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论文发表美食
#博物馆故事# 我198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了轻工业部西安设计院，工作至今。设计院老地址位于西安市的东四道巷，几十年 社会 变迁，院址两迁，但始终在附近，现在西安东门城内建国一巷的陕西商联大厦办公。（老院址现有七天连锁酒店租用，相距不过300多米）。 西安事变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世界 历史 走向的转折点。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超乎常人想象的巨大勇气和宽广胸襟，完满解决了事变，由此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局面， 历史 功绩千秋永存。 1986年，在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之际，位于西安市建国路的西安事变主要场所—原张学良公馆建成《西安事变纪念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旅游 景点。 几十年来，近在咫尺，多少次路过，几次进入参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印象深刻。西安事变纪念馆广义上讲由多处场所组成，有张学良公馆、杨虎城别墅、黄楼（当时的省府办公地点）、高桂滋公馆（张公馆隔壁，现陕西省作家协会所在）、西京招待所（当时住蒋介石随员）、临潼五间厅和兵谏亭（抓捕蒋介石和张学良兵谏处）。一般爱国主义教育参观建国路的张公馆即可。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西安事变纪念馆》是不可多得的了解中国近代史的重要 旅游 场所，近些年来，游客络绎不绝，参观完后，都感受深切！ 纪念馆采取免费要票的方式参观，游客只需带身份证验证后领票入内参观。今年疫情，需事先网上先预约+现场扫行程码，绿码戴口罩进入游览。 纪念馆与西安市第26中学（前身是东北军入陕后，为子女上学所建）隔建国路东西相对。整个馆区南北宽约40几米，东西长约200米，整修后的大门（当时的 汽车 进出门，原大门位于院落北侧小巷里，现封住摆放有张学良当年使用的别克车）开在院落西侧面对建国路。 院落建筑布局是：东南侧沿南墙设1—2米隔离距离，坐南朝北三座三层小楼，为居住办公用房，南侧西南角平房为当时后勤用房，北侧依墙从东到西共三十间（中间大门洞）为卫队及幕僚和门卫用房（现展览室），院落中央为绿化带，现种植有桂花等院落乔木，应时节时，桂花飘香满院。参观建国路西安事变纪念馆，从外地过来很便捷。机场、高铁站地铁四号线《大差市》站下，往东步行四百米即达，西安站普客到达，有多路公交及地铁四号线可乘，《大差市》站下即可。 游玩时间建议2小时，可与参观城墙（东门可上下）、小东门《永兴坊 美食 街》（陕西各地名小吃荟萃，有著名的摔碗酒）合并安排一天时间为宜。 建国路有众多好评 美食 ，有汉中黄辣丁、河南北舞渡胡辣汤+水煎包、聚福鱼庄、东北小二煎饼、爱菊biangbiang面、网红马老四肉丁胡辣汤+葱花饼、汉中热米皮、光Sa腊牛肉夹馍+陕西胡辣汤等。在游览前后可一解吃货之需。纪念馆北侧隔小巷就是今陕西省作家协会的院子（原高桂滋公馆），贾平凹、陈忠实、路遥等耳熟能详的大作家都曾在此办公、创作。高桂滋，1891—1959，陕西定边人，国民党陆军中将。毛泽东称赞其“抗日之役，光荣 历史 国人同佩”。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陕西省第一届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高桂滋后人之一还是我太太的亲戚，太太的三姨父是高的儿子之一。 曹振勇2021年9月25日于西安编纂
【创立易俗社】1912年8月13日，陕西省修史局总纂李桐轩与修纂孙仁玉等创立易俗伶学社（后称易俗社），招生排演新编秦腔剧目，进行戏剧改革，倡导社会新风尚。鲁迅于1924年暑期在西北大学讲学期间，曾5次观看易俗社的演出，并亲笔题赠“古调独弹”匾额。讲学结束后，将自己的部分讲学酬金捐赠易俗社，支持其秦腔改革。1949年后，易俗社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至今仍是西北地区最有影响的戏曲团体。 【西安事变】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但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首的部分军队，与红军实现了停战。12月上旬，蒋介石到西安督战，迫张、杨进攻红军。12日凌晨，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实行“兵谏”。随即，张、杨发表了对时局的通电，提出了八项抗日救国主张。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来西安调停，争取蒋抗日。经过谈判，蒋介石被迫答应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而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却仍在顽固的执行他的先内后外的反动路线。。。。。。
张学良，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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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而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却仍在顽固的执行他的先内后外的反动路线。。。。。。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由内战转向和平的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历史意义来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对蒋介石国民党，尤其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有利，促成了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族举国一致抗日的发动和最后胜利，也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铺垫了道路。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现实启示，李教授指出三点，一要弘扬和提倡科学理性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任何人、团体、政党、阶级的利益相比，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是爱国主义的核心和本质特征。但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全人类的利益具有更高的价值，我们应有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识，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树立大国风范，实现激情和理智的共振。第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都是一个好的机遇，但中国共产党抓住了机遇，国民党没有抓好。可见，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主观意志和能力，要把握好客观形势和机遇。最后，我们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力戒盛世意识。
