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发表反战论文
因为身为一个北大教授他在短短的116个字之内，既然有12处语病，真的是非常不应该。
赵乃抟（1897~1986），字述庭，号廉澄。浙江杭州人。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获文学学士学位。192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攻读经济理论，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系教授达55年、系主任达18年，著名经济思想史专家。1986年12月17日逝世。 1930年携妻、子归国，应聘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教授。后历任经济学系主任、北京大学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部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长沙临时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北京大学财务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至1949年夏。此后，他辞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职务，专任教授。赵乃抟从教55年来，对欧美经济思想史和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很深的学术造诣。主要论著有《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欧美经济思想史》、《欧美经济学史》、《披沙录》等等。其中《欧美经济学史》是他几十年研究和讲授经济思想史的结晶，为其于西南联合大学时期所作；当时他在昆明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白水煮青菜，就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他一边教书、一边著书，写出了《欧美经济学史》。1949年新中国解放后，其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编成旷世巨著、大型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专辑《披沙录》5卷。《披沙录》取“披阅万卷，沙里淘金”之意，其凝聚了赵乃抟毕生心血，被誉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块基石”，也实现了他誓“做淘沙者、拓荒者，为后人铺路架桥”的宏愿。 在55年的长时间里，赵乃抟始终坚持在学术岗位上，孜孜不倦地从事经济科学的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他是一位学贯中西、治学严谨、锲而不舍、诲人不倦、老当益壮的学者。他早已桃李满天下，学术著作也早已传播到海内外。他毕生从事教育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许多人早已成为共和国的领导干部和国内外知名的学者。 赵乃抟担任角色儿子 学生 丈夫 父亲 老师 同事 朋友 父亲赵绳武 吴震春 妻子骆雯 儿子赵凯华 钱学森 蒋梦麟 龙 云 母亲朱氏 钱家治 邓力群 周炳琳 霍揆彰 马寅初 范长江 胡 适 薛暮桥 蔡元培 千家驹 李四光 郭大力 赛利格曼 傅骊元 刘半农 狄超白 米契尔 陶继侃 徐志摩 王学文 理查德·琼斯 厉以宁 周作人 陈振汉 汤用彤 赵 靖 陈岱孙 胡代光 徐毓楠 范家骧 冯友兰 巫宁耕 丁文江 张友仁 冯祖荀 洪君彦 郑天挺 ·1897年3月28日即丁酉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江干。·1903年6岁时拜曾任翰林的吴震春为启蒙老师，入私塾，习古文。·1915年18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8年21岁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同年以优秀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免试升入北京大学本科。同年参加蔡元培发起组织的进德会，此后一生恪守进德会的道德规范,专心致志从事学术研究与教育。同年参加反对北洋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爱国罢课斗争。·1922年25岁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经济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赵乃抟为钱学森辅导中文和英文，骆雯为钱学森辅导数学、物理、化学。同年赵乃抟取得浙江省留美官费生资格后，向美国申请大学研究部的入学准许。·1923年骆雯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化学系，并与赵乃抟结婚。是年8月赵乃抟26岁时乘轮船离开中国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研究经济理论。·1924年27岁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7年30岁《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博士论文初稿写成。·1929年5月32岁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答辩会，取得该校哲学博士学位。同年骆雯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部营养学专业自然科学硕士学位。·1930年33岁博士论文在纽约正式出版，存放于美国各大图书馆。同与妻、子归国。·1931年5月接到北京大学聘请他为经济学系教授的聘书，其到北京大学任教是出自北大校长蒋梦麟的提名，并得到法学院院长周炳琳的同意。 本年34岁。·1933年36岁时北京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赵乃抟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当然委员，后又被任命为图书委员会委员、财务委员会委员和学生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等。·1936年为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160周年，赵乃抟写了《国富论学说述原》。·1937年40岁时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于日军手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3校被迫迁往湖南长沙。·1938年41岁时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老年教授组成旅行团，坐汽车经桂林出镇南关（现名友谊关）到越南同登，改由滇越铁路到昆明。此行程要两次出入国境，事务繁多。赵乃抟被大家推选为旅行团团长，众人于1938年春天到达昆明。·1938~1945年先住在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公馆东院，后因日机频繁轰炸，改在昆明北郊岗头村茅草房内住宿。房子夯土为墙、稻草为顶、泥土为地、木格为窗，窗上再糊以批改过的出国留学生试卷。·1945年12月1日发生一二·一惨案，赵乃抟手书“魂兮归来”大字横幅一张，并挽联一幅“徒手的学生中手弹而殒命，谁偿此赤血；无党之青年受党棍之欺压，惟诉诸青天”以悼念死难烈士。同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年底北京大学派赵乃抟等人提前回到北平，赵乃抟担任北京大学复校委员会委员、经济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北京大学一年级课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时年48岁。·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宣布结束，开始复员北返。同年赵乃抟始住东四十条北大教授宿舍。·1947年5月4日上海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并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口号。5月20日国民党反动派同时在南京、天津殴伤并逮捕学生百余人，制造五·二零血案。5月29日周炳琳、赵乃抟等北大、清华教授共102人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是年50岁。·1948年51岁时将经济思想史的讲稿整理成《欧美经济学史》一书，请周炳琳评阅后，交正中书局出版。同年北大经济系孟宪功、李恭贻同学被北平警备司令部非法逮捕。赵乃抟两次前往特种刑事法庭私设的监狱进行探视和慰问。年底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政府要将北京大学迁往南方，赵乃抟和广大师生一致反对。国民党政府看中了他的才能，曾3次拉他去台湾，并以高官厚禄引诱他，而赵乃抟却向往劳动人民的新中国，最终坚定地留在了北京大学。·1949年于北平解放后，新开“政治经济学”和“价格概论”课程，并积极延聘王学文、薛暮桥、郭大力、狄超白、千家驹等经济学家来校开设新中国经济建设迫切需要的各门课程。同年夏天，他辞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职务，专任教授。该年52岁。·1951年赵乃抟和北大经济学系的师生们一起到广西柳城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通过土改，他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封建剥削的残酷和惨重。·1952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赵乃抟作了比较深刻的思想检查，决心彻底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术思想，争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同年夏，中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新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是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3所大学的经济学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调整而成。