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云发表多少篇论文
在雷雨天气，高楼上空出现带电云层时，迅雷针和高楼顶部都被感应上大量电荷，由于避雷针针头是尖的，而静电感应时，导体尖端总是聚集了最多的电荷。这样，避雷针就聚集了大部分电荷。避雷针又与这些带电云层形成了一个电容器，由于它较尖，即这个电容器的两极板正对面积很小，电容也就很小，也就是说它所能容纳的电荷很少。而它又聚集了大部分电荷，所以，当云层上电荷较多时，避雷针与云层之间的空气就很容易被击穿，成为导体。这样，带电云层与避雷针形成通路，而避雷针又是接地的。避雷针就可以把云层上的电荷导人大地，使其不对高层建筑构成危险，保证了它的安全。
伽利略从阿基米德检验国王皇冠的实验中受到启发，一面重复这个实验，一面想到这种方法的用途。当时欧洲各国的航海事业正在兴起，航海业带动了造船业和机械制造，采矿、冶金的发展，反过来又向科学技术提出许多新的问题。伽利略于是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合金的物理和力学性质的研究，不久，他通过测定物体在水中的重量发现，物体投入水中减轻的重量，刚好等于它排开的水的重量。在这个重大发现的基础上，伽利略发明了一种比重秤，可以很方便地测定各种合金的比重。他还写了一篇论文，详细地介绍了比重秤的构造原理和使用方法。这件事，很快就在佛罗伦萨和其他城市传开了。 望远镜小史 17世纪初的一天，荷兰密特尔堡镇一家眼镜店的主人科比斯赫，他为检查磨制出来的透镜质量，把一块凸透镜和一块凹镜排成一条线，通过透镜看过去，发现远处的教堂的塔好象变大而且拉近了，于是在无意中发现了望远镜原理。1608年他为自己制作的望远镜申请专利，并遵从当局的要求，造了一个双筒望远镜。据说密特尔堡镇好几十个眼镜匠都声称发明了望远镜，不过一般都认为利比赫是望远镜的发明者。 望远镜发明的消息很快在欧洲各国流传开了，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自制了一个。第一架望远镜只能把物体放大3倍。一个月之后，他制作的第二架望远镜可以放大8倍，第三架望远镜可以放大到20倍。1609年10月他作出了能放大30倍的望远镜。 伽里略用自制的望远镜观察夜空，第一次发现了月球表面高低不平，覆盖着山脉并有火山口的裂痕。此后又发现了木星的4个卫星、太阳的黑子运动，并作出了太阳在转动的结论。 几乎同时，德国的天文学家开普勒也开始研究望远镜，他在《屈光学》里提出了另一种天文望远镜，这种望远镜由两个凸透镜组成，与伽利略的望远镜不同，比伽利略望远镜视野宽阔。但开普勒没有制造他所介绍的望远镜。沙伊纳于1613年—1617年间首次制作出了这种望远镜，他还遵照开普勒的建议制造了有第三个凸透镜的望远镜，把二个凸透镜做的望远镜的倒像变成了正像。沙伊纳做了8台望远镜，一台一台地云观察太阳，无论哪一台都能看到相同形状的太阳黑子。因此，他打消了不少人认为黑子可能是透镜上的尘埃引起的错觉，证明了黑子确实是观察到的真实存在。在观察太阳时沙伊纳装上特殊遮光玻璃，伽利略则没有加此保护装置，结果伤了眼睛，最后几乎失明。 荷兰的惠更斯为了提高望远镜的精度在1665年做了一台筒长近6米的望远镜，来探查土星的光环，后来又做了一台将近41米长的望远镜。 使用物镜和目镜的望远镜称为折射望远镜，即使加长镜筒，精密加工透镜，也不能消除色象差，1668年英国科学家反射式望远镜，解决了色象差的问题。第一台反望远镜非常小，望远镜内的反射镜口径只有2.5厘米，但是已经能清楚地看到木星的卫星、金星的盈亏等。1672年牛顿做了一台更大的反射望远镜，送给了英国皇家学会，至今还保存在皇家学会的图书馆里。 牛顿曾认为折色象差不可救药，后来，证明过分悲观。1733年英国人哈尔制成一台消色差折射望远镜。1758年伦敦的宝兰德也制成同样的望远镜，他采用了折光原则不同的玻璃分别制造凸透镜和凹透镜，把各自形成的有色边缘相互抵消。 但是要制造很大透镜不容易，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台折射式望远镜直径为102厘米，安装在雅弟斯天文台。 反射式望远镜存在天文观测中发展很快，1793年英国赫瑟尔制做了反射式望远镜，反射镜直径为130米，用铜锡合金制成，重达1吨。1845年英国的洛斯制造的反射望远镜，反射镜直径为1.82米。1913年在威尔逊山天文台反望远镜，直径为254米。1950年在帕洛玛山上安装了一台直径5.08米反射镜的反射式望远镜。1969年在苏联高加索北部的帕斯土霍夫山上装设了直径为6米的反射镜，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反射式望远镜，现在大型天文台大都使用反射式望远镜。 发电机史话 19世纪初期，科学家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是廉价地并能方便地获得电能的方法。 1820年，奥斯特成功地完成了通电导线能使磁针偏转的实验后，当时不少科学家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磁针的偏转是受到力的作用，这种机械力，来自于电荷流动的电力。那么，能否让机械力通过磁，转变成电力呢？著名科学家安培是这些研究者中的一个，他实验的方法很多，但犯了根本性错误，实验没有成功。 另一位科学家科拉顿，在1825年做了这样一个实验：把一块磁铁插入绕成圆筒状的线圈中，他想，这样或许能得到电流。为了防止磁铁对检测电流的电流表的影响，他用了很长的导线把电表接到隔壁的房间里。他没有助手，只好把磁铁插到线圈中以后，再跑到隔壁房间去看电流表指针是否偏转。