双十二文案怎么写？一起来看看小编今天的分享吧。概括来看，双十二文案的写法就是促销点+产品点+（消费者心理）+（外部场景）。1、把握好双十二的节日特点以促销活动为主，涉及到多种优惠手段，包括降价、打折、满减、包邮、抽奖、优惠券、买一送一、限时抢购、提前预售等等;在写文案的过程中，可以选择其中一点作为主题，着重突出促销的亮点。2、挖掘并提炼产品或品牌的诉求点包括功能、外观、工艺、使用情况等等方面，选择合适的角度与促销主题进行结合，使得文案既有双十二的意味又能体现核心的产品点。3、考虑消费者心理所有的文案创作，都别忘了考虑消费者，因为他们是文案的接收者与解读者，也是最终产生购买行为的对象。洞察消费心理（从众、好奇、求异、求实、归属、恐惧、虚荣、炫耀等）与购买动机，在用词达意上仔细斟酌。可以选择迎合当前的流行趋势，使用消费者喜闻乐见的表述方式，比如鸡汤式、毒鸡汤式、丧文化、负能量。如此一来，创作的文案才能更加贴近消费者，从而引发内心的共鸣。4、融入外部的环境、场景等创作元素在双十二文案里面，可以融入外部的环境、场景等创作元素。比如换季、降温等，对于衣服、鞋子之类诸多受天气环境影响的产品/品牌来说，意味着全新的主打产品上线，文案随之改变诉求，以保暖为主。因此，要多加留意产品的适用环境，善于结合当下的时令特点进行文案创作。拓展小知识双12促销创意广告语有哪些1、恰逢双十二，低价售卖温暖，一年仅有的一次。2、降温抵不过降价，与这个秋冬的约会，你还差几件衣服?3、为知识付费，解锁最文艺的双十二。4、时光有点拥挤，把记忆分点给相机。5、吃货大福利，减肥一边去，刚好双十二。6、双十二爱搞面子工程，美的不止是脸蛋，还有价格。双十二活动文案撰写小技巧1、客户问卷调研收集信息对于大众来说，在经过双十一的购物之后，必然也会带来必定的冷淡时期，这个期间可以做好相关的问券调查，看看他们对于双十二的活动有什么想法。2、上网搜索客户群体资料经过这几年的互联网洗礼，现在通过互联网也能够收集一些客户关于对产品的一些试用反馈，通过这些资料的收集，也能够帮助商家做好活动方案。3、学会提炼要点文案在整理完成的活动文案上，可以通过不断地精简内容，通过提炼要点的文案内容，优化整个促销思路，这样也是一种做方案的技巧。4、运用实体案例包装方案一个方案中，除了图文并茂的说服力，另外，实体案例的包装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也才能够真正地帮助活动方案做的更加全面。以上就是小编今天的分享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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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历史意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日的局面的形成打下了重要基础。（我的回答是最简洁、最完善的！）
1936.12.12，张、杨二人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最后因中共加入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初步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名胜古迹: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西安碑林 慈恩寺大雁塔 陕西历史博物馆水陆庵 西安城墙 关中书院 秦始皇陵 杨虎城将军陵园 阿房宫遗址 蔡文姬墓 大明宫遗址高冠瀑布 华清池 荐福寺小雁塔 蓝田猿人遗址 临潼博物馆 楼观台 南五台 秦王宫青龙寺 唐代艺术博物馆 西安半坡遗址 西安事变旧址 西周丰镐遗址 兴庆宫公园 终南山 回民小吃街书院门古文化街 化羊庙 鼓楼 钟楼 翠华山 关中八景 骊山 草堂寺大清真寺 广仁寺 宝庆寺塔 三阳寺塔 灞桥 城隍庙 华严寺 秦陵蜡像馆曲江旅游度假区 扁鹊墓 杜公祠 沣西车马坑 汉长安城遗址 鸿门宴遗址 户县农民画展览馆 嘉午台鲸鱼沟 莲湖公园 汤峪温泉 仙游寺 香积寺 兴教寺 牛背梁自然保护区 大兴善寺八仙庵 寒窑 广新院民族村 朱雀森林公园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白鹿原 泾渭湿地西安好吃的地方---一个朋友在西安，号称“吃便西安”，给了我这样一份地图，按图索骥，果然再到西安，每次都能吃到更多更好得更正宗的美食。泡馍--白家泡馍(西稍门南小巷口)水盆羊肉--老白家(北广济街内) 老宋家(柏树林十子西南角)老李家--(方新村路东农行南边)小炒--西羊市中段的“天下第一碗”杂羔汤--建设西路旅馆村内烤肉--里木烤肉(麻家十子西50米)鼓楼里多家都可以兰家烤肉--(朱雀大街)肉夹馍--秦豫肉夹馍(东木头市19号，城市之心西隔壁)， 樊记肉夹馍(竹笆市)孜然炒肉夹馍--洒金桥十子东南角腊牛肉夹馍--李老四夹馍，他家的杂肝汤也不错，强烈推荐葫芦头--铁蛋葫芦头(柏树林十子西北角)春发生--南院门蒸碗--建西街东口向西100米路南煎饼--顶顶香煎饼屋(龙首村十子向南50米路西)，万家灯火(西一路西段)酱大骨头--骨头庄(吉祥村十子向东100米路北)麻辣粉--牵人(粉巷)火锅--竹园 (和平路)(劳动南路高新十字)，海底捞(建设路)蒜蘸面--朱雀路绿蚂蚁对面刀削面--愣娃鸡汤刀削面(光华路)羊肉面--建设西路西头路南“陕北老二面庄”，新的老王面，小雁塔门口的羊肉面，建国路的梆梆面，尚勤路的歧山面，长乐路的牛肉拉面，高新路北段“一诺面庄”的秦香面麻辣鱼--建国路中段路西“安平麻辣鱼”，朱军鱼庄(含光门里)麻辣烫--七星椒(周家围墙)，佰人王(光华路)牛肉面-- 一分利(鼓楼)马虎面--西七路柳巷面--案板街吉庆巷砂锅--穆萨 (大皮院 )炒海瓜子--胖嫂(东新街夜市，最近检查12点以后出摊)米线--玄风桥“红油米线”大盘鸡--马厂子有一家西安优秀清真小吃名录酸汤水饺--大皮院定家小酥肉对面的小门面肉丸糊辣汤--香米园丁字路口城墙处泡馍--西羊市老米家粉蒸肉--清真西寺大麦市街北口西北角油酥饼--庙后街派出所西临50米路南麻酱凉皮--大皮院盛家凉皮 庙后街派出所门口西10米靠马路南边砂锅--清真西寺西150米的老杨家砂锅烤肉--老杨家砂锅右临面条--大麦市街的老杨家优质面馆，清真西寺西150米的玛丽娅鸡丁面卤汁凉粉--大皮院西丁字路口 五味十字索家鸡蛋包--大学习巷里清真寺对面 八宝甜稀饭也不错包子--大学习巷里面的高家包子小炒--西羊寺里米家泡馍隔壁的陕西第一碗牛羊肉馅饼--大麦市北口什字东北角的镜糕--麻家什字口的锅贴--大麦市里面的麻辣鸡腿--麦笕街里面的炒饼--麦笕街里面的水盆、杂肝--莲湖公园东门正对门，北稍门李老四丸子烩菜--东新街黄桂柿子饼--大学习巷的徐家各类炒货--大学习巷的好再来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的直接军事监禁的事件。1935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着重讨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与蒋介石进行和谈。张学良在延安秘密会见周恩来后，双方在1936年9月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1936年10月至12月间，张学良屡次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都被拒绝。同时，蒋介石密令剥夺张学良、杨虎城的“剿共”兵权。1936年12月12日5时，东北军活捉蒋介石，西安事变正式爆发。1936年12月24日，蒋介石签订六项协议，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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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
