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乐院士发表论文
在第五楼。研究所是指以科学研究为主要目的的社会企事业机构。在中国是一种完全为特殊科研目的和任务而建立的研究机构。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康乐在12楼6层。
1982、1987和1990年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90年至今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1995年任研究员至今。2011年12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2年7月，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 2012年9月，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院士。
康晓乐发表论文
中国就是不跟人家进行谈判，大不了再打一场呗，我们中国现在是团结起来了。我们人名可以弄一个抵制日货，把日本彻底消灭！！！
可是我却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日本和美国对我们国家的态度很明确，我们深刻的明白日本是美国的所谓的伙伴。如果我们跟日本因此断绝了关系，不是正中美国的下怀，只要他现在肯放人，道歉和赔偿我们有时间跟他们耗，而钓鱼台永远只会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和美国的丑恶嘴脸，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只要他日本军队敢踏入钓鱼台半步，中国是不会任他欺负的。中国现在需要发展，而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但并不代表我们会一直忍气吞声。我坚信国家领导人的抉择，小不忍则乱大谋，但我更相信我们中国人不会一忍再忍，触犯了我们的忍耐底线，我们也不会再客气。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人们对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是人性丑陋的暴露，这并不少见。一个新闻曝光的案例表明，新闻背后有越来越多的人。
2010年4月25日，内蒙古大兴安岭腹地阿龙山镇的派出所就是这样一个案例。
同一天，长山镇派出所接到居民报告，在镇外的森林里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
警方在现场对尸体进行了初步检查。尸体表面95%的皮肤被烧焦，当时的温度非常低，尸体被冻得很硬，警察无法立即进行全面检查，以确定死者的身份和死因。
龙山镇是一个非常小的镇，该镇常住人口只有1万多人，警方迅速查清了该镇的人口流动和增减情况。去年警察在镇上只发现了一个失踪的人。
2009年10月30日，当地居民康龙和延斯夫妇在下午放学后失去了他们9岁的儿子康晓乐，此后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但这些尸体被严重烧伤，警察和科伦夫妇都无法仅凭外表就准确辨认出他们。
警方将Coneons夫妇的DNA与尸体进行比对，由于设备的限制，这一过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在等待过程中，警方继续调查此案。
经过一周的调查，警方临时指定了29名嫌疑人，并对他们进行了讯问，但半个月后，这些关键人物一个个被洗清嫌疑。
最后，在这次拜访中，警察发现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镇里一位名叫邓波的男子说，他和他的同学徐燕是初中同学。他们约会了一段时间，但后来他们结婚了，仍然保持联系。
在康失踪的10多天前，徐请求他帮助绑架一名儿童，但他拒绝了。小乐失踪的那天下午，许玉萌又去找他，但被他拒绝了。
徐岩是康龙和杨思的邻居。根据调查，两个家庭之间不存在矛盾，孩子几乎都老了，经常在一起玩。
警方没有放弃这条线索，以徐岩为中心展开调查。一些居民表示，许燕之所以嫉妒康龙的孩子康小乐，是因为他长得很帅，在学校学习也很好。
这时，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传来消息，尸体是康晓乐。
这个消息增加了徐岩的怀疑。自小乐失踪近半年以来，当时留下的证据已基本销毁，警方只好对徐岩进行秘密调查。
一天，徐燕回家的时候忘了锁门。警察检查了汽车，发现车内有两处血迹。
两份血样都被确认为死者肖乐的血样。在大量的证据面前，徐岩终于招供了，供认了杀害小乐的罪行。
据徐岩介绍，2009年10月30日下午放学后，小乐去了她家里，当时儿子不在家，小乐主动请缨陪着儿子。
徐燕给小乐放了三片安定片，在小乐睡着时用手捂住他的口鼻，使他窒息而死。
起初，徐岩把小乐的尸体藏在屋外的角落里，然后用一些垃圾盖住。直到2010年3月中旬，温度越来越高，尸体逐渐腐烂。徐岩把尸体赶到森林里烧掉了。
许说，因为生气，她嫉妒小乐在学校的表现比儿子好。她嫉妒小乐长得好看又听话。
由于一个人的嫉妒，造成了两个家庭的悲剧。
这起案件被新闻报道后，引起人们对人性的思考，不要嫉妒别人比自己更好，而应该默默努力让自己更突出。不要因为一个错误的想法，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
不知道法律会怎么判，但希望法律严惩。这位母亲心理扭曲到一定的点程度，不从自身找问题，成天怪这怪那，嫉妒这嫉妒那，作为她的孩子也是很可悲的。这样的教育下，孩子的心理也是扭曲的。也希望这个社会少一些，这样的母亲。
谢康乐论文发表
谢道韫和谢灵运，一个是著名的才女，一个是开创山水诗的诗人，两人有什么关系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谢道韫与谢灵运的关系
七年级语文课本有篇选自《世说新语》中的文章，编辑给它加了一个标题，曰：《咏雪》。原文如下：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谢太傅，即谢安，字安石，东晋名士、宰相，浙江绍兴人。他可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曾经指挥八万兵力打败了号称百万的前秦苻坚军队，而著称的淝水之战，因而他也彪悍史册，是谢氏家族一个标志。
文章中还提到了一位才女，名曰谢道韫，其父是谢安的兄长谢奕，其兄是谢玄，其夫是王羲之之子王凝之。王谢两家可是当时最有威望的两大家族，这算门当户对，才女配才子。
谢安与王羲之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志道同合，难得的知己，在历史上留下不少的轶事，曾早年两人都归隐上虞东山。
其实，谢氏家族一开始并没那么高的声望，正如余嘉锡先生所说：“谢氏虽为江左高门，而实有万安兄弟其名始盛，谢褒父衡虽以儒素称，而官止国子祭酒，功业无闻……后来太傅名德，冠绝当时，封胡羯末，争荣竞秀，由是王谢齐名。”
当初王羲之来到谢安家，为子向谢氏提亲，希望犬子凝之能与兄台侄女道韫成为连理，是再好不过了，谢安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王羲之。谢道韫听了之后，很不爽，一百个都不愿意嫁到王氏家族，并说了这样一段话：“一门叔父，有阿大中郎。我的兄弟中也有‘封胡羯末’四大才子，王郎想比你们天上地下阿。”谢安听了之后，哑口无言，无言以对。
其实王氏家族，在王羲之这辈文采也是很出众的，王羲之就是其中一位，但在另一方面是让人刮目相看的，书法史上被称为“二王”就是出自他家。王氏家族之所以称为第一大望族，并不是靠一两个人来撑当门户的，它的兴旺长达三百年之久，冰寒三尺，非一日之寒就能到达的，当然有它存在的理由。
说通俗点，王氏家族擅长政治，谢氏家族擅长文学。但两家都有两者的融合，只是哪一个占了上风。但有点是要明确的，谢氏家族的成员个个孤傲的很，恃才傲物，也是导致家族兴亡的直接原因。
话还是说说王谢两家的关系。前面说了，谢家的才女谢道韫嫁给了王凝之，道韫就成了王羲之的儿媳。道韫的兄长叫谢玄，也是谢家重要人物，可以说，以后的谢家都以谢安、谢玄为崇拜的对象，他俩人在谢氏家族的地位可见一斑。
谢玄的儿子谢换，也就是山水诗歌流派的鼻祖谢灵运的父亲，他的妻子却是王羲之的外孙女。王羲之惟一的女儿，姓名不详，后嫁给浙江余姚一个叫刘畅的人，在那生了一子一女，子叫刘瑾，女叫刘氏。这位刘氏就是谢玄的儿媳妇，谢换的妻子，谢灵运的母亲，这样一说的话，王羲之是谢灵运的曾外祖父，灵运是王羲之的重外孙。
这样看来，王谢两家从谢奕到谢灵运四代就是亲上加亲了。按辈子排列，谢道韫是谢灵运的姑婆，加上谢灵运母亲这层的关系，谢灵运不但可以叫谢道韫为姑婆(父亲这边)，还可以称为舅婆(母亲这边)。
谢道韫介绍
谢道韫是东晋时女诗人，是宰相谢安的侄女，安西将军谢奕的女儿，也是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次子王凝之的妻子。
