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富强发表论文的分量
首先是导师承担的项目情况。一般来讲，承担项目数目比较多，经费比较多的导师是可以优先考虑的。有了项目，研究生的学习才有了课题，有了经费，研究生的学习才有了物质基础(实验设备，电脑等)。一般来讲，项目比较多的老师，科研水平自然也比较高，否则也没有办法申请到项目。项目分为两种，一种叫纵向项目，即国家投入的项目，比如 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等。这类项目研究的性质比较强，所做的工作比较前沿。另一种是横向项目，即公司出钱做的项目。这类项目通常比较实用，有点类似于小的IT公司里做的事情。很难说哪种类型的项目好，但是，无论哪种项目，都需要老师有相当的水平和能力才能申请到。此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只有项目的其负责人才有意义的，而参与人的分量就大打折扣了。因为很多项目在申请时，需要组建一个团体，凑够一定人数，所以许多项目里挂名的老师作为参与人是什么也不做，也分不到多少钱的。因此，如果你看到有某个导师，参与了许多项目，而没有作为负责人主持过项目，那意义就不大了。当然，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知道一个老师的项目情况呢?这个比较难统计。很多老师都会把自己的项目情况列在学院主页导师查询的相应链接里。如果没有列上的，就只能自己去打听了。其次是导师发表高水平论文的情况。注意这里我说的是“高水平论文”，而不是“论文”。以前我把发表论文看到很神秘，现在才知道，发论文其实不难，真正难得是发表高水平论文。我实验室的师兄说，发表一篇顶级学术会议的论文比发表一百篇国内普通期刊的论文还有分量。可是，对于还没进实验室的菜鸟来说，怎么才能识别一个老师发表的论文的质量呢。最近我刚刚学到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首先一个判断标准是“总引用次数”，即一个老师发表过得每篇论文被其它论文引用的次数之和。道理很简单，只有论文的水平高，有价值，才会被别的论文反复引用。另一个判断标准复杂一些，叫“H-index”，具体的定义大家可以上网查。据说这个标准比总引用次数更能准确反映一个人的科研水平，至于为什么，我也不太清楚。最后，选择导师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是老师本身的品行以及对待学生的态度，也就是老师在学生中的口碑。有些导师，对学生异常苛刻，动辄辱骂学生。在这样的导师手下学习工作，即使做再有意思的项目，也会让人很痛苦。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研究生，本来就更多应该靠自学，因此一个导师在品行方面对学生的影响是比在知识方面的教育更重要。不过，对一个导师品行的判断，比对项目和论文水平的判断要难得多。只有通过和导师本人或者其实验室同学的接触，才能慢慢体会到。总之，如果想在选择导师时更加准确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导师，还需要同学们自己和导师多多沟通。
论文的第一作者必须是论文的主要贡献者和直接创作者（初稿撰写人）, 同时又是作品的直接责任者, 享有更多的权利, 承担更多的义务。在没有特别声明的前提下, 第一作者就是论文的第一权利、第一责任和第一义务者。通讯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是论文的主要学术思想的提出者和最重要的责任者，更是论文对外责任的承担者、知识产权拥有者、实际统筹处理投稿和承担答复审稿意见等工作的主导者。而且在论文发表后，对于读者针对论文提出各种问题时能与之讨论和联系的作者。通讯作者通常是科研课题的主要负责人。在论文的投稿和发表过程中，通讯作者要负责与编辑部的一切通信联系和接受读者的咨询。凡是在文章内注明通讯作者的稿件，与稿件相关的一切事宜，包括邮寄收稿单、退稿、退修稿件、校样、版面费、稿费等，均与通讯作者联系。二者相比，通讯作者对发表论文所承担的责任更大，需对论文中涉及的方法、过程、结果、观点等任何问题进行解答，并有对论文的作者排序、论文发表、论文撤稿的决定权。
第一作者就是作者署名的第一个 这个比较简单，一般在标题下面 或者文章第一页的左下角，通讯作者一般都标有“通讯作者”字样，如果没有标记，一般都是以*号表示
建议选实践能力强的导师。
黄群富发表的论文
陈传波，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57年8月19日出生。主要从事图形图像处理和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现任软件学院院长，兼任湖北省人民政府第四届咨询委员会特邀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ACM会员，“高科技与产业化”杂志特邀编委，“中国进出口软件”杂志理事，国家高性能计算（武汉）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应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宇航学会计算机应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任武汉赛百数据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1993年获政府特殊津贴，湖北省普通高校中青年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国家及地方多级专家库专家。指导博士后和博士生19人、硕士生100多名。完成基金项目、863项目、航天部项目、国家高性能计算基金项目、军口预研项目、国家创新基金项目、国际合作项目以及大型横向项目等纵横向项目43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次、二等奖1次、三等奖3次。出版编著4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98篇。三大索引收录共90多篇。 覃中平，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网络与信息安全。博士研究生指导领域在华中科技大学为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代码0810）中的通信与信息系统（代码081001），在武汉大学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代码0812）中的信息安全（代码081220）。硕士研究生指导领域为软件工程（学科代码081280）中的网络软件开发和网络与信息安全。现研究项目有1）可信计算平台，密码分析，安全密码部件设计；2）网络安全分析，SSL分析；现开发项目有1）电子政务系统，电子支付系统；2）中小型企业信息系统。 肖来元，男，工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57年1月出生。主要从事数字化技术与领域工程、IT项 目管理、软件服务与应用等相关方向的研究。现任软件学院副院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力学学会、中国计算机学会会员，教育部软件工程学科课程体系研究课 题组成员，清华大学出版社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先后获得工学硕士和工学博士学位。工作领域主要涉及软件工程、机械 工程和力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讲过软件项目管理与案例分析、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CMM）、信息获取与沟通、结构力学、弹性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与机械设计基础、有限单元法、边界元方法等多门本科与研究生课程；并长期从事结构与传动装置的弹性动力学和计算机仿真以及数字化技术与领域工程的跨学科研究，指导研究生80余人。出版专著2部、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1本、网络版电子教材1部；在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多篇被SCI、EI收录；负责1项国家科技攻关子项目，参与2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课题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主持3项省部级研究项目和多项横向课题；获省级精品课程1门，省部级成果奖2项。 沈刚，男，博士，教授。1990年及199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生产过程自动化专业和系统工程专业，分别获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曾参与多项CIMS课题研究。1995年至1999年在加拿大McGill大学Electrical and Compter Engineering系学习，获博士学位。1999年9月至12月，在多伦多大学Electrical Engineering系作访问研究。1999年起，在加拿大Kerr Vayne Systems及美国Motorola公司工作，从事自动化系统和移动通讯系统的研究及开发。2003年起，在华中科技大学软件学院开设《计算机网络》，《嵌入式系统》，《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等双语课程。在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c Control等期刊和IEEE Conference on Decision and Control等会议上发表多篇论文。现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实时系统，无线通讯系统，数字通信网络和软件工程等方向。 刘云生，教授，博导。ACM（美国计算机协会）、IEEE(国际电器电子工程师协会)高 级成员，中国安防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办学位评审专家，国家、湖北省、浙江省、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上海特区科技顾问专家，湖北省科技 进步奖评审专家，湖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武汉市政府经济技术顾问专家，湖北省暨武汉计算机学会软件专委主任，华中农业大学、郑州轻工业学院兼职教授。曾 多次当选为IEEE ICDE （国际数据工程会议，世界三大顶级IT会议之一）、ISFST等国际学术会议的程序委员，分组主席，大会主席。作为我国最早的软件工作者之一，从事计算机科学及应用研究和教学工作30多年。1982-85年在美国University of Maryland 和 SST公司、ISSI公司进修，后正式聘为研究职员，从事数据库管理系统和软件开发工程工作。80年代中期在国内率先开始现代（非传统）数据库的研究开发，为其奠定了基础。1993-94年再次去美国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MIT作高访学者，进行主动、实时、内存数据库及其集成技术的研究，被我驻美使馆评价为“取得突出成果”。目前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非传统）数据库理论与技术及其系统实现；嵌入式、移动、实时计算；实时数据集成管理与开发环境；软件方法学与工程技术；现代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等。先后指导博士后、博士30余人，硕士200余名。主持省部级以上各科研项目30多项；发表论文近300篇，其中被SCI、EI索引等收录80多篇，被他人直接正式引用100多次；出版《现代数据库技术》（国防工业出版社）、《特种数据库技术》（合著，科学出版社）等专著与教材6部。获国家（教育部提名）自然科学二等奖、部省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等8项；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奖2次；梁亮胜科技贡献二等奖，优秀论文一、二等奖，优秀教材一、二等奖等10多项；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三育人”奖等各种奖20余次。 文远保，男 ，教授。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工学院）无线电系无线电技术专业。1970年开始在本校计算机系从事计算机教学和科研工作,1978年晋升为讲师，1983年去美国进修学习、1989年晋升为副教授，1998年晋升为教授。曾任计算机及应用教研室副主任，校计算中心副主任,ASIC研究所副所长。兼任中国计算机学会仿真机分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有：计算机系统结构、VLSI/ASIC设计技术、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及软件开发、多媒体计算机技术、计算机网络及信息系统等。长期从事本科生、研究生的计算机组成原理、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系统结构、ASIC设计技术、多媒体计算机技术、计算机网络、数据库技术应用及实现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主持完成的纵、横向项目包括863 CIMS 工程以及大型横向等科研项目20多项，多数为软件研究开发项目。在国内外权威和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指导硕士研究生50多人。 吴涛，男，博士，副教授，1972年出生，软件科学与工程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软件开发与质量保证、软件复用与产品化、软件病毒、三维造型技术等，发表相关论文10余篇。2005年赴新加坡主持软件外包项目开发；2006年参与863项目基于复杂性科学的车间动态调度理论与方法研究；2007年赴爱尔兰参加面向工业化的教育进修；2008年主持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项目。2003-2008年主持开发微软亚洲研究院资助项目2项，国防项目1项，省部级以上项目4项。率队获首届“花旗杯” 科技应用大赛全国一等奖，首届微软“创新杯” 大赛全国三等奖，2008年获华中科技大学教学成果一等。高建生，男，副教授，工学硕士，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几十年来一直工作在华中科技大学,一 直从事对计算机系统的研究和计算机专业的教学工作，从而积累了计算机设计原理、计算机系统的合成等方面的知识，设计出了简易计算机系统，该系统有自己设计 的指令集，系统具有自动执行程序的功能。教学环节中获得教书育人先进教师奖，也曾多次获得学校教学质量优秀奖。教学研究中先后参编《计算机组成原理》教 材，主编《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教材，主编《计算机组成原理》教材。科研中获得省科学进步奖二等奖1项，主要从事计算机系统、存储系统的研究。 陈长清，男，工学博士，副教授，1969年7月出生。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先后获得工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94/7—1999/8在湖北省农业银行科技处工作，从事金融软件开发与维护，通讯系统的设计与维护。从2003年至今，在华中科技大学软件学院工作，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2003年在英国Reading大学进修，2009年在IBM美国硅谷实验室进修。近年来在国际和国内的期刊及会议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数篇分别被SCI、EI和ISTP索引。主持或参与国家级和省级项目以及企业应用多项。获教育部-IBM精品课程和校级精品课程各一项，主持省级教改项目一项。现主要致力于数据库及软件工程相关领域技术的研究。 任宏萍，女，硕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80年毕业于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计算机系计算机及应用专业。1986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软件助教进修班。2006年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并获得硕士学位 M.Sc. in Communication Software & Networks。1980年毕业后留校在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工作。1987年晋升为讲师，1994年被聘为副教授。1997年去新加坡学习、工作。2007年返校。多年来主要研究方向为面向对象技术和基于网络的软件研究与开发。完成和主持完成多个纵、横向科研和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其中包括863项目。在国内重要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若干篇，合编著并出版教材3部。主讲过面向对象程序设计，UML及建模技术，数字逻辑、计算机网络等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并指导研究生若干名。多次获得教学质量优秀奖。在新加坡工作期间，多次获的Singapore Public Sector WITs Conventions和TEMASEK理工学院授予的软件研究与开发创新奖。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面向对象技术, 基于WEB技术的软件研究与开发，虚拟现实技术，网络信息安全。 陆永忠，男，博士，副教授。2001年获华中科技大学工学博士学位。2001年至2003年在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作博士后研究。2009年至2010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做合作课题研究。