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25日下午，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伟大转变。但蒋介石后来背信弃义，使张学良遭长期监禁，杨虎城惨遭杀害。
扩展资料：
历史背景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不能同时顺利地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我们（指国际）觉得，你们（指中共）号召西南集团反蒋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
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西安事变
国共悬殊倭寇凶，蒋公安内分刀兵，毛扯大旗缓势弱，学良终身恨周公。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日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上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是迫在眉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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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而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却仍在顽固的执行他的先内后外的反动路线。。。。。。
西安事变是我国现代史上一次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它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从而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其研究一直颇为国内外学术界瞩目。近年来，随着学术争鸣日趋活跃，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多层面对其进行了剖析与审视，有力地推动了西安事变研究向纵深发展。兹就近年西安事变研究中一些与中学历史教材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一综述。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对此，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中国社会矛盾激化说。杨拯民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绝不仅仅是张、杨两位将军一时冲动下的偶然之举，而是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一必然环节⑴。施文魁亦指出事变发生的原因是：第一，从根本上说，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第二，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击，使张学良感到继续“剿共”毫无出路；第三，蒋介石一向利用“剿共”来消灭杂牌军，使张逐渐觉醒；第四，东北军士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影响张的转变；第五，共产党政策的积极影响，促使张放弃“剿共”转向抗日⑵。 2．国民党内部矛盾发展说。姬天舒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斗争和发展是其内在原因，它既是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亲日派相互斗争的产物，又是国民党阵营中‘嫡系’和‘杂牌’之间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⑶”马成碧从张学良、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说明事变发生的必然性。张和蒋从不同的途径走上政坛，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张形成的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体系；蒋形成的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独裁的政治思想体系。两人都主张中国要统一，并力行实现，但在如何实现统一以及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等问题上则存在分歧，当矛盾双方的斗争发展到事物所不能容纳的极限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张、杨采取了兵谏的方式⑷。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杨颖奇认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张、杨逐渐接受联共抗日主张起了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张、杨采取非常方式扣蒋兵谏，逼蒋实现抗日主张，亦起了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理由是：第一，从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中共积极主动地开展统战工作，直接推动张、杨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第二，从1936年5月到9月，随着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逐步确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更广泛开展，中共进一步推动张、杨坚定地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实现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局面；第三，从1936年10月至12月初，随着蒋介石欲图大举“围剿”红军，压迫张、杨“剿共”的严重内战行动，中共从挽救民族危机出发，有力地推动张、杨担负起制止内战，逼蒋抗日的重要历史责任。