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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学论文800字
当今社会，教育究竟是什么以及该如何定义，这一问题已引起人们广泛思考，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关于教育学论文800字，欢迎阅读。
《试谈汉代家庭教育特点及启发》
[摘要] 千百年来，家庭教育问题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在不同的时代，家庭教育的内容和侧重点各不相同。就汉代家庭教育而言，侧重强调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家庭成员均注重自己的品德修养，以及相互间的积极影响，与后世“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家庭教育理念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也反映出汉代家庭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关键词] 汉代；家庭教育；品德修养
自古以来，家庭是社会构成的最基本单位，它既是个人生存的重要依托，也是社会构成中的重要元素。所以，无数健康和谐的家庭就会构成和谐的社会，而良好的家庭教育则是和谐家庭的重要保证。因此，千百年来，人们对家庭教育的重视是一贯的。但是，过去许多人认为，家庭教育是指家长对儿女的教育，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虽然不同时代的家庭教育存在不同的特点和侧重，但家庭教育的共性则是，不仅父母教育子女，夫妻之间还存在期待和劝勉，兄弟姐妹之间存在表率和示范，晚辈对长辈的规谏和交流等均属于家庭教育的内容。[1]也就是说，家庭教育不仅包括家长对孩子学业、技能等方面的教育，更包括道德层面的修养教育，以及相互间的影响等。在以两汉时期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家庭教育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通过对这一时期家庭教育的特点进行一番梳理和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两汉时期的家庭教育内容对今天的家庭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扑责不是家长对孩子进行教育的特权
所谓扑责，是指杖责或鞭笞。千百年来，“棍棒之下出孝子”是众多家长教育孩子时最直接有效的理念和方式，甚至被奉为家庭教育中的真理。正如《史记律书》所云：“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其实，整个两汉时代，家长对儿女进行教育时很少采取杖责或鞭笞的方式。据我们统计，整个前四史中，“杖”字仅仅出现308次，与之搭配成的名词或术语只有“授几杖”“衰杖”“法杖”或“鼓杖”等，而且这些词汇或术语大多不属于家长教育范畴，其中家长用杖责方式对儿女进行教育的方式仅有3例。一是《汉书陈万年子咸列传》载，陈万年因儿子陈咸不听话而举杖责打，“万年大怒，欲杖之”。二是《后汉书刘平传》所载，薛包的后母厌恶自己，责其分家独自生活，薛包不愿意。“包日夜号泣，不能去，至被欧杖”。三是《汉书崔烈传》所载，崔烈花钱买官后，因儿子抨击其行为属铜臭之举故而恼之，而“举杖击之”。上述仅有的三例属于家庭教育中的特殊情况，并不是家长对儿女的常态教育行为。不仅如此，有时候儿女犯了错，家长恼怒自己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反而要杖责自己。据《后汉书淳于恭传》载，“后崇卒，恭养孤幼，教诲学问，有不如法，辄反用杖自棰，以感悟之，儿惭而改过。”该句话的意思是：叔父淳于恭在教育不听话的侄子时，不但没有杖责侄子，反而要杖责自己的失职，结果使侄子大为感动，使其羞愧而自觉改过自新。从总体上来说，两汉时期，家长以杖责方式教育儿女的方式比较少见。相反，我们发现，杖责行为出现比较频繁的记载多见于皇帝、官员对臣子或下属的责打。从心理惯性的角度来说，这些情况体现了皇权的优越性，而家长很少扑责儿女则体现了家长爱护儿女的天性。同时说明，在家庭教育中也基本上不存在后世所谓的“家庭暴力”。
二、家庭成员注重品德教育和相互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家风”或“门风”是家庭成员在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生活模式。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良好的“家风”或“门风”是所有家长的共同心愿。但良好“家风”和“门风”的形成取决于所有家庭成员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而且要通过所有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潜移默化之中形成所谓的好家风或好门风。两汉时期的个体家庭教育已经开始注意家庭成员的道德修养，强调相互影响的重要性。首先，家长自觉注意道德修养，并影响儿女。在汉代个体家庭教育中，父母并不是单纯对子女进行说教，而是注重自身修养对儿女起到的表率作用。正所谓，“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凌，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2]具体来说，两汉时期，家长的品德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求儿女“近有德”、尚节俭，注意心灵美的陶冶。