现在看来，他的装置是完全正确的，实验的方法也是对头的，但是，他犯了一个实在令人遗憾的错误，这就是电表指针的偏转，只发生在磁铁插入线圈这一瞬间，一旦磁铁插进线圈后不动，电表指针又回到原来的位置。所以，等他插好磁铁再赶紧跑到隔壁房间里去看电表，无论怎样快也看不到电表指针的偏转现象。要是他有个助手，要是他把电表放在同一个房间里，他就是第一个实现变机械力为电力的人了。但是，他失去了这个好机会。 又过了整整6年，到了1831年8月29日，美国科学家法拉第获得了成功，使机械力转变为电力。他的实验装置与科拉顿的实验装置并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他把电流表放在自己身边，在磁铁插入线圈的一瞬间，指针明显地发生了偏转。他成功了。手使磁铁运动的机械力终于转变成了使电荷移动的电力。 法拉第迈出了最艰难的一步，他不断研究，两个月后，试制了能产生稳恒电流的第一台真正的发电机。标志着人类从蒸汽时代进入了电气时代。 一百多年来，相继出现了很多现代的发电形式，有风力发电、水力发电、火力发电、原子能发电、热发电、潮汐发电等等，发电机的构造日臻完善，效率也越来越高，但基本原理仍与法拉第的实验一样：少不了运动着的闭合导体，少不了磁铁。 核磁共振仪的发明 核磁共振仪广泛用于有机物质的研究，化学反应动力学，高分子化学以及医学，药学和生物学等领域。20年来，由于这一技术的飞速发展，它已经成为化学领域最重要的分析技术之一。 早在1924年，奥地利物理学家泡里就提出了某些核可能有自旋和磁矩。"自旋"一词起源于带电粒子，如质子、电子绕自身轴线旋转的经典图像。这种运动必然产生角动量和磁偶极矩，因为旋转的电荷相当于一个电流线圈，由经典电磁理论可知它们要产生磁场。当然这样的解释只是比较形象的比拟，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 原子核自旋的情况可用自旋量子数I表示。自旋量子获得，质量数的原子序数之间有以下关系： 质量数 原子序数 自旋量子数（I） 奇数 奇数或偶数 1/2, 3/2 , 5/2…… 偶数 偶数 0 偶数 奇数 1，2，3…… 1>0的原子核在自旋时会产生磁场；I为1/2的核，其电荷分布是球状；而I≥1的核，其电荷分布不是球状，因此有磁极矩。 I为0的原子核置于强大的磁场中，在强磁场的作用下，就会发生能级分裂，如果用一个与其能级相适应的频率的电磁辐射时，就会发生共振吸收，核磁共振的名称就是来源于此。 斯特恩和盖拉赫1924年在原子束实验中观察到了锂原子和银原子的磁偏转，并测量了未成对电子引起的原子磁矩。 1933年斯特恩等人测量了质子的磁矩。1939年比拉第一次进行了核磁共振的实验。1946年美国的普西尔和布少赫同时提出质子核磁共振的实验报告，他们首先用核磁共振的方法研究了固体物质、原子核的性质、原子核之间及核周围环境能量交换等问题。为此他们两位获得了1952年诺贝尔物理奖。50年代核磁共振方法开始应用于化学领域，1950年斯坦福大学的两位物理学家普罗克特和虞以NH 4NO3水溶液作为氮原子核源，在测定14N的磁矩时，发现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共振信号，从而发现了同一种原子核可随其化学环境的不同吸收能量的共振条件也不同，即核磁共振频率不同。这种现象称为"化学位移"。这是由于原子核外电子形成的磁场与外加磁场相互作用的结果。化学位移是鉴别官能团的重要依据。因为化学位移的大小与键的性质和键合的元素种类等有密切的关系。此外，各组原子核之间的磁相互作用构成自旋--自旋耦合。这种作用常常使得化学位移不同的各组原子核在共振吸收图上显示的不是单峰而是多重峰，这种情况是由分子中邻近原子核的数目，距离用对称性等因素决定，因此它有助于提示整个分子的。 由于上述成果高分辨核磁共振仪得以问世。开始测量的核主要是氢核，这是由于它的核磁共振信号较强。随着仪器性能的提高，13C，31P，15N等的核也能测量，仪器使用的磁场也越来越强。50年代制造出IT（特拉斯）磁场，60年代制造出2T的磁场，并利用起导现象制造出5T的起导磁体。70年代造出8T磁场。现在核磁共振仪已经被应用到从小分子到蛋白质和核酸的各种各样化学系统中。 发射光谱仪的发明 著名的英国科学家牛顿在1666年用三棱镜观察光谱，可以说是最早的光谱实验。此后不少科学家从事光谱学方面的研究。1800年，英国天文学家赫歇尔测量太阳光谱中各部分的热效应，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了红外线。1801年里特发现了紫外线。1802年沃拉斯顿观察到太阳光谱的不连续性，发现中间有多条黑线，这本来是很重要的发现，他却误认为是颜色的分界线。1803年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进行了光的干涉的实验，第一次提供了测定波长的方法。 德国物理学家夫琅和费，重新发现和编绘了太阳光谱图，内有多条黑线（700多条），并对其中的重要黑线用从A到H等字母标记（人称"夫琅和费线"），这些黑线后来成为比较不同玻璃材料色散率的标准。这些成果在1814年至1815年间陆续发表。夫琅和费还发明了衍射光栅。开始他用银丝缠在两根螺杆上，做成光栅，后来建造了刻纹机，用金钢石在玻璃上刻痕，做成透射光栅。 光谱分析的应用研究是从基尔霍夫和本生开始的。本生是德国汉堡的化学教授。他发明了本生灯，对各种物质在高温火焰中发生的变化很有研究，基尔霍夫是汉堡的物理学教授，对光学熟悉。他们两位合作制成了第一台梭镜光谱仪（分光镜）。该仪器利用了牛顿1666年首创技术，使光通过三棱镜中，展开成为一道彩虹光带（光谱）。