⑸ 随着研究视野的逐步拓展，近来有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诠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如徐林祥认为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不只存在于西安，同时也存在于全国。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情报失误是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表现是： 第一，国民党情报掌握失真、行动决策失误； 第二，国民党特工组织混乱、应变指挥失灵； 第三，国民党秘密电讯中断、通讯联络受阻⑹。王杉以现代化为视角，认为事变是在现代化的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发生的，是中国人关注中国命运的产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民主政治的又一次尝试。她指出近代中国人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民族主义意识由传统走向现代，以及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是事变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⑺。李云峰则从文化层面着眼，指出张、杨进步统一观的形成，显然是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之外，西方文化传统与苏化传统的潜移默化功不可没，他们的统一观与蒋介石以传统文化消极部分为主要基础构成的统一观相比较，其进步性不言自明。两种统一观的互相对立、冲突，发展到正常手段不能解决时，便有了异乎寻常的西安事变的爆发。⑻ 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一直是西安事变研究中的热点，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1．中共抗日主张作用说。李新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作出的。党首先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认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党深刻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另一种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应当“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和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⑼”房成样亦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和平解决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不仅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还协助张、杨妥善处理了事变。⑽2．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说。姬天舒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民党内部矛盾和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主要依据是：第一，张、杨发动事变的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主张和平解决；第二，国民党内部实力派，即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亲英、美派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第三，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左派，如冯玉祥等人从大局着眼，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以避免内战、共同抗日；第四，国民党内部最有实力的地方实力派也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尽管何应钦等亲日派和某些地方实力派为了自身利益，企图利用事变来发动内战，但他们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⑾3．合力作用说。这种观点目前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研究者们认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的结果，只是表述不尽相同： （1）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张庆瑰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事变性质的判断存在原则性的分歧，但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上基本一致。中共中央确定和平解决方针在时间上先于共产国际、在内容上也存在不同之处⑿。范敏华亦指出二者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根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是不同的，由此导致了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具体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共产国际主张无条件释蒋换取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无异于支持蒋的反共内战方针⒀。 （2）关于国共两党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苏丽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以中共和平方案为主体内容，在国民党亲英美派的一些具体方法辅助下实现的，两种和平主张的合力作用是事变得以结束的关键⒁。