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古典学研究期刊投稿
《古典学研究》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分会主办的辑刊。该刊依托具体文本，从原初的、古典的语义语境出发，致力于研究、疏解、诠释中西传世经典，旨在推动中国的古典学研究，建立汉语学界的古典学学术园地，培养一大批富有潜力的青年研究学者。作为承载中西古典学研究的刊物，该刊的推出，适应了国内古典学兴起的潮流，展现了中国古典学研究的现状，有着巨大的学术价值和强烈的现实关怀。
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全球化进程日益明显，东亚古典学研究也需要超越传统的国境限制，而从东亚全局的视野出发来加以观照。有鉴于此，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张伯伟教授提出了“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的学术理念，即在进行东亚古典学研究时，将研究的问题置于东亚汉文化圈的整体中加以把握，研究中国与东亚诸国之间的文化互动、文明交涉与知识环流，从而提炼出东亚知识生产与人文传播的新理论与新方法。职是之故，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于2016年7月2日举办了东亚汉籍研究国际工作坊，以“东亚汉籍研究的学术意义”为主题，邀请美国莱斯大学、波士顿大学、布兰代斯大学、韩国首尔大学、成均馆大学、汉阳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外16名学者与会，就“东亚汉籍研究的学术意义”展开讨论。
从新材料、新问题到新方法：东亚汉籍研究的演进
本次工作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教授作为引言人，对东亚汉籍研究的学术意义进行了深入阐发与深刻反思。他认为，综观30余年来的东亚汉籍研究，经历了从新材料、新问题，到新方法的三个阶段。
张教授首先回顾了20世纪初以来，新材料在中国学术界学术转型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他指出，东亚汉籍是21世纪东亚古典学的新材料，其价值和意义完全可以和上世纪的新学问——敦煌学相媲美，甚至有以过之。张教授进一步指出，研究东亚汉籍，其基本观念就是把所有的汉籍文献当作一个整体，也因此要把所有的研究文献当作自身工作的前提。既然是新材料，就必然涉及对文献的收集和考辨。他说，在东亚汉籍的收集整理中，我们往往会以域外文献中载录的中国人不见于其本集的作品当作其佚文佚诗，同样，也往往容易将中国文献中载录的域外人不见于其本集的作品当作其佚作，其实是需要非常慎重的。
东亚汉籍中所保存的新文献、新材料，固然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但毕竟这些新材料是有限的，而如何利用这些新材料提炼出新的问题才是东亚汉籍研究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张伯伟教授提炼出了书籍的“环流”、东亚的女性写作、文人的交往、文化意象的形神之变（地域上包括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媒介上包括文学和图像）、文学典范的转移和重铸、各种文体的变异和再生等等东亚汉籍研究中的新问题。张教授认为，东亚汉籍研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通过我们的研究总结出具有示范意义的方法论，为未来的东亚古典学研究提供借鉴意义。经过多年的研究，张教授提出了“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这一核心概念，其要点包括以下几个层面。其一，把汉字文献当作一个整体。即便需要做分类，也不以国家、民族、地域划分，而是以性质划分。其二，在汉文化圈的内部，无论是文化转移，还是观念旅行，主要依赖书籍的“环流”。人们是通过对于书籍的直接或间接的阅读或误读，促成东亚内部的文化形成了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其三，以人的内心体验和精神世界为探寻目标，打通中心与边缘，将各地区的汉籍文献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寻求其间的内在联系。其四，注重文化意义的阐释，注重不同语境下相同文献的不同意义，注重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时段上人们思想方式在变化中的一致。
张教授在引言的最后指出，在进行自身理论和方法建设与探索时，应该坚持以文本阅读为基础，通过个案研究探索具体可行的方法，走出模仿或对抗的误区，形成与西洋学术的对话。在今天的人文学理论和方法的探求中，套用西方固不可为，无视西方更不可为。我们的观念和方法应该自立于而不自外于、独立于而不孤立于西方的学术研究。
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吴正岚教授《“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如何成为可能——以张伯伟教授的东亚汉籍研究为中心》具体探讨了张伯伟教授提出的“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在学术上的创获。她认为，本世纪以来，张伯伟教授在东亚汉籍研究方法论上的探索，从重视新材料和比较研究开始，经由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综合研究法的阶段，于2009年实现了以“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为核心的理论突破。通过一系列的个案研究和方法论探索，以汉文化圈为方法的宗旨逐步明确，即追求自立于而不自外于、独立于而不孤立于西方的东方知识生产方式。其核心是强调环流的视角，兼重时间和空间、统一性和多样性。其实质是通过对实证主义和新文化史研究方法论的双重超越和吸收，来实现方法论的创新。
波士顿大学东亚系魏朴和（Wiebke Denecke）教授在题为《未来学术的全球性遗产：新编英文学术期刊〈东亚汉籍与文化〉的目标与期许》（A Global Legacy for the Future： Some Goals and Hopes for the New Journal Sinographic Texts and Cultures）的报告中从比较文化的角度，阐述了东亚汉籍比较研究的意义。魏教授认为，东亚汉籍比较研究在未来的学术界会是有前途和“力量”（power）的。首先，可以挑战以国家为中心的“东亚学”的基本导向，摒弃最近百年以国家、国学和国文学为主的研究方向。其次，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比较研究能够鼓励欧洲研究的重新审视拉丁语源头，以及后古典时代拉丁语的重要性。最后，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世界历史舞台上东亚文化圈的特质和特色。魏教授在发言的最后再次强调东亚汉籍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应该从世界历史角度来看东亚文化圈的特质，发掘东亚共同的文化遗产，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主义和竞争环境的各范畴中，重新演绎汉字文化圈的定义和定位。这对东亚各国人民重新找寻共同愿景和文化根源尤其重要。这个过程会矫正过往民族主义视域下所理解的历史，重新定位长期被扭曲的中、韩、日、越文化与历史。学者亦可以研究成果协助 *** 和东亚各国的民众提供正面交流，以致形成和解的平台，从而共同保护这块重要的文化遗产。她认为，汉文化圈是世界上最后的古代 “象形文字圈”（logographic script sphere）。她呼吁，在现在全球化的历史时刻，我们应极力守护人类文明史上这最后一片象形文字圈。
意义之探寻：东亚汉籍与东亚文学文化的交流
各位学者围绕着张伯伟教授的引言，分别从各个角度来阐发和充实东亚汉籍研究的学术意义。
韩国首尔大学国文学系李锺默教授报告了《康熙年间中韩书籍与诗文交流的意义》一文。他认为，明朝末年，中国文士们来到朝鲜，采集朝鲜的汉诗，并将其带回中国。又以此为基础，在整理中国历代汉诗之时，将朝鲜的汉诗也一并收录在内。其中，包含了中国将朝鲜的汉诗视作“国风”之一，用以装饰中华文明之博大和兴盛的“帝国主义”意图。这一点也同样体现在和清朝的正式交流之中。尤其是康熙帝为了使朝鲜认识到清朝作为文明中心的地位，下令编纂了与汉诗有关的庞大类书，并将其作为礼物送给了朝鲜。此外，为了在收集中国的历代汉诗之时将朝鲜的汉诗也一并收录进去，同时也为了探查朝鲜的文化力量，中国一直有意持续地采集朝鲜的汉诗。对此，17世纪的朝鲜文人们基于朝鲜处于文明中心地位的小中华意识，为了展示朝鲜文明的优越性，便积极遴选朝鲜的汉诗送往中国。甚至，有人认为夷虏之国的清朝作为文明的接受者反而会陷入文治主义从而走向没落，并由此提出了朝鲜要对此早作准备的理论。综上可见清朝和朝鲜各自将自己放在文明的中心位置上的对决意识。
