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王辿遗址最早发表论文

在中国搞古生物化石研究的学者，应该不会忘了1923年，因为在1923年中国古生物学研究开始真正起步了，首先，1923年11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经在中国工作几十年并最终安葬在中国的葛利普教授在当时的热河省凌源进行化石考古和挖掘工作，命名了当时凌源含狼鳍鱼的地层为“热河系”；1928年他进而提出“热河动物群”之名。从此经过百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热河生物群”早已名扬天下。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教授 1923年诞生了中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最早发表的古生物学学术文章，它就是北京大学地系教授李四光于1923年12月在英文版《中国地质学会志》Bull. Geol. China)的第2卷3-4合期上发表了《鉴定䗴类的图解法及其对华北䗴科研究的一些结果》一文。在李四光的文中有属种的拉丁文名称，有化石特征的详细描述、比较、讨论，有产地层位的具体记载，有图版和图版说明。该文首先叙述了这类属于原生动物门有孔虫纲化石的特征，其外形像一纺锤（纺织机上的线筒），因此叫它“纺锤虫”。李四光根据中文古代纺锤称为“筳”，在它左边加了一个“形旁”——“虫”，而右边的“筳”是声旁，两者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形声字——“䗴”，李四光所造的这个字，从那时起就在中国古生物学界沿用至今。论文对8个种及变种都做了描述，并有两个图版（共19个薄片的相片）加以表示。论文记载这些种产自直隶（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甘肃诸省的十多个地点，含化石层层数最少为一层，最多达4层（山西阳泉）。论文将这些种与国外各地之链作了对比，认为它们都属于上石炭统——太原统（相当于乌拉尔统）。另外，在1923年12月出版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地质汇报》第5号第2册("Bull. Geol. Surv. China,No.5,pt.2”）上有一篇中国地质学家周赞衡写的题为“山东白垩纪之植物化石”（“A Preliminary Note on some Younger Mesozoic Plants fromShantung")的论文，文中描述了产自山东下白垩统的如下植物化石属共计7属11种（其中1旧种，4新种，2相似种，4未定种）。有两页图版，为手描图。李四光和周赞衡的文章发表几乎是同时的，可以并列称为“中国人最早发表的古生物学学术文章。另外在1923年5月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者和领路人德日进与桑志华在宁夏灵武水洞沟发现更新世晚期化石群，包括哺乳动物、鸟类及旧石器等，称为“水洞沟文化”。另外，中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所写的第一部古生物学专著应该是1924年12月孙云铸发表于《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1号第4册的论著，题目是《中国北部寒武纪动物化石》这标志着中国古生物学家也能从事深入的古生物鉴定和研究，写出大部头的著作。该书首先简述了中国北方，主要是华北的直隶（河北）省、东北的奉天（辽宁）省和山东省泰安地区与张夏地区的寒武纪地层。其实早在1920年葛利普刚到中国，就在《地质汇报》第2号上发表了两篇古生物学论文，一篇是“中国二叠纪新发现之阔翅类化石”，另一篇是“直隶开平之下二叠纪动物化石”。在前一篇论文中，描述了一个阔翅类昆虫的新种——Eurypte(Anthraconectes?)chinensi(sp.nov.)。在后一篇论文中，描述了苔鲜动物的Polypora属。这应该是中国发表的最早的两篇古生物学论文了这里介绍一下葛利普，葛利普(1870-1946)是德裔美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葛利普是一专多能的地质学家，他一生发表近300种学术著作，当时已经50岁的葛利普辞别故园与妻女，于1920年来到中国，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兼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北洋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之后，他1929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通讯研究员。1934年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系主任，从此他为中国地质事业以及古生物研究事业贡献了后半生。 