赵乃抟等都被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分配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是年10月，赵乃抟迁到北大燕东园一幢独立小楼居住，并虑己年事已高，就大力扶持后进，将几十年来积累的教学参考资料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中年教授徐毓楠长期使用。从当年始赵乃抟开始收集、整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原始资料。·1953年赵乃抟受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邀请到中南海怀仁堂看戏剧《萧何追韩信》，感触颇深。·1955年中央文委范长江到北京大学作知识分子报告后到燕南园29号看望昔日老师赵乃抟，使赵乃抟更加下定决心：虽然英语极好，但其决心去啃当时不少领域尚为空白的文化史中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他要“肩负起整理祖国文化遗产的工作，来报答党的关怀”。他虽已58岁，但他想，“天假我以年，我是可以干的。我要做淘沙者，做拓荒人，为后来人铺路架桥”。故断然从研究欧美经济学史领域，转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同年赵乃抟、骆雯夫妇为了祝贺学生厉以宁即将毕业，邀其同游香山。·1958年徐毓楠教授病故，资料员杨瑛从徐毓楠的研究室中整理出来“经济思想史”课程教案，送还赵乃抟教授。彼时61岁。·1962年65岁时因患甲状腺肿瘤住院，未等病愈即出院。·1963年66岁他又因肝炎再次住进医院，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要求老伴送书送卡片，中国经济思想史料第一部分的许多卡片即在病床上整理抄写出来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空前浩劫席卷燕园，赵乃抟被造反派诬蔑为“白专”典型，还被攻击为“死抱着封资修的东西不放”。造反派冲进赵乃抟家里进行抄家，很多资料惨遭洗劫，书籍被撕毁，早年从事教学工作时写的讲义全部被抄。此时69岁。·1980年83岁的赵乃抟与骆雯其夫妇邀请心爱弟子厉以宁同游陶然亭。·1983年86岁高龄的赵乃抟不辞辛苦地继续从事《披沙录》多卷本的修改定稿工作。·1986年《披沙录（一）》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卷约40万字，第1版印行10000册。该书的出版，不仅受到中国经济思想界的重视，而且也得到中国图书馆学界的好评。同年赵乃抟脑病发作，住进北医三院专为一级教授加盖的铁皮病房。是年12月17日晨于北京逝世，骨灰安放于八宝山公墓。享年89岁。·1987年《披沙录（二）》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由其儿子赵凯华于北京大学出版社自费印行《赵乃抟文集》。 赵乃抟1897年3月28日出生于钱塘江畔的杭州江干。父亲赵绳武，在浙江省1897年的乡试中考取为举人，长期担任杭州江干小学校长，辛亥革命后在浙江省教育厅任秘书。母亲朱氏，也是一位读过一些经书和诗文的知识分子。赵乃抟自幼就在父母的督促下读书和练习书法，受到良好的旧式家庭教育。 赵乃抟6岁时拜曾任翰林的吴震春为启蒙老师，入私塾，学习古文。赵乃抟1915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3年预科学习，每年的成绩都是第1名，因而年年获得奖学金。1918年他以优秀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取得免试入北京大学本科的资格。当时，北京大学本科经济、商学门的主任是马寅初教授，赵乃抟受到他的创新思想的影响，选择了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准备进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继续深造。 蔡元培校长为了改变旧中国的社会风气和旧北京大学学生追求升官发财的腐朽习气，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进德会。这个会德戒条按照会员种类有所不同。会员分为三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之外，加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进德会还“公开罚章”，违反戒条的要受到处罚，并且推举出纠察员来执行。赵乃抟在北京大学参加了进德会，做了乙种会员。他一生恪守进德会乙种会员的戒条，这对于他后来坚持不参加反对党派，不担任反动官僚，专心致志地从事教育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是有着一定的影响的。赵乃抟教授在担任北大研究生教授时，待遇较一般教授为优，月薪为大洋500元。他为了解决学生中的经济困难，提出每年拨出一笔款项为他的母亲朱氏设立“赵母奖学金”，奖励北大经济学系学业优秀而又家境清寒的同学（见《北京大学周刊》 1936年6月 13日）。为此，成立了由胡适、周炳琳、陶希圣三位教授组成的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来决定获得奖金的人选。为了这件事，胡适先生写了一封信给赵乃抟教授，信中说：“廉澄先生：手书敬悉。先生设立助学金，纪念令先母，这是最可敬佩的孝思。我很愿意追随诸公之后，做一个董事。我不久要出国，在出国期中，董事的事情请枚荪先生（按即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教授）代表我，敬复。即祝双安。胡适敬上廿五、六、廿一” 马寅初协助提倡“兼容并包”进行北大改革的蔡元培校长，增聘学有专长的专任教员，解聘不学无术的旧官僚教师。在经济、商学门的办学中，各种学派的经济学说都得到开课讲授的平等地位。赵乃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扎实求学，为他以后研究经济思想史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并且，他受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立志不做官，专心研究学问，做一名有知识的劳工，即脑力劳动者。 可是那时他接到了父亲寄来的要他回浙江到衢州中学教英文并兼教务主任的来信和聘书，他考虑到家庭经济困难，准备前往工作。离开北京前，他到当时任教育部参事的前浙江第一中学校长钱家治（钱学森父亲）先生处辞行，告以家庭经济困难，不能升学，将回浙江就业。钱老师听了十分为之惋惜，提出要为他留意找个工作机会，使他能一面读书一面工作。在他刚回到浙江的第二天，就接到钱老师拍来的电报，说已经为他找到在晚间课余当家庭教师的职务，劝他返京升学。于是，他才得以在1918年秋天顺利地入北京大学本科学习。 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经济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在校期间，赵乃抟很喜欢外文，其英语诗作曾被选登在校刊上，其他各科成绩亦于班上名列前茅。赵乃抟还参加了蔡元培校长发起组织的进德会，还参加了1918年反对北洋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爱国罢课斗争。为了给自己筹措学杂各项费用，赵乃抟在大学本科期间，兼做了几项工作。从1918年开始，他在晚清名相翁同龢的后人翁振伯家里担任家庭教师，在晚间给翁同合的几位孙子教课，历时4年，直到1922年。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钱家治先生替他找的工作。同时，他经过同学余九恒介绍，在北京安徽中学担任高级英文教师。大学本科学习期间，赵乃抟还被由蔡元培先生兼任馆长的国史馆聘请为国史馆编辑，具体任务是翻译一部《希腊史》的部分书稿，以供编写中国历史的参考。 赵乃抟于1922年取得浙江省留美官费生资格后，就向美国申请大学研究部的入学准许。当时位于美国纽约市区北部的哥伦比亚大学十分著名，又在中国有着重要影响。赵乃抟在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作研究生的入学许可后，就于1923年8月乘轮船离开中国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研究经济理论。赵乃抟的博士论文选择了英国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之一的理查德·琼斯进行研究。他收集到的琼斯的经济学著作有16种之多，又收集到琼斯的大量书信，并且还有有关琼斯的书籍74种和论文52篇。他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认具的研究后，才开始书写博士论文。论文的题目是《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现在被全世界经济学界普遍采用的“制度经济学”这个术语，就是赵乃抟在他1929年的博士论文《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中，率先概括和使用的 。论文对琼斯经济思想的渊源、体系作了探讨、阐述。论文英文本全文10余万字，分为8章。第1章，制度学派的经济学；第2章，琼斯生平和一般背景；第3章，琼斯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第4章，地租论；第5章，工资论；第6章，利润论；第7章，琼斯的其他理论贡献；第8章，琼斯的批评家和琼斯的影响。该论文初稿写成于1927年，经过多次修改，于1929年定稿，印成大样，提交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审定。博士论文答辩会于 1929年5月举行，会议由赛利格曼教授任主席，密契尔教授任副主席，答辩委员会由校内外专家十余人组成。他们不断提出问题，赵乃抟都作出令人满意的答辩。答辩会进行了3个小时，经过表决，论文获得通过，他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这篇博士论文于1930年在纽约正式出版，存放在美国各大图书馆中。这篇博士论文，对琼斯生平和经济学说的研究，超过了以前的著作。赛利格曼教授在“经济思想史”课程讲到琼斯的经济思想时，总会说到“一位中国留学生赵乃抟博士对琼斯研究的贡献”，赛利格曼把赵乃抟的研究成果纳入教学内容，并且将赵乃抟的这篇论文指定为参考书，要学生阅读。