近年来，“燕行录”受到东亚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南京大学域外汉籍所也承担了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的大型科研项目，选择一百部左右的《燕行录》进行点校和解题，南京大学文学院俞士玲教授所报告的《以几部〈燕行录〉为例谈东亚汉籍研究的学术意义》就是她在整理《燕行录》时的心得。俞教授认为，《燕行录》与一般的旅行文字有很多不同，如为使团中人所撰写，旅行目的明确，有行程和旅行路线受限等消极因素，但也有与一般旅行者不易获得之优势，比如燕行者见到的中国人的分层最丰富的，上到皇帝、权臣，下到拾粪的乡间幼童；接触到的中国社会的层面也非常丰富，举凡政治、经济、法律、思想、伦理、教育、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博物、技术、农业、医学、环境、风俗等都有丰富的材料。《燕行录》提供了可确定的时间、地点、场景、情境，具有田野调查报告的意味，可对之进行知识考古式的研究。朝鲜人的关注点、观察视角与中国人颇有不同，即使对中国史料中也有涉及的问题也有颇为有趣的视角；《燕行录》因写作者的不同对同一问题亦有不同的观察；朝鲜人对某些问题的诱导性提问影响被提问者的回答，也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朝鲜人对被提问者暧昧回答的解读方向；而多种《燕行录》的历时性考察具有了解中国、朝鲜社会变迁的参照系的意义。
讲起前近代的东亚外交关系，发生于1592—1599年持续七年的万历朝鲜之役，是影响近世东亚世界决定性的大事件，也是中日韩三国学术界相当关注的课题。但是这场战争，无论是当时留下来的原始史料，还是后来的学术论著，都有千差万别的观点。三国各自构筑了本国的学术话语，包括这场战争的名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也各不相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卫国教授报告了《东亚汉籍与万历朝鲜之役研究》，从史学研究的角度阐发了东亚汉籍的意义。他认为，在全球化的当下，应当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重新建构更为客观的评价体系。所谓东亚视野，孙教授认为，就是要尽可能做到超越狭隘民族国家的立场，站在东亚全局的观念上，来看待历史，研究问题，其重要表现与意义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从资料上来说，要尽可能地收集中日韩三国资料，互相比证甄别，决不能只执一端，不及其余，否则难以获得历史真相。第二，朝鲜战场上的事情，与明朝国内政局息息相关，也与日本政局的变化关系紧密，因而要全面深入地把握战场上事情的真相，必须联系国内政坛的变化。第三，要重视周边各国的材料的关联性及史料作者的动机。对于万历朝鲜之役的研究来说，当然可以从域外汉籍中获得很多“新材料”，而“新问题”层面可能更为重要，因为从东亚汉籍中，可以重新认识这场战争中的明朝将士，甚至可以重新评价这场战争的影响，因而东亚汉籍的地位相当重要。孙教授还认为，当我们“从周边看中国”的同时，也有一个“从中国看周边”的视角，哪一种都并非绝对，哪一种都有局限，关键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便能够用多重史料、从多重视角，去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真相。
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史之学，域外汉籍也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童岭教授发表了《中国中古文史与域外汉籍研究——以旧钞本为中心的初步讨论》一文，分别以《讲周易疏论家义记》、隶古定“伪《古文尚书》”、南监本《南齐书》荻生徂徕之批校、《秘府略》《琱玉集》《翰苑》《文选集注》、上野本《文选》等经史子集四部域外汉籍旧钞本为例，具体阐述了域外所藏旧钞本对中国中古时代的经学、史学、思想史、文学史研究的巨大意义。这些遗存在日本的宝贵的汉籍钞本涉及面极广，为现代学者再现六朝隋唐的文学、社会状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原本无法涉及的学术领域，也可由此渐窥门径。童岭认为，域外汉籍研究，需要打破学术的“国境线”。从美国学者科文（Paul A.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到“在东亚发现历史”，域外汉籍为此提供了可能。
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卞东波教授《发现与发明之间：唐宋诗日本古注本的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的报告从域外汉籍古注本的角度讨论了唐宋日本古注本对唐宋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在明治时代之前，日本即有悠久的中国古典研究史，这其中就有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前近代时期，日本对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主要研究形式就是注释。现存的日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注释主要有汉文和假名两种，特别是唐宋诗的日本汉文古注本很值得研究唐宋文学的学者关注。唐宋诗的日本古注本还有很大的学术价值，这表现在：一，唐宋诗的日本古注本具有辑佚价值，一些在中国失传的中国古注本就保存在这些汉籍之中。如宋人施元之、顾禧、施宿所著的《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被视为苏诗宋注中的精品，但目前仅存三十六卷，仍有六卷散佚不存，但日本苏诗古注本《翰苑遗芳》中还保存着施顾注失传六卷的佚文。二，很多中国没有注本的唐宋诗集，在日本却有详细的古注本，如唐代的寒山诗，中国古代没有注本传世，但在日本却有《首书寒山诗》《寒山子诗集管解》《寒山诗阐提记闻》及《寒山诗索赜》四部古注本。三，即使中国古代有注的唐宋诗集，日本古注本亦可以加以补充。杜甫的诗集在中国有所谓“千家注杜”之说，但日本江户时代尚有不少杜律的古注本可以补充。四，唐宋日本古注本中还有不少部帙较大的唐宋诗集注本，如日本苏诗集注本《四河入海》，汇集十三家注释的日本黄山谷诗集注本《山谷幻云抄》。总之，研究这批唐宋诗日本古注本，对于深化我们对唐宋诗的认识，了解唐宋诗在日本的阅读史都具有极大的价值与意义。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郑墡谟教授《高丽文坛的“东坡风”考》一文，以具体的个案，讨论了中国古典文学对高丽汉文学的影响。他指出，从高丽中期开始，高丽诗坛出现了专习苏东坡的风气，高丽文坛上出现了“崇尚东坡”的现象。他认为，苏东坡在高丽的传播与北宋和高丽外交的恢复有很大关系。熙宁四年（1071），北宋与高丽重新开启邦交关系之后，双方使臣开始定期往来。随着两国使节团往来的日益频繁，北宋中期重新兴起的诗文革新运动以及北宋文人的诗文集等最新资讯，也随之传入高丽，并在高丽汉文学的各个层面陆续产生了影响。据现存文献记载，苏东坡在高丽文坛上的出现，始于熙宁六年（1073）以金良鉴为首的使节团在途经杭州之时，与时任杭州通判的苏东坡曾有过会面。三年后，以崔思谅为首的使节团也途经杭州地区，并在当地市场上购入了苏东坡的诗文集。在高丽中期的文坛，苏东坡的诗文集不仅仅在士大夫中十分流行，甚至遍及到了僧侣和女童。事实上，苏东坡对于高丽文人的影响远不止于诗文创作方面，还涉及到诗文评论、书法、绘画等多种文艺批评。
东亚汉籍与东亚古典文本
本次工作坊的与会代表还对具体的东亚汉籍文本进行了研讨，主要集中在诗话、笔谈、稿本等古典文本。
诗话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形式，受到中国诗话影响，日本、韩国古代也产生了本国的诗话，作为批评本国汉诗的主要批评形式。美国布兰代斯大学马修凡（Matthew Fraleigh）教授认为，19 世纪的日本诗话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这个时代的作家们如何将汉诗创作加以概念化。例如，他们如何在日本国语文学传统中理解他们的书写表达的。他们如何在中国的文学形式与历代创作中，定位日本汉诗的。在多大程度上，他们将自己代入到一个更广阔的地域框架之中的。他们到底认为什么是日本汉诗的特异之处。他们的著作对日本汉诗经典的形成有何贡献。在本次工作坊上，他发表了《“诗无唐宋明清”：日本十九世纪的诗话——以〈淡窗诗话〉为中心》一文，聚焦于江户时代汉诗人广濑淡窗（1782—1856）所著的《淡窗诗话》。《淡窗诗话》并非用汉文写成，而讨论的对象则是江户时代的汉诗。如在《淡窗诗话》中，淡窗讨论中国诗歌与日本诗歌之别，对于中国诗歌经典，淡窗认为没有必要对其亦步亦趋。