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刘邦临终写《手敕太子》，反省自己年青时认为读书无益的错误，告诫太子刘盈要勤奋学习，对开国元勋“萧、曹、张、陈诸公侯”要以礼相待。据《后汉书郑玄传》载，东汉郑玄以书信的方式教诫儿子郑益恩时，要求他“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蔡邕作《女诫》篇教育女儿：“……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丑；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愚者谓之丑，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蔡邕要求她不仅要注意日常的梳理打扮，更不可忽视心灵道德的修饰。第二，父母坚持道德准则，为儿女作表率。据《后汉书张湛传》载，张湛“矜严好礼，动止有则”。张湛严于律己，不但做好妻子儿女的表率，即使对待乡党，也是“详言正色”。被周边地区的士大夫奉为楷模，“三辅以为仪表”。《汉书王陵传》亦载，王陵与刘邦有故交，秦末分别起兵，后王陵归顺刘邦，项羽为了逼迫王陵投降于己，于是把王陵的母亲抓住作为人质，“欲以招陵”，但王陵的母亲悄悄对汉使说：“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勿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上述事例中的父母均身体力行，以“好礼”“忠”“义”等良好的道德准则，在精神上给予儿女们极大的教育和表率。其次，儿女以良好的品德影响父母。与父母重视儿女品德教育相映成辉的是，儿女也可以用自己良好的品行来感化或影响父母。
据《后汉书乐羊子妻》载，有一天，别人家的鸡跑到乐羊子家，婆婆据为己有，并“盗杀而食之”，乐羊子妻载饭桌上“对鸡不餐而泣”，且曰“自伤居贫，使食有它肉”。意思就是说，都怨自己不能干，让家里这么穷，否则，就不会让餐桌上出现别人家的鸡了。婆婆听后甚为惭愧，“竟弃之”。《三国志吴书全琮传》亦载，父亲全柔“尝使琮賫米数千斛到吴，有所交易。”儿子全琮竟然“皆散用，空船而还”。父亲大怒，全琮解释说：“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悬之患，故便赈赡。不及启报。”意思是说，我们要买的东西并不是很着急，而如今连士大夫们都没米吃了，救人性命乃头等大事，所以，我就把米救济给缺米的人了。最终全柔对儿子的行为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认为全琮很有出息。上引事例中的乐羊子妻和全琮，分别以高尚的品行和急人所难的大义之举，分别影响了自己的婆婆和父亲。这种事例无论是在汉代，还是在今天的家庭教育中，其意义尤为突出。第三，晚辈对长辈可以规谏。两汉时期，晚辈对长辈的规谏也应该属于家庭教育的范畴。而且这种规谏文献中是经常见到的。据《后汉书杨厚传》载，“厚母初与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岁，思令和亲，乃托言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惧然改意，恩养加笃。博后至光禄大夫。”杨厚对母亲不能善待异母兄长杨博的行为不以为然，用绝食的方式进行抗议，终使母亲幡然改悟。同时代的典籍中也对晚辈的规谏持赞同，甚至鼓励的态度。《孝经》云：“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所以，有人认为，谏诤是善意的，作为臣属、子女，能够在君主、父母有不义行为时，不是听之任之，而能够以谏诤的形式加以劝阻，使他们往好的父母发展，这就维护了个人、家庭的利益。而且，谏诤对愚忠、愚孝有一定的抵制作用，具有一定的民主性[3]。所以，谏诤不仅在国家治理中，而且在家庭事务和家庭教育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从总体上来说，两汉时期，品德修养是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如果父母能够严于律己，就可以为儿女做好表率，就可以树立良好的家风和门风，反过来，儿女们具有良好的品德也可以给父母带来积极的影响。上升到国家、社会的高度，德政和德教是汉代士人的理想追求，也是他们对统治者斗争的武器[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代的家庭教育对推动社会的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
三、家长重视子女的学业教育，家学盛行
两汉时期，修习经学的风气较为流行，尤其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念被统治者认可之后，很多儒生通过修习经学得到察举、征辟，一跃成为公卿，从而提高了家庭声誉和门庭地位。正如《汉书儒林传》所载，“自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并封侯，天下学士糜然乡风矣”。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兴家”的理念迅速流行起来。而且，专门从事教授的人也迅速增多，其中有一部分教授之人侧重于对子女或族人的传道授业。我们这里所说的授业角色，主要是指家庭（或家族）内部成员。在封建时代，父辈是家庭或家族之长，他们担任着家庭教育的主要角色[5]。汉代典籍中，有关家传学业的记载比较多。如《汉书刘向子刘歆传》载，“刘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赐，九卿丞；少子刘歆，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汉书王吉子骏传》载，王吉与儿子王骏，“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骏以孝廉为郎。