谢道韫留下来的事迹不多，其中最著名的故事，记载在《世说新语》中：谢安在一个雪天和子侄们讨论可用何物比喻飞雪。谢安的侄子谢朗说道“撒盐空中差可拟”，谢道韫则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因其比喻精妙而受到众人的称许。也因为这个著名的故事，她与汉代的班昭、蔡琰等人成为中国古代才女的代表人，而“咏絮之才”也成为后来人称许有文才的女性的常用的词语，这段事迹亦为《三字经》“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吟。”所提及。
在卢循孙恩之乱时，丈夫王凝之为会稽内史，但守备不力，逃出被抓被杀，谢道韫听闻敌至，举措自若，拿刀出门杀敌数人才被抓。孙恩因感其节义，故赦免道韫及其族人。王凝之死后，谢道韫在会稽独居，终生未改嫁。
人物生平
名门才女
谢道韫身出名门，系东晋安西将军谢奕之长女，宰相谢安的侄
女，谢氏家族的才女。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一次叔父谢安问她，“《毛诗》中何句最佳？”谢道韫答道：“诗经三百篇，莫若《大雅·嵩高篇》云，吉甫作颂，穆如清风。 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谢安大赞其雅人深致 。谢安颇为谢道韫的婚事操心。魏晋时代，谢氏与王氏是两大望族，有“王与谢共天下”的说法。出于门当户对的.考虑，谢安在王羲之的儿子当中物色侄女婿。最先看中的是王徽之，但谢安听说此人不拘小节，遂改变了初衷，将谢道韫许配给王凝之。
婚后生活
王凝之是王羲之的次子，善草书、隶书，先后出任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却信五斗米道，平时踏星步斗，拜神起乩。道韫嫁王凝之为妻，婚姻并不幸福。婚后不久，谢道韫回到娘家，整天闷闷不乐。谢安感到奇怪，就问道：“王郎，是逸少（王羲之）之子，不是庸才，你为什么不开心？”谢道韫回答：“谢家一族中，叔父辈有谢安、谢据，兄弟中有谢韶、谢朗、谢玄、谢渊，个个都很出色，没想到天地间，还有王郎这样的人！”封是指谢韶，胡是谢朗，羯是谢玄，末是谢川，都是谢家兄弟的小字。言下之意是，这个丈夫让她失望。谢道韫抱怨说谢家兄弟都这么有名气，为什么单单出了王凝之这个蠢才呢！
晚景凄凉
谢道韫在王家平淡地过了数十年，此时东晋王朝气数已尽，孙恩、卢循起义爆发了。当时任会稽内史的王凝之已迷恋上道教，面对强敌进犯，不是积极备战，而是闭门祈祷道祖能保佑百姓不遭涂炭。
谢道韫劝谏了丈夫几次，王凝之一概不理，谢道韫只好亲自招募了数百家丁天天加以训练。孙恩大军长驱直入冲进会稽城，王凝之及其子女都被杀。谢道韫目睹丈夫和儿女蒙难的惨状，手持兵器带着家中女眷奋起杀贼，但终因寡不敌众被俘，此时她还抱着只有三岁的外孙刘涛。她对孙恩厉声喊道：“大人们的事，跟孩子无关，要杀他，就先杀我。”孙恩此前听说过谢道韫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女子，今日又见她如此毫不畏惧，顿生敬仰之情，非但没有杀死她的外孙刘涛，还派人将他们送回会稽。从此谢道韫寡居会稽，足不出户只是打理本府内务，闲暇时写诗著文，过着平静的隐士生活。孙恩之乱平定不久，新任会稽郡守的刘柳前来拜访过谢道韫。谢道韫究竟跟他说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事后，刘柳逢人就夸奖谢道韫说：“内史夫人风致高远，词理无滞，诚挚感人，一席谈论，受惠无穷。”谢道韫的后半生写了不少诗文，汇编成集，流传后世。
文学才情
谢道韫长于诗文，刘孝标注《世说新语·言语》引《妇人集》说：谢道韫有文才，所著诗、赋、诔、讼， 传于世。她的作品《隋书·经籍志》载有诗集两卷，已经亡佚 。《艺文类聚》保存其《登山》（又名《泰山吟》）和《拟嵇中散咏松》两首诗 ，《全晋文》收其《论语赞》。
谢道韫不仅诗文写得很出色，而且她具有很高的思辩能力。魏晋时代，“人士竞谈玄理”（时人称道家的《老子》、《庄子》和儒家的《易》为“三玄”），清谈成为一种风气。有的人甚至通过谈玄，“累居显职”。谢道韫虽然不想当官，对玄理却有很深的造诣，并善于言谈。据《晋书·王凝之妻谢氏》记载，有一天，王凝之的弟弟王献之在厅堂上与客人“谈议”，辩不过对方，此时身在自己房间的谢道韫听得一清二楚，很为小叔子着急，想帮他一下，遂派遣婢女告诉王献之要为他解围。然而，封建时代“男女授受不亲”的规矩又限制女人不能随便抛头露面。谢道韫就让婢女在门前挂上青布幔，遮住自己，然后就王献之刚才的议题与对方继续交锋，她旁征博引，论辩有力，最终客人理屈词穷。
人物评价
济尼：“王夫人神
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
《晋书》：“夫繁霜降节，彰劲心于后凋；横流在辰，表贞期于上德，匪伊尹子，抑亦妇人焉。自晋政陵夷，罕树风检，亏闲爽操，相趋成俗，荐之以刘石，汩之以苻姚。三月歌胡，唯见争新之饰；一朝辞汉，曾微恋旧之情。驰骛风埃，脱落名教，颓纵忘反，于兹为极。至若惠风之数乔属，道韫之对孙恩，荀女释急于重围，张妻报怨于强寇，僭登之后，蹈死不回，伪纂之妃，捐生匪吝，宗辛抗情而致夭，王靳守节而就终，斯皆冥践义途，匪因教至。耸清汉之乔叶，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贞蕤，无惭雅引，比夫悬梁靡顾，齿剑如归，异日齐风，可以激扬千载矣。”
《妇人集》：“谢道韫有文才，所著诗、赋、诔、讼， 传于世。”
余嘉锡：“道韫以一女子而有林下风气，足见其为女中名士。”
谢灵运介绍
谢灵运出身名门，兼负才华，但仕途坎坷。为了摆脱自己的政治烦恼，谢灵运常常放浪山水，探奇览胜。从不同角度刻画自然景物，给人以美的享受。
《隋书·经籍志》所录谢灵运著作，除《晋书》而外，尚有《谢灵运集》等14种。《谢灵运集》19卷（梁20卷，录 1卷），北宋以后就已散佚。明代李献吉等从《文选》、《乐府诗集》及类书中辑出谢灵运的作品，由焦竑刊刻为《谢康乐集》。
诗歌代表作如《登池上楼》等。
谢灵运除诗歌外还有赋10余篇，其中《山居赋》、《岭表赋》、《江妃赋》等比较有名，景物刻划颇具匠心，但成就远不及诗歌。谢灵运早年信奉佛道，曾注释过《金刚般若经》，润饰过《大般涅经》，有《辩宗论》为其阐释顿悟的哲学名篇。谢灵运还于元嘉间奉诏撰《晋书》，《隋书·经籍志》著录36卷，已佚。《隋书·经籍志》又著录有《谢灵运集》19卷，已佚。明代张溥辑有《谢康公集》2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另有明代李献吉等辑刻的《谢康乐集》。近人黄节也作有《谢康乐诗注》等。
谢灵运的诗歌虽不乏名句，他的诗文大都是一半写景，一半谈玄，仍带有玄言诗的尾巴。但尽管如此，谢灵运以他的创作极大地丰富和开拓了诗的境界，使山水的描写从玄言诗中独立了出来，从而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从此山水诗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
对于自己的才华，谢灵运曾说过一句很狂放的话：天下才共一石（即十斗），子建（即曹植）独占八斗，吾占一斗，天下才共分一斗。
总结：谢灵运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山水诗人，善于用富艳精工的语言记叙游赏经历、描绘自然景物，多有形象鲜明、意境优美的佳句，对唐代的诗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分类: 文化/艺术 >> 文学 >> 小说 解析: 二张研究 张说、张九龄不但是初盛唐之际极为重要的政治家，而且是当时诗坛的领袖，对盛唐诗歌兴盛局面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加上他们本身的文学创作成就比较大，故本世纪有关他们文学作品和创作活动的研究成果也较多。 一、张说研究 关于张说的专题论文，本世纪上半叶只有一篇，即陈子展的《张说一千二百年忌》，大部分成果产生在八十年代以后。张说生平研究 本世纪关于张说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陈祖言的《张说年谱》、傅璇琮《唐才子传笺证》第一册"张说"条、乔象钟《张说》等。 关于张说的籍贯，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曰范阳人，一曰洛阳人。陈著对此两说均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辨，最终认为，张说籍贯河东，范阳既是越认，洛阳亦属讹传。。傅著则认为，张说籍贯应为洛阳人。 对于张说生平重要行事，陈著发明较多。如张说制举登科之年，《新唐书》等说是永昌元年，清人徐松说是垂拱四年，据本书作者考订应为载初元年；张说迁荆州之年，唐史学者岑仲勉《唐史余沈》提出开元五年、六年两种可能，本书作者则认为是开元五年；张说镇并州之年，《旧唐书》说是开元七年，本书认为应是开元八年，等等。 另外，作者还化了大量的笔墨考证了张说与盛唐著名文士的交往以及对他们的提携，强调了张说对盛唐文学兴盛的巨大贡献。