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论文发表

sci论文发表难度大吗?很多作者都会这样问题，其实想要顺利发表一篇sci论文并没有那么容易，但是相比很多国内核心期刊来说发表一篇sci论文难度有多大?sci论文发表难度大吗?很多作者都会这样问题，其实想要顺利发表一篇sci论文并没有那么容易，但是相比很多国内核心期刊来说，就知道投稿sci也没有那么难，国内核心期刊每个领域的刊物数量很少，而需求量却很大，多以国内投稿核心论文异常困难，从这一点上来说，sci期刊要比国内核心期刊容易很多。

SCI一共收录3700多本期刊，所有的期刊根据学科领域来划分的话，一篇文章能够找到几十个适合投稿的刊物。如果文章是跨学科论文的话，适合投稿的期刊的数量就更多了。

sci发表一篇论文难度需要根据学科领域来分情况讨论，某些学科领域自身就具有容易发表的优势，更容易做出成果。对于sci某些学科来说，能够很容易的作出成绩，这样想要发表一篇论文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这个学科领域的行业现状和评审规则本身要求就比较低。

至于发表一篇sci论文难度有多大，需要根据期刊每年最新的影响因子来探讨，因为期刊的影响因子每年都会更新，但每年更新的数值相差不会太多。大多数国内单位都会以期刊的影响因子来判断期刊的学术价值，所以说不同期刊发表一篇sci论文的难度自然也根据影响因子的大小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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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方法1：提交（重复提交）论文1、让同事或者教授来审阅你的研究论文。2、根据审稿人的建议修改论文。3、根据所选期刊的要求准备好你的稿件。4、当你觉得论文准备好了，就提交吧。5、当你得到期刊的最初回复时，不要惊慌。6、将审稿人的意见视为建设性的批评。7、继续努力直到成功发表论文。方法2：选择正确的期刊提交论文1、熟悉市面上所有可能接受你论文的期刊。2、选择最适合你的研究论文的期刊。3、留意期刊的发行量或者曝光度。方法3：强化你提交的论文1、你的论文应该有清晰的论点。2、缩小关注范围。3、写一篇出色的摘要。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是学术界的一项重要活动。它可以让你与其他学者建立联系，让你的名字和作品流传开来，并且进一步完善你的想法和研究。发表论文并不容易，但你可以通过提交一份技术上合理、有创意但又直截了当的研究报告来提高胜算。找一本适合你研究主题和写作风格的学术期刊也很重要，这样你就可以根据它的标准来调整你的研究论文，增加发表的机会，获得更广泛的认可。方法1：提交（重复提交）论文1、让同事或者教授来审阅你的研究论文。他们应该对你论文的语法、拼写错误、错字、表达是否清晰和简洁进行修改。他们还应该验证你写的内容。研究论文需要提出一个重要和明确的问题，应该切题，易于理解，并且适合目标受众。让两三个人检查你的论文。至少应该有一个人不是论文主题方面的专家，他们身为“局外人的观点”可能会非常有价值，因为不是所有的评论者都是有关方面的专家。2、根据审稿人的建议修改论文。在最终提交研究论文之前，你很可能要拟好几次草稿。努力使你的论文表达清晰、吸引人和易于理解。这将大大增加被发表的机会。3、根据所选期刊的要求准备好你的稿件。确保研究论文的格式，符合期刊的标准。大多数期刊都会提供一个名为“投稿须知”或者“作者指南”的文档，提供关于排版、字体和长度的说明，还会告诉你如何提交论文，并且会提供审核流程的详细信息。科学期刊上的文章往往需要遵循特定的格式，比如摘要、介绍、方法、研究成果、讨论、结论、致谢和参考。艺术和人文学科论文的要求通常没有那么严格。4、当你觉得论文准备好了，就提交吧。去期刊网站上的作者指南（或者类似的文档）看看对方的投稿要求。一旦你确信你的论文符合所有的标准，就可以通过适当的渠道提交论文了。有些期刊允许在线提交，有些则更倾向于纸质版。一次只能向一份期刊投稿。根据需要，按照列表一个一个地投。在线提交时，使用你的大学电子邮箱。这样能够将你与学术机构联系起来，为你的论文增添可信度。5、当你得到期刊的最初回复时，不要惊慌。