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禹锡发表在science的论文

连续不断推出世界性的科研成果，黄禹锡被不少韩国民众捧为领导韩国科技未来的重要人物，鲜花、掌声、荣誉不断飞来：2005年首尔大学国际干细胞研究中心成立，黄禹锡担任主任；韩国政府授予其“韩国最高科学家”荣誉；韩国政府向其研究小组提供数百亿韩元资金用于研究；黄禹锡不断出现在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和公开场合，成了一位韩国“国宝”级人物，甚至享受政府提供的保镖服务。“黄禹锡神话”破灭始于2005年年底，韩国文化广播公司新闻节目《PD手册》报道黄禹锡在研究过程中“取用研究员的卵子”的丑闻。其后，该台被揭发编采人员在采访期间以威吓方式向研究员逼供。随后，他的研究小组成员指出2005年论文中有造假成分。首尔大学随后的调查证实，黄禹锡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干细胞研究成果均属子虚乌有。黄禹锡“学术造假”丑闻令科学界震惊，他本人也名誉扫地。首尔大学解除了他的教授职务，韩国政府也取消了授予他的“最高科学家”称号。黄禹锡名誉扫地，韩国也为之蒙羞，但惟一让韩国人稍感欣慰的是，调查委员会确认，黄禹锡的主要“成果”之一、全球首只克隆狗“斯纳皮”并无造假成分。韩国检察部门在2006年5月对黄禹锡提起诉讼，并于2009年8月份对黄禹锡提出诈、侵吞研究经费和非法买卖人体卵子违反《生命伦理法》等指控，要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2009年10月26日，韩国法院当天进行了长达100分钟的宣判。判决称，黄禹锡不仅非法利用人体卵子，还以做假账等手段取、冒领经费达8.3亿韩元（1美元约合1180韩元），犯罪性质严重。法院同时认定，黄禹锡此前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有关人体干细胞的研究论文部分造假事实成立。但法院考虑到黄禹锡本人在科研领域的贡献等几方面因素，决定对其处以缓刑。针对检察部门对黄禹锡提出的诈指控，法院认定，黄禹锡从韩国SK财团和金融机构领取的20亿韩元研究经费并未违反《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法》，诈罪名不成立。法院当天还对黄禹锡科研小组的数名成员判处缓刑或处以罚金。最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历时3年多的黄禹锡案作出一审判决，以侵吞政府研究经费和非法买卖卵子罪，判处黄禹锡有期徒刑2年，缓期3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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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我要你陪着我

刘禹锡国外研究论文发表

建议你可以翻看：包罗宏富的《中国诗学大辞典》该书在海外及港台研究：这一部分内容丰富、搜罗全面而编排有序，亦为本书特点之一。中国古典诗歌很早就流传于海外，海外学者对它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海外”一词内涵极为丰富，它既包括了一千多年前接受了中国古典诗歌，并对其诗歌创作发生很大影响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也涵盖了近一二百年才接触到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国及东欧一些国家。港台指台湾、香港、澳门等与内地有差异的地区。因此，这一部分不仅涉及内容多，其中差别也很大。在立目、编排、写作上也很难比照其他部分处理，负责这一部分的编委和作者根据海外研究的实际情况，把所收词目分为：一、中国古典诗歌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如中国古诗在日本、中国古诗在西方、中印诗缘、中国古诗与《怀风藻》、寒山诗与美国垮掉派等；二、中国某一部分古诗的海外研究，如《诗经》研究在国外、杜甫研究在国外、元明清诗研究在国外等；三、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海外研究，如中国古典诗论在东方等；四、海外一些学者运用有特色的文学理论对中国古诗的研究，如西方神学观与《诗经》、新批评研究、帕里一劳德理论及其应用等；五、海外研究著作，如《诗境记》、《汉字作为诗歌的媒介》等；六、重要的海外中国诗学专家，如祗园南海、吉川幸次郎、高本汉、艾德林等；七、香港、台湾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状况，如台湾的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中国山水诗研究等。另外你可以进这里来看看,很多都是魏晋南北朝方面的研究材料。。。

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河南洛阳人，自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又自言系出中山。其先为中山靖王刘胜。唐朝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刘禹锡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及第，初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中任记室，为杜佑所器重，后从杜佑入朝，为监察御史。贞元末，与柳宗元，陈谏、韩晔等结交于王叔文，形成了一个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

后历任朗州司马、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主客郎中、礼部郎中、苏州刺史等职。会昌时，加检校礼部尚书。卒年七十，赠户部尚书。刘禹锡诗文俱佳，涉猎题材广泛，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并与白居易合称刘白，有《陋室铭》、《竹枝词》、《杨柳枝词》、《乌衣巷》等名篇。哲学著作《天论》三篇，论述天的物质性，分析天命论产生的根源，具有唯物主义思想。有《刘梦得文集》，存世有《刘宾客集》。