左曹陈咸荐骏贤父子，经明行修，宜显以厉俗。”《后汉书耿弇传》载，耿弇父耿况“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弇少好学，习父业。”从上引事例和文献所载我们发现，两汉时代，很多家庭中的授业学习大多是儿女受长辈的.影响而自觉学习，并不是因家长的强迫而学习。同时，到东汉时期，很多家庭的儿女自觉继承并发扬了父辈的学业，也就是所谓的子传父业。据统计，《后汉书》中有关子传父业且影响较大的记录就达近二十条。正如吕思勉先生所云：“谓汉世百家之学皆衰非。”[6]这应该是对汉代家学教育发展情况最中肯的评价。汉代教育执行的是“通经致用”的原则，昭帝、宣帝时期，治经儒生更多地以经术参与到政治活动和政权建设之中，经学在施政过程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家长鼓励子女研习经典与汉代的选官制度存在很大关系。客观来说，家长鼓励子女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走上仕途，进而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在任何时代均具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在汉代家庭教育中，单纯就学业教育而言，家长对对子女的规划和管理是得当的，对后世的家庭教育也产生巨大影响。
四、汉代家庭教育的特点对当前家庭教育的启示
汉代家庭教育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是那个时代社会现实的产物。这一产物虽然产生在两千多年以前，但其本身所具有的积极因素，对促进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即使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积极因素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
首先，就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权力而言。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父母（尤其是父亲）是家庭的主宰，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儿女必须无条件执行父母的决定，否则就是家法伺候，“棍棒之下出孝子”就是最好的诠释，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或多或少地存在。其实，汉代家庭教育中，强调更多的是父母的义务和责任，而权力是次要的。也就是说，对儿女的品德修养、学业，乃至择业、择偶等方面，父母均有权参与，但都不是强行做主。相对而言，在各方面高度发展的今天，很多家庭中父母的“霸权”仍然顽固存在着，他们肆意干涉着孩子的方方面面，从小学择校，到读大学专业的选取，甚至在配偶的选择等，时时处处闪现着父母的干涉和权力，从而引起儿女的逆反和反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家庭教育与管理中，有些父母的思想和认识远远落后于汉代的家长，这也是现代家庭教育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二，在儿女的教育与择业方面。两千多年以来，“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一直深入人心。随着汉代“经学”兴盛，尤其在设立“五经博士”之后，家庭生活中，父母非常希望儿女“通经致仕”，但父母更多地是为儿女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教育环境。他们虽然很希望自己的儿女通过修习“经学”而走上仕途，但一般不会强迫。也就是说，年轻人是否通过修习经学而走上仕途，往往取决于自己的爱好或志愿，而不是父母的决策，更不是迫于父母的高压。即使在一些经学大师的家庭教育中，父母也是对儿女进行引导，而不是强迫。汉代个体家庭中，父亲是儒生或官员，而儿女从事其他职业的情况是常见的。这种家庭教育中的“民主”不但保证了家庭的稳定与和谐，也可以让年轻人更容易发挥自己的特长和爱好。所以，这种情况对现代家庭教育的启示应该更具有实际意义。
第三，在儿女的品德修养与熏陶方面。汉代家庭教育中，在品德修养方面最明显的特点是父母的表率作用与相互影响。汉代父母并不是单纯对儿女进行说教，而是更强调家长自身品德修养的表率作用。也就是说，家长一方面要求儿女“近有德”、尚节俭，注意心灵美的陶冶，同时，父母的言行非常注重坚持道德准则，为儿女树立好榜样。与父母重视对儿女进行品德修养教育相映成辉的是，儿女也可以用自己良好的品德或行为来感化或影响父母的不当之处。有时，儿女还可以用劝谏或交流的方式来影响父母。上述这种情况则是现代家庭教育理念中“言教不如身教”的最好证据。现代家庭教育中，对孩子的品德修养教育方面，很多家长停留在“言教”层面，而且不少父母没有起到表率作用，其教育效果可想而知。虽然我们不能强调每个家长都要去读一下汉代典籍，但其中的一些典型事例，其借鉴价值是很高的。从总体上来说，汉代家庭教育所呈现出的特点虽然有时代的因素，但其普遍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两汉时期，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对中下层个体家庭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映在家庭教育事务中，家长虽然具有较高的权威，但在对儿女进行教育时，十分强调家长的表率和示范作用。同时，所有家庭成员注重加强品德修养，并相互产生积极影响是当时家庭教育方式的主流。过去，有学者认为，“家长握有儿女的教育权、择业权。