很少有第一次提交的文章能立即得到同行评审期刊的“接受”回复。如果你的论文被接受了，去庆祝吧！如果没有，就冷静地处理你收到的回复。收到的回复可能是下列之一：接受但需要修正：根据评审人员提供的反馈，只需要进行少量的调整。修改并重新提交：在考虑出版之前需要更多实质性的修改（如上所述），但是期刊仍然对你的研究非常感兴趣。拒绝并重新提交：这篇文章目前还不适合考虑，但是实质性的修改和重新调整可能会改变这个结果。拒绝：这篇论文现在和以后都不适合发表在这份期刊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适用于其他期刊。6、将审稿人的意见视为建设性的批评。很多时候，你会被要求根据几位（通常是三位）匿名审稿人和编辑提供的评论修改论文，然后重新提交。仔细研究他们的批评，并做出必要的改变。不要过分重视原始版本。相反，要懂得变通，根据收到的反馈重新修改论文。运用你的研究和写作技能，写出一篇优秀的论文。然而，你也不需要“完全改变”，盲目顺从于你觉得不相关的评论。与编辑展开对话，礼貌而自信地解释你的立场。记住，你是这方面的专家！7、继续努力直到成功发表论文。即使你最终被喜欢的期刊拒之门外，也要继续重写你的研究论文，并提交给其他期刊。记住，一篇被拒绝的论文并不一定很糟糕。出版方根据许多因素来决定是否接受某篇文章，其中许多因素是完全超出了你的控制的。提交给排在你第二选择的期刊。你甚至可以向第一份期刊的编辑咨询更适合你的刊物。方法2：选择正确的期刊提交论文1、熟悉市面上所有可能接受你论文的期刊。注意已经发表的研究，以及你所在领域的最新问题和研究。特别注意你所在领域的其他研究论文是如何撰写的，包括论文的格式、文章的类型（是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初步研究，还是对现有论文的评论），以及写作风格、主题和用词。阅读与你的研究领域相关的学术期刊。在线搜索已经发表的研究论文、会议论文和期刊文章。向同事或者教授寻求他们建议的阅读清单。2、选择最适合你的研究论文的期刊。每个期刊都有自己的读者和写作风格。确认你的研究论文是更适合发表在一份技术性很强，目标受众为其他学者的期刊上，还是一份面向更广泛读者的大众期刊上。“适合”在这里至关重要，在你的领域中最有名的期刊未必是最适合你论文的刊物。不过也不要低估自己，不要认为你的论文永远不可能达到顶级出版物的水平。3、留意期刊的发行量或者曝光度。一旦你缩小了潜在的选择范围，可以做一些调查，看看这些期刊上被广泛阅读和引用的文章有多少。让你的工作得到更多的曝光，尤其是在职业生涯早期想要出名的时候。然而，一定要优先考虑同行评审期刊。在这些期刊中，会由同领域的学者匿名评审所提交的作品。这是学术出版的基本标准。你可以通过在开源期刊上发表文章来增加读者数量。这样，它会被纳入在线的同行评审学术论文库中，免费给大家阅读。方法3：强化你提交的论文1、你的论文应该有清晰的论点。好的文章会直接切入主题，并且贯穿始终。从一开始就明确论文探索、调查或实现的论点，并且确保后面每一段内容都要建立在这个论点之上。针对你的论点做出有力、清晰的陈述。比较以下无力和有力的陈述：“这篇文章探讨了乔治·华盛顿年轻时的经历，他是如何在作为一名指挥官的艰难环境中塑造自己的观点。”“本文认为，乔治·华盛顿作为一名年轻军官，18世纪50年代在宾夕法尼亚州边境的经历，直接影响了他在弗吉谷严酷的冬天中与陆军部队的关系。”2、缩小关注范围。清晰的论点也可以是很宏伟的论点，但期刊文章本身并不适合对大型主题进行彻底的研究。学者在修改论文内容时往往会遇到这个问题，你需要能够删除或者明显减少文章中的背景信息、文献综述和方法讨论等内容。对于正在进入这一领域的年轻学者来说尤其如此。把宏大的探索留给更有建树的学者去做吧，尽管都只有20-30页。3、写一篇出色的摘要。摘要是审稿人对你论文的第一印象，所以你需要让它值得一读。确保绝对没有拼写错误或者不必要的句子。你只能用大约300个词。你的声明要大胆，方法要新颖原创，但是不要过度吹嘘文章中实际包含的内容。你的摘要应该让人们想要迫不及待地开始阅读文章，但不要让他们在读完后失望。让尽可能多的人阅读你写的摘要，并且在提交论文之前寻求他们的反馈。警告如果你对期刊的修改要求感到不安或者沮丧，不要立即修改论文。把论文放在一边，几天后带着“新鲜的眼光”回过头来阅读。你收到的反馈被过滤和解决了，你才能找到你论文合适的位置。记住，这是一个大项目，最终的改进需要时间。