他们用透镜把物质在本生灯燃烧时发出的光线集成一束平行光，通过一条窄缝，再通过三棱镜，用望远镜放大观察所成的光谱。 基尔霍夫和本生发现，每种化学元素燃烧时发出的火焰都有独特的颜色，可以据此加以鉴别。1860年及1861年他们用光谱仪发现铯和铷。此后借助光谱分析方法研究目光，发现地球上许多元素太阳上也有。1868年法国天文学家詹森和英国天文学家罗克耶分别用光谱法发现了当时地球上还没有发现的一种元素，他们认为这是太阳大气中特有的元素，取名氦，即"太阳"的意思。这样光谱方法也应用到了天文学方面。 光谱方法研究工作急速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主要问题之一是缺乏足够精度的波长标准，致使观测结果混乱，无法相互交流。 1868年埃斯特朗发表"标准太阳光谱"图表，记有上千条夫琅和费线的小波长，以10-8厘米为单位，精确到6位数，为光谱工作者提供了极其有用的资料。为纪念他的，10-8厘米后来就埃斯特朗单位，简写作埃（A）。十几年后被更为精确的罗兰数据表所代替。 现代光谱仪不用三棱镜而用衍射光栅。这是一种上面刻有千条线的板，把光分开，然后把光谱拍摄或记录下来，再用电子仪器进行分析。 光谱仪广泛应用于冶金、地质、环境等各领域。 避雷针史话 一、避雷针首先是我国劳动人民制造和使用的避雷装置。有人说，捷克牧师普罗科普·迪维什于1754年安装了第一个避雷针。更多的人认为是美国的富兰克林于1753年制造了世界上第一个避雷针。实际上，我国在1688年以前就已经制造和首先使用了避雷针。 早在三国时期（公元220年到280年）和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到581年），我国古籍上就有“避雷室”的记载。据唐代王睿的《谷子》记载，我国汉代（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就有人提出，把瓦做成鱼尾形状，放在屋顶上就可以防止雷电引起的火灾。在我国的一些古建筑上，也发现设有避雷的装置，法国旅行家卡勃里欧别·戴马甘兰游历中国之后，于1688年写的《中国新事》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当时中国新事屋宇的屋脊两头，都有一个仰起的龙头，龙口吐出曲折的金属舌头，伸向天空，舌根连着一根根细的铁丝，直通地下。这种奇妙的装置，在发生雷电的时刻就大显神通，若雷击中了屋宇，电流就会从龙口沿线下行泄至地下，起不了丝毫破坏作用。”由此可见，世界上第一个避雷针是由具有聪明才智的我国劳动人民制造的。 二、避雷针发展到今天，世界上发现了更安全的避雷针。更安全的避雷针已不是针状，而象鸡毛掸子。这种避雷针是由两位美国人发明的。据最近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这种避雷针中心是一根管子，其顶端引出2000条细细的导线，这些导线呈辐射状分布。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驱散聚集在建筑物周围的静电荷。 三、“避雷针过时了”。目前，我国研制成功了半导体消雷器，它的防雷效果远远超过避雷针，也远远超过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生产的同类产品。半导体消雷器具有两大功能：(1)当建筑物上空出现强雷云的时侯，它发出长达1米的电晕火花，中和天空电流，起到消减雷击的作用；(2)万一雷击下来，半导体消雷器上的有关装置，可以把雷击放出的强大电流阻挡住。 我国著名防雷专家武汉水利学院教授解广润建议在高大建筑物上安装这种半导体消雷器，以保护国家财产。解广润说，现在我国已有24个处于强雷区的单位装上了半导体消雷器，经过几年的试验，证明它确实一次又一次地使建筑物化危为安。他呼吁有关单位，特别是国防工程、气象、电力、通讯广播部门应尽快推广半导体消雷器，以减少雷击损失。 自行车是中国人发明的吗 关于自行车的发明说法较多。 ①我国是世界上发明自行车最早的国家。自行车的始祖是我国公元前五百多年的独轮车。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黄履庄曾发明过自行车。《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载：“黄履庄所制双轮小车一辆，长三尺余，可坐一人，不须推挽，能自行。行时，以手挽轴旁曲拐，则复行如初，随住随挽日足行八十里。”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自行车。 ②自行车为西欧人所发明。公元1790年，法国人西夫拉克研制成木制自行车，无车把、脚蹬、链条。车的外形像一匹木马的脚下钉着两个车轮，两个轮子固定在一条线上。由于这辆自行车没有驱动装置和转向装置，座垫低，西夫拉克自己骑在车上，两脚着地，向后用力蹬，使车子沿直线前进。1817年，德国的冯·德莱斯男爵发明了一种能自由活动的车把，使他的自行车转变比较方便。1818年，德莱斯在英国申请了专利。1839年，英国一位工人K·麦克米伦首创了用曲轴机构驱动后轮的脚踏自行车，可使人在骑自行车时双足离开地面。1861年的一天，巴黎的马车和婴儿车制造商米肖父子修理德莱斯式自行车，修好后在坡道上试车时，感到这种车放脚很困难，于是对它进行了改进，在车的前轮上安上脚蹬曲轴，从而发明了米肖型自行车，不久这种自行车便开始大量生产。大概在1870年前后，法国的马执又制造了一种前面驱动轮大，后面从动轮小的自行车，这种车的运行效果较好。