将张说诗文能考知所作月份的，都予以系年。不能确定作于哪一年，只能确定一段时期的，则系于这段时期的最后一年，并予以注明。这些都有助于对张说文学创作活动和诗文成就的进一步研究。傅著在陈谱的基础上稍有补充。 张说诗文成就研究 对于张说的文学成就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陈子展在《张说一千二百年忌》中作了较详细的、全面的论述，他认为张说"是代表一个时期的文学家，今年是他的一千二百年忌。现在我们要提起他，就该重估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至少也该知道他在当时文坛上的位置。""他在当时，不曾明白的提倡散文。他的文章也还未脱出整体的型范。可是他以碑文墓志叙事之文见称当世。而他的文章也很可以拿来代表那时文体由整列散的这一趋势。""他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也就正因为他的文章能把握当时的社会意识的缘故。自然，他于当时文坛上有不小的权威，有不小的影响。……有唐代隋，张说显贵于开元盛时，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很足以抬高他在文学上的地位。所以他能主一时坛坫，开一时风气。……他在文学上虽不曾有若何明白主张，而宋初《新唐书》却把他列在王杨和韩柳之间，作为由王杨变到韩柳的一个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 在四十年代，闻一多把张说划到盛唐时期第一个复古阶段"齐梁风格"的作家群中，但他又认为，"张说的诗比同派其他诗人写得深刻，如'闲居草木待，虚室鬼神怜。'（《闻雨》）竟有泛生主义看法。又如：'云霞交暮色，草木喜春容。'（《侍宴浐水赋得浓字》）态度更为积极，认为自然是神秘而有灵性者。……张说的'雁飞江月冷，猿啸野风秋。'是模仿上官仪《入朝洛堤步月》中的两句，而他的身分官职，正好证明他是直接继承了初唐的风格。"张说的《还自端州驿与高六别处》五律一首"整篇匀称，无句可摘，才是盛唐新调"，"张说的诗能高于这一派的小家诗人，这是重要的原因"。"他又以自己的地位把这种作风加以提倡，当时除了孟浩然、李白、杜甫等大家之外，一般想由科举出身的举子们谁不竞先响应。因此，我们有理由把张说说成是试帖诗典型的建立者，也就是他对唐诗所起的重大影响，而试帖诗的影响唐代诗坛，也就是张说影响的普遍化了。" 此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学术界似乎将张说淡忘了，无论是文学史还是唐诗研究专著对张说大都很少提及或一笔带过。直到八十年代，人们才又开始注意张说的文学成就，对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重新作出评价。如陈祖言在其《张说年谱·前言》中就着重强调了张说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他主要的建树在文学上。他'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是开元前期的'当朝文伯'，而唐代文学由初入盛的变化，正是在这个时期最后完成的。""张说所奖掖的文学后进（包括一些和他年龄差不多的人），现在我们能考知的就有：张九龄、贺知章……等二十余人（还有些当时以文学受知于张说，日后却并非以文学著称者，如房琯、李泌、刘晏等）。这简直就是一张开元前期的文学家名单！这批人又提携了一批盛唐的大师，如张九龄之于孟浩然、王维，贺知章之于李白，孙逖之于李华、萧颖士。可以说，张说的'延揽后进'，对唐代文学的发展，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于张说本人的文学成就，本书作者认为，"他的碑志文和山水诗尤其出色"，"同时，张说也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他曾以权威的口吻对当时的著名文人逐一作了精彩的评论。"文章还说："要了解张说对唐代文学的贡献，还应注意他和玄宗的关系。玄宗尚在东宫时，张说为太子侍读，两人就异常亲近。后来张说又'独排太平之党，请太子监国，平定祸乱，迄为宗臣'。正是凭藉这种特殊的关系，张说对玄宗的文学好尚和由此制定的政策，可以施加很大的影响。比如，张说在景云二年《上东宫请讲学启》中提出的'崇道尊儒'、'博采文士'等主张，即为玄宗全面采纳。因此，韦述曾说：'上之好文，自说始也。'宋祁则说：'开元文物彬彬，说力居多。'" 乔象钟《张说》也曾对张说的文学成就详加论述，该文认为，"以大手笔驰名的张说为初盛唐大臣、名将所写的碑铭、行述，是唐史的原始资料，也是唐代将相的画廊。其中有王方翼、裴行俭……等。他为一代伟人所树立的形象，是不朽的。""张说的诗歌有一半是奉和应制之作，这样的体制已限制了他的诗歌自由发挥，抒情写性。歌功颂德，四平八稳，词藻富丽是其特点，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也可以使人了解到当时社会一些侧面。不过，他的更多的诗歌着重抒发自己的情怀的。描写了他一生多变的政治生涯和他的欢乐悲愁。""张说的山水诗也写得景象开阔，活泼而富情趣，……就是那些奉和应制的诗，也不可一概予以抹煞。有的写得也很工巧。" "在形式的运用上，张说写过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歌行，这些诗歌都明丽、流畅，音韵响亮，可资吟咏。他是初、盛唐间一位重要诗人。" 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对张说在唐代山水诗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该书认为，"开元前期的山水诗虽然再度复兴了齐梁诗风，却并未重蹈其绮靡的覆辙，而且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为盛唐山水诗奠定了优美清新的基调。除了吴越山水诗境界开阔、生机勃勃、新鲜健康等自身原因以外，张说、张九龄的正确引导也起了重要作用。"在论述张说山水诗时，她认为，"张说的思想以儒家济世的观念为主，不喜道教的方外之说"，"因此张说最大的贡献之一，便是在山水诗中表现了拯世济人的理想，躬逢盛世的自豪感，以及不计沉浮得失的达观心情，使山水诗显示出盛唐时代的精神面貌。""张说虽不喜方外之说，但他向陈子昂一样，常常探索天道变化的规律，并往往落实到社会人事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张说这些思考在行役贬谪之时为多，所以能和山水诗相结合。"这样无疑就深化了山水诗的意境。同时，张说的山水诗还"将陈子昂提倡的比兴寄托引进了山水诗"，"虽然张说这类诗作极少，但为盛唐诗人进一步将比兴寄托融入山水诗打开了思路。""张说的山水诗能兼取大小谢两种不同的风格，促使晋宋与齐梁两体趋于合流。这主要体现在他的部分游览诗中，有的效法大谢式的双声叠韵字和艰涩声调"，"但张说不像陈子昂、沈、宋的古体那样追求大谢的重涩繁缛。或许是因为岳州面临浩渺的洞庭，他更多地吸取了小谢描绘水景的艺术"，"小谢式的清朗和大谢式的密实相协调，体现了张说所理想的中和之美。"文章还指出，张说对开元诗风的影响不仅在他的创作实绩，更重要的是他一代文宗的地位引导着诗歌发展的方向：张说所提携的许多人"在南方山水诗传入京洛的过程中，曾起过不小的作用"；"张说还从理论上倡导'逸势标起，奇情新拔'的风骨，以及'属词丰美'的中和之气'的辞采，预见到'天然壮丽'应是盛唐诗理想的风貌。"在谈到张说称赏王湾《次北固山下》诗的诗史意义时，文章认为："王湾这一联以宏大的气魄写出诗人从海日生于残夜、新春入于旧年的自然景象中领悟的哲理意味，较之崔、杜之句仅限于写景的意境更为深广，标志着五律诗境已彻底摆脱齐梁山水诗赋物象形、即景寓情的阶段，进入了盛唐。张说敏锐地觉察到这一变化的意义，并'每示能文令为楷式'（ 《全唐诗话》），便及时防止了开元前期齐梁清媚诗风流行，容易失于肤浅的潜在危机，并为近体山水诗指出了艺术升华的途径。" 杜晓勤的《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一书也比较重视张说在初盛唐之际诗风转变过程中地位和作用，作者认为： "由于张说等人外贬时间较长，此时之政治斗争乃是持不同政见朝臣间的倾轧，远不如武周朝酷吏对朝臣残酷，所以他们便能在初唐宫廷诗歌艺术传统之外，另寻野径，从汉魏诗歌，从陶潜、王绩的隐逸诗，从阮籍、陈子昂的感遇、咏怀诗，从南朝的山水诗中吸取艺术养料，作更多的艺术尝试，为盛唐诗歌新风貌的形成作了必要的艺术铺垫。""在这些作品中，首先值得重视的，是张说等人直接继承汉魏文人诗言志述怀，表现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思想，以及对人生功名的思考"。"而这种乐观的心态、不灭的理想正是盛唐诗人学习建安诗风而又有别于建安诗风的关键所在，张说于此点实有首倡之功。""其次，张说遭贬之后，还有意学陶渊明、王绩之达观、萧散，而隐逸自适，静以待时"。"