人文学科发表论文

我们处在一个人文精神凸显的时代，大学生作为青年中的优秀群体之一，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增强自己的人文精神。这不但与每个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人格建构息息相关，也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昌盛、富强。目前，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部分大学生人文素质欠佳。首先，文化素养不高，知识结构单一，缺乏民族精神。不少大学生爱好广泛，知识面较宽，但也有一些大学生文史知识欠缺，，文化底蕴浅薄。知识结构单一，表现为有专业知识，而普遍缺乏必备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的素养，缺乏对自己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精华的基本了解，缺乏深厚的民族文化素养。其次，道德水准不高，社会公德失范。道德作为社会规范，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它确保社会稳定，人际关系和睦，社会和个人共同发展，大学生理应成为社会秩序井然和平稳发展的忠实卫士，但一些大学生文明素质低下，遵守社会公德的自觉意识不强。比如，某些人对个人卫生非常讲究，对宿舍脏乱却习以为常；不爱护公物，不注意爱护图书，将课桌乱刻乱画；满口脏话，不文明举止时有所见等。再次，人生主体价值观不明朗，在价值选择上缺乏社会责任感。当代大学生是务实的一代，表现出务实化、个人化和功利化的总趋势。许多大学生把社会本位转向个人本位，把追求理想转向注重实惠，把英雄崇拜转向功利主义。在物质和精神追求上，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缺乏社会理想。在道德的责任意识方面，对社会的终极关怀表现淡漠。部分大学生人文素质较低有其复杂的社会及历史原因。首先，现代大学教育中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失衡，造成大学人文教育的失落。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和历史进程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科技被强调为第一生产力，其在经济、国防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和突出，这使得科技教育在现代大学教育中的地位日重，成为现代大学教育的最主要的内容。这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以接受科技教育作为自己接受教育的重心，进人大学学习理工科，就成为优秀中学生升人大学的首选目标。对科技教育的过分强调，导致了人们对人文教育的轻视和排斥。而大学的人文教育自身，也在科技教育的强烈形响下，出现了知识化的倾向，只重视人文知识的传授和研究，而忽视了对人的培养和完善。其次，我国高等教育在其发展中遭遇的挫折及其本身存在的弊端，造成大学人文教育的失落。20世纪50年代以后，极左思潮摧残了我国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人文学科被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学说，传统文化教育基本被停止或取消。20世纪50年代初的大规模院系调整，对推动我国改善高校的地区分布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形成了院系设置上的文理工分家、单科性院校林立的格局。这虽然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应用型人才，但不利于大学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不利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和优秀人才的培养。再次，市场经济的负而效应造成大学生人文精神失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也正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但市场经济往往看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看重工具层而忽视价值层面，看重现实追求而忽视理想追求。市场经济强调物质利益，追求利润最大化，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滋生了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严重影响了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在重利思想侵蚀下，使本来就缺乏独立判断能力的大学生在价值选择上急功近利。 21世纪的大学生要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不仅要有较高的科学素养，也应具备相应的人文素质，要从各个方面不断丰富自己的人文知识，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首先，要努力学习人文科学知识。包括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科学技术史以及伦理学等在内的人文科学知识是形成人文素质的基础。作为高层次人才预备军的大学生，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又如何能对国家、对民族有感情、有责任心呢？又如何谈为国家、为民族服务和献身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叔子院士曾要求他的博士毕业生在论文答辩前，必须能背诵《论语》和《老子》，否则就不能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杨院士认为，博士生作为国家高层次的人才，不能不了解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让学生背《论语》、《老子》，可以培育民族责任感，锻炼其形象思维能力和学会如何做人。事实上，许多著名科学家都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造诣，例如爱因斯坦既是伟大的物理学家，又能熟练地演奏小提琴；我国地质学家李四光是地质力学的创始人，但他同时又是我国第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的创作者。其次，塑造理想的人格。作为新世纪的大学生，对人类、对祖国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了解社会，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才会做到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才能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祖国之间的关系。理想人格表现在具有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在上课、实验、课外作业、考试及撰写毕业论文过程中，要避免不求甚解、敷衍了事的现象，更要坚决杜绝投机取巧、弄虚作假和考试作弊等恶劣行为。再次，塑造自己的精神家园。大学生要具备高尚的人格精神、品格情调、情趣操守、气质风度等内在潜质和外在形象。从一切非文明的、低级情趣的影响中摆脱出来，确立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批判、抛弃错误的价值取向，建立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价值观。使自己不至于在依靠知识和技能获得了物质世界的“家”之后，反因价值迷失、思想茫然而找不到精神世界的“家”，成为物质世界的富有者和精神世界的流浪者。最后，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要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锻炼自己。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不仅能培养自己的社会服务能力，更主要的是能培养自己的社会服务意识，体会社会角色的意义，接受来自劳动人民群众中的人文、道德教育，养成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他人的品质。人文精神作为人类文化创造的价值和理想，作为人的现实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在人全面发展的素质结构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缺乏人文精神的大学生是浅薄的，没有厚重感的。

人文科学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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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人文科学论文

人文科学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有别于在中世纪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范文，希望你们喜欢。

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阵地

1、先秦哲学研究

首先，通过出土文献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问题。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理学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社会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内容，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理论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目前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影响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时代的思想、制度、文化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现代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台湾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政治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总结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养生学日渐受到重视。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养生学中心，德国慕尼黑正在筹办养生学的国际研讨会。与此相联系，内丹学研究也渐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热点，内丹学中的身心哲学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身体哲学”的提法，“可思维的身体”观取消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作是物质与精神的中间层次。在这些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近年来，道家道教研究的一个基础工程是编修了《中华道藏》。该项目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华夏出版社共同发起，随后又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复，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鼓励，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03年，煌煌49册的《中华道藏》终于完成。

