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植物发表第一个论文

前不久，上海市委原副书记罗世谦因病在上海逝世，当我们还处在为罗世谦同志的离开哀伤时，又有一名曾为我国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逝世了。，据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官方发出的消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植物生态学家、无党派人士优秀代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张新时因病医治无效，于当地时间2020年9月24日14点10分在美国西雅图逝世，享年86岁。

张新时简介

张新时，1934年6月出生于河南开封，原籍山东省高唐县。1955年，毕业于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森林系，获得学士学位。中国著名植物生态学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无党派人士的优秀代表，第八届、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新时长期以来主要从事中国高山、高原、荒漠与草原植被地理研究，还致力于信息生态学、全球生态学研究与发展。他是中国数量植被生态学和国际信息生态学研究的创始人。

张新时院士的科研成就与贡献。

1978年，张新时发表了《西藏植被的高原地带性》论文，提出了“高原植被地带性分布”的重要观点；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植被数量开放实验室，开发了计算机应用程序用于生物和环境数据的多元分析和模拟，在生态信息系统、退化草原生态系统恢复、荒漠化治理和全球环境变化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使中国生态学研究领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并使中国在这一研究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在他的领导和组织下，构建了覆盖中国关键生态区的两条陆地生态样带，这两条样带已成为国际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样带，获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推动了国际全球变化与陆地生态系统（GCTE）和陆地样带（NECT）研究。

张新时院士为我国的科研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逝世是生态学界的重大损失，沉痛悼念，深切缅怀张新时院士！

植物生态学家张新时生前一直从事植被生态学研究工作，是第一个揭示我国荒漠区植被地带性分布规律的学家，提出了青藏高原植被在高原地与高原对中国植被地带分布作用的论点，同时还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植被数量生态学实验室，他的一生一直在为中国生态建设和资源可持续性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享年86岁的张新时院士是国际著名的生态学家，长期以来主要从事我国高山、高原、荒漠与草原植被地理研究。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专著34部，主持了中国高山植被垂直带系统、中国西部沙漠－绿洲生态系统、内蒙古半干旱地区荒漠化控制和中国 SCOPE－ENUWAR 项目专题等数十项国家重大科研课题和国际合作项目。

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曾士迈1926年4月生于北京。1948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植物病理系。历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教授、植物保护系主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四届副理事长，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第三届常务理事。六十年代初在国内进行植物病害流行的数理分析。七十年代倡导采用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理论、方法进行植物病害流行学研究。是中国植物病害流行学和植保系统工程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开拓免疫学与流行学交叉的研究领域中也起了重大作用。在研究植物水平抗病性，小麦条锈病定量流行学和大区流行规律及其计算机模拟等方面有突出贡献。合作主编《植物免疫学》、《农业植物病理学》，与杨演合著《植物病害流行学》。