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论文发表美食

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归根结底是由于它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而非自下而上。当时的中国已病入膏肓，统治阶级无力回天，一味学习西方科技，“中体西用”是行不通的，只有彻底变革政治体制，中国才有出路。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是政治制度的失败。整个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力量分散且有限。洋务派官员自身的近代化修养不足，没有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相反，洋务派企图靠单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变革封建剥削制度，试图在中国搞所谓的“中体西用”，即用中国的封建制度作容器，去盛载西方的先进技术，对两者的内在矛盾认识不足，因此必然导致失败。

（1）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派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以“求强”、“求富”为目标,发展军事工业,发展若干民用企业,使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在社会经济中明显增长. （2...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谋求封建国家的“富强”而进行的改革运动，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倾向。洋务派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其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核心一直是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陆海军的军事活动。洋务派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865年到1895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20多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在自制和外购的基础上，19世纪70年代，淮军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其战斗力有所增强。洋务派的海军建设成效尤为卓著。经过苦心经营，洋务派建立起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尤以北洋水师实力最强，其规模时居世界第4，其中定远、镇远舰的购置，给日本以很大的威慑，推迟了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因此，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虽然不是旨在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客观上却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洋务运动不仅使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西学的大量引进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传统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使人们开始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逐步澄清了对“西学”的种种误解，由一味抵拒，渐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态日见改变，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两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学“引入中国。但是，洋务运动所具有的封建属性，决定了它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的存在。首先，因为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所以，他们大规模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对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讳莫如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则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其次，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其委派的总办、会办、帮办或提调等把持，他们经营不善，管理腐败，不可避免地使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再次，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本末观发生了冲突，受到传统心理的束缚。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国策，重义轻利是历代统治者提倡的修身准则，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僵化少变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习惯于安定平静的生活，具有较强的心理惰性，面对社会变革，求稳怕乱，抗拒抵制。尽管西学的输入打乱了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轨迹，但长期以来民族发展的惯性，使很多中国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妨碍着他们去接受新的东西，同时也妨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总之，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有消极的不良影响。

正文如下：

洋务运动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侵略的晚清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又称晚清自救运动、自强运动。该运动是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

洋务运动进行30多年虽然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根本的指导思想是“自强”、“求富”。

其分类思想就是“ 师夷制夷” 、“中体西用” 八个字。前四个字“师夷制夷” 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辟道路。

写作手法

1、第一人称叙事法

由于文章的内容是通过“我”传达给读者，表示文章中所写的都是叙述人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或者就是叙述者本人的亲身经历，使读者得到一种亲切真实的感觉。采用第一人称，由于叙述人是当事人，所以叙述的人与事，只能是“我”活动范围内的人物和事件。活动范围以外的人物和事情就不能写进去。

2、第三人称叙事法

用第三人称叙事，叙述人既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也不受生理、心理的限制，可以直接把文章中的人和事展现在读者面前，能自由灵活地反映社会生活。但第三人称叙事又往往不如第一人称叙事那么亲切自然。

3、顺叙法

顺叙是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叙述事情，这就跟事情发生发展的实际情况相一致，所以易于把文章写得条理清楚，脉络分明。运用顺叙，要注意剪裁得当，重点突出。否则，容易出现罗列现象，犯平铺直叙的毛病，像一本流水帐，使人读了索然无味。

4、倒叙法

倒叙并不是把整个事件都倒过来叙述，而是除了把某个部分提前外，其他仍是顺叙的方法。采用倒叙的情况一般有三种：一是为了表现文章中心思想的需要，把最能表现中心思想的部分提到前面，加以突出；二是为了使文章结构富于变化，避免平铺直叙；三是为了表现效果的需要，使文章曲折有致，造成悬念，引人入胜。