6、佛教思想史研究

中国的佛学研究从民国时期现代学术建立以来即从属于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当然在佛教内部也一仍旧贯，始终延续了其教义教理的研究。值得反思的是，在民国佛教复兴运动中兴起的支那内学院的佛学研究(吕澄先生特称之为“院学”)，却不是以上两种研究框架所能容纳涵盖的，而这种研究却由于1952年支那内学院的解体而不复存在。无论是支那内学院的所谓“院学”，还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佛学研究，以及佛教内部的教理教义研究，严格说来都与近代欧洲兴起而影响至日本的佛教学不同。在检讨近期以来的佛学研究时，我们发现随着佛教研究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学界关于佛教研究方法及旨趣的思考也在逐步展开。其中的一个主要潮流是集中思考如何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与欧美日本佛教学研究接轨的佛教学研究。当然，在此潮流当中也发生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即为确定中国自己的佛教研究的特色，我们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与这种反思意识配合，中国佛学研究界的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日本佛教学界80年代以来出现的“批判佛教”思潮，借用日本佛教学内部对于自身研究局限的思考来重新为我们自身的佛学研究定位。

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研究一直是典范之作，在这一典范的影响下，佛教学界形成以史学意识为主的佛教史学研究。这一史学意识在建国后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方法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佛教研究，并形成了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佛教史》一书。90年代以后，参与该书撰写的专家都纷纷转入更为精深的历史研究，开展出众多佛教宗派研究的新局面。其中，禅宗史研究是重中之重，杜继文和杨曾文分别撰写了两部禅宗史。此外，洪修平和魏道儒的禅宗史和华严宗史研究也颇具代表性。最近，龚隽和徐文明的禅宗史研究是这方面的新成果。近年来，唯识宗和天台宗研究逐渐兴盛，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在唯识学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徐绍强、程恭让、张志强、魏德东、周贵华等学者。天台学方面则以张风雷、李四龙为代表。值得关注的是，方广锠的藏外文献和佛教经录研究，是佛教教史和教理研究的基础，且为编撰新的佛藏准备了前提。方立天近年出版的几部佛教研究专著，系统阐述了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史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近年来，对近代佛教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在这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的是楼宇烈，他的近代佛教人物研究将学界的注意力引向了近现代佛教，太虚、欧阳竟无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佛教思想都成为近代佛教研究的重心。在这方面，麻天祥、李向平的近代佛教思潮研究，程恭让的欧阳竟无研究也具有代表性。

在诸多研究当中，还出现了一种强调佛教与中国思想史脉络之间有机关联的研究倾向，这一倾向力图将佛教研究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使佛教研究成为透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视角。张志强目前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二十世纪佛学思潮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便是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并且已完成和发表了《哲学、史学与量论》一文。

7、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在近十多年的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成果颇为显著。方克立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开创了使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显学的新局面。在这方面，郑家栋出版了《现代新儒学概论》等多种专著，其他如黄克剑的《挣扎中的儒学：论海峡彼岸的新儒学思想》、方克立的《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陈来的《人文主义的视界》、颜炳罡的《当代新儒学引论》等都很有研究深度，力图对新儒家思想作出反省和超越。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中，人物研究系列的郭齐勇著《熊十力思想研究》、曹耀明著《梁漱溟思想研究》、张祥浩著《唐君毅思想研究》、宋志明著《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吕希晨和陈莹著《张君劢思想研究》等，以及专题研究系列的陈少明著《儒学的现代转折》、韩强著《现代新儒学心性思想研究》、武东生著《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李毅著《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赵德志著《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施忠连著《现代新儒学在美国》、卢升法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都是研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成果。2005年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一百多位中外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儒学、当代

新儒学与当代世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此次会议标志着当代新儒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对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研究之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也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如徐素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西、马”互动中的主导地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张利民在自由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方面开始较早，积累深厚，在国内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李存山对于儒家思想的近现代转型，特别是对于张岱年在三四十年代的新唯物论思想，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2005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第五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会议主题之一是“中西马”对话与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张岱年、冯契的哲学思想在马哲论坛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他们的思想在京沪两地也曾举行专题会议进行研讨。