家长不但有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主观意向教育子女的权力，还有权为子女选择教师，为子女择业定向，而不考虑子女个人的需要和意愿。”[7]这种观点应该是针对后世的家庭教育而言的，套用到汉代是不恰当的。因为，两汉时期，在家庭事务中，家长的绝对权威尚未完全确立，更多强调的是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加之特定的历史环境，在当时的家庭教育中还存在不少“民主”的成分。这些“民主”的成分，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范喜茹.两汉家庭教育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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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686.
[7]王玉波.中国古代的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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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博士申请条件，详细介绍如下：
1、学历要求：一般要求报考者拥有硕士学位，有时也可以接受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专业人士的申请。
2、学术成绩：通常要求申请人具有优异的学术成绩，在硕士阶段表现出色，取得了较高的成绩和学术荣誉，有发表过学术论文的经历，对教育学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和理解。
3、研究计划：申请者需要提交一份研究计划或研究提纲，清晰阐述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预期结果等，展示出自己在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能力和水平。新形势下博士生教育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明确博士生的定位，还原大学的学术价值。
4、推荐信：申请者需要提供推荐信，由自己的导师或其他教育学领域内有较高学术声誉的专家给出推荐，证明申请者在学术研究和学术素养方面的能力和品质。博士培养评价机制不符合教育规律，如各高校普遍存在的强制发表论文制度，除学位论文外，必须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数篇论文。将论文数量作为惟一的考核指标，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家都在凑够要求的数量。
相对于整个研究生教育的现状，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数量显得很少。目前，全国高校在校硕士生总数大约82万人，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生总共只有600多人，而2004年仅某一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招收硕士生就达213人。 日前，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在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发言时表示，尽管高等教育博士点越来越多，但高等教育研究的水准仍有待提高；相对于中国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来说，高等教育研究仍不够“强势”，无法将之导向良性发展。 高等教育研究不够强势 高等教育研究由来已久，梅贻琦、张伯苓等教育家很早对高等教育的目标、管理体制、教学改革等提出了具有影响的见解和主张。不少高校对高等教育研究也较为关注，但当时的高等教育研究多附属于管理学院、教育学院之下，真正把高等教育研究从教育学大背景下挑出来，作为专业门研究对象，已是20多年后的事情。1978年，厦门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前华中工学院等也相继成立了专门的高教研究机构。 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高等教育学列入其公布的学科、专业目录；1984年，由厦门大学潘懋元教授主编、九位专家合作编写的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正式出版，这标志着高等教育学学科正式确立。 全国高等教育学专业和以高等教育为方向的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硕士点有近百个。潘懋元估计，从1986年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点设立至今，获得高等教育硕士学位的人数在1000人以上。潘懋元称，全国每年发表的高等教育专业论文100篇以上。高等教育研究相关刊物也很多，如《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高教出版信息》等。“但这并不代表高等教育学科就很繁荣了。”潘懋元说。主要表现在硕博点设置和高等教育从业人员研究能力上。 2003年以前，全国只有4个高等教育学博士点，分别在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达第九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后，清华大学、苏州大学、湖南师大新增了高等教育学博士点。