1922年2月3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学会的刊物是《中国地质学会志》，许多古生物学研究论文在这一刊物上发表。该年4月葛利普在中国地质学会的会议上宣读“论震旦纪”的论文，这是对震旦系的第一次全面总结。《中国古生物志》创刊，出版了甲种第一号第一册“南满第三纪初期之植物化石”（傅兰林著），乙种第一号第一册（总第一号）“中国北部奥陶纪动物化石”（葛利普著）和第二号第一册“四射珊瑚化石”（葛利普著）。傅兰林和葛利普是外国人，虽然在中国受中国政府邀请搞研究，他们发表的论文是职务行为，这也属于中国发表的最早的几篇古生物学论文。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古生物学专著是1922年4月，葛利普的古生物学专著《中国北部奥陶纪动物化石》，以《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1号第1册的形式出版。葛利普受聘为北京大学的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室主任，是在中国土地上为中国地质古生物科学事业而工作的，他的研究成果也作为该所的系列出版物而问世，所以，他以上两篇文章和一部专著的出版就标志着中国地质古生物科学事业的发端。李四光说起葛利普他还有以下不朽的成就，比如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现在仍在挖掘，人们仍然在不断寻找那丢失的北京猿人头盖骨。而葛利普教授恰是“北京人 (Peking Man) ”的起名者，当年周口店发现人类化石的消息，之所以能迅速传遍全世界，与这一简单易记的名称是分不开的。第二中国的古生物学者不断在国外权威杂志《自然》、《科学》等杂志上发表根据在辽西发现的恐龙化石的研究成果，而这不能不追溯到葛利普教授早期提出的“热河动物群”。” 1928 年，美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出版了一部科学巨著--《中国地质史》 ( Stratigraphy of China 直译为《中国地层学》 ) 。在这部书里，他第一次提出了"热河动物群"这一名词，用来代表分布于东亚狼鳍鱼岩系的综合化石群。第三在 2005 年整修后重新开馆的中国地质博物馆里，也陈列着葛利普先生鉴定的化石 (Gymnosolen Grabau,Age: Precambrian, Locality: Jinzhou,Liaoning Province 葛利普裸枝叠层石，时代：前寒武纪，产地：辽宁金州)第四中国浙江省长兴县人民塑造了一个葛利普教授的塑像，放在长兴“金钉子”博物馆里。这是因为葛利普教授在1931 年确定了“长兴灰岩”地层，它是“二叠系到三叠系地质连续剖面”的代名词。此后“长兴灰岩”，成为地质学上一个专用名词，从而载入国际地层学史册，并得到世界公认。 2001 年 3 月，国际地科联过投票，正式将浙江长兴灰岩的 D 剖面确定为全球二叠－－三叠系界线层型及点（英文简称"金钉子"）。长兴“金钉子” 是地球史上最重要的断代界线之一，也是地球历史上六次生物大灭绝中最大的一次绝灭事件和全球变化相联系的点位，2001 年 3 月被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正式确定为全球对比标准点位。其意义相当于大英博物馆的铂金米达尺，成了世界标准。第五在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网站上可以查到月球上以葛利普命名了“葛利普背侧”，一个在月亮上的山脊。葛利普教授逝世已经多年，人们仍然在不在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网站上可以查到月球上以葛利普命名了“葛利普背侧”，一个在月亮上的山脊。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的中国地质学先驱之一朱森曾经回忆著名的美籍地质学家A. W. 葛利普 (Grabau) 为他们讲授古生物学、葛利普老师不仅学问渊博，而且待人诚恳，使他们受到很大的教益，他们不仅重视课堂学习而且躬行实践，重视野外现场考察。北京西山是他们实习的重要基地。葛利普、翁文灏曾带他们去热河实习。有媒体报道：1923年11月初，中国的东北大地被层银白色包裹得分外妖娆，早晨的屋檐下还挂着晶莹的冰柱。在这个时节，从来没有考察队进人热河省进行野外发掘工作。而北京大学的一支小型地质野外考察队此时却悄然抵达此地。他们由葛利普教授和翁文灏带队，乘着吉普车，向热河省凌源县进发。葛利普是国际上大名鼎鼎的地质学家，他此行是为了考察1880年由法国鱼类学家索瓦士研究的发现于此地的狼鳍鱼化石的地层。在凌源附近的山头，葛利普发现并采集了大量狼鳍鱼与尾类蜉蝣化石，但并无其他斩获。辽西化石群1923年，葛利普在《中国地质学》中，把当时热河省凌源县附近含化石的地层定名为热河系。1928年，他又提出了“热河动物群”的名称，用来代表分布于东亚狼鳍鱼岩系的综合动物化石群。后来，中国的顾知微院士把与热河动物群同时期的植物群也包括进来，统称为热河生物群。