曾经参与并承担了多项国家重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的研究与开发。在人工智能、模式识别、软件工程、软计算及网络式软件开发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发表了70多 篇学术论文。目前承担的主要教学任务是网络式软件开发及软件工程等课程，并在本课题组研究生范围内设置了专业特色培养计划，增设了人工神经网络与微粒群优 化、软计算及软件工程前沿新技术发展等新课程的学习，促使学生培养良好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更好地面向未来，面向社会，面向世界。 黄立群，男，博士，副教授，1969年10月出生。1988.9至1992.7华中理工大学电力系电磁测量专业学习，获学士学位；1992.9至1995.5华中理工大学自控系系统工程专业学习，获硕士学位；1995.9至1999.12，华中理工大学电信息系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学习，获博士学位。2000年至2004年在武汉市东胡开发区管委会工作,2002年作为武汉市政府驻美国友好城市匹兹堡市代表，赴美国工作。2004年2月至今华中科技大学任教。1996获得ORACLE联合大学国际认证证书；2000.5至2000.6由国家外国专家局选派赴以色列参加国际企业管理交流，获国际认证证书。主持研究项目5项，参加自然科学基金、863项目和九五攻关项目各一项，参加其他科研项目12项。在《通信学报》、《电子学报》、《电子科学学刊》、《华中理工大学学报》、《计算机工程与应用》等刊物及国际会议上发表十篇论文。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网络技术与应用、移动计算、决策支持系统、嵌入式系统的研究。 卢力，男，博士，副教授，硕士导师，1964年5月出生。1982年9月～1986年6月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数学系，获学士学位；1993年9月～1997年6月就读于原华中理工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获硕士学位；2002年9月～2006年12月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图像所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专业，获博士学位。1997年晋升现职。主持和参加过多项科研课题的研究，其中包括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了国防预研基金项目“超分辨率卫星图像处理技术研究”（2001.7-2005.1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高性能计算中的快速算法及其应用研究”（2005.1-2007.12）等，目前在研项目是 “星上遥感图像智能信息处理与实时实现技术方案”（2006年国防科工委民用航天计划资助项目）；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和会议上发表科研论文二十余篇；编写网络视频教材一部。曾两次获得学校教学质量优秀奖。主要研究方向是高性能数值计算、图像信号处理、网络信息安全等。 邱德红，男，博士，副教授，1971年生。1993年在华中理工大学自动控制工程系获学士学位；1995年在华中理工大学自动控制工程系获硕士学位；1998年在华中理工大学电力系统自动化获博士学位；2001年在香港理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2001年进入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2003-2004年在香港理工大学做研究。主要从事机器学习理论及其应用、数字媒体技术、图像处理、软件工程等研究，主持和参与过国家自然基金、863项目和香港RGC基金项目和湖北省教学改革项目。在IEEE Transaction等重要国际学术期刊和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了论文共30余篇，其中5篇被SCI收录，10篇被EI收录，1篇被ISTP收录，多篇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宣读。 方少红，女，博士，副教授，1968年8月出生。1989年武汉大学科技情报专业毕业获理学士学位，1997年原华中理工大学计算机软件专业毕业获工学硕士学位，2005年至今在职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博士研究生。2000年被评为副研究馆员，2005年被评为副教授。持有DIALOG信息检索咨询员、IBM AIX系统管理员以及IBM DB2系统管理员等资格认证。2005至2007年主持并完成2项国家863计划子项目，现负责在研1项国家863计划项目和1项国家709计划子项目、参加在研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发表国内外学术论文5篇，参编出版教材3本。2006年获华中科技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二等奖，2007年获武警部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主要研究方向：图形图像处理、媒体信息管理、数据库应用系统。 薛志东，男，博士，副教授，1973年4月生。1997年7月于原华中理工大学获学士学位；2002年6月于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获硕士学位；2006年6月于华中科技大学系统分析与集成专业获博士学位；2006年9月于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后流动站开展研究工作。在图像处理及生物信息学领域发表论文10余篇，曾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湖北省博士后基金等的项目的研究工作。目前主要研发兴趣包括游戏及动画制作技术、图像及模式识别、生物信息学、Java软件开发等。 武剑洁，女，博士，副教授。1993年至1997年，就读于武汉理工大学，获学士学位；1997年至2004年，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国家CAD支撑软件工程中心，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同期在武汉天喻软件有限责任公司从事三维产品设计软件系统的开发工作。2004年至今，华中科技大学软件学院任教。现为中国光学学会和中国计算机学会会员。出版教材《软件测试技术基础》。在ICESS2008、CISP2008、PA2007、《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计算机工程》等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有多篇文章被EI和ISTP收录。主持和参与横纵向科研与教学项目多项。参与的科研项目包括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产品设计CAD软件”、香港工业技术发展署资助项目“计算机辅助三维服装设计系统的研究与开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移动传感器的主动式闭环测量规划理论与方法”等。参与湖北省精品课程、湖北省教学研究项目、教育部-微软精品课程、教育部特色专业等多项教学改革项目。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为计算机辅助设计、图形图像处理、数字媒体技术、软件工程等。 李自力，男，博士，副教授，1965年5月生。中国计算机学会高级会员，中国计算机学会虚拟现实与可视化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图象图形学会虚拟现实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图象图形学会数码艺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动画学会会员。2002年12月华中科技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系博士毕业，方向为多媒体信息处理，博士学位论文《虚拟现实中基于图形与图象的建模与绘制(G&IBMR)的研究》荣获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5月至2005年5月在哈尔滨工程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后流动站中船重工集团第709所分站作博士后研究，博士后研究报告《虚拟海战场环境的建模与绘制及计算机生成兵力（CGF）的研究》。1995年1月——2002年12月，在华中科技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系任教，同时在电信系所办的东湖高新企业武汉鸿象信息技术公司从事三维动画制作及研究，武汉鸿象信息技术公司创于1991年，是湖北省最早从事三维动画制作及三维图形研究的公司。2009年9月 调入软件学院数字艺术系工作。先后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湖北省重点科技发展项目及横向协作项目多项，内容涉及图像理与识别、虚拟现实与视景仿真。这些 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光子的超导理论及验证”、“海底地形探测成像新技术研究”、湖北省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建筑设计方案计算机三维动画辅助评 审系统”（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等,主持了横向协作项目中国长江三峡工程总公司“三峡工程多媒体演示系统”、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三峡工程截流视景仿真”、中船重工709所“HZC对抗视景仿真软件模块研制”。已在“Chiese Journal of Electronics”、“通信学报”、“中国图象图形学报”、“电子与信息学报”、“系统仿真学报”、“华中理工大学学报”、SPIE等刊物或国际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十多篇，被EI、SCI、STP收录十几篇。研究方向：计算机图形与虚拟现实、多媒体信息处理、动漫与3D游戏技术、影视动画艺术。联系方式E-mail:。 刘小峰，男，博士，副教授，1974年8月出生。1993年至1997年就读于华中理工大学土木工程系，获工学学士学位；1997年至2000年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获工学硕士学位；2002年至2005年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获工学博士学位。先后参与和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国防预研纵向课题研究，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次。在权威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EI收录6篇，SCI收录2篇。主要研究方向：信息存储和信息检索、Web信息抽取、分布式系统、图像检索等。 万琳，女，博士，副教授，1975年1月出生。1997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计算机系软件专业，之后在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应用专业继续攻读硕士及博士学位。在任教期间曾讲授计算机图形学、C程序设计等多门课程。2000年“计算机图形学CAI”项目获得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01-2002学年度校教学质量二等奖；2002-2003学年度校教学质量二等奖；2004年“基于网络的自主型硬件虚拟实验环境构建”项目获得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05年：教改项目“互动性数字逻辑虚拟实验教学平台建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在校工作期间，主持并作为主要成员参加863和国防预研纵向课题研究项目10余项。主持的项目包括Mobile SVG在嵌入式设备上的浏览软件、计算机网络系统诊断软件等多项。作为主要成员参加的项目“清江流域水电综合信息集成系统”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SVG图形编辑软件、NAM（非对称逆布局）图像表示和处理软件、计算机故障诊断软件等3项软件著作权。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为计算机图形图像，在权威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多篇。 胡雯蔷，女，博士，副教授。1993年至2000年就读于武汉理工大学物流工程学院，获学士和硕士学位；2000年至2005年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信息所，获博士学位。博士其间曾参与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973等多项横纵向项目。目前主持863康复机器人虚拟仿真课题及虚拟现实方向横向项目。在《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中国机械工程》、Proc. ICMA等国内外权威和重要学术刊物及会议上发表多篇论文，SCI、EI收录近10篇。主要研究方向为康复机器人虚拟仿真、虚拟现实、计算机视觉和模式识别等。 裴小兵，男，博士，副教授。1997年至2000年在深圳市邮电局工作，主要从事软件的研发与管理工作，负责开发了多个软件系统。2000年至2003年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作，从事光网络系列产品的软件研究与开发工作，期间分别参与了TMN的研究与开发、MSTP系列产品的相关规划以及起草MSTP内嵌RPR技术规范等国标工作。2003年至2006年在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学习，获博士学位。期间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等期刊和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Data Engineering and Automated Learning等会议上发表十多篇论文。现主要研究兴趣包括数据挖掘，软件工程，信息网络及网络安全。 区士颀，男，博士。1990年至1994年就读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系，获学士学位；1994至1997年在武汉煤炭设计院从事设计工作。1997至2000年就读于华中理工大学机械学院，获硕士学位；2000年至2005年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工业装备与自动化研究所，获博士学位。在煤炭设计院工作期间完成了多项规划和设计任务。攻读硕士期间在开目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软件开发工作，研究内容为MIS系统中的车间派工调度软件模块。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课题为目前计算机图形学的前沿技术——任意拓扑曲面的多分辨率建模技术。在《The Visual Computer》、《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中国机械工程》等国内外权威学术刊物及会议上发表多篇论文。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为计算机图形学与可视化、，虚拟现实、动画技术、智能CAD、软件工程等。 苏曙光，男，博士，湖南临湘人，1975年7月出生，中国计算机学会高级会员，航天科工集团目标与环境光电特性国防重点实验室技术顾问。1994.9～1998.7就读于华中理工大学电子系获工学学士学位；1998.7～2000.6工作于长虹电子集团；2000.9～2006.5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硕博连读并获得工学博士学位。近5年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22篇，且多数被EI或ISTP全文收录。参与国家863科研两项，国防重点预研项目一项，主持和重要参与的横向项目主要有遥感高光谱图像处理系统、战场红外视景仿真系统、基于网络协作的战场动态场景模拟与虚拟测试平台、星上图像无损压缩系统等。目前研究方向和兴趣：（1）多媒体通信和视频编码（2）操作系统和中间件（3）计算机体系结构和嵌入式系统。 曹华，男，博士。1992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自控系，获学士学位；先后供职于深圳先科激光、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等单位，从事自动化设备设计、可编程控制器软件开发、光网络产品的研究开发工作。2001年～2006年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获工学博士学位。曾主持参与的项目：湖北省教育厅教师职称申报管理系统、湖北应城盐业集团财务软件、GIS水务管理系统、远程IP Camera系统、硬盘视频监控系统、PCI视频切换矩阵卡、PCI报警卡，某国防视频网络加密系统预研课题等大中型项目。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会议）发表论文10篇，其中 3篇被EI检索。现在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图像视频的嵌入式系统应用，多媒体信息安全，计算机视觉。 吕泽华，男，博士，1976年12月出生。1994年至1998年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数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2001年至2007年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获工学博士学位；2008年至2009年进入华中科技大学自控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国内权威期刊及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参与国家973项目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主要研究方向为模糊计算、近似推理、数据挖掘等。