倒叙时要交代清楚起点。倒叙与顺叙的转换处，要有明显的界限，还要有必要的文字过渡，做到自然衔接。特别要注意，不要无目的地颠来倒去，反反复复，使文章的眉目不清。

5、插叙法

插叙是为了表达文章中心的需要。有时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故事情节的追叙；有时是对出场人物的情节作注释、说明。使用插叙一定要服从表达中心思想的需要，做到不节外生枝，不喧宾夺主。在插入叙述的时候，还要注意文章的过渡、照应和衔接，不能有断裂的痕迹。

6、补叙法

补叙主要用于对上文的叙述补充说明，一般是片断性的、简要的，不具备完整的事件，也可以把解释或说明的文字放在前面，以引起下文。补叙的作用，一般不发展情节、事件，只对原来的叙述起丰富、补充作用。

7、分叙法

分叙的作用是把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情，写得眉目清楚，有条不紊。分叙可以先叙一件，再叙另一件，也可以几件事情进行交叉地叙述。采用分叙时要根据文章内容和表达中心思想的需要确立叙述的线索，还要交代清楚每一事件发生和发展的时间。

洋务运动论文发表美食文案

洋务运动既是清政府保皇自救的一种手段，也是晚清政府为了改革创新，积极地适应社会的潮流，为日益腐败江河日下的清王朝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也使晚清平民看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也看到了自身的差距......洋务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总的来说是积极地，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有限度的阻止了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为后来民国时期的中国工业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洋务运动中留学输洋这一条，为中国成就了许许多多的人才，如詹天佑、鲁迅、顾维钧（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民族英雄）......太多太多。还有就是北洋水师、马尾造船厂、江南造船厂、开平煤款、滦平煤矿、汉阳军工厂（汉阳造，很有名的）等，总之，洋务运动的积极性贯彻了中国一百多年，直至抗日战争时，汉阳造仍是中国军队的主要军工厂，新中国成立后，开平煤矿仍是中国最大的煤矿，江南造船厂，今天还是中国最大的造船基地。总之，洋务运动的伟大使中国人至今受益。明治维新是如本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所进行的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很显然地，明治维新已经超出了当时日本统治者所期望的需求，它带来的方方面面使国贫民弱的日本转瞬间跨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200到300多年的历程，所带来的效益是巨大的，对日本，甚至与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明治维新与中国的鸦片战争发生在同一时期，但不同的是，中国选择了拒绝，而日本则选择了门户洞开。结果，20年之后的甲午战争将两个国家彻底区分开来，日本从此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直至在大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轴心国组织，其影响深远，直至今天。

析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摘要洋务运动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次崛起的尝试，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其失败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历来是史学界探讨的热点。关键词洋务运动；侵略战争；中央集权；清政府一、洋务运动失败的外部原因——列强不允许中国“自强”1.资本主义国家构筑侵略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在整个十六、十七世纪，中国反对西方殖民侵略的斗争一再取得重大胜利，甚至是一些明朝的残余势力，如郑成功等也战胜了号称“海上马车夫”的强国的荷兰。中国取得这些胜利，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国拥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能够集中全国力量反对外国侵略；二是西方殖民者还处于工厂手工业阶段，生产力与东方封建国家相比并不占绝对优势。侵略中国的失败，使西方殖民者意识到，中国太大太强了，要使中国屈服，必须做好侵略准备。为此，在整个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中期，西方侵略者都在做这项工作——构筑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2.资本主义国家用武力中断中国的自强之路洋务运动期间的清政府，可以说无岁不在战争之中。帝国主义国家，用侵略战争的方式，中断中国的自强之路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中国国内挑起战争，进而鼓动它国干涉中国内政，典型的事件是支持阿古柏侵略新疆，最终迫使清政府派左宗棠劳师远征，历时数年，前后耗掉协饷五千二百三十万两之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联合侵略，以及由此造成的中国国内连绵不绝的战争，致使清政府在财政经济上限于破产的