1890年后，英国的亨伯公司生产出一种用链条传动的、车为菱型的自行车，这种形式的自行车一直沿用至今。 ③自行车为俄国人发明。1801年9月的一天，俄国农奴阿尔塔莫诺夫骑着自己制造的木制自行车，行驶2500公里，赶到莫斯科向沙皇来历山大一世献礼。阿尔塔莫诺夫制造的自行车与法国人西夫拉克制造的车较相似。亚历山大一世见到阿尔塔莫诺夫制造的自行车，当即下令取消了他的奴隶身份。 我国古代的光学知识 光学的起源也和力学、热学一样，可以追溯到二、三千年前。我国的《墨经》就记载了许多光学现象，例如投影、小孔成像、平面镜、凸面镜、凹面镜等等。西方也很早就有光学知识的记载，欧几里得（Euclid，公元前约330－260）的《反射光学》（Catoptrica）研究了光的反射，阿拉伯学者阿勒·哈增（Al-Hazen ，965~1038）写过一部《光学全书》，讨论了许多光学现象。光学真正形成一门科学，应该从建立反射定律和折射定律的时代算起，这两个定律奠定了几何光学的基础。 光的本性也是光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微粒说把光看成是由微粒组成，认为这些微粒按力学规律沿直线飞行，因此光具有直线传播的性质。19世纪以前，微粒说比较盛行。但是，随着光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了许多不能用直进性解释的现象，例如干涉、衍射等，用光的波动性就很容易解释，于是光的波动说又占了上风。两种学说的争论构成了光学发展史中的一根红线。 1.取火的方法和对火的认识 我国古代取火的工具称为“燧”，有金燧、木燧之分。金燧取火于日，木燧取火于木。根据我国古籍的记载，古代常用“夫燧”、“阳燧”（实际上是一种凹面镜，因用金属制成，所以统称为“金燧”）来取火。古代人们在行军或打猎时，总是随身带有取火器，《礼记》中就有“左佩金燧”、“右佩木燧”的记载，表明晴天时用金燧取火，阴天时用木燧取火。阳燧取火是人类利用光学仪器会聚太阳能的一个先驱。讲到取火，古代还用自制的古透镜来取火的。公元前2世纪，就有人用冰作透镜，会聚太阳光取火。《问经堂丛书》、《淮南万毕术》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我们常说，水火不兼容，但制成冰透镜来取火，真是一个奇妙的创造。用冰制成透镜是无法长期保存的，于是便出现用玻璃或玻璃来制造透镜。 2.针孔成像和影的认识 公元前4世纪，墨家就做过针孔成像的实验，并给予分析和解释。《墨经》中明确地写道：“景到（倒），在午有端，与景长，说在端。"这里的“午"即小孔所在处。这段文字表明小孔成的是倒像，其原因是在小孔处光线交叉的地方有一点（“端"），成像的大小，与这交点的位置无关。从这里也可以清楚看到，古人已经认识到光是直线行进的，所以常用“射"来描述光线径直向前。北宋的沉括在《梦溪笔谈》中也记述了光的直线传播和小孔成像的实验。他首先直接观察在空中飞动，地面上的影子也跟着移动，移动的方向与飞的方向一致。然后在纸窗上开一小孔，使窗外飞的影子呈现在窒内的纸屏上，沉括用光的直进的道理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结果：“东则影西，西则影东"。墨家利用光的直线传播这一性质，讨论了光源、物体、投影三者的关系。《墨经》中写道：“景不徙，说在改为。"“光至，景亡。若在，尽古息。"说明影是不动的，如果影移，那是光源或物体发生移动，使原影不断消逝，新影不断生成的缘故。投影的地方，如果光一照，影子就会消失，如果影子存在，表明物体不动，只要物体不动，影子就始终存在于原处。墨家对本影、半影也作了解释。《墨经》中有这样的记载：“景二，说在重。”“景二，光夹。一，光一。光者，景也。”意思是一物有两种投影（本影、半影），说明它同时受到两个光源重复照射的结果（“说在者”，“光夹”）、一种投影，说明它只受一个光源照射，并且强调了光源与投影的联系（“光者，景也”）。与此相连，墨家还根据物和光源相对位置的变化，以及物与光源本身大小的不同来讨论影的大小及其变化。 3.对面镜的认识 墨家对凹面镜作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并在《墨经》中作了明确、详细的记载。“鉴低，景一小而易，一大而正，说在中之外、内。”“低”表示深、凹之意；放在“中之内”，得到的像是比物体大而正立的。北宋沉括对凹面镜的焦距作了测定。他用手指置于凹面镜前，观察成像情况，发现随着手指与镜面距离的远近变化，像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梦溪笔谈》中作了记载：“阳燧面洼，以一指迫而照之则正，渐远则无所见，过此遂倒。”说明手指靠近凹面镜时，像的正立的，渐渐远移至某一处（在焦点附近），则“无所见”，表示没有像（像成在无穷远处）；移过这段距离，像就倒立了。这一实验，既表述了凹面镜成像原理，同时也是测定凹面镜焦距的一种粗略方法。 墨家对凸透镜也进行了研究。《墨经》中写道：“鉴团，景一。说在刑之大。”“鉴团”即燕面镜，也称团镜。“景一”表明凸面镜成像只有一种。“刑”同形字，指物体，它总比像大。我们的祖先，利用平面镜能反射光线的特性，将多个平面镜组合起来，取得了有趣的结果。如《庄子·天下篇》的有关注解《庄子补正》中对此作了记载：“鉴以鉴影，而鉴以有影，两鉴相鉴，则重影无穷。”这样的装置，收到了“照花前后镜，花花交相映”的效果。《间经堂丛书》、《淮南万毕术》中记有“取大镜高悬，置水盆于其下，则见四邻矣。”表明很早就有人制作了最早的开管式“潜望镜”，能够隔墙观望户外的景物。 4.