韩国诗话也是本次工作坊的研讨对象，上个世纪，赵锺业教授整理出版了《韩国诗话丛编》，为韩国诗话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文献基础，成均馆大学汉文学系安大会教授多年来致力于韩国诗话的翻译与研究。本次工作坊上，他报告了《韩国诗话史研究的新尝试》一文，从诗话史的体系化、主要诗话的翻译及研究、资料收集和定本化研究三个方面介绍了他目前工作的进展。他说，韩国诗话较少理论色彩、偏重于诗歌品评和逸话叙述的特点，使得研究者难以阐明韩国诗话间的差异，韩国诗话历史谱系的整理也因之而成为一项棘手的问题。目前有关韩国诗话史的研究尚为稀少的原因也即在此。安教授一直致力于韩国诗话的翻译工作，他打算将这些译本编订为“韩国诗话丛书”出版。安教授认为，《韩国诗话丛编》以及以此为蓝本的《韩国诗话全编校注》存在很多的问题。安教授计划以之前个人收集的资料为基础，出版新的韩国诗话丛书，此丛书将补充《韩国诗话丛编》中未收录的诸多诗话。在韩国诗话的翻译与整理过程中，安教授又发掘了不少诗话资料，改变了对单篇诗话评价的视角，从而对韩国诗话史的建构也发生了变化。安教授曾著有《朝鲜后期诗话史》一书，在此基础之上，他下一步打算撰写整个韩国诗话史，将于2018年完成并出版。
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金程宇教授，在出版了70册的《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之后，目前又致力于日本所藏的稿钞本汉籍的研究，他在工作坊上发表《从稿本看东亚古典诗学文本的生成——以田边华〈碧堂绝句〉〈衣云集〉为中心》一文，具体阐述了如何探究东亚汉籍中稿本的问题。他认为，在东亚古典诗学研究中，文本形态的研究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其中，稿本由于较能反映原生态的文本面貌，学术价值尤高。本次工作坊，金教授以他个人所藏的日本现代汉诗人田边华的两种旧体诗歌集《碧堂绝句》《衣云集》稿本为例，探讨古典诗学文本生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碧堂绝句》有1914 年排印本、1920 年改削本、1921 年本。金教授藏有《碧堂绝句》稿本“诗草”一册，与已刊文本对照，可见其删削之痕迹。《衣云集》有田边绫夫1932 年排印本，系绫夫据其父田边华誊清本排印。金教授所藏即其底本，此本虽是誊清稿本，但从贴签、圈改等方面来看，文本的改动颇大，排印本无法全面体现。金教授最后指出，田边华诗集的出版均采用的定本式整理，而通过以上两种稿本之比较，可窥见其诗句之异同、诗思之变化。域外汉诗之整理出版，也需要加强底本式的工作。
韩国汉阳大学国文系教授郑珉报告了《18世纪东亚文化交流媒介“笔谈”：以笔代舌的语言》一文，介绍了“笔谈”的形制与特征。郑教授指出，笔谈不是用语言进行的对话，而是通过使用毛笔你来我往的书写所进行的“以笔代舌”式的独特对话。这种方式是18世纪后期东亚社会中通用的特殊交流方式，如今在中国、韩国以及日本都留下了丰富的材料。笔谈有一对一、多对多等多种形式，发生在中国和朝鲜、朝鲜与日本等国家之间。笔谈在不同语言与文化的国家间展开时，依照不同的对象，其对待笔谈的态度也会产生差异。郑教授指出，朝鲜文人对于中国与日本文人的“亲密感”的差异相当明显。在与中国人笔谈时，朝鲜人无论如何都会想办法带走谈草。但是，与日本文人交流情况就不一样了。当然与每年多达三四次的中国使行不同，断断续续每隔几十年才成行的日本通信使行对于朝鲜人来说并没有多少人气。而且在与日本人进行笔谈时，朝鲜人总是展现出一种对话上的优越感。郑教授还研究了笔谈中朝鲜使臣心态的变化。初期，日本人处于守势。然而在长崎港口开航通商之后，中国江南地区的出版物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这样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朝鲜通信使的随行成员也深切感受到日本人的学问一夜之间大变的情况，进而渐渐害怕与之展开笔谈了。这时，便出现了日本人不再把笔谈看作是吐露心扉的谈话，而是把它作为轻视对方并让对方出丑的一种手段了。
综上所述，本次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主办的“东亚汉籍的研究意义”国际工作坊经过一天密集的讨论，圆满结束。来自中、美、韩三国的学者就“东亚汉籍的研究意义”畅所欲言，为未来的东亚汉籍研究拓展了方向。
《古典研究》是汉语学界第一份专致于研究、解读古典文明传世经典的中文国际学术季刊（含英文目录和英文提要）《古典研究》是汉语学界第一份专致于研究、解读古典文明传世经典的中文国际学术季刊（含英文目录和英文提要）《古典研究》是汉语学界第一份专致于研究、解读古典文明传世经典的中文国际学术季刊（含英文目录和英文提要）
南亚东南亚研究期刊投稿
向国外期刊投稿为网上投稿。1、从选按期刊的网站主页上下载投稿须知。2、详细阅读期刊的概略、对稿件的根本要求、投稿操作顺序。3、登陆投稿网络，投稿人注册，经过Email，网上上传方式向期刊编纂部发送稿件。
期刊投稿流程如下：拟题、筹谋、写作、投稿、修改、刊发。
拟题——学会将议题转换，把研究议题转向发表议题；
筹谋——确定自己的目标期刊，对期刊进行分析；
写作——定制性写作，以发表为导向，平时多读目标期刊；
投稿——投稿自查，评估自己的论文价值是否在发表平均水平上，抓住开会机会增加发表概率，客观分析拒稿原因；
修改——正确理解编辑部的意见，从编辑部和批评者的角度看文章，消灭漏洞，根据意见对症下药；
刊发——可适当咨询编辑刊发情况。
东南亚研究期刊投稿
当我们谈论起论文发表这个话题时，很难绕开的问题通常是“某某领域/方向有哪些好发的期刊”，或者更加具体一些，“某某期刊是不是好发”。那么，如何去识别“好发的期刊”或者定义“期刊的好发程度”呢？这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面对中文CSSCI期刊版面缩减、机构垄断等形势，我们一直倡导面临考核压力的人文社科研究生和“青椒”们树立国际视野，采取混合发表策略，尝试向SSCI期刊投稿并争取发表。根据我们得到的反馈，面对3000余种SSCI期刊，广大用户最为困惑的还是选刊问题，很难有持续的耐心和充足的精力去从头熟悉本学科的期刊。特别是由于SSCI对于期刊的分类标准与国内学者熟悉的分类并不一致，导致如果仅关注“自身所属学科”的期刊，可能会遗漏部分应当关注的期刊。鉴于此，我们拟尝试甄选“好发”的SSCI期刊，供各位用户参考。遴选标准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想谈谈对“好发”的SSCI期刊的理解。首先，这些期刊的年刊文量不能太少，一种每年只发几篇论文的期刊，想必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必要花时间去碰运气了；其次，这些期刊应当是已经有发表过中国学者的论文，在发表SSCI期刊论文已经不再是新闻的今天，如果一种期刊近年来根本没有刊登过中国学者的论文，那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没必要去尝试当“先行者”了。基于这两个标准，考虑到科睿唯安公布了每种SSCI期刊近三年由中国大陆（包含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不含中国台湾地区）机构署名的论文数量，我们认为，可以初步将以下三类期刊视为“好发”的SSCI期刊，加以深入分析和研判。第一类：中国大陆地区作为发文首要来源地的期刊。这些期刊多由大陆地区相关机构主办，或者关注的议题与中国高度相关。第二类：中国大陆地区在发文来源地中排名靠前（通常为前三）且发文数量没有特别少的期刊。第二个限制条件主要是为了排除发文高度集中于首要来源地且中国大陆机构发文数量仅为个位数的期刊。第三类：中国大陆地区虽然在发文来源地中的排名不够靠前，但发文数量较多的期刊。这些期刊的发文量往往较大，每年动辄大几百甚至上千篇。本期推介本期要介绍的15本期刊分别为：1.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经济学四区）2.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管理学二区）3.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商学二区）4. 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商学三区，管理学三区）5. Asian Economic Papers（经济学四区）6.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金融学四区，经济学四区）7. 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经济学四区）8.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环境研究一区，商学一区，管理学一区）9. China & World Economy（经济学二区）10.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经济学二区，农业经济与政策三区）11. China Economic Review（经济学一区）12.