也许正是在张说的影响下，王维、孟浩然等盛唐诗人才不至于沉沦于山林、田园之中，而是形成了乐观、任真、自然、放达的健康人生观。""在张说等人的贬谪诗中还有一些直接秉承了阮籍、陈子昂《咏怀》、《感遇诗》的艺术传统，感慨怀抱，兴寄遥深"。"后来盛唐诗人高适、岑参、李白、杜甫等在天宝初年游梁宋时多作有感慨古今、意气纵横之诗，疑亦有张说的影响。"该书最后说："总之，张说在开元初年遭贬时期，在诗歌艺术方面博采众长，从诗歌表现题材、诗歌形式，到诗境、骨力等方面都作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为开创盛唐诗歌新风貌作了比较全面的准备。" 另外，八十年代以来，还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张说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的论文，比如肖砾的《唐大手笔张说在钦州》、李剑国的《张说的传奇考论》、彭菊华的《张说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徐定祥的《漫论张说及其〈邺都引〉》、张步云《论从初唐到盛唐的过渡诗人张说》、陶新民《初论张说对盛唐文学的贡献》等，也都各有侧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二、张九龄研究 本世纪关于张九龄的研究成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由广东学者做出的，而且其中很多成果是在三四十年代的《岭南学报》和八十年代的《韶关师专学报》发表的，这反映了整个学术界对张九龄研究并不是十分重视，这自然影响了张九龄研究的发展。不过，八十年代以后，其他地区的学者和学术刊物也逐渐刊发了一些有关张九龄的论文，而且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突破，加上九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诗歌史和唐诗研究论著也加强了对张九龄文学成就和在唐代文学史上地位的论述，故到世纪末张九龄的研究也就显得比较充实了。 本世纪上半叶 张九龄生平研究 本世纪关于张九龄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何格恩的《张九龄年谱》、何格恩《曲江年谱拾遗》、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张九龄》、李世亮《张九龄年谱》、乔象钟《张九龄评传》、崔文恒的《张九龄小传》、刘斯翰《张九龄年谱简编》、张明非《张九龄生平事迹考辨》等。 何格恩文《张九龄年谱》将张九龄一生重要行事都作了考证、系年，如：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张九龄生；武后载初二年（690），张九龄十三岁，上书王方庆；长安二年（702），二十五岁，擢进士；长安三年（703），见张说；中宗神龙三年（707），三十岁，中材堪经邦科，授校书郎；睿宗太极元年（712），三十五岁，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迁左拾遗；玄宗先天二年（713），上书姚令公，劝其远谄躁，进纯厚，不纳，拂衣南归；开元四年（716），三十九岁，请行郊礼，开大庾岭路；开元八年（720），四十三岁，四月八日转司勋员外郎；开元十年，转中书舍人内供奉；开元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加中散大夫；开元十五年，三月，授都督洪州诸军事，守洪州刺史；十八年，七月三日传桂州刺史兼岭南按察使；十九年（731），五十四岁，三月七日，守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开元二十二年（734），五十七岁，五月二十七日，加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修国史；开元二十五年，左迁荆州大都督长史；开元二十八年（740），六十三岁，五月七日，卒于韶州曲江之私第。其《曲江年谱拾遗》首先对张九龄集中所言"始兴林泉"与《旧唐书》本传中所说的曾祖家于始兴的问题，作了辨析，认为曲江在世日未尝居于始兴，此乃沿用旧称。另外，对上期发表的《年谱》中"曲江屯田"一节（开元二十二年）作了补正，而且对张氏广屯田议之动机也作了说明。总之，何谱考证精审，系年详明，许多结论现在仍为学界所援引，后出的一些《张九龄年谱》很少有从整体上超过它的。 傅璇琮《考略》首先针对五十年代以后的一些文学史专著及唐诗选本都定张氏生年为673年的情况，结合1960年新出土的《张九龄墓志》对张九龄的生年重新作了考辨，最终认为张九龄的生卒年应为高宗仪凤三年（678）至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年六十三岁。此说与闻一多《唐诗大系》和上引何谱相合。此文其他关于张氏生平的考证结果亦多与何谱相合。唯其对张九龄与盛唐文人交往的考述，可补何氏之阙。 刘斯翰《年谱简编》虽然在主要观点上也没有超过何谱，但它对张氏诗文作了一些系年，便于对张氏文学创作活动的作进一步的研究。 张明非的《考辨》一文考证了张九龄一生的三个重大问题：一是关于张九龄的生年，她从三个方面证明张氏应生于仪凤三年，而非高宗咸亨四年；二是关于张九龄开元初的辞病告归，虽然其结论也与何谱接近，但对张氏乡居时期活动的考证更细致；三，关于张九龄与张说的关系，该文也作了深细的辨析，认为九龄刺冀州后改洪州，确系受张说罢职之牵连，但改太常少卿，却不在此之列。 本世纪上半叶 张九龄政治生活和思想研究 本世纪关于张九龄政治生活的专题文章，只有何格恩的《张九龄之政治生活》，该文认为，"唐自武德贞观以来，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之。开元中，薛讷……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九龄无军功，独以文词显；而能致相者，则张说倡导之力也。"该文又对张九龄柄政时所实施之政策作了阐述：（1）守古礼，（2）慎爵赏，（3）重守令，（4）尚学问，（5）轻武功，（6）防胡将。此外九龄在政治上之设施：如废循资格，复置采访使，大抵率由旧章。如驰禁铸钱，则以同僚反对，未见实行。广屯田之议，未详其实施之方法。文章结尾说："总之，张九龄之政策与李林甫完全冲突。玄宗用张九龄致开元之治；用李林甫成天宝之乱。" 乔象钟《张九龄评传》则侧重从张九龄的思想出发来论述其政治主张，如指出张九龄继承了儒家的人本思想，他幼长边远地方，注意到地方官对人民的重要性，曾上疏批评朝廷不重视地方官，往往把犯了罪的京官贬到地方去任官，有才能的人皆不愿任地方官。他主张凡是没有担任过地方官的，不得担任侍郎、列卿、台、卿、给、舍等京官。 顾建国《论张九龄的穷达出处观》联系张九龄的思想和创作特征作了较为深入具体的探索，细致地分析了张九龄穷达出处观的形成过程，指出张九龄"将勤劳国事与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一种及时建功立业的紧迫感，"同时在宦海风波与人生旅途上，坚守不屈己、不阿私的节操"，这是他穷达出处观的重要特征。而他之所以形成这种出处观，"又与他先后经受忤相辞归、因事外放和被贬荆州这三次大的挫折有关。"顾文认为张九龄选择功成身退的人生道路，"这种思想萌发于开元十五年他外放洪州时"，"这次外放与张说的倒台有关"， 因而"自然触发了他潜藏在心底的势孤族寒、难以立足朝廷的意识"。而张九龄的所谓退隐，实际上是把外放当作赋闲。文章还分析了张九龄所确立的"逢时报恩、功成身退"的盛世出处观对王维、李白等盛唐诗人的影响。这些论述，较之以前一般化地评价张九龄思想的文章，显然深入了一大步。 类似的文章还有钟梅坤《论张九龄的政治思想及其历史贡献》、黄志辉《试论张九龄的神道观》、顾建国《张九龄与岭南文化》、李锦全《张九龄思想探微》、曹作之《论张九龄与李林甫之争》、王镝非《论张九龄的政治远见》、萧文苑《张九龄的人格美》等。 本世纪上半叶 张九龄诗文成就研究 对于张九龄的诗文创作成就和在唐代文学史上的作用，学界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少泉在《诗人张九龄》中指出，"九龄之诗，在当时已有凌驾张说之评语矣"，并谓其《感遇诗》与子昂"皆注重意境，撇开词藻，风骨高古，华丽诗风，为之一扫。但九龄所作与子昂稍有不同之处，盖正字古奥，曲江蕴藉；虽本源同嗣宗而精神面目各自别也。""按陈张二人个性不同，处境亦有顺逆，故发为诗歌，子昂沉雄激越，九龄温润而蕴藉。所以其诗能回旋于沈宋时代，而别有所自得也。"文章还认为，九龄诗之渊源，学自阮籍，但自有其特点：一，五古风流蕴藉，二、律诗婉而有致。 乔象钟《张九龄评传》认为张九龄的作品是相当精彩可观的，只是纯文学的诗、赋较少。她认为九龄集中那些看似枯躁、平实的敕、书等应用文，是那个时代政治生活的记录。张九龄在朝时所作的奉和应制诗虽然率多平平，但也留下了一点开元之治的影子，而张九龄外出时所写的诗则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如《壶口望庐山瀑布水》和《望月怀远》等。"