生平事迹

早年生活

刘禹锡，其祖先为汉景帝贾夫人之子刘胜，七代祖刘亮，事北朝为冀州刺史散骑常侍，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父亲刘绪，为避安史之乱，迁居苏州。刘禹锡生于大历七年(772年)，其父、祖均为小官僚，父刘绪曾在江南为官，刘禹锡并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他很小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既聪明又勤奋，在做诗方面，曾得当时著名诗僧皎然、灵澈的熏陶指点。[1]

贞元六年(790年)十九岁前后，刘禹锡游学洛阳、长安，在士林中获得很高声誉。

贞元九年(793年)，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鸿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释褐为太子校书，不久丁忧居家。贞元十六年(800年)，杜佑以淮南节度使兼任徐泗濠节度，辟刘禹锡为掌书记。后随杜佑回扬州，居幕期间代杜佑撰表状甚多。

贞元十八年(802年)，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不久迁监察御史。当时，韩愈、柳宗元均在御史台任职，三人结为好友，过从甚密。

贬谪生涯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德宗卒，顺宗即位。原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伾素有改革弊政之志，这时受到顺宗信任进入中枢。刘禹锡与王叔文相善，其才华志向尤受叔文器重，遂被任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参与对国家财政的管理。这段时间刘禹锡政治热情极为高涨，和柳宗元一道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二王刘柳”集团在短短的执政期间采取了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措施，但由于改革触犯了藩镇、宦官和大官僚们的利益，在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很快宣告失败。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王叔文赐死，王丕被贬后病亡，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随即加贬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司马事件”。行至江陵，再贬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同时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人，史称“八司马”。

元和九年十二月(815年2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

元和十一年三月(817年2月)，刘禹锡写了《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得罪执政，被外放为连州刺史。

刘禹锡被贬在朗州前后近十年。其间创作了大量寓言诗，表达了对当朝权贵的极大不满，又写了许多赋来表达自己不甘沉沦的雄心。由于接触当地民间歌谣，从中吸取了营养，他的诗歌创作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在此期间，他还写了多篇哲学论文，最重要的便是与柳宗元《天说》相呼应的《天论》三篇。

元和九年(814年)十二月，他才与柳宗元等人奉诏还京。但不久又被贬谪到更远的播州去当刺史，幸有裴度、柳宗元诸人帮助，改为连州刺史。刘禹锡在连州近五年。

元和十四年(819年)因母丧才得以离开。

长庆元年(821年)冬，刘禹锡被任为夔州(今四川奉节县)刺史。

长庆四年(824年)夏，调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

宝历二年(826年)奉调回洛阳，任职于东都尚书省。从初次被贬到这时，前后共历二十三年。

晚年生活

大和元年，刘禹锡任东都尚书。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以后历官苏州、汝州、同州刺史。从开成元年(836年)开始，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

会昌元年(841年)，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刘禹锡晚年到洛阳，与朋友白居易、裴度、韦庄等交游赋诗，唱和对吟，生活闲适，和白居易留有《刘白唱和集》、《刘白吴洛寄和卷》，与白居易，裴度留有《汝洛集》等对吟唱和佳作。此后，他历任集贤殿学士、礼部郎中、苏州刺史、汝州刺吏、同州刺史，最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会昌二年(842年)病卒于洛阳，享年七十一岁。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葬在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

人物成就

诗歌

诗歌内容

刘禹锡的山水诗，改变了大历、贞元诗人襟幅狭小、气象萧瑟的风格，而常常是写一种超出空间实距的、半虚半实的开阔景象，如“水底远山云似雪，桥边平岸草如烟”(《和牛相公游南庄醉后寓言戏赠乐天兼见示》)，“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缭乱碧罗天”(《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再如《望洞庭》;在这静谧空灵的山光水色中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情感，构成了一种恬静平和的氛围。不过，虽然刘禹锡说过“能离欲则方寸地虚”，但是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其实还是要在社会中实现人生理想;他的性格也比较倔强，受道家影响，诗中倒是常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如《秋词》二首之一、《同乐天登栖灵寺塔》，都有一种高扬的力量。由于有了含蓄深沉的内涵、开阔疏朗的境界和高扬向上的情感，刘禹锡的诗歌便显得既清峻又明朗。刘禹锡又多次贬官南方，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所以刘禹锡常常收集民间歌谣，学习它的格调进行诗歌创作，如《白鹭儿》诗以隐喻方式写自己孤高的情怀，但用的是轻快的民歌体。还有一些完全仿照民歌的作品，如《竹枝词》、《杨柳枝词》、《堤上行》、《蹋歌词》、《浪淘沙词》、《西塞山怀古》等，都很朴素自然、清新可爱，散发着民歌那样浓郁的生活气息，以下两首尤为传神：《堤上行》三首之二、《竹枝词》二首之一。

