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文学研究期刊投稿要求
来源：《当代拉美文学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2年3月出版）作者简介：朱景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奥古斯托?博亚尔（1931-2009），巴西著名剧作家、戏剧导演和戏剧理论家，生于里约热内卢，父母是葡萄牙农民，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而移居巴西。博阿尔10岁时即带领兄弟和表兄弟们进行小型戏剧表演，使星期日的家庭聚会变得无比快乐。为了攻读化学工程，他于22岁前往美国，但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后改学戏剧艺术，在那里开始写剧本，由一家青年协会搬上舞台，其中《大街另一边的住宅》已经体现出他的戏剧艺术的典型特征。1955年，博亚尔回到巴西，担任圣保罗阿雷纳剧团的艺术指导，并和同仁创建阿雷纳戏剧学校。1960年创作剧本《南美洲的革命》。主人公西尔瓦是一个村民，遭受着统治阶级的种种剥削。作者塑造了一个勤劳朴实却很不幸的劳动者形象，以此向统治者提出了严正抗议。戏剧评论家认为，此剧标明巴西戏剧摆脱了当时统治巴西戏剧艺术的现实主义技巧，加入了布莱希特戏剧、杂志戏剧和杂技的因素。在随后的十年间，博亚尔又出版剧本《疾驰的一击》、《若泽，从出生到坟墓》、《新阳光下的审判》。1965年和同仁创作阿雷纳的故事系列剧，通过若干历史人物讲述巴西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1968年创作反映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战斗的剧本《危险的长途跋涉》，翌年又创作《博利瓦尔，海上的农夫》。博亚尔是一位思想激进的进步戏剧家，他主张人与人平等，人民应有自由，他反对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与剥削，为此他创造了著名的被压迫者戏剧，成为被压迫者的代言人，因而1964年至1985年间成为巴西政府独裁统治当局眼中的危险人物，1971年初受到监禁和拷打。获释后，他流亡阿根廷，在那里创作了讲述铁窗生活和刑讯制度的剧本《托克马达》。此外他还上演和改编著名剧作家们的剧本、举办讲座、调查拉美大陆被压迫者戏剧的状况。1978年他返回祖国，为了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被压迫者戏剧而成立了里约热内卢被压迫者戏剧中心。1990年由于上演《我们是三千一百万，现在呢？》，里约热内卢被压迫者中心站住了脚，从此他和他的剧团开始和争取自由、平等和人权的组织一道工作。所谓被压迫者戏剧，是平民戏剧的一种形式，是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的戏剧，是由平民参与、也为平民服务的戏剧。它鼓励参与者从事民主的和合作性的互动活动。它是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一座桥梁。这种戏剧的目的是让人们了解参与者的真实生活状况、分析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根据社会正义的法则以行动改变这种状况。其表演形式不是传统的独白，而是对话，是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交流。这种对话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健康的能动的基础上，每个人都有欲望和能力参与对话。显然，这种戏剧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一种深受广大平民百姓喜闻乐见的戏剧形式。在戏剧理论和实践上，博亚尔深受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影响：通过戏剧使观众进行积极的思维，使他们相信世界是可改变的，激发观众变革现实的兴趣和欲望，训练观众积极的处世态度，让观众用新的眼光观察和理解司空见惯的事物，使戏剧发挥其教育功能，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在戏剧表演上，博亚尔通过戏剧提出了人所遭受的种种压迫形式，让观众走上舞台，和演员站在一起，一起对压迫者表示抗议，这样就大大激发了观众的热情，产生共鸣。为什么做戏剧？什么是戏剧？奥古斯托?博亚尔有其独特的理念。他曾在一次国际戏剧节上发表谈话说：“我们看世界的时候，除了表面现象，我们还看到一切社会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种族、等级和阶级，看到了不合理的、残忍的世界。我们有责任创造另一个世界，因为我们知道，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而当我们进入剧场、舞台和生活的时候，用双手建立这个世界的责任就落在了我们身上。”他认为，“一切人类社会中的日常生活都富有戏剧性，不仅婚礼、葬仪，日常的礼仪也是这样。不仅奢华的排场，而且早晨的咖啡、‘早晨好’、胆怯的恋爱、强烈的感情冲突、一次重要集会或一次外交会议，都是戏剧”，“戏剧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让我们意识到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演员就是观众，舞台就是池座，池座就是舞台。我们都是艺术家：做戏剧，学习观赏引人注意的东西。但是我们常常对那些东西熟视无睹。对我们来说熟悉的东西变成了无形的东西。与此相反，做戏剧能够照亮我们日常生活的舞台。”他还说：“尽管我们没有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戏剧的形式构成的：空间的使用、肢体语言、词语的选择和声音的变化、思想和激情的对立，我们在舞台上所做的一切，我们总在我们的生活中做：我们就是戏剧！”，“我们大家都是演员，公民不仅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而且也是改变社会的人。”按照他的解释，我们之所以做戏剧，因为存在着不公平的、残忍的世界，存在着阶级、等级和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必须创造另一种世界取而代之，让人们能够过一种人与人平等的生活。而人类生活本身就富有戏剧性，到处都有戏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戏剧，每个人都是演员，都在做戏。总之，生活就是戏剧，戏剧就是生活的再现。除了剧本和戏剧活动，博阿尔还撰写了多种戏剧论著，比如《人民戏剧的级别》（1972）、《拉丁美洲人民戏剧的技巧》（1975）、《合法的戏剧》（1996）、《作为军事艺术的戏剧》（2003）和《被压迫者的戏剧》等。
关系不是很大，毕竟他受欧洲文化影响比较的大，何况阿根廷没有土著人，也许这个国家的拉美气息没有其他拉美国家浓厚吧，但是博尔赫斯仍旧是拉美文学的代表，但是只是领导了一个时期的文化（就是那个文化爆炸时期）。具体拉美给了他的影响只限于故乡情结吧，他的作品中用拉美的人名和地名，但是他对拉美之外的国家提到的更多。魔幻现实主义本来就不分国界，想体现拉美文化是很困难的。作为“文化英雄”的博尔赫斯 1961年，博尔赫斯同塞缪尔·贝克特共同获得了该年度的福门托奖（Prix Fermentor），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项。之后他的著作，如他自己所描述的，几乎“一夜之间风靡西方世界”。就在1961年，4月号的《世界文学》在“阿根廷作家谈小说问题”的简讯中即提到“以描写人物心理见称的波尔赫斯和玛莱亚”，并评论道，“他们作品中反映的现实是畸形的、混乱的，那是因为他们那时候的社会是畸形的、混乱的，因此还是真实的”；这也许就是中国对这个作家最早的介绍。文革后期出版的内部刊物《外国文学情况》在介绍拉美文学中偶尔提到博尔赫斯时，没有介绍过他的文学创作及成就，而是依照西文材料称之为“自由主义右派”。中国真正开始介绍、评论博尔赫斯的作品始于1979年。1979年《外国文艺》第1期（内部发行）、1981年《世界文学》第6期的“博尔赫斯作品小辑”，以及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开印27,000册）是80年代影响最大的三个选本，亦是很多稍后叱咤文坛的先锋小说家的“写作圣经”。1986年6月14日博尔赫斯在日内瓦逝世，对博尔赫斯的译介在当年的下半年掀起一波小高潮。 但博尔赫斯热真正大兴于本土，却是进入90年代以后的事情。非常有趣的是，较之80年代博尔赫斯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90年代其在中国本土境遇中的最大变化在于，博尔赫斯突然被指认为一个反极权的知识分子，从而被写入90年代的“文化英雄”谱。
其实我觉得关系不是很大，毕竟他受欧洲文化影响比较的大，何况阿根廷没有土著人，也许这个国家的拉美气息没有其他拉美国家浓厚吧，但是博尔赫斯仍旧是拉美文学的代表，但是只是领导了一个时期的文化（就是那个文化爆炸时期）。具体拉美给了他的影响只限于故乡情结吧，他的作品中用拉美的人名和地名，但是他对拉美之外的国家提到的更多。魔幻现实主义本来就不分国界，想体现拉美文化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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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 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九五”期间，外国文学史继续成为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除了适应教学的需要外，留学回国的教师逐渐增多，并带回了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是造成文学史继续成为研究热点的主要原因。除了一批比较传统的文学史如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新编》和刘海平、王守仁主编的《新编美国文学史》之外，“九五”期间还出版了一大批外国文学断代史、国别断代史、国别史和针对主要文学形式的发展的研究成果。如杨仁敬主编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史》、王佐良和何其莘撰写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李明滨主编的《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黄源深撰写的《澳大利亚文学史》、沈萼梅主编的《意大利当代文学史》、何其莘撰写的《英国戏剧史》、瞿世镜主编的《当代英国小说》、郭继德撰写的《加拿大英语戏剧史》、郑克鲁撰写的《现代法国小说史》、陈世雄主编的《欧美戏剧史》等。吴元迈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国别文学史丛书”，是按照国家和语种来分类、分别由各语种专家执笔的一套文学史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充分发挥其多语种的优势，推出了一套“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丛书”，这是一套以普通读者为对象，按国别划分的文学史话，每册篇幅并不很大，语言比较流畅，趣味性较强，有助于扩大外国文学在广大读者中的影响。2. 研究类的专著逐渐增多。除了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外，中国高校研究人员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外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以及国外的重点作家。由于“九五”期间正值世纪之交，因此，二十世纪外国文学流派和二十世纪西方的重点作家就成为首选的研究课题。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专著包括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陆建德等主编的《现代主义之后：写实与实验》、李维屏的《英美意识流小说》、肖明翰的《福克纳研究》、张剑的《艾略特与英国浪漫主义传统》、蒋洪新的《走向<；四个四重奏> T. S. 艾略特的诗歌艺术研究》、郭天相主编的《俄罗斯诗学研究》、李德恩的《拉美文学流派嬗变与趋势》、吴福恒等主编的《美国作家论》等。这些研究成果有很强的针对性，有些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成果的作者都能在总结归纳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发现，真正实现了与西方学者在同一研究层次上的交流和对话。⒊ 对国外文学发展的趋势日益敏感，介绍也更加及时。随着中国高校教师出国进修机会的增多，越来越多的教师有机会接触外国文学批评的第一手资料。受国外文坛活跃的学术气氛的影响，我们的教师认为有必要及时地把国外文学批评的最新动态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九五”期间，刊登在《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外国文学评论》等专业文学刊物上的大批评介、译介性的文章正是这些教师努力的结果。收集成册的评介国外文学批评的代表作有王逢振主编的《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和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评》。⒋ 外国文学的研究已开始摆脱纯文学的束缚。“九五”期间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有一批研究人员自觉地遵循文化的概念，努力摆脱旧时经院式纯文学研究思路的束缚，开始研究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这种将文学作品与孕育它的那个时代的人文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做法，使我们的研究人员开阔了思路，对作品的剖析也有了新的视角。王守仁的《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和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是这一尝试有代表性的成果。⒌ 对外国文学翻译的研究已开始受到关注。外国文学的翻译从实质上来讲是一种比较研究，即对一种文化的语言揣摩和研究之后，用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进行表达、阐述的再创造。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九十年代以来，大批外国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当代作品被及时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不少经典作品被多位、甚至数十位译者反复“重译”。虽然，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发展很快，但是译文的质量确实很令人担忧。这里既有翻译的实践问题，也存在理论方面的问题。翻译批评是为了解决文学翻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发展起来的新的学科分支，而南京大学的许钧则是这一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他的《翻译思考录》、《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与王克非合作）等专著和论文是中国学者首次对翻译批评系统论述的成果。⒍ 高校外国文学教材初见规模。由于中国高校外国文学的研究与教学的紧密关系，教材建设始终受到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关注。九十年代初，外国文学教材建设的重点是编写外国文学史和文学选读本。“九五”期间教材建设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沿用了多年的外国文学史教材面临修订的任务，以适应外国文学发展的趋势；推出的一批外国文学史专著由于资料新、观点新，更成为高校外国文学史课程的首选教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购买在中国的重印权后出版的原文版外国文学名著更为外语院系的外国文学课提供了原文教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组织力量编写了一套（共11种）原文的通用语种文学选集，现已推出西班牙、拉丁美洲、俄罗斯、韩国等四种，陆续要出版的还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阿拉伯等。由于篇幅大（每册近千页）、涵盖面广（选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此，非常适宜作为高校外语院系的文学课或阅读课教材。这套文学选集丛书的出版填补了中国在外国文学教材方面最大的空白。 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除分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上海等省市的社科院外，主要集中在高等学校――高校的外语院系、中文系和外国文学研究机构。中国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队伍具有以下优势：⒈ 中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数量之多是其他研究机构所不能比拟的，已成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主力军。⒉ 由于高校的教学必然涉及外国文学的各个领域，因此，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涵盖面非常广，成果的覆盖面也很广。⒊ 高校的科研基本上是服务于教学的，所以，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选择的课题更倾向于解决有实践价值的问题。⒋ 由于高校的研究队伍相对稳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部分重点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等已形成了年龄、学历结构合理的外国文学研究群体，其中的一批资深教授已成为全国外国文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中青年学者已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研究方向。⒌ 借助于各级外国文学学术团体，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更直接也更频繁，开始出现了资源共享、合作搞课题的好势头。 ⒈ 虽然“九五”期间文学史类的成果很多，但是由于缺乏宏观调控的手段，课题重复很多，造成了较大的人力和财力的浪费。再加上大部分仍是个人项目，研究力量分散，缺乏如《中国通史》那样的巨著。个别文学史类的成果有“著书不立说”之嫌，即以西方出版的文学史为蓝本编译而成。⒉ 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还存在着浮躁情绪。对热点课题、热点作家，趋之若鹜，而难点问题、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空白则无人问津，受到搁置和冷落。有些评论缺乏理论的深度，仅仅停留在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之上。⒊ 对于国外外国文学研究最新动态的了解仍然滞后，许多介绍性文章仍为译文，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对国外的文学理论往往缺乏具体、认真的分析鉴别，而是生搬硬套，盲目引用。⒋ 外语院系的教师和中文系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教师之间缺乏交流和合作，他们仍分属各自的学术团体，停留在各自的圈子里，部分中文系的教师外语水平较低，无法阅读外国文学的原文，只能依赖于外国文学作品和国外评论的中文译本，常常受到译文的误导而曲解作品的涵义。