赛利格曼教授为15大卷《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的主编，在该书的“琼斯”这一辞条中，将《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一书，列作参考书目中的第一部参考书。可见，赵乃抟的博士论文在琼斯经济学说的研究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期，赵乃抟被图书馆的浩瀚藏书所吸引，因此，尽管在美求学时间长达3年，但他却未看一场电影，而是把美好的青春时光花在了读书学习上。赵乃抟的书桌上有一牌子，上书：“言谈以十分钟为限”；其旁放一只老式钟表，他惟恐时间在闲聊中白白逝去。虽说他是官费生，可官费有限，根本无钱买书，他说每天清晨到一家饭馆刷盘子，以挣上一点儿钱，并把这钱的大半部分用来买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于日军手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3校先是迁往湖南长沙。1938年初武汉告急，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长沙到昆明，相隔3000余里。年富力强的教授们和大学生一起过崇山峻岭到昆明，中老年教授们组成旅行团，坐汽车经桂林，出镇南关（现名友谊关）到越南同登，改由滇越铁路到昆明。这个行程要两次出入国境，事务繁多。大家推选赵乃抟为旅行团团长，周炳琳教授负责外交，魏建功教授负责文书，章廷谦副教授负责伙食，姚从吾、张佛泉两教授负责行李。大家于1938年春天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赵乃抟和陈岱孙轮流担任经济学系主任。赵乃抟开设“经济思想史”必修课和“商业循环”、“社会主义”、“当代经济思潮”3门选修课程。这3门选修课程，每学期各开2门。同时，赵乃抟发表文章的风格有了很大转变，正应了他自诩“不将心事付烟霞”的题诗。在昆明，赵乃抟住在才盛巷2号北京大学办事处的宿舍里。那原是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公馆的东院，龙云让给北京大学使用。龙云同北大教授们的宿舍是同一幢砖木结构的2层楼房。龙云住在最西头楼下，赵乃抟住在东头楼上第4间。由于敌机的狂轰滥炸，北大在昆明北郊岗头村修建了临时宿舍，教师们都搬到那里住宿，赵乃抟住在一间茅草房内，房子是夯土为墙、稻草为顶、泥土为地、木格为窗，窗上糊以批改过的出国留学生试卷。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死难于再、张华昌、潘琰、李鲁连4烈士，师生们都极为愤怒。赵乃抟前往4烈士灵堂致祭，并且手书“魂兮归来”大字横幅一张，以及挽联一幅，声讨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爱国同学的滔天罪行。挽联的词为：徒手的学生中手弹而殉命，谁偿此赤血； 无党之青年受党棍之欺压，惟诉诸青天！1946年12月19日西南联大召开本年度第7次教授会，会议推举由周炳琳、冯友兰、赵乃抟3位教授共同草拟“教授会决吁请政府对此次事变之行政首脑人员速予以撤职处分，务期达到目的”，并通过规劝学生“星期四一律照常上课”的文告——《教授会告同学书》；会议还推举周炳琳、冯友兰、赵乃抟3教授代表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与卢汉省主席、霍揆彰省警备总司令接洽，要求严厉惩办凶手及其主使人，并确保大学师生今后的安全，还要求他们以地方军政当局的名义发表声明，“对合法之自由决予尊重”，“本校罢课已将届月，其中所经过的惨痛之事实，已为国人所共见。本会之措施已屡经议决执行。关于本月一日之惨案，现在除军事负责首脑人员已经政府先行停职议处外，本会并请求政府对行政负责首脑人员先行撤职，决以去就力争，促其实现。关于非法禁止集会之禁令，已于本晚推举代表与现军政当局洽商，望其对合法之自由予之尊重。同学诸君心怀冤抑，同人深有同感，但默察校内外之情势，如学校早日恢复常态，同学对于政府之要求亦可早日实现，如坚持罢课，则前途演变恐有不忍言者。同人爱护同学，爱护学校，本中心之热忱，经屡次之会议，已请学校定于十二月二十日务必复课，务望同学诸君于是日晨照常上课。其有因故不能上课者，亦勿对上课同学有拦阻之举动，否则同人在校所司何事，尸位之讥，义不能受，亦当有以自处，谨此忠告，惟同学诸君察之。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年底北京大学派赵乃抟等人提前回到北平，赵乃抟担任北京大学复校委员会委员。西南联合大学于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开始复员北返。赵乃抟回到北京大学后仍担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和经济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大学一年级课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这时北京大学一年级和先修班设在北京宣武区原名国会街北京大学第四院（现新华通讯社社址），赵乃抟又是那里的主任。1947年国民党政府抛出所谓“经济改革方案”，妄图挽救国统区的经济危机。周炳琳、赵乃抟等15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经济改革方案〉之意见》，指出：“此方案对于过去种种错误，未尝虚心检讨”，“此方案对于目前经济危机，并无救治之能力”。对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的经济政策，加以揭露和抨击。1947年5月20日北京各大学和中学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1947年5月29日周炳琳、赵乃抟等北大、清华教授共102人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这份宣言认为参加5·20惨案游行的青年学生“情绪熟练热情，精神勇敢，行动严整而有规律，……动机天真纯正”，“我们又不得不置憾于某些当局措置失当，有纵容暴徒摧残学生之嫌”。宣言指出：“政府当局则应深切省悟。政治败坏之责任本在政府而不在学生。学生由苦闷积愤而发生之呼吁及运动，只能善导而不应高压。”同时，又劝说学生“实应珍重其血肉，宝贵其精神。……不废学业，避免无谓牺牲。”（天津《大公报》1947年5月30日）赵乃抟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讲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课程长约20年之久，他将经济思想史的讲稿整理成《欧美经济学史》一书，请周炳琳评阅后，于1948年交上海正中书局出版，1949年上海解放，正中书局迁往台北，此书在台北发行了8版之多，而在大陆却极为罕见。赵乃抟在本书序言中写道：“本书……付梓后又承门人北大讲师熊正文君、讲员叶方恬君、助教张友仁君为我悉心校对，多方考证，他们为我耗费了无数的精力与时间，衷心殊感。在本书写成之后，蒙三十年前之窗友和二十年来之同事周炳琳、周作仁两先生于严寒的冬夜和酷暑的夏日，为我评阅，并提出很宝贵的意见，加以删改。他们的友谊，使我感激不尽。又本书初无问世之意，重以周炳琳先生之敦促鼓励，又承老友吴俊升先生之竭力帮忙，始得刊行。他们的热情爱护，尤使我铭感万分。” 1948年北大经济系孟宪功、李恭贻同学被北平警备司令部非法逮捕。赵乃抟深为愤慨，他两次前往特种刑事法庭私设的监狱进行探视和慰问。在探视中他还对国民党特务的无理要求大声地严厉地加以驳斥。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政府要将北京大学迁往南方，赵乃抟和广大师生都一致反对。国民党政府看中了他的才能，北平解放前夕，曾3次拉他去台湾，并以高官厚禄引诱他，而赵乃抟却向往劳动人民的新中国，最终坚定地留在了北京大学，从而实现了他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出绵薄之力的强烈愿望。 1949年赵乃抟在北平解放后，在北京大学停开了“经济学概论”课程，新开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和“价格概论”课程。他还接受同学们的建议，积极延聘王学文、薛暮桥、郭大力、狄超白、千家驹等经济学家来校开设新中国经济建议迫切需要的各门课程，1949年夏天开始，他辞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职务，专任教授。1951年党号召知识分子参加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赵乃抟也报名和北大经济学系的师生们一起到广西柳城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通过土改，他具体体会到了中国封建剥削的残酷和惨重。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赵乃抟作了比较深刻的思想检查，表示要彻底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术思想，争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1952年夏，我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新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是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3所大学的经济学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调整而成。赵乃抟等都被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分配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从1946年到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赵乃抟住在东四十条北大教授宿舍。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从城内沙滩等处迁到西郊燕园，赵乃抟于1952年10月间迁到北大燕东园一幢独立小楼居住。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新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教师队伍得到扩充和增强。这时“经济思想史”课程的教学工作已经后继有人，赵乃抟考虑自己年事已高，就大力扶持后进，将几十年来积累的教学参考资料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当时担任“经济思想史”课程教学工作的中年教授徐毓楠长期使用。这些教学材料直到1958年徐毓楠教授病故后，才由资料员杨瑛从徐毓楠的研究室中整理出来，送还赵乃抟教授。