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管理学四区）13. Computational Economics（经济学三区；管理学四区）14.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金融学一区）15. Emerging Markets Review（经济学一区，金融学一区）01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发表经济学、金融学和管理学各领域的理论和应用论文，也鼓励将经济学方法应用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和历史学的研究。现任主编为中央财经大学邹恒甫教授。2019年，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的影响因子为0.396，在经济学371种期刊中排名第349，属于四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的年发文量呈逐年递增趋势，2019年共刊发论文34篇。中国大陆地区是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发文的首要来源地，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在该刊上的发表记录排在前列。02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发表有关亚太地区管理和组织研究的稿件，关注的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什么决定了组织的成功？涵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商务，组织行为，战略管理。会计、经济、金融、市场营销和运营管理等不属于该刊的选稿范围。该刊致力于成为泛亚太地区内或对该地区感兴趣的管理学者交流思想和研究的主要平台，现任主编为香港中文大学Chi-Sum Wong教授。2019年，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的影响因子为3.064，在管理学226种期刊中排名第84，属于二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的年发文量在40篇左右，2019年发表了45篇文章，较往年略有增长。中国大陆地区是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发文的首要来源地，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浙江大学、中欧国际商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大学、澳门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机构在该刊上的发表记录排在前列。根据相关新闻报道，近年来，信阳师范学院商学院、浙江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教师，以及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均曾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发表论文。03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发表对亚太地区市场营销和物流知识有重大贡献的实证研究、概念性论文、深入的文献综述以及对其他方法和理论的检验。该期刊致力于缩小学术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因此也发表业内观点、案例研究和关于新兴趋势的研究随笔。关注的具体议题包括但不限于：营销策略，关系营销，跨文化问题，消费者市场和购买行为，营销渠道管理，物流，亚太市场的品牌问题，市场细分，营销理论，新产品开发，市场调查，集成营销，法律和公共政策，跨国和跨文化研究，数字营销。现任主编为澳大利亚科廷大学Ian Phau教授。2019年，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的影响因子为2.511，在商学152种期刊中排名第76，属于二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的年发文量有较快增长，2019年发表了103篇文章。中国大陆地区力压澳大利亚，是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刊文的首要来源地，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科学院、重庆大学等机构在该刊上的发表记录排在前列。根据相关新闻报道，近年来，信阳师范学院商学院教师等曾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发表论文。04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是针对亚洲管理和商业的学术期刊，关注的主题涵盖公司治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组织行为、组织理论、战略、技术管理等。区别于一般的商业和管理期刊，该刊聚焦亚洲，这也是其最重要的最具吸引力的特点之一。无论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定量、还是定性、或是混合方法，抑或是概念性工作，只要有助于加深对亚洲商业和管理问题的理解的稿件，均有望在该刊发表。现任主编为德国哥廷根大学Fabian Jintae Froese教授。2019年，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的影响因子为2.192，在商学152种期刊中排名第91，属于三区期刊；在管理学226种期刊中排名第129，亦属于三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的年发文量逐年提高，2019年发表了16篇文章。中国大陆地区是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发文的首要来源地。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在该刊上的发表记录排在前列。通过查阅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网站，该刊新近录用的稿件中，第一作者所属高校包括浙江财经大学、西南大学、河北经贸大学、河北工业大学、深圳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等。05Asian Economics PapersAsian Economic Papers受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所、马来西亚双威大学Jeffrey Cheah东南亚研究所、印度尼西亚东盟与东亚经济研究所、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联合支持。该刊的文章聚焦对亚洲某特定经济体或泛亚洲地区重要经济问题的严谨分析，并为这些亚洲经济问题提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现任主编为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Wing Thye Woo教授。2019年，Asian Economic Papers的影响因子为0.596，在经济学371种期刊中排名第324，属于四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Asian Economic Papers的年发文量在2017年达到峰值（31篇），其后逐年降低，2019年发表了24篇文章。中国大陆地区和韩国并列为Asian Economic Papers刊文的首要来源地，但位列前十大来源机构的大陆高校仅有北京大学一所，说明在该刊上发文的中国大陆学者所在高校的分布较为分散。06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发表经济学和会计学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关注的主题包括但不限于：审计、财务报告、盈余管理、财务分析师、会计信息的作用、国际贸易与金融、产业组织、战略行为、市场结构、财务契约、公司治理、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现任联合主编有：台湾大学Hong Hwang、香港城市大学Jeong-Bon Kim、台湾大学Shu-Hsing Li、香港城市大学Yue Ma、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Suresh Radhakrishnan。