数字时代里3个美丽聪颖的妙龄女郎，因痴迷红歌星万克隆而误入歧途，阴差阳错引出了一段迷离惝恍的历险故事……一部名为《风醉月迷》的长篇小说悄然风行，且被业内专家视为“文学再度开拓和凸现‘虚构和想像’”。 《风》的作者陈众议是一位理论界人士，他用“古典的旧酒瓶装了现代新酒”。小说在古典章回体的框架下，用一种流行的青春语境铺展情节。文中不但出现了众多极现代的、很“酷”的新事物，还不时冒出明月山涧里的飘然道士、孤寂禅者。 尽管有人不留情面地将《风》的语式亦文亦白、情节亦幻亦真斥为“刻意的时髦”，但美誉还是颇多：如“情节大开大合、大起大落，好看，好玩”；“有优秀通俗小说甚至是传统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的外壳，向我们打开的却是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深厚的内涵给出一系列庄严的人文思考”。更有评论语出惊人：这是“继钱钟书《围城》之后最佳学者型小说”。 现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兼北京大学欧美文学中心教授，曾辗转留学于拉丁美洲、西欧，研究拉美文学的陈众议自称，他所关注的是“人类、世界、人性的悖论”。他介绍，《风》的大部分情节是事先构想好的。动笔于去年元旦，完工于今年初春，其间适逢“9·11”等新闻事件发生，索性写了进去。“很多言语、细节、思想火花都是16岁的女儿提供的。然后再用我的想像力，带上一定的虚拟，将之推至极致。” 有专家指出，在这部以丰富想像力构筑着曲折与离奇的书热起来的背后，其实是一统中国文坛天下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唯现实主义论”。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一度赋予文学传播、记忆和认知功能，但随着广播、影视及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这些功能难以为继。而文学重要原生态之一“文学想像”或“文学幻想”，则被长期冷落，致使这些年读书界、教育界不止一次惊呼：与欧美文学相比，我们的文学太单色！与欧美人相比，我们太缺乏想像力！ 作家王蒙认为：“作者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想像力，说不定拉美文学的催化性也表现出来了。” 女作家徐坤高度评价其“文中信息密集，有港风、台味、马华文学之象，也有古典章回小说之趣，行止之中有传统国学的禅境、道统，更有拉美魔幻文学之真……试图建立起一种‘新文人小说’的风格”。 评论家陈晓明认为，该书“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了中国的后现代性小说所能达到的一个新阶段”。 对这部想像力奇特的书也有另外一种读后感，一位25岁的小姐说，读起来感觉像每天晚上做的梦一样，零散、怪异。 感叹“19世纪中叶以来我们的文学作品再没出现桃花源和乌托邦”的作家莫言给了《风》很高的赞誉：“《风》再度扣开了桃花源式的乌托邦大门，并在同一平台上演绎了几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这与近年来人们普遍关注的生态危机、精神危机不无关系。” 收起
学习上的东西不能走捷径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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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是安徽大学最早建立的系科之一（1958年），资深教授济济，师资力量雄厚，是安徽省颇有影响的系科之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俄语系遭受严重冲击， 间断性停止招生十余年之久。在国内外环境对俄语界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俄语系的前辈们仍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俄语事业。文化大革命期间（1978年）成立了《苏联问题研究所》（后易名为《俄罗斯研究所》）。对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等领域进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并创办了《俄罗斯研究》学术杂志。该杂志在全国同类杂志中位于前列。 随着改革开放，俄语系恢复招生（1993年）。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需求，俄语系开设了基础俄语、高级俄语、俄语视听说、俄语阅读、俄语写作、翻译理论与实践、俄罗斯文学、俄罗斯语言文化国情、俄语词汇学、俄语修辞学、俄语口语、俄罗斯文化史、经贸俄语、英语等课程。 俄语系共有教师9人，其中副教授5人，讲师4人，外籍教师1人， 博士2人，硕士2人。教师队伍不断充实和加强，教学经验日益丰富，科研水平日益提高。 俄语系每年招生，现有学生99人（每届招25人）。俄语系的专业四级、八级考试的年平均通过率分别为95%和90%。近几年的研究生平均录取率达到40%。俄语系还在全国俄语大赛和中国南方地区俄罗斯语言文化知识竞赛中多次获奖。 俄语系与俄罗斯奥廖尔大学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两校师生可互派到对方学校学习、进修或工作一年。俄语系每年有数名学生去俄罗斯奥廖尔大学插班学习。 安徽大学法语专业成立于1974年，是安徽省最早的法语专业。1978年恢复高考招生，2008年建立法语系，多年来为安徽省各高校、外经外贸企业、外事部门及涉外部门输送了大量的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为本省的对外开放、经济技术合作、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法语系共有教师9人，其中副教授3人，讲师1人，外籍教师1人， 博士1人，硕士5人。法语语言文学学科在一类和二类期刊上发表论文7篇，专著1部，出版译著4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这也是安徽省内唯一的法语语言文学国家社科项目。 法语系所开设的课程有基础法语、高级法语、法语视听说、法语阅读、法语写作、翻译实践、口译、法国文学、法语国家概况、经贸法语、法语词汇学、法语口语、听力、英语、计算机等课程。 法语语言文学学科特色之一是运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思想和方法研究法国当代女性文学，尤其是杜拉斯小说研究，在国内具有重要的地位；特色之二是探索教学和翻译的实践性研究方法，并翻译出版多部译著。法语系与法国贝藏松大学、伊维瑞大学、巴黎法语联盟、法国格勒诺布尔第三大学国际语言中心、法国孔泰大区，法国巴黎Evry大学等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并与法国驻沪总领馆合作成功举办“法国文化日”。对外交流有力地推动了法语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 法语系着重培养应用型人才，注重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和语言基本功的训练，同时也注重培养复合型的外语人才，法语专业的毕业生英语为第二外语，均能通过英语六级水平考试。法语系的专业四级、八级考试的成绩逐年提高，07级八级通过率为80%、08级四级通过率为100%。近几年的研究生平均录取率达到20%。2010年就业率为100%；2011年就业率为96.55%。在2011年全国法语歌曲大赛华东赛区中我系选手进入前四名。我校法语毕业生受到社会用人单位的广泛好评。 法语系正朝着国际化办学的方向发展，为培养高水平的法语专业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特色本学科方向自1990年安徽大学设立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点以来一直是该点的主导研究方向。在长期的科研和研究生的教学培养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长期坚持莎士比亚戏剧研究，并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如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重新解读和审视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结合宗教文化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对美国文学中的宗教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独树一帜开展英国维多利亚晚期殖民主义文学研究。 学术地位本学科方向已形成比较合理的学术梯队，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和丰富的科研经验，尤其在莎士比亚研究、美国文学中的宗教思想研究和英国维多利亚晚期殖民主义文学研究方面成绩比较突出。多年来本方向在《外国语》、《外语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莎士比亚研究论文章数十篇，其中有数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转载。在美国文学研究方面，本学科方向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比较系统地梳理了美国文学中的宗教思想，《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等核心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本方向对英国维多利亚晚期殖民主义文学，特别是对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路德亚德·吉卜林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已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外语研究》等核心刊物上发表多篇相关学术论文，同类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尚不多见。此外，本方向已出版《英语典故词典》、《美国小说》，《英美戏剧》、《英诗选读》等著作7部，并有《莎士比亚新论》等著作即将出版。本学科方向学术骨干主持完成过“美国文学中的宗教思想研究”等多项省部级项目，其中一项获安徽省社科成果奖。在研的项目有国家级项目1项（“鲁德亚德·吉卜林研究”，2005年立项）、省部级项目5项。本学科方向在安徽省的英美文学研究界处于核心地位，吉卜林研究在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 作用和意义本学科方向是安徽省英美文学研究界的龙头，对于提高安徽省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学生的人文素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本方向的研究重点都是英美文学研究领域中的重大问题，譬如莎士比亚研究是英国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领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文学中的宗教思想研究是国内外国文学界开始涉足的新领域，标志着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深入，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英美乃至整个西方的社会、历史、文化都有着重大作用。殖民主义文学研究更是后殖民文化思潮中的研究热点。对英国维多利亚晚期殖民主义文学的研究尤其能使我们全面了解西方的殖民主义思想和实质，对于今天全球化大潮冲击下我们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有着特殊的意义。 二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英语语言学研究方向特色之一是把英语语言学理论研究同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以及翻译史研究紧密集合；系统研究中国翻译史、汉籍外译史、中国各民族互译史，翻译理论以及翻译与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形成了自己系统的翻译史观、翻译理论多元观。特色之二是对国外语言学理论进行批判地吸收与应用，把语言理论与省情相结合，系统研究欠发达地区英语教学模式与实践模式。学科方向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梯队合理，拥有高级职称5人，博士5人。他们能了解和把握本方向的前沿理论和研究动态，知识面宽，科研力量强。多年来，在《外国语》、《中国翻译》、《现代外语》、《外语教学》、《外语与外语教学》、《中国比较文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研究》、《课程·教材·教法》、《当代语言学》、《四川外语学院学报》乃至英国“Teacher Trainer”等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该学科方向尤其是在翻译史和翻译与相关学科研究上与国内同类学科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处于领先水平。先后出版专著《英汉翻译原理》、《中国翻译简史》、《汉籍外译史》、《翻译多元论》、《外国文学在中国》、《英语与社会》等。在《中国翻译简史》的基础上，该方向已完成300多万字的《中国翻译史》巨著，共五卷，分古代部分（一卷）和现当代部分（五卷），湖北教育出版社已把该书列为重点学术书目并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中国翻译通史，资料详实，内容含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其中包括中国各民族文学互译，汉籍外译等，填补了中国翻译史研究领域的空白。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该方向的另一本专著《翻译多元论》在国内颇有影响。《英语与社会》把标准英语、地域英语及其他变体研究置于社会大环境下研究，为语言教学、翻译与跨文化交际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该研究成果被认为是优于全国同类成果。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位点是我省唯一的硕士学位授予单位。该学位点从2004年开始招生，两年共录取全日制硕士研究生18名（分别为8名和10名），2006年计划招生15名。可供学生自主选择的研究方向有：译介学、欧美文学比较研究、20世纪中外文学比较研究、西方文化与圣经文学。专业课程主要由博士、教授、副教授担任。该学位点的培养方向主要是为高等院校、研究单位和新闻媒体机构培养高级复合型人才。本专业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英语基本功，能够听懂英语授课的内容；具有较为广博的文史哲等方面的知识和较好的理论基础；具有较好的思辨能力；具有健康的体魄。在外语学院领导的关心和学校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该学位点日臻成熟，正在向健康方面发展。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设立德语大专班,2009年建立德语系，并开始德语语言文学本科招生。现有在院德语专业本科生101人。 德语系共有在编教师8人, 以中青年教师为主。在学历上，具有博士学位1人，硕士学位4人，其他学历3人；外语学院每年还从德国博世基金会以及德国著名高校中长期或短期聘用一些教授、副教授或讲师补充在编教师人数。2009年和2011年，外语学院两次邀请了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德国语言文学著名教授Winfried Woesler来我院为师生做系列学术报告，以及为本科生授课。每期持续40天左右。德国汉堡大学胡恩教授也来访我院进行学术交流。以南京大学为代表的国内名牌高校德语系与我院德语系保持密切的合作，有力地推动了我院德语语言学科的发展。 德语系所开设的课程有：基础德语、高级德语、德语听力、德语阅读、德语语法、德语写作、德语翻译实践、德语口译、德国文学、德语国家概况、德语语言学、德语词汇学、德语口语等课程。 德语系与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和德国汉堡大学建立了长期的友好交流和合作关系：德语系每年可选派两名年轻教师去奥斯纳布吕克大学相关的院系攻读博士学位；从2010级开始，德语系每年可选派两名优秀学生去对方相关院系学习一年；另外，学院还与德国一些著名高校建立了自费交流项目，按交流协议互派学生到对方进行学习和实习。 在Woesler教授的指导下，我院德语系本科生翻译了海涅的作品《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并在德国欧洲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其他项目合作计划正在顺利进行中。 德语系面向全国招生，生源优秀，教学质量高。2009级和2010级的专业四级通过率高达95.6%和96%，超过全国同类学校平均水平几十个百分点；推免硕士研究生深受国内名牌高校欢迎。德语系本科生在全国德语专业本科生德语辩论赛中多次获奖。 外语学院德语系正朝着国际化办学的方向发展，为省内外培养高水平的德语专业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西班牙语系成立于2009年。西班牙语专业是安徽省同类专业中开设最早的专业。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西班牙语语言基础和比较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并能在外事、经贸、文化、新闻出版、教育、科研、旅游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研究、管理工作的西班牙语专门人才。 西班牙语系共有教师7人, 其中特聘教授1人、讲师1人、助教5人；具有硕士学位4人，在读博士1人；本科学历2人；除此之外，外语学院每年从西班牙语国家聘请专家1-2人。西班牙语语言文学学科在各类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篇，主持国家人事部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目1项。 西班牙语系所开设的课程有西班牙语精读、西班牙语视听说、西班牙语泛读、西班牙语写作、翻译实践、口译、西班牙文学、拉美文学、西班牙国家概况、拉美国家概况、外贸西班牙语、西班牙语口语、听力、英语、计算机等课程。 西班牙语系积极参加与西语国家高校的交流，已与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圣托马斯大学等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 西班牙语系着重培养应用型人才，西班牙语专业的毕业生英语为第二外语，均能通过英语四六级水平考试。2011年，我校第一届西班牙语专业学生在全国西班牙语专业四级考试中获好成绩，通过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推免硕士研究生深受国内名牌高校欢迎。2012年，我校09级西班牙语系学生在阿根廷驻沪领事馆组织的西班牙语诗歌创作大赛中包揽一、二等奖。 西班牙语系正朝着国际化办学的方向发展，为培养高水平的西班牙语专业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 安徽大学日语系成立于2001年。目前，日语系共有专职教师9名。除此之外，日本高知大学每年外派我系日语教师1名。在日语系专职教师中，有副教授3人，讲师6人。在学历结构上，1人获得上海外国语学院日本文学博士学位，1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1名为日本名古屋大学在读博士，并同时受聘为日本名古屋大学国际言语文化研究科博士研究员，硕士4人。 日语系的人才培养定位是：精英培养，研究型人才培养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日语系每年招生25名左右，坚持小班教学理念，师生比10:1，小于教育部规定的14:1的比例，真正实现了精英培养模式所需的师资配置。日语系目前开设的主要专业课程有：基础日语、高级日语、日语听力、日语阅读、日语写作、日语演讲演习、日语翻译实践、日语口译，日本文化、日本影视文化，商务日语、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选读、日本国家概况等，并与日本高知大学开设了远程教学课堂。日语系在日本文化研究、日本文学研究、日语语言研究和二语习得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特色，在国内外各类期刊发表重要论文数十篇，参与撰写系列专著《中国翻译通史》，共五卷，并获安徽省社科二等奖，出版译著1部，各类日语教材5部。主持安徽省教育厅项目2个。在国际交流方面，目前日语系与日本高知大学和瑞典哥德堡大学有2个国际合作项目。日语系每年有10位交换留学生赴日本学习，1名教师作为交换教师赴日本教学。双方还组织学生互访，进行暑期日本和中国社会见习活动。此外，校内还开展大型日本文化节活动。各类国际交流活动的开展，丰富了学生的学习生活，拓宽了学生的国际视野。