做学问，最重要的是有专注的精神，需要成年累月对学术研究的持续专注，这样才能够取得大成绩——张益唐
学术梦想起航
张益唐，生年1955，一名优秀的华裔数学家，在声名鹊起前砥砺前行数年，从籍籍无名的大学讲师转变为2014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得者，此间经历了什么呢？
母亲是政府机关的文员，父亲是电子工程专业的大学教授，这样的家庭氛围注定是要培养出个优秀青年的吧。约莫九岁那年，《十万个为什么》启蒙了他，费尔马大定理和哥德巴赫猜想成为最吸引他的两个条目。
励志成为华罗庚这样为大数学家的梦想悄悄扎根，尽管由于当时的政治因素，他没能好好上中学，但这并无法终止张益唐对数学的追求。给北京一家工厂做工的时候，张益唐常旧书店里翻阅科学书籍。1978年张益唐的刻苦用功得以回报，北京大学录取了他。1985年待他拿下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后，以公派自费生的身份来到美国普渡大学。
陷入窘境
然而这位北京大学数学系数论专业的尖子生在赴美留学后，求学之路并没有那么顺遂，与导师的意见不合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局面。他选择以“雅可比猜想”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雅可比猜想，多么著名而棘手的难题。当时还是个学生的他，却已经想着挑战专家都难以解决的问题了。
不禁让人联想到很久很久以后他妻子谈到的一件事，旁人告诉她之所以张益唐不升教授职称是因为他不出论文，她劝他出篇小论文也好啊，张益唐却说，“无所谓了，要出就出大的。”
论文中引用了导师莫宗坚的研究成果，而在专家严格排查下竟推翻莫宗坚已发表的结论。错误的引用自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果，所以张益唐的论文结果也是有误的。许是因为这件事让莫宗坚面子上过不去，两人关系逐渐恶化。由于意见不合，毕业后，导师也没给他写推荐信。无奈之下，张益唐寄宿过朋友家，屈身小餐馆打零工，会计之类活计都接过。
柳暗花明又一村
但他做学术的心太纯粹了，以至于命运的转折终于来到。在英特尔公司工作的北大校友唐朴祁关于网路转换器的最大容量问题求助张益唐，两人并肩作战仅耗时一周便顺利解决。他对数学的热情与执着打动了唐朴祁，唐朴祁终为张益唐谋得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临时讲师的职位。
重回学术界意味着张益唐离他的学术梦想更近了一步，任教十余年里张益唐仍琢磨着各大难题。对孪生素数问题从集中注意到深入研究，在得出研究结论的前夕，张益唐决定小憩一番便去拜访在科罗拉多州的朋友。就在那个2012年的夏天，伟大的灵感迸发就在那短短十来分钟。经过精细的整理，张益唐的论文《素数间的有界间隔》横空出世。
2013年4月17号将该论文正式投稿给普林斯顿的《数学年刊》杂志。审稿人分别是美国罗格斯大学的伊万尼克教授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约翰·佛里德兰德教授，起初稿子只被放置一旁，毕竟凭目前人们掌握的知识解决这样的“未解之谜”并不是太有希望。
但伊万尼克还是浏览了这篇文章，意外地发觉了文章的宝贵之处，途中不断给萨纳克教授发电子邮件并高度评价了这篇文章。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读，教授按着张益唐的思路演算了一遍，对照、印证并认可了张益唐的文章。“这个结果在数学界是第一流的。这个作者成功证明了在数论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定理。”评语如是写道。
张益唐的论文从投稿到被认可仅仅耗时三周，得到学术圈的首肯后张益唐情绪上不显波动。人们说他淡泊名利，潜心追求自己的学术理想，大概就是如此吧。
他的选择
论文发表的时候张益唐58岁，过了追名逐利的年纪练就了不骄不躁的性格。2014年，凭着过硬的实力，斩获了Rolf schock数学奖、美国数学会的科尔数论奖以及麦克阿瑟天才奖，同年又被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他曾说：“我的心很平静。我不关心金钱和荣誉，我喜欢静下来做想做的事。”然而在荣获世界级大奖之后，受采访的他却语出惊人：“还好我不在中国，不然取不到这个奖项。”要知道他可是国内培养出来的高材生啊，这样的发言未免有些心寒。然而在不完全了解一个人的情况下，万不可轻易下论断，无论网络舆论风向。
他曾说过：“世俗压力太大了，你躲不开，你要不出论文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我自己可以沉得住气，我不要这些东西但你的家人、亲朋好友不答应，在美国就没有这个问题。”
其实，张益唐的学术梦想更多的成分是纯粹，他可以十年磨一剑，他可以永远不成功，因为他信奉德国剧作家莱辛说过“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他不想学术梦想被绑架，只想心无杂念地思考，没有世俗刻薄的指点，他只谋求个清净，执着并追求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但网友的斥责和不解也不是空穴来风，教授们曾经的倾囊相授为他打下夯实的基础方才成就了如今的他，在他最落魄的时候是北大校长曾邀请回国任教，尽管张益唐拒绝了他的好意。
北大校友伸出援手等等，张益唐承过他们的恩情。听他说出“还好我不在中国，不然取不到这个奖项。”这样的话让人好不难过。
中国培养了他，北大读书期间给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系统的学习为他后来漫长的学术追梦路铺平了道。随着时代的改变，国家实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科研环境、体制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孕育着属于科研的净土。一切都在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经过多年经营奋斗，中国的实力已经不容小觑了。
不过我们无法用自己的意志去左右别人，各人有各人的斟酌和选择。关于他是否回国发展是他个人的事，旁人也打动不了他固有的念头。
我觉得是因为他具有北大教授这个头衔，而且粉丝众多，所以大家对他的言行举止要求都比较高。
北大教授发表论文
我国有许多在各领域属于精英的人物，而北大教授陈平就是其中一位。陈平的研究范围包括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他将现有西方主流经济学称为“空想资本主义”，其出版的著作有《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等。
陈平教授的学术水平还是相当厉害的。不管是从毕业院校，还是他的学术成果。
陈平教授本科毕业于我国非常著名的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且在这所学校上了研究生。后来，在1981年，他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进修，并且师从一位著名的物理化学学家。他的老师曾获得诺贝尔化学学奖。后来，陈平教授以论文《非线性动力学与经济周期理论》获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物理学博士GPA:4.0（总平均成绩为满分）。
陈平教授的学术成果也是非常丰硕的。他的作品有：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2004年出版）。陈平集——封闭，冲击，演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1988年出版）。除了他的作品集，陈平教授的主要论文超过20篇，有不少都发表在了人民日报上。
陈平教授长期活跃在大众媒体上，通过新浪博客、搜狐博客、搜狐财经专栏、观察者网专栏等大众媒体对中国与世界经济话题发表评论。其中陈平教授较有影响力的文章有《十问美国的真格总统》、《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讽刺和希望》等。并且他从1988年开始就任北大的教授或副教授。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还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交流讨论。
这位北大教授的学术水平其实是非常高的，因为本身就是在一流学府工作，进行教导工作的
北大著名经济学教授有：林毅夫、余淼杰和雷晓燕等。
林毅夫：北大博雅讲席教授、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截至2018年3月，林毅夫在中国国内外期刊上发表文章300多篇，出版中英文著作30余部。
余淼杰：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书记兼副院长。发表论文曾被英国皇家经济学会评为年度最佳论文，并获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是首位独立获得该奖的华人经济学家。
雷晓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育部-北京大学国家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创立于1898年维新变法之际，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创办之初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1912年改为国立北京大学。1937年迁至长沙，与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迁至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6年返回北平，1952年成为以文理基础学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并自北京沙滩等地迁至现址。2000年与原北京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北京大学。
中科院院士是一个名誉称号，并不表示他就是中科院的员工，中科院只是作为中科院院士的评选单位而已。如果你本身并非中科院的员工，又有什么可能以中科院的名义去发表文章呢。
北大女教授发表论文
说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们脑海中都会浮现出白发苍苍的老学者，要不就是西装革履的中年才俊形象。如果不是看到简历介绍，我怎么也不敢把图片上这位青春年少，相貌清纯的女孩子和教授，博导联系起来。这个叫李琳的女孩子，91年出生，本科在成电，研究生，博士在北大，出身于汤富酬实验组，数篇SCN论文傍身，这样金灿灿的简历，成就了一个28岁的教授，博导。