8、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趋势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作为哲学理论研究一个分支的学科。因此，它除了遵循其自身的即所谓“内在理路”的发展规律之外，它还要面对时代的现实问题而进行反思，不断地与时俱进。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的日益提升，“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以邻为善”和“和谐世界”等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面对全球化给人类造成的一些全球问题，如何使中国哲学研究更多地联系现实问题，弘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应对时代现实问题的挑战，使中国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更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即“德力俱足”、“硬实力”与“软实力”俱足的国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天人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此为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关于文明对话中儒家传统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儒家的“和谐”“民本”思想、儒家与宗教、儒家与生态、儒家与全球伦理等问题的讨论，以及2005年学术界举办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朱子学与和谐社会”、“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 自然 ·和谐·发展———弘扬老子文化”等学术研讨会，都昭示了中国哲学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民族复兴、文明对话和人类共同进步的现实价值。(2005年郭沂发表的《儒学当代发展的回顾和展望》、张利民发表的《不断丰富、发展传统美德内涵》、李存山发表的《“人本”与“民本”》《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及环境保护》，都注重阐发了儒学的现实意义。)

时代问题的解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可能有的要求，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严格说来，中国哲学是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哲学突破”的一种类型，其后果是产生了与西方和印度不同的中国文明类型。这种“哲学突破”而形成的文明类型主导了以后中国历史演化的方向和性格。因此，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实际上便是对中国文明类型的因素、原理和观念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我们不仅要知道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更要知道这种独特价值是如何塑造着中国的历史、安顿着中国人的生命、组织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因此，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精神、结构和原理及其历史形成的研究，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及其历史逻辑，以应对今天中国的文化处境，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回溯到轴心时代。因此，先秦、秦汉的哲学研究一直是显学，其重要性由于近年出土文献的发现和整理而更加突出，在今后仍然会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

其次，中国文化从先秦诸子到汉初的“独尊儒术”，此后形成儒道互补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基本结构。这种基本结构不仅贯穿中国的历史，而且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因此，对于汉代的儒道互补，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儒、释、道三教哲学的研究，以前是、今后也将是中国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对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根源的研究，以及对于儒、释、道三教与____、伊斯兰教的比较，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意蕴，而且有助于探讨今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多元互补”“和而不同”的发展途径。

第三，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儒门淡薄”之后，北宋时期儒学呈现复兴之势，道学或理学兴起，历史学家谓之“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现代新儒家称此为“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宋元明清哲学作为中国前近代的“近世”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中国近代哲学所由以出发的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实现近现代转型的思想观念的前提。对于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宋明理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宋明理学的“内圣”与“外王”、道义与功利、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宋明理学的理本论、气本论和心本论等派系的关系，宋元明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或宋学与汉学)的关系，宋明理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宋明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将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热点。

第四，在经历了“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之后，对于中国哲学理论的宏观研究有可能继续。关于中国哲学的世界普遍性和民族特殊性，中、西、印哲学的比较，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与“形式系统”，以及这一系统内部的本体论与宇宙论、天人关系、人性论与价值观、“尊德性”与“道问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生态哲学等等，都可能在今后有更深入的研讨。

第五，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在近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文化和哲学都处于近现代的转型之中。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近一百多年的挫折、屈辱和奋斗之后，终于衰而不亡、衰而复起，在本世纪之初呈现民族复兴之势。于此形势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回顾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检讨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三大思潮之间的关系，探讨如何在“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与良性互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探讨弘扬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进一步中国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价值，这些都将使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呈现新的局面，其学术地位和现实意义也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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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指的是人文社会科学，是基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二者的总称。下面是由我整理的社科类学术论文，谢谢你的阅读。

高校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转化浅析

摘要：人文社科类学科特点和科研成果特点决定了成果的转化工作还远未像自然科学成果那样有效。为此,高校人文社科类成果的转化工作应当引起政府、高校以及全社会的重视,针对不同类别的科研成果建设合理有效的评价机制和推广途径和方法，全方位多层次地进行成果转化,使高校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源泉。

关键词：社科;成果;转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2-0178-02

我们平时所说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基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二者的总称。人文科学原义是指与人类利益密切相关的学问，它是与神学相区别的。经过长期的演变，狭义上讲主要是对于希腊文、拉丁文和古典文学的研究，这里面包括有政治学、历史学、语言学、伦理学等研究。与之相对的社会科学则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现象，比如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等等，它的要义在于阐述社会存在的现象及演进规律。

我国高校承担着全国近一半的科研任务，在这些科研任务中，相当一部分产出都是来源于人文科学。越来越多的人文社科科研成果的出现，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和自然科学类的科研成果转换相比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了解和关注。

一、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

1.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有意义关系的事物

人文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内容，不仅仅在于事物的普遍性，还要对特殊性加以研究。在研究期间，还要重视对于事物偶然性的研究，探究偶然性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与此同时，人文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是主客体间的双向理解，这种理解往往表现在互动关系上。在科学的悠久长河中，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科学这座大厦的基石，在人类科学发展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作用无可替代。

2.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双重特性

一般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特性即为科学性与价值性。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是依托现实的科学，它以客观事实为依托，在科学原理的指导下，依照合理的逻辑和程序，使用科学的方式和方法，对相关事物进行认识与实践，从而得出一个科学的论证。正因如此，人文社会科学才有着科学的品格，它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人文社会科学具有科学性的特征。另一方面，自然科学是通过对于自然界因果关系的研究，揭露事物存在的普遍性，从而寻求事物的共性，来排除事物的偶然性。人文社会科学并不仅仅局限于研究人类世界的普遍性与共性，除了在共性的基础上，排除偶然性外，人文社会科学还要研究人与人的创造与表达，研究人类的特殊性。正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的特殊性，才使其具有价值性。