其实我觉得关系不是很大，毕竟他受欧洲文化影响比较的大，何况阿根廷没有土著人，也许这个国家的拉美气息没有其他拉美国家浓厚吧，但是博尔赫斯仍旧是拉美文学的代表，但是只是领导了一个时期的文化（就是那个文化爆炸时期）。具体拉美给了他的影响只限于故乡情结吧，他的作品中用拉美的人名和地名，但是他对拉美之外的国家提到的更多。魔幻现实主义本来就不分国界，想体现拉美文化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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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不是很大，毕竟他受欧洲文化影响比较的大，何况阿根廷没有土著人，也许这个国家的拉美气息没有其他拉美国家浓厚吧，但是博尔赫斯仍旧是拉美文学的代表，但是只是领导了一个时期的文化（就是那个文化爆炸时期）。具体拉美给了他的影响只限于故乡情结吧，他的作品中用拉美的人名和地名，但是他对拉美之外的国家提到的更多。魔幻现实主义本来就不分国界，想体现拉美文化是很困难的。作为“文化英雄”的博尔赫斯 1961年，博尔赫斯同塞缪尔·贝克特共同获得了该年度的福门托奖（Prix Fermentor），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项。之后他的著作，如他自己所描述的，几乎“一夜之间风靡西方世界”。就在1961年，4月号的《世界文学》在“阿根廷作家谈小说问题”的简讯中即提到“以描写人物心理见称的波尔赫斯和玛莱亚”，并评论道，“他们作品中反映的现实是畸形的、混乱的，那是因为他们那时候的社会是畸形的、混乱的，因此还是真实的”；这也许就是中国对这个作家最早的介绍。文革后期出版的内部刊物《外国文学情况》在介绍拉美文学中偶尔提到博尔赫斯时，没有介绍过他的文学创作及成就，而是依照西文材料称之为“自由主义右派”。中国真正开始介绍、评论博尔赫斯的作品始于1979年。1979年《外国文艺》第1期（内部发行）、1981年《世界文学》第6期的“博尔赫斯作品小辑”，以及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开印27,000册）是80年代影响最大的三个选本，亦是很多稍后叱咤文坛的先锋小说家的“写作圣经”。1986年6月14日博尔赫斯在日内瓦逝世，对博尔赫斯的译介在当年的下半年掀起一波小高潮。 但博尔赫斯热真正大兴于本土，却是进入90年代以后的事情。非常有趣的是，较之80年代博尔赫斯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90年代其在中国本土境遇中的最大变化在于，博尔赫斯突然被指认为一个反极权的知识分子，从而被写入90年代的“文化英雄”谱。
一、“九五”期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回顾 九十年代的下半叶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持续发展的重要时期。与“七五”、“八五”相比，“九五”期间，我国高校在外国文学这一研究领域推出的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体现出了我国的研究人员正以我为主，不再跟在西方专家学者的后面，人云亦云，而是努力用一种独特的视角来审视外国文学作品、剖析国外的文学思潮和流派。在许多方面，我国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正逐步与国际学术界接轨。 (一) “九五”期间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1. 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九五”期间，外国文学史继续成为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除了适应教学的需要外，留学回国的教师逐渐增多，并带回了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是造成文学史继续成为研究热点的主要原因。除了一批比较传统的文学史如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新编》和刘海平、王守仁主编的《新编美国文学史》之外，“九五”期间还出版了一大批外国文学断代史、国别断代史、国别史和针对主要文学形式的发展的研究成果。如杨仁敬主编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史》、王佐良和何其莘撰写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李明滨主编的《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黄源深撰写的《澳大利亚文学史》、沈萼梅主编的《意大利当代文学史》、何其莘撰写的《英国戏剧史》、瞿世镜主编的《当代英国小说》、郭继德撰写的《加拿大英语戏剧史》、郑克鲁撰写的《现代法国小说史》、陈世雄主编的《欧美戏剧史》等。吴元迈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国别文学史丛书”，是按照国家和语种来分类、分别由各语种专家执笔的一套文学史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充分发挥其多语种的优势，推出了一套“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丛书”，这是一套以普通读者为对象，按国别划分的文学史话，每册篇幅并不很大，语言比较流畅，趣味性较强，有助于扩大外国文学在广大读者中的影响。 2. 研究类的专著逐渐增多。除了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外，我国高校研究人员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外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以及国外的重点作家。由于“九五”期间正值世纪之交，因此，二十世纪外国文学流派和二十世纪西方的重点作家就成为首选的研究课题。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专著包括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陆建德等主编的《现代主义之后：写实与实验》、李维屏的《英美意识流小说》、肖明翰的《福克纳研究》、张剑的《艾略特与英国浪漫主义传统》、蒋洪新的《走向＜四个四重奏＞ T. S. 艾略特的诗歌艺术研究》、郭天相主编的《俄罗斯诗学研究》、李德恩的《拉美文学流派嬗变与趋势》、吴福恒等主编的《美国作家论》等。这些研究成果有很强的针对性，有些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成果的作者都能在总结归纳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发现，真正实现了与西方学者在同一研究层次上的交流和对话。 3. 对国外文学发展的趋势日益敏感，介绍也更加及时。随着我国高校教师出国进修机会的增多，越来越多的教师有机会接触外国文学批评的第一手资料。受国外文坛活跃的学术气氛的影响，我们的教师认为有必要及时地把国外文学批评的最新动态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九五”期间，刊登在《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外国文学评论》等专业文学刊物上的大批评介、译介性的文章正是这些教师努力的结果。收集成册的评介国外文学批评的代表作有王逢振主编的《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和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评》。 4. 外国文学的研究已开始摆脱纯文学的束缚。“九五”期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有一批研究人员自觉地遵循文化的概念，努力摆脱旧时经院式纯文学研究思路的束缚，开始研究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这种将文学作品与孕育它的那个时代的人文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做法，使我们的研究人员开阔了思路，对作品的剖析也有了新的视角。王守仁的《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和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是这一尝试有代表性的成果。 5. 对外国文学翻译的研究已开始受到关注。外国文学的翻译从实质上来讲是一种比较研究，即对一种文化的语言揣摩和研究之后，用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进行表达、阐述的再创造。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九十年代以来，大批外国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当代作品被及时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不少经典作品被多位、甚至数十位译者反复“重译”。虽然，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在近十年来发展很快，但是译文的质量确实很令人担忧。这里既有翻译的实践问题，也存在理论方面的问题。翻译批评是为了解决文学翻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发展起来的新的学科分支，而南京大学的许钧则是这一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他的《翻译思考录》、《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与王克非合作）等专著和论文是我国学者首次对翻译批评系统论述的成果。 6. 高校外国文学教材初见规模。由于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的研究与教学的紧密关系，教材建设始终受到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关注。九十年代初，外国文学教材建设的重点是编写外国文学史和文学选读本。“九五”期间教材建设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沿用了多年的外国文学史教材面临修订的任务，以适应外国文学发展的趋势；近十年来推出的一批外国文学史专著由于资料新、观点新，更成为高校外国文学史课程的首选教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购买在中国的重印权后出版的原文版外国文学名著更为外语院系的外国文学课提供了原文教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组织力量编写了一套（共11种）原文的通用语种文学选集，现已推出西班牙、拉丁美洲、俄罗斯、韩国等四种，陆续要出版的还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阿拉伯等。由于篇幅大（每册近千页）、涵盖面广（选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此，非常适宜作为高校外语院系的文学课或阅读课教材。这套文学选集丛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在外国文学教材方面最大的空白。 (二) 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优势 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除分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上海等省市的社科院外，主要集中在高等学校――高校的外语院系、中文系和外国文学研究机构。我国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队伍具有以下优势： 1. 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数量之多是其他研究机构所不能比拟的，已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主力军。 2. 由于高校的教学必然涉及外国文学的各个领域，因此，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涵盖面非常广，成果的覆盖面也很广。 3. 高校的科研基本上是服务于教学的，所以，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选择的课题更倾向于解决有实践价值的问题。 4. 由于高校的研究队伍相对稳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部分重点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等已形成了年龄、学历结构合理的外国文学研究群体，其中的一批资深教授已成为全国外国文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中青年学者已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研究方向。 5. 借助于各级外国文学学术团体，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更直接也更频繁，开始出现了资源共享、合作搞课题的好势头。 (三) 高校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 虽然“九五”期间文学史类的成果很多，但是由于缺乏宏观调控的手段，课题重复很多，造成了较大的人力和财力的浪费。再加上大部分仍是个人项目，研究力量分散，缺乏如《中国通史》那样的巨著。个别文学史类的成果有“著书不立说”之嫌，即以西方出版的文学史为蓝本编译而成。 2. 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还存在着浮躁情绪。对热点课题、热点作家，趋之若鹜，而难点问题、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空白则无人问津，受到搁置和冷落。有些评论缺乏理论的深度，仅仅停留在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之上。 3. 对于国外外国文学研究最新动态的了解仍然滞后，许多介绍性文章仍为译文，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对国外的文学理论往往缺乏具体、认真的分析鉴别，而是生搬硬套，盲目引用。 4. 外语院系的教师和中文系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教师之间缺乏交流和合作，他们仍分属各自的学术团体，停留在各自的圈子里，部分中文系的教师外语水平较低，无法阅读外国文学的原文，只能依赖于外国文学作品和国外评论的中文译本，常常受到译文的误导而曲解作品的涵义。 二、“十五期间”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十五”期间，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趋势应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但是，作为新千年的第一个五年，面临着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1. 对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发展的回顾和总结将是“十五”期间的首要任务。进入新世纪之后，外国文学研究将更加关注二十世纪文学进程的特点、思潮和流派，而时间上的这一距离也使我们有可能对刚刚过去的这一个世纪进行比较客观的总结。 2. 加强对于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理论研究一直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十几年来，虽然国外的文学理论通过译作和评介文章已被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但是，至今仍缺少系统的研究，更不用说做到为我所需，为我所用。这种局面亟待扭转。 3. 加强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自主性。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这方面我们已有相当显著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如何将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推出一批具有独立创见和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将是我们今后的主要研究课题，其成果也是中国评论界、学术界对世界文坛做出的最大贡献。 4. 摆脱传统的经院式文学研究方法的束缚，提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遵循文化的概念，研究文学与人、文学与语言、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在研究方法上要兼顾传统的研究方式和人类学、结构、符号、价值等新方法和新视角。 5. 避免重复劳动，加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薄弱环节的研究工作。如对非主流国家文学的研究、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对戏剧、诗歌的研究、对文学翻译的研究等等，都亟待进一步加强。 三、“十五”期间研究的重点领域和内容 (一) 加强外国文学学科建设 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就是科研为教学服务，为学科建设服务。虽然，外国文学史和外国文学选读课已在大部分高校的外语院系和中文系开设多年，但是，许多高校的外国文学教学工作仍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因人设课的现象。因此，委托重点高校制定我国高校外语系和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和外国文学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就成了当务之急。