作品风格

刘禹锡及其诗风颇具独特性。他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闷，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终不曾绝望，有着一个斗士的灵魂;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重游玄都观绝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谣》、《飞鸢操》、《华佗论》等诗文，屡屡讽刺、抨击政敌，由此导致一次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但这压抑打击却激起他更为强烈的愤懑和反抗，并从不同方面强化着他的诗人气质。他说：“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谒柱山会禅师》)。

刘禹锡早年随父寓居嘉兴，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据其《澈上人文集纪》自述，当时他“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这一早年经历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

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洁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诸如“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其二)、“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始闻秋风》)这类诗句，写得昂扬高举，格调激越，具有一种振衰起废、催人向上的力量。至于其七言绝句，也是别具特色，如：“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九首》其八)“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杨柳枝词九首》其一)就诗意看，这两篇作品均简练爽利，晓畅易解，但透过一层看，便会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概和迎接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一种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和弃旧图新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再如他那首有名的《秋词》，全诗一反传统的悲秋观，颂秋赞秋，赋予秋一种导引生命的力量，表现了诗人对自由境界的无限向往之情。胸次特高，骨力甚健。

刘禹锡深信道教，写诗的人应该“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董氏武陵集纪》)，前句即指语言的简练与含蓄，后句即指主体的观照与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视通过锤炼与润饰使诗歌的语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对多用生僻字眼，提出“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刘宾客嘉话录》);另一方面，他又极重视主体的观照与冥想，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引》中他曾说：“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于词。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

刘禹锡的诗大多自然流畅、简练爽利，同时具有一种空旷开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像他的名句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越中蔼蔼繁华地，秦望峰前禹穴西。《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都是他对历史、人生进行沉思之后的一种感悟。这种感悟以形象出现在诗里，不仅有开阔的视界，而且有一种超时距的跨度，显示出历史、现实、未来在这里的交融。

刘禹锡的咏史诗十分为人称道。这些诗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表现他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其中蕴涵了很深的感慨，如《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蜀先主庙》等都是名篇。

辞赋

除诗歌与论说文外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在唐代辞赋史中，乃至整个辞赋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环节，其存赋十一篇，与唐代各家所存辞赋数目相较，也不算少了。马积高在其著作《赋史》中评价中唐时期的辞赋家，列柳宗元为首位，韩愈、刘禹锡并列其次，又将柳宗元之辞赋同屈原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而实际上，刘禹锡本人也是对自己的文章水平颇有自信的，在其《子刘子自传》中他说：“天与所长，不使施兮。”这里的“所长”指的即是自己的长于文词，而在这“文词”之中当然也包括辞赋在内。在刘禹锡的十一篇辞赋作品当中以《秋声赋》最受后人推崇。

由于刘禹锡的辞赋创作于贬谪时期，因此逐臣之悲与怀才不遇便成了其辞赋创作的重要主题，骚怨情怀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时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也贯穿始终。此外，除了反映贬谪愁思的作品，其辞赋还有应试科举所作的律赋——《平权衡赋》，怀古伤今的《山阳城赋》，悼亡的《伤往赋》，描写景物风俗的《楚望赋》。作为唐代重要的文学家与哲学家，刘禹锡的诗歌成就较高，是唐诗研究的重要领域，而诗文又为当时的文学主流，故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必然要受到其诗歌创作影响的。例如刘禹锡诗歌的主题便影响着他辞赋的主题，在其诗歌中描绘的场景画面、表达的情感内容，同样也出现在他的辞赋作品中，因此研究其诗文与辞赋的互动关系是其辞赋研究的有利环节。

文章

刘禹锡的文章以论说文成就为最大。一是专题性的论文，论述范围包括哲学、政治、医学、书法、书仪等方面。哲学论文如《天论》三篇，论述了天的物质性,指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并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论文如《答饶州元使君书》、《论书》、《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都征引丰富,推理缜密，巧丽渊博，雄健晓畅。二是杂文。一般因事立题，有感而发，如《因论》七篇;也有的是“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如《华佗论》、《辩迹论》、《明贽论》等。这些作品，短小精悍，隐微深切。或借题发挥，针砭现实;或托古讽今，抨击弊政，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刘禹锡认为自己所长在“论”，韩愈所长在“笔”(《祭韩吏部文》)，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论文的重视。刘禹锡的散文，与他的诗歌一样，辞藻美丽，题旨隐微。柳宗元说他“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刘禹锡《犹子蔚适越戒》引)，为深中肯綮的评价。