对虹的认识 虹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从公元6世纪开始，我国古代对虹就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唐初的孔颖达（574-648）曾概括了虹的成因，他认为“若云薄漏日，日照雨滴则虹生。”明确指出产生虹的3个条件，即云、日、“日照雨滴”。沉括对此也作过细致的研究，并作实地考察。在《梦溪笔谈选注》中写道：“是时新雨霁，见虹下帐前涧中。”予与同职扣涧观之，虹两头皆垂涧中。使人过涧，隔虹对立，相去数丈，中间如隔绡觳，自西望东则见；盖夕虹也。立涧之东西望，则为日所铄，都无所睹。”指出虹和太阳的位置正好是相对的，傍晚的虹见于东方，而对着太阳是看不见虹的。地虹有了认识之后，便可以人工造虹。8世纪中叶，唐代曾有过这样的试验：“背日喷呼水成虹霓之状”，表示背向太阳喷出小水珠，便能看到类似虹霓的情景。 察看更多可以去这边 回答者： 冰火ice - 魔法师 五级 8-9 19:2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海军与盟国海军在大西洋上进行过一场激烈的海战．为了达到既能炸毁敌军舰只，又确保德军舰只安全的目的，德国海军在一些重要航道旁，布设了大量新发明的“音响水雷”．这种水雷比磁性水雷灵敏得多，它能在对方舰艇发动机音响的诱导下自动爆炸，从而使盟军舰只在接近德军舰艇之前就被消灭． 正当德军自以为得计时，这些音响水雷却在盟军舰只尚未来到时，接二连三自动爆炸，连一条盟军舰艇也未炸着，这件事让德国人百思不得其解．若干年后，经水声学家和海洋生物学家的研究发现，在德国海军布设水雷的海域里，生活着一种小虾，它们能发出某些频率的音响．这些音响与舰艇发动机音响的频率一致，于是大量小虾发出的巨大音响，诱爆了德军的音响水雷，使他们想依靠这种新式武器打击盟军舰艇的希望成了泡影． 事实上，海洋中的生物大部分都能发声，只不过有些发出的是人耳听不到的超声或次声，上述这种小虾发出的则是与舰艇发动机响声相似的可闻声．因此，在设计、制造、使用海洋测量仪器时，必须周密地考虑海洋生物发出的种种声波，否则就会像德
球状闪电俗称滚地雷，就是一个呈圆球形的闪电球。这是一个真实的物理现象，绝非科幻小说或卡通片集的能量炮。这种现象早于1838年便有文献记载，科学家已研究逾160年，有关的报告多达数千份，也有二千多份科学论文出版，但是我们对此现象仍未有合理的解释，可是说它可以穿越任何物体是不可信的。球状闪电通常都在雷暴之下发生，它十分光亮，略呈圆球形，直径大约是20至50 cm。通常它只会维持数秒，但也有维持了1-2分钟的纪录。更神奇的是它可以在空气中独立而缓慢地移动。有少数目击者说它会随着金属物品走，例如电话线，但多数人都说它的路径不定。绝大部份目击者都说它是横向移动的。在它短短几秒的生命中，它的光度、形状和大小都保持不变。它曾在空地、封闭的房间内、甚至飞机仓内出现！有迹象显示，它跟云层与地面之间的闪电（即常见的普通闪电）有密切关系，有目击者说它会在普通闪电后形成或消失。球状闪电有可能激烈地爆发，也可能会安静地突然消失。在颜色方面，则众说纷纭，没有一致的描述。 球状闪电具有破坏力。它既可以破坏玻璃窗，也能使墙壁的外层剥落。它也曾造成人和动物的伤亡，但由于资料不足，未能了解致死的真正原因。没有证据显示球状闪电会破坏树木，这与普通闪电略有不同。球状闪电几乎无法被破坏，有人曾用步枪射中过球状闪电，但是无效。由于球状闪电出现的频率很低，科学家难以做系统的观测，至今也没有人拍摄得高质量的照片来作科学研究。理论方面，有人认为它是灼热的空气团或气化了的元素，例如碳、钠又或是铜。虽然这个理论可以解释球状闪电的部分特性，却不能说明为什么它可以在飞机仓内形成。此外还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如等离子体、离子、带电的尘埃、有外层电子壳的水……，但没有一个理论可以完满地解释这个科学悬案。如果你有见过球状闪电或拍到它的照片，一定要把所有资料记录下来呀！那将会是十分宝贵的研究资料。球状闪电之所以神秘，实在是因为它并不常见，它飘渺的行踪、多变的色彩和外形以及它刹时间巨大的破坏力都让人类着迷。所以，早在古希腊的年代，人们就开始留意这种奇特的自然现象了
避雷针原理日期：2005-12-29 18:08 点击：125 字体大小: 小 中 大【实验目的】 尖端放电原理的应用. 【实验原理】 带电导体的外表面是等势面，曲率半径小的地方电荷密度大。由于导体尖端的曲率半径极小，因而电荷密度极大，而导体表面外侧邻域内的电场与导体的电荷密度成正比，所以尖端邻域有极强的电场。当电场强到使空气击穿时，就产生了尖端放电，导体上的电荷就不再更多的积累，而是导体上的电荷会不断流失。若在建筑物上安装这种导体尖端，则在雷雨季节可使建筑物上不致积累过多的电荷而遭雷击，装在建筑物顶上防止雷击的导体尖端就是避雷针。 【实验操作与现象】 1.将绝缘支架上的两个金属圆板与静电高压电源输出端的两极相接。在下板上放一个上部呈球状的铜块,调节板距,使球顶距上板1厘米左右。2.开启高压电源,当极板间电压超过10千伏时,铜球与上板间形成火花放电。 3.放电后,极板间电压消失,复又被加高压电。上述过程重复出现,在球与上板之间形成断续火花放电,可听到噼啪声，并看到跳跃的火花。 4.用带绝缘柄的电工钳将一个顶端呈圆锥状的铜块放在圆板上(为了比较,这个铜块与前述铜块等高)。上述火花放电现象立即停止,但可听到丝丝的电晕放电声。 这是由于第二个铜块的尖端附近形成的强电场,使空气分子电离,致使极板经常处于连续的电晕放电状态, 即所谓尖端放电现象。尖端放电的结果,使极板间的电压不能达到火花放电的数值,因此火花放电停止。