张九龄的诗多发自胸臆，情真意切，没有什么雕饰，这和唐代早期李峤、沈、宋的诗风大不相同"，"他的诗作虽不算丰富，也是有助于开一代风气的作家"。 刘逸生《张九龄对唐代诗歌的贡献》则对张九龄在岭南诗史和唐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热情洋溢的评价："他是继陈子昂之后，力排齐梁颓风，追踪汉魏风骨，打开盛唐局面的重要一人。""正是由于他提拔、奖掖和团结了一批能诗善文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在诗歌上的主张和实践，也就得到诗坛上许多人的赞扬拥护，进而'蔚成一代风气'。我们不妨这样说：陈子昂提出的诗歌理论，是通过张九龄这座'桥梁'而迅速到达盛唐诗国的。这是张九龄对唐代诗歌的重要贡献。""当然，张九龄的创作实践对当时诗风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张九龄的诗，以五言古体和五言律句最为突出。他的五言古诗，上接汉魏，而与陆士衡、谢康乐为近，不崇绮采，自有苍秀朴茂的韵味，其中《感遇》十二首，尤其深得风 *** 兴之旨。置于盛唐大家之前，也毫无愧色。""大抵张九龄的五律，法度严整，语言挺拔，恢然自有大家风度。""他的五言排律也颇有可观。对仗蝉联，在工整中自然流畅，很少刻缕雕琢的痕迹。"对于张九龄促使当时诗风转变的原因，作者这样认为：第一，张九龄是以奖掖风雅的当朝大臣的身分进行创作的。由于他的身分地位和社会声望，他的作品自然带有一种大的影响力量，足以转移或左右诗坛上的风气。第二，初唐诗坛上的齐梁颓风，到了先天、开元之间，已进入穷途末路，许多人都迫切要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事实上也已有人在进行探索。恰在此时，张九龄以朝廷大臣的身分，参与了这一探索，这就使探索者增加了勇气和信心，加速了诗坛上风气的转变。第三，张九龄公忠为国、正直不阿的道德品格，不但贯注于他的诗歌创作中，更体现在他的政治措施上，他生平处理几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如保护太子，阻李林甫、牛仙客拜相，知安禄山必反，铁骨铮铮，昭然在人耳目。做到"人如其诗，诗如其人"。这样也就为诗坛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促进诗坛风气的改变。 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张九龄诗歌的文章，主要有李玉宏的《论张九龄的诗》、沈贻炜《张九龄和他的〈感遇诗〉》、汪维尔《谈张九龄的〈感遇诗〉》、李玉宏《张九龄的生平和诗文新探》、陶文鹏《清思健笔 妙画活水——读张九龄山水诗札记》、陈建森《张九龄与陈子昂诗歌理论比较》、陈建森《张九龄与盛唐山水诗》、曹凤前的《续革新之业 开盛唐之先――论诗人张九龄》、陈新璋的《论张九龄诗歌的主体形象与艺术风格》、张明非《论张九龄山水诗的清澹风格》、葛晓音《唐前期山水诗演进的两次复变——兼论张说、张九龄在盛唐山水诗发展中的作用》等。 其中陶文鹏文认为张九龄的山水诗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写水的篇章占了绝大多数，而且多为意境清新的佳作"，文章还认为，张九龄对诗画有明确的美学要求，即写景状物不仅要"笔贵形似"、"极其天姿"，更要"意得神传"、"见其风骨"。文章在分析张九龄的具体作品时说："他在诗中描绘山水景物，吸取了谢灵运的繁冗堆砌、晦涩平板之弊，着重写出对于景物最鲜明的印象和感受，寓神于形，以形传神，从而创造出许多风格各异的山水形象。"文章最后还涉及到对张九龄山水诗"清澹"风格的理解，作者认为，"清澹"确是张九龄的主要风格。所谓"清澹"，即清新、澹远，不仅指所写的山水景物形象新鲜脱俗，色彩素淡而有神韵，而且更指诗中有深远的情思、意蕴，悠长的韵味。 张明非文专论张九龄的清澹风格，论述更加细致，文章认为"笔墨清新简淡而有隽永的韵致，此即胡应麟所谓'清澹'的含义，这也是由他提出并得到后人认同的张九龄诗所具有的风格特征。"具体地说，张九龄在诗中对"清"景的确情有独钟；他诗中的景物很少着色，着色部分使用最多的也是"青"、"绿"、"白"三种清淡的颜色，造成和谐鲜明而又清新淡雅的审美情趣；从写景上看，张九龄诗中多写薄暮、夜景及烟景。清澹虽然应属阴柔之美，但张九龄的山水诗却能不落纤巧柔媚一格，于清澹中透出一股"清拔"之气。这一审美效果的产生，首先是由于他气魄宏大，极少着眼于琐细的景物，多摄取大景入诗。其次，本写静物，偏用动词点染，化静为动，也是张九龄诗富有气势而又不失清澹风格的一个原因。文章最后还指出张九龄的美学观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他极力推崇"自然"，以此为美的最高境界；二是在象、言、意三者的关系上，认为言不尽象，言、象都不能尽意。 葛晓音文则将张九龄的山水诗放在整个唐代山水诗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文章首先对胡应麟认为张九龄"首创清淡之派"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他早年行役途中虽有几首描写江上清幽景色的诗篇，也只是当时风气使然。因清淡的吴越山水诗神龙中便流传上京，何况这不是他的代表风格。从他的大多数诗篇来看，他的特色恰恰是在神龙至开元中清媚诗风流行之时，以大谢式的沉厚凝重的风格另立一宗。张九龄诗本以情思深远见长，并不善于细致刻划景物的形貌动态，因此他取法大谢体，比起陈子昂和沈宋来，章法与词语模仿的痕迹更明显。所以文章认为，张九龄继陈子昂之后，将山水引入感遇类诗，创造出以感怀为主兼咏山水的五古体，充实并深化了山水诗的思想感情，使建安正始诗歌的风力在山水诗中得到体现，其实是他最重要的贡献。由于作者是在对原始材料的阅读、爬梳中得出这一观点的，故显得新警而又有说服力。 曹凤前文则着重分析了张九龄诗歌创作的艺术特征及其在盛唐诗歌革新中的作用，认为张九龄"在文学上沿着陈子昂业已开辟的革新之路将诗歌遗传进一步推向完善"，"用托物比兴的委婉笔法以表现自己幽独自守而又不甘寂寞的愁叹，成了其诗歌表现手法的主题部分。"曹文认为张九龄诗歌创作的特征主要有三点：一是"表现在雍容平和、温雅醇厚的诗歌意境上"，这"与他受儒家的'大雅正声'、 '温柔醇厚'、'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诗教影响不无关系"；三是"反对浮华，摒弃雕琢、崇尚自然之气"，诗歌语言"随风卷舒、自然成态"。他"避免了陈子昂情与景游离的局面，把感情巧寓兴象之中且出乎自然，语言也比陈子昂圆熟清新、朴实而不质木"。因而"以其成熟的诗作昭示了这场革新的实绩"。 本世纪上半叶 张九龄作品和研究资料整理 本世纪的张九龄作品整理的新成果有刘斯翰校注的《曲江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该书总分诗集、文集两部分，并附著者张九龄年谱简编。本书主要部分是诗集，对诗作做了编年、题解、注释。文集仅作了校点。另外，梁健编的《张九龄研究资料篇目索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世说新语 咏雪
原文：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译文：谢太傅在一个寒冷的雪天把家人聚集在一起，跟子侄辈的人讲论诗文。忽然雪下得很大，很急，太傅高兴地说：“这纷纷扬扬的白雪像什么呢？”他哥哥的长子胡儿说：“跟把盐撒在空中差不多可以相比。”他哥哥的女儿说：“不如比作风吹柳絮满天飞舞。”太傅大笑着很高兴。谢道韫是谢太傅大哥谢无奕的女儿，左将军王凝之的妻子。
【谢灵运传译文】 谢灵运，陈郡阳夏人。
祖父谢玄，是晋代的车骑将军。父亲谢王奂，从小便不聪明，当过秘书郎，很早就死了。
谢灵运很小的时候就聪慧过人，谢玄十分看重他，跟亲近的人说：“我生了谢王奂，谢王奂怎么能生灵运呢！” 谢灵运从小便爱读书，博览经史，他写的文章非常漂亮，江南几乎没人赶得上，堂叔谢混尤其喜欢他。谢灵运继承祖父的爵位，被封为康乐公，享受两千户的税收待遇。
援引先例，谢灵运被朝廷授予员外散骑侍郎的职务，谢灵运没有到任，但他却接受了琅王牙王的大司马行参军的官职。谢灵运性情奢侈喜爱豪华，他车子的装璜鲜艳而美丽，他的衣着玩的用的东西，无不改变以往的旧样式，世人都学他的样子跟着变，人们都叫他谢康乐。
抚军将军刘毅镇守姑孰，用他当记室参军。刘毅镇守江陵，又让他当卫军从事中郎。
刘毅被杀后，高祖刘裕用他当太尉参军。回到京城后做秘书郎，又因事而被罢免。
武帝刘裕因事征讨后秦姚氏，骠骑将军刘道怜留守都城，谢灵运被用为谘议参军。再转调当中书侍郎，又当世子中军谘议、黄门侍郎。
谢灵运奉命出使彭城，慰劳世祖刘骏，写了《撰征赋》。 回来仍然被任命为宋国黄门侍郎，再升任相国从事中郎，世子左卫帅，因为擅自处死门生，被免除官职。
宋武帝刘裕做皇帝，谢灵运的公爵被降为侯爵，享受五百户的税收待遇，又出任散骑常侍，转任太子左卫帅。谢灵运天性偏激，常常有触犯礼法律令的行为。