从1998年至2003年，全国共有高等教育学专业获博士学位者185人，最近3年，这一数字已有了新的增长，但尚未有详细的统计公布。 相对于整个研究生教育的现状，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数量显得很少。目前，全国高校在校硕士生总数大约82万人，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生总共只有600多人，而2004年仅某一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招收硕士生就达213人。 即便是根据国务院学位办颁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来计算，以总数除以382个二级学科，则平均每个学科应该有2100人左右，那么高等教育学显然处于“冷门”状态。 据记者了解，目前主要有三种类型的人员在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包括高等教育研究发展初期从其他领域内转型过来的研究者、高等教育学毕业生以及有志于高等教育研究的人员。一些转型过来的研究者虽然具有理工科和一定职位的背景，但真正对高等教育研究有深厚知识储备并深刻了解当前高等教育现状的教育家可谓不多。 另外，“中国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中真正有分量的很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界资深人士透露，在他所检阅到的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中，鲜有联系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热点问题、高等教育过程中实际遭遇的问题的“有分量”的论文。甚至有不少人把国外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论文的观点引入到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以此立论；更有人原原本本把别人的观点、框架、论述直接“拿过来”。 据他称，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建设也成问题，“特别是很多教师人文素养不够，无法很好地启发学生”。目前，一批有经验的高等教育研究的“大家”、“老先生”基本都退居二线，从国外回来的教师还未得到很好的教学锻炼，1999年扩招后集中增加的新教师对高等教育现状并不了解，理论素养也有待提高。 此外，资源共享、信息交流不畅，研究的规范性不强，研究成果的评价机制不完善等等，都是高等教育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 研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主要是对高等教育研究不够重视。”在一次高等教育研讨会上，周远清批评说：“大学里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自己。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 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目前还不是很成熟，潘懋元说，在国外，严格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研究被看成专业领域，只有当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了标志性的著作和权威人物，并形成了连续性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方法时，才构成设立一门学科的条件。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是在理论尚未成熟的情况直接以学科出现的。 1957年，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室编写了一本《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同年，潘懋元就提出创建高等教育学科的设想。然而直到1978年，才在厦门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1983年，高等教育学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列入其公布的学科、专业目录。 近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逐渐升温，硕士点、博士点越来越多。但即使如此，高等教育研究的被重视程度仍低于其他热门应用学科。 教育研究杂志社主编高宝立也在他的文章《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进展、问题与前景》中谈到，有的行政领导仅仅把高等教育研究单位和人员当做写作班子，并没有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研究应有的社会作用。 国家对高等教育学课题的投入经费不足也是一个问题。潘懋元说，高等教育研究资金非常有限，横向课题申请到的经费多为10万元、8万元，学校也拿不出多少研究经费作补充。 另外，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的沟通也成问题。潘懋元说，在一些重要领域，教育部请专家学者组成学科指导委员会，形成行政部门与学科建设的直接沟通渠道，对本学科建设相关政策的制定有良性促进，但是，高等教育研究方面还没有相关的机制。 