避雷针就是利用尖端放电来避免强烈火花放电的原理制成的。 提前放电避雷针的工作原理 提前放电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就是产生一个比普通避雷针更加快的上行先导。 此描述基于负极性下行放电的情况下，此类放电形式最具有普遍性。 避雷针的历史 雷电是地球上最常见的一种自然现象。整个地球表面平均每秒钟有100多次闪电。闪电的中心温度可以高达17000～25000℃，并在1‰到1/10秒之内释放出几百万至上亿焦耳的能量……一次长距离的闪电要经历50次左右的转折才落到地面上，在空中留下了一条蜿蜒曲折的轨迹。闪电时电流的颠值可以达一万安培，给地球带来5库仑电量。闪电的形状有树枝状、条状、片状、串珠状和球状。其中以罕见的球状闪电最引起科学家们的兴趣。19世纪有人做过1000多次闪电观测纪录。颜色各种各样，最常见的是红、橙、黄三种。移动速度比较慢，存在的时间在1到5秒之间。火球在消失的时候会发生猛烈的爆炸，具有很大的破坏力。1989年8月15日我国青岛黄岛油库就由于球状闪电的袭击引起储油罐大爆炸。美国科学家在北美大草原陨石观测网观测了12万张闪电照片后认为球状闪电是从普通闪电的末端分离出来的，球状闪电是“被激发的亚稳定态分子和等离子体的凝结块”。 避雷针的发明迄今已有240多年的历史了，由于它的保护使万千幢高楼大厦摆脱了雷电的威胁，为人类的文明和繁荣作出了贡献。后来英王乔治三世命令英国使用顶部为球状的避雷针，法国人则把避雷针的头部制成圆锥形。而美国则一直坚持使用富氏尖头避雷针。据《纽约时报》报道，今天美国使用的新型避雷针外形像鸡毛掸子，顶端引出2000条细细的导线，导线呈辐射状，它可以驱散聚集在建筑物周围的静电荷，有很强的避免形成闪电的能力。我国解广润教授发明的半导器消雷器也是一种新型的避雷装置。 我们聪明的祖先远在西方之前就发明了避雷装置，并在实践中应用。据《后汉书》记载，一次当时的重要宫殿未央宫和柏梁台遭雷电袭击发生火灾不久，就有一位名叫“勇之”的方士向汉武帝建议，在宫殿的屋脊上安装“鸱鱼”来防止灾难。此后两千年来，我国古建筑的屋脊上大多安装了这一类金属瓦饰，有的是龙、有的是飞鱼和雄鸡。尽管没有引导线与地面连接，但大雨淋湿的屋檐和墙壁，自然起到了接地的作用。由于这类瓦饰高于建筑物之上，即使是猛烈的落地雷，也通常只是击毁了瓦饰而保全了建筑物主体。 大约在三国时期，工匠们已经意识到接地的重要，他们在建造远远高于一般建筑的古塔时，顶部安装了钢铁制造的“葫芦串”，自然着眼于避雷的目的。而且还把它与涂了金属粉末容易导电的塔心柱连接起来，柱的下端又设置了贮藏金属的龙窟，组成了一套十分完整的避雷装置。如江苏省高淳县的保圣寺塔始建于公元229年的三国时期，塔高31.5米，远远高于周围的建筑群，由于塔顶安装了4米高的铁制古刹，由覆钵、相轮和宝葫芦等部分组成，至今历经千年风雨而从未遭雷击。明代，由金属杆、接地线组成的完整的避雷装置也出现了。1688年西方传教士马卡连来华，在《中国札记》上写道：“中国有些建筑物的屋顶上有一种叫做龙的装饰物，它头部仰向天空，张着嘴。这些怪物向上伸出的舌头是根尖端的金属芯子，另一端和埋在地下的金属相接，能让雷电跑到地面去而不伤害建筑物。”就按这位西方人的记载来算，也要比富兰克林早了70余年！ 避雷针的构造特点 常规避雷装置及其发展 1750年，富兰克林提出以针尖放出电荷缓慢中和雷云中的电荷的避雷针用来防雷。后来的实践证明，它不能“避雷”，而是将雷引向自身来保护其周围的设备。随后俄国罗蒙诺索夫在重复了富兰克林的著名风筝试验（他的朋友利赫曼和他一起试验，因被引下的直击闪电击中而牺牲）之后，于1753年发表的论文（关于因电力而产生的大气现象的发言）中也对此作了重要论证。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事实是，富兰克林发表避雷针理论之后不久，法国一位工程师即按其理论建立一个避雷针，并且很快发生一次接闪。这是人类首次主动设法改变雷闪途径，也是直击雷可以防护的证明。这位法国工程师作为一个正直的科学家，当即高兴地报告了富兰克林避雷针的引雷成功。 避雷针的实际应用，必须解决的是它的保护范围问题。这是在试验室和实际应用中多年逐步定量化的，而且其精确性已基本满足了工程设计的需要。正是各国高压输电和电力系统的发展推动了这一科研工作的前进。 1925-1926年，Peek第一个在实验室内利用冲击电压发生器造成“人工雷”对避雷针模型放电，研究保护范围—保护系数与雷云高度对针高之比（H/h）的关系,并研究了雷云极性对保护系数的影响。1930-1934年，各国开始广泛利用避雷针保护发电厂和变电所。当时230KV电网已经出现多年，287KV超高压电网正在建设中。如美国煤气和电力公司(AGE)1934年开始用避雷针、避雷线保护变电所,避雷线的保护范围是这样确定的:当架构强度足够时,每保护水平距离0.45m,避雷线悬挂高度要抬高0.3m;架构强度受限制时，每保护水平距离0.6m，要抬高0.3m。这分别相当于保护角56°和64°。这与日本60年代末的防雷规范60°相近。到60年代初（1963年Davis）、70年代初美、英等国对保护输电线路的避雷线的保护范围陆续提出击距理论，即考虑雷电流辐值的大小来选定保护范围。我国高电压工作者（朱木美教授指导王小瑜同志）在职1962~1964年研究输电线路防雷时也提出了类似方法。至于用来保护发电厂和变电所，我国50年代因担心避雷线断线会波及全厂和全变电所而只采用避雷针。到70年代中期，才明确避雷线可用于发电厂和变电所的保护。 避雷针的发明者——富兰克林 1749年，波尔多科学院悬赏征求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在电和雷之间有什么类似之处？”