保险市场是指保险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或是保险商品供给与需求关系的总和。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对保险市场的分析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对保险市场的分析论文篇一
《对我国保险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的分析》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保险业作为我国的朝阳行业，其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与世界保险业的整体现状来看，我国保险业发展水平仍相比较低。本文笔者即结合个人实践工作经验，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现状入手对其进行粗浅的分析，并提出保险市场的未来发展趋势，以供参考。
关键字： 保险市场; 保险业;发展趋势
纵观我国保险业近20的发展，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我国的保险业发展迅猛，并且取得了令人举目的成绩。尤其是随着人口红利期的到来，人们投资理财观念的不断加强，保险业更是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而如何做好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促进保险市场取得更大的成就则成为现今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本文笔者即结合个人实践工作经验，就目前我国保险业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一、目前我国保险业的现状
自1980年，我国恢复保险业务以来，我国的保险业已经取得了令人举目的优异成绩，而保险市场也逐渐呈现出多家保险公司竞争发展的良好新格局。尤其是1995年，我国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来，更是标志着我国保险行业走进了有法可依、依法管理的重要阶段。我国的许多保险企业也在保险法的管理制度下，不断的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提高了经济管理水平，保险业呈现出持续、快速、健康的良好发展趋势。而后为了适应我国经济的发展，满足加入WTO的切实需求，我国相继又颁布了《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使我国的保险市场正组建与国际接轨，并且建立了偿付能力预警指标体系，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保险制度框架正在初步被建立。可以说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早已成立了上千家，上万家的保险公司，并且增设了一批有一批的保险分支机构，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创新了我们保险公司专业化经济与组织形式，还促进了市场的有意竞争，使我国保险市场发展得到了不断的完善。
虽然我国保险业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保险市场的整体发展仍然相比较弱，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进一步分析差距，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突进，则成为促进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根本。
第一，我国的保险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发展规模上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国保险公司的数量、保费总收入和资产总量都相对很少。规模是行业和企业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志，从各方面的统计数据应该看到，我国保险业还处在起步阶段;
第二，我国的保险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在保险深度与保险密度上仍存在较大的产局。保险深度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年保费收入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目前，发达国家保险市场的保险深度已达12%左右。而我国的保险深度为2.8%。保险密度指标是指人均保费。发达国家已达2000-3000美元，日本高达4600美元。而我国人均保费只有127.7元，约15美元，美国1600美元，人均保费是我国的107倍，日本是我国的307倍。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是衡量保险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由此可见，我国在保险深度与保险密度上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第三，我国民众对保险业的认识度普遍低于发达国家。从我国民众对保险业认识的程度上看，保险观念还较差人们对保险在稳定社会经济，维护个人切身利益上的作用认识不够。主动买保险的个人寥寥无几，整个保险业，特别是人身保险是个买方市场，迫使百万保险推销大军四处奔波，推销保险产品。
二、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趋势
纵观近20年来，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保险业作为我国的朝阳企业，正随着我国经济市场的不断发展与改革被纵深推进，我国的保险市场也正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因此，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保险市场的发展，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笔者预测我国保险公司会向混合所有制、经济业务专业化、保险产品品格成熟化的方向发展，具体如下：
第一，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保险企业会逐渐向以现代股份为主要特征的混合所有制发展，而保险公司也会成为市场竞争真正的主体。
第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国保险企业的经营业务会向专业化方向而不断发展，尤其是随着我国保险企业经营体制的不断改革，出口信用保险、农业保险等政策性保险业务势必会从商业保险公司中分离出来，而由国家成立相对应的政策性保险公司，进行经营业务的专项发展，从而使我国保险市场得到更好的发展。
第三，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国保险产品的品格化会相比成熟。品格化是指一个产品的品牌、价格、服务的总称。而就保险产品的品格化而言，它所包含的不仅是利益保障功能或投资功能、储蓄功能或产品的组合功能，更主要的是它的价格水平与服务水平。尤其是纵观近些年来，保险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发展与贡献，我们能够看到，随着保险功能的不断深化，保险业对整个经济市场而言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政府来说可以运用保险这一市场经济手段，辅助社会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对企业来说，保险作为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在提高其管理水平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对个人和家庭来说人们在医疗、保险、教育方面的保障更多地需要保险来解决。所以，为了积极开展我国的保险业务，就必须进一步促进我国保险产品品格化的成熟发展，进而使我国国内保险公司在与国外保险公司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笔者对保险业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粗浅的探讨，也使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到，随着我国经济市场的不断完善与迅猛发展，保险业虽在我国发展的时间并不长，但早已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绩。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也在不断的走向成熟。因此，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促进保险市场的完善，就必须抓住机遇，深入改革，吸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从而使保险行业利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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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险市场的分析论文篇二
《对保险企业市场竞争的探讨》
摘要：竞争是企业之间的实力较量,是企业之间人才、技术、商品质量、价格及其他综合能力的较量。这就要求各家保险公司必须正确面对,勇于竞争。目前,我国保险业整体竞争已普遍存在,但就某个地区或某个企业来说,也客观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经营,但在竞争规律的普遍作用下,这种垄断只能是暂时的,如果垄断者不能适应现实,逐步发展完善自己,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那么最终不仅是垄断局面要被打破,而且还要被淘汰。
关键词：保险企业;市场竞争
一、建立适应市场发展与挑战的新机制。这些机制包括企业机制、用人机制、分配机制、服务机制、业务机制等等。作为基层公司要充分利用现有政策,在能力范围之内,最大限度地使本公司的机制与市场相适应。应该说现在政策基本有了,就看应如何理解与执行了。在这个问题上,公司的管理层首先要吃透精神,要有创新能力,要有改革力度,要有势不我待的紧迫感。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人才的大量流动,市场份额的变化都是可以想像到的。未来公司能否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是能否有一套适应市场机制的机制。各基层公司要本着精简、高效、现代的原则,大胆实行改革,重组公司组织架构,瞄准未来发展前景,制定切实可行的公司发展计划,使之更加适合市场发展的需要。
二、进行科学的市场细分。保险行业作为向特定人群提供风险保障和理财服务的金融服务性行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差异直接体现在各自服务于不同特征的核心客户群。保险企业在成立之初,通常采取扩张性的经营策略,以迅速占领市场份额,获得生存空间。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客户群,但是他们之间往往没有显著的共同点,同时与竞争对手的客户相比也没有明显的不同,也就是说保险企业无法轻易地从已有的客户那里找到潜在的更大的市场在哪里。尽管如此,保险企业在制定发展战略和进行业务定位的过程中仍然应以现有的市场为基础,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忠实客户,并通过分析他们的共同特征找到潜在的目标客户,进而开发相应的产品,制定并执行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保险市场细分的基本标准包括不同区域、不同险种类型、不同营销渠道和不同特征的人群等,人群的特征又可分为人口统计特征、行为心理特征和生活形态特征,简单的市场细分可以依据其中的某一个标准进行,优点是可以比较容易地对细分市场进行识别,但是,通过单一变量得到的市场细分结果往往无法精确反映各细分市场之间的需求差异和勾画不同消费者群体的综合特征。特别是对于具体的保险企业来说,任何一个简单的标准都无法代表其目标客户的特征,即与竞争对手客户之间的差异性。也就是说,理想的市场细分应当是综合分析保险市场消费者的行为、心理、人口统计等多种因素,从而将整个市场划分为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细分市场类型。诚然,选择恰到好处的变量作出行之有效的市场细分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当中国的保险市场发展到今天,当整个行业的转型势在必行,我们面临的问题不再是要不要市场细分,而是如何运用科学的方法将潜在市场划分为对企业经营决策和市场活动具有实际意义的不同类型,这也是保险企业实现和提高核心竞争力,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然选择。
三、提高保险公司的信誉度。事故、灾害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些也是无法避免的,这正是保险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保险的基本职能就在于进行经济补偿。在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商品市场形成买卖市场的情况下,消费者购买商品既会考虑价格,更会看重商品的品质。保险商品的品质表现在保险公司提供给投保人的售后服务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灾害、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是否及时、准确地查勘、定损、赔付。“取胜于价格,失败于服务”的道理就深刻地说明靠价格的竞争只能短暂地占有市场,具有优质的服务才能长久地拥有市场,这就是保险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的法则。
四、建立适合市场需求的人才机制。人才是公司生存发展之本,也是竞争中主要争夺的对象。基层公司现有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业务人才是公司的宝贵财富,也是一些进入我国市场的外资公司、合资公司争夺的主要对象。我们要重视这些财富,要合理利用这些财富。尽管我们现有的一些人才还不是很完美,还需要再提高,但只要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就远比我们的人才变成我们的竞争对手好得多。要建立阶梯式人才招聘、培训、储备、使用机制。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但要重视对现有人才的培训和提高,还要有计划、有目的地吸纳招聘一批高素质经营管理人才,把他们安排到适当岗位上去。对人才要逐步做到使用一批、储备一批、培训一批,建立起公司阶梯式的人才管理模式。目前,基层公司要尽量想办法提高人才的待遇,改善在岗员工的工作、生活条件,创造拴心留人的创业环境,使之与市场相适应,力求不但能养住人才,而且能吸引更多的人才效力于公司发展。
五、强化风险管理。保险业本身具有特殊的经营风险,因此控制与防范风险对保险公司持续健康地发展尤为重要,先进的信息技术无疑有利于帮助保险企业强化风险管理。当今社会信息技术已融入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领域,随之而来的信息技术有效运用、安全管理和提升价值已经成为企业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美国的萨班斯法案、中国保监会的内部控制指引已经分别对保险企业信息系统审计提出了明确要求。就目前而言,信息技术内部控制仍然是国内保险企业相对薄弱的环节。因此,信息技术内部审计部门在协助企业建立健全信息技术控制体系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审计外包在目前情况下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机制。通过审计外包可以帮助保险企业迅速解决专业性审计能力不足的问题,还能让企业学习到外部审计的工作方法,从而提升内部审计人员的水平。健全的内控体系有助于公司降低经营中面临的内部和外部风险,包括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影响程度。健全的内控体系包括建立符合法律法规的公司治理架构,明确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内控职责,针对风险和内控目标建立健全并坚决执行各项内控措施,定期进行风险评估,确认现在内控体系是否将风险控制在管理层的风险范围之内,进行内控体系的必要调整和完善。
六、提高服务质量,树立公司新形象。公司服务不仅是面对客户的,应该是面对全社会的。服务工作不仅是一线员工做的,而且是全体员工都应该做好的。过去我们往往重视的是一线员工服务水平的提高,而忽略了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的形象和社会影响力。提高服务质量,就要提高和统一全体员工,包括公司总经理和后勤卫生清洁工在内的总体服务水平,提高员工的道德水准。员工的服务水平和综合素质提高了,公司形象也就树立起来了;公司自身形象高大了,被众多客户接受了,企业在市场上就有了立足之地、发展之本。
主要参考文献:
[1]木子.没有赢家的竞争[J].中国保险,2002.10.
[2]毕可广.竞争也要合作[J].中国保险,2002.10.
