也算是笔者没有白写。笔者曾见过很多学术上的牛人，有的太牛了甚至可以被称之为犇人。与之聊天，发现牛人最大的特点一是基本功特别扎实，二是思维特别活跃。说实话搞好学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真正成为大牛天分的确是需要一些的，但是就在SSCI发表这一个小的方面来看，即使是一个悟性不是很高的人，假如他专心学术坚持不懈，除非永远不尝试，否则发表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只是很可惜，专心学术坚持不懈这八个字说来简单，做到却并不容易。尤其对像与我一样的junior们来说，整天捧着文献读，坐在电脑前面踏踏实实写论文着实是需要一些毅力。无论如何，年轻是劣势，同样也是资本，正如我的恩师对我说的那样:你还年轻，假如你从现在开始一直专注一个领域，总有一天，你会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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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论文查重。之所以放在第一步，是因为期刊天空一直都建议作者投稿前查重，这样既能提前发现自己论文重复率多少，又不会给杂志社编辑造成不良印象，更减少了投稿后再查重导致退修，进而论文发表时间周期增加。发表论文必经流程和步骤第二步：筛选期刊。针对自己的专业方向，论文内容领域，到相应分类的期刊当中挑选。期刊天空编辑提醒，有作者因为发表论文不符合期刊发表方向而退稿的。第三步选定期刊：需要根据自己评职称、毕业论文发表要求，期刊天空编辑指出，这些内容一般从职称文件当中可以了解到，例如：期刊级别，选定后要了解期刊发表论文要求。第四步论文发表：选定期刊之后，可以通过邮箱、在线投递、微信QQ等发送文件，期刊天空编辑介绍，之所以有这么多方式，是因为各投稿方式相应的处理效率呈提高的趋势。第五步等待审稿。期刊天空编辑温馨提示：论文审稿是整个论文发表过程当中时间周期最长的，没有退修的稿件属于正常时间周期，如果存在论文审稿有退修，那么发表周期就会相应的增加。发表论文期刊的级别越高，发表周期就越长。第六步对于顺利被期刊录用的论文来说，杂志社会发送录用通知函，缴纳版面费用之后，即可安排发表刊期。第七步发表见刊。在到了论文发表安排刊期时，论文就算是正式见刊发表，作者需等待杂志社寄送样刊就可以当做评职称材料上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