古蜀国没有文字，这是考古专家讨论研究的话题，只有符号称为“古蜀符号”。巴蜀符号，又称巴蜀图语或者巴蜀图形文字，是在中国四川省出土的战国至西汉初期的文物上，发现的150个不同图符，统称“巴蜀符号”。它们多数是实物图像，既没有动词、形容词、和连接词，也没有数目字，这还不能构成文句，只是看图解寓意的符号，既和甲骨文、古彝文不同，也与后来的巴蜀文字不一样，是目前国内惟一一种未被破译的公元前古代文字。我国学者钱玉趾认为这些图符可能是2400多年前的一种拼音文字。也有人推测“巴蜀符号”可能和金文一样，属于四川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象形文字，但无人可解读。巴蜀符号指古巴蜀土著民族铸印或刻划在器物（主要是铜器，也有少数漆器、陶器）或印章上的一种定型化的象形文字，是古巴蜀文化体系的一种表现。巴蜀地区发现的古文字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图像性的符号，即手掌、花蒂、水波、房屋、人头和虎、鸟蝉等；另外是一种文字性的符号，少数与中原文字一致，多数迄今未能释读。“巴蜀符号”即是指前者，而“巴蜀文字”则是在“巴蜀符号”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所以，“巴蜀符号”比“巴蜀文字”更加古老。许许多多的巴蜀符号中，面具纹、神树纹、眼形器纹、手形纹、心形纹、璋形纹、戈形纹等，仍然带有萨满教的原始巫术色彩，这些符号不能一个符号、一个图形地宣读，只有当这些图形符号构成一组特定的“符号”时，它们才有意义，并且这种意义只有当事人才能解释，这些莫名其妙的解释为“巴蜀符号”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它们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或是某种特定的标志即地域性宗教符号？或者，其中某些部分具有文字意味？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出土较少，加上没有历史文献的记载，“巴蜀符号”也一直没能被破解。“巴蜀符号”的器物巴蜀符号主要分布在铜制的兵器、乐器、印玺等器物上，其中九成以上是用錾刻的方式刻在铜兵器上的。“巴蜀符号”的印玺比较少见，只有在王、侯、将军等地位较高的人的墓葬中才有出土。巴蜀符号成组的有一定意义的排列组合已发现200种以上，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也已发现数千件。典型的巴蜀符号有虎纹、手心纹和花蒂纹等等，最常见的图形有虎、龟、孔雀、花蒂等。这些图形和符号的组合体既不讲究节奏韵律，也不讲究对称均衡，它们有着比装饰性图案更深刻的意义。“巴蜀符号”的历史四川地区的“巴蜀符号”出现于西周，流行于战国时期。据推断，巴蜀符号可能产生于古蜀国的开明王朝时期。已发现的巴蜀符号超过二百多种，年代在公元前9世纪西周到公元前1世纪西汉之间，前后延续长达800年之久。文献记载古蜀人著书立传是在六国时代。尽管很少，但毕竟留下了。有许多学者认为《山海经》便是有赖于这种古老的符号保存下来的。秦国统一六国后，“巴蜀符号”“巴蜀文字”被废除。“巴蜀符号”的发现和研究1921年前后，在成都北郊的白马寺、坛君庙一带出土了带有巴蜀符号的古铜器近千件。这是有关巴蜀符号的第一批文物，当它们被发现之时，即被哄抢一空，后来又辗转流落到收藏家手中，收藏家们对这些有着神秘符号的青铜器进行了研究，并认为这是夏代中原文物，而那些符号可能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夏代文字。这种观点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得到澄清，这些古铜器经过卫聚贤先生努力收集，1942年在他所办的《说文》杂志上公布了一批资料，认为这些青铜器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文物，并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这是巴蜀符号最早的公开记录。至于那些古蜀人留在青铜器上的符号或图案，一直要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到“巴蜀符号”的正式命名。此后，考古学家相继发现了刻有符号的铜戈和印章，这些文字一样的符号也一并被纳入“巴蜀符号”的范畴。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在青铜兵器、乐器、礼器，以及各种印章、漆器上至少已经发现三百多个不同的字符，然而，这些或繁杂或简单或直观或抽象的符号被后人破译的寥寥无几。