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界资深人士认为，目前高等教育研究中仍以行政决策为主，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并没有去依靠高等教育研究者。 另据潘懋元说，一旦获得教育学博士点授予权，无论该校是否有足够的师资力量和研究人员，仍可以建立教育学科之下所有二级学科（包括高等教育学）博士点。因此，建立博士点并不能证明其专业研究、教学力量已经达到了授予博士的水准。设立高等教育学博士点的初衷本是重视高等教育研究，目前的浮躁现象却与之相违背。在缺乏经费、人才培养重量不重质的大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质量提高还有很大的空间。 系统理论起到预警作用 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把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以研究高等教育规律、纯理论为主；另一种认为高等教育研究乃是一个领域，以问题研究为主，这包括校院研究、体制问题研究等。 北京师范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周作宇介绍，该所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原理、高等教育管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比较高等教育四个领域，以理论研究为主。 有些高校侧重高等教育研究联系实际。主要从事教育政策研究、本校管理决策咨询及研究生培养工作。从教育经济与管理及教育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等与实际相关的专业来进行高等教育研究。 这些研究常较多关注本校决策、管理的实际进行研究。其高等教育专业硕士、博士毕业后进入本校各部门，参与到本校的政策制定、教学管理等各种岗位建设之中。 高等教育如何发展，发展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如何解决，最终依托于高等教育研究。“与其看到一个问题，拍拍脑瓜子解决一个问题，不如把理论体系好好建设起来。” 潘懋元认为，高等教育研究决定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发展方向，对国家高等教育决策起着参考、顾问、咨询的作用，理论体系的构建将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教师队伍质量起到重要作用，并且，从现有问题抽象而成的体系的理论可以起到预警的作用，防止高等教育走弯路、走回头路。他建议，应继续加大对高等教育研究的投入，加大培养专业人才的力度，并形成宽松的创新环境。亚利桑那大学高教所的研究内容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师资阵容强大，教学研究成效卓著，被美国新闻及全球报导杂志评为全美排名第八的高等教育研究所。 该所虽然仅有8位专任教师、2位合聘教师，但除其研究领域相当有弹性外，教授的研究也相当强调团队合作，经常提出合作性的研究计划并共同发表论文。该所的研究方向虽分为下述六个领域，但彼此涵容、相辅相成。 学生事务：旨在探讨大学学生事务之专才，从社会、组织、人类发展等各种理论观点，探讨学生事务的重要议题，如：学生发展、组织、继续修读情况以及学习成果。 小区学院：针对小区学院的运作与功能进行深入探讨，主要包括：小区学院组织、领导、雇主、受雇者关系、教与学以及任务与目标等议题。 财务：针对高等教育机构与非营利组织的经济与财务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该校管理学院进行合作，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上。探讨议题包括：学生奖助政策、学生对价格的反应、经济趋势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捐款人行为以及预算编制过程中的政治角力等。 科技政策：旨在探讨机构内、地方、州级、全国以及国际性的政策规划与制定过程，以及研究重点为探讨影响高等教育政策的各种政治、经济、组织与社会因素与趋势，并了解高等教育学生、研究者与行政者如何透过行动，影响高等教育与科技各种相关政策。 组织与行政：本领域的主题包括：政策制定、组织行为、组织变革、策略性规划与组织再造、管理、政策执行、组织社会学、组织中的性别议题以及组织文化与政治经济学。旨在针对影响高等教育组织与系统的各种内部与外部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进行探讨，以期有效改变高等教育组织运作的效能。 大学教学：探讨各项有关课程发展、教学方法、教学科技的议题以及如何提升大学教学质量的方法。 综合而言，亚利桑那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强调高等教育研究与实务间的对话，以致能培育出该州及全美，甚至其他国家的教师、教育专业工作者与研究人员，在高等教育领域中担任领导角色。
教育学博士论文发表
姚琳（1980.——），女，教育学博士。现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先后在《比较教育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外国中小学教育》等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30余篇，参与编写教材5部，主持、主研10余项省部级课题，成果曾获重庆市高校优秀教育科研成果二等奖。研究兴趣和领域包括：比较教育、外国教育史、女子教育、教师教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