洋务运动论文发表

《从“太平玉玺”的真伪看“八位万岁”的有无》，《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2期。《中国农民起义领袖是皇权主义者—从洪秀全谈起》，《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4期。《天府广场大屠杀事件质疑》，《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2期。《方伯谦被杀一案考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3期。《天府广场大屠杀事件再质疑》，《太平天国史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天京事件中韦昌辉杀人问题新探》，《中国近代史研究丛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洋务运动浅析》，《电大语文》，1983年3期。《论洋务派创办中国近代海军的动机》，《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6期。《中国近代第一座造船厂的创办》，《辽宁大学学报》，1985年3期。《中国近代第一批军舰的独立制造》，《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5期。《中国第一届赴欧海军留学生述略》，《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5《基本功的重要性》，《电大法学》，1986年12期。《要战胜自己》，《电大法学》，1981年1期。《要学会多向思考》，《电大法学》，1986年5期。《培养创造性思维》，《电大法学》，1986年8期。《评〈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中国出版年鉴》，1987年。《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略论》，《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6期。《新意迭出的〈康有为大传〉》，《中国图书评论》，1988年。《评〈康有为大传〉》，《人民日报》，1988年12月5日。《黄兴究属何派》，《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4期。《中国近代第一次购买军舰的尝试》，《中国近代化与洋务运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一本别开生面的人物传记》，《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3期。《政治旋涡中的两个历史人物》，《中国图书评论》，1990年5期。《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6期。《慈禧当政为灭满洲之说没有根据》，《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2期。《慈禧巧夺奕欣的议政王职考》，《东北地方史研究》，1990年2期。《〈热河密札〉中的“宫灯”一词新解》，《近代史研究》，1991年4期。《慈禧为何连斩两大臣》，《史学集刊》，1992年3期。《慈禧当政不是为了覆灭满洲》，《清代宫史探微》，紫禁城出版1991年。《一个伪造的历史事件》，广州太平天国国际学术讨论会，1991年。《〈热河密札〉与“辛酉政变”》，《清史论丛》，辽宁古籍出版社，1993年。《论慈禧新政》，《清史论丛》，辽宁古籍出版社，1994年。《论光绪之死》，《清史论丛》，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巴夏礼被捕考》，《清史论丛》，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忆家父古丁》，《中国书讯》，1996年，总第1期。《说说我的父亲古丁》，《中国图书商报》，总519期。《<中国十大皇帝本传丛书>总序》，《十大皇帝本传丛书》，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民初北洋十大将帅丛书>总序》，《民初北洋十大将帅丛书》，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曾国藩生平及家族丛书>总序》，《曾国藩生平及家族丛书》，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忆恩师时岳先生》，《李时岳先生纪念文集》，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令人心灵震撼的<女人有泪>（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一部令人心灵震撼的力作〈女人有泪〉》，《辽宁日报》，2003年10月9日。《读散文集<女人有泪>》，《文艺报》，2003年11月4日。《读于金兰散文新著<女人有泪>》，《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10期。《徐彻：铜墨盒里玩出大讲究》，《沈阳日报》，2004年10月8日。《实验中学给予我们的》，《教育信息》，2004年3期。《从对太平天国的研究看史与论的关系》，《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4期。《<明清史探索>：明清史研究的重要收获》，《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1期。《评张玉兴著<明清史探索>》，《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2期。《我有这样一方铜墨盒》，《沈阳铁道报》，2005年3月27日。《品味铜墨盒承载天地阔》，《沈阳铁道报》，2005年4月24日。《拜谒日本岚山周恩来诗碑》，《沈阳铁道报》，2005年4月24日。《莱茵河的风采》，《沈阳铁道报》，2005年5月8日。《辩论应该有点绅士风度》，《沈阳铁道报》，2005年6月5日。《一部独辟蹊径的收藏学专著》，《沈阳铁道报》，2005年6月8日。《乘坐日本高速列车》，《沈阳铁道报》，2005年6月19日。《警惕落后历史观的沉渣泛起》，《沈阳铁道报》，2005年8月14日。《<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溯要>序言》，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日本人不请我们吃饭》，《沈阳铁道报》2005年9月25日《评<清代学人录>——推荐李春光教授的新著<清代学人录>》，《辽宁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日本的人力车夫》，《沈阳铁道报》，2006年1月15日。《论慈禧在避暑山庄的垂帘之争》，《清史研究与避暑山庄》，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12月。《慈禧光绪母子决裂之谜》，《华商晨报》，2006年9月4日。