郑德荣亦指出，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西安、南京、延安三方面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任何片面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认其他方面作用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⒂。季云飞对直接参与谈判的各方政治代表进行了作用评估。他认为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因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因素；代表蒋介石意志的宋子文、宋美龄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因素⒃。 （3）国际力量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朱超南分析了几个主要国家对事变的态度，认为起作用最大的是英国与苏联。英国主张双方采取妥协让步的态度以和平解决争端，其原则是既维持蒋介石现有的统治地位，又必须接受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治条件，并保证事后张、杨个人的生命安全。苏联政府获悉事变后立即对张学良采取指责态度，并断定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苏联竭力维护和赞美蒋介石，希望蒋能恢复原有的最高统帅地位⒄。李佩良指出虽然日、苏、英、美等国没有支持张、杨的举动，但上述国家的态度并不一致，应对事变后的国际舆论作具体分析。⒅三、西安事变作用的评价 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安事变与中国社会进程问题。刘培平认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社会地位。理由是：第一，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中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第二，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第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的转折点；第四，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独裁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第五，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也是中国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的转折点。这一系列的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⒆。王杉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强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促进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由直觉阶段向自觉阶段的转变，加速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而且使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在抗战初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另外，它也使南京国民政府的各个部门得以正常运转，使其在抗战爆发后，能够迅速组织力量面对突变的时局，其挽救和发展经济的举措，为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有序有效创造了条件。⒇2．西安事变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政策的问题。对此，目前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张仲良认为，国民党集团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其根本原因是它有抗日的要求和愿望，即使没有事变，它也会走上抗日道路。事变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巨变，蒋介石转向抗日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是日军出兵华北逼蒋走上抗日道路〔21〕。李佩良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虽然蒋介石统治集团有一定的抗日愿望和要求，但是没有事变的推动，他们是绝对不会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的。因为，国民党对日妥协与对内“剿共”的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内“剿共”决定对日必定妥协，而对日妥协又是服务于对内“剿共”的。在“剿共”和抗日问题上，蒋介石坚持把“剿共”作为内外政策的中心。〔22〕3．西安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问题。学术界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王真认为，事变的爆发缓解了中共和红军的危难局面，从客观上为中国革命的大发展保存了力量；而且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并为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推翻蒋家王朝奠定了基础〔23〕。张学继认为事变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是极为有限的，中共的迅速发展是因为遵循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并非事变提供的机遇造成的。理由是：第一，事变前，中共虽然处境很艰难，但经过长期反“围剿”斗争的磨炼和伟大的战略转移，已具有更强的适应艰苦环境的能力，并开辟和巩固了今后得以继续发展的根据地，前景是乐观的。第二，中共在事变前向国民党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是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绝不是惧怕内战。第三，事变虽带有偶然性因素，但隐蔽其后的必然性是举国上下的抗日要求与蒋“剿共”政策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即使不在西安事变中爆发，也要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对此深有洞察，才因势利导地处理了事变，西安事变也才因此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