名人评价

黄庭坚："大概刘梦得乐府小章优于大篇,诗优于它文耳”。

翁方纲：“梦得乐府小章优于大篇”极为确论。

蔡百衲：刘梦得诗，典则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能，不见少拙。

白居易：“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繇是每制一篇，先相视草，视竟则兴作，兴作则文成。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

刘克庄：“雄浑老苍，沉着痛快”指出刘诗风格之“豪”。以“精华老而不竭”一语指出了刘禹锡人品之“豪”。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头绺瘛U庖皇逼诿窀枳艿奶氐闶瞧��绦。�闱槎嘤谛鹗隆D铣�指�4嫦吕吹挠?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参考资料：

南北朝指从东晋灭亡到隋统一(420～589)的170年时间。这时南朝相继为宋、齐、梁、陈；北朝则自北魏统一北中国(439)起，后分裂为东魏、西魏，又相继为北齐、北周所代，最后均为隋所统一。这个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南朝文人诗歌，其成就远远超过北朝，并成为唐诗全面繁荣的必要准备和过渡阶段。南朝文人诗歌的发展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刘宋时期是第一阶段。即山水诗逐渐从东晋的玄言诗中独立出来，并蔚然成风的阶段。山水诗在此时的兴盛有多种原因。首先它是文人士大夫崇尚山林隐逸生活的反映。魏晋，由于社会动乱，政治黑暗，士大夫无论在朝的在野的，大都以隐逸为清高，以山林为乐土，因而在诗歌中描写山水之美，借以寄托自己的某种情怀。其次，东晋以来，南方社会经济有较大的发展，世族地主到处建筑园林别墅，过着游山玩水的悠闲生活，他们的玄言诗里便出现了山水诗句，借助自然山水来表现老庄的哲理，这个变化以东晋晚期的殷仲文、谢混等人为先导，而完成于谢灵运。代表作家有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称为“元嘉三大家”。其中“才秀人微”的鲍照，不仅创作了雄健豪放的诗作，而且为七言、杂言诗的发展与繁荣开拓了道路。齐及梁初为第二阶段，即“永明体”形成、兴起的阶段。当时著名诗人沈约、谢跳等人，将声韵学的成果运用到诗歌领域，遂形成讲求格律、对偶的永明新体诗。粱中叶到陈末为第三阶段，即以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为代表的“宫体诗”兴盛的阶段。“宫体诗”多描写女性和宫延生活，风格轻绮柔靡，但在诗歌形式的发展上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北朝文人诗相对南朝远为逊色。后来，由于北人学南人、南人入北的双向交流，北朝诗坛才有所变化，特别是庾信人北朝之后，心怀屈仕敌国，思念故土的双重悒郁，诗风由前期的绮丽转向刚健，体现了南北诗风的初步融合。一、谢灵运与山水诗晋、宋之际，诗歌中描写山水的成分逐渐增多，如谢混的《游西池》玄言色彩较淡，已较集中地刻画山水景物，令人耳目一新。此外“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淡乎寡味，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因此，当谢灵运为排遣政治上的失意而写下大量的山水诗时，立刻被人们所接受并模仿。于是，山水诗终于从玄言诗中独立出来，而谢灵运便是确立山水诗派的第一位著名的诗人。谢灵运(385--433)，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晋室南渡后世居会嵇(今浙江绍兴)。他是谢玄之孙，18岁袭爵为康乐公，人称“谢康乐”。谢灵运出自高门世族，青年时代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有才名，亦热衷于政治。刘裕代晋建立宋朝后，实行抑制世族的政策，将谢灵运的封爵降为康乐侯，他内心非常不满。永初三年(422)，他出为永嘉(温州)太守，于是“肆意遨游，遍历诸县……所游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后他辞官隐居始宁(今浙江上虞)，并常常出人深山幽谷之间，探奇揽胜。元嘉八年(431)，宋文帝派他担任临川内史，因被人弹劾谋反，流放广州，旋即被杀。谢灵运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山水景物的成功刻画上。他的山水诗大多作于出任永嘉太守之后。在这些诗中，他带着一种高门士人的闲散情调，用富丽精工的语言，描绘了永嘉、会嵇、彭蠡湖等地的自然风光，给人以清新之感。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用拟人的手法写山间美景，云石相依，彼涟互映，白绿两色点缀其间，构成一幅极有层次的动人图画，并从中透出一种萧散、淡远的氛围。又如“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写暮春的素雅，“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朗”(《初云郡》)，写秋夜的旷远，“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写冬天的寒峭等等。这些散见于各篇中的“名章迥句”，清新流畅，确“如初发鞭蓉，自然可爱”(《南史·颜延之传》引鲍照语)，体现了作者在刻画景物方面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功。