一个叫巴巴雷特的医生在论文中宣称：电跟雷是一回事。他的论文因此而中奖。 在美国的费城，有一位叫富兰克林的科学家，有一天他做了一个轰动世界的实验。 他用丝绸做了一个大风筝，在风筝的顶端绑了一根尖细的铁丝，铁丝连着放风筝的线，线的另一端系上绸带，在绸带和线之间挂了一把钥匙。当外面下起大雨，雷电交加的时候，富兰克林放起了风筝。突然一个闪电打到了风筝上，电通过铁丝一直传到了钥匙上，这时，富兰克林有了一个想法：既然电能沿着风筝的线慢慢走下来，那能不能在高楼上给电搭一个梯子，让电乖乖地走下来呢？这样，建筑物就不会被高楼击坏了。 他先在自己家做实验：在屋顶的烟囱上安装了一根三米长的尖顶细铁棒，在细铁棒的下端绑上金属线，沿着楼梯把金属线引导楼底的水泵上。将经过房间的那段金属丝分成两段，各挂一个小铃，当雷电从细铁棒进入，两股线受力，小铃就会摇晃发出响声。 一天，暴风雨来了，在雷声、雨声的“伴奏”下，守侯在小铃旁的富兰克林听到一个小铃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他高兴地笑了。富兰克林把那根细铁棒称做“避雷针”。 避雷针的发明引起了教会的反对，他们认为：装在屋顶的尖杆指向天空是对上帝的不敬，是要受到上帝惩罚的。然而，有一次在一场雷雨后，教堂着火了，而装有避雷针的房屋却平安无事，于是避雷针很快就被人们接受了。现在，高楼上都装了避雷针。 在进行风筝实验之后的当年，富兰克林就发明了避雷针。其办法是：在建筑物的最高处立上一根2米至3米高的金属杆，用金属线使它和地面相连接，等到雷雨天气，雷电驯服地沿着金属线流向地下，建筑物就不会遭雷电了。 富兰克林为了推广避雷针的使用，专门写了《怎样使房屋等免遭雷电的袭击》的文章。文章发表后，美国的各个城市马上就开始安装避雷针。但这却遭到教士们的反对，他们说雷电是上帝的震怒。避雷针在法国也受到了强烈反对。圣奥梅尔的居民对当地安装了避雷装置的人提出控告，他们害怕惩罚这种亵渎行为。 避雷针是早期电学研究中的第一项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技术成果，它不仅使人类免受“雷公”肆虐之苦，而且也使雷电和上帝脱离了关系。
雷淇未共发表了多少篇论文
王安石《咏竹》 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刚，曾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分，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王安石词集浣溪沙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南乡子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绕水恣行游。上尽层楼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渔家傲平岸小桥千嶂抱，揉兰一水萦花草。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午枕觉来闻语鸟，攲眠似听朝鸡早。忽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 元日·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春夜 金炉香烬漏声残，翦翦轻风阵阵寒。 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 孤桐 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 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明时思解愠，愿斫五弦琴。 明妃曲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角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明妃曲 （其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谢公墩》 万事付鬼�，耻辱何足论。 《岁晚》 月映林塘淡，风含笑语凉。俯窥怜绿净，小立伫幽香。携幼寻新的，扶衰坐野航。延缘久未已，岁晚惜流光。 《山行》 出写清浅景，归穿苍翠阴。平头均楚制，长耳嗣吴吟，暮岭已佳色，寒泉仍好音。谁同此真意，倦鸟亦幽寻。 《书湖阴先生壁二首》其一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钟山晚步》 小雨轻风落楝花，细红如雪点平沙。槿篱竹屋江村路，时见宜城卖酒家。 《菩萨蛮》数家茅屋闲临水，轻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桥。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一两声。《桂枝香》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绪。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千秋岁引》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它情耽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谩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菩萨蛮.