朝廷只把他看成有些文才的人，而不是有学识才干的政治家。而他自己却认为有水平参与国家大政，现在既然不被赏识，经常愤愤不平。
庐陵王刘义真幼时便喜好文学，和谢灵运有很好的关系。少帝当皇帝时，权力掌握在大臣的手上，谢灵运在中间挑拨离间，诽谤当权的人。
司徒徐羡之等人很怕他，让他出外当永嘉太守。永嘉郡有很多名山秀水，他一贯喜欢游山玩水，因为他是被排挤出来的，于是便任情地遨游，足迹几乎踏遍了每一个县，每次出游，动不动便上十天，老百姓的诉讼，他一概不管。
谢灵运无论到哪个地方，都吟诗作赋，表达他的感受和心意。在郡上任职只一年，便称有病离职。
他的堂弟谢晦、谢曜、谢弘微等都写信劝阻他。谢灵运根本不听。
谢灵运祖父和父亲都安葬在伯宁县，那里有他家的老屋和别墅。于是他自动改成会稽郡籍贯，在那里修建房屋和庄园，他的居处前瞰环环的秀水，后背巍巍的大山，极尽幽深静谧的风致。
他和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逍遥放纵，以此为乐，常有在这里安度余年的打算。他每一首诗被传到京城，无论贵贱竞相抄写，一夜之间，官吏百姓便知晓熟悉了。
远近四方的人非常仰慕他，他的名声震动京城。 文帝当皇帝，徐羡之等被杀，谢灵运被调为秘书监，两次被召见，谢灵运都没理睬。
文帝派光禄大夫范泰写信给谢灵运称赏他，他才 *** 就任。文帝叫他整理秘书省的图书，补增遗漏的地方，又因为有晋一代没有一本完整的历史书，所以叫谢灵运写一本《晋书》，他写出粗略提纲，但这书终究没有写成。
不久又升任侍中，每天早晚被召见，很得文帝的宠爱。谢灵运的文章书法都独步当时，他每次作文，都亲笔抄录，文帝称他的文章和墨迹为二宝。
既然自己是名人，谢灵运觉得自己应该参与朝政，开始被召见时，便这样自许，但召见之后，文帝只把他当成一个文人而已。他每次和文帝在一起喝酒时，文帝不过让他谈论诗文而已。
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人，名声爵位一直在他之下，却同时被宠待，谢灵运心中不满，往往推说自己有病而不上朝，只管修筑池塘、种植花树、移栽修竹、摆弄香草而已，他驱使为国家服劳役的人，简直无休无止。出城游玩，有时一天走一百六七十里，往往上十天不回来，既不上书请示，也不请假。
文帝不想伤害大臣，暗示他主动辞官。谢灵运于是上表陈述自己有病，文帝让他休假回到东方。
他临行之前，又上了一道奏疏劝文帝北伐。文章说： 从中原沦陷以来，一百多年，百姓沦落敌人之手，已被异族统治，先帝聪明神圣，怜悯中原人民苦难，希望荡平河北，统一中国，让中原拨乱反正，遗民重归中华。
但时运有变，大业未成，理想还未实现，先帝便抱恨而逝。况且先帝下葬不久，敌人便来侵略，有志忠义之人，谁不想激奋而起，为国报仇？但少帝时的执政大臣，才能平庸，只在朝廷制造混乱，哪里顾得上先帝的嘱托。
于是边城陷入敌手，无人愿意赴援，忠贞为国之士被敌俘虏，黄河流域的大好河山，终于落入敌手，这些沦陷的疆土，都是先帝时开辟的，沦陷敌人之后，国家的这个耻辱应该被洗刷，现在应该准备做这个工作。况且敌占区的人民，穷困悲苦，敌人赋敛无度，没有止境，人民如果不按时交税，便被屠杀。
要是他一身不能保命，则全家被株连，满门遭殃，乡亲也会不幸。这些确实是叫善良的人们痛心不已愤慨之极的。
人们都说西边敌人舍本逐末，出兵陇外，东边的敌人北进，我军可以趁机掩袭，待西边的敌人返回后，我军得以据有关中，包围咸阳，敌人回来的路便已截断，纵然想派兵支援，只能远袭大城附近的我军，以便内外相应。但是此时我军有深山险关作为护卫，根本已固，即使敌人想增援，只不过。
【答案】【小题1】C【小题1】D【小题1】D【小题1】C【小题1】⑴ 穿池植援 / 种竹树果 / 驱课公役 / 无复期度 / 出郭游行 / 或一百六七十里 / 经旬不归 / 既无表闻 / 又不请急⑵ ①（谢灵运）既然不被了解（重用），心中就常常感到悲愤惋惜。
②（谢灵运）每到一个地方，就作诗来表达他的情致。 【答案解析】【小题1】寻：不久【小题1】表并列，连词 A。
表并列，连词 / 表修饰，连词 B。 他，代词 / 宾语前置标志，助词；C。
用、拿，介词 / 因为，连词【小题1】（③“衣物多改旧形制”说明奢侈的本性；④“构扇异同，非毁执政”指其联合煽动不同意见的人，诽谤诋毁执政大臣；⑤“粗立条流，书竟不就”指只粗分条目，没有写完书。 ）【小题1】①“书竟不就，寻迁侍中”，书并没有写完；②“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文帝并不是为巩固统治而盛赞谢灵运。
【小题1】略翻译：谢灵运是安西将军谢奕的曾孙，又是谢方明的侄子。祖父谢玄，晋车骑将军。
灵运自小便聪颖敏悟，谢玄很感奇怪。 灵运自幼好学，博览群书，文章的美丽，与颜延之同为江左第一流。
他的文章文笔奔放俊美胜过延之。但深刻细密不如延之。
堂叔谢混对他特别爱重。袭祖爵封康乐公，依国公条例授员外散骑侍郎，不到任。
任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灵运性喜豪华奢侈，车辆服饰都鲜明美丽，衣服多改变旧的样子，当时都崇尚他的装饰，称他为谢康乐。
经多次升迁至秘书丞，因犯法免职。灵运常常违犯礼仪规矩，朝廷对他只以文士相待，不授以处理实际事务的官职。
而灵运却自以为凭着才能可以执掌重权要职，既然不为皇上重用，所以心中常常悲愤惋惜。庐陵王刘义真自幼爱好书籍，和灵运交情特好。
少帝即位，权力由大臣掌握，灵运联合煽动一些不同意见的人，诽谤诋毁执政大臣，司徒徐羡之等人以为他是一种祸患，将他排斥出朝廷，去任永嘉太守。 永嘉境内有名山胜水，这正是灵运素来爱好的。
离开京城来做太守，既不得志，于是任意遨游，走遍了永嘉各县。一次出游，动辄超过十天，或者一月。
治理政事，听断诉讼，不再关心，所到之处便作诗以表达他的情致。宋文帝即位，灵运被征为秘书监，两次征召，都不应命。
文帝命光禄大夫范泰送去书信敦促勉励，他才离开会稽入京。文帝命他整理皇家图书，补充他的遗缺，又命他撰《晋书》，粗略地分出了条目，而书终没写成。
不就升迁为侍中，文帝对他赏赐恩遇非常深厚。灵运的诗和书法都达到了当时独一无二的水平，每作成一文，便亲手将它写出来，文帝称它为二宝。
灵运此时已自以为身在名流之列。应当参与时政，而至此，文帝还只以文士的身份相待，每次陪伴皇帝饮宴，谈论赏析诗文而已。
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人的名声地位从来就没有超过灵运，但都受到重用。灵运心中既是不平，便经常托病不到朝廷值宿。
在住地挖掘池塘，种植藩篱，栽种竹子、果树，驱使公府役使去劳动，没完没了。 出城游览，有时走一百六七十里，十多天也不回府。
既不上书皇帝说明情况，也不请假。皇上不想伤害了大臣，便讽示以旨意暗示他停止这种游玩。
灵运上表说是有病，于是皇帝给假，让他东归始宁休养。临行时，上书劝文帝征伐河北。
灵运回到始宁以后，仍旧游玩饮宴，夜以继日。 又被御史中丞傅隆弹劾免官，这年是元嘉五年。
主旨：诗人用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郁闷，或是比兴，用虬和鸿的进退得所来说明自己进退失据；或是直抒胸臆，诉说独居异乡的孤苦；或是以景写情，用生趣盎然的江南春景，来衬托诗人内心的抑郁。
是怎样以景写情的：自“衾枕”以下八句为第二层，写登楼所见满目春色。“衾枕昧节候”紧承前一句”卧疴对空林”而来，写卧病中不知不觉，已是冬去春来，同时自然而然引出下旬“褰开暂登临”。
“暂”谓短时间，有抱病强起之意。“倾耳”、“举目”两句，写出诗人对自然风光的极度喜爱。
池塘水波轻拍，在倾耳细听之际，令人虑澄意解；远山参差耸立，于放眼遥望之中，使人心旷神怡。看起来，这一联诗（特别是前一句）确实很平常，毫无锤炼之功，所写景色亦并无特别之处.但应该注意到，它很好地表现了初春之特征及诗人当时的心情。
池塘周围（尤其是向阳处）的草，因为得池水滋润，又有坡地挡住寒风，故复苏得早，生长得快，其青青之色也特别的鲜嫩，有欣欣向荣的生气。但它委实太平常，一般人都注意不到。
谢灵运久病初起，这平时不太引人注意的景色突然触动了他，使之感受到春天万物勃发的生机，于是很自然地得到这一清新之句。最后六句为第三层.开头两句由登楼观春联想到古代描写春景的诗，借用典故表示自己的感慨，情绪又转向感伤。
看法：此诗以登池上楼为中心，抒发了种种复杂的情绪。这里有孤芳自赏的情调，政治失意的牢骚，进退不得的苦闷，对政敌含而不露的怨愤，归隐的志趣等等，虽然语言颇觉隐晦，却是真实地表现了内心活动的过程。
诗中写景部分与抒情结合得相当密切，并且成为诗中情绪变化的枢纽。对景物的描绘，也体现出诗人对自然的喜爱和敏感，而这正是他能够开创山水诗一派的条件。
只是，语言过于深奥、句式缺少变化，因求对仗而造成某些重复，也是显著的弱点。这些都有待于诗歌的发展来纠正。
谢灵运是陈郡阳夏人，祖父谢玄曾任晋车骑将军，父亲谢奂，生下来不太聪明，曾经做过秘书郎，很早就去世了，谢灵运幼年就很聪颖，谢玄很惊讶，对亲近的人说：“我生了谢奂，谢奂是怎么生出谢灵运的呢？”谢灵运年少的时候就很好学，博览群书，文笔之优美在江南一带没有人能超过他。
他的族叔谢混特别喜欢他，让他袭爵封了康乐公，封给他三千户食邑。以国公的身份，授予他员外散骑侍郎的职位，他没有去，为琅琊王大司马做参军。
他性喜豪奢，车马衣服都很鲜丽，又改了很多旧有的衣服器物的形制，当时的人都模仿他，称他谢康乐。抚军将军刘毅在姑孰镇守，让他做记室参军，镇守江陵的时候又让他做卫军从事中郎。