同时，外国文学教师队伍的培养也应作为一项委托的任务。由于教师队伍的新老交替，以及近年来报考外国文学研究生的生源欠佳，不少高校出现了外国文学教学后继乏人的现象；在职教师也需要开拓视野，在理论上有所提高。教师进修可采用研讨班的形式，以便在进修学习的同时，加强高校教师间的学术交流。 有关学科建设的研究项目包括： (1)我国高校外国文学教材和课程设置的调查报告 (2)国外高校文学课和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调查报告 (3)我国高校外语系和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学大纲( *重点课题 ) (4)外国文学基础教材和配套的多媒体教学辅助材料 (5)外国文学中译本检索数据库 (6)外国文学研究分类检索数据库 (二) 重点研究二十世纪的外国文学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如果不是世界文学最辉煌的百年，也是世界文坛最活跃的时期。特别是因为我们都曾生活在其中，就对这一文学时期更倍感亲切。由于间隔的时间尚短，而对文学流派的理解往往需要历史的沉淀，才能做出全方位的评价。但是，对二十世纪有重要贡献的作家和有重大影响的思潮进行比较系统的总结，应是“十五”期间的重要任务。当然，强调对二十世纪文学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忽略文学传统的影响，因为这种渊源关系是不可能割断的。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的研究项目包括 (1)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 (2)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研究（*） (3)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文学 (4)二十世纪下半叶各国文学研究 (5)二十世纪小说艺术研究(*) (6)二十世纪戏剧艺术研究(*) (7)二十世纪诗歌艺术研究(*) (8)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重新评价 (9)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经验研究 (10)当代外国文学跟踪研究 (三) 加强文学理论研究，拓宽文学研究领域 与我国外国文学界对国外重点作家的研究，特别是文学史的研究相比，对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一直是我们的弱项。“十五”期间，应加大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投入，组织力量对二十世纪西方重要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进行专题研究，搞懂几个问题，使我国的研究人员在这方面真正实现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与交流。 “八五”、“九五”期间，我们在文学史的研究方面已作了不少投入，也出现了一批可喜的成果。“十五”期间应减少这方面的投入，不支持重复性的课题。但是，对于非主流国家的文学史、断代文学史、主要文学形式的发展史仍可选择立项。除非我们对文学史的理论研究有重大突破，不应在目前鼓励重写文学史，以免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拓宽外国文学的研究领域，首先要填补我国研究工作中的空白，加强薄弱环节。目前，我国在早期文学、非主流国家文学、戏剧艺术研究、诗歌艺术研究等方面仍比较薄弱。另外，我们还应鼓励研究人员将文学作品置于文化的框架中来研究，借助宗教、哲学、历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和研究文学，增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 需进一步加强的研究项目包括： (1)外国文学理论专题研究（*） (2)重要文论家专题研究 (3)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史(*) (4)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5)外国文学史评论 (6)外国文学思想史(*) (7)外国文学与中国学生的素质教育 (8)发展中国家文学专题研究 (9)古希腊、罗马文学 (10)欧洲中古文学 (11)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12)戏剧艺术专题研究 (13)诗歌艺术专题研究 (14)小说艺术专题研究 (15)叙事视角研究 (16)宗教与文学 (17)哲学与文学 (18)经典作家专题研究 (19)影视文学研究 (20)西方主要国家中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学研究 (四) 加强中外文学比较研究和翻译批评 外国文学引进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对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的和接受进行研究应该是“十五”期间的一项重点课题。“八五”、“九五”期间，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发展很快，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仍不尽如人意。许多成果流于肤浅和牵强，对于两种文化之间在文学上的互补、互证和互识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 有关比较研究和翻译批评的项目： (1)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 (2)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3)二十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 (4)文学翻译与文化交流 (5)文学翻译理论研究(*) (6)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7)当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8)中外戏剧比较 (9)中外小说比较 (10)中外文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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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英雄”的博尔赫斯 1961年，博尔赫斯同塞缪尔·贝克特共同获得了该年度的福门托奖（Prix Fermentor），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项。之后他的著作，如他自己所描述的，几乎“一夜之间风靡西方世界”。就在1961年，4月号的《世界文学》在“阿根廷作家谈小说问题”的简讯中即提到“以描写人物心理见称的波尔赫斯和玛莱亚”，并评论道，“他们作品中反映的现实是畸形的、混乱的，那是因为他们那时候的社会是畸形的、混乱的，因此还是真实的”；这也许就是中国对这个作家最早的介绍。文革后期出版的内部刊物《外国文学情况》在介绍拉美文学中偶尔提到博尔赫斯时，没有介绍过他的文学创作及成就，而是依照西文材料称之为“自由主义右派”。中国真正开始介绍、评论博尔赫斯的作品始于1979年。1979年《外国文艺》第1期（内部发行）、1981年《世界文学》第6期的“博尔赫斯作品小辑”，以及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开印27,000册）是80年代影响最大的三个选本，亦是很多稍后叱咤文坛的先锋小说家的“写作圣经”。1986年6月14日博尔赫斯在日内瓦逝世，对博尔赫斯的译介在当年的下半年掀起一波小高潮。 但博尔赫斯热真正大兴于本土，却是进入90年代以后的事情。非常有趣的是，较之80年代博尔赫斯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90年代其在中国本土境遇中的最大变化在于，博尔赫斯突然被指认为一个反极权的知识分子，从而被写入90年代的“文化英雄”谱。 博尔赫斯的作家姿态是极端精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他在《沙之书》中曾经写到： “我并非是为少数精选的读者而写作的，这种人对我毫无意义。我也并非是为了那个谄媚的柏拉图式的整体，它被称为‘群众’。我并不相信这两种抽象的东西，它们只被煽动家们所喜欢。我写作，是为了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我写作，是为了光阴的流逝使我安心。” 对博尔赫斯而言，文学与政治是截然分开的，文学是文学家的文学，政治是政治家的政治。他相信，文学就是文学——一种不把自己伪装成任何别的东西的虚构故事。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种技巧，一个言语的产品。博尔赫斯1944年出版的《杜撰集》，其中6篇新作被加上“技巧”的总标题，拉美文学研究权威莫内加尔教授认为这宣告了他的信仰。有时候，他甚至走得更远，在《诗与玄学》直接宣称，文学即游戏，尽管是一种严肃的游戏。而在拉美本土语境中，博尔赫斯的“纯文学”观的确构成对主流的现实主义以及追随苏联的左派批评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的挑战。但是在高度政治化的六七十年代，在承诺主义文学占主流的拉美文坛，博尔赫斯的这种作家姿态与立场受到尖锐指责。两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博尔赫斯的作品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影响非同一般，但后者从不承认。巴尔加斯·略萨也提到过，博尔赫斯曾经在他们那代文学青年之间引起无穷无尽的争论，尽管他年轻时就如痴如醉地阅读博尔赫斯，并屈服于后者的文学魅力，但他却“使出浑身解数”，“以萨特式的刻薄极力要证明：一个按照博尔赫斯那样写作、说话和行事的知识分子，某种程度上应该对世界上种种不公正、不公平和不公道的社会现象负部分责任；他的小说和诗歌只是一些‘响亮但空洞的大话’”。相当长时间之内，博尔赫斯在拉美文坛都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他的个人主义写作宣言使其在那个文学介入现实、参与变革的年代里颇为落寞。 博尔赫斯那段煽情的文学告白在80年代就被翻译成中文。在积极肃清“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时代里，可以想见，这一“纯文学”的宣言易获认同。而89年的政治事件所带来的伤痛，迫使知识界痛苦地进行自我检省与重新定位。于是，比起左拉、萨特式的知识分子，或许博尔赫斯“落寞的神色”、“徘徊的身影”更符合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90年代中国“学人”的自我想像。他的“我写作，是为了光阴的流逝使我安心”是90年代“个人化写作”最富诗意的旗帜之一。先锋作家鲁羊“在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这段文学独白的偏爱和热情”。孙甘露则在一篇随笔的结尾处“为某些日子某些场景某些人朗读”了博尔赫斯的这段独白。 与中国对博尔赫斯的去政治化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博尔赫斯虽然强调文学应该远离政治、远离社会承诺，但作为一个社会中人，他本人却从来没有不问现实政治。事实上他经常对政治问题畅所欲言。他年轻时在西班牙写了一本书——《红色的旋律》（或名《红色的圣诗》，博尔赫斯自己记不清了），其中有多首歌颂俄国革命的诗篇。二战期间，他公开支持英国。这不仅源于他对纳粹主义的厌恶，同时源于他的英国血统。1940年12月13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庭》杂志头版发表了博尔赫斯一篇富于攻击力的文章《亲德派的定义》。后来他还加入阿根廷保守党并在大选中支持后者。总之，他并非中国读者所想像的那样远离政治。其实他一生的政治立场非常鲜明，即他始终是坚定的反庇隆主义者。 关于博尔赫斯，人们一直以来还忽视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他非常推崇惠特曼。他说过惠特曼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诗人。在一篇谈论政治诗人的短文中他曾经写到：“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纳粹主义都没有找到它们的沃尔特·惠特曼”。毫无疑问，他承认惠特曼是政治诗人，但对博尔赫斯来说，惠特曼意味着一种政治与美学平衡的理想，一份再现现实复杂性的雄心。在博尔赫斯的写作中，他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接近这种理想。博尔赫斯对暴力的关注，他的幻想美学不能说与他对庇隆的十年统治的反感完全无关。庇隆时期，博尔赫斯在乌拉圭一次关于幻想文学的演讲中指出，幻想文学不是对现实的逃避，相反，他认为幻想文学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复杂地理解现实。这种文学是用隐喻来表达现实。莫内加尔曾经说，博尔赫斯对庇隆的描述其实是博尔赫斯自己的恶梦，但“博尔赫斯把他的恶梦强加给我，最后我感觉到空气凝滞了，墙壁狰狞可怖，不断重复的名字像幽灵一般。他的环境在平庸的现实里创造了一座迷宫，我也迷失在其中。”（莫内加尔：《生活在迷宫》）这正道出博尔赫斯式的叙事的力量所在。因此卡特·维洛克（Carter Wheelock）说，尽管博尔赫斯明确表示对文学为公众服务问题不感兴趣，但他仍然是一个承诺的作家（committed writer）。（卡特·维洛克：《博尔赫斯承诺的一面》，《现代小说评论》，印第安纳，1973年秋季号）博尔赫斯不仅在文学上是革命的，他同时以自己的方式即文学的方式联系着现实政治。没有博尔赫斯源自斯宾塞的怀疑主义而对历史、对知识、对信仰进行的解构，就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等60年代小说家对拉美的殖民主义、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化叙事的颠覆与重写。80年代中国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等拉美60年代小说家的接受经历了一种非政治化的过程，而在90年代对博尔赫斯的接受中，这种逻辑无疑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 与80年代不同的是，90年代语境中的“纯文学”与“纯学术”的倡导，无疑“是在巨大的创伤与失落之后的、一次由广场到书斋的后退动作”，但它不仅是一种在现实面前无可奈何的退守，同时也是“一份固守知识分子的操守的选择”。（戴锦华语）正如陈平原后来回首90年代最初几年的写作心态时所说，“我之所以剖析章太炎‘自立门户与径行独往’的学术风格，标榜‘学者的人间情怀’，谈论‘独上高楼’与‘超越规则’，何尝不是在苦苦挣扎？”因此，无论是博尔赫斯还是陈寅恪、顾准，他们之所以能成为90年代的“文化英雄”，在于他们对“纯文学”或“纯学术”的坚守其实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对抗姿态，正是哈维尔所说的“非政治的政治”。在陈寅恪和顾准的个案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建构为“纯学术”的他者，而在对博尔赫斯的“文化英雄”书写中，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治下的阿根廷成为“纯文学”的他者。由于博尔赫斯一生都坚定地反庇隆主义，因此他在“反极权主义”这一层面再次获得“文化英雄”的指认。 博尔赫斯同庇隆的渊源起始于1945年10月，当时庇隆刚刚在阿根廷升任为将军。正在乌拉圭演讲的博尔赫斯在当地报纸发表声明，认为庇隆将带给阿根廷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他强调“阿根廷知识分子反对它，同它进行斗争”，同时对国内的民主前景表示悲观。回国之后，博尔赫斯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流传的反庇隆宣言上签名。庇隆执政半年后，博尔赫斯被市政厅告知，政府决定将他调出米格尔·卡内图书馆——他当时是该图书馆的第三助理馆员，升任科尔多瓦国营市场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员。将一位重要作家提升为鸡兔稽查员毫无疑问是一种侮辱。博尔赫斯自己在《我的生活》中的解释是，因为他在二战中站在盟国一边，所以与法西斯主义有渊源关系的庇隆政府选中他。但博尔赫斯的红颜知己之一、阿根廷小说家埃斯特拉·坎托说，庇隆跟这件事毫无关系，任命博尔赫斯的是庇隆政府中得势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它更多地可能源于文人相轻。不管怎样，受此羞辱的博尔赫斯决计辞职，他还公开发表了辞职声明，声明中说： “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是独裁导致愚蠢。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的诸多职责之一。” 从此博尔赫斯便和庇隆不共戴天。在庇隆统治时期，博尔赫斯多次不惜用最尖刻的语言怒骂庇隆与埃娃·庇隆。在美国接受采访的时候，人们问他对庇隆的看法，他说“百万富翁们的事我不感兴趣”；人们又问他对埃娃·庇隆的看法，他说“婊子们的事我也不感兴趣”。 中国最早讲述博尔赫斯反庇隆事迹的是他的第一个中译者王央乐。他提到博尔赫斯在庇隆执政期间“因在反对庇隆的宣言上签名，被革去市立图书馆馆长职务，当了市场家禽检查员”一事。后来很多介绍博尔赫斯生平的文章都要突出叙述此事。比如吴启基在《魔幻文学鼻祖——博尔赫斯》中这样写到： “当时他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图书馆馆长，却基于自己的政治理想，参加签名请愿运动，并撰文尖刻嘲讽庇隆夫妇，终遭免职，降为市场稽查员，且常常接到匿名恫吓电话。庇隆之后，他官复原职，擢升为国家图书馆馆长，也被邀到美国讲学。” 而亲自拜访过博尔赫斯的胡积康在回忆文章中又有如下描写： “老作家看上去文质彬彬，一派学者风度，但是他性格刚直不阿，疾恶如仇，一身正气。1946年，庇隆执政不久，博尔赫斯因在反对庇隆的宣言上签名，被革去图书馆长职务，派为市场家禽稽查员。他拒绝任职，并发表公开信表示抗议，得到知识界的声援。一九八○年三月，阿根廷各界人士联合发表声明，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老作家带头签了名。……博尔赫斯可谓德高望重，且又被称为拉美的文曲星……” 以致到了90年代，博尔赫斯因反对庇隆而被去职已经是一件基本事实，大大小小谈论他的文章总要提到此事，以突出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专制统治下不畏强权的高贵品格。1999年博尔赫斯百年诞辰的时候，国内发表的一篇纪念文章标题就是《博尔赫斯怎样受迫害》。这种叙述非常类似于国内书写“反右派运动”和“文革”历史中的右派与知识分子命运的策略。在这个意义上，博尔赫斯被同陈寅恪、顾准并置，被书写为“文化英雄”也就不足为奇。 但是，关于博尔赫斯反极权主义的描述却遗漏了另外一些基本事实。首先，博尔赫斯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反庇隆主义者是同当时阿根廷国内复杂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的。当时，知识界被激烈的意识形态对立一分为二，不是反庇隆主义者就是庇隆主义者，没有中间立场。而阿根廷作家多数是反庇隆主义的，加上博尔赫斯被迫离开图书馆，他选择反庇隆主义的立场不足为奇。但博尔赫斯的反庇隆形象之所以如此突出，是因为他在某种意义上被“选定”来扮演这一角色。一个例证是，阿根廷作家为他的辞职举行时，作协主席、共产主义者奥尼达斯·巴尔莱塔高度赞扬了博尔赫斯，称颂他“勇敢地坚持自己的信念，拒不向独裁统治者低头”，他说“从博尔赫斯身上看到了一种真正的反抗精神”，“每一个阿根廷知识分子都应当表现出这种精神”。