由于“巴蜀符号”的形状非常像装饰性的符号，所以一开始并没有把它看作文字，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类似符号被发现，人们意识到它们已经不是简单的图案了，而有可能是巴蜀先民所使用的一种早已失传的古文字。上世纪50年代，由于川东船棺葬的发掘，人们发现出土青铜器、铜印章上不同于中原汉语言文字系统的大量符号。70年代，又在川东和川西平原发现了青铜器上的铭文。1950年代到70年代，学术界提出了“巴蜀符号”等概念，王家为此搜集的各类符号达300种以上。当时一般认为这些语言符号是川东巴人的创造，仍持“蜀无文字”的看法。但蒙文通认为汉初成都地区文字发达，大文豪层出不穷，据此推断蜀人应有文字。但是巴蜀符号的破译仍然让学者们无从下手，而对巴蜀符号的研究也一度难以打开局面。《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中记载的1954年巴县冬笋坝50号墓出土的3件结构形状完全相同的铜印，或许让研究古蜀文字的专家们看到了一线可贵的曙光。在3件长方形的铜印中，有两件均为汉字的“中仁”，另一件则是巴蜀符号，上面似一包袱，下面为并列的两只蝌蚪，有学者分析指出，上面的包袱对应汉字的“中字”，下面的两只蝌蚪代表“仁”。如果这种推测不谬的话，这3件铜印很可能就是解开巴蜀符号的一个切入点。1960年出版的《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认为，巴蜀文字有两类，一类是符号，一类似汉字而又非汉字。童恩正等于1976年发表文章，对后一类文字做了科学说明。1982年，李学勤发表文章，将巴蜀文字分为甲、乙两类，认为都是文字。王家、李复华1984年发表文章，认为巴蜀符号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母家西陵氏的文化。这些论著，对巴蜀文字研究新高潮的出现准备了条件。1988年，钱玉趾发表《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的论文，首倡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的看法，并认为巴蜀文字与古彝文有关。其后，又对这一看法提供了进一步的补充论证。这一新看法，引起了热烈讨论，魏学峰、刘志一等分别著文提出质疑，反对这种看法。古蜀没有文字的看法，已为许多近年新出土的考古资料所否定。林向著文披露了三星堆陶器上的刻划文字符号，三星堆发掘报告和成都十二桥遗址简报均发表了遗址中出土的刻划符号和文字资料，这就促成了新成果的问世。段渝1991年发表论文指出，巴蜀文字不但有两类，而且两类文字均可在商代找到其起源滥觞的痕迹，并指出巴蜀文字最初起源于蜀，后来传播川东，成为巴蜀地区通行的文字。另外一些考古专家则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巴蜀符号”并不是一种文字。有的认为“巴蜀符号”是一种看图像以解其语意的图画语意符号，是不用文字解说的“连环画”。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副院长、著名考古专家孙华则认为：“巴蜀符号”在众多兵器上出现，绝非偶然。因此“巴蜀符号”是一种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吉祥符号，而不是文字。将这种吉祥符号铸于兵器之上，其用意大概是佑护使用者，让使用者免于伤害，给使用者以力量和勇气，激励使用者奋勇杀敌。他认为，“巴蜀符号”的数量种类实在太少，距离能够记录语言的文字尚有很大差距。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古蜀人想通过巴蜀符号来表达他们对古蜀先王的尊敬和怀念，这些符号刻在青铜器和印章上，以一种近乎玄秘的方式一代一代流传着。还有人认为，巴蜀符号与玛雅文同出一源。王大有先生经过研究发现，巴蜀符号与玛雅文有相似的符号与组合方式。土家族为巴人后裔，保存有完整的伏羲推八卦、女娲造人、大洪水的传说。印第安人最古老的文明因子同样是太昊文化——太极、八卦、扶桑坛台、崇拜龙凤太阳……在这个意义上说，巴蜀符号与玛雅文很可能有相似的渊源……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懈努力，神秘的巴蜀符号似乎渐渐露出了冰山一角。学者钱玉趾声称已读出了“成都”二字；冯广宏则猜测汉字与巴蜀符号曾同时在蜀地流行，汉字还借用过巴蜀符号；又有人说从中看到了孔子“仁”的思想……巴蜀符号的破解似乎近在眼前。上述各种看法虽然尚不一致，但古代巴蜀确有文字，已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论。很多的文字学家仍在投身于解读这些文字的工作之中。