2019年，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的影响因子为0.705，在金融学108种期刊中排名第96，属于四区期刊，在经济学371种期刊中排名第305，亦属于四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的年发文量逐年递增，2019年发表了39篇文章。中国大陆地区是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刊文的首要来源地，西安交通大学、厦门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复旦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在该刊上的发表记录排在前列。07Australian Economics Papers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发表来自理论、实证和政策经济学领域国际顶尖经济学家的高质量论文，覆盖的议题非常广泛，除了经济学的主要领域外，还包括产业组织、劳动经济学、宏观与微观政策分析等。现任总编辑为越南胡志明市经济大学Sarath Delpachitra教授，主编为西澳大学Jakob Madsen教授和世界银行Richard Damania博士。2019年，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的影响因子为0.783，在经济学371种期刊中排名第288，属于四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的年发文量在2018年达到峰值（28篇）后有所降低，2019年发表了18篇文章。中国大陆地区超过澳大利亚，为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刊文的首要来源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吉林大学、暨南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在该刊上的发表记录排在前列。08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力求加深对改善环境绩效的商业反应的理解，寻求检验竞争战略与环境管理之间的联系，关注系统和标准、合作环境管理工具、组织和管理、特定行业及企业对当代环境问题的反应等议题，尤其是法规和政策在商业领域中的作用，并鼓励开展跨国分析。该期刊致力于引起广泛的跨学科读者的兴趣，包括学者、从业人员、业务经理和顾问等。现任主编为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萨辛管理学院Richard Welford教授。2019年，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的影响因子为5.483，在环境研究123种期刊中排名第10，在商学152种期刊中排名第19，在管理学226种期刊中排名第21，均属于一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的年发文量在2018年突破100篇，2019年发表了117篇文章。中国大陆地区为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刊文的首要来源地，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香港理工大学、浙江理工大学等机构在该刊上的发表记录排在前列。根据公开的新闻报道，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经济学院会计学院等院校近来均有教师在该刊发表论文。根据期刊公开披露的信息，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从论文提交到作出第一次决定仅需6天时间。09China & World EconomyChina & World Economy是中国国内创办的最早的经济类英文学术刊物，致力于推动国际国内学术界开展与中国经济相关的研究及其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注的议题包括但不限于：国际金融、贸易、投资、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能源等。现任主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宇燕研究员。2019年，China & World Economy的影响因子为1.865，在经济学371种期刊中排名第119，属于二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China & World Economy的年发文量在30余篇且呈下降趋势，2019年发表了34篇文章。中国大陆地区是China & World Economy发文的首要来源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浙江大学等机构在该刊上的发表记录排在前列，上海财经大学、清华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在该刊也有不错的发表记录。10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倡导针对中国农业改革和实践的深度分析，关注的议题包括：农业、农村发展、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现任主编是中国农业大学辛贤教授。作为SSCI和SCI双检索期刊，2019年，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的影响因子为1.753，在经济学（SSCI）371种期刊中排名第132，属于二区期刊；在农业经济与政策（SCI）21种期刊中排名第11，属于三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的年发文量呈增加趋势，2019年发表了52篇文章。中国大陆地区为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刊文的首要来源地，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在该刊上的发表记录排在前列，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华南农业大学等机构在该刊也有不错的发表记录。11China Economic ReviewChina Economic Review关注的议题涉及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及其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尤其欢迎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政策和绩效的量化分析，并鼓励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发展进程进行比较。现任主编为北京大学张晓波教授。2019年，China Economic Review的影响因子为2.736，在经济学371种期刊中排名第71，属于一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China Economic Review的年发文量呈逐年递增趋势，2019年发表了115篇文章。中国大陆地区是China Economic Review刊文的首要来源地，期刊发文的前十大来源机构基本上被中国大陆地区高校包揽，包括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等。12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提供中国CEO、高管团队、学者等对管理的最新思考，发表对中国管理思想、哲学和过程的深入分析、关于中国的实证论文、以及采访和对话等，致力于展示中国学者的管理研究能力以及全球对中国管理的兴趣。现任主编是莫纳什大学Cherrie Jiuhua Zhu教授。2019年，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的影响因子为1.036，在管理学226种期刊中排名第195，属于四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的年发文量逐年增加，2019年发表了51篇文章。用户点评：这个期刊是四区的SSCI期刊，影响因子接近1，主要刊登有关中国管理学领域相关的论文。我于2019年6月份投稿，2016年11月份收到审稿意见，三个审稿人都认为论文很有意义，但是都认为需要修改，修改意见2页多。因为接近寒假，比较忙，所以一个月的修改时间很紧，我又申请延长了10天左右的修改期，我于2020年1月份返回修改稿。