洋务运动论文发表文章

洋务运动是一场由失败的封建大地主统治阶级领导的自救运动。

19世纪6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出现了暂时的“中外修好”的和局，清政府统治集团内的一些开明人士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而采取了一系列“自强”“求富”的措施，虽然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内忧外患”维护封建统治，但这一运动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并且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国防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

1、洋务运动推动了近代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2、洋务派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

3、洋务运动打开了封建教育制度的缺口；

4、洋务运动促使了国防的近代化。

20分就征集论文还要自己写的。你出2000分都没人写！不想写就建议你去找写手写！虽然是不道德的事情！

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自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因为改革只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但没有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制度，必定会走上失败。洋务运动的目的是维护清朝统治，但它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未能挽救在对外战争中失败的命运和阻止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工业，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实际上，洋务运动是一次彻底失败的运动，他没有能让中国走向资本主义，仅仅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满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正因为这种阶级局限性，而让洋务运动最终成为了一次彻底失败的运动。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洋务运动的主管目的是维护清朝统治，是一次失败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它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却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技术力量，为中国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洋务运动论文发表小说

最近刚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终于发现一个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了。如果你照着书本上理解，那么一定是腐败，思想落后，体制不行。这都是对的，但是，那是废话。如果你是为了找个答案，就照着这些废话答。如果你是想搞清楚为什么，那你就要好好看看我的研究结论了。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很多，历史久远，我不能说完全了解了。就目前可以从网上查到的大概史实，可以得出如下一家之谈。我认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最大原因，是清朝没有继承明朝的特务制度，没有完善的特务组织。这是现代国家的必备组织。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锦衣卫，乃至后来的明朝东厂和西厂，在中国古代文人眼中自然是罪大恶极，可是作为现代国家，没有特务组织行吗？苏联有契卡和克格勃，纳粹德国有盖世太保，英国著名的007间谍更是风靡全球，美国也有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脚步踏至全球。然而清朝有什么特务组织呢？清朝，就只有康熙皇帝制定的密折制度，基本上就是靠揭发，尤其是官员之间的揭发，和明朝的特务机构的专业程度比，简直就是太失败了。清朝失败的特务制度，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没有发现清朝重要的淮军洋务大臣李鸿章，乃是西方共济会下罗斯切尔德财团的中国代理人，而这样的代理人，比比皆是。李鸿章通过兴办洋务，签署卖国条约，从中捞取回扣，在世界上已是人尽皆知，唯独中国人不知。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听说有人把李鸿章比作中国的俾斯麦，发出长叹：但愿我死后不会被称为德国的李鸿章。其中意味深长。不仅如此，李鸿章甚至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蓄意误导北洋水师，甚至将本来就很短缺的精煤运送给日本联合舰队，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为牟取暴利居然盗卖弹药给日本军队。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通过上海候补道张鸿禄向日本军队出售大米等粮食。李鸿章本人在处理日本间谍的问题上，也表现出十分明显的袒护之意。对清军抓获的间谍，李鸿章不仅不杀，还以杀了要赔钱为由，送给他们路费，释放他们回国。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实际上根本就不受清政府控制。