周宗璜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他在高等真菌分类和个体发育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是中国高等真菌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粘菌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并率先对人参病害进行了研究，填补了我国空白。邓叔群福建福州市人。真菌、植物病理学家。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专门从事林业植物病理和粘菌、真菌的分类研究，以及中国粮棉作物--水稻、小麦、棉花病害的研究。建国以后，在他的倡导下实现了人工栽培食用、药用真菌，还成功地运用生物防治的科研成果，大面积防治森林虫害，为中国真菌学开拓了道路。他所发现的4个新属120个新品种为国际所公认，列入英国真菌研究所编的《真菌字典》中。曾发表论文70多篇，专著有《中国的真菌》等。裘维蕃曾任金陵大学农学院、福建农学院、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讲师。194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清华大学副教授。建国后，历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农学会第三届理事和第四、五届常务理事，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第二届副理事长、第三届理事长，国际植物病理学会第四届理事，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在植物病理学方面有杰出贡献。谢联辉植物病理学家。福建龙岩人。1958年毕业于福建农学院。福建农业大学教授。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水稻病毒的种类、分布、为害、传播测报与治理，其成果被誉为是“对世界病毒作出了新贡献”；发现一种新的水稻病毒——水稻簇矮病毒，受到国际稻病学界的高度重视；报导的水稻齿矮病毒和东格鲁病毒均系中国新记录；三种病害的及时发现，有力地控制其蔓延，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比较全面地研究了中国水仙、甘蔗、福建烟草、蕃茄和香蕉等植物的病毒种类、分布、发生和治理措施，报导了9个中国新记录和5个中国大陆新记录。林亮东别号立农，香山县（今中山市）南朗镇大车人。1935年被选派到美国奥列贡大学研究院学习植物病理及真菌学，1937年获硕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获美国生物学会授予荣誉会员及美国植物病理学会金质奖章一枚。回国后，一直从事植物病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历任中山大学教授、华南农学院教授、广东农林处处长、华南农学院植保系系主任、华南农学院湛江分院副院长、广东植物病理学会理事。戴芳澜字观亭，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戴芳澜在真菌分类学、形态学、遗传学和植物病理学等方面发表论文和著作50多篇，为中国近代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是中国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的奠基人。1930年，他发表的“三角枫上白粉菌之一新种”的论文，是中国真菌学家首次报道的真菌新种，是真菌学在中国创立的标志。他与B.O.道奇(Dodge)合作对脉胞霉 (Neurospora) 的分类和细胞遗传学研究成果是真菌学的经典文献。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植物病原目录》《中国真菌总汇》和《真菌的形态与分类》等。黄齐望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在油菜病害、稻瘟病、烟草立枯病和疫病都有较深的研究。他编著的《江西省病虫害志》一书，对促进江西省农业生产起过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齐望历任南昌大学、江西农学院、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江西农业大学教授，并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西省政协常委、民盟江西省常委，还担任过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以及江西省植保学会副理事长、顾问等职。吴友三吴友三，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他在小麦抗锈育种上培育出十多个品种，对我国东北麦区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小麦秆锈菌生理小种分离、鉴定，小麦耐锈性特点和机制的理论研究上做出了重要成果。林孔湘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一生潜心研究柑桔黄龙病，首先证明黄龙病病原为病毒；首创柑桔繁殖材料热处理消毒方法；推行“无病虫栽培”技术，为振兴我国柑桔事业作出了卓著贡献