组织行为学论文摘要本论文是对中外企业应用激励理论来进行企业管理的比较研究。本论文首先对组织行为学中的激励理论的发展现状和意义做了阐述，随后针对GE公司和联想集团的激励体制进行了对比分析，表明企业应针对自身不同的性质制定不同的激励体制。关键字：效绩考评；双因素分析理论；团队精神；员工成就感；一、激励机制概述：1.2激励机制原理：激励机制是为了激励员工而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规章制度、行为准则、道德规范、文化理念以及相应的组织机构、激励措施的总和。通过这一机制所形成的推动力和吸引力，使员工萌发实现组织目标的动机，产生实现目标的的动力，引起并维持实现组织目标的行为；并通过绩效评价，得到自豪感和响应的奖酬，强化自己的行为。1.2运用激励机制的意义国内外的实践证明，适当的运用激励机制并据此进一步研究改进生产环境，组织结构，管理方法，协调人际的关系，可以缓和劳资矛盾，形成“同舟共济”意识，齐心协力应付经济危机。从精神上、物质上引导员工充分发挥他们的劳动创造性和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效益，推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二、案例分析本论文通过对GE公司和联想集团各自的激励机制做一个分析，比较中外企业对于激励机制的不同运用。2.1GE公司的员工激励机制GE公司对员工有着一套相当完善的考评制度。公司CEO韦尔奇随身都会携带一本笔记本，上面画满了图表，每个部门都有相关的图表，反映每个员工的情况）这是一个动态的评估，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第一类占10%，他们是顶尖人才；次一些的是第二类，占15%；第三类是中等水平的员工，占50%，他们的变动弹性最大；接下来是占15%的第四类，需要对他们敲响警钟，督促他们上进；第五类是最差的，占10%，我们只能辞退他们。根据业绩评估，每个员工都会知道他们处在哪一类，这样没有人会抱怨得不到赏识。第一类员工会得到股票期权，第二类中的大约90%和第三类中的50%会得到股票期权，第四类员工没有奖励。图表是最好的工具，哪些人应该得到奖励，哪些人应该打道回府，一目了然。奖赏对员工而言，不应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就象鼻子碰着玻璃而穿不过去那样，他们能得到他们应得的。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都是必要的，两者缺一不可。对于高层管理人员，GE公司鼓励鼓励他们在工作上相互竞争，但不要有个人恩怨。韦尔奇的做法是将奖赏分为两个部分，一半奖励他在自己的业务部门的表现，另一半奖励他对整个公司发展的贡献。如果自己部门业绩很好，但对公司发展不利，则资金为零。韦尔奇一向鼓励员工勇敢地展示自己，谈出自己的看法，争取上司的赏识。“我希望员工能充分发挥潜能，提出他们的建议，而我会为他们提供各种资源。这样员工们给我的将是许多建议和计划，我可能会说："我不喜欢这个想法，但那个主意非常好"。这样的交流更有创意。”在今天GE的各个部门，每当公司取得一些成绩，他们都会把生产线停下来，大家一起出去庆祝。GE公司每位员工都有一张"通用电气价值观"卡。卡中对领导干部的警戒有9点：痛恨官僚主义、开明、讲究速度、自信、高瞻远瞩、精力充沛、果敢地设定目标、视变化为机遇以及适应全球化。这些价值观都是GE公司进行培养的主题。也是决定公司职员晋升的最重要的评价标准。2.2联想集团：业绩为重联想是一个以业绩为导向型的公司，不惟学历重能力，不惟资历重业绩。联想现在许多高管人员其实在公司工作时间并不长，能从普遍员工升到最高管理层，原因不是跟谁有什么关系，而是全凭业绩。为什么外企一些有相当级别的管理人员愿意到联想工作，就是看重了这一点。不同层次的人员收入不同是很自然的，但联想的干部没有贵族化的倾向。联想的干部比例适中，中级以上管理人员有200多人，而公司全部员工有1.1万多人（其中职员约5000人）。其实联想每一个事业部的规模，都相当于一个中型IT企业，这些管理者得到的收入高些也是理所应当的。当然从薪酬结构上看，固定工资部分，经理层跟员工层的差异并不十分巨大。联想员工的收入分为3块，固定工资、绩效浮动和年底分红，在一个以业绩为导向型的企业里，员工的收入是跟其贡献直接挂钩的。任何一个企业都是20%的人才创造80%的财富，对这20%员工的薪酬当然不能少了。现在市场竞争很激烈，人才争夺很激烈，争夺的焦点就是一些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技术人才，因为这些人才可以为公司做出重大贡献。在联想，普通员工并不是只有做管理人员一条升迁之路，不做经理可以走技术职称的道路。技术骨干的待遇与相应的管理者的收入没有差别。今年年底之前，联想要完成能力评介体系，要让公司的各级管理层知道每个员工的能力如何，其社会竞争力处在什么水平，是否达到了人岗匹配，是不是把最适合的人放在最适合的位置。这项工作可以达到3个目的：公司清楚员工的能力水平、主管清楚手下人员的能力水平、员工清楚自己的能力水平，真正做到人尽其用，不造成人才浪费。为突出业绩导向效果，联想在业绩考核中实行末位淘汰制，如果员工在考核后进入最后一个层次，就进入了末位淘汰区。所以，不论哪一层次的人都有压力，中层管理人员压力也是很大的，如果考核时排在最后，就会成为不合格员工。联想还培养了后备干部，对于被淘汰的人所在的岗位，马上就有人可以顶上，这是一个合理的闭环。确实，在IT企业必须每个人都时刻要有危机意识，不进则退，跟不上形势就要被淘汰，企业如此，个人亦如此。三、中外企业在建立激励制度上的联系与差异3.1中外企业在建立激励制度上的共同点在GE公司和联想集团的激励机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员工的业绩考评制度。两家公司都是将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结合起来，将正激励与负激励结合起来，实行末位淘汰制度；所不同的是，GE公司更偏重于激发员工的竞争意识，使这种外部的推动力量转化成一种自我努力工作的动力，充分发挥人的潜能；而联想集团则是力争体现公平发展的原则，力争做到人尽其用，不造成人才浪费。3.2中外企业在建立激励机制上的不同点3.2.1概述由于企业的性质不同，两家公司在机制上也有不同的侧重。因为对于不同企业来说，影响工作积极性的因素所产生的排序也不同，详见下表：不同因素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的影响力排序国外企业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成就公平与发展成就与认可认可认可企业发展工作吸引力工作条件工作激励责任报酬人际关系发展人际关系基本需求责任领导作风基本需求自主福利报酬3.2.2外国企业激励机制的特点作为外资企业，GE公司就十分注重培养员工个人的成就感，以员工的满意度为工作重点，鼓励员工充分发挥创造性和自主性，提升员工的团队精神。公司的这一体制正是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的具体体现。赫兹伯格认为使员工感到不满意的因素与使员工感到满意的因素是不同的，前者往往是由外界的工作环境所引起的（即保健因素），而后者通常是由工作本身所产生的（即激励因素）。员工在工作上的成就感，责任感，得到的认可和赞赏，都属于激励因素。对于一个公司来说，使员工意识到他们有潜力不断进步比制定目标更重要。因为只有当员工发挥了主动性，为公司出谋划策，才能使公司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因此，对于管理者来说，要让员工明白他们是受重视的，以及他们对于公司的重要性，GE公司良好的团队合作氛围，“GE价值观”卡就是这一理论很好的应用。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在一个民主，开明的公司工作，GE的这些制度使员工们感觉到他们是一个成功团队的一部分，同时自己也为着这个团队的成功献出的每一份贡献也都是可以预见的到回报的。激励因素的改善，往往能够给员工以很大的激励，产生工作的满意感，有助于充分、有效、持久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3.2.3国有企业激励机制的特点作为国有年轻的IT企业，联想根据高科技企业的特点激励多条跑道，以效益为主导。同时，由于集团员工的年龄结构普遍较轻，年轻职员的自我意识通常都比较强；所以联想在组织结构上淡化领导层的贵族化倾向，强调每个员工的公平发展。例如不做经理可以走技术职称的道路，有突出业绩的业务人员和销售人员的工资和奖金比他们的上司还高许多。联想集团认为激励机制应该是一个永远开放的系统，要随着时代、环境、市场形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正是建立了适合自身的激励机制，使得联想集团在国内IT行业中始终处于不败的地位。通过以上的研究，不难发现对于企业来说，正确运用激励机制有着深远的意义。但是因为企业的性质各不相同，管理者在运用激励机制的时候切不可生搬硬套，只有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量体裁衣，选择适合的体制，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四、参考文献：①孙彤《组织行为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②作者不详《GE公司的员工激励体制》中企人力资源网③作者不详《联想靠文化解决：不同背景、不同收入员工》中企人力资源网
生命教育初探论文篇二 《大学生生命教育研究》 摘要：近年来，大学生自杀现象已成为社会的一大 热点 ，各高校的相关数据不断攀升。自杀源于痛苦，痛苦是生命某一方面受到破坏的标志，当生命破坏的量积累到一定限度就会产生死亡。大学生自杀的缘由主要有就业压力、学业压力、个人信仰的偏失以及心理素质脆弱。为此，高等教育必须凸显生命教育的重要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加强心理咨询与引导，并适时开设生命教育课程。 关键词：自杀;大学生;生命教育 一、引言 长期以来，充满青春激情、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大学生被视为“天之骄子”，他们在“象牙塔”内一边忘我地吸纳人类知识精华、探寻社会发展真理，一边尽情展示活力四射的亮丽才华。毋庸置疑，担负着民族复兴重大责任和神圣使命的大学生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是国家最宝贵、最紧缺的人才资源财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今天大学生的发展状况昭示着国家明天的发展前景。但是，近年来大学生(包括硕士生、博士生)自杀的事件却频频出现于各种媒体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2年4月，暨南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化学系一名研三女生服毒轻生，第二天该校经济学院金融系又一名研一女生跳楼轻生[1];2009年11月，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杨元元用两条毛巾系在一起自缢于宿舍的卫生间，从而结束了自己30岁的生命;2010年3月，北京邮电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吴某(属硕博连读的高才生)从该校本部主楼跳楼身亡;2012年3月，仅10天内，南京就有两名女大学生先后自杀身亡[2]。 大学生自杀已成为吸引社会眼球的一大热点，其数据不断攀升。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1-2005年，全国共有281名大学生自杀，其中存活72人，死亡209人，自杀死亡率为74.4%;2006年，大学生自杀事件剧增到130起之多，被称为自杀“高发年”;2008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发生大学生自杀事件63起，其中上海、北京各23起;2009年，北京仅上半年就有14名大学生自杀身亡，而上海这一年则发生了21起大学生自杀事件，其中13人死亡;2010年，江苏省教育厅在新学期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仅上半年江苏高校学生自杀人数就超出了40人[3]。由于就业压力、 毕业 论文、恋人分合等因素的交织影响，每年5月发生的大学生自杀事件最多。故而，这个石榴怒放、热情似火的5月被称为大学生“黑5月”。 二、自杀现象的哲学省思 自杀，这一极具悲情色彩的沉重话题，不仅是教育家、心理学家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社会学家、哲学家高度重视的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有关统计数据显示，自杀现象几乎成了一种“社会瘟疫”，全世界每年每十万人中就有16人死于自杀，而自杀未遂者却是自杀“成功”者的20倍。就中国而言，自杀现象极其严峻，每年约23-25万人自杀身亡，自杀未遂者高达200万人，每2分钟就发生8起自杀未遂事件，1人自杀死亡。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披露，自杀已成为继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意外死亡之后的第五大死因。然而，在15-34岁的死亡人群中，死亡的第一位原因并非是医学上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而是令人震惊的自杀[4]。2012年3月，重庆交通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廖桂芳教授主持的大学生生命教育创新模式构建课题的研究成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重庆十余所高校的980名大学生中，针对“脑中是否有过自杀念头”这一问题，41.09%的学生选择“偶尔有”，18.95%的学生选择“经常有”;而在“是否有过自杀行为”一项中，17.39%的大学生选择曾经有过自杀行为[5]。在物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的当今社会，人们不再为果腹之食、蔽体之衣而终日忧虑与奔波，不少中产阶级女性为了追求“波澜起伏”的身材体形每天殚精竭虑地搜寻瘦身、整形与美容的最佳方法。在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中，逐渐攀升的自杀率不得不让社会学家、哲学家们陷入沉思。 学术界对自杀现象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学领域。就社会学领域而言，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是系统研究自杀的第一人，1897年他发表的《自杀论》可谓是研究自杀的第一本经典力作。他在该著中有力地反驳了有关自杀的自然主义、心理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解释，深刻指出其解释的缺陷性，故而不能自圆其说。他认为自杀与心理状态、自然条件、种族、遗传素质、精神病、个人素质、气候变化等并无直接关联，而是与社会环境(主要涉及政治危机、社会动荡、婚姻变迁、经济危机、工作变更等)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并将其概括为“自杀的社会性质”[6]。迪尔凯姆把自杀作为一项极其严重的社会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超越了以往或简单经验式归纳或主观臆想式的研究。但是，不无遗憾的是，他只对与自杀有关的各种社会因素(比如降职、失业、离婚等)进行线性描述，而没有对自杀原因从社会学的角度作出“彻底的和有说服力的解释”。 心理学家采取迥异于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尤其是致力于精神分析学领域的学者们努力从人格特征、无意识、本能以及早年的经验等场域试图揭开自杀的神秘面纱。奥地利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自杀是个体极度的自我攻击。他认为当个体处于焦虑、忧伤、抑郁寡欢而不能得到很好的宣泄、释怀时，他就会采取自我惩罚、自我攻击的方式分散、转移心中郁积的愁怨。在此基础上，他把自杀解释为个体与生俱来的“死亡本能”。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身上皆有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这二者分别代表人格系统中的建设性倾向和破坏性倾向，当人格这架天平因破坏性倾向超重而失衡时，个体就会出现病态而走向或自杀或杀人的危险之极端。美国的卡尔·门林格尔继承了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观并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他认为人性中固有的破坏冲动总是要竭力寻求宣泄途径，当这种宣泄对外受阻时他就会转过身指向自己，当自我宣泄的能量积累到一定的“度”时，就会发生悲惨的自杀行为[7]。在中国心理学界，学者们主要认为自杀是个体人格障碍的结果。