3.人文社会科学具有综合性

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同，人文社会科学是以人和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这就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具有显而易见的人文特性。这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既具有主观性，又具有客观性;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价值性;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用性。所以，这些都说明人文社会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大学科，综合性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质特性。

二、关于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分类及特点

在对于人文社科的科研成果进行分类时，采取的比较普遍的方法是依据科研成果的属性和表现形式。如果依据成果属性来划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一脉相承的，都可以划分为四个类型，即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综合性研究和其他研究。如果依据成果的表现形式加以划分，根据教育部的有关规定，一般分为著作、论文、课题研究报告以及译著等等。人文社科科研成果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成果具有复杂性

人文社科科研环境的复杂性决定着其科研成果的复杂性[1]。人文社科由于研究的对象具有复杂性、相关性和不确定性，研究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也不断变化，具有较大的或然性，其规律本身很难被捕捉。研究者认知程度和研究角度的差别，各种政治社会因素的影响，也会使研究成果千差万别。

2.作用具有间接性、延时性和长期性

人文社科的研究领域十分宽泛，某些研究成果能够直接作用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但是对于大多数成果很难产生直接效益，它们需要逐渐被人们认识，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使得人文社科科研成果的价值需要时间的积累。

3.作用具有不确定性

人文社科的科研以社会为研究对象，其成果作用于广大民众，在数量上、年龄分布上以及地域分布上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基于精神产品所共有的特点，受到传播手段和途径等因素的影响，其产生的作用很难量化，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三、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转化中的问题分析

1.成果转化率较低

大体来说，人文社科类的科研成果主要通过论文、专著和相关研究报告来表现。这些成果每年的数量少则上千、多则达万，有相当一部分成果是发表在核心或权威期刊上。这些产出的成果值得我们引以为豪，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里面相当一部分成果来源于文科类，而非社科类，而且里面的高水平著作往往是对于某些领域的基础性研究，非专业人士对于这些研究根本不能理解，这也造成这些成果的转化率和推广率低下。相应的那些应用性强的成果，学术水平并不高，且多为借鉴所得，少有创新，更不必说对于现实的指导意义了。

高校里的人文社科类教师和科研人员,虽刻苦钻研教学研究工作,但他们社交圈子相对狭小,对社会问题的洞察力和关注度较低。尽管有些研究成果的水平很高,但实际价值有待商榷。同时受到绩效考核压力和扩招后教学工作量增加的影响,很多教师和科研人员更关心成果的数量,这就使得成果多为重复性工作，难以产生影响力。

2.成果转化渠道不畅

正是因为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复杂多变，使得这些成果能够直接为政府、企业所用的寥寥无几，这就需要传播来实现绝大部分成果的转化。而这部分成果大多是在科研人员之间进行传播，范围非常有限。只有通过网络、电视、报刊等主流媒体才能将行之有效的传播。当前社会处在社会转型期，媒体的经营者由于深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比起社会效益往往更关心经济利益。这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了人文社科成果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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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发表学术论文

一篇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可以没有图表，没有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保研将是一句空话。对于考研的同学来说,进入复试之后,导师非常看重学生的科研能力。

社会科学是指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其任务是研究并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模板，希望你们喜欢。

人文社会科学为什么不景气?

人文社会科学的不景气，似乎已经成了令人头痛的问题。当然，也有人认为人文社科形势一派大好，理由是“主旋律”得到了高度弘扬。对此，我们不加辩解。也有人抱怨，人文社科的学者太差劲，郭沫若在1949年以后的成果，就是一个例子。然而，为什么板子偏要打到学者身上呢?无庸讳言，学者有自身的问题，然而，体制和管理难道就没有责任?再进一步，即使是学者真的差劲，那么，你的制度为什么不选择优秀的学者却偏偏要喜欢那些南郭先生呢?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相比，人文社科具有自身的特点，在管理上的要求、方法、内容、措施都有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当局对人文社科的管理不注意这些特点，而是用管理工程技术的套路来对付人文社科，恰恰是造成这种不景气的根源之一。本文不涉及学术以外的因素，也不讨论政治对学术的影响，只是就人文社科的体制和管理中的几个关系谈点看法。

一、计划和学术的关系

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计划，包括具体的项目计划到整体的长远规划，都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计划往往距学术较远，而距政治或现实需要较近。官方所关切的，学术界不一定关切;学术界关切的，官方却不一定重视;而以官方为主体制定的各类人文社会科学计划或规划，虽然是学术界要“项目”的对象，却往往不是学术界感“兴趣”的对象(看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每年的“课题指南”，这种毛病一目了然)。学术界对计划有一种“非学术”的或“官方”的感觉，由此而导致了一种现象：许多计划和规划中的重大内容，学术界不觉其重大;而学术界普遍认为重大的研究课题，又与计划和规划无缘。