发表的第一个植物论文

施莱登(Matthias Jacob Schleiden，1804—1881)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植物学家，细胞学说的奠基人之一。施莱登于1804年4月5日出生于德国汉堡的一个医生家庭。中学毕业后，于1824—1827年在海德堡大学攻读法律学并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回到家乡汉堡从事法庭律师工作。他傲慢、暴躁、反复无常，工作使他感到厌倦、不顺心，精神长期处于忧郁状态，因而在1831年企图自杀，但没能成功。他决定放弃这个令他苦恼的律师职业。1833年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医学，而后又对植物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又进入柏林大学学习植物学，开始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那时，施莱登的叔父，一位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赫克尔(J.Horkel)和“布朗运动”的发现者罗伯特·布朗(R.Brown)正好都在柏林逗留，他们两人都很关心施莱登，希望他在植物胚胎学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这对施莱登一生的科学活动起了决定性影响。1837年，施莱登完成了他的第一篇论文《论显花植物胚株的发育史》。他认为，只有对植物发育史进行研究才能获得对植物正确的认识，也只有这样才能揭示植物内在的规律性。施莱登猛烈抨击了林耐的信徒们的那些陈腐的系统植物学，反对他们只是单纯地从事植物的采集、分类、鉴定、命名，而忽视对植物结构、功能、受精、发育和生活史的考察与研究。他把植物学重新定义为是一种综合性的科学，其中应包括植物化学和植物生理学。1838年，在布朗的影响下，施莱登从事植物细胞的形成和作用的研究，这是他对细胞学说进行的初步探索。同年，他发表了他的代表作《植物发生论》，在这个基础上，施莱登提出了植物细胞学说。在《植物发生论》一文中，他引用了布朗关于细胞核是细胞的组成部分的观点。施莱登通过对早期花粉细胞、胚株和柱头组织的观察，发现这些胚胎细胞中都有细胞核。他进一步研究了细胞核在细胞发育中的作用，认识到细胞核对细胞的形成和发育起着重要作用。施莱登把注意力集中在细胞核的功能和作用上来，使他走上了正确的研究轨道。不久，他认为细胞核是植物细胞中普遍存在的基本结构。在此基础上，他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了植物细胞学说。施莱登的植物细胞学说认为：无论多么复杂的植物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细胞是植物体的基本单位。最简单的植物是由一个细胞构成的，多数复杂的植物是由细胞和细胞的变态构成的。施莱登认为，在复杂的植物体内，细胞的生命现象有两重性：一是独立性，即细胞具有独立维持自身生长和发育的重要特性；二是附属性，即细胞属于植物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次要的特性。细胞生命现象的这种两重属性是自然界“成形力量”的表现。1838年10月，在一次聚会上，施莱登把未公开发表的《植物发生论》中有关植物细胞结构的情况和细胞核在细胞发育中的重要作用的基本知识告诉了施旺，施旺很感兴趣并大受启发，为其最终创立细胞学说奠定了基础。这样，实际上施莱登已经把他的细胞学说的范围从植物界扩大到了动物界。1840年，施莱登被任命为耶拿大学植物学副教授。1842年，他出版了植物学教科书《植物学概论》，从1845年第二版开始又加上了一个副标题《作为归纳科学的植物学》。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一些新的生物学方法论。他主张植物学研究必须利用显微镜进行仔细观察并进行生理学实验，观察和实验是生物科学研究的工作基础，多利用归纳的方法和因果分析的方法，这样才能有效地揭示科学内在的规律性。施莱登的这本教科书在整体结构上基本上是全新的，他从植物中物质元素的研究写起，接着用很大篇幅介绍植物细胞学说，然后论述形态学和组织学。不少评论者认为，施莱登的这本教科书充满生气和富于新思想，是植物学进展的一个转折点。这本教材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并吸引着年轻人投身于植物学研究。这是施莱登在植物学研究上的一个重要贡献。1848年，施莱登写出了《植物及其生活》。这是一本科普性读物，内容简单、有趣，使更多的人获得了植物学知识。这本小册子广泛流传，是人们最喜欢的科普性读物之一，他也因此成为那个时代最成功的科普工作者之一。但耶拿大学负责人认为，撰写科普著作不应该是施莱登这样的学者所为，他应专心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施莱登坚持自己的作法，因而与校方发生了分歧和争论，并于1862年愤然辞职。从此，他开始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施莱登是一位才思敏捷、能力过人、具有独创精神的科学家，他用新颖的学说和革新的技术推动着植物科学的复兴和改革。但他性格乖戾、孤僻、傲慢，在思想方法上主观武断，不愿意用批评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观点，这种性格使他有时陷入错误并顽固地坚持这些错误的境地。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导致施莱登一直处于与当时许多著名科学家和思想家的辩论和争吵之中。施莱登做事不计后果，行为古怪。1877年，也就是在他企图自杀和脱离法律工作后45年，他还访问了海德堡大学，庆祝他获得法学博士50周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人才历史上，像施莱登这样一个精神和感情上的“跛子”，居然能够成为一名杰出的科学家，这实在是不可思议。从各个方面来看，施莱登都是最稀奇古怪的科学名人之一。

植物病理是国内最早设立的博士点和国家级重点学科。一直是国内植物病理学专业人才培养、农作物重大和重点病害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是科学研究的疾病中的植物引起的病原体(传染性生物体)和环境条件(生理因素)。

中国植物学家发表的第一个植物新属是秤锤树属。

秤锤树，也叫秤砣树，为安息香科秤锤树属落叶小乔木。秤锤树的果实外形就像一个倒挂着的秤锤，因此得名。

秤锤树是由我国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于1928年发表的中国特有植物树种，之前，大多数植物都是由国外的植物学家发现并命名的，所以秤锤书对中国植物学研究来讲，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秤锤树是国家II级重点保护植物，被IUCN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EN）。

秤锤树为中国特产树种，秋后叶落，宿存下垂果实，宛如秤锤满树，为优良的观花观果树木。分布于江苏南京及附近地区，生于海拔300～800m处的林缘、疏林中或丘陵山地，已濒于灭绝，国家二级保护濒危种。