2020年2月份受到二审意见，这次是两个审稿人的意见，其中一个审稿人建议发表，另一个审稿人是上次三个审稿人中的一个，认为我修改的不够，建议继续修改，尤其是政策建议要突出创新点和对实务界的启示。约一个月后修回，之后就是等待。2020年4月中旬我收到主编邮件说论文已经录用。感觉这个期刊审稿速度不算快，但审稿人提的意见很好，很中肯，也确实有助于论文质量的提升。虽然是四区期刊，也没有很简单，之前师兄投过两次中过一次，师姐好像也投过，但没中。所以现在发论文并不容易，能发一个SSCI期刊还不错。匿名用户：师门偶有在该刊发文 作为本人独立写的第一篇英文论文 夜尝试投了该刊 5月18号提交论文 半个月后进入外审 再一个半月后7月20号收到退稿邮件 第一次外审速度还OK 后面就不太清楚了 一共三个外审专家 一个给大修 两个给退稿 确实是文章水平的问题 给的意见也都很中肯 当然也不乏有一些批评的语言 总的来说对未来的研究完善有挺大的益处 之后还会继续尝试该刊中国大陆地区是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发文的首要来源地。期刊发文的前十大来源机构基本上被中国大陆地区高校和科研院所包揽，包括中国科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交通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湖南大学、暨南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13Computational EconomicsComputational Economics介绍讲计算科学与经济学所有分支相结合的新研究，涵盖滤波、贝叶斯和非参数方法、马尔可夫过程、蒙特卡罗模拟等计量经济学的计算方法，仿真模型方法，机器学习，进化算法，神经网络建模，动态系统计算，优化，最优控制，博弈，均衡建模，硬件和软件开发，建模语言，接口，符号处理，分布式和并行处理等。现任主编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Hans M. Amman教授。2019年，Computational Economics的影响因子为1.317，在经济学371种期刊中排名第200，属于三区期刊；在管理学226种期刊中排名第185，属于四区期刊；作为SSCI/SCIE双检索期刊，Computational Economics在数学跨学科应用106种期刊中排名第65，属于三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Computational Economics的年发文量自2018年以来持续增加，2019年发表了131篇文章。中国大陆地区是Computational Economics发文的首要来源地。期刊发文的前十大来源机构中，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高校院所最多，包括中国科学院、南方科技大学、香港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厦门大学等。14Finance Research LettersFinance Research Letters欢迎来自泛金融学各个领域的稿件，字数一般不能超过2500个。该刊关注的议题包括：精算研究；另类投资；资产定价；破产清算；银行和其他存托机构；行为和实验金融；金融的文献计量和科学计量研究；资本预算和其他投资；资本市场与会计；资本结构和支付政策；大宗商品；传染，危机和相互依存；公司治理；信贷和固定收益市场与工具；衍生品；新兴市场；能源金融与能源市场；金融计量经济学；金融历史；金融中介和货币市场；金融市场；金融数学与经济物理学；金融监管与法律；预测；前沿市场研究；国际金融；市场效率与实践研究；合并与收购；微型金融机构；微观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个人财务；投资组合选择与投资；房地产金融与投资；风险；中小企业、家庭和创业金融。现任联合总编为主编为马来西亚北部大学Jonathan A. Batten教授、阿联酋沙迦美国大学Narjess Boubakri教授、爱尔兰都柏林大学Samuel Vigne教授。2019年，Finance Research Letters的影响因子为3.527，在金融学109种期刊中排名第9，属于一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Finance Research Letters的年发文量有显著增加，2019年发表了240篇文章。用户点评：最近12个月内，周围四个中国人投此刊全部被拒，均来自985高校。此刊金融经济相关都可以投，发文量这几年很稳定，今年升入1区估计投稿量更多，难度更大。从我们四个人的经验来看，编辑直接拒会在半个月左右决定。第一轮审稿意见回来估计1到3个月，一般只有一到两个审稿人，所以审稿人的意见很重要。letter期刊很少，其中frl和el偏难，ael相对容易。这三个期刊相对长文来说审稿和出刊都比较快。另外这三个期刊都有投稿费，没有版面费。匿名用户：8月份投了这个期刊的special issue,由于时间比较赶，文章写的质量一般，当然快速得被拒了。。150美元的审稿费 被拒的理由说文章的理论基础比较薄弱，150美元买了比较中肯的审稿意见，哈哈 文章字数要求2000字 个人觉得，letter的文章，不求长，但是idea一定要新！理论基础要扎实。从投稿到给出被拒，两周，速度比较快。中国大陆地区是Finance Research Letters发文的首要来源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等中国大陆地区高校和研究机构在该刊上的发表记录排在前列。15Emerging Markets ReviewEmerging Markets Review旨在成为发表新兴市场金融领域重大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的主要平台，该刊优先考虑的论文包括：全球和区域视野下的比较研究，解决特定国家的关键政策问题并具有重要全球和区域影响的研究，以及应对国家和国际金融架构相互作用的研究；尤其欢迎制度和金融视角下的论文。现任主编为马来西亚北部大学J.A. Batten教授。2019年，Emerging Markets Review的影响因子为3.092，在金融学109种期刊中排名第12，在经济学373种期刊中排名第58，均属于一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Emerging Markets Review的年发文量呈逐年增加趋势，2019年发表了60篇文章。中国大陆地区是Emerging Markets Review刊文的首要来源地。西南财经大学是入围该刊发文前十大来源机构的唯一一所中国大陆地区高校。
东南亚研究期刊是c刊(CSSCI南大核心期刊)。《东南亚研究》创刊于1959年，双月刊，是由暨南大学主管、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主办的国际问题学术期刊。主要刊载有关东南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社会、文化、教育、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民俗、华侨华人等方面，以及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现状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读书笔记、资料整编、论著文摘、书讯书评、学术动态等内容。
东北亚研究期刊
还是核心期刊，杂志简介如下，希望有所帮助：
《世界地质》（ISSN1004-5589/CN22-1111/P）杂志于1982年由原长春地质学院创刊，现由吉林大学东北亚国际地学研究与教学中心主办，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孙革教授任主编，为一有影响的地学学术刊物，2004年被评选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东北亚研究院下设办公室、6个研究所，文献信息中心和期刊编辑中心。6个研究所分别为世界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所、历史与文化研究所、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图们江国际开发研究所。 东北亚研究院有《东北亚论坛》 、《现代日本经济》、《人口学刊》3个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共有编辑人员9人，其中编审1人，副编审4人，编辑4人。
东亚佛教研究期刊投稿