然而，谢灵运诗虽多名句，却较少佳篇。主要是他的一些诗仍不免有借山水以谈玄理(包括佛理)，而其谈玄之处，常不免显得滞重或迂拙。我们可以从他的代表作《登池上楼》中窥见他山水诗的基本模式与风格：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癫对空林。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巅。初景革堵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萎萎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此诗作于永嘉任上。全诗先记叙官场失意的牢骚，次描绘春天景色，最后写决意隐居的愿望。其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两句，为神来之笔，历来为后人所激赏。结束处既写到离群索居之苦，忽又以《周易》中“遁世无闷”的哲理自遣，意似曲折，其实颇不自然。谢灵运山水诗在艺术上有自己的特色：他以自然山水为独立、客观的描写对象，而不是将它作为主观感情的载体。它不像陶渊明的诗歌那样，把主体情感倾注到所写景物中去，而是对山水进行客观的细致刻画，力求形似逼真。其次，从艺术表现上看，谢诗善于抓住景物特征，进行精雕细刻的描绘，尤擅长写静态画面，往往以精练准确的动词出之，故静而不壅，生动形象，给人以美的享受。但由于语言上过分雕琢，追求新奇、对偶和用典，故就整篇而言，存在冗繁生僻的弊病。谢灵运山水诗通常还采取“记出游——写景物——抒理思”的三段式结构，单一面少变化。前后两部分往往枯燥乏味，有价值的主要是中间的写景部分。这样的结构必然带来有名句而无名篇的缺陷。总之，谢灵运是扭转玄言诗风，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位诗人，他开辟了诗歌表现的新领域。当时和后世的不少诗人如谢惠连、谢庄、汤惠休、谢眺、唐代的王维等，都曾受到过他的深刻影响。同时，他极貌写物和穷力追新的作风，客观上提高了描情状物的能力和诗歌创作的艺术技巧，为永明体的形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钟嵘称之为“元嘉之雄”(《诗品》)是有道理的。二、鲍照鲍照(414～466)，字明远，东海(山东郯城)人。他出身“孤贱”，少有才名，且功名心很强。20多岁时，他为了谋求官职，曾向临川王刘义庆献诗言志，获得赏识，任国侍郎。后又出为中书舍人，秣陵令等职。大明五年(461)，担任临海王刘子顼的参军，后刘子顼被赐死，鲍照也死于乱军之中。鲍照一生在政治上很不得志，但他的作品当时颇负盛名，尤以诗歌成就最高。他的乐府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充实，刚健昂扬，是对建安文学传统的很好的继承。鲍照诗歌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对门阀制度压抑人才的强烈不满和愤慨。如《拟行路难》其六：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贤士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这首诗抒发了作为寒士的诗人在仕途中倍受压抑的痛苦。语言质朴，情感激愤。拔剑击柱的动作，丈夫垂翼的呼号，归家隐居的向往，贫贱孤直的感叹，一气呵成，将抑郁奔放、悲愤的情绪变化表现得细致淋漓。悲哀而不颓唐，失望而不消沉，自有一种雄逸豪放的风格，反映了作者愤慨不平而又自尊孤傲的精神状态。鲍照有些诗歌反映了边塞战争和征人生活，表现了他建功立业的愿望和强烈的进取精神。如《代出自蓟北门行》：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雁行缘石径，鱼贯渡飞渠。萧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极明主，身死为国殇。诗歌开头渲染敌军入侵的紧张气氛，中间描写行军途中的严寒艰苦，最后赞扬将士们的为国损躯的英勇气概，堪称一首出色的边寒诗。此外，《拟古》其六写他的农耕生活，抒发他不能施展才能的愤懑，也流露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束薪幽篁里，刈黍寒涧阴；朔风伤我肌，号鸟惊思心。岁暮井赋讫，程课相追寻。田租送函谷，兽木输上林。河渭冰未开，关陇雪正深。笞击官有罚，呵辱吏见侵。不谓乘轩意，伏枥还至今。笔力雄肆，感情充沛，音节错综，是的照诗歌的主要特点。鲍照善于用自由豪放的笔调，倾诉自己如火的激情，形成一种震憾人心的气势。此外，他还工于写景状物，造语奇特瑰丽，因而形成了俊逸豪放、刚健凌厉的艺术风格。杜甫在《春日忆李白》中赞曰：“俊逸鲍参军”，正是就此风格而言的。鲍照也是大力学习和写作乐府诗的人。他汲取民歌的丰富养料，创造了一批内容充实、形式渐趋成熟的七言乐府诗，为后来七言诗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鲍照在学习民歌的过程中，不仅以丰富的内容充实了这种形式，而且变曹丕的逐句用韵为隔句用韵，并可以自由换韵，这就为七言诗的发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从他以后，七言体就在南北朝文人诗歌中逐渐发展起来。王恺运《八代诗选》卷十二至卷十四，专选齐至隋百余年中的这类诗歌，名曰“新体诗”。因此，后人又称永明体为新体诗。永明诗人大胆对诗歌形式进行探索和革新，表现出可贵的创新精神。三、谢眺与新体诗谢眺(464~499)，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与谢灵运同族，人称“小谢”。他的高祖父为谢安的弟弟，祖、父辈皆为刘宋王朝所亲重，母为宋文帝之女长城公主。