植物学家发表的第一个论文

陈封怀，1900年5月16日生于江苏南京市，祖籍江西省修水县竹塅里。曾祖父陈宝箴，曾国藩称之为“海内奇士”，曾任湖南巡抚，提倡振兴，与谭嗣同、梁启超等创设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武备学堂等，戊戌政变后，因举荐杨锐、刘光弟为军机章京而遭革职；祖父陈三立，进士，授吏部主事，戊戌政变与父同时被革职，后潜心于诗文，是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近代江西诗派的领袖；父亲陈衡恪，乳名师曾，又号槐堂，曾东渡日本留学，归国后致力美术教育与研究，工诗文书画，任教南通师范、湖南第一师范等，后任北京美术学校国画教授，所绘《北京风俗图》轰动一时，题咏者甚众，是民初国画大师，著有《中国绘画史》等。陈封怀出生后一个月，母亲便去世，幼年，大部分时间跟随祖父母；父亲自日本学成归国，任教南通及上海，他便随父赴南通、上海，故自小便受到父、祖父母良好的文化熏陶。陈封怀在南通和上海念完小学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金陵中学，继而升入教会开办的金陵大学，就读于农科，师从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神州大地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陈封怀为爱国热情所驱使，愤然离开金陵大学，转入国人创办的东南大学。这两所学校学分不衔接，他宁可牺牲一些学分，延迟一年毕业也在所不惜。由于在大学里受到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在植物学上的引导，陈封怀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7年，他在东南大学农学院毕业后，先后在吴淞中国公学、沈阳文华中学执教一年，又在清华大学任助教两年，便加入了设在北平以研究动植物分类为主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接连5年在河北以及东北三省进行植物调查和标本采集，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知识，发表了有关镜泊湖植物生态和河北菊科植物的论文。1934年参加公费出国留学考试，以优异成绩被录取，进入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研究、学习，在当时世界著名的植物学家（W.Wright史密斯（Smith）指导下，研究报春花科、菊科以及植物园的建设和管理；留学期间，他还到英国的邱园以及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各大标本馆作短期研究工作。自1936年学成归国，50多年来，他一直奋斗在祖国科研和教育战线，曾历任庐山植物园主任、中正大学园艺系教授、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南京中山植物园副主任、武汉植物园主任、华南植物园主任、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还兼任广东省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园林学会顾问，为中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植物园的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93年4月13日19时20分陈封怀因病逝世。但是，他留给我们的中国植物园事业，他和他的学生完成的报春花科、菊科的研究成果，犹如苍松翠柏，永远葱郁；他为植物科学事业奋斗终生的高尚品德，也将永远激励后人！

植物学家第一个发表的论文

1900年春天，荷兰植物学家德菲利斯、德国植物学家考伦斯和奥地利植物学家柴尔马克三人，几乎同时在不同地方通过植物杂交进行遗传实验研究；为了解释自己的试验结果，他们查阅了很多文献；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三人不约而同的发现了孟德尔于1866年发表的论文《植物杂交的试验》，这才使这篇被埋没了35年之久的论文重见天日，并引起了生物科学界的极大重视，为什么呢?因为孟德尔早在这三位植物学家之前几十年就已经进行了认真周密的实验，并通过实验对生物遗传和变异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分析，揭示出了生物的遗传规律。从此，孟德尔被公认为遗传学的奠基人，并以他卓越的科学成就而誉满全球。而此时，他早已离开人间16年了。

中国第一个博士论文发表

中国古代的时候，就有“学士”、“硕士”、“博士”等称谓，不过它们在过去只是一种身份和官职的象征。国家正式将上述三种称谓作为“学术称号”授予院校毕业生，还是近代以后的事情。

1915年，民国政府曾经颁布了《特别教育纲要》，在这份纲要里面规定：学校可授予学员学士、硕士或博士的称号。

二十年后，南京国民政府也颁布了相应的学位管理办法。但是在那个时候，从未授予任何一人“博士学位”。中国第一位博士，还要等到1982年才会出现，那时这位博士已经43岁了。

这位博士曾经是一名北京大学物理专业的研究生，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后，他第二次参加考研，选择了从前最喜欢的物理专业。

因为专业基础打得牢实，所以他很快就通过考试，进入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进行“硕博连读”。按照正常的学制计划，他本应在1984年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证书。

不过，最后他被破格允许提前毕业，他就是我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马中骐。那么，马中骐到底是怎样当上中国第一位博士的，他又为什么考了两次研究生呢？

1940年，马中骐出生于中国上海。上世纪五十年代，年仅16岁的他就考进了兰州大学。后来他一边读书一边参加劳动，毕业以后成了学校里面的助教。

马中骐在 24岁时考进了北大物理系，师从物理学家胡宁。不料书还没读完，物理教研室就解散了，于是他只能重返兰州大学任教。

马中骐白天跟着学生们一起下农村，晚上才有机会读书。出于对物理学的热爱，即便条件艰苦、前途渺茫，马骐依旧没有放弃对理论物理学知识的研究。

平时，马中骐会趁晚上钻进学校的图书馆去查阅资料，有时也会委托身在北京的朋友，帮忙找来国外新出的学术论文，用一台旧上的打印机，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出来。