按照一般的职称晋升体制，28岁晋升教授几乎是不可能的。以中小学教师职称评聘而言，有很多老师到退休也评不上副高职称。中小学老师实习期要一年，从三级老师晋升到到二级，要满五年，从二级老师晋升到一级老师，又需要五年；从一级老师晋升为高级，也需要满五年以上（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可以减少一年）。这样算下来，理想状态下，从分配到中小学高级至少需要15年时时间，中小学高级相当于副高职称，也就是副教授。
当然，刚才说的是理想状态下需要15年，实际中，这种15年能评上副高的幸运儿还是非常少的，因为越到一级，高级，职称指标越少，排队的老师就越多。以我们学校而言，一年只有一两个高级指标，而符合条件的老师多达四五十人，只能论资排辈，慢慢熬资历了。评上高级的老师大多数是年龄比较大的，资历比较老的老师，年轻老师纵然再有才华，也只能一级一级慢慢熬资历。很多老师戏称这种现象和清朝的官场有的一比，“领子熬红了，头发熬白了”。
职称评聘的初衷是什么？不是论资排辈，是为了说明教学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是为了体现优劳优得的，是为了激励老师的工作积极性的，如果一味讲究资历，那职称也就失去了意义。很多年轻老师有水平，有能力，但是苦于没有职称晋升的通道，所以也只能一步一步地，一级一级地慢慢晋升，在等待中消磨了激情与斗志。
我最开始看到28岁的美女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新闻的时候，也不敢相信，怀疑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可是看了人家的简历之后，却觉得也算是名至实归，2014年电子科技大学学士学位，2014到2019年6月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19年7月，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小小年纪便发表数篇SCN期刊论文。正因为有如此优秀的简历，南方医科大学才不惜血本，破格录用她为教授，开出的条件可谓是相当丰厚：70—90万协议税前年薪，180-220万的安家费，并且还有300-400万的科研经费。
不由得想起前两天的新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表示：教育部将对在学校连续三年不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授，副教授实施清理出教师队伍的处理。教授就是教书育人的，职称不是敛财的工具，职称应该体现学术上的能力和贡献，相比那些四处办企业，无心教学的教授而言，大学更需要的是新鲜的血液，需要的是不拘一格用人才。91年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更多地是一个示范效应，让年轻学者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职称晋升之路。
如今很好，她也在很好地发展着他的事业，为我们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希望她在生活质量上面也有所提高。
可以说是非常难了吧，但是她并没有放弃，一直默默努力着，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因为一个女科学家能够达到这样的顶峰，确实是非常不错。
北大陶教授发表论文
陶行知（1891~1946年）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他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推行平民教育。 .“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1931年春，陶氏返回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对当时《申报》的革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2年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7月，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毛泽东主席复信表示支持。接着，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年会，“世界青年大会”，“世界反侵略大会”，当选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执行委员。为光大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8年8月，陶氏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古圣寺为儿童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 陶行知的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度过的，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枕，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为人民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陶先生著作宏富，论述精当，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 陶行知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个人简介[编辑本段]出生日期：1891年10月18日（农历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六日） 病逝日期：1946年7月25日 籍贯地：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 家人：父，陶位朝；母，曹翠仂；妹，陶文之；妻，汪纯宜，汪病逝后又娶妻吴树琴；长子，陶宏生；次子，陶晓光；三子，陶刚 陶行知， 中国人民教育家 ，民主革命家。原名文硙，后改名知行，又改名行知。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国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推行平民教育。 “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1931年春，陶氏返回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对当时《申报》的革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2年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7月，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毛泽东主席复信表示支持。接着，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年会。 1938年8月，陶氏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古圣寺为儿童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 很可惜。
《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
[摘要]陶行知(1891――1946)，是我国“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进步教育家，1917年留美回国后，积极提倡平民教育，认为以此可“推定国家的命运”，持“教育救国”论的思想。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的。1936年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教育救国的道路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积极推行国难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
[关键词]陶行知教育思想
一、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
陶行知，原名文睿，安徽人。1910年秋进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学习，改名“知行”。1914年赴美国留学，在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后，成了杜威的关门弟子。1917年秋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讲授“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课程，介绍实用主义教育理论。1922年初，他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1922年底，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东南大学，他任教育科主任。1923年，他辞去东南大学的职务，与朱其慧、晏阳初在北京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专任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积极提倡平民教育运动。这时，他认为“平民教育是改造社会环境的一个最重要方法”，可以“推定国家的命运”，幻想利用平民教育来“打通”贫富、贵贱的关系，从而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这种主张，无疑是一种“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思想。在这个时期，他还经常在《新教育》上发表文章，批判旧传统教育，提出了改革教育的主张。