计划之所以距学术较远，在于计划的制定依据主要是官方的政策。在计划的制定中，虽然也有专家参与，但是，参与的专家往往是有选择的。坐“冷板凳”的专家一般都进入不了制定计划的圈子，即使他们有制定计划的建议权，其建议也往往得不到官方的肯定和支持。而学术上的创新，多数是“冷板凳”专家的事情。另外，参与制定计划的专家，一般都是“权威”级人物，而学术权威(即使是胸襟十分开阔的权威)，由于长期的学科浸淫，会不自觉地畛域自封，对计划制定造成相应影响。各种学术计划和规划的偏差，往往与此有关。

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而管理的本质在于规范。创新往往具有“标新立异”的特色，如果已经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和社会的普遍承认，那么，它的学术意义就已经在消隐，而社会意义在凸显。计划和规划是一种规范性的东西，对于创新往往不予支持，这是造成计划与学术脱节的一个内在因素。

计划的制定如何能够与学术进展合拍，值得探讨。在学术研究中，“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十分多见。即使在自然科学和技术开发领域，这种现象亦非例外。美国自发形成的硅谷红红火火，而日本政府规划的筑波科技城则冷冷清清，就是明显的例证。中国各级各类社科规划的制定，应该汲取这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二、项目和成果的关系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评价，存在着项目与成果的内在矛盾。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各项评价指标都比较重视项目，而这种重视，也存在一定问题。正如一个学者所言：对项目的评价，就像一个对刚刚怀孕的妇女评判她是否能生出一个天才一样难。

项目往往是“官方”的，主旋律的，因而，项目的成果，在官方的支持下，部头大，印制好，加上足够的宣传，往往规模宏大，先声夺人。但问题在于，项目成果的本身，有许多只能根据“官方口径”，政策含量偏大，学术含量不足，外表的辉煌下面是思想的贫乏，学术界也对这种项目成果并不十分看重。

真正在学术上有影响，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学术成果，却往往进不了所谓的项目，从研究到出成果都十分艰难。当然也有例外，部分“功成名就”的学者，可以进入项目，也可以结合项目的完成，出一些高质量、有品位的成果。但是，那些开拓性极强、极富新意的课题，本身在学术界也有较大争议，要进入官方的项目则更为困难，只有已经获得了突破，取得了“圈内”的承认，才有可能立项。而一旦取得“圈内”的承认，其学术思想的最辉煌部分也已经成为“过去式”，以后的项目，则属于“锦上添花”性质而非“雪中送炭”。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管理中的一大弊端，是过份重视项目。在导向上鼓励争项目，争经费，然而成果评价跟不上，致使不少项目雷声大，雨点小，然后出一些平庸之作完成项目。这些项目的完成则又为主持人争取新的项目奠定了基础，以后争取项目更为有利，形成项目成果学术质量锐降的恶性循环。

三、大和小的关系

受自然科学重大发现推动整个科学体系发展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强调重大课题的研究。但是，人文社会科学中什么才算重大?这个问题也值得探讨。

如果按照我们现行的思路，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只不过是给一个妓女作传，是小得不能再小的题目，根本算不上“重大课题”;甚至如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能否进入我们的所谓“重大课题”也有问题;考古学界推崇的夏鼐先生，用来否定“ 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最有力的证据，只不过是不起眼的几块陶片，而这些陶片在出土时，丝毫也没有“重大发现”的迹象。类似于这种小课题做出了大文章的现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比比皆是。

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研究方法往往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用小题目做出大文章。最典型的事例之一，就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所取的年代，是一个毫不起眼、也没有什么重大事件的年代;所取的史料，无非是一些宫廷和官场的琐事，鸡零狗碎。但是，作者却从这种“小”里面发掘出了“大”，写出了明代社会的深刻变化。这对我们来说，不无启示。鲁迅的《一件小事》，写出了散文名篇，没有任何“重大意义”的阿q，写出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典型的人物。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篇》，几乎都是零零散散的小事，却写出了学术阐释的新境界。就连马克思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学研究，也是从最简单、最一般的商品交换入手的。因此，对于“大”和“小”的关系，我们亦应重新审视。

笔者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课题的大小只是相对而言，更重要的在于学术识见和功力。功力不够，识见不广，缺乏学术上的深邃和敏锐，“大课题”也做不出好文章，相反，“小课题”却能出大成果。从管理的角度言，我们有必要对以往的“大小观”予以调整，不再过份强调“题目”的重大，而是注重“成果”的重大，使管理行为真正起到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

四、集体攻关和个人研究的关系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集体攻关和个人研究的关系也值得注意。大体上，管理部门往往比较强调集体攻关，主张集中力量进行重大项目的研究，而个人研究一般得不到必要的重视。问题在于，是不是集体攻关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佳方式?