后来刘毅被杀，高祖让他做太尉参军，秘书丞，因为犯事被免官。授予宋国黄门侍郎的职位，后来又改为相国从事中郎，世子的左卫率。
因为杀害门生被免官，降公爵为侯爵，食邑减到五百户。后来起用为散骑常侍，转到太子左卫率。
谢灵运性格偏激，经常违反礼数制度，朝廷只是在公文上处理一下，没有什么实际处罚。他自认为自己的才能应该能进入权力中枢，因为不为人知，常有愤愤不平的情绪。
庐陵王义真年轻时喜欢文章典籍，与谢灵运关系很好。少帝即位后权柄都在大臣手中，谢灵运勾结政见相同者，挑拨政见不同者，想要扰乱执政，司徒徐羡之等人很是担心，把他外放到永嘉做太守。
永嘉郡有山水风景，是谢灵运一直喜好的，他做官不得志，于是四处遨游，每个县都去过，一去就是十几天，民间的诉讼等政务一概不管。他每到一地就吟咏诗赋，来抒发感想。
做了一年郡守之后称病辞官，族弟谢晦、谢曜、谢弘微等都写信劝阻他，但他没有听从。谢灵运的祖父和父亲都葬在始宁县，那个地方还有老宅和别墅，于是他移居到会稽，修筑了一处别院，依山傍水，尽得隐居的精髓。
他和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人纵情娱乐，就像这样了此一生。他每当写了新诗传到城市里，无论贵贱没有不争着抄写的，无论是士族还是庶族都是如此，远近的人都钦佩敬慕，他的名声在京城中也很响亮。
他曾经写过《山居赋》并自己注释，来记录这件事情。
“八斗”是南朝诗人谢灵运称颂三国魏诗人曹植时用的比喻。他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曹植）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后来人们便把“才高八斗”这个成语比喻文才高超的人。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在《可叹》诗中写道：“宓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即曹植）八斗才。”诗中就借用了“才高八斗”这个典故。
中科院杨雅乐博士论文发表
1996年
论文：同林、利民《对立互补 趋于融通——〈列朝诗集小传〉、〈静志居诗话〉对读三则》（《南通师专学报》第1期）；李世英《论钱谦益与朱彝尊诗学观的异同》（《北方工业大学学报》第2期）；王英志《朱彝尊山水诗初探》（《暨南学报》第4期）；李南蓉《朱彝尊简论》（《安徽大学学报》第4期）；曾贻芬《〈经义考〉初探》（《史学史研究》第4期）。
按：本年论文中，有两篇对钱谦益、朱彝尊的诗学予以同时观照。同林、利民使用散点透视的研究方法，通过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对唐寅、李梦阳、袁宏道三位诗人传评的对读，指出清初诗论对立互补、趋于融通的时代特色，印证了学界对清代是古代诗歌理论总结时期的判断。李世英指出，钱、朱二人都主张诗歌要能抒 *** 性情，反对模拟和僻涩诗风，倡导以学问救俗学之弊。但就“言志”内涵而言，钱氏主张抒发愤悱之情，朱氏则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造成差异的原因，既有时代社会的共性，也有个体遭际与思想的差异。王英志关注朱彝尊的山水诗创作，指出朱氏以追求“醇雅”为创作依归，但早期寄寓民族兴亡之感，学王孟之冲淡；中岁抒发个人情思，学杜甫之遒壮；归田后反映闲适心境，兼学苏轼等宋人之作。朱氏山水诗体现了清初诗坛创作远离政治功利性及由学唐向学宋转化的趋势。王英志注意到朱氏诗作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特质，在研究诸作中较为突出。李南蓉《简论》专论朱词，介绍了朱氏爱情词、咏物词，揭示了朱词的风格与特点，用以纠正各种偏见；评述了朱氏清空醇雅的词论体系，以及浙西词派得以形成的各种因素。曾贻芬对《经义考》的分类体系、著录体系作了探讨，对朱彝尊按语的学术价值作了评述，多中肯之论；尤其是关于朱氏所分各类用意之探析，颇能辨源析流，得其大体。
1998年
论文：杨晋龙《〈四库全书〉处理〈经义考〉引录钱谦益诸说相关问题考述》（《第七届所友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高雄师范大学国文学系，5月）；林庆彰《四库馆臣篡改〈经义考〉之研究》（《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刘玉才《朱彝尊诗文词的结集与刊布》（《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语言文献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按：杨晋龙、林庆彰都聚焦于《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四库馆臣畏于清高宗弘历的严命，如何对《经义考》中的“违碍”文本进行改写、删除的问题。由于《经义考》集经学目录之大成，卷数有三百之巨，足以昭显本朝文治之盛，因此深受弘历看重，亲自作诗褒扬，下令刊行。尽管如此，《经义考》仍然避免不了部分文字被删改的命运，于此可见清修《四库全书》“寓禁于征”“寓毁于修”之一斑。刘玉才梳理了朱彝尊诗文词作品的结集与刊布情况，从《竹垞文类》《腾笑集》《曝书亭集》，到其集外作品、注释之作，均有详细介绍；对江浩然、杨谦、孙银槎三家诗注之概况、价值高下，也有论析；最后指出，现有的整理之作，相对于朱彝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亟应加强。
1999年
论文：丁宏宣《不惜丢官的藏书家朱彝尊》（《南京史志》第3期）；杨果霖《历来补正经义考的成果综述》（《研究生论文发表会论文集》第九期，12月）。
按：《经义考》问世后，受到学人广泛关注，出现了翁方纲《经义考补正》等系列相关著作。杨果霖即以翁氏此书、罗振玉《经义考目录》《校记》、吴政上《经义考版本异文校记》（附录于氏编《经义考索引》）等为考察对象，综论前贤考订成果，既分析其方法，又归纳其内容，复评论其优劣，指出既有考订存在琐碎不全、论证不足等问题。全文条分缕析，俱有明证，讨论深入，简括得当。
2000年
著作：林庆彰等《朱彝尊〈经义考〉研究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筹备处）。
论文：魏中林《〈词综〉的编选与朱彝尊的“醇雅”说》（《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何宏玲《此恨绵绵无绝期——朱彝尊〈桂殿秋〉赏析》（《名作欣赏》第2期）；陈鸿森《〈经义考〉孝经类别录》（上、下）（分载《书目季刊》第三十四卷第一期、第二期）；杨果霖《〈经义考〉引文方式的分析》（《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第五期，3月），《罗振玉〈经义考目录·校记〉研究》（《书目季刊》第三十三卷第四期），《〈经义考〉征引〈文献通考·经籍考〉考述》（《孔孟月刊》第三十八卷第十期，6月）；沈乃文《朱彝尊与〈经义考〉》（《国学研究》第七卷，6月）；王同策《〈京氏易考〉作者辨——〈经义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误》（《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陈少川《学术巨匠朱彝尊的文献学实践》（《图书与情报》第3期）；刘洪权《朱彝尊与图书编纂学》（《图书馆学研究》第3期）；徐雁《朱彝尊曝书亭》（《书屋》第7期）。
按：本年著作与论文，涉及经学、文献学、词学等领域。林庆彰等主编的研究论集，汇集了前述吴梁、翁衍相、田凤台、杉山宽行、邱建群、卢仁龙、蔡瑱琪、朱则杰、陈祖武、曾贻芬、王渭清、黄忠慎、杨果霖、乔衍琯、杨晋龙、林庆彰、庄清辉等17位作者的23篇论文，前附罗仲鼎、陈士彪所编《朱彝尊年谱》，后附王清信、叶纯芳所编《朱彝尊研究资料汇编》，为研究《经义考》及朱氏生平与学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经义考》问世后，出现了翁方纲《经义考补正》、沈廷芳《续经义考》等十数种衍生著作，可分为校正之作、续作与补作三个系列，足证该著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详张宗友《〈经义考〉研究》第七章第一节，中华书局2009年版）。陈鸿森踵清人及前贤成例，对《经义考》孝经类予以考正与补遗；计考正四十事，补遗七十事，搜罗齐备，辨析详明，足称功臣；所用分经考释之法，足资仿效。在《经义考》专题研究方面，杨果霖用力甚巨，成就也最为突出。《经义考》以著录弘富、广征博引著称，杨氏对其引文方式进行了归纳，指出共有直录、约引、讹增、抽换、倒置、并合、析离等七种方式，各以例发明之，既全且当。罗振玉曾为《经义考》编制目录，并撰有校记，以校其误。杨氏对罗氏校勘义例进行了总结，分析所校内容之类别，兼论其优点、缺点之所在，全而且要，可谓深得文献条例之学；就《经义考》而言，则是“研究之研究”。同此类似，杨氏复对《经义考》征引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的资料，相互比较，分析其所征内容之类型、著录数量等，并比较二书之优劣，指出学者在整理《经义考》时，不能不吸引《通考》的内容，以求完备。沈乃文在介绍朱彝尊的家世、才学、仕履之后，对《经义考》的编撰背景、体例传承、完成时间、成稿方法、成就与不足、传刻源流等，均有具体而微的论述，其中不乏洞见；沈氏复对该书版本优劣问题，举出数十条例证，参互比较，得出初刻本最优等结论，堪称定评。馆臣编撰《四库全书总目》，于经部内对《经义考》征引颇多，乃至照录其误。王同策指出，《雅乐发微》的作者张敔系德兴人，而非朱彝尊认为的合肥人；《总目》因袭朱氏之说，实未能明辨。陈少川、刘洪权分别关注朱彝尊的文献学实践与图书编纂学，后者在思想层面能有所概括。