最近在阅读永明延寿禅师所著的一百卷《宗镜录》，记得之前在闽院本三的时候，有想过阅读这部论，但是阅读前面几页还没到正文，感觉文字艰涩，自己读不懂，就没有继续阅读，反而去阅读《大智度论》了。事隔了多年后，如今我又开始阅读《宗镜录》，感觉我可以读懂其中的内容。这次之所以想起要阅读这部论，是有其缘起的。 杭州佛学院外语部2018级的同学，在6月9号至7月4号，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八位学生在灵隐寺共同交流学习。在学习期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系的魏博雅教授为我们讲授关于杭州佛教与东亚佛教的发展关系，魏教授是研究杭州佛教，研究灵隐寺历史文化，尤其以研究永明延寿禅师的思想为主。所以在课堂上，从教授的课件中，对于永明延寿禅师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课件全是英文，教授为了方便我们学习，也在旁边做了汉文的翻译。从教授研究永明延寿的目的以及现实意义中，从课件的观点中，给我带来很多的启发。 授课的方式，有方法论与诠释学，通过方法论与诠释学的方式，尽管在课堂上是全英文式的授课，我依然可以依据听懂的内容来进行思考与查阅相关资料。虽然短短四周的课程里，但我从中学习了好多关于佛学知识，尤其是对杭州佛教史的了解。魏教授对于永明延寿禅师思想的研究，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反思：一个美国人，研究中国佛教，研究杭州佛教，研究东亚佛教而学习中文，了解中文，二十多年来无间断地探索与研究。而作为一个学习中国佛教，修学中国大乗佛法的我们，在熏陶多年的佛法后，来听一个外国教授给我们讲中国佛教，而在这过程中，才知道自己对于中国佛教的了解是浅之又浅。因为我们只是泛泛地了解与解读一下，从来没有深入去研究与思考。而别人作学问，为了研究某个大师的佛学思想，深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多，乃至一生的时间来学习与研究，放下世俗名利，一心专注作学术。这种精神是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社会各种诱惑与浮躁，所要学习的楷模。 我正是因为有这种的感触，于是触发我再次想阅读《宗镜录》的想法，我知道多年前因为读不懂，看了几页就没有再继续读，如今我拿起来阅读时，我发现我读懂里面的内容，如今只阅读到第六卷，尽管不能领悟所阅读到全部内容，但阅读下来没有感到困难。我觉得也许是这几年来我一直在阅读与学习经论的原因，所以有的东西之前读不懂的，随着时间的沉淀，慢慢地就会明白。 突然想起师父昨天跟我分享的一篇文章，日本学者辛嶋静志先生《我行精进，忍终不悔——佛典语言及传承》后记，读完这篇文章，我深深被作者作学问研究的精神所钦服，很崇拜这种精神与毅力，每一个成功者都是在一条漫长的孤独路里独自前行，直到黎明的曙光来临。辛嶋静志说他教授的一句话，影响了他一生。他的教授原实先生对他说：“四十岁以前不要急着写论文，要多读书，即使现在没有写的题目，不断读下去，就一定自然而然有要写的内容。”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地有力量，以自己对这句话意思的解读：就是他教授原实先生的意思就是提醒他，不要急写论文出书，不要急着想早早出名，而是要静下来不断深入学习。当然不是要他不要写论文，学位论文是一定要完成的，教授布置的论文也是要完成的。其实我也深感到自己之所以写不出论文，是因为自己读的书不够多，所以在学院里每当法师要求我们写文章的时候，就感觉是很一件痛苦的事，不是自己不想写或不愿写，而是自己肚子里实在没墨可写，却又不能不写，因为这是作业必须要完成，这才令人感到苦恼。因此，当我读到他教授说的这句话时，说明教授对他的学生是非常地负责任的。辛嶋静志先生在研究佛教文献学三十六载的时间里，一直兢兢业业，孜孜不倦，毫不懈怠，禁得住社会各种名利的诱惑，三十六年的研究生涯对辛嶋先生而言一如晃昨，留给我们的是永远可贵作学问精神。一个优秀的人才，必定有一个优秀的导师指导，才能令其发出最大的光芒，如果缺少赏识他的导师指导，也就不会有他今天的成就。所以人生的幸运不是你自己有多优秀，而是你人生中能遇到真正的善知识来教导你。 我想这就是我再次阅读《宗镜录》的缘起，以及师父分享的辛嶋静志的文章，从作品里读到作者忘我的精神以及对自我未来方向的一种抉择思考。生命无常，轮苦不息，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它的长短，而是在有限的生命里，去实现了无限的生命价值意义。缘起幻化无常，法无定法，一切法不可得，一切不可著。今天得知辛嶋静志先生于昨天7月23日已离世，愿先生生前所作功德，导引往西方净土。撒手似君无一物，归向涅槃究竟道。
消除误解佛法建设人间佛教——读太虚大师《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作者：张家提一、太虚大师生平太虚大师，俗姓吕，名淦森，法名唯心，号太虚。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县)人。16岁入苏州小九华寺披剃为僧。出家后即往宁波天童寺依寄禅和尚受具足戒。不久往永丰寺就歧昌和尚学经。一年后回天童寺修禅学佛。与现代高僧圆瑛、会泉为同参，相与参究禅学。宣统元年(1909)，随寄禅和尚参加江苏省僧教育会，并在南京从杨文会居士学《楞严经》，后又就苏曼殊学英文。三年赴广州弘扬佛法，被推为白云山双溪寺住持。民国元年(1912)，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太虚从广州返南京创立中国佛教会，第二年并入以寄禅和尚为会长的中华佛教总会，太虚被选任《佛教月刊》总编辑。不久，寄禅和尚逝世，太虚在其追悼会上提出进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口号。撰文鼓吹“佛教复兴运动”和改革旧的僧团制度。由于他的“佛教革命”言行，受到一些守旧派的反对，乃辞去月刊总编职务，转入普陀山闭关潜修佛学。闭关两年间，深研佛学法相唯识诸宗经论，旁及中、西哲学诸论着，法学精进，深有所得。民国十一年(1927)，大师受聘任湖南大沩山寺住持，随后于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招收缁素佛教青年入院修习佛学，培育一批德才兼备的僧伽人才。民国十二年夏，往庐山大林寺住持暑期佛学讲习班，并发起筹办世界佛教联合会。翌年夏，佛教世联会正式成立，大师被选为首任会长。十四年往山西朝礼五台山，应山西都督、省长阎锡山之请，在太原宣讲佛学。同年10月，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并考察日本佛教。民国十六年(1927)，南普陀寺首届方丈会泉法师任期届满，极力推荐大师继任方丈和闽南佛学院院长，会泉推举转逢和尚为代表，往上海敦聘太虚来厦就任。是年5月，大师应聘来南普陀寺就职。由于他经常外出弘法，议定请转逢和尚都监，在他外出时代为掌理寺务和学院事务。民国十七年(1928)，大师往南京讲学，并筹备创设中国佛学会。民国十八年(1929)，太虚游历欧美各国归来后，亲自主持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事务，并倡议组织思明(厦门)佛教会。在厦期间，积极推行佛教僧制改革，宣扬《建设现代中国僧制大纲》，倡导“对三宝之诚信产生僧格；以六度之修学养成僧格”。民国二十二年(1933)，太虚大师连任南普陀寺两届方丈(兼院长)任满，引退返沪，但仍与厦门佛教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二十四年再度卓锡厦门讲学，在佛学会和闽南佛学院，开示论题为《佛学会与实现佛化》、《佛化与现代中国》和《法师与学僧应如何爱护学院》等。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大师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吁全国佛教徒行动起来，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并首先发表《电告日本佛教徒书》，要求日本佛教徒以佛教“和平止杀”的精神，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同时又通电全国佛教徒，播讲《佛教与护国》的论述，动员组织“佛教青年护国团”，积极参加救护工作、宣传工作以至地下斗争工作。并响应“航空救国”和“伤兵之友”等抗日爱国活动，募资捐款支持前线。二十八年，发起组织佛教“国际访问团”，远赴缅甸、印度、锡兰以及星、马各地，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各地华憍、华人和广大佛教徒、佛教团体，积极支援祖国抗战。三十二年，与于斌、冯玉祥、白崇禧等著名将领和宗教界首要人物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呼吁全国各宗教团体和全体宗教徒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因其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元旦，国民政府授予他宗教领袖胜利勋章。民国三十六年(1947)3月17日，太虚大师于上海玉佛寺圆寂，荼毗后得舍利子300余颗。太虚大师为现代中国佛教爱国、爱教的僧伽楷模。他不仅为爱国护教做出重大的贡献，而且对培育僧才，整顿僧制更不遗余力。