博尔赫斯的声明和巴尔莱塔的讲话一同被发表在左翼杂志《自由阿根廷》上。因此，“博尔赫斯陡然变成了阿根廷此后10年里反极权主义的象征。”正如莫内加尔所指出的，这也许对于博尔赫斯来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色”，但他却“坦诚地担当起这一角色”。1950年在庇隆主义高涨的时候，反庇隆的阿根廷作家协会推选博尔赫斯出任主席，因为他是最适合扮演这一角色的阿根廷作家。 其次，庇隆主义的形成及其影响事实上非常复杂，它的性质至今史学界难以断定。但在博尔赫斯眼里，庇隆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他将阿根廷工人对庇隆的拥护完全视作群氓的表现，而完全不考虑庇隆首次执政时提出的“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的三项原则和“第三立场”理论。（值得深究的是，中国的拉美历史研究界对庇隆主义其实一向正面书写较多，然而文学界却没有人注意到在史学视野中的庇隆和文学家笔下的庇隆可能大相径庭。）持左翼立场的莫内加尔曾经和仇恨庇隆的博尔赫斯争论，莫内加尔认为“庇隆并不是一个平庸的暴君，在工人和贫民看来，他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他引进了全新而必要的社会法规，他力图将阿根廷从强权下解放出来”。他试图对博尔赫斯说，“他的故事和梦魇里凶险的布易诺斯艾利斯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那只是博尔赫斯的幻觉。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博尔赫斯不会同任何人心平气和地对话。博尔赫斯的反庇隆其实更多是以一个文学家相当个人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因此他对任何颠覆了庇隆政权的军事政变都颇为激动，都视作“革命”。第一次将庇隆赶下台的洛纳尔迪将军（Eduardo Lonardi）代理总统没多久，博尔赫斯的朋友就替他谋得国立图书馆馆长之位。1955年10月，他亲自到总统府接受洛纳尔迪的任命。一个月之后，后者被阿兰布鲁（Pedro Eugenio Aramburu）——另一个将军取代。阿兰布鲁以“非庇隆主义化”为名实行了新的军事独裁，全面清洗庇隆主义，许多人被捕、被指控、被杀害。但是博尔赫斯却接受了阿兰布鲁政权颁发的全国文学奖。因为政府同样要在文化领域清算庇隆主义，而博尔赫斯是“新宣传的最佳载体”。（詹姆斯·伍德尔：《书镜中人》）1976年3月，当庇隆的第二任妻子伊莎贝尔·庇隆被推翻，博尔赫斯公开对军事政变者魏地拉将军表示支持，并和独裁者共进午餐。但是魏地拉上台之后，就对民主进步人士进行有系统的迫害和残杀，据国际人权组织估计，至少有3万人遇害和失踪，这就是阿根廷历史上黑暗的“肮脏战争”时期 庇隆政权的性质十分复杂，博尔赫斯只看到他富于煽动性，喜欢个人崇拜，却对庇隆扩大对工人阶级的福利、试图建立阿根廷民族工业等政策视而不见。庇隆之后的军政权以及智利皮诺切特政权的性质，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都十分清晰，都是毫无疑问的右翼法西斯统治，但博尔赫斯却公开表示对他们的支持。也就是说，博尔赫斯在反庇隆极权的同时却和另一些极权者合作。 因此在拉美，博尔赫斯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在1972年的一次访谈中，他为了表达对庇隆有可能重掌政权的激愤，脱口说出“阿根廷的先民用残剩的黑种奴隶充当炮灰是明智之举，清除国内印第安土著是历史性的成就，使人遗憾的只是留下了无知的种子让庇隆主义滋长”，这样的言论激起拉美知识界的愤慨和公开抗议。1976年底，博尔赫斯又亲自去智利，从武力推翻阿连德民选政府、杀害了成千上万的智利人的另一个大独裁者皮诺切特的手中接受了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大十字勋章。博尔赫斯连续十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没有一次真正当选，原因恐怕正在于此。在他接受皮诺切特的勋章之后，瑞典文学院院士阿瑟·伦德克维斯特（也是聂鲁达的好友）发表公开声明：这一大十字勋章让博尔赫斯永远失去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但是从1979年开始，中国就将博尔赫斯没有得奖的批评完全指向斯德哥尔摩的评奖委员会，指责委员会过度政治化，不以文学而以政治的标准决定获奖人，而从来没有检视博尔赫斯本人的问题。本土知名度最高的两位拉美文学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一位由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声名鹊起，一位由于被诺贝尔文学奖抛弃而备受推崇，可见当时文学话语的斑驳和矛盾。 前文曾提及，对博尔赫斯的“反极权”、对纯粹的知识、文学的孜孜以求等神话式的书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耦合了90年代以来本土知识界对自我的一种想像与建构。“在政治和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和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雅文化和俗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陈平原语）这一系列建立在官方/民间、政治/学术（文学）的绝对二元对立之上的姿态却已然蕴含某种价值判断。而在中国所谓“自由派”和“新左派”的冲突和论战之中，这一判断被“自由派”推向极端：反官方的、反体制的、坚持纯学术、纯文学的就是英雄。而不追问反的是何种官方，坚持的是什么学术。从“自由主义右派”到“反极权主义”的英雄，在中国对博尔赫斯的英雄化书写中一以贯之的恰是类似的逻辑。事实上，直到1986年博尔赫斯去世，他的文学成就才在拉丁美洲获得公开的、至高无上的评价。拉美文化界对他逝世的集体悼念表明，被西方奉若大师的博尔赫斯最终被拉美接受为自己文化的骄傲和象征，没有人再指责他那些曾经掀起轩然大波的言行。巴尔加斯·略萨在纪念博尔赫斯的一次讲演中说，“我们这些用西班牙语从事写作的人们欠博尔赫斯的债是巨大的”。包括巴尔加斯·略萨在内的拉美文学家对博尔赫斯的重新评价同拉美革命落潮、介入现实的承诺文学随之衰落、拉美知识分子重新定位自身密切相关。而本土恰在此时开始大规模翻译博尔赫斯，之前的历史于是被遗忘。因此对我们来说，博尔赫斯是无历史的，他似乎生而伟大。当博尔赫斯超凡入圣时，对庇隆式的——某种意义上联系着民粹主义、社会主义——另类政治实践的审判宣告完成，而另一类真正的军事独裁和法西斯主义者的罪行却被抹去不见。“书写文化英雄”的意识形态效果由是昭然，无论是博尔赫斯还是陈寅恪、顾准，他们被赋予的反极权意义都是指向社会主义历史的。所谓“文化英雄”的绝世独立，指的是同左翼政权的不合作立场。当然，由于庇隆政权的性质难于确认，因此赋予博尔赫斯“文化英雄”之名更多地是出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的某种一厢情愿地解读。于是中国对“文化英雄”的书写重点在于他们如何在历史暴力中诞生，但是“文化英雄”群像的浮现事实上参与的却是“告别革命”的话语建构而不是告别历史暴力自身。因为如“肮脏战争”一样的另外一些历史暴力在这一书写过程中并不可见。90年代的博尔赫斯式的“文化英雄”书写，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现象，一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新自由主义神学”的一种表征。而博尔赫斯反庇隆、反古巴、反社会主义但并不拒绝全球文化市场将他国际化，在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时代，这几乎是“完美立场”。 镜子与物体、迷宫与世界、梦幻与现实、书籍与宇宙等等，在博尔赫斯笔下乃是何等的确定而又不确定：它们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颠倒过来。于是，镜子不再是镜子，而是无限繁衍的“交媾”；迷宫也不再是迷宫，而是世界复杂的本质；梦幻也不再是梦幻，而是现实虚无的显证；书籍也不再是书籍，而是宇宙浩淼的载体——譬如《皇宫寓言》中的诗，譬如《红楼梦》里的梦。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诗创造了皇宫，还是皇宫创造了诗；也不知道是红楼孕育了梦，还是梦孕育了红楼。博尔赫斯甚至完全以《红楼梦》第一和第五、第六回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不仅说《红楼梦》是幻想小说，而且认为其“令人绝望”的现实主义描写的惟一目的便是使神话和梦幻成为可能、变得可信。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回头看去，博尔赫斯却是猛走了一段弯路的：从一个讴歌革命的“表现派诗人”到钟情自然的“惠特曼传人”到崇尚创新的“极端主义分子”到偏爱游戏的“弗罗里达作家”……他一直在选择，一直在徘徊，直至最终义无返顾地遁入虚无主义并永远成为那个古老家族的一员，这使他长期与绝大多数拉丁美洲种种现实主义作家格格不入。 时移世易，博尔赫斯从一个时代、一个世界的不屑变成了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的不凡。这其中倒有被选择的因素。尽管这种选择归根结底仍取决于他的选择。作为民族虚无主义者，博尔赫斯张开双臂拥抱外国文化。这使得他在民族运动、社会主义思潮高涨的五六十年代，被认为是堕落的“外国”作家。而当世纪末意识形态淡化，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博尔赫斯又成了一个让许多人顶礼膜拜的偶像。 当然，博尔赫斯现象不仅仅是文学与整个意识形态以及“全球化”或“本土化”的关系问题那么简单。但是，由于博尔赫斯们和马尔克斯们出现，“全球化”与“本土化”这个现实中的两难问题在文学中得到了“迎刃而解”。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阿根廷小说家、诗人兼学者。年青时随家旅居欧洲，在日内瓦等地求学。1921年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事文学创作，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1935年，小说集《恶棍列传》问世，引起阿根廷文学界重视。1941年出版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他最具开拓意义的作品，此后《阿莱夫》、《布罗迪报告》诸集愈臻其妙，以丰富的叙事手法构筑了作者独有的迷宫式小说世界。博尔赫斯的创作成就还体现于篇目众多的谈艺妙文，那是20世纪经典作家的智慧之门。从早年的《埃瓦里斯托?卡列戈》到逝世后结集的《私人藏书：序言集》，他的随笔集几乎组成了一部艺术圣经。博尔赫斯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教授20年之久，还做过18年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晚年失明，仍以口述创作。1961年获国际出版家协会福门托奖，1962年获法国文化艺术骑士勋章，1979年获塞万提斯文学奖，1981年获墨西哥奥林?约利兹奖，1983年获西班牙智者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博尔赫斯未能获得最重要的文学奖项诺贝尔奖。耐人寻味的是，包括他在内的20世纪几位顶级大师——普鲁斯特、鲁迅、乔伊斯、卡夫卡等，均与诺奖无缘。做过国立图书馆馆长的博尔赫斯博淹群籍，精通多种语言，以致被视为一个图书馆，或者“作家们的作家”。 晚年的博尔赫斯虽然双眼失明，但藉着想象和智力，似乎更真实和充分地生活在书籍和文字构筑的世界中，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正如梦境和天使所展示的，飞翔是人类基本的渴望之一”。因此，有人将他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梦游者”。“博尔赫斯作品系列”译者全部经过博尔赫斯助手、遗孀玛丽亚?儿玉女士亲自过目认可；译者王永年先生，高级译审，来自新华社，中国最优秀的博尔赫斯翻译家，他几乎精通欧洲所有重要的语言；在正式着手翻译以前，他先期翻译了一本《博尔赫斯传》，以寻找更为精准的语感译文兼具信、达、雅，极好地传达出博尔赫斯“像数学一样简洁的文风”。 智利伟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说：“博尔赫斯是影响欧美文学的第一位拉丁美洲作家。”• 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莫洛亚说：“博尔赫斯是一位只写小文章的大作家。小文章而成大气候，在于其智慧的光芒、设想的丰富和文笔的简洁，文笔像数学一样简洁。”• 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约翰•勃拉绪伍德干脆将其视为美国文学的分水岭，他说：“一位研究美国文学的学者把美国文学分成两个时期：博尔赫斯之前和博尔赫斯之后，我觉得此说不无道理。”• 墨西哥著名诗人、塞万提斯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说：“博尔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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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期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回顾 九十年代的下半叶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持续发展的重要时期。与“七五”、“八五”相比，“九五”期间，我国高校在外国文学这一研究领域推出的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体现出了我国的研究人员正以我为主，不再跟在西方专家学者的后面，人云亦云，而是努力用一种独特的视角来审视外国文学作品、剖析国外的文学思潮和流派。在许多方面，我国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正逐步与国际学术界接轨。 (一) “九五”期间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1. 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九五”期间，外国文学史继续成为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除了适应教学的需要外，留学回国的教师逐渐增多，并带回了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是造成文学史继续成为研究热点的主要原因。除了一批比较传统的文学史如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新编》和刘海平、王守仁主编的《新编美国文学史》之外，“九五”期间还出版了一大批外国文学断代史、国别断代史、国别史和针对主要文学形式的发展的研究成果。如杨仁敬主编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史》、王佐良和何其莘撰写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李明滨主编的《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黄源深撰写的《澳大利亚文学史》、沈萼梅主编的《意大利当代文学史》、何其莘撰写的《英国戏剧史》、瞿世镜主编的《当代英国小说》、郭继德撰写的《加拿大英语戏剧史》、郑克鲁撰写的《现代法国小说史》、陈世雄主编的《欧美戏剧史》等。吴元迈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国别文学史丛书”，是按照国家和语种来分类、分别由各语种专家执笔的一套文学史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充分发挥其多语种的优势，推出了一套“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丛书”，这是一套以普通读者为对象，按国别划分的文学史话，每册篇幅并不很大，语言比较流畅，趣味性较强，有助于扩大外国文学在广大读者中的影响。 2. 研究类的专著逐渐增多。除了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外，我国高校研究人员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外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以及国外的重点作家。由于“九五”期间正值世纪之交，因此，二十世纪外国文学流派和二十世纪西方的重点作家就成为首选的研究课题。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专著包括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陆建德等主编的《现代主义之后：写实与实验》、李维屏的《英美意识流小说》、肖明翰的《福克纳研究》、张剑的《艾略特与英国浪漫主义传统》、蒋洪新的《走向＜四个四重奏＞ T. S. 艾略特的诗歌艺术研究》、郭天相主编的《俄罗斯诗学研究》、李德恩的《拉美文学流派嬗变与趋势》、吴福恒等主编的《美国作家论》等。这些研究成果有很强的针对性，有些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成果的作者都能在总结归纳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发现，真正实现了与西方学者在同一研究层次上的交流和对话。 3. 对国外文学发展的趋势日益敏感，介绍也更加及时。随着我国高校教师出国进修机会的增多，越来越多的教师有机会接触外国文学批评的第一手资料。受国外文坛活跃的学术气氛的影响，我们的教师认为有必要及时地把国外文学批评的最新动态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九五”期间，刊登在《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外国文学评论》等专业文学刊物上的大批评介、译介性的文章正是这些教师努力的结果。收集成册的评介国外文学批评的代表作有王逢振主编的《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和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评》。 4. 外国文学的研究已开始摆脱纯文学的束缚。“九五”期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有一批研究人员自觉地遵循文化的概念，努力摆脱旧时经院式纯文学研究思路的束缚，开始研究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这种将文学作品与孕育它的那个时代的人文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做法，使我们的研究人员开阔了思路，对作品的剖析也有了新的视角。王守仁的《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和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是这一尝试有代表性的成果。 5. 对外国文学翻译的研究已开始受到关注。外国文学的翻译从实质上来讲是一种比较研究，即对一种文化的语言揣摩和研究之后，用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进行表达、阐述的再创造。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九十年代以来，大批外国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当代作品被及时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不少经典作品被多位、甚至数十位译者反复“重译”。虽然，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在近十年来发展很快，但是译文的质量确实很令人担忧。