当自杀行为发生时，他们置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于不顾，总要追溯到自杀者患有某种程度的抑郁症;反之，当某人抑郁寡欢，人们就会担心他有朝一日会走上危险的自杀之路。 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学说从“死亡本能”的角度解释自杀现象，虽然在逻辑结构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在经验层面却难以得到证实。因为生命的本质是维系生命对永恒的追求，即活得越长越好。那么作为具有高级 理性思维 能力的鲜活的个体何以舍生求死?我们认为自杀源于痛苦，痛苦是生命某一方面受到破坏的标志，当生命破坏的量积累到一定的限度就产生死亡，因此痛苦的本质是死亡。失恋是精神上的痛苦，失业是因物质损失而产生的肉体上的痛苦，降职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当生命产生痛苦时，理性思维就会支配他寻找解除痛苦的良方。当没有别的更为有效的方法可以让主体摆脱痛苦时，死成了一种选择，于是就产生了自杀。当然，以献身为目的的自杀不在此讨论之列(比如公元前278年自投汨罗江的屈原，又如1905年12月8日在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的陈天华等，这样的自杀其实是一种生命的转换，即以牺牲生物生命而换取社会生命)。 三、大学生自杀缘由探析 尽管从哲学的视角审视自杀，发现自杀源于个体对痛苦的解脱，即以死亡的方式解除痛苦的折磨。但是，我们从自杀者的遗书以及与自杀未遂者的深度交流中可以发现，每一个选择自杀的大学生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些鲜为人知、错综复杂的因素，只有解开这些扑朔离迷、催促自杀的“死结”才能唤醒每一个试图自杀的大学生热爱生活、抵制忧伤、拒绝自杀。 (一)就业压力 严峻的就业形势、强大的就业压力是大学生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那些出生“草根”阶层、没有任何社会关系而又债台高筑的大学生，在毕业前夕由于不能顺利就业，故而往往会助推走向不归的自杀之旅。中国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直到1990年代初期，高等教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是“统招统分”制度，在此期间，大学生只要能够顺利毕业，政府会给你安排一个相应的就业岗位。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大学生就业压力日甚一日。1998年，中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108.36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9.8%;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6.5%，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661.76万人，招生人数是1998年的6.7倍。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很多并非热衷科学研究的本科生选择 考研 以缓解就业压力，当硕士毕业时由于就业岗位与理想岗位落差较大故而选择考博。博士研究生一般年龄较大，学业任务繁重，如果再叠加上经济拮据、就业前景不乐观等因素，常常会使其走上不归路。 2010年3月22日，北京邮电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吴某从该校本部主楼13层楼上纵身跳下，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吴博士缘何自杀，其遗书明白显示，“这个世界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我在这里再怎么折腾也激不起半点涟漪。所有的奋斗都面临着举步维艰”。他多么希望年迈的母亲“不用再为了我去捡垃圾、拾破烂，不用再去给人家工地上做饭赚钱瞧人家白眼……”可是，毕业后的窘境使他不能回报含辛茹苦的母亲，在强烈的自责意识驱使下，他选择了以死谢罪。北邮吴博士因对前途隐忧而自杀一事令人扼腕叹息，而刘伟的自杀则直指就业受阻。石家庄学院的大三女生刘伟(专科)，来自威县农村，2009年1月23日自溺于一个倾倒垃圾的狭小水池。刘伟自杀身亡后留下多达10万字的 日记 ，其日记显示，令刘伟自杀的直接原因是找不到工作——毕业前夕的就业压力，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8]。目前，中国高校每年有6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再加上历年的累积，待就业的高校毕业生逾700万。浩浩荡荡的就业大军面对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心理素质较差、自身能力不强的大学生则会萌生出自杀轻身的念头。 (二)学业压力 在对自杀大学生轻生缘由的深度探讨与挖掘中，我们发现学业压力(尤其是女生)是一个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原因。很多跨入大学校门的“天之骄子”在此前接受长达12年的基础教育的过程中成绩优秀，出类拔萃，既得到教师的肯定、家长的夸赞，同时更让同学们羡慕不已，在伴随着鲜花与掌声的成长过程中自我优越感非常突出。然而进入高校后，由于学习环境、学习方式、学习集体皆发生了“哥白尼式”的变化，昔日那些鹤立鸡群的优秀生变得不再优秀，成绩平平，故而心里产生了一种强大的落差遂萌发轻生之念。 另一类大学生进入高校后，由于学校管理宽泛，自己或沉浸于网络游戏而荒芜学业，或广泛交友，成天穿梭于不同的校园，或盲目疯狂考证等，从而导致专业欠缺，“挂科”红灯频频闪亮，当自我良知发现后，悔恨交加，遂以死谢罪。2010年3月，西安某高校一男生因两度拿不到毕业证，遂服药自杀。2010年3月28日，南京林业大学一黄姓女生在宿舍内上吊身亡，其死因与考研压力有关。2010年4月5日，北京科技大学大三女生陈蕾从本校逸夫楼的九层跳下，结束了自己21岁的生命。学校教务档案显示：截止到大三当年，陈蕾还有60多个学分没有修。大三时，陈蕾11门功课全部不及格(缺考两门)[9]。 (三)个人信仰偏失 大学生作为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青年才俊，理应确立正确的世界观、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待事物的运行发展。就个人的成长发展而言，必须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知识武装头脑，理性地辨别真仿，自觉地抵制歪理邪说，而不应该受社会上一些邪教组织所蛊惑。几年前，非法邪教组织——“”利用参与者强身健体的初衷而传播邪教，使部分是非观念不正确、思想意志不坚定的人陷入消极厌世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在受蛊惑而成为牺牲品的人群中也不乏令人匪夷所思的大学生。 安徽中医学院一大四女生，在大学期间发现结肠脾区长有肿瘤，在安徽省著名的肿瘤专家直接指导下进行治疗，病情迅速好转。其后有人向该女生兜售“”，宣传只要练功，不用服药和做手术肿瘤就会自然消失，致使该女生停药而“练功”。当病情恶化痛苦难忍时，该女生从医院五楼病房自杀身亡。1999年7月4日，山西省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生常浩驰，为求“”，在村外堆积树枝，浇上汽油自焚身亡。上海铁道大学医学院学生吕涛，1997年开始练习“”并深陷其中，1998年6月15日凌晨从该校第二教学楼8楼跳楼身亡，时年24岁。由于个人信仰的偏失，在歪理邪教的蛊惑下，自杀身亡的大学生委实可惜、可悲、可叹。 (四)心理素质脆弱 当前在校大学生的主体是“90后”，少部分属于“80后”。无论是“90后”还是“80后”，独生子女者占绝大多数。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孩子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除了爸爸、妈妈无微不至的关爱外，还有爷爷奶妈、外公外婆的呵护、溺爱。孩子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极不利于其个性的健全发展，除了学习之外，其他的事情几乎全被家人“承包”，实属不折不扣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在层层关爱的包围下，孩子变得十分任性、唯我独尊，由于没有(很少)经历挫折的磨练故而其心理素质十分脆弱。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单亲家庭的数量不断增加，家庭中的实际人口数进一步减少，家庭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即由传统的联合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迪尔凯姆指出，“在一个人口不多的家庭里，共同的感情和怀念不可能十分强烈。在这种家庭中，不可能形成作为联系同一群体成员之间纽带的强大传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大学生，每当遇到挫折时，家庭提供的情感支持十分有限，而这样的大学生由于平常很少与同学交流、沟通，故而也难从同学那里获得真诚的帮助。为此，不得不承认心理素质脆弱是导致大学生自杀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对大学生实施生命教育的举措 (一)凸显生命教育的重要地位 生命教育是指帮助个体科学认识生命，从而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生命观，在不断成长发展的过程中敬畏生命、珍惜生命;不断激发个体生命的潜能，努力提高自我调适能力和生存能力，克服生命中所遇到的困难，最终实现生命价值的教育。生命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应该贯穿于个体的一生。个体从出生到入学这一阶段家庭是生命教育的主要承担者，而在长达十多年的学校教育期间学校则是主要承担者，个体成年后的生命教育主要是自我教育。高等教育在个体成长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肩负着实施生命教育的重大责任。然而，自近代以来，高等学校在工具理性主义(Tool Rationalism)的强势冲击下而重理工轻人文，博雅教育在高校中的地位日渐下降，尤其是二战以来更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现象。近年来，频繁的大学生自杀现象折射出高等学校对生命教育价值的低估与漠视。意大利著名教育家玛丽亚·蒙台梭利深刻指出：“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帮助生命个体的正常发展，教育是助长生命健康发展的一切作为。”[10]而印度诗人、哲学家泰戈尔则说：“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教育的出发点是个体的生命，归宿点是生命的健康与全面发展。生命教育是引导学生认识生命、敬畏生命和热爱生命的教育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关爱生命是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核心价值。高等学校在引导学生探寻科学真理、剖析自然奥秘、不断创造新知识新科技的同时更应关爱生命(生命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点)，把生命教育放在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位置，从而使个体愉快学习、健康生活、幸福成长。 (二)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 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哥白尼式”的变化，由传统的稳健发展模式(1998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9.8%)而驶进了跨越发展的快车道(2011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6.9%)。高等教育扩招极大地提高了人口的文化水平与综合素质，对高层次专业人才适时进行了有效的补充，对经济社会全面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高校扩招的持续推进，毕业生的就业率则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与挑战。为了卓有成效地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率，不少高校都以社会需求为专业设置的导向，同时在课程设置中也增大技能性、操作性课程的比例，尤其是许多高职院校更是恣意削减人文社科课程，使个体全面发展的天平发生了严重的倾斜。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人的任务、追求、价值与使命就是要不遗余力地全面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不断发挖潜在的能力，不断完善自己尚缺的能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而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想。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理想。他认为真正的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1]。就教育追求而言，亚里士多德把体育、德育和智育分别与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理性灵魂对等重视，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六艺”等，既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注解也是教育发展的本质追求。就中国高等教育而言，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在强化技能技巧、操作训练的同时，更要夯实哲学基础，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从生命的本源与心灵深处维护大学生的健康，使其真正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 (三)加强心理咨询与引导 大学生在心理发展上介于成熟与半成熟之间，心理发展的某些方面落后于生理机能的成长速度。故而存在很大的波动性，他们常常易受外在因素的影响而产生情绪、心理变化。此外，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大学生的就业前景越来越严峻，学习成绩不佳、失恋等因素的叠加可能成为心理障碍的推手。在对自杀未遂者的心理访谈、分析中，发现普遍存在或多或少的心理问题。为此，必须要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咨询与引导。心理咨询是指通过人际关系，运用心理学方法和技巧，帮助来访者实现自强自立的过程。通过心理咨询，为大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和条件，提高其精神生活质量和心理效能水平，以实现降低和减少心理障碍，防止精神疾病，保障心理健康的目的。通过心理咨询与引导让大学生正视现实，提高对挫折的承受能力和自我心理调节能力，使其在失败、挫折面前能够保持理性、正确的心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环境，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 (四)开设生命教育课程 作为学生系统学习的学科及其进程与安排的课程既是学校践履正常教育活动的基本依据，同时又是学校实现育人目标的基本保证，在学生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具有“跑道”的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不仅高等教育中开设生命教育课程，而且为数不少的国家在基础教育中也开设生命教育课程。中国港、台地区很重视生命教育，中国台湾曾宣布2001年为“生命教育年”，大力推动生命教育走进课堂，走进生活。中国台湾当局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开设生命教育课程，主要包括《哲学与人生》、《生死关怀》、《道德思考与抉择》、《宗教与人生》等，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内容体系。然而中国大陆由于对生命教育课程意义的认识不够深刻，故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高校开设生命教育课程，并且课程体系很不完善，在现有的1280所高职(专科)院校中几乎没有开设生命教育课程。中国的第一本“生命教育”读本诞生于武汉大学，该校把生命教育从思想道德教育中独立出来，列为全校通选课之一。哈尔滨医科大学对选修健康教育课程的学生进行测试，其结果显示在导致学生产生心理痛苦的9项危险因素中，已经有8项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中南民族大学部分学院开设了生命教育必修课，强化对学生进行生命伦理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可见，中国高校必须要提高对生命教育课程意义的认识，加强对生命课程的开发，使其系统化与科学化，把对生命的关爱与呵护从日常生活走进正式的课程与教学进程。 参考文献： [1]陈海生，钟梓毅.暨南大学两名女研究生轻生：一人服毒一人跳楼[N].新快报，2012-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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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强发表论文