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巴蜀符号”是巴蜀古人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族徽、图腾或宗教符号，是一种象形文字，是巴蜀文字的雏形。解读“巴蜀符号”的意义古代巴人和蜀人是一个神秘的群体，他们曾有过自己的灿烂文化。在秦灭巴蜀后，他们迁徙到了什么地方至今还是一个谜。由于巴人、蜀人是一群骁勇善战而不断迁徙的民族，所以巴国、蜀国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一个固定的疆界和稳定的中心，而且战国时期的巴蜀地区没有文字，史书上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记载也语焉不详，因为缺乏相关考古学实物的证明，巴蜀因此披上了各种各样的神话色彩。巴蜀符号也就成了了解和发掘巴蜀古代文明的关键钥匙。巴蜀符号是不是文字，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衡量三星堆到底是文化还是文明的试金石。国际史学界曾经制定了一系列条件，作为区分文化与文明的衡量标准，即文字、青铜文明、城市与农耕。后三点三星堆皆有实物为证，关键就是文字。学者段渝曾从三星堆青铜器上找到过八个疑似文字的符号，如果它们能解读出来，三星堆文明便更加实至名归。另外，因为古巴、蜀两国也大量使用“巴蜀符号”，因此如果破解了“巴蜀符号”的秘密，弄清楚它到底是一种已分出音符和意符的完整文字，还是一种民间象征符号，就可以将结果再延伸到如今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发现的诸多古蜀国文物身上，对比研究之下，很多文物都可以联系起来，呈现出一个活生生的古蜀国文明。因为一直以来有“巴蜀符号”的出土文物也都很少，所以可以说发现的每一个“巴蜀符号”文物都有可能解开古蜀国文明之谜。解读巴蜀历史目前都是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中原的文字，如甲骨文；一种是少数民族古文字，如古彝文。但这两种途径都与古巴蜀文化有很大距离。翻开不连贯的古蜀历史，世人首先可能想问：古蜀人到底于来自何方？关于蜀人来源，目前主要有二种猜想，一是岷江上游的羌人，一是山东的有缗氏。两晋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说蜀王蚕丛从岷山来到了成都平原；考古发掘却又显示三星堆与夏朝都城二里头遗址有着某种渊源。到底谁才是古蜀人的老祖宗？第二个谜团是关于蜀王的。古蜀五代蜀王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到底是一些什么人？相互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继承？战争抑或是仇恨？历代蜀王显然都有自己的子孙，一代一代流传下来。世人仅仅知道，鳖灵创立的开明王朝共传位12代，那么，蚕丛的儿子又是谁？柏灌把他的王位传给了谁？或许后世的典籍和考古不能回答的，巴蜀符号会有答案。在古蜀浩瀚的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个这样的谜团。中国古代历史上炎帝、黄帝、大禹三代君主与蜀人究竟有无关联？三星堆祭祀坑中的青铜器，为何已遭到了夯打和焚烧？三星堆人舍弃了他们的国度后，去了何方？传说中的杜宇王朝到底是不是存在？金沙遗址到底是谁的国度？流传千古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修筑者是蚕丛、鳖灵，还是秦代李冰？越南瓯雒，是否是蜀人最后的王朝？这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足以让我们如坠云端。而这些谜团的答案，可能都隐藏在巴蜀符号之中。完全破解巴蜀符号目前还不可能，但是如果破译了巴蜀符号，就可以解密神秘的古巴蜀王国！比如巴蜀人种、族属、文字的来源是什么？还有三星堆古蜀国的兴亡之谜等等。毫无疑问，巴蜀符号是一个巨大的谜团，但是这个谜团本身有可能是一个窗口，在中华民族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每一个单薄的图符背后，都可能活跃着一群生动的面孔，可能掩藏着一段隐秘的历史。巴蜀符号集中了古蜀文明所有的神奇，它的解读将对我们了解神秘的古巴蜀王国文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是我们揭开三星堆文化秘密的钥匙。但现在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拿到这把钥匙，并且掌握它的使用方法，使我们走进古蜀人的心灵，走进他们的生活，走进那个神秘的远古世界。