我看我们现代的很多电视剧，往往将近代中国共产党的内部肃反当做反面形象来描述，的确不是个滋味。肃反扩大化，的确是不应该，但是，没有理由因此就否定肃反工作。试问，世界上那个国家能够没有内务安全机关和情报机关，还能独立存在？没有肃反队伍的国家，他的军队就会像北洋水师那样不明不白地被消灭掉。试问，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的差距并非天壤之别，日舰无一损失，放到哪里都说不通。因此，在卖国贼李鸿章参与的洋务运动里，其失败的命运是在所难免了。其次，洋务运动缺乏系统的国家战略。战略上失败了，在战术上再成功也是无意义的。洋务运动兴办洋务，引进坚船利炮，甚至自主制造，这都是正确的。但是，对于这条路的目标是什么，我看，他们没有正确的认识。洋务派可能都没有收复国家主权，建立强大的现代国家的经济体系的认知。他们最多恐怕只是想用洋枪洋炮洋务来苟延馋喘，这在经济上必然导致失败。我在这里纠正一个看法，那就是洋务运动因为没有实施制度改革，所以失败了。这种观点是没有错的，但是属于废话。洋务运动发展到一定时候，当然要因势利导地进行一些制度改革，以适应富国强兵的需求。洋务派的确止步了，但是，这并不是说，洋务派需要做的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化的那一套，那是不对的。这是因为，相对于帝国主义，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当时已经非常弱小了，必须用国家集中资本的办法，尚可有一条生路。第三，洋务运动的国防工业缺乏强大的经济支柱。国防工业，没有不赔钱的。这是因为现代国家谁也不会停止先进武器的研发，但是谁也不会把关系到本国安全的先进的武器出口出去。国防产品不同于消费产品，它注定是要赔钱的。洋务运动最失败之处，就是没有利用国防工业夺取国家主权，再利用国家主权发展国民经济，从而利用经济增长的税收来资助国防工业的发展。只有走上了这一条良性循环的道路，才有不断发展的可能，否则，必然是国防工业不断消耗国家有限的财政，最终不得不自行消亡。第四，洋务运动没有引进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听说他们有成本核算和现代会计这回事。他们的初期投入往往是不计成本的。洋务运动严重缺乏自主人才，即使是引进技术，其官员也不懂技术，而是委派给洋人来引进。一个国家的国防工业依仗外人，还有什么国防机密可言，这无疑是引狼入室。洋务运动发展到后期，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的。福州船政可以制造出近海巡洋舰平远号。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LangWilliam M）（又是个洋人）对该舰检查后甚为满意，于1890年5月16日调归北洋海军，更名为“平远”。该舰在甲午海战中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旧中国的国防工业，始终被资金不足的梦魇萦绕，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那种荒唐地以为，洋务运动失败，是因为走的是官办企业的道路，而不是所谓的市场经济的道路的说法，是别有用心的。我们承认，封建社会的官办企业是落后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下的企业的，计划经济下的企业，是讲究成本核算的，但更重要的是，计划经济的苏联和新中国，都是拥有独立的国家主权的，拥有强大的国家财政来支持国防工业的发展。那种以为搞个什么市场经济，就可以带活洋务运动的想法，在帝国主义殖民旧中国的历史背景下，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鲁迅，生于1881年，卒于1936年，原名周树人，字豫才，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鲁迅年轻时受过诗书经传的教育，爱好民间艺术和绘画，稍长又读了许多野史笔记，对中国文学和历史有较深的了解。鲁迅的外祖母家住农村，他经常随母探亲，因而和农民保持着亲密的联系，深知他们身受的压迫和痛苦。不久，鲁迅的祖父因科场案件入狱，父亲又长期患病，家道中落，少年鲁迅经常出入于当铺和药店，在被侮辱、受歧视的环境里，认识到社会的冷酷和势利。1898年，鲁迅离家到南京。继洋务运动之后，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正进入高潮。鲁迅抛弃一般人认为是正路的读书应试，进了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随后又转入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这里，他接触到宣传变法维新的《时务报》和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哲学、经济、法律的《译书汇编》，经常留意当时翻译过来的科学和文艺的书籍，其中赫胥黎的《天演论》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从书里初步接受了进化论思想，根据“物竞天择”的规律联想到祖国在竞争剧烈的世界上的命运，期望祖国的自尊自强。1902年，鲁迅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在东京进了弘文学校。当时的东京是中国革命党人在海外活动的中心，留学生中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反清爱国运动，鲁迅积极参加这些活动。19世纪后期轰动世界的达尔文学说在日本思想界十分流行，无政府主义和尼采哲学也受到知识分子的赞赏。这一时期鲁迅的注意力主要在科学方面，除了译述爱国主义小说《斯巴达之魂》外，他先后介绍了居里夫人新发现的镭，研究了中国的地质和矿产，翻译了灌输科学知识的小说。