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独具一格的特点，壮学同样不会例外。从壮学经历的形成、发展和繁荣期的过程中看，笔者认为壮学学科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壮学学科具有综合性特点已为壮学界一致公认，壮学的综合性由壮族及其壮族研究的知识体系两方面所决定，即前述的意蕴丰富的“壮”（族）与意蕴广博的“学”（问、科）组合而成的“壮学”具有综合性特点，而非由壮族单方面的客观存在所决定。从研究主题上看，壮学学科的综合性特点表现为涵盖壮族历史文化和壮族现代化两大主题。从研究内容上看，壮学学科的综合性特点表现为从小到大、从点到面的渐进扩大。在壮学形成期（20世纪50～60年代），壮学研究的课题以历史（包括壮族渊源、社会发展史、人物史、反抗史、革命史）、语言、文学、艺术（包括壮族民歌、歌仙刘三姐、左江花山崖壁画、青铜器与铜鼓）、考古、壮族土司制度、壮医药为主，开始具有了综合性特点。到了发展期（1978年～20世纪80年代），壮学研究内容上的综合性特点表现为在形成期的基础上的深化、扩大和推陈出新。这一时期壮族史学、文学、艺术以及语言和文字研究得以深化和完善，壮族的别称、地名、文化、民风习俗、婚姻、都老制、羁縻制、歌圩、歌会、文学、葬制、俍兵、近现代历史人物、图腾、社会经济、农业种植、住居、巫术、神话、史诗、原始宗教、哲学、音乐、庄田制度、人口、壮汉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新内容问世，从而突现出了研究内容上的壮学综合性特点。进入繁荣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壮学研究内容上的综合性特点进一步得以彰明，表现为壮族文化研究的深化以及对新内容的开拓。壮族的“大石铲文化”、“布洛陀文化”、“波乜文化”（即原始信仰文化）、“那文化”（即稻作文化）、“铜鼓文化”（即青铜文化）、“干栏文化”（即居住文化）、“图腾文化”、“诺鸡文化”（即原始宗教文化）、“麽文化”（即原始麽教文化）、“筛文化”（师公文化）、“僚歌文化”（即壮歌文化）、“蛙婆文化”（即歌谣文化）、“圩蓬文化”或“航端文化”（即歌圩文化）、“岜莱文化”（即花山崖壁画艺术文化）、“壮锦文化”、“壮剧文化”、“依托文化”（即古医药文化）、“盘古文化”、“红水河文化”、“左江文化”、“右江文化”、“刘三姐文化”等重要概念以及它们当中的一些壮学研究新内容，皆在这一时期相继登台亮相并逐步建构了部分文化体系，提出了“壮族地区早在距今9000多年以前就出现了原始的稻作农业，成为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的新观点，解明了壮族“那文化”对华南以及东南亚地区作出的杰出贡献。壮学繁荣期有力推动和促进了现代“布洛陀文化”、“铜鼓文化”、“僚歌文化”、“蛙婆文化”、“歌圩文化”、“刘三姐文化”的发展以及壮医药的体系形成和完善。这些皆为八桂学派的“黄派”、“覃派”、“壮医药派”、“文艺派”和“院派”等支派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当中尤以“覃派”（以广西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三覃”为代表）的覃乃昌、覃彩銮、覃圣敏；“黄派”的粟冠昌、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何龙群、覃德清；“壮医药派”的班秀文、黄瑾明、黄汉儒；“文艺派”的蓝鸿恩、潘其旭、郑超雄、覃国生、韦苏文、范西姆、农冠品、农学冠、丘振声、黄桂秋、廖明君；“院派”的蒋廷瑜、范宏贵、黄成授、萧永孜、李富强等人贡献突出，俱功甚大。除此之外，在壮学繁荣期，壮族的体质人类学、教育、壮泰文化关系等研究新内容先后问世。这一切完全展现出研究内容上壮学学科的综合性特点。 壮学学科具有的交叉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的交叉性（包括多样化和融会贯通性），二为学科的交叉性。从史料和研究方法上看，壮学形成期主要以调查资料（包括统计史料和口述史料）、历史文献、考古史料等涵盖文献史料、考古史料、口述史料的交叉性史料为基，运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俗学等不同学科的交叉性研究方法（义指多样化和交叉化）展开研究。到了发展期和繁荣期，这种交叉性研究方法得以进一步扩大，开始借用哲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教育学、人口学、文化学、考古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交叉性研究方法对壮族展开多维度研究。从学科上看，在壮学的发展期和繁荣期展开的壮汉民族关系研究、壮侗语民族论、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皆属壮学与其它学科的交叉性研究。当然，这种壮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性研究成果，不能只算作壮学单方面的成果，应属多学科成果。壮学学科的交叉性特点由壮学的综合性特点以及壮族的地域性特点所决定。壮族人民主要世代居住在当今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这里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个主要民族，自治区西南又与越南交接。因此，历史上壮族与其他民族交往密切，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特别是历史关系上同源异流的壮泰文化关系密切。这就决定了壮学与传统汉学、泰学和新兴的瑶学、苗学、侗学等有着必然关联，从而决定了 壮学学科的交叉性特点。由这些方面看，壮学学科属典型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壮族被确认为多民族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享受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特别是民族学家费孝通、黄现璠等人于1951年领导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团长费孝通，副团长黄现璠）访问广西各县后，经过民族访问团深入的调查和专家论证以及壮族各界代表协商，将分布较广的“布壮”和支系多达20多种的壮族分支统一起来称为“僮族”，这一族称为沿有壮族历史上的旧族称。不久，始于宋代的“僮族”民族称谓，即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确认为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民族，僮族（1965年周恩来总理建议将“僮族”改为“壮族”，取健壮、强壮之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为此，专门以壮族为研究主题的壮学开始得以萌芽和确立，进而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得以发展和繁荣。壮学的萌芽始于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壮族历史学家黄现璠参与的民族识别工作以及领导开展的一系列壮族社会历史调查活动和撰写的调查报告。国家实施的民族平等政策以及壮族学者强烈的民族振兴自觉意识，可说是壮学萌芽的基础。壮学的萌芽、确立、发展和繁荣可说与黄派和八桂学派的兴起、确立、发展及其壮大具有同步性。按照学科成立的必要条件——客观存在的明确单一研究对象、理论（包括指导理论）、研究方法的一应俱全，一般认为，壮学形成的起点以1957年黄现璠教授撰述并发表和出版的一系列论著《广西僮族反抗压迫史》（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印，1957年1月）、《广西省大新县僮族调查资料》（36万余字，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印，1957年2月）、《谈壮歌》（《广西日报》1957年2月10日）《壮族在广西的历史分布情况》（载《广西日报》1957年4月19日）和《广西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为标志。黄现璠在这些论著中首先将壮族当作了明确单一的研究对象，第一次全面、系统的介绍和研究了壮族历史。正如权威的《壮族百科辞典》指出：《广西僮族简史》是“一本最早的全面、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壮族的专著。” 广西大学教授徐君慧等人明确指出：“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经济文化发达、历史悠久的民族，但在黄老之前，还没有一部自己独立的历史著作。壮族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著作，自黄老始。因而，黄老不仅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也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 黄现璠的“这一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壮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宣传壮族，让世人了解壮族，确立壮族的历史地位，争取民族的自治权利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都具有积极的意义。”黄氏之书“为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提供了史料准备。” “他是最早对壮族进行全面、系统田野调查的学者。”由此有了黄现璠“壮族史学奠基人”和“壮学宗师”的盛名。 黄现璠所著《广西僮族简史》的学术价值不仅仅在于此，它推陈出新的记叙体例，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后来相继问世的一些壮学论著，正如日本学者冢田诚之教授明确指出：“《广西僮族简史》虽说是‘简史’，但论述的范围较为广泛，内容涉及到壮族的分布和起源、社会组织、革命斗争史、生产、衣食住、婚丧习俗、文化艺术、语言文字、教育等……这种新模式与后来由《壮族简史》编写组编写的《壮族简史》（1963年初稿，1980年正式出版）比较而言，虽然两书细节上稍有差别，但显而易见，《壮族简史》的体例大体上继承着《广西僮族简史》的新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志的记述体例除了包含有革命斗争、阶级斗争、摩尔根的单系进化论等程式化连续性外，还存在着以黄现璠为代表的站在少数民族立场和视点上展开记述的民族志模式的连续性。” 这些评价为黄现璠的民族学在旧民族志与新民族志的此疆彼界间作了准确的定位，扭转了千年来只有大民族主义史家随意一味歪曲壮族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格局，揭示出黄氏之书的问世对20世纪中国民族学研究和壮学发轫起到了筚路蓝缕作用。由此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现璠教授最先以壮族为专门研究对象而展开的一系列壮族田野调查及其系统化的学术研究成果，满足了壮学形成的基本要件，标志着壮学的形成。而且，将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壮学研究与民国时期华南民族史或广西民族史研究中涉及到的壮族论述比较而言，可以明显看到，无论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还是在观点、民族思维和指导理论上，两者既无丝毫关联，更无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从黄现璠等人的著述对早期研究中有关壮族的论述无丝毫引用而多为批判的客观事实方面同样可窥一貌。壮族正是在壮学形成期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主体——历史和民族文化，而且从中引出了自己的主题思考——壮族族源、古代社会性质、历史人物评价及其民族语言、文化、艺术特质，并从中提出和论证一系列问题，提炼出一些概念和理论，从而形成一门独立的壮学学科。特别是国家在1957年11月正式推出了以拉丁文为基础的拼音壮文后，黄现璠的学生韦庆稳便开始了长期专门从事壮语及其文字的研究，硕果累累。“黄派”（由黄现璠及其众多弟子组成）弟子周作秋教授于1958年秋季在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下同）首次开设了“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学”课，并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成为将壮学研究课题列为大学教育课程的第一位学者。与此同时，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设置了僮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由此表明，壮学学科不仅作为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已经成立，而且标志着壮学学科作为“教学科目”的同步诞生。 1956年，黄现璠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领导了广西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正如壮学专家指出“1956年8月，先生（指黄现璠，下同）受全国人大民委之托，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实际负责全组工作，领导开展了广西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全面深入的少数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调查。先生以年近花甲之龄，在交通条件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带领调查组成员，爬山涉水，历尽艰辛，深入广西崇左、龙州、凭祥、天等、德保、大新等地的壮族乡村进行调查访问，收集了一大批珍贵资料，为开展对壮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随着壮族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这些资料弥显珍贵，直到现在，仍然是壮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当时跟随先生从事调查工作的部分成员，后来成了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基本力量。所以说，这些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调查工作，既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也培养了人材，为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和壮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调查结束后，先生将其中一部分整理出1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并力陈将广西省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必要性，从理论上为广西的民族区域自治规划提供了依据。