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了《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并在1927年春，与赵叔愚在南京和平门外晓庄，创办了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晓庄学校。他著名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起来的，并且在“晓庄”加以试验。1930年4月13日，国民党政府查封了晓庄学校，陶行知因受到通缉而逃亡日本。
1931年春，陶行知回到上海，从事科学普及教育，提倡“科学下嫁运动”，创办了“自然科学园”。1932年在上海郊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主张把工场、学堂、社会打成一片。陶行知认为“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是在工学团的种子里潜伏着”，“工学团是中华民族之救命圈”。1934年7月，陶行知发表了《行知行》的文章，正式改名为“行知”，以表示他坚信唯物主义认识论。
从1917年到1935年，这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前期阶段。他提倡鼓吹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三大运动，其思想基本上是属于“教育救国”论范畴的。毋庸讳言，这是由于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
陶行知提倡乡村教育，创办晓庄学校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不仅在于创立了“生活即教育”理论，还在于他当时就看到了中国革命要靠农民，喊出了“唤醒锄头来革命”、“革命成功靠锄头”的口号。为了唤醒农民起来革命，所以要提倡乡村教育，办乡村学校。可以说，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提倡乡村教育、办乡村学校的先行者。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开始高涨，这对陶行知有极大的影响，他的教育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号召“山海工学团”师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培养人才幼苗的育才学校，它成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圣地”和“沙漠里的绿洲”，蜚声中外。育才的教育实践，大大地丰富了“生活教育”理论，从而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从1936年后，陶行知教育思想进入了后期的发展阶段，由一个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者，转变成为一个“国难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家。在政治实践上，他积极地参加抗日斗争，坚决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坚持斗争直至1946年7月25日去世。他的死，“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
二、提倡为大众服务的普及教育
陶行知最大的心愿，是要在中国实现普及教育，把文化科学知识从少数人手里拿来交给大众，使“整个民族现代化”。1920年夏，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就开办了暑期学校，亲自教居民、车夫、小商贩读书识字。在提倡平民教育运动时，他编写了《平民千字课》，举办平民读书处和平民学校，并到机关、工厂、商店、家庭、和尚庙乃至监狱里去教平民识字。1926年后，他又致力于乡村教育运动。他认为中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5%，爱中华民族，就得爱“中华民族中最多而最不幸之农人”。
1931至1935年间，他又发起了普及教育运动。他说：“反动派在那里提倡生产教育，我们今天最迫切要做的事是使生产的劳苦大众受教育，不是生产教育而是生产者受教育。”他说，普及教育就是把文化知识变成空气一样，普及于众生，人人都得呼吸，人人不可少。普及教育要城市与乡村同时并进，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打成一片”。他明确地把普及教育的目的同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联系起来，认为“这才是我们所要普及的教育”。更可贵的是，他还把普及教育和控制人口的增长联系起来，否则“一万年教育也不会普及”。他主张普及教育必须“劝导与强迫并行”，把普及教育与教育立法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很有远见的主张。
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是从当时社会实际出发的。旧中国，文盲占了总人口的90%以上，而在经费、师资等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只能把普及教育的计划“建筑在极困难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用穷办法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
陶行知认为，普及教育专靠学校不行，要多种形式并举，要在学校之外，创造出一种较为自然的组织来补救，学校是文化的“旅馆”，只能暂住而不可久留。自学团、共学团、普及教育团、生活教育团、工学团“才是文化之活细胞”。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把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把普及教育的目的同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争取民族的自由平等联系起来。
2.把普及教育和控制人口增长联系起来，否则“一万年教育也不会普及”。
3.把普及教育和教育立法联系起来，“劝导与强迫并行”。
4.普及教育应从群众的生活实际出发，因陋就简，用穷办法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
5.普及教育专靠学校不行，要多种形式并举。
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和实践，经历了一个探索、创造、前进、发展的过程。从推行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而进入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全面教育、民主教育等阶段，每一次的新探索，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并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而发展，沿着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向前进。
三、提倡教育联系生活和劳动
陶行知竭力反对脱离生活、脱离劳动的传统教育，认为传统的“老八股”教育是为教育而办教育，用“大书呆子教小书呆子”的办法，把读书人引入“伪知识的圈套”，而成为废人。
陶行知批评传统教育是“先生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传统教育是“叫人分利不生利”，“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子不造林”，为教育而教育。他指出：“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因此，他大力提倡生活教育，主张教育联系生活、联系劳动。后来他进一步主张“把农民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变成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同时，他也反对“仪型他国”、全盘西化的“洋八股”教育。
陶行知的教育联系生活、联系劳动的主张，是他“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企图用教育的力量来提高农业生产，从而改善农民生活。后来由于他不断地和工农大众接触，特别是在他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后，他的劳动教育思想就有了新的发展，不再是单纯地为提高农民的生活，教农民读书识字，而是主张“把一般无用的知识分子变成参加生产的集团之成员，更进一步把农民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变成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虽然他这一主张在旧中国是无法实现的，但是他的教育思想中，已经意识到知识分子和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是要通过生产劳动教育来完成的，从而缓和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陶行知的这一主张，确实是很有见地的。
四、“生活教育”论
“生活教育”论是陶行知整个教育思想的理论主体，它包括了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自身又不断发展前进的教育理论。陶行知创立“生活教育”论的原意，是由于推行平民教育运动的失败，“所找出来的新路”。同时也是出于对传统教育的憎恨，试图从“根本上”来改造传统教育。“生活教育”论主要内容有：
“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论的核心。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生活决定教育，教育与实际生活相联系。生活教育最初多侧重日常生活，遇到什么事，就受什么教育，但“生活”范围很大，处处有生活，处处要进行教育，便降低了教育的特殊职能，所以以后他把生活的范围概括为健康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改造社会的五种。生活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它与生活同步，“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生活教育的目的是要用前进的生活引导落后的生活。