谢家世贵重，而少即好学，有美名，故曾历居竟陵王萧子良的藩邸和朝廷的重要文书职位，也曾作过宣城太守(故后人常称他为谢宣城)，最后任尚书中部郎，因拒绝参加朝廷大臣和藩五所酝酿的政变，反被诬陷杀害。谢眺诗歌的主要成就是发展了山水诗。他的作品继承谢灵运而趋成熟。如他的名作《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灞溪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鬓不变?诗人以自然流畅的语言，将眼前层出不穷、清丽多姿的自然景观编织成一幅色彩鲜明而又和谐完善的图画，使读者感受到春天的色彩、春天的声音和春天的气息。而这明媚秀丽的景物，又与诗人思乡的情思自然融合，显得深婉含蓄，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两句，更为历代所传诵。和谢灵运一样，谢胱也有不少写景名句。如“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扛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以游东》)；以及“寒城一以眺，平猛正苍然，(《宣城郡内登望》)等，清新淡远，如同一幅幅水墨画，给人以极大的美感。谢眺的山水诗学习谢灵运，刻画景物细致逼真。但相比而言，谢跳的山水诗更有创新，并形成自己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大谢诗中的山水与官场生活是背离的，他往往有意地去寻找山水以忘情世事；小谢诗中的山水却总是与主体情感的抒发相统一，殿阁池榭与自然景物的描写往往与抒情彼此交融。第二，大谢的山水诗总是在记游、写景之后，拖着一条玄言尾巴；小谢的山水诗则完全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使山水诗达到了比较完整的艺术境界。第三，与大谢诗的富艳精工、典丽厚重不同，小谢诗较少繁芜的词句，形成一种自然平秀、清新流丽的艺术风格。另外，谢腕的诗歌声调和谐，音韵铿锵，词藻秀美，对仗工整，体现了新体诗的基本特点。他的新体诗，对唐代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严羽《沧浪诗话》说：“谢跳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唐代一些著名诗人很重视谢眺的诗，特别是李白，更是多次称引其佳句，故有人称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王士祯《论诗绝句》)，可见谢跳诗影响之深。但谢腆的诗歌也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他的《永明乐》十首，《夜听妓》二首，便是典型的宴上无聊之作。此外还存在钟嵘所说的“善自发端，而末篇多踬”、有“意锐而才弱”的缺点。四、庾信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人，他的一生，以42岁出使西魏并从此流寓北方为标志，可分为前后两期。他在南朝度过的前期生活，正逢梁代立国最为安定的阶段。庾信前期的诗文，有供君王消遣娱乐的性质，思想内容轻浅单薄，是宫体诗的重要作家。梁元帝承圣三年(554)，他奉命出使西魏，被留长安，后又就任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他地位虽尊，然屈任敌国，内心感到十分屈辱和痛苦。这种遭遇和经历使他开始把南朝诗歌的丰富遗产和北方文化中比较健康的精神结合起来，创造了新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北文学合流的新趋势。庾信后期的涛作，抒发了诗人深重的故国之思和在忍垢含耻的生活中所产生的复杂感情。由于诗人的真情实感，他的许多诗篇尽管用了不少对句，却没有雕琢之痕，而在流丽中具有清新之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拟咏怀》27首。如第26首：萧条亭障远，凄惨风尘多。关门临白驶，城影入黄河。秋风苏武别，寒水送荆柯。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前四句描写北国景色，萧索而阔大；后四句抒写一己愁怀。沉郁而悲壮。诗中连用送别苏武、送荆轲和项羽自刎三个典故，表达了故国难归的悲痛心情。这正是庾信后期诗歌的中心内容，在许多篇章中都有所表现，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如“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拟咏怀》之七)，”还思建业水，终忆武昌鱼”(《秦和永丰殿下言志》之八)，可谓融事抒怀。孙兀晏《咏庾信诗》曰：“苦心词赋向谁谈?沦落咸阳志岂甘!可惜多才庚开府，一生惆帐忆扛南。”对庾信后期的心境和诗赋作了高度的概括。这些抒写故国乡关之思的作品，是他诗歌中最感人、最有价值的部分。由于思想内容的变化和北方文化的熏陶，庾信后期诗歌的艺术风格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前期的绮艳贫弱变为苍凉悲壮，刚健深沉。如“阵云平不动，秋蓬转欲飞”、“轻云飘马足，明月动弓弦”(《拟咏怀》)，“胡笳遥警夜，塞马暗嘶群”（《和赵王送峡中军》)等诗句，都是南朝诗中罕见的。庾信还善于用典，能贴切而不露痕迹，起到了扩大诗歌容量，启发读者联想的效果。庾信后期诗歌在形式格律上也有所发展。他的七言新体诗从句数、章法、对仗来看，已是唐人七言律、绝的先驱。刘熙载《艺概》曾说庾信的《乌夜啼》“开唐七律”。总之，庾信是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作家。