这里既有翻译的实践问题，也存在理论方面的问题。翻译批评是为了解决文学翻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发展起来的新的学科分支，而南京大学的许钧则是这一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他的《翻译思考录》、《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与王克非合作）等专著和论文是我国学者首次对翻译批评系统论述的成果。 6. 高校外国文学教材初见规模。由于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的研究与教学的紧密关系，教材建设始终受到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关注。九十年代初，外国文学教材建设的重点是编写外国文学史和文学选读本。“九五”期间教材建设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沿用了多年的外国文学史教材面临修订的任务，以适应外国文学发展的趋势；近十年来推出的一批外国文学史专著由于资料新、观点新，更成为高校外国文学史课程的首选教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购买在中国的重印权后出版的原文版外国文学名著更为外语院系的外国文学课提供了原文教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组织力量编写了一套（共11种）原文的通用语种文学选集，现已推出西班牙、拉丁美洲、俄罗斯、韩国等四种，陆续要出版的还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阿拉伯等。由于篇幅大（每册近千页）、涵盖面广（选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此，非常适宜作为高校外语院系的文学课或阅读课教材。这套文学选集丛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在外国文学教材方面最大的空白。 (二) 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优势 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除分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上海等省市的社科院外，主要集中在高等学校――高校的外语院系、中文系和外国文学研究机构。我国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队伍具有以下优势： 1. 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数量之多是其他研究机构所不能比拟的，已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主力军。 2. 由于高校的教学必然涉及外国文学的各个领域，因此，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涵盖面非常广，成果的覆盖面也很广。 3. 高校的科研基本上是服务于教学的，所以，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选择的课题更倾向于解决有实践价值的问题。 4. 由于高校的研究队伍相对稳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部分重点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等已形成了年龄、学历结构合理的外国文学研究群体，其中的一批资深教授已成为全国外国文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中青年学者已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研究方向。 5. 借助于各级外国文学学术团体，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更直接也更频繁，开始出现了资源共享、合作搞课题的好势头。 (三) 高校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 虽然“九五”期间文学史类的成果很多，但是由于缺乏宏观调控的手段，课题重复很多，造成了较大的人力和财力的浪费。再加上大部分仍是个人项目，研究力量分散，缺乏如《中国通史》那样的巨著。个别文学史类的成果有“著书不立说”之嫌，即以西方出版的文学史为蓝本编译而成。 2. 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还存在着浮躁情绪。对热点课题、热点作家，趋之若鹜，而难点问题、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空白则无人问津，受到搁置和冷落。有些评论缺乏理论的深度，仅仅停留在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之上。 3. 对于国外外国文学研究最新动态的了解仍然滞后，许多介绍性文章仍为译文，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对国外的文学理论往往缺乏具体、认真的分析鉴别，而是生搬硬套，盲目引用。 4. 外语院系的教师和中文系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教师之间缺乏交流和合作，他们仍分属各自的学术团体，停留在各自的圈子里，部分中文系的教师外语水平较低，无法阅读外国文学的原文，只能依赖于外国文学作品和国外评论的中文译本，常常受到译文的误导而曲解作品的涵义。 二、“十五期间”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十五”期间，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趋势应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但是，作为新千年的第一个五年，面临着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1. 对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发展的回顾和总结将是“十五”期间的首要任务。进入新世纪之后，外国文学研究将更加关注二十世纪文学进程的特点、思潮和流派，而时间上的这一距离也使我们有可能对刚刚过去的这一个世纪进行比较客观的总结。 2. 加强对于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理论研究一直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十几年来，虽然国外的文学理论通过译作和评介文章已被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但是，至今仍缺少系统的研究，更不用说做到为我所需，为我所用。这种局面亟待扭转。 3. 加强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自主性。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这方面我们已有相当显著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如何将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推出一批具有独立创见和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将是我们今后的主要研究课题，其成果也是中国评论界、学术界对世界文坛做出的最大贡献。 4. 摆脱传统的经院式文学研究方法的束缚，提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遵循文化的概念，研究文学与人、文学与语言、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在研究方法上要兼顾传统的研究方式和人类学、结构、符号、价值等新方法和新视角。 5. 避免重复劳动，加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薄弱环节的研究工作。如对非主流国家文学的研究、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对戏剧、诗歌的研究、对文学翻译的研究等等，都亟待进一步加强。 三、“十五”期间研究的重点领域和内容 (一) 加强外国文学学科建设 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就是科研为教学服务，为学科建设服务。虽然，外国文学史和外国文学选读课已在大部分高校的外语院系和中文系开设多年，但是，许多高校的外国文学教学工作仍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因人设课的现象。因此，委托重点高校制定我国高校外语系和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和外国文学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就成了当务之急。同时，外国文学教师队伍的培养也应作为一项委托的任务。由于教师队伍的新老交替，以及近年来报考外国文学研究生的生源欠佳，不少高校出现了外国文学教学后继乏人的现象；在职教师也需要开拓视野，在理论上有所提高。教师进修可采用研讨班的形式，以便在进修学习的同时，加强高校教师间的学术交流。 有关学科建设的研究项目包括： (1)我国高校外国文学教材和课程设置的调查报告 (2)国外高校文学课和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调查报告 (3)我国高校外语系和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学大纲( *重点课题 ) (4)外国文学基础教材和配套的多媒体教学辅助材料 (5)外国文学中译本检索数据库 (6)外国文学研究分类检索数据库 (二) 重点研究二十世纪的外国文学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如果不是世界文学最辉煌的百年，也是世界文坛最活跃的时期。特别是因为我们都曾生活在其中，就对这一文学时期更倍感亲切。由于间隔的时间尚短，而对文学流派的理解往往需要历史的沉淀，才能做出全方位的评价。但是，对二十世纪有重要贡献的作家和有重大影响的思潮进行比较系统的总结，应是“十五”期间的重要任务。当然，强调对二十世纪文学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忽略文学传统的影响，因为这种渊源关系是不可能割断的。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的研究项目包括 (1)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 (2)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研究（*） (3)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文学 (4)二十世纪下半叶各国文学研究 (5)二十世纪小说艺术研究(*) (6)二十世纪戏剧艺术研究(*) (7)二十世纪诗歌艺术研究(*) (8)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重新评价 (9)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经验研究 (10)当代外国文学跟踪研究 (三) 加强文学理论研究，拓宽文学研究领域 与我国外国文学界对国外重点作家的研究，特别是文学史的研究相比，对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一直是我们的弱项。“十五”期间，应加大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投入，组织力量对二十世纪西方重要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进行专题研究，搞懂几个问题，使我国的研究人员在这方面真正实现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与交流。 “八五”、“九五”期间，我们在文学史的研究方面已作了不少投入，也出现了一批可喜的成果。“十五”期间应减少这方面的投入，不支持重复性的课题。但是，对于非主流国家的文学史、断代文学史、主要文学形式的发展史仍可选择立项。除非我们对文学史的理论研究有重大突破，不应在目前鼓励重写文学史，以免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拓宽外国文学的研究领域，首先要填补我国研究工作中的空白，加强薄弱环节。目前，我国在早期文学、非主流国家文学、戏剧艺术研究、诗歌艺术研究等方面仍比较薄弱。另外，我们还应鼓励研究人员将文学作品置于文化的框架中来研究，借助宗教、哲学、历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和研究文学，增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 需进一步加强的研究项目包括： (1)外国文学理论专题研究（*） (2)重要文论家专题研究 (3)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史(*) (4)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5)外国文学史评论 (6)外国文学思想史(*) (7)外国文学与中国学生的素质教育 (8)发展中国家文学专题研究 (9)古希腊、罗马文学 (10)欧洲中古文学 (11)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12)戏剧艺术专题研究 (13)诗歌艺术专题研究 (14)小说艺术专题研究 (15)叙事视角研究 (16)宗教与文学 (17)哲学与文学 (18)经典作家专题研究 (19)影视文学研究 (20)西方主要国家中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学研究 (四) 加强中外文学比较研究和翻译批评 外国文学引进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对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的和接受进行研究应该是“十五”期间的一项重点课题。“八五”、“九五”期间，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发展很快，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仍不尽如人意。许多成果流于肤浅和牵强，对于两种文化之间在文学上的互补、互证和互识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 有关比较研究和翻译批评的项目： (1)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 (2)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3)二十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 (4)文学翻译与文化交流 (5)文学翻译理论研究(*) (6)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7)当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8)中外戏剧比较 (9)中外小说比较 (10)中外文化比较
作为“文化英雄”的博尔赫斯 1961年，博尔赫斯同塞缪尔·贝克特共同获得了该年度的福门托奖（Prix Fermentor），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项。之后他的著作，如他自己所描述的，几乎“一夜之间风靡西方世界”。就在1961年，4月号的《世界文学》在“阿根廷作家谈小说问题”的简讯中即提到“以描写人物心理见称的波尔赫斯和玛莱亚”，并评论道，“他们作品中反映的现实是畸形的、混乱的，那是因为他们那时候的社会是畸形的、混乱的，因此还是真实的”；这也许就是中国对这个作家最早的介绍。文革后期出版的内部刊物《外国文学情况》在介绍拉美文学中偶尔提到博尔赫斯时，没有介绍过他的文学创作及成就，而是依照西文材料称之为“自由主义右派”。中国真正开始介绍、评论博尔赫斯的作品始于1979年。1979年《外国文艺》第1期（内部发行）、1981年《世界文学》第6期的“博尔赫斯作品小辑”，以及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开印27,000册）是80年代影响最大的三个选本，亦是很多稍后叱咤文坛的先锋小说家的“写作圣经”。1986年6月14日博尔赫斯在日内瓦逝世，对博尔赫斯的译介在当年的下半年掀起一波小高潮。 但博尔赫斯热真正大兴于本土，却是进入90年代以后的事情。非常有趣的是，较之80年代博尔赫斯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90年代其在中国本土境遇中的最大变化在于，博尔赫斯突然被指认为一个反极权的知识分子，从而被写入90年代的“文化英雄”谱。 博尔赫斯的作家姿态是极端精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他在《沙之书》中曾经写到： “我并非是为少数精选的读者而写作的，这种人对我毫无意义。我也并非是为了那个谄媚的柏拉图式的整体，它被称为‘群众’。我并不相信这两种抽象的东西，它们只被煽动家们所喜欢。我写作，是为了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我写作，是为了光阴的流逝使我安心。” 对博尔赫斯而言，文学与政治是截然分开的，文学是文学家的文学，政治是政治家的政治。他相信，文学就是文学——一种不把自己伪装成任何别的东西的虚构故事。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种技巧，一个言语的产品。博尔赫斯1944年出版的《杜撰集》，其中6篇新作被加上“技巧”的总标题，拉美文学研究权威莫内加尔教授认为这宣告了他的信仰。有时候，他甚至走得更远，在《诗与玄学》直接宣称，文学即游戏，尽管是一种严肃的游戏。而在拉美本土语境中，博尔赫斯的“纯文学”观的确构成对主流的现实主义以及追随苏联的左派批评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的挑战。但是在高度政治化的六七十年代，在承诺主义文学占主流的拉美文坛，博尔赫斯的这种作家姿态与立场受到尖锐指责。两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博尔赫斯的作品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影响非同一般，但后者从不承认。巴尔加斯·略萨也提到过，博尔赫斯曾经在他们那代文学青年之间引起无穷无尽的争论，尽管他年轻时就如痴如醉地阅读博尔赫斯，并屈服于后者的文学魅力，但他却“使出浑身解数”，“以萨特式的刻薄极力要证明：一个按照博尔赫斯那样写作、说话和行事的知识分子，某种程度上应该对世界上种种不公正、不公平和不公道的社会现象负部分责任；他的小说和诗歌只是一些‘响亮但空洞的大话’”。相当长时间之内，博尔赫斯在拉美文坛都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他的个人主义写作宣言使其在那个文学介入现实、参与变革的年代里颇为落寞。 博尔赫斯那段煽情的文学告白在80年代就被翻译成中文。在积极肃清“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时代里，可以想见，这一“纯文学”的宣言易获认同。而89年的政治事件所带来的伤痛，迫使知识界痛苦地进行自我检省与重新定位。于是，比起左拉、萨特式的知识分子，或许博尔赫斯“落寞的神色”、“徘徊的身影”更符合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90年代中国“学人”的自我想像。他的“我写作，是为了光阴的流逝使我安心”是90年代“个人化写作”最富诗意的旗帜之一。先锋作家鲁羊“在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这段文学独白的偏爱和热情”。