“社会即学校”――是“生活教育”论的另一个重要主张。陶行知指出：“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他认为，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了，“一切都减少，校外有经验的农夫，就没人愿意去领教;校内有价值的活动，外人也不能受益”，从而批评“学校即社会”是鸟笼，就好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关在鸟笼里一样。而“社会即学校”则不然，是要把鸟笼里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展到大自然里去”，把整个社会作为教育的范围。他认为，“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要，便是盲目的教育”。传统学校在“学校与社会中间造了一道高墙”，“社会即学校”就是为了冲破这堵“高墙”，从而把学校伸张到整个社会，在这所“伟大的学校”里，人人可以作先生，人人可以作学生，“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但他主张把“社会”和“学校”划上等号，抹煞了学校的特殊性。不过，以后在理论上又有所修正。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论的教学方法论。他认为，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个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就是教育法。它的涵义是：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他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而“做”是一切教育活动的中心，即“做(既)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由于片面强调直接经验和感性知识，把做的过程和教学过程等同起来，这就抹煞了教学过程的独特意义，使系统知识的传授降到次要的地位，这种思想在晓庄办学时得到充分体现，到1939年以后在办育才学校过程中才有所改变，重新重视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可见，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是针对注入式的“教授法”的。传统的教授法是以“教”为中心，完全没有学生的“学”。陶行知的教学实践就是从“教授法”到“教学法”，由“教学合一”到“教学做合一”，这一教学方法的改革，是一种重大的贡献。
总之，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有着许多有益的主张和有价值的见解。特别是他后期教育思想变化后，“生活教育”论也随之发展变化。后来他认为“生活教育”有六个特点：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和有历史联系的，从而把“生活教育”论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五、论教师
陶行知认为，我们对于自然的环境和人为的环境，都要有理想的安排。教育是实现理想社会的历程，假使理想社会里有不好的东西，我们就要运用教育力量去改变它;至于优良的虽在这社会之外，也要把它吸进来。教师应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教师的生活是艺术生活。教师的职务也是一种手艺，应当亲自动手去干的。那些高谈阔论，妄自尊大，不屑与三百六十行为伍的都不是真教师。教师得人，则学校活，学校活，则社会活。教师是虚心的，好观察和尝试，教师对于科学和科学上其他的新发明，都应感到有浓厚的兴趣。
要热爱学生。教师要和学生打成一片，共事共学共修养;对学生要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他说，你若把你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把你和你的学生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这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他讲，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中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
他还认为，一个不长进的人是不配教人，不能教人，也不高兴教人的。“后生可畏”不是一句客气话，而是一位教师受了大众的蓬蓬勃勃的长进的压迫之后，对于自己及一切教师提出的警告。只有不断的追求真理才能免掉这样的恐怖。作为教师，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要“爱满天下”。他深信，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中华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
他认为，在共同生活中，教师必须力求长进。好的学生在学问和修养上，每每欢喜和教师赛跑。后生可畏，正是此意。我们极愿意学生能有一天跑在我们前头，这是我们对于后辈应有之希望。学术的进化在此。但我们确不能懈怠，不能放松，一定要鞭策自己努力跑在学生前头引导学生，这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师道之可敬在此。所以我们要一面教，一面学。不断学习，教师必须一面教一面学，“不是贩卖些知识来，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
要追求真理，勇于创新。他指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人求真，学做真人，方是教师职业之真、人性之真。
主要参考文献：
1.《什么是生活教育》
2.《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
3.《陶行知教育文选》
1940年1月发生的“高陶事件”，即高宗武、陶希圣在中国历史紧要关头幡然醒悟，毅然脱离汪精卫集团，将汪精卫集团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的卖国条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在媒体向世人公布，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阴谋，给汪精卫卖国逆流以沉重打击，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中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以往虽然也读到过有关此事件的一些文字，但大多是一鳞半爪，简略带过，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和详尽经过不甚了解。最近，读了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先生撰写的《“高陶事件”始末》一书，史料翔实可信，叙述不加掩饰，使我不仅对事件本身有了详细了解，而且对高、陶二位先生尤其是陶希圣的心路历程有了较深的理解，启示良多。 作者在书中做到了不为亲者、尊者讳，没有讳言高、陶二人一度已经上了汪精卫叛逃投敌的贼船，落入日寇设下的陷阱已经很深的史实，同时也明确否认陶希圣去上海是作为重庆政府的间谍“卧底”之说。抗战前陶希圣是北大教授、法学院政治系主任。七七事变后，他应邀到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牯岭茶话会”，之后加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工作，又被选为国民参议员，从此弃学从政，进入政坛。抗战初期，陶希圣对抗战前途忧心忡忡，甚为悲观，参与了“低调俱乐部”，追随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鞍前马后，出力不少。尤其是1938年12月19日，陶希圣追随汪精卫从昆明飞往安南（今越南）河内机场，铸成大错，在歧途上越走越远。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第三次声明，引起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愤怒声讨。重庆当局随即将汪精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后又派刺客潜入河内汪精卫住宅行刺，结果误杀曾仲鸣。事后，陶希圣在香港为《南华日报》撰写一篇题为《为河内暴乱事件质问重庆之执政者》的社论，声称“自抗战以来，汪先生仍本于一贯之精神与努力，求国家命脉之保存，求民族生机之持续，不断以维护国力为念虑”，“故在无可再战之今日，主和无罪”，继续为汪精卫的投降行径作辩护。后来，尽管陶希圣对日本政府的劝降政策开始有所觉察，不赞同汪精卫以组织“新政府”来与日本谋和的做法，但出于他和汪氏多年的交情（早在1927年他在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任内就与汪精卫一派人士接近，成为具有汪系色彩的学者之一，后在主持由周佛海组织的“艺文研究会”期间，更是经常和汪精卫晤谈，引为知交），在焦虑与彷徨中仍然从香港去了上海，参与汪日谈判。此时，他已在汪逆的卖国投敌活动中陷得很深了，如果再朝前走一步，就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高宗武、陶希圣虽然一时大节有亏，但毕竟不同于周佛海、陈公博之流，正如陶希圣自己所说的那样：“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下去。”在上海和日本人谈判过程中，高宗武、陶希圣逐步认识到所谓“求和”必将成为投降的事实，日本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最终目的是宰割中国、灭亡中国。他们见到日本方面提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秘密谅解事项》等八份文件，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其侵略中国的要求大大超过以往日方提出的条件：日本要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所包括的事物，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从东南至西北，一切中国的权益，包括主权、领土、港湾、河流、矿藏、银行、交通、军警、武器……日本都要毫无遗漏地持有或控制。