2001年
论文：陈静莹《朱彝尊〈明诗综〉之诗观研究》（台湾辅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诸葛忆兵《〈词综〉编纂意图及其价值》（《江海学刊》第2期）；杨果霖《翁方纲〈经义考补正〉研究》（《“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第七卷第一期，3月）；吴蓓《论朱彝尊词的典范意义——兼论浙西词派发生、发展、衰落原因》（《浙江学刊》第2期）；刘世南《对〈朱彝尊选集〉的意见——与叶元章、钟夏两先生商榷》（《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3期）；吴美娟《浅述棹歌体诗的地方文献价值》（《文化大省建设中的图书馆现代化——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八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按：《明诗综》是朱彝尊编选的明诗选集，是研究朱氏诗学理论与明代诗学发展的重要文本。陈静莹的学位论文，重点探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朱彝尊编选《明诗综》的编辑精神、编选原则及评论内涵；二是该著所蕴含的诗学观念，诸如诗歌本源论、创作论、风格论及重要诗家之评鉴等。对《明诗综》之价值与影响，也有所论列。这是关于《明诗综》研究的第一篇学位论文。诸葛忆兵指出，朱彝尊编纂《词综》，是为了推尊词体，使创作归于醇雅，以救《草堂诗馀》给明代带来的淫逸卑下、饾饤琐屑的词风。《经义考》问世后，学者继起校订、补作、续作，蔚成系列，存世者尤以翁方纲《经义考补正》贡献最大。杨果霖对该书加以研究，揭其义例，明其内容，并评述其优劣，各举例发明，颇为细密。至于朱彝尊词，吴蓓认为，朱氏博采两宋之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清一代，无人能及，具有典范意义；朱彝尊所开浙西词派，与咏物之风相始终，但当咏物词堕为高雅的文字游戏之后，其生命力即大受限制，浙西词派之盛衰，实与此密切相关。刘世南指出，《朱彝尊选集》中存在断句、注释错误；为朱彝尊的作品做注，实属不易，非学养深厚、审慎坚韧者不能为。吴美娟认为，以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为代表的棹歌系列，再现了嘉兴历史与前朝掌故，描绘了当地名胜古迹，记载了地方特产与风俗人情，具有丰富的地方文献及文化价值。对于棹歌而言，吴氏的概括实具有普遍意义。
2002年
论文：杨果霖《试析〈曝书亭集〉书籍跋文的价值》（《“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第八卷第一期，3月）；李瑞卿《从〈静志居诗话〉看朱彝尊美学的一个侧面“清”》（《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朱彝尊以情为主的理学风雅合一论——在理学和经学之间的诗学选择》（《大连大学学报》第3期）；杨德贵《谈〈词综〉得失》（《周口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汪涌豪《朱彝尊论诗重学与清代实学思潮之关系》（《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0辑）；鲁竹《〈乐府补题〉与浙西六家的咏物词——兼论浙西词派的形成》（《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杨果霖《有关经义考著录的几项分析》（《“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第八卷第四期，12月），《朱彝尊〈经义考〉“剪裁之法”的运用析论》（《醒吾学报》第二十五期，12月）。
按：朱彝尊《曝书亭集》有八十卷，其中序八卷，跋十四卷，合二十二卷，在朱氏诗文中堪称大宗（惟诗有二十二卷，可与比肩）。杨果霖首次对朱氏书籍跋文的价值作了考察，指出藉之可以考察朱氏藏书始末、校勘成就、学术交游、治学方法与偏好；此类文字因涉及各种版刻的考订，可以作为《经义考》的有益补充，并且成为四库馆臣重要的考证资源。“清”是古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批评术语与美学观念，李瑞卿梳理了这一观念的发展历程，对《静志居诗话》中含有“清”字的语词进行了概括与分析，指出朱彝尊对这些语词的使用，分别体现了对魏晋以来“清”的传统的怀恋，对厚重温和的风格、古朴真挚的品位的主张，以及对庸俗世风的矫正。李瑞卿认为，朱彝尊对情理关系的讨论，针对的是理学与风雅相分离的事实，主张二者并不矛盾对立，抒写情性也并不妨害道德；所谓“理学风雅合一论”，带有折中朱王的理学反思，具有原始经学的内涵。朱彝尊论诗重学，针对的是严羽之论，但置于明末清初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就有了纠偏止弊、提倡实学的现实意义，汪涌豪结合清初政治、学术风气，对此有长篇透辟的分析。汪氏认为，对清初的实学思潮而言，朱彝尊是非常重要的一位提倡者、参与者，有较大的影响。鲁竹指出，《乐府补题》的被发现，激发了浙西词派创作咏物词的热情，物态刻画穷尽，文词精美雅洁，美感纯粹简单，因而能扫明词之弊；但对情意传达的忽视，却有悖于重视情志的文学传统，其流弊遂至于空疏枯寂。杨果霖利用电脑技术，对《经义考》进行要素统计、定量分析，不仅查明全书的“家底”（诸如著录总数、四柱分布〔存、佚、阙、未见等〕、引用文献的数量与种类、历朝经籍数量等），还发现该书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体例不合、经籍重出、归类失当等。《经义考》征引文献极富，同原文相较，常有改易删并，其间颇有规律可寻。杨果霖名之曰“剪裁之法”，并对其删并改易的情形进行了归纳。此法之优点在于：镕贯剪裁，如出一手；内容适当，繁简适中；条理秩然，体例详明；同时也有内容误删、剪裁失真、体例未能一贯的缺点。史著最重义例，杨氏对《经义考》剪裁之法的研究，可谓深切著明。
安康学院论文发表
可以。可以投稿的有两种：一种是新闻报道类，叫校报。一种是学术或者理论类，叫学报。校报面向学校的全体师生以及教职员工、往届学生等，以发表新闻报道、综述以及反映学生生活、老师工作类文章为主，而学报一般属于学术期刊，主要发表老师和学生在学术方面的文章，如论文、科研项目等。这两种都是在自己学校可以投稿的。安康学院学报是省级刊物。安康学院学报是陕西省优秀科技期刊，主管单位是陕西省教育厅，主办单位是安康学院。刊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严谨学风，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科学文化，促进国际科学文化交流，探索高等教育、教学及管理诸方面的规律，活跃教学与科研的学术风气，为教学与科研服务。
不好。安康学院学报论文是比较难发的，因为学报其对文章和作者的要求都比较严格，且投稿审核的过程也很漫长。大学学报难发主要体现在其投稿过程，投稿需要漫长的等待，即是录用安排刊期出刊，之后也是漫长的等待。安康学院是安康市唯一的省、全日制普通工程学院，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具有高综合素质和创新精神的应用型人才。前身是1958年成立的安康大学，1963年停课，1978年8月恢复开学，1984年6月更名为安康师范专科学校，2006年2月改制为安康学院。
我个人觉得这所大学应该算是非常一般的大学了，毕竟我觉得这所大学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专业优势，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注意一下。
安康学院是陕西省安康市唯一一所省属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以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和创新精神的应用型人才为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