龙王辿遗址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壶口乡龙王辿村北，即壶口景区蔡家窑服务区内。龙王辿遗址是一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并且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龙王辿遗址在2004年刚发现时保存完好，但由于村民取土而遭到破坏，考古工作者对残存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了丰富的人类活动现象。

龙王辿遗址出土了2万多件距今2-1.5万年以前的石制品及动物骨骼，并发现了20多处用火遗迹。

龙王辿遗址中发现的磨制石铲是我国旧石器考古工作的一项重大收获，并且还是目前国内发现年代最早的磨制石器之一。

龙岗寺遗址论文发表时间

好像是逢农历的五在聋哑医院那边也有，坐21路到终点站，下车直走两分钟的三叉路口那里就是了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的，一个是如果你发的是普刊，那么周期就会短一些，一个是如果你发表的是核心期刊，有可能一年多才能见刊发表，前提是录用的情况下。还有一个情况是，如果你是自己投稿，会慢一些，如果你是找一些论文机构帮忙投稿发表，会快速一些。我之前找淘淘论文网发表的经济类论文，2个月就给你加急发表了，是普刊，如果是核心他们也没法加急。所以看你发表的什么刊物了。

这个具体要看你发的是什么样的杂志了，不同杂志的发表周期也不一样。省级、国家级的普刊一般是2-6个月（特别快的1个月左右，一部分可以办理加急版面）。杂志都有出版周期的问题，而且有的版面特别紧张，所以，如果用，要提早半年，不宜临时抱佛脚。每年三月份、九月份，是各地上报职称材料的高峰期。各个正规杂志社稿件大量积压，版面十分紧张，因此，及早准备。早准备、早受益。我当时是在百姓论文网发表的，省级的大概在2个月左右拿到手的，各方面都挺满意的，

首先拿自然投稿来说，省级和国家级的论文审稿需要1-2天，发表时间需要1-3个月。个别快的话半个月内就可以完成，慢的话甚至要4-7个月之久了。对于质量水平较高的期刊和一些大学期刊来说，投稿发表时间通常在6个月左右，较快的也需要3-4个月。科技核心期刊审稿需要1-3个月，发表需要6-10个月，总体时间大致是1-1.5年。北核和南核的审稿需要3-4个月时间，出版则需要6-15个月时间，跨度大，总共需要时长约1-2年。SCI和EI等与北核南核时间周期类似。众所周知，省级和国家级别的期刊是普通期刊，是职称期刊发表的起跑线。相对而言，从选刊到成功收刊用不了多长时间。有些刊物块的话研究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收到了，如果慢的话，大概也就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

文化遗址发表论文

中华民族不仅有灿烂的文化，更有令人瞩目的遗产。遗产，《辞海》上解释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而冠以文化二字，则说明与文化相关。而前面又修饰以民族、民间四字，更加明确其意思是指散落在民间，流传在民间，而又被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民间舞蹈、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节日、民族服饰、少数民族英雄史诗、话本等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形态（状态）。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特质。既向世界宣告其曾经的辉煌，也向世界证明其精神之本。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众多的，有许许多多已经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诸如莫高窟、都江堰、黄山等等，随着辽宁一宫两陵、牛河梁文化遗址、五女山古城等一批文化古迹相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在辽宁乃至全国兴起了一股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①学者保护。②政府保护。③世界保护。