如果签订这样的卖国条约，必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高、陶惊出一身冷汗，力劝汪精卫不要签字，退出和谈，离开上海，或出国隐居，总之绝不继续谈判。但汪精卫此时已完全受日方控制，极力迁就日方，铁了心甘愿充当卖国贼，一心要成为日本扶持下的“新政府”首脑。高、陶对汪精卫已讲不进话，完全无力作任何劝说了，倘若继续跟着汪精卫走下去只能是绝路一条。 沮丧与绝望之余，陶希圣想到了以死来寻求解脱，但又不甘愿就这样一死了之。那一时期他给香港家中的每一封家书中都含有大量的沉痛之语，如1939年10月20日的信中说：“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穷水尽的想头。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已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有时一两个好友在一起，谈起我们所处的环境，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水呢？触电呢？自戕呢？然而这一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1939年12月30日汪逆签订卖国密约这天，高宗武和陶希圣都借口生病拒绝参加签字仪式。高、陶的反常态度，引起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疑心。有人密告陶希圣，称李士群、丁默邨的“七十六号”特务机构正在计划刺杀他，然后再开“追悼会”；高宗武也被特务监视，随时有生命危险。1940年1月2日，高宗武去寓所看望陶希圣，两人商定，立即秘密离沪，脱离汪精卫集团。在杜月笙、万墨林的援救下，1月4日他们被悄悄护送上由上海驶往香港的“胡佛号”轮船，翌日顺利抵达香港，终于脱离了虎口，回到抗日阵营中。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高宗武、陶希圣致该报的信，以及他们带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全文。同一天重庆、昆明、上海及国内外许多报纸也刊载了这一卖国条约全文。香港《大公报》1月22日的头条新闻为：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资卖到思想重庆《大公报》该日的头条新闻为：高宗武陶希圣在港揭发汪伪卖国密约将密摄照片呈送国府另函交本报港版发表“汪日密约”在媒体公开披露，对日本和汪伪集团引起的震撼不亚于一场政治地震，使全国同胞更加认清了日本侵略者企图亡我中华的狼子野心和汪逆的卖国贼嘴脸，从而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也促使抗日阵营中一些原先对日本尚抱有幻想的糊涂人士丢掉幻想，头脑清醒起来。当有人批评高、陶此举在道义上背叛重用他们的汪精卫时，高、陶义正辞严地公开表示：他们参加了汪日谈判，在道义上应有保守秘密之责任，然而当洞悉“日本方面割裂及灭亡中国之企图”，汪精卫组织“不可得而私为秘密”，“希圣宗武等为万万同胞及万代子孙之独立自由与生存计，认为上述之道义上责任不复存在矣”。应当提及的是，陶希圣有一位智勇双全、深明大义的妻子万冰如，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为了帮助丈夫首先脱离汪精卫组织的人员居住的愚园路住宅，再图脱身之计，她带着五个子女义无反顾地于1939年12月13日从香港抵达上海，在法租界环龙路租下一幢房子，使陶希圣得以有借口离开愚园路和家人同住。在汪精卫一伙逼迫陶希圣在卖国密约上签字时，她斩钉截铁地对陶说：“我把全家的生命带来住在上海替你，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夫妇一同死在这里。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在高、陶秘密离开上海后，她大胆地去面见汪精卫、陈璧君，机智地以劝丈夫回上海为理由，要求带两个小孩子同去香港，毅然把三个大孩子仍然留在上海读书，实际上是作为人质，这样使汪精卫夫妇得以放心。作为一个母亲，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毅力啊！陶夫人带着两个孩子先行到达香港。后来，在杜月笙、万墨林的营救下，陶希圣的三个大孩子又被秘密送上去香港的轮船。1940年1月21日上午，陶氏三姐弟乘坐的轮船刚驶出吴淞口来到公海，高宗武、陶希圣联名的《致大公报函》和汪日密约全文已由专人送至大公报社。1月22日三姐弟搭乘的轮船还未抵达香港，汪日密约已经在香港、重庆、昆明、上海等地同时见报。真是好险啊！晚走一天就脱不了险了。全家在香港终于团圆，谱写了一曲动人的爱国主义正气歌。后来香港沦陷，万冰如毅然让丈夫跟随九龙难民回乡队逃离虎口回内地，自己则带着孩子们颠沛流离，经历种种艰辛危难，跋涉五个月才抵达重庆，确实是一位坚强而伟大的母亲。 高宗武、陶希圣曾经是汪精卫的亲信，是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最早发起者和重要参与者，而且追随汪精卫到上海，参加汪日谈判，错误不可谓不重大。他们一生都为此大错而痛悔和自责。高宗武后来去了美国，不问政事，专事学术研究。陶希圣后来在委员长侍从室为蒋介石效力，还为蒋起草《中国之命运》，跟随蒋去台湾，直到七十岁才离开政治权力中心，重新专心从事学术著述，1988年在台北逝世，享年九十岁。他始终认为当年一度随汪行动，无论于公于私都是件憾事。但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命运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他们以国家民族存亡为重，坚决脱离汪精卫集团，公开揭露汪日密约，虽然内心的煎熬和压力是外人所无法体会的，但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出了这一步，以行动向全国同胞剖明了心迹。在“高陶事件”发生二十七年后的1967年2月，陶希圣在美国华盛顿与高宗武欣然重逢。两位老人共同缅怀往事，无限感慨。“高陶事件”深刻警示后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必须坚持爱国者立场。爱国不分先后，每个人无论持什么政治信仰，但维护祖国统一是共同的神圣职责。即使政见不同，也决不能当分裂和出卖国家民族的罪人。高宗武、陶希圣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脱离曾追随多年的汪精卫集团，公开揭露汪日卖国密约，表现出爱国主义的高风亮节。此壮举载入史册，功在千秋，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这一历史功勋的。“高陶事件”发生至今已整整六十五年了。岁月的尘埃并未遮掩这一事件的主人公身上闪烁的爱国主义光芒。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纪念日子，一切为了保卫祖国、保卫中华民族、战胜日本法西斯而做出牺牲和贡献的英烈和仁人志士都将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和纪念。高宗武、陶希圣的爱国主义壮举当然也在此列。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2]
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1915年入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约翰·杜威、攻读教育学博士。 [3-4]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1926年起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9年圣约翰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表彰他为中国教育改造事业作出的贡献。 [5] 1931年主编《儿童科学丛书》，在上海先后创办“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等。 [6] 1933年，他与厉麟似、杨亮功等来自政学两界的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2] [7]
1946年7月25日上午，陶行知因长期劳累过度，不幸于上海逝世，享年55岁。 [8]
北京大学教授发表论文
我认为北大教授魏坤琳还是有一定的科学成就的。他因加盟《最强大脑》这个科学励志的节目，因为拥有一张帅气的脸型而走红，一度成为“最帅的教授”。想必科学成就和自己的自身努力分不来吧，一起来看看。
魏坤琳，1978年生于湖南湘潭，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0年北京体育大学本科毕业，2007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学位，2007年至2009年在美国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康复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2009年加入北大心理学系，2013年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支持。目前担任清华-北大联合生命科学中心中心外博导。这么优秀的学历历程，实属名至实归。
根据谷歌学术搜索，发现魏坤琳的学术水平还不错。发表了65篇署名论文，总引用1194次，属于不错的了，应该算是领域内的佼佼者。所以北大教授魏坤琳在《最强大脑》中常以科学自居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魏坤琳作为《最强大脑》节目的“科学判官”，可是拥有很高的权利，很多选手能否最终晋级，都要看魏坤琳这位“科学判官”怎么评判。对此，很多人都很敬佩这位才艺颇深的北大教授。当然，他的科学成就还需要不断探索不断研究，期待他的更多新成果。
陈平教授曾经发表了很多重要论文，学术水平是毋庸置疑的，在整个北大教授当中处于中上游吧。
就是现在被人诟病的专家代表，整天炒作，搞些虚头巴脑的东西，私生活还不检点，脾气人品也不行，所谓的研究没一个对社会有实质性的影响，却个个名字取的高大上，一个认真搞科研的人，会年纪轻轻整天混迹娱乐圈和写自传？求你们别侮辱中国的科学家了，他还不配
看过陈平的一段言论，意思是说，美国人的高收入是陷阱，让人都变懒了，高收入是不好的，美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一个月拿2000块钱就能生活的很好了，要保持低收入。此人的水平可见一般，连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靠着邀宠献媚才有点名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