孙甘露则在一篇随笔的结尾处“为某些日子某些场景某些人朗读”了博尔赫斯的这段独白。 与中国对博尔赫斯的去政治化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博尔赫斯虽然强调文学应该远离政治、远离社会承诺，但作为一个社会中人，他本人却从来没有不问现实政治。事实上他经常对政治问题畅所欲言。他年轻时在西班牙写了一本书——《红色的旋律》（或名《红色的圣诗》，博尔赫斯自己记不清了），其中有多首歌颂俄国革命的诗篇。二战期间，他公开支持英国。这不仅源于他对纳粹主义的厌恶，同时源于他的英国血统。1940年12月13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庭》杂志头版发表了博尔赫斯一篇富于攻击力的文章《亲德派的定义》。后来他还加入阿根廷保守党并在大选中支持后者。总之，他并非中国读者所想像的那样远离政治。其实他一生的政治立场非常鲜明，即他始终是坚定的反庇隆主义者。 关于博尔赫斯，人们一直以来还忽视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他非常推崇惠特曼。他说过惠特曼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诗人。在一篇谈论政治诗人的短文中他曾经写到：“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纳粹主义都没有找到它们的沃尔特·惠特曼”。毫无疑问，他承认惠特曼是政治诗人，但对博尔赫斯来说，惠特曼意味着一种政治与美学平衡的理想，一份再现现实复杂性的雄心。在博尔赫斯的写作中，他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接近这种理想。博尔赫斯对暴力的关注，他的幻想美学不能说与他对庇隆的十年统治的反感完全无关。庇隆时期，博尔赫斯在乌拉圭一次关于幻想文学的演讲中指出，幻想文学不是对现实的逃避，相反，他认为幻想文学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复杂地理解现实。这种文学是用隐喻来表达现实。莫内加尔曾经说，博尔赫斯对庇隆的描述其实是博尔赫斯自己的恶梦，但“博尔赫斯把他的恶梦强加给我，最后我感觉到空气凝滞了，墙壁狰狞可怖，不断重复的名字像幽灵一般。他的环境在平庸的现实里创造了一座迷宫，我也迷失在其中。”（莫内加尔：《生活在迷宫》）这正道出博尔赫斯式的叙事的力量所在。因此卡特·维洛克（Carter Wheelock）说，尽管博尔赫斯明确表示对文学为公众服务问题不感兴趣，但他仍然是一个承诺的作家（committed writer）。（卡特·维洛克：《博尔赫斯承诺的一面》，《现代小说评论》，印第安纳，1973年秋季号）博尔赫斯不仅在文学上是革命的，他同时以自己的方式即文学的方式联系着现实政治。没有博尔赫斯源自斯宾塞的怀疑主义而对历史、对知识、对信仰进行的解构，就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等60年代小说家对拉美的殖民主义、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化叙事的颠覆与重写。80年代中国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等拉美60年代小说家的接受经历了一种非政治化的过程，而在90年代对博尔赫斯的接受中，这种逻辑无疑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 与80年代不同的是，90年代语境中的“纯文学”与“纯学术”的倡导，无疑“是在巨大的创伤与失落之后的、一次由广场到书斋的后退动作”，但它不仅是一种在现实面前无可奈何的退守，同时也是“一份固守知识分子的操守的选择”。（戴锦华语）正如陈平原后来回首90年代最初几年的写作心态时所说，“我之所以剖析章太炎‘自立门户与径行独往’的学术风格，标榜‘学者的人间情怀’，谈论‘独上高楼’与‘超越规则’，何尝不是在苦苦挣扎？”因此，无论是博尔赫斯还是陈寅恪、顾准，他们之所以能成为90年代的“文化英雄”，在于他们对“纯文学”或“纯学术”的坚守其实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对抗姿态，正是哈维尔所说的“非政治的政治”。在陈寅恪和顾准的个案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建构为“纯学术”的他者，而在对博尔赫斯的“文化英雄”书写中，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治下的阿根廷成为“纯文学”的他者。由于博尔赫斯一生都坚定地反庇隆主义，因此他在“反极权主义”这一层面再次获得“文化英雄”的指认。 博尔赫斯同庇隆的渊源起始于1945年10月，当时庇隆刚刚在阿根廷升任为将军。正在乌拉圭演讲的博尔赫斯在当地报纸发表声明，认为庇隆将带给阿根廷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他强调“阿根廷知识分子反对它，同它进行斗争”，同时对国内的民主前景表示悲观。回国之后，博尔赫斯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流传的反庇隆宣言上签名。庇隆执政半年后，博尔赫斯被市政厅告知，政府决定将他调出米格尔·卡内图书馆——他当时是该图书馆的第三助理馆员，升任科尔多瓦国营市场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员。将一位重要作家提升为鸡兔稽查员毫无疑问是一种侮辱。博尔赫斯自己在《我的生活》中的解释是，因为他在二战中站在盟国一边，所以与法西斯主义有渊源关系的庇隆政府选中他。但博尔赫斯的红颜知己之一、阿根廷小说家埃斯特拉·坎托说，庇隆跟这件事毫无关系，任命博尔赫斯的是庇隆政府中得势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它更多地可能源于文人相轻。不管怎样，受此羞辱的博尔赫斯决计辞职，他还公开发表了辞职声明，声明中说： “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是独裁导致愚蠢。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的诸多职责之一。” 从此博尔赫斯便和庇隆不共戴天。在庇隆统治时期，博尔赫斯多次不惜用最尖刻的语言怒骂庇隆与埃娃·庇隆。在美国接受采访的时候，人们问他对庇隆的看法，他说“百万富翁们的事我不感兴趣”；人们又问他对埃娃·庇隆的看法，他说“婊子们的事我也不感兴趣”。 中国最早讲述博尔赫斯反庇隆事迹的是他的第一个中译者王央乐。他提到博尔赫斯在庇隆执政期间“因在反对庇隆的宣言上签名，被革去市立图书馆馆长职务，当了市场家禽检查员”一事。后来很多介绍博尔赫斯生平的文章都要突出叙述此事。比如吴启基在《魔幻文学鼻祖——博尔赫斯》中这样写到： “当时他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图书馆馆长，却基于自己的政治理想，参加签名请愿运动，并撰文尖刻嘲讽庇隆夫妇，终遭免职，降为市场稽查员，且常常接到匿名恫吓电话。庇隆之后，他官复原职，擢升为国家图书馆馆长，也被邀到美国讲学。” 而亲自拜访过博尔赫斯的胡积康在回忆文章中又有如下描写： “老作家看上去文质彬彬，一派学者风度，但是他性格刚直不阿，疾恶如仇，一身正气。1946年，庇隆执政不久，博尔赫斯因在反对庇隆的宣言上签名，被革去图书馆长职务，派为市场家禽稽查员。他拒绝任职，并发表公开信表示抗议，得到知识界的声援。一九八○年三月，阿根廷各界人士联合发表声明，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老作家带头签了名。……博尔赫斯可谓德高望重，且又被称为拉美的文曲星……” 以致到了90年代，博尔赫斯因反对庇隆而被去职已经是一件基本事实，大大小小谈论他的文章总要提到此事，以突出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专制统治下不畏强权的高贵品格。1999年博尔赫斯百年诞辰的时候，国内发表的一篇纪念文章标题就是《博尔赫斯怎样受迫害》。这种叙述非常类似于国内书写“反右派运动”和“文革”历史中的右派与知识分子命运的策略。在这个意义上，博尔赫斯被同陈寅恪、顾准并置，被书写为“文化英雄”也就不足为奇。 但是，关于博尔赫斯反极权主义的描述却遗漏了另外一些基本事实。首先，博尔赫斯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反庇隆主义者是同当时阿根廷国内复杂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的。当时，知识界被激烈的意识形态对立一分为二，不是反庇隆主义者就是庇隆主义者，没有中间立场。而阿根廷作家多数是反庇隆主义的，加上博尔赫斯被迫离开图书馆，他选择反庇隆主义的立场不足为奇。但博尔赫斯的反庇隆形象之所以如此突出，是因为他在某种意义上被“选定”来扮演这一角色。一个例证是，阿根廷作家为他的辞职举行时，作协主席、共产主义者奥尼达斯·巴尔莱塔高度赞扬了博尔赫斯，称颂他“勇敢地坚持自己的信念，拒不向独裁统治者低头”，他说“从博尔赫斯身上看到了一种真正的反抗精神”，“每一个阿根廷知识分子都应当表现出这种精神”。博尔赫斯的声明和巴尔莱塔的讲话一同被发表在左翼杂志《自由阿根廷》上。因此，“博尔赫斯陡然变成了阿根廷此后10年里反极权主义的象征。”正如莫内加尔所指出的，这也许对于博尔赫斯来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色”，但他却“坦诚地担当起这一角色”。1950年在庇隆主义高涨的时候，反庇隆的阿根廷作家协会推选博尔赫斯出任主席，因为他是最适合扮演这一角色的阿根廷作家。 其次，庇隆主义的形成及其影响事实上非常复杂，它的性质至今史学界难以断定。但在博尔赫斯眼里，庇隆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他将阿根廷工人对庇隆的拥护完全视作群氓的表现，而完全不考虑庇隆首次执政时提出的“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的三项原则和“第三立场”理论。（值得深究的是，中国的拉美历史研究界对庇隆主义其实一向正面书写较多，然而文学界却没有人注意到在史学视野中的庇隆和文学家笔下的庇隆可能大相径庭。）持左翼立场的莫内加尔曾经和仇恨庇隆的博尔赫斯争论，莫内加尔认为“庇隆并不是一个平庸的暴君，在工人和贫民看来，他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他引进了全新而必要的社会法规，他力图将阿根廷从强权下解放出来”。他试图对博尔赫斯说，“他的故事和梦魇里凶险的布易诺斯艾利斯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那只是博尔赫斯的幻觉。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博尔赫斯不会同任何人心平气和地对话。博尔赫斯的反庇隆其实更多是以一个文学家相当个人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因此他对任何颠覆了庇隆政权的军事政变都颇为激动，都视作“革命”。第一次将庇隆赶下台的洛纳尔迪将军（Eduardo Lonardi）代理总统没多久，博尔赫斯的朋友就替他谋得国立图书馆馆长之位。1955年10月，他亲自到总统府接受洛纳尔迪的任命。一个月之后，后者被阿兰布鲁（Pedro Eugenio Aramburu）——另一个将军取代。阿兰布鲁以“非庇隆主义化”为名实行了新的军事独裁，全面清洗庇隆主义，许多人被捕、被指控、被杀害。但是博尔赫斯却接受了阿兰布鲁政权颁发的全国文学奖。因为政府同样要在文化领域清算庇隆主义，而博尔赫斯是“新宣传的最佳载体”。（詹姆斯·伍德尔：《书镜中人》）1976年3月，当庇隆的第二任妻子伊莎贝尔·庇隆被推翻，博尔赫斯公开对军事政变者魏地拉将军表示支持，并和独裁者共进午餐。但是魏地拉上台之后，就对民主进步人士进行有系统的迫害和残杀，据国际人权组织估计，至少有3万人遇害和失踪，这就是阿根廷历史上黑暗的“肮脏战争”时期 庇隆政权的性质十分复杂，博尔赫斯只看到他富于煽动性，喜欢个人崇拜，却对庇隆扩大对工人阶级的福利、试图建立阿根廷民族工业等政策视而不见。庇隆之后的军政权以及智利皮诺切特政权的性质，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都十分清晰，都是毫无疑问的右翼法西斯统治，但博尔赫斯却公开表示对他们的支持。也就是说，博尔赫斯在反庇隆极权的同时却和另一些极权者合作。 因此在拉美，博尔赫斯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在1972年的一次访谈中，他为了表达对庇隆有可能重掌政权的激愤，脱口说出“阿根廷的先民用残剩的黑种奴隶充当炮灰是明智之举，清除国内印第安土著是历史性的成就，使人遗憾的只是留下了无知的种子让庇隆主义滋长”，这样的言论激起拉美知识界的愤慨和公开抗议。1976年底，博尔赫斯又亲自去智利，从武力推翻阿连德民选政府、杀害了成千上万的智利人的另一个大独裁者皮诺切特的手中接受了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大十字勋章。博尔赫斯连续十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没有一次真正当选，原因恐怕正在于此。在他接受皮诺切特的勋章之后，瑞典文学院院士阿瑟·伦德克维斯特（也是聂鲁达的好友）发表公开声明：这一大十字勋章让博尔赫斯永远失去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但是从1979年开始，中国就将博尔赫斯没有得奖的批评完全指向斯德哥尔摩的评奖委员会，指责委员会过度政治化，不以文学而以政治的标准决定获奖人，而从来没有检视博尔赫斯本人的问题。本土知名度最高的两位拉美文学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一位由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声名鹊起，一位由于被诺贝尔文学奖抛弃而备受推崇，可见当时文学话语的斑驳和矛盾。 前文曾提及，对博尔赫斯的“反极权”、对纯粹的知识、文学的孜孜以求等神话式的书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耦合了90年代以来本土知识界对自我的一种想像与建构。“在政治和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和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雅文化和俗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陈平原语）这一系列建立在官方/民间、政治/学术（文学）的绝对二元对立之上的姿态却已然蕴含某种价值判断。而在中国所谓“自由派”和“新左派”的冲突和论战之中，这一判断被“自由派”推向极端：反官方的、反体制的、坚持纯学术、纯文学的就是英雄。而不追问反的是何种官方，坚持的是什么学术。从“自由主义右派”到“反极权主义”的英雄，在中国对博尔赫斯的英雄化书写中一以贯之的恰是类似的逻辑。事实上，直到1986年博尔赫斯去世，他的文学成就才在拉丁美洲获得公开的、至高无上的评价。拉美文化界对他逝世的集体悼念表明，被西方奉若大师的博尔赫斯最终被拉美接受为自己文化的骄傲和象征，没有人再指责他那些曾经掀起轩然大波的言行。巴尔加斯·略萨在纪念博尔赫斯的一次讲演中说，“我们这些用西班牙语从事写作的人们欠博尔赫斯的债是巨大的”。包括巴尔加斯·略萨在内的拉美文学家对博尔赫斯的重新评价同拉美革命落潮、介入现实的承诺文学随之衰落、拉美知识分子重新定位自身密切相关。而本土恰在此时开始大规模翻译博尔赫斯，之前的历史于是被遗忘。因此对我们来说，博尔赫斯是无历史的，他似乎生而伟大。当博尔赫斯超凡入圣时，对庇隆式的——某种意义上联系着民粹主义、社会主义——另类政治实践的审判宣告完成，而另一类真正的军事独裁和法西斯主义者的罪行却被抹去不见。“书写文化英雄”的意识形态效果由是昭然，无论是博尔赫斯还是陈寅恪、顾准，他们被赋予的反极权意义都是指向社会主义历史的。所谓“文化英雄”的绝世独立，指的是同左翼政权的不合作立场。当然，由于庇隆政权的性质难于确认，因此赋予博尔赫斯“文化英雄”之名更多地是出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的某种一厢情愿地解读。于是中国对“文化英雄”的书写重点在于他们如何在历史暴力中诞生，但是“文化英雄”群像的浮现事实上参与的却是“告别革命”的话语建构而不是告别历史暴力自身。因为如“肮脏战争”一样的另外一些历史暴力在这一书写过程中并不可见。90年代的博尔赫斯式的“文化英雄”书写，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现象，一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新自由主义神学”的一种表征。而博尔赫斯反庇隆、反古巴、反社会主义但并不拒绝全球文化市场将他国际化，在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时代，这几乎是“完美立场”。 镜子与物体、迷宫与世界、梦幻与现实、书籍与宇宙等等，在博尔赫斯笔下乃是何等的确定而又不确定：它们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颠倒过来。于是，镜子不再是镜子，而是无限繁衍的“交媾”；迷宫也不再是迷宫，而是世界复杂的本质；梦幻也不再是梦幻，而是现实虚无的显证；书籍也不再是书籍，而是宇宙浩淼的载体——譬如《皇宫寓言》中的诗，譬如《红楼梦》里的梦。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诗创造了皇宫，还是皇宫创造了诗；也不知道是红楼孕育了梦，还是梦孕育了红楼。博尔赫斯甚至完全以《红楼梦》第一和第五、第六回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不仅说《红楼梦》是幻想小说，而且认为其“令人绝望”的现实主义描写的惟一目的便是使神话和梦幻成为可能、变得可信。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回头看去，博尔赫斯却是猛走了一段弯路的：从一个讴歌革命的“表现派诗人”到钟情自然的“惠特曼传人”到崇尚创新的“极端主义分子”到偏爱游戏的“弗罗里达作家”……他一直在选择，一直在徘徊，直至最终义无返顾地遁入虚无主义并永远成为那个古老家族的一员，这使他长期与绝大多数拉丁美洲种种现实主义作家格格不入。 时移世易，博尔赫斯从一个时代、一个世界的不屑变成了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的不凡。这其中倒有被选择的因素。尽管这种选择归根结底仍取决于他的选择。作为民族虚无主义者，博尔赫斯张开双臂拥抱外国文化。这使得他在民族运动、社会主义思潮高涨的五六十年代，被认为是堕落的“外国”作家。而当世纪末意识形态淡化，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博尔赫斯又成了一个让许多人顶礼膜拜的偶像。 当然，博尔赫斯现象不仅仅是文学与整个意识形态以及“全球化”或“本土化”的关系问题那么简单。但是，由于博尔赫斯们和马尔克斯们出现，“全球化”与“本土化”这个现实中的两难问题在文学中得到了“迎刃而解”。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阿根廷小说家、诗人兼学者。年青时随家旅居欧洲，在日内瓦等地求学。1921年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事文学创作，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1935年，小说集《恶棍列传》问世，引起阿根廷文学界重视。1941年出版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他最具开拓意义的作品，此后《阿莱夫》、《布罗迪报告》诸集愈臻其妙，以丰富的叙事手法构筑了作者独有的迷宫式小说世界。博尔赫斯的创作成就还体现于篇目众多的谈艺妙文，那是20世纪经典作家的智慧之门。从早年的《埃瓦里斯托?卡列戈》到逝世后结集的《私人藏书：序言集》，他的随笔集几乎组成了一部艺术圣经。博尔赫斯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教授20年之久，还做过18年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晚年失明，仍以口述创作。1961年获国际出版家协会福门托奖，1962年获法国文化艺术骑士勋章，1979年获塞万提斯文学奖，1981年获墨西哥奥林?约利兹奖，1983年获西班牙智者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博尔赫斯未能获得最重要的文学奖项诺贝尔奖。耐人寻味的是，包括他在内的20世纪几位顶级大师——普鲁斯特、鲁迅、乔伊斯、卡夫卡等，均与诺奖无缘。做过国立图书馆馆长的博尔赫斯博淹群籍，精通多种语言，以致被视为一个图书馆，或者“作家们的作家”。 晚年的博尔赫斯虽然双眼失明，但藉着想象和智力，似乎更真实和充分地生活在书籍和文字构筑的世界中，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正如梦境和天使所展示的，飞翔是人类基本的渴望之一”。因此，有人将他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梦游者”。“博尔赫斯作品系列”译者全部经过博尔赫斯助手、遗孀玛丽亚?儿玉女士亲自过目认可；译者王永年先生，高级译审，来自新华社，中国最优秀的博尔赫斯翻译家，他几乎精通欧洲所有重要的语言；在正式着手翻译以前，他先期翻译了一本《博尔赫斯传》，以寻找更为精准的语感译文兼具信、达、雅，极好地传达出博尔赫斯“像数学一样简洁的文风”。 智利伟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说：“博尔赫斯是影响欧美文学的第一位拉丁美洲作家。”• 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莫洛亚说：“博尔赫斯是一位只写小文章的大作家。小文章而成大气候，在于其智慧的光芒、设想的丰富和文笔的简洁，文笔像数学一样简洁。”• 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约翰•勃拉绪伍德干脆将其视为美国文学的分水岭，他说：“一位研究美国文学的学者把美国文学分成两个时期：博尔赫斯之前和博尔赫斯之后，我觉得此说不无道理。”• 墨西哥著名诗人、塞万提斯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说：“博尔赫斯