他原准备通过学医，卒业回国救治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便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在仙台二年，有一次，教室里放映纪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其中一个中国人据说是为沙皇的军队当侦探，被日军捉住杀头，周围站着看热闹的同样是一群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鲁迅深受刺激。他本来从日本维新想到自己民族的前途，一直在探索所谓“国民性”问题。这一次深深地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于是他决心医治国民的精神，中止学医，改治文艺，因为他以为改变人们精神的手段首推文艺。1906年，鲁迅回到东京，开始提倡文艺运动。原来计划创办文艺杂志《新生》，终因人力物力的限制，没有办成。他一面埋头翻译北欧和东欧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和他弟弟周作人合作出版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一面又在留学生办的《河南》杂志上，发表提倡反抗和独立精神的论文如《文化偏执论》、《摩罗诗力说》等。他非常喜爱果戈理、契诃夫、显克微支等现实主义作家；同时又引拜伦、雪莱、雨果、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和裴多菲等浪漫主义诗人为同调，介绍他们同情弱小、抵抗强暴的作品。他既反对贵族地主洋务派的“竞言武事”，“不根本之图”，也不满官僚集团维新派的主张“制造商估立宪国会”，对于新起的买办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同样充满了不信任和憎恶，认为他们提倡的是假民主，“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鲁迅把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作为实践任务，作为理论推理的出发点，并且根据上述认识，从西方思潮里取精用弘地吸收他所需要的材料。他相信进化论，在日本读了许多介绍进化论的书籍，进化论给予鲁迅要求社会变革的理想以很大的支持，使他坚定地相信未来，不惮前驱。他反对资本主义物质弊害的戕贼，要求“张灵明”，也不满守旧群众和习惯势力的约束，倡议“排众数”。他以个性主义为武器，反对封建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支持新生事物的成长。个性主义和进化论是他前期思想中很重要的部分。1909年鲁迅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授课之余开始辑录唐代以前的小说《古小说钩沉》，编定古代有关会稽史地人物的逸文《会稽郡古书杂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在故乡绍兴积极参加宣传活动。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根据生活实感用文言写下短篇《怀旧》，描绘了小镇封建势力在革命风声中的种种动态。临时政府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在南京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政府迁到北京。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没有完成历史任务，帝制虽被推翻，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和思想体系不曾有丝毫动摇，帝国主义依旧虎视眈眈。鲁迅由兴奋而失望而苦闷。从1912年到1917年，他虽有时忿而战斗，但更多的时间却在沉思默想。工作之余不断抄写古书，辑录金石碑帖，校订《后汉书》、《谢承》和《稽康集》。他分析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进行探索。这些都成为他以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必要准备。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沉睡的中国大地蠕蠕欲动。鲁迅于1918年起和李大钊等一起参加《新青年》杂志的活动，陆续发表小说、论文和杂感。第一篇白话体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就刊登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以文学的形式揭露“礼教吃人”的罪恶，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接着又发表《孔乙己》、《药》等短篇，集中力量从各个角度向封建传统进攻，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极大地激动了青年读者，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他在同一时期写的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对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家庭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适应时代潮流，不仅助长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声势，而且深化了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鲁迅是五四运动中斗争最彻底和影响最广大的作家。这时鲁迅的思想基础仍然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他从现实的斗争要求出发，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引申了达尔文学说里辩证主义的核心：发展观点和变革观点。他反对封建礼教，抨击国粹主义，诅咒“现在的屠杀者”，激烈地批评各种被扭曲了的生活现象，对中国社会作出切中肯綮的分析，并且引导青年前进。