1956年，先生在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后，就壮族问题征求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在周总理的启发和鼓励下，开始编著《广西僮族简史》，并于翌年出版。这一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壮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宣传壮族，让世人了解壮族，确立壮族的历史地位，争取民族的自治权利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特别是1956年在黄现璠教授领导成立的“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广西民族研究所”，该所的研究工作为推进壮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962年和1963年，学术界分别在南宁和北京召开了壮族历史科学讨论会，着重围绕着壮族历史上的三大问题，即壮族族源问题、壮族是否经过奴隶社会问题和侬智高起兵反宋的性质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进而促进了壮学的发展。在壮学发展期，黄现璠及其黄派门人弟子不顾当时“左倾思潮”的泛滥，排除“阶级斗争理论”的干扰，继续冒着政治风险从事壮学研究，学术成果层出叠见，例如黄现璠撰《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载《广西日报》1962年4月2日）、《土司制度在桂西》（载《壮瑶史科学讨论会论文集》第一集，1962年7月）、《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成立大会论文集》，1963年3月）；粟冠昌撰《关于僮族族源的探讨》（载《民族研究》1958年第9期）、《关于僮族族源问题的商榷》（载《民族研究》1959年第9期）、《广西土官民族成份初探》（载《民族团结》1963年第2、3期）；黄增庆撰《从出土文物看广西僮族的古代社会》（载《广西日报》1962年6月20日）、《广西出土铜鼓初探》（载《考古》第11期，1964年）、《从考古资料看广西壮族的由来及其在原始社会的生活情况》（载《广西日报》1967年4月19日）；司马骅、李干芬合撰《关于僮族瑶族历史上几个问题的不同意见》（载《广西日报》1962年8月8日）；周宗贤、李干芬合撰《关于僮、瑶族几个历史问题的讨论》（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等等，深入探讨和辨析了壮学传统研究课题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黄派”宗师黄现璠及其黄派名贤黄增庆、粟冠昌、萧泽昌、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李干芬、周宗贤（后两者为广西民族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李干芬即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调查成员）等教授或研究员在这一时期对“僮族考古”、“僮族山歌”、“瓦氏夫人”、“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壮族子弟”、“花山壁画”、“铜鼓”、“刘三姐”、“土司制度”、“壮族文学史”等壮学课题的研究中，不仅具有开拓性贡献，而且扩大了壮学研究的课题，对促进壮学的发展和“八桂学派”的兴盛皆起到了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除此之外，八桂学派的支派“文艺派”主将韦其麟、蓝鸿恩、黄勇刹、莎红等人同样在发展期推出了一些壮学研究成果。1979年改革开放后，黄现璠及其“黄门十八贤”的壮学成果更是不胜枚举。具体成果可参看覃乃昌教授和陈吉生教授的研究论文。 这一时期以韦庆稳、覃国生合著《壮语简志》（1980年）；《壮族历史人物传》（1982年）；胡仲实编《壮族文学概论》（1982年）；黄现璠遗著《侬智高》（1983年）；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编《汉壮词汇》、《壮汉词汇》（1984年）；韦以强编《壮文论文集》（1984年），韦庆稳著《壮语语法研究》（1985年），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曾庆全合著《壮族文学史》（3卷，1986年）；黄现璠、黄增庆、张一民合著《壮族通史》（1988年）；《广西壮语地名选集》（1988年）；黎国轴著《论韦拔群》（1989年）；黎国轴,严永通合著《韦拔群传》（1989年）；广西民族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古壮字字典》（1989年）等壮学论著名高一时。特别是黄现璠遗著《壮族通史》，专家评曰：“本书以丰富充实的史料为佐证，详尽地论述了壮族的起源，全面地介绍了壮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状况。它是目前我国第一部壮族通史，本书丰富了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成果，也为壮族史的研究提供了较新较全的资料，是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壮族通史》被我国史学界推为最具开创性、科学性和学术理论价值的经典巨作。” “另外，1988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百余万字的巨著《壮族通史》，为壮医尤其是壮医史的研究提供了可参依据。” 正如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马克·本德尔评价说：“从黄老教授亲自组织、参加和领导过的多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重要调查活动及其身居的学术和政治地位上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广西省桂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以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等重大事件中，他无疑都曾作出过重要贡献。同时，他将大量实地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史料与历史文献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自己博古通今的史眼史才、深厚的考据学功底和古文字学识，去伪存真，客观地写出了自己民族的第一部历史，从而结束了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壮族没有一部完整历史记载的历史，可谓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以后黄老教授撰写出版的《侬智高》、《壮族通史》等著作，同样史料丰富，学术价值极高，均为国际民族学界开山之作，由此开拓出壮学研究的一代风气。” 由此便有了国际学术界将黄现璠尊称为“壮学之父”的盖棺论定。 这绝非溢美之词，盖自有其缘由。事实表明：在壮学的形成期和发展期，八桂学派领袖黄现璠及其“黄门十八贤”（黄现璠的学生、私淑弟子和助手，计有黄增庆、张一民、粟冠昌、周宗贤、李干芬、黎国轴、覃树冠、萧泽昌、黄伟城、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周作明、何英德、何龙群、玉时阶、龚永辉、覃德清等18人）皆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已为世所公认。由此加速了壮学的发展，使得壮学进入繁荣期。 任何学科的形成或产生都必须经过一段时期的知识积累，只有当它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们开始认识到它的存在以及对这种知识体系进行回顾、归纳和总结，方会出现对这一知识体系的命名，给出一个适当的称谓。壮学正是经过了形成期和发展期大量研究成果的知识积累，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知识体系，始有了繁荣期对前期壮学研究知识体系的回顾、归纳和总结从而提出“壮学”概念，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壮学概念的思维形成不可能来自毫无客观事实依据和毫无壮学知识积累基础的凭空想像而一夜之间一蹴而就，这显然不符合新生事物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壮学形成期和发展期的大量知识积累，壮学概念提出的认识思维观念基础如同无源之水或无根之木，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壮学学科概念的形成或产生，实与蒙古学和藏学学科概念的形成或产生具有相似性，即这些学科概念的提出或产生，皆经历过学科形成期或发展期的知识积累，即在一定的知识体系已经建立的基础上方会产生。壮学进入繁荣期以1991年1月21日成立的“广西壮学学会”为重要标志，壮学概念的提出即产生于此时。1999年4月15日在广西武鸣县举行的壮学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则是壮学繁荣的象征以及壮学走向世界的标志。壮学从形成期经发展期到繁荣期，学术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据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到世纪末，国内公开出版的壮学论著共100多部，发表的壮学论文达800多篇，尤以繁荣期硕果累累，具体成果可参看覃乃昌教授和陈吉生教授的研究论文，于此不复赘列。在这一时期，八桂学派的五大支派黄派 、覃派、壮医药派、文艺派、院派等派中成员对促进壮学进入繁荣期皆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区内外学者莫俊卿研究员（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韦庆稳研究员（黄现璠的学生）；中国社科院民研所王昭武研究员（曾任黄现璠的助手）；贵州民族研究所的雷广正；国家出版局研究室的韦文宣研究员（壮）；中南民族学院的黄印庆教授（壮）；贵州社科院的朱俊明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梁庭望等人，皆对促进壮学的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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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黄强发表论文
1976年10月后，任湛江农垦五一农场工人、生产班副班长、团支部书记；1978年9月后，任湛江农垦五一农场学校教师，校团委副书记；1984年7月后，任湛江农垦五一农场团委副书记；1985年6月后，任团湛江市坡头区委副书记（其间：1982.09-1987.07在华南师范大学政治系本科班函授学习）；1988年1月后，任团湛江市委工农青年工作部副部长、组织部部长，团市委常委；1992年5月后，任团湛江市委副书记（其间：1994.04-1995.10挂任吴川市副市长）；1995年10月后，任湛江市财贸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市直机关财贸战线党委书记（其间：1993.09-1997.07在中山大学国际金融与贸易系世界经济专业在职硕士研究生班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8年4月后，任徐闻县委副书记、县长；2000年10月后，任徐闻县委书记（其间：2000.08-2000.12省委党校中青班学习）；2001年3月后，任徐闻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2002年2月后，任湛江市委常委，徐闻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2002年7月后，任湛江市委常委、秘书长；2003年4月后，任阳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04年4月后，任阳江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校长，2004年10月兼任市行政学院院长；2005年3月后，任阳江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市行政学院院长（其间：1999.09-2006.06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学习，获博士学位；2005.07-2005.09参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事业管理高级研究班学习）；2008年2月后，任云浮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2008年4月后，任云浮市委副书记、市长；2011年11月后，任云浮市委书记，2012年1月兼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14年8月后，任中共梅州市委书记； 2015年2月后，任中共梅州市委书记、市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十一届省委委员。
黄强曾担任过航空航天部西安飞机工业公司工程发展部特社系统设计室副主任、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第603所副所长和所长、原国防科工委新闻发言人、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院长、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所长、国防科工委秘书长、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副局长和党组成员、甘肃省副省长、甘肃省委常委和常务副省长、河南省委常委和常委副省长、四川省委副书记、四川省代省长、四川省省长。
黄强曾在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工业部，航空航天部，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任职，之后在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任副局长，甘肃省副省长，省委常委，河南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四川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四川省省长。
他曾经担任过研究所的一个所长，甘肃省的副省长，四川省的省委副书记，在他任职期间曾经作出过很多优秀的成绩，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官，得到了人民百姓的拥戴。