我诅咒废墟，我又寄情废墟。废墟吞没了我的企盼，我的记忆。片片瓦砾散落在荒草之间，断残的石柱在夕阳下站立，书中的记载，童年的幻想，全在废墟中殒灭。昔日的光荣成了嘲弄，创业的祖辈在寒风中声声咆哮。夜临了，什么没有见过的明月苦笑一下，躲进云层，投给废墟一片阴影。但是，代代层累并不是历史。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择。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岁月的巨轮，理应在车道间辗碎凹凸。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营造之初就想到它今后的凋零，因此废墟是归宿；更新的营造以废墟为基地，因此废墟是起点。废墟是进化的长链。一位朋友告诉我，一次，他走进一个著名的废墟，才一抬头，已是满目眼泪。这眼泪的成分非常复杂。是憎恨，是失落，又不完全是。废墟表现出固执，活像一个残疾了的悲剧英雄。废墟昭示着沧桑，让人偷窥到民族步履的蹒跚。废墟是垂死老人发出的指令，使你不能不动容。废墟有一种形式美，把拨离大地的美转化为皈附大地的美。再过多少年，它还会化为泥土，完全融入大地。将融未融的阶段，便是废墟。母亲微笑着怂恿过儿子们的创造，又微笑着收纳了这种创造。母亲怕儿子们过于劳累，怕世界上过于拥塞。看到过秋天的飘飘黄叶吗？母亲怕它们冷，收入怀抱。没有黄叶就没有秋天，废墟就是建筑的黄叶。人们说，黄叶的意义在于哺育春天。我说，黄叶本身也是美。两位朋友在我面前争论。一位说，他最喜欢在疏星残月的夜间，在废墟间独行，或吟诗，或高唱，直到东方泛白；另一位说，有了对晨曦的期待，这种夜游便失之于矫揉。他的习惯，是趁着残月的微光，找一条小路悄然走回。我呢，我比他们年长，已没有如许豪情和精力。我只怕，人们把所有的废墟都统统刷新、修缮和重建。不能设想，古罗马的角斗场需要重建，庞贝古城需要重建，柬埔寨的吴哥窟需要重建，玛雅文化遗址需要重建。这就像不能设想，远年的古铜器需要抛光，出土的断戟需要镀镍，宋版图书需要上塑，马王堆的汉代老太需要植皮丰胸、重施浓妆。只要历史不阻断，时间不倒退，一切都会衰老。老就老了吧，安详地交给世界一副慈祥美。假饰天真是最残酷的自我糟践。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没有废墟的大地太挤了，掩盖废墟的举动大伪诈了。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 ——这就是人类的大明智。当然，并非所有的废墟都值得留存。否则地球将会伤痕斑斑。废墟是古代派往现代的使节，经过历史君王的挑剔和筛选。废墟是祖辈曾经发动过的壮举，会聚着当时当地的力量和精粹。碎成粉的遗址也不是废墟，废墟中应有历史最强劲的韧带。废墟能提供破读的可能，废墟散发着让人留连盘桓的磁力。是的，废墟是一个磁场，一极古代，一极现代，心灵的罗盘在这里感应强烈。失去了磁力就失去了废墟的生命，它很快就会被人们淘汰。并非所有的修缮都属于荒唐。小心翼翼地清理，不露痕迹地加固，再苦心设计，让它既保持原貌又便于观看。这种劳作，是对废墟的恩惠，全部劳作的终点，是使它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废墟，一个人人都愿意凭吊的废墟。修缮，总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损失。把损坏降到最低度，是一切真正的废墟修缮家的夙愿。也并非所有的重建都需要否定。如果连废墟也没有了，重建一个来实现现代人吞古纳今的宏志，那又何妨。但是，那只是现代建筑家的古典风格，沿用一个古名，出于幽默。黄鹤楼重建了，可以装电梯；阿房宫若重建，可以作宾馆；滕王阁若重建，可以辟商场。这与历史，干系不大。如果既有废墟，又要重建，那么，我建议，千万保留废墟，傍邻重建。在废墟上开推土机，让人心痛。不管是修缮还是重建，对废墟来说，要义在于保存。圆明园废墟是北京城最有历史感的文化遗迹之一，如果把它完全铲平，造一座崭新的圆明园，多么得不偿失。大清王朝不见了，熊熊火光不见了，民族的郁忿不见了，历史的感悟不见了，抹去了昨夜的故事，去收拾前夜的残梦。但是，收拾来的又不是前夜残梦，只是今日的游戏。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废墟二字，在中文中让人心惊肉跳。或者是冬烘气十足地怀古，或者是实用主义地趋时。怀古者只想以古代今，趋时者只想以今灭古。结果，两相杀伐，两败惧伤，既斫伤了历史，又砍折了现代。鲜血淋淋，伤痕累累，偌大一个民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一些空隙吧！让古代留几个脚印在现代，让现代心平气和地逼视着古代。废墟不值得羞愧，废墟不必要遮盖，我们太擅长遮盖。中国历史充满了悲剧，但中国人怕看真正的悲剧。最终都有一个大团圆，以博得情绪的安慰，心理的满足。唯有屈原不想大团圆，杜甫不想大团圆，曹雪芹不想大团圆，孔尚任不想大团圆，鲁迅不想大团圆，白先勇不想大团圆。他们保存了废墟，净化了悲剧，于是也就出现了一种真正深沉的文学。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雪峰是伟大的，因为满坡掩埋着登山者的遗体；大海是伟大的，因为处处漂浮着船楫的残骸；登月是伟大的，因为有“挑战者号”的陨落；人生是伟大的，因为有白发，有诀别，有无可奈何的失落。古希腊傍海而居，无数向往彼岸的勇士在狂波间前仆后继，于是有了光耀百世的希腊悲剧。诚恳坦然地承认奋斗后的失败，成功后的失落，我们只会更沉着。中国人若要变得大气，不能再把所有的废墟驱逐。废墟的留存，是现代人文明的象征。废墟，辉映着现代人的自信。废墟不会阻遏街市，妨碍前进。现代人目光深邃，知道自己站在历史的第几级台阶。他不会妄想自己脚下是一个拔地而起的高台。因此，他乐于看看身前身后的所有台阶。是现代的历史哲学点化了废墟，而历史哲学也需要寻找素材。只有在现代的喧嚣中，废墟的宁静才有力度；只有在现代人的沉思中，废墟才能上升为寓言。因此，古代的废墟，实在是一种现代构建。现代，不仅是一截时间。现代是宽容，现代是气度，现代是辽阔，现代是浩瀚。我们，挟带着废墟走向现代。