他清楚地看到新旧之间的冲突，要求给予新生事物以应有的地位。也明白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他的思想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一方面在1919年已经歌颂了人民创造的“新世纪的曙光”，另一方面到1923年还没有摆脱对人民力量估计不足的弱点，认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一方面散发着集体主义的思想光彩，主张“一分热”和“一分光”应该心悦诚服地消失于“炬火”和“太阳”之中，另一方面又还没有完全突破个性主义的樊篱，不仅正面援引了尼采的话，并且有“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的疑惧。但是，由于鲁迅怀着革命民主主义彻底变革现状的要求，对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具有清醒的认识，敢于直面现实，主张坚持战斗，主张“打落水狗”，这就使他的实践始终具有深刻的社会斗争的意义。鲁迅在这个时期里写了20多个短篇，先后结成《呐喊》、《彷徨》两个小说集。他比较集中地描写了两类人物，农民和知识分子。农民问题是鲁迅早期作品重要的主题，他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深厚感情关注着他们的命运。《阿Q正传》、《故乡》、《祝福》等篇具体生动地表现了农民当时的境遇。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充分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特点。因此，他的小说成为中国社会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面镜子。除此以外，他还写有散文诗《野草》和收录在《华盖集》正续篇中的杂文。《野草》以优美的艺术形式记录了他在“五四”退潮时期彷徨苦闷的心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他除了在教育部任职，还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校教课，编写了《中国小说史略》讲稿；先后支持和组织了语丝社和未名社，出版《语丝》、《莽原》、《未名》等刊物，主编《国民新报》的文艺副刊，还编辑了专收译文的《未名丛刊》和专收创作的《乌合丛书》与《未名新集》。1925年，他在当时任课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中积极声援学生，直接和北洋政府对垒。次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又以实际行动参加群众斗争。在斗争中，他突破了进化论和启蒙主义的某些局限，隐约地预感到：一个更猛烈的风暴——实际上也就是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就要到来了。“三一八”后，鲁迅受北洋政府通缉的威胁，于同年8月南下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他在厦门写完了在北京时已经开始动笔的散文《朝花夕拾》，编定《汉文学史纲要》前10篇，并和青年们合作出版了文学刊物。当时大革命的形势迅速发展，北伐正处在胜利阶段，农民运动日益蓬勃兴起。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里，对革命形势表示了欢欣鼓舞的心情。由于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和他对南方革命的向往，不久便应中山大学《由广东大学改名》之聘，于1927年1月抵达广州，任文科主任兼教务主任。他准备在文学上“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到广州后，他和共产党人有了更多接触，也有更多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的激烈斗争中，鲁迅思想上酝酿着一个巨大的飞跃。反映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野草〉题辞》等文里的思想，标志着这一飞跃的即将开始。4月12日，蒋介石实行反革命政变，广州也于“四一五”发生大屠杀。鲁迅向学校当局要求营救被捕学生，没有结果，愤而辞去一切职务。在这段时间里，他目睹了更残酷的杀戮和更英勇的牺牲，也“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鲁迅受到很大震动，原先循着进化论而进行的“思路因此轰毁”，认识到真正的革命力量是工农群众，自己应该自觉地走向他们。“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是鲁迅在实践中探索多年逐渐认识的结论。“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彻底转换了自己的阶级。1927年9月鲁迅离开广州，10月定居上海。1928年主编《语丝》半月刊，并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从1929年起，又与柔石等组织朝花社，编译《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出版《朝花周刊》和《朝花旬刊》，同时又印行《艺苑朝花》，介绍苏联和欧洲各国的版画。在这段时间里，他就革命文学问题与创造社、太阳社展开论争。论争涉及文艺理论上许多问题，促使鲁迅比较系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书籍，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时又介绍了苏联小说。通过翻译和介绍，鲁迅深刻地进行自我批判与自我教育，不但更加巩固了他对现实的革命斗争的认识，也加深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使他在向共产主义道路迈进时走出了坚实的一步。