太虚一生创办或主办的僧教育学院有：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世界佛学苑、重庆汉藏教理院、西安巴利三藏院、北京佛教研究院。创办佛教刊物有《海潮音》月刊和《觉群周报》等。组织佛教团体有世界佛教联谊会、中国佛教会、中国佛学会、中国宗教联谊会、世界素食同志会等等。抗战胜利后，受任为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等职。主要著作有《整理僧伽制度论》、《释新僧》、《新的唯识论》、《法理唯识学》和《真现实论》等等。后弟子印顺法师结集《太虚大师全书》行世。二、从一般思想中来建设人间佛教大师认为，要建设人间佛教，首先要从普通人的思想入手来建设。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来，几乎传遍了大江南北。但普通民众对于佛教的真正内涵并不明了。在很多戏剧、小说中对佛教多是歪曲的描述，因而民众所了解的佛教，多是与真实的佛教相去甚远。由于这个缘故，世人多误解佛教。大师在《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一文中，首先罗列了世人对佛教误解的几种类型：第一，认为佛教神异的。很多人多将佛教看成是神奇怪异的东西。相应地出家人在他们眼中都有神异功能。比如，济公活佛，即被人认为有神异功能。他们一旦认为出家人有神异功能，就会找他们看相、算命、占卜等。而出家人弘扬佛法的本怀则被他们忘怀丁。第二，认为佛教奸盗的。一些盲目反对佛教的人，由于一向对佛教憎恶，他们将和尚视为奸邪、盗之人。他们也不会去了解真实的佛教教义。第三，认为佛教是闲隐的。有一些人认为出家人整天无所事事，过着清闲隐遁的生活。他们并不知道出家人应当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第四，认为佛教朽弃的。这些人认为佛教无益于世，僧尼是穷得没有饭吃，或是好吃懒做之人才为之。由于世间有以上四种对佛教的误解，因而造成很多人排斥佛教，无从信奉佛教。因此，只有破除人们对佛教的误解，才能使佛教在世间得到弘扬，从而更好地建设人间佛教。其次，在纠正世人误解佛教的基础上，大师指出应当从佛教报恩伦理方面教人做人的道理。大师列举《心地观经》中的四重报恩理论，劝诫世人要报父母恩、社会恩、国家恩、圣教恩。报父母恩是让孩子知道，一个人从小到长大成人，父母要付出很多辛劳。报社会恩，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衣食住行等需要，是很多人辛苦劳动来成就的，因而要报答他们的恩德。报国家恩，是指一个国家以政治、法律、军警来维持人民的安宁，使人们都能安居乐业，因而应当报国家恩。报圣教恩，是指在各种圣贤的教化方法中，唯有佛教最为契理契机，使我们能够破迷开悟，成就正觉。再次，引导民众认识佛菩萨不是神。对佛教没有正确信仰的人，多认为佛菩萨是神。他们不知道佛菩萨不过是将自己所证悟的真理如实说出来，使人依照言教修行，最终也能够自觉觉他。因而，佛菩萨是“使人觉悟而趋向光明的指导者。”只有当民众知道佛菩萨是真正的觉悟者，他们才有信心学佛，成就佛道。第四，使人明了从事正当职业无碍于学佛。佛法不是让人清闲享受，不做世事的。世间学佛之人，应当对国家、社会知恩报恩。每个人都应当有正当的职业宋谋生和奉献社会。学佛不但不影响正当职业，而且由于有了佛教精神的支撑，工作效率会更高。大帅指出，佛法不离世间法，只有在做好世间法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学佛。三、从国难救济中来建设人间佛教太虚大师所生活的时代，内忧外患不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国家处于生死危亡的时刻，每个佛教徒都应当为救济国难尽自己·—份力量。大师分别从五个方面讲述了佛子要通过救济国难来建设人间佛教。首先，国难中勿徒逞悲愤。大师指出，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每个人都有忧愤情绪。但不可因此产生悲观情绪，认为中国将会灭亡。我们应当将激愤情绪化为工作动力，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忍耐劳地工作，各尽其职。通过自己的在本职岗位上辛勤工作，支持国家的抗战和建设。其次，想免灾难要省过修德。大师指出，敌国入侵等天灾人祸，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我们共业所感的果报。所谓共业，也就是多数人的共同所造之业。大师认为“要清本正源的拔济灾难，须要各人反省过愆，而勇于进修业德。”每个人都应当不断反省自己的过错，及时加以忏悔，同时，还要积极行善，不断积聚福德资粮，通过这种方式修德行善，就会使社会安宁，国家幸福。第三，剿匪先得民心归顺。大师生活的时代，外有敌国入侵，内有匪徒横行。国家无有安宁之日。在对外抗敌的同时，还要注重对内剿除匪徒为害。匪徒不仅残害人民，有的还会与外敌勾结，内应外和破坏国家太平。因此，国家需要有一些能发慈悲之心，救世救民的人来履行剿匪的责任。在实行剿匪的过程中，首先应当取得民众的支持，只有民心归顺，则匪徒不剿而自灭。第四，复兴农村要注重俭朴勤劳。大师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十分之七八是农民。“若农村破产，则都市中一切繁荣亦皆不能保，故救济农村，在目前是非常的要务。”如果要救济农村的人，应当特别注重俭朴勤劳。农村中大多居住的是缺少知识、家境贫穷之人。若要复兴农村，就需要一大批有知识、有财力的人回到农村去。回到农村的人，只有坚持俭朴勤劳，才能带领农民建设农村，对农民方才更有利益。若农村所有住众都能俭朴勤劳，则农村才能发展兴盛。第五，施政要立诚为公。大师指出，作为政府的统治者在治理国家之时要立诚为主。所谓立诚，即言行一致。统治者只有以诚施政，在发号施令时才能产生效力，使民众都能切实地奉行。“否则，虽放言高论，仅在文章做得好看，尽管张布告，贴标语，而效果终是没有。”大师强调，在政治信用被破坏的今天，立诚是起死回生的救命针。只有当施政之人以诚施政，民众才会逐步归于诚心。四、从世运转变中来建设人间佛教大师认为，当时世界的总趋势已经发生一些改善。在这种转变中，我们不应当盲从人后，而要走在最前面，从世界运势改变中来建设人间佛教。大师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世界各国都已陷入走不通的死路。大师指出，现阶段世界各个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都在相互争斗之中。各国为了安全的考虑，争相发展陆海空等军备，结果造成国民负担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在这种紧急形势下，很多国家举行和平公约，缩军会议，要求裁减军备。结果却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另一方面，很多国家“生产过剩，金融停滞，工人失业，高筑关税壁垒，演成长期的经济恐慌”。虽然很多国家聚集一起召开经济会议，但仍无法改变经济萧条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各个被压迫的民族，只有陷入死路中寻找出路，才能打开世界发展过程中的僵局，更好地建设人间佛教。其次，中国无出路中的出路。在中国处于列强侵略的情形下，应当在看似没有出路中寻找出路。中国的国情与其他国家不同，应当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从而实现由穷到通的转变。大师指出，中国的出路即“将纵我制物的思想，改变成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克己崇仁”。能做到克己崇仁，就可以通行于四海之中。通过这种方式，中国不仅能走出一条出路，而且还能拯救各国及全世界。但中国由穷变通达之后，即可借助弘扬佛法，使民众得到思想的教化。再次，佛教的原则与人类新道德。大师认为，佛教的基本原则有利于人类新道德的建设。佛教认为，宇宙万有均为众缘所成，唯识所变的。在众缘所成中，还要心识的心理作用，才能转变为活力。此活动力，就是各人当下的发动力。各人都有创造的心力，此心力可以转变为人生万物。当我们利他时，则自他俱利，害他则自他俱害。造作善因则得善果，造作恶因则得恶果。众缘所成，唯识所变，又都是各人自心的力量，通过这种力量，能不断提升和完善我们的道德修养。第四，三十年后的太平世界。大师指出，近代世界各国文明之路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穷则思变，变则通。如果在当前情形下，人们都能真修菩萨行，将亚洲的文明和文化传播到欧美等国家，那么，在三十年的时间，就能够将相争相杀的人间地狱变为太平世界。那时的人间，将会有更多的人学菩萨道，修菩萨行。太虚大师认为，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纷乱形势下，我们只有通过从以上三个方面改变当前不利的国内外局面，再辅以弘扬佛法以化导人心，才能不断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才能建设美满和谐的人间佛教。摘自：《觉群》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