他汲取了齐梁文学声律、对偶等修辞技巧，并接受了北朝文学的浑灏劲健之风，从而开拓和丰富了审美意境，为唐代新的涛风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杜甫赞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是对庾信后期作品的正确评价。五、南北朝民歌继《诗经》国风和汉乐府民歌之后，南北朝乐府民歌是又一批集中出现的人民口头创作。由于长期的南北对峙形成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调。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1）南朝民歌南朝民歌大部分保存在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清商曲辞》里。主要有吴歌和西曲两类。吴歌共326首，西曲共142首。吴歌主要产生在长江下游地区，以建业为中心。建业是从东晋到南朝各朝的首都，乐府机关就近采集这一带的民歌，加以整理，配上音乐，就是吴声歌曲。吴声歌曲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乡村，但更多的可能来自城市小市民之口，因而大部分具有市民文学的特点。西曲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地区，以江陵为中心，曲调唱法与吴歌不同。此外，西曲的时代比吴歌稍晚，以齐梁居多。现存南朝民歌的内容比较狭窄，绝大多数是情歌，因为南朝民歌产生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那里山青水秀，鸟语花香，自然风光秀丽，物产丰富，商业发达，经济条件充裕，青年男女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会产生出怀春之情。吴歌的特色是艳丽柔弱，多表现羞涩缠绵的情态。以《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和《读曲歌》最为重要。《子夜歌》共42首，相传最初是东晋女子名子夜者所造，其内容或表现对于爱情的渴望，如“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或表现对负心男子的怨恨，如“常虑有贰意，观今果不齐。枯鱼就浊水，长与情流乖”。还有《子夜四时歌》、《读曲歌》，都以清新浅近的语言，表现真挚细腻的感情，风格艳丽柔弱，哀怨缠绵，真实地再现了江南女子在爱情问题上的复杂心态，并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西曲多写水边船上旅客商妇的离别之情，所反映的生活面比吴歌稍广，风格也比吴歌直率、明快。如《那呵滩》：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篙折当更觅，橹折当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头还?男女一唱一和!女子的歌唱，传达出真切的情思和天真的愿望；男子的对答，则表现出身不由己的遗憾和悲哀。南朝民歌的形式特点，是体制小巧，大多为五言四句，语言清新自然，正如《大子夜歌》所说：“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清妙的歌谣随口唱出，不雕饰，不做作，将内心深处的缠绵情感表现得真切而细腻。大量运用双关语，是南朝民歌，尤其是吴歌的显著特点。双关语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同音异字，如以藕双关“偶”，以“莲”双关“怜”，以“丝”双关“思”等；另一类是同音同字，如以布匹之“匹”双关匹偶之“匹”，以关门之“关”双关关心之“关”，以黄连之“苦”双关相思之“苦”等。这些巧妙的双关语的运用，不仅使得语言更加活泼，而且在表情达意上也更加含蓄委婉。南朝民歌的代表作是抒情民诗《西洲曲》，这首民歌曾经过文人的加工润色，内容是写一个青年女子的相思之情，中间穿插着不同季节的景物变化和女主人公的活动、服饰及仪容的点染描绘，对人物内心无尽的相思之情表现得极为细腻缠绵而又委婉含蓄。全诗基本上是四句一换韵，又运用了连珠格的修辞法，从而形成了回环婉转的旋律，这种特殊的声韵之美，造成一种似断似续的效果，同诗中续续相生的情景结合在一起，余味无穷。这首诗是南朝民歌中“艺术性最高的一篇”。（2）北朝民歌北朝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中：鼓角横吹曲是当时北方民族所作的用于马上演奏的军乐，因为所配乐器有鼓有角，所以才称为“鼓角横吹曲”。北朝民歌多半是北魏以后的作品。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北方的歌曲陆续传到南方，齐、梁以后也常用于宫中娱乐，并由梁代的乐府机关保留下来，所以叫“梁鼓角横吹曲”。北朝民歌原来大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歌唱，后来才译成汉语，所以《杨柳枝歌》中有“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之语。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北人直接用汉语创作的，同时也不能排除其中杂有少数北方汉人的作品。所以北朝民歌是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硕果。北朝民歌数量不多，但内容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鲜卑族为主的北方各民族跟南方人民的生活环境有所不同，北方大多是平沙大漠，草原旷野，所以诗中景象多具北方苍茫雄浑的特点。