管理学家西蒙，把科学研究中的因素分为两大类：事实因素和价值因素。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中，一般都能排除价值因素，只关注事实因素，恪守价值中立原则。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极难排除价值因素。即使如特别强调价值中立的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历史学、宗教学以及官僚组织理论研究中，也渗透着自己的价值偏好。笔者认为，在能够排除价值因素的科学研究中，集体攻关可能是比较好的方式;而在不能排除价值因素的科学研究中，个人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众所周知，要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对事实的认定上比较容易，而要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对价值的认定上则极为困难。人文社会科学的集体项目之所以难以组织，学术观点上之所以难以统一，除了学术以外的原因外，往往产生在价值判断的不同上。一个集中了优秀人才的写作班子，可以写出很漂亮的公文，但却肯定不能写出很漂亮的小说或散文，其原因就在这里。在价值因素远远超过事实因素的人文学科，提倡集体攻关，充其量只能出一些公式化、概念化味道极浓，顶多只是教材一类的成果，而在以事实因素为主的部分社会科学(如采用数理方法研究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中，集体攻关则可以形成较为重大的成果。因此，有必要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门类、不同课题予以区别对待。

笔者以为，在文史类学科不宜片面强调集体攻关(除非是编写教材)，而应当以个人研究为主。只有那种确实是因为学术见解、研究思路极为靠近，完全是出于学术原因走到一起的课题，才可适当组织集体研究。即使是在集体研究中，各人的思想脉络也应明确清晰。一般情况下，“拉郎配”式的集体项目，对研究成果的质量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在接近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部分社科类学科，则可适当提倡集体攻关，但由于其依然有一定的价值因素其作用，仍不能完全排除个人研究方式。根据不同的学科性质和课题类型，恰当鼓励个人研究，是人文社科管理工作改革的一个思路。

五、研究和宣传的关系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如何评价，评价依据什么，这也是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主要盛行两种做法：一是看杂志或出版社等级，二是看书评、索引、摘引和转载。除此之外，报刊的宣传介绍以及获奖情况，也对评价有着重要影响。如果稍微探究一下就会发现，这种评价，主要适用于宣传，而不适用于研究。

杂志和出版社的等级，确实和论文著作的质量有关联，一般来说，高层次的杂志(如所谓权威杂志、核心杂志)发表的文章，多数质量较高，高水平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出版的著作，多为上乘之作。但是，普通杂志和一般出版社所出的东西，也不乏学术上的创见。特别是因为高层次出版机构的规范性要求，一些非常活跃的创见，往往受到限制。例如，前些年的《读书》在学术圈内的影响，可能不比《中国社会科学》差，但在杂志排名中，《读书》却上不了“档次”。科研管理中按杂志和出版社等级的排名，在实际操作中基本与学术见解无关，对于推进学术思想的发展没有起到预期的积极作用。

好的书评，确实是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依据。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如今的书评宣传因素过多，真正属于学术性的书评十分少见。摘引和转载，确实也能起到学术促进作用，但不可一概而论，如《新华文摘》的转载，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但是，无可否认，《新华文摘》的转载，其指导思想是把政治放在第一位的，学术只能屈居第二。我们不必要、也毋需要改变《新华文摘》的办刊方针，它本来就不是为学术评价而是为现实政治办的刊物。因此，参照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a&hci( 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建立一个我国人文社科的学术性检索系统，有可能给我国人文社科评价提供较为客观的基础。

至于报刊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媒体炒作性质，学术评价不仅不能作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还要防止其对学术评价的误导。北京老山汉墓的报道，就是这种媒体炒作的明显一例。而社科成果的获奖则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比较规范的奖励，具有较重要的学术评价性质，有些评奖则五花八门，其目的往往不是学术性的。

从总体上看，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依据，目前的明显偏差是宣传性居多，学术性偏少。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管理，涉及到多种因素，较为复杂。但是，如果不解决一些基本的认识问题，就有可能导致管理的偏差乃至失误，甚至会使人文社科研究出现部头越大、水分越多，外表越精美、质量越低下，炒作越厉害、内容越贫乏的现象，产生出更多的"学术垃圾"。

当然，人文社科研究的管理，很难达到一个理想模式，从根本上消除上述弊端也不现实。不过，有关方面应当对上述问题有足够的认识，以调整管理思路，尽可能地消除过大的偏差。譬如，在计划的制定和项目的设计上，可以用宏观方向的确定取代具体课题的确定，在成果的评价上，少一点政治因素而多一点学术因素。西蒙在管理学的研究中，曾经提出过最优型决策和满意型决策的区分，认为最优型决策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实际上无法达到，而现实中的决策都是满意型的，即能够满足最低需求以上、可以接受或可以容忍的。人文社科研究管理，也应该尽可能达到西蒙所说的"满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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