有一次，马中骐为了打印一篇论文，整整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一切皆是出于本身对物理这门科学的热爱，马中骐就这样坚持了十几年。

时间来到1978年，当马中骐听说国家要恢复高考时，心中又重新燃起了求学的希望。然而他当时已经 38岁，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年龄。

就在马中骐以为机会将与自己再一次失之交臂时，临到开考前的50天，事情出现了转机。有一天，他忽然看见当地报纸上刊载的一条消息，说是国家把参考人员的年龄放宽到了40岁。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马中骐才成功报名，第二次参加了考研。不过，这个时候留给马中骐准备的时间也并不多了。

不过这些年来，马中骐一直把理论物理书当成精神食粮，没日没夜地阅读，所以这场考试对他来说完全是驾轻就熟。考试之后，他就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录取了。

话说这个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来历，是很不一般的。它原来是周总理为了推动我国物理科学的发展，指导相关部门在“原子研究所一部”的基础上建立的。

创办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理论与实践同样出色的物理学人才。后来我们中国的第一位博士马中骐，和第一位博士后陈和生，都在这个所里诞生。

话说马中骐曾经当过一年北大研究生，但是学业没有完成，就回到了兰州。所以这一次他是以本科生的身份，考进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时，因此他还得先行攻读物理学的硕士课程。

读了三年之后，也就是在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才正式颁布，高能物理研究所就是全国第一批有了颁发博士学位证的资格的单位。

那么，第一批博士学位证将在什么时候颁发呢？按照学校最初的安排，要等到1984年，第一批学员们才能毕业；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第一个博士，还要再等三年才会出现。

不过这个时候有领导指出：高能物理研究所里的学员们，有一批基础牢靠，专业知识扎实的人，他们学习进步很快，现在的专业水平与外语，都已经达到了博士学位的要求。

因此应当允许他们去参加论文答辩，如果通过了，就授予博士学位。因为这个原因，马中骐在当年，就参加了博士论文答辩。

在场的七位导师，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全体通过了马中骐的论文。于是这样，他成了“中国第一位博士”。

其实，马中骐当年并不是高能物理研究所里面，唯一一个参加博士论文答辩的学员，而且他也不是唯一一个拿到博士学位证的人。

但是马中骐的确是第一个通过论文答辩，得到导师们一致认可的人。所以，他的博士学位证编号是“001”。

之前有网友提出疑问：博士学位证是由不同的学校分别颁发的，所以每一个学校都应该有一个“001”，为什么说马中骐是“中国第一个博士”呢？

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因为中国的大学，取得颁发博士学位证的资格，是从1981年起。

当时第一批得到这个资格的单位，是周总理指导创办的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别的学校拿到资格的时间，或者是学员毕业的时间，始终比高能物理研究所要晚一些。

2018年，马中骐把他的001号博士学位证，捐赠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这件事也从侧面证明了，马中骐的确就是中国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证书的人。

马中骐毕业之时，博士学位证书是由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亲手颁发的。后来，马中骐也一直留在所里担任研究员。

一九九零年，马中骐获得了“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前几年，马中骐与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合作，在“冷原子”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就。

以往我们曾经提到过那位，七十年代的高考“状元”。最初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从城市去到农村参加劳动，但是他们没有像旁人一样，放弃自己从前在学校学到的书本知识。

在别人放弃回城的梦想，在当地结婚生子的时候，得过且过的时候，这些后来的“高考状元”们，几乎都在想尽一切办法，不断重温过去学到手的知识。

直到1978年，国家宣布恢复高考，改变他们命运的契机就到来了。但是在那之前，没有人知道，机会将在什么时候降临；但是机会，永远都只会垂青——有准备的人。

两个。李星云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他一生共娶了两位妻子。第一任妻子是他的同窗好友黄婉仪，两人结婚后育有三个孩子。后来，黄婉仪因病去世，李星云独自抚养三个孩子长大。第二任妻子是他的学生戴瑞珍，两人结婚后一直相伴到李星云去世。李星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理论物理，他在量子力学、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相对论物理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1943年，他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关于氢分子的结合能及其它一些问题的研究，成为中国第一篇理论物理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