该系是安徽大学最早建立的系科之一（1958年），资深教授济济，师资力量雄厚，是安徽省颇有影响的系科之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俄语系遭受严重冲击， 间断性停止招生十余年之久。在国内外环境对俄语界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俄语系的前辈们仍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俄语事业。文化大革命期间（1978年）成立了《苏联问题研究所》（后易名为《俄罗斯研究所》）。对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等领域进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并创办了《俄罗斯研究》学术杂志。该杂志在全国同类杂志中位于前列。 随着改革开放，俄语系恢复招生（1993年）。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需求，俄语系开设了基础俄语、高级俄语、俄语视听说、俄语阅读、俄语写作、翻译理论与实践、俄罗斯文学、俄罗斯语言文化国情、俄语词汇学、俄语修辞学、俄语口语、俄罗斯文化史、经贸俄语、英语等课程。 俄语系共有教师9人，其中副教授5人，讲师4人，外籍教师1人， 博士2人，硕士2人。教师队伍不断充实和加强，教学经验日益丰富，科研水平日益提高。 俄语系每年招生，现有学生99人（每届招25人）。俄语系的专业四级、八级考试的年平均通过率分别为95%和90%。近几年的研究生平均录取率达到40%。俄语系还在全国俄语大赛和中国南方地区俄罗斯语言文化知识竞赛中多次获奖。 俄语系与俄罗斯奥廖尔大学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两校师生可互派到对方学校学习、进修或工作一年。俄语系每年有数名学生去俄罗斯奥廖尔大学插班学习。 安徽大学法语专业成立于1974年，是安徽省最早的法语专业。1978年恢复高考招生，2008年建立法语系，多年来为安徽省各高校、外经外贸企业、外事部门及涉外部门输送了大量的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为本省的对外开放、经济技术合作、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法语系共有教师9人，其中副教授3人，讲师1人，外籍教师1人， 博士1人，硕士5人。法语语言文学学科在一类和二类期刊上发表论文7篇，专著1部，出版译著4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这也是安徽省内唯一的法语语言文学国家社科项目。 法语系所开设的课程有基础法语、高级法语、法语视听说、法语阅读、法语写作、翻译实践、口译、法国文学、法语国家概况、经贸法语、法语词汇学、法语口语、听力、英语、计算机等课程。 法语语言文学学科特色之一是运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思想和方法研究法国当代女性文学，尤其是杜拉斯小说研究，在国内具有重要的地位；特色之二是探索教学和翻译的实践性研究方法，并翻译出版多部译著。法语系与法国贝藏松大学、伊维瑞大学、巴黎法语联盟、法国格勒诺布尔第三大学国际语言中心、法国孔泰大区，法国巴黎Evry大学等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并与法国驻沪总领馆合作成功举办“法国文化日”。对外交流有力地推动了法语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 法语系着重培养应用型人才，注重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和语言基本功的训练，同时也注重培养复合型的外语人才，法语专业的毕业生英语为第二外语，均能通过英语六级水平考试。法语系的专业四级、八级考试的成绩逐年提高，07级八级通过率为80%、08级四级通过率为100%。近几年的研究生平均录取率达到20%。2010年就业率为100%；2011年就业率为96.55%。在2011年全国法语歌曲大赛华东赛区中我系选手进入前四名。我校法语毕业生受到社会用人单位的广泛好评。 法语系正朝着国际化办学的方向发展，为培养高水平的法语专业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特色本学科方向自1990年安徽大学设立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点以来一直是该点的主导研究方向。在长期的科研和研究生的教学培养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长期坚持莎士比亚戏剧研究，并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如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重新解读和审视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结合宗教文化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对美国文学中的宗教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独树一帜开展英国维多利亚晚期殖民主义文学研究。 学术地位本学科方向已形成比较合理的学术梯队，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和丰富的科研经验，尤其在莎士比亚研究、美国文学中的宗教思想研究和英国维多利亚晚期殖民主义文学研究方面成绩比较突出。多年来本方向在《外国语》、《外语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莎士比亚研究论文章数十篇，其中有数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转载。在美国文学研究方面，本学科方向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比较系统地梳理了美国文学中的宗教思想，《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等核心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本方向对英国维多利亚晚期殖民主义文学，特别是对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路德亚德·吉卜林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已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外语研究》等核心刊物上发表多篇相关学术论文，同类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尚不多见。此外，本方向已出版《英语典故词典》、《美国小说》，《英美戏剧》、《英诗选读》等著作7部，并有《莎士比亚新论》等著作即将出版。本学科方向学术骨干主持完成过“美国文学中的宗教思想研究”等多项省部级项目，其中一项获安徽省社科成果奖。在研的项目有国家级项目1项（“鲁德亚德·吉卜林研究”，2005年立项）、省部级项目5项。本学科方向在安徽省的英美文学研究界处于核心地位，吉卜林研究在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 作用和意义本学科方向是安徽省英美文学研究界的龙头，对于提高安徽省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学生的人文素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本方向的研究重点都是英美文学研究领域中的重大问题，譬如莎士比亚研究是英国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领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文学中的宗教思想研究是国内外国文学界开始涉足的新领域，标志着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深入，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英美乃至整个西方的社会、历史、文化都有着重大作用。殖民主义文学研究更是后殖民文化思潮中的研究热点。对英国维多利亚晚期殖民主义文学的研究尤其能使我们全面了解西方的殖民主义思想和实质，对于今天全球化大潮冲击下我们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有着特殊的意义。 二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英语语言学研究方向特色之一是把英语语言学理论研究同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以及翻译史研究紧密集合；系统研究中国翻译史、汉籍外译史、中国各民族互译史，翻译理论以及翻译与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形成了自己系统的翻译史观、翻译理论多元观。特色之二是对国外语言学理论进行批判地吸收与应用，把语言理论与省情相结合，系统研究欠发达地区英语教学模式与实践模式。学科方向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梯队合理，拥有高级职称5人，博士5人。他们能了解和把握本方向的前沿理论和研究动态，知识面宽，科研力量强。多年来，在《外国语》、《中国翻译》、《现代外语》、《外语教学》、《外语与外语教学》、《中国比较文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研究》、《课程·教材·教法》、《当代语言学》、《四川外语学院学报》乃至英国“Teacher Trainer”等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该学科方向尤其是在翻译史和翻译与相关学科研究上与国内同类学科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处于领先水平。先后出版专著《英汉翻译原理》、《中国翻译简史》、《汉籍外译史》、《翻译多元论》、《外国文学在中国》、《英语与社会》等。在《中国翻译简史》的基础上，该方向已完成300多万字的《中国翻译史》巨著，共五卷，分古代部分（一卷）和现当代部分（五卷），湖北教育出版社已把该书列为重点学术书目并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中国翻译通史，资料详实，内容含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其中包括中国各民族文学互译，汉籍外译等，填补了中国翻译史研究领域的空白。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该方向的另一本专著《翻译多元论》在国内颇有影响。《英语与社会》把标准英语、地域英语及其他变体研究置于社会大环境下研究，为语言教学、翻译与跨文化交际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该研究成果被认为是优于全国同类成果。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位点是我省唯一的硕士学位授予单位。该学位点从2004年开始招生，两年共录取全日制硕士研究生18名（分别为8名和10名），2006年计划招生15名。可供学生自主选择的研究方向有：译介学、欧美文学比较研究、20世纪中外文学比较研究、西方文化与圣经文学。专业课程主要由博士、教授、副教授担任。该学位点的培养方向主要是为高等院校、研究单位和新闻媒体机构培养高级复合型人才。本专业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英语基本功，能够听懂英语授课的内容；具有较为广博的文史哲等方面的知识和较好的理论基础；具有较好的思辨能力；具有健康的体魄。在外语学院领导的关心和学校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该学位点日臻成熟，正在向健康方面发展。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设立德语大专班,2009年建立德语系，并开始德语语言文学本科招生。现有在院德语专业本科生101人。 德语系共有在编教师8人, 以中青年教师为主。在学历上，具有博士学位1人，硕士学位4人，其他学历3人；外语学院每年还从德国博世基金会以及德国著名高校中长期或短期聘用一些教授、副教授或讲师补充在编教师人数。2009年和2011年，外语学院两次邀请了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德国语言文学著名教授Winfried Woesler来我院为师生做系列学术报告，以及为本科生授课。每期持续40天左右。德国汉堡大学胡恩教授也来访我院进行学术交流。以南京大学为代表的国内名牌高校德语系与我院德语系保持密切的合作，有力地推动了我院德语语言学科的发展。 德语系所开设的课程有：基础德语、高级德语、德语听力、德语阅读、德语语法、德语写作、德语翻译实践、德语口译、德国文学、德语国家概况、德语语言学、德语词汇学、德语口语等课程。 德语系与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和德国汉堡大学建立了长期的友好交流和合作关系：德语系每年可选派两名年轻教师去奥斯纳布吕克大学相关的院系攻读博士学位；从2010级开始，德语系每年可选派两名优秀学生去对方相关院系学习一年；另外，学院还与德国一些著名高校建立了自费交流项目，按交流协议互派学生到对方进行学习和实习。 在Woesler教授的指导下，我院德语系本科生翻译了海涅的作品《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并在德国欧洲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其他项目合作计划正在顺利进行中。 德语系面向全国招生，生源优秀，教学质量高。2009级和2010级的专业四级通过率高达95.6%和96%，超过全国同类学校平均水平几十个百分点；推免硕士研究生深受国内名牌高校欢迎。德语系本科生在全国德语专业本科生德语辩论赛中多次获奖。 外语学院德语系正朝着国际化办学的方向发展，为省内外培养高水平的德语专业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西班牙语系成立于2009年。西班牙语专业是安徽省同类专业中开设最早的专业。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西班牙语语言基础和比较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并能在外事、经贸、文化、新闻出版、教育、科研、旅游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研究、管理工作的西班牙语专门人才。 西班牙语系共有教师7人, 其中特聘教授1人、讲师1人、助教5人；具有硕士学位4人，在读博士1人；本科学历2人；除此之外，外语学院每年从西班牙语国家聘请专家1-2人。西班牙语语言文学学科在各类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篇，主持国家人事部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目1项。 西班牙语系所开设的课程有西班牙语精读、西班牙语视听说、西班牙语泛读、西班牙语写作、翻译实践、口译、西班牙文学、拉美文学、西班牙国家概况、拉美国家概况、外贸西班牙语、西班牙语口语、听力、英语、计算机等课程。 西班牙语系积极参加与西语国家高校的交流，已与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圣托马斯大学等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 西班牙语系着重培养应用型人才，西班牙语专业的毕业生英语为第二外语，均能通过英语四六级水平考试。2011年，我校第一届西班牙语专业学生在全国西班牙语专业四级考试中获好成绩，通过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推免硕士研究生深受国内名牌高校欢迎。2012年，我校09级西班牙语系学生在阿根廷驻沪领事馆组织的西班牙语诗歌创作大赛中包揽一、二等奖。 西班牙语系正朝着国际化办学的方向发展，为培养高水平的西班牙语专业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 安徽大学日语系成立于2001年。目前，日语系共有专职教师9名。除此之外，日本高知大学每年外派我系日语教师1名。在日语系专职教师中，有副教授3人，讲师6人。在学历结构上，1人获得上海外国语学院日本文学博士学位，1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1名为日本名古屋大学在读博士，并同时受聘为日本名古屋大学国际言语文化研究科博士研究员，硕士4人。 日语系的人才培养定位是：精英培养，研究型人才培养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日语系每年招生25名左右，坚持小班教学理念，师生比10:1，小于教育部规定的14:1的比例，真正实现了精英培养模式所需的师资配置。日语系目前开设的主要专业课程有：基础日语、高级日语、日语听力、日语阅读、日语写作、日语演讲演习、日语翻译实践、日语口译，日本文化、日本影视文化，商务日语、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选读、日本国家概况等，并与日本高知大学开设了远程教学课堂。日语系在日本文化研究、日本文学研究、日语语言研究和二语习得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特色，在国内外各类期刊发表重要论文数十篇，参与撰写系列专著《中国翻译通史》，共五卷，并获安徽省社科二等奖，出版译著1部，各类日语教材5部。主持安徽省教育厅项目2个。在国际交流方面，目前日语系与日本高知大学和瑞典哥德堡大学有2个国际合作项目。日语系每年有10位交换留学生赴日本学习，1名教师作为交换教师赴日本教学。双方还组织学生互访，进行暑期日本和中国社会见习活动。此外，校内还开展大型日本文化节活动。各类国际交流活动的开展，丰富了学生的学习生活，拓宽了学生的国际视野。
其实我觉得关系不是很大，毕竟他受欧洲文化影响比较的大，何况阿根廷没有土著人，也许这个国家的拉美气息没有其他拉美国家浓厚吧，但是博尔赫斯仍旧是拉美文学的代表，但是只是领导了一个时期的文化（就是那个文化爆炸时期）。具体拉美给了他的影响只限于故乡情结吧，他的作品中用拉美的人名和地名，但是他对拉美之外的国家提到的更多。魔幻现实主义本来就不分国界，想体现拉美文化是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