上海黄颂强论文已发表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1985年6月12日），出生于金坛金城镇，是世界著名数学家，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有“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等。他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美国著名数学家贝特曼著文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院士”。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 2、华罗庚少年 华罗庚少年时候由于得到数学教师李月波及于维克的教导下，就对数学产生浓厚兴趣。他为了研究数学，写了不少数学论文，18岁那年撰写第一篇数学论文《六次方程简式之研究》在上海《科学》杂志发表。民国19春，他又发表另一篇数学论文《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而引起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高度重视。1920年8月，罗庚成任清华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此后他工学兼顾，用6年半时间读完高中至大学的全部课程，同时学习英、法、德语言，而用这三种国语发表十几篇论文，其中5篇发表在美、德、日、印度等国权威性的杂志上。23年担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乙种研究员。民国25年他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在两年间，写了18篇论文，先后发表在苏、法、德、印度等国。他彻底解决欧洲数学之王高斯提出的完整三角合估计问题，轰动了剑桥，被誉为“剑桥的光荣”。 3、华罗庚中年 民国27年，罗庚学成回国，就任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兼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资源委员会委员。31年完成巨著《堆垒素数论》，荣获一等第一名特奖，35年10月，他应爱因斯坦的邀请，赴美参加由各国数学家参加的研讨若干未决的数学问题讲学会。在美讲学期间，又开展对“矩阵几何“自型函数”、“多复变函数论”、“空间扩张”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重要成果。后担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客籍教授。37年春，他受聘为美国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 4、华罗庚逝世 1950年1月，华罗庚回祖国，出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1952年7月起他负责筹建数学、基本理论数学、数学逻辑、力学、数学物理、应用数学、计算及计算机8个研究所（室），担任数学、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数理化学部副主任。他写的《多个复变数典型域上的调和和分析》荣获1957年国家科学发明一等奖。1958年，他兼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数学系主任。从1960年起，他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应用数学的研究方面。他撰著《运筹学，编著《统筹法平话》、《优选法平话》（以下简称“双法”）等通俗读物。他率领推广“双法”小分队到全国20多个省、市讲学，指导运用。1978年3月，他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中国科技协会副主席。1983年10月，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4年又被选为美国科学院120年来第一位中国籍院士、伊利诺大学荣誉理学博士。1985年4月当选取为全国政协副嘛席。6月3日，他应亚洲文化交流协会邀请，东渡日本，进行友好访问和学术交流，12日在东京大学作学术报告即将结束时，心脏病复发，终因抢救无效而逝世，享年75岁。华罗庚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国际上以华氏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不“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等。他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美国著名数学家贝特曼著文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院士”。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
1、外人在华办报活动实质上是一种殖民主义文化侵略活动。2、在华外报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3、在华外报的办报经验为中国民族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华罗庚（1910.11.12—1985.6.12）， 出生于江苏常州金坛区，祖籍江苏丹阳。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他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与多元复变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并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有“华氏定理”、“华氏不等式”、“华—王方法”等。
扩展资料：
华罗庚为中国数学发展作出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中国数学之神”，“人民数学家”。
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数学大师，他的名字在美国施密斯松尼博物馆与芝加哥科技博物馆等著名博物馆中，与少数经典数学家列在一起，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2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83年被选聘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为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荣誉博士。
建国六十年来，“感动中国一百人物之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华罗庚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网-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华罗庚
2月2日—4日，太湖高级论坛在上海举行。众多院士、专家莅会，水利部高层领导和沪苏浙三位副省市长出席，使论坛不局限于圈内人坐而论道。论坛重在回顾、总结流域管理机构成立20年来太湖的治理、管理经验，探讨太湖水的问题及对策，而人们的聚焦点似乎都落在了1998年“零点达标行动”后的太湖治污问题上。太湖污染：8年前是“其声呜呜”，8年后是“触目惊心”太湖被长三角一些城市视作区域的“心脏”。太湖，我国第三大淡水湖，面积2400平方公里，流域面积36895平方公里，是上海和苏锡常、杭嘉湖地区最重要的水源———如果把太湖流域视为人体的话，无论从其地理位置、轮廓还是战略功能上看，太湖就是上海和苏锡常、杭嘉湖7城市的“心脏”，纵横交错的河网，就是维系该地区生存、发展的各类“血管”。与会的180多位来宾、专家大都认可这样的的比喻。许多“当局者”对太湖的重要性，甚至还有更加深刻和透彻的认识。“上海依水而建、因水而兴。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水不仅关系上海的生存与发展、兴旺与繁荣，也是上海文明素质、文化底蕴的象征，代表着上海的文化品位和城市形象。”上海市副市长杨雄在致辞中这么说道。苏浙两省领导也不约而同地用“因水而兴”来表达太湖对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作用”。“江苏太湖地区因水而得利、因水而兴盛、因水而秀美、因水而文明。”江苏省副省长黄莉新进一步指出，“我省太湖流域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的45%，地方财政收入占全省的37%，这一地区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据财政部农经司副司长曹广生提供的数据，行政区划涉及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安徽五省市的太湖流域片，去年以占全国不到3%的土地面积、8%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4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但是，经济繁荣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1996年4月14日，时任国务委员的宋健在国务院环委会太湖流域环保执法检查现场会议上非常动情地说：“‘太湖美，美在太湖水’，这首赞歌已经变了味，现在已经很难唱了。再唱这首歌就不是在歌颂，而是使人感到其声呜呜，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时隔8年多，在这次太湖高级论坛上，无论政府官员还是院士、专家，不约而同地用“触目惊心”来评价当前的太湖流域水污染形势。“零点行动”后的太湖：水质持续恶化“要是太湖流域的百姓真的能在10年内喝上干净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施雅风出生在江苏海门，在12月2日的大会发言中，85岁高龄的施院士深深记住的，是水利部领导说2015年内要“让百姓喝上洁净水”的承诺。水利部副部长翟浩辉在长达8000余字的大会发言中认为，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太湖流域管理局会同流域各省市水利部门基本完成了治太骨干工程建设，太湖流域初步形成了北排长江、东出黄浦江、南排杭州湾和充分利用太湖调蓄的防洪与水资源调度工程体系框架，并在流域防洪保安、水资源调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流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与区域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太湖流域仍存在防洪标准偏低、水污染触目惊心等问题。流域管理机构“下决心在2015年前使太湖流域老百姓都喝上洁净的水”。在此之前，为了实现“2000年太湖水变清”、“不让污染进入21世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务院有关部委会同苏浙沪两省一市发动过声势浩大的水污染治理运动，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1998年底的“聚焦太湖零点达标”行动，并在1999年元旦钟声敲响之前宣布“基本实现阶段性的治理目标”。当时太湖水“变清”确定的治理目标是：1998年底实现全流域工业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及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沿湖宾馆和饭店等单位的废、污水要达标排放；2000年各出入太湖河流的水质都要达到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计划和规划要求，实现太湖水体变清。所谓的“零点达标”，就是在1998年底，太湖地区1035家重点污染企业必须全部实现达标排放。这1035家企业中，江苏省占770家，浙江省占257家，上海市占18家。声势浩大的“零点行动”结束，宣布所有这些企业全部实现治理目标。然而，进入新世纪后，太湖水不但没有变清，甚至持续恶化。据与会专家介绍，上世纪90年代在规划“太湖水变清”时，当时估算每年进入河道和湖泊的工业废水只有5.4亿立方米，生活污水的年排放量也只有3.2亿立方米左右。但在要求“变清”的2000年，排放的污水量惊人地增加：监测数据显示，2000年太湖流域点源污水排放量53.3亿立方米，其中工业污水32.4亿立方米，城镇生活污水20.9亿立方米。“按现在的城乡排污量和达标排放的标准治理太湖，太湖流域的水永远达不到清洁地面水的要求。2015年要吃上干净水，任重道远。”水利部原副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徐乾清在发言中毫不客气地指出。现行排放标准：即使全部达标，照样污水横流太湖水难以按计划“变清”，国家投入上百亿元的治理资金还没有给太湖流域的近4000万居民带来记忆中清洁的湖水，原因错综复杂。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治理措施跟不上长三角地区迅猛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就是说，水消耗量越来越多，而对工农业和居民生活所排放的污水、废水，治理措施和治理标准严重滞后。“实现达标排放后水质为何还在恶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目前达标排放的标准定得很低，从工厂排污口和污水处理厂出来的，仍然是劣于五类的污水。”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高而坤直言说，“最近我随全国人大环资委到云南昆明考察滇池的水污染防治，结果非常失望。三年前的滇池清水中发现有蓝藻，而三年后却在蓝藻中没有找到清水。”太湖流域管理局原总工程师黄宣伟教授从上世纪80年初就关注太湖治理工作，并直接参与主持了太湖综合治理规划。对于“达标”了却仍然污水纵横的现状，黄感到深恶痛绝。“那些所谓已经‘达标’了而可以合法向河道、湖泊排放的废水，如果按1∶9以上比例用洁净水来稀释后，纳污水体才能够勉强达到地面三类水的标准，也就是达到了合格的地表水标准。但现在太湖流域的水体，哪里有这样的好水来释污？污水加污水，只能是脏上加脏。”黄宣伟说。按照国家标准，地表水分为五个等级：一类水质最好，三类水为合格，四类、五类水为污水，劣于五类的水体就丧失了基本的环境功能。化学耗氧量(COD)和氨氮(NH3-N)浓度是重要的水质指标。一类水的COD、NH3-N浓度分别不能超过15毫克?"升、0.15毫克?"升，三类水的浓度分别不超过20毫克?"升、1.5毫克?"升，五类水的该指标浓度分别不超过40毫克?"升、2.0毫克?"升。而我们现在制定的达标排放标准，经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污水，COD、NH3-N的浓度分别不超过100毫克?"升、25毫克?"升就视为达标，一些工业企业的合法排放标准更低，比如造纸、制浆行业，COD浓度不超过100毫克?"升、NH3-N浓度不超过450毫克?"升就可以“达标排放”。这样的“达标”废水中，COD和NH3-N浓度分别是地表五类水标准的2.5倍和225倍！这样的废水，就是用100倍的清水稀释，也仍然是污水！此外，据太湖流域管理局局长孙继昌介绍，目前，流域工业和生活点源污水年排放量达53亿吨，流域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仅为30%左右，污水大多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河网，污染物总量已远远超过流域水环境承载能力。即使流域污废水都能达标排放，仍超出流域水环境的可承载能力。跨流域调水热：解近忧添新忧根据国务院领导提出的“以动治静，以清释污，以丰补枯，改善水质”要求，2002年起太湖流域正式启动“引江济太”调水试验，也就是说，利用现有的水利工程和“清水走廊”望虞河，从江苏常熟引水，经望亭进入太湖。据介绍，3年来共引调长江水入太湖流域60多亿立方米，其中入太湖30多亿立方米。“引江济太”调活了流域水体，加快了水体置换，增加了流域水资源的有效供给，保障了流域重要城市和地区的供水安全，增加了水体的自净能力和水环境容量，改善了太湖水体水质和流域河网的水环境，太湖周边和上海、杭嘉湖等地区普遍受益。但是，水利部总工程师刘宁提醒说：“跨流域调水要科学决策，慎之又慎。在缺水面前，人类要学会‘克制’，不能搞‘以需定供’，调水应当坚持‘少取、高效、补偿’的原则。”据透露，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质、水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但由于水污染问题没能得到彻底有效的解决，太湖流域一些有条件的城市纷纷舍近求远，甚至“弃湖而去”，实施跨流域调水。除了由太湖流域管理局主持的“引江济太”工程外，苏锡常诸城市在多年前就利用靠近长江的地理位置，从长江调水。上海也积极在长江口建设新的水源地甚至设想规划浙江千岛湖水源地。一直以水乡自居的杭嘉湖地区，如今也把目光投向钱塘江，提出实施跨流域从新安江、钱塘江口调水，以寻求解决该地区日益严重的缺水问题。“今天要强烈呼吁，尽管目前长江、钱塘江的水比太湖好，但千万不要忽视这样的事实，就是这样的‘好’是相对的，而且这些河流也在不断地被污染，污染量不断地在增加。‘引江济太’，首先要‘保江’、‘保湖’，然后是节水，根本在于治污。如果还是按现在的城乡分割的思路和现在的所谓的达标排放的要求来治理，就难以解决太湖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吉余激动地说。（编辑：郭琼丽）某些有害的物质（如：农药、化肥使用；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医院污水等）进入水体，超过其自净能力，引起天然水体的物理上、化学上的变化。水源污染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自然污染：因地质的溶解作用，降水对大气的淋洗、对地面的冲刷，挟带各种污染物流入水体而形成；二是人为的污染，即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农药化肥等对水体的污染。后一种是比较严重的，但也是可以控制的。水源的污染源主要有七种：即病原体污染、需氧物质污染、植物性营养物污染、热污染、放射性污染、盐污染和有机物与重金属污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