如《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短短27字，将苍茫浩翰的草原风光描绘了出来，境界恢宏博大，雄浑壮阔，可谓千古绝唱。北方因长期战争不断，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故诗中还多反映动乱带来的凄苦之音。如：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企喻歌辞》第四首)“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的景象，在建安诗歌中屡屡可见，北朝乐府民歌在反映乱离方面与建安时期的诗歌相通，其悲吟与呼号，令人心神震颤。北朝民歌中，还有不少反映羁旅行役和流亡生活的怀土思乡之作，如《陇头歌》：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呜声悲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歌中深刻地反映出颠沛流离的苦痛和思念家乡的心情，千载之下，读来仍不禁令人神伤。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和长期不息的战争状态，培养了人们勇敢刚毅的性格和豪侠尚武的精神。这种精神在诗歌中屡有反映。如：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琅琊王歌辞》)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趾跋黄尘下，然后别雌雄。 (《折杨柳歌》)歌中都反映出刚猛激烈的特点，充满大丈夫气概，与南朝民歌形成鲜明的对比。北朝民歌中有不少反映爱情和婚姻题材的作品。这些民歌爽快直露，质朴刚健，与南朝情歌缠绵委婉、含蕴温情的情调大不相同。如：“月明光光星欲堕，欲来不来早语我!”(《地驱乐驭》)“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捉搦歌》)，对待婚姻和男女情爱的态度大胆泼辣。反映婚姻问题，多半是女子希望早嫁，如“老女不嫁，蹋地唤天”(《地驱乐歌辞》)，“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折杨柳枝歌》)。这些歌曲直率而朴素，不遮不掩，毫无忸怩羞涩之态。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作是《木兰诗》。此诗最初当为北朝民间传唱之诗，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隋唐文人的润色加工。《木兰诗》成功地塑造了木兰这个不朽的艺术形象。木兰是一个闺中少女，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她挺身而出，代父从军，女扮男装，驰骋沙场十多年，立下汗马功劳；胜利归来之后，又谢绝官职，返回家园，表现出淳朴与高洁的情操。她把对亲人和对祖国的爱融合到了一起。木兰的形象，是人民理想的化身，她集中了中华民族勤劳、善良、机智、勇敢、刚毅和淳朴的优秀品质，在她身上，展示了妇女要求平等、要求独立解放的愿望和理想。《木兰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很有特点：首先是描写有繁有简：详处运墨如泼，如出征前购置鞍马的铺排描写和归来后的一段描写，从而制造烘托出忙忙碌碌的情景与热烈而快乐的气氛。而战场上的描写，则以数语一笔带过。其次，通过人物的行动和气氛的烘托来刻划人物的心理、性格，将叙事与抒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此外，诗中复沓、排比、对偶、问答的句式，叠字、比喻、夸张的运用，都服务于木兰形象的塑造。虽然经过后世文人的加工润色，但全诗生动活泼，清新刚健，仍不失民歌本色，不愧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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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两人能够共同发表论文。

一般而言，夫妻两人能够共同发表论文。比如北京理工大学陈棋教授和北京大学周欢萍特聘研究员在《Science》上发表论文。

其实正常来说，科学家们共同合作进行研究并发表论文在学界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这则新闻却多了点浪漫气息。因为上面提到的陈棋教授和周欢萍教授除了是工作伙伴外，更是一对夫妻。所以夫妻两人能共同发表论文。

学术论文的特点：

学术论文的写作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衡量一个人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标志。在学术论文撰写中，选题与选材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一篇学术论文的价值关键并不只在写作的技巧，也要注意研究工作本身。

在于你选择了什么课题，并在这个特定主题下选择了什么典型材料来表述研究成果。科学研究的实践证明，只有选择了有意义的课题，才有可能收到较好的研究成果，写出较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所以学术论文的选题和选材，是研究工作开展前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