最早发表的论文

遗传算法应用于图像匹配的最早论文是由美国科学家戴维·戈德伯格（David Goldberg）在1988年发表的论文《基于遗传算法的图像匹配》（"Genetic Algorithms in Search, Optimization, and Machine Learning"）中，提出了一种利用遗传算法进行图像匹配的方法。该方法主要是利用遗传算法对图像特征进行编码，并通过遗传算法的交叉、变异等操作，对不同的图像特征进行优化，从而实现图像匹配的目的。这篇论文的发表标志着遗传算法在图像处理领域中的首次应用，为后来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该论文也表明了遗传算法在解决复杂优化问题中的潜力和优越性，成为了现代遗传算法应用领域的开山之作。

遗传算法在图像匹配领域的应用可以追溯到1994年的一篇论文，题为“基于遗传算法的图像匹配”。该论文由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的J.S. DeBonet等人发表在CVPR会议上。该论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遗传算法的图像匹配方法，该方法可以在多个图像中找到相似的目标。此后，遗传算法在图像匹配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遗传算法在图像匹配领域的应用早在1992年就有人提出。以下是其中一篇较早的论文："Genetic algorithms applied to image matching using corner feature detectors"，作者为R. Everson和S. Roberts，发表在1992年的遗传算法国际会议上。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使用遗传算法进行图像匹配的方法，其中使用Harris角检测器（一种角点检测算法）来检测两幅图像中的角点，并使用遗传算法来匹配它们。该论文的方法是基于一组相似性度量来进行图像匹配的，其中包括了基于角点距离的相似性度量以及其他一些度量。使用遗传算法来寻找最优的匹配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法，因为可以使用遗传算法来搜索解空间并找到最优解。此后，这种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图像匹配和其他领域，为遗传算法在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王龙南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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