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动和直接领导的一个组织。鲁迅列名发起人，并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除了“左联”之外，鲁迅还投入各种社会活动，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发起的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反帝反战同盟；对国民党的压迫，帝国主义的暴行，多次和进步文化界一起发表宣言，提出抗议。其中著名的如1931年向全世界公布了国民党残杀青年作家的真相，1933年亲自和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到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反对法西斯暴政抗议书，1936年又与文艺界同人发表为团结御侮和言论自由的宣言。国民党通缉他，威胁他，禁止他的书籍出版，删改他的文章，但他毫不屈服。在这一时期里，先后编辑了《萌芽》、《前哨》、《十字街头》和《译文》等公开的或者秘密的刊物，并参加了《文学》和《太白》的编辑工作，领导了新兴木刻运动。由于战斗的激烈，迫切的形势需要他立刻起来抗争，他不得不暂时放下久已想写的著作和一度计划过的长篇，而以杂文为武器，在反文化“围剿”中与国民党作短兵相接的鏖战。从1930年起，他一共写了8本杂文集，一本根据故事和传说写成的《故事新编》。这些作品几乎都是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产物，既具有非凡的艺术感染力，又反映了他作为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战士的思想特点。鲁迅的作品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在最艰苦的生活和最险恶的环境中，不管国民党的天下是“冬夏”还是“春秋”，始终爱憎分明，与敌人顽强作战，为人民勤恳工作，正如他1932年在一首《自嘲》诗里说的：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鲁迅思想在这一时期更为成熟。他的通过创作实践而形成的文艺见解有了比较系统的发展。从他的内容丰富的杂感里可以看出，他不是一般的革命作家，而是具有思想家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处处表现着深刻的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通过这些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鲁迅和一些共产党人建立了亲密的革命友谊。1932年7月，陈赓将军从革命根据地来沪养伤，他曾与之亲切会见，一度计划根据介绍写一部反映红军艰苦作战的长篇小说。因为共产党地下组织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有一个时期，瞿秋白在鲁迅家里避难，鲁迅热情款待，亲切交谈，并录清人何瓦琴“集楔帖字”的联句相赠：“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表现了他对瞿秋白和党的深厚感情；他们对创作问题、翻译问题、杂感问题、文学史问题、文艺大众化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商榷，先后写成文字，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际运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胜利地到达陕西省北部的时候，鲁迅在和茅盾一起发出的贺电里说：“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鲁迅对这一方针所包含的深刻内容作了认真的思考，表示坚决拥护，并抱着愤怒的心情严正地驳斥了托洛茨基分子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污蔑。在答复他们的信里，鲁迅再一次公开宣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从革命民主主义进到共产主义，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走了知识分子唯一能走和应走的正确的道路。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他奋斗终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革命文学事业，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正当革命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以实际行动投身到斗争的最前列；正当小资产阶级中一些上层分子纷纷叛离革命的时候，他公开宣告自己忠于共产主义的事业。环境愈险恶，斗争愈坚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鲁迅的一生，表现了中国人民临危不惧、挺身而起的崇高的品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鲁迅作了最确切的评价，他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洋务运动是一场由失败的封建大地主统治阶级领导的自救运动。

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

1、洋务运动推动了近代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2、洋务派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

3、洋务运动打开了封建教育制度的缺口；

4、洋务运动促使了国防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