集句》海棠乱发皆临水,君知此处花何似?凉月白纷纷,香风隔岸闻。啭枝黄鸟近,隔岸声相应。随意坐莓苔,飘零酒一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王安石变法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迪 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王安石，便是这样一位历史的过客，留下了印迹，留下了身后的是是非非，却并没有留下辉煌。要说有辉煌的话，那也是文学，而非政绩。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御西夏，守护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马光（伟大的史学家，个人品行无可挑剔者），文彦博（枢密使、一代诤臣），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纵观王安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扰民。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假如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当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腐败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方面首先失之偏狭，以至树敌过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变着法儿来扰民，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翻云覆雨的工具。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而且，像苏轼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对变法，否则便不会有“司马牛”的故事了。 不管怎样韩琦的道德无庸置疑，但他的能力就有些问题了，在北宋西夏国之间的战争他是定难战区的司令官。他有个特点，就是屡战屡败，纵观宋史研究，就会发现韩琦的智商有些问题。在他的那个著名的“七条例”中的内容实在令人精神恍惚。他认为放弃植树国防（当然指变法后），放弃于高丽通商，护城河随它淤塞，城墙随它倒塌，人民随它痛苦，就会使辽国欢欣，不再找北宋麻烦。赵顼远小人奸佞（王安市）亲正人君子（他与司马光）就会使天下太平。我们真搞不明白一个爱国者为何用这样的措辞。文彦博，这个人没有民本思想，赵顼曾经对他说“小民们支持变法”。文彦博说“陛下是靠小民治国还是靠士大夫治国“。目光短浅之本质暴露无遗，我们真搞不明白为什末一位孔孟之道的坚持者为什末会如此反对孟柯的思想。北宋大多是诤臣，原因很简单，在北宋胡说八道的最严厉惩罚不过是远离中央，贬为地方官。这更可能是一种奖励，不仅既得利益不受损，而且还得到正值等好名声。这点宋做的不如唐，因为在唐朝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在那个年代出现魏征才是值得中国人欣慰的事。 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范仲淹的人品我一直有些怀疑，在语文书上范仲淹被描述成一个忠心爱国，敢于抗击西夏人的文戎双料英雄，其实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说法。范仲淹在军事上是个外门汉，但对内宣传能力举世无双，他到定难战区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宣传“小范老子（他自己）胸中百万甲兵不似老范老子（范雍）可欺'结果在他与韩琦的带领下宋军大败。范仲淹执政颇为玲珑，他的新政不怎末成功就放弃了（为了避免人身攻击)它可比王安石差远了。所以我们得出结论道德高尚并不代表能力强，而那些名臣的道德本身就有些迂腐。那些所谓的杰出的人不懂得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好的单导致的结果很严重。如果不是王安石的变法，北宋可能连西夏都对付不了）后来在王安石的提拔下被送出了一位军事天才王韶，他是带领变法后的军队击败了西夏，收复了实现土番国200年的领土），更不用提女真了。点评: 金陵怀古，诸公寄调桂枝香者三十余家，惟王介甫为绝唱。东坡见之，叹曰：“此老乃野狐精也！”作：“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图画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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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锟几岁发明光纤？
高锟几岁发明『光纤』？
诗词名:与舍弟华藏院忞君亭咏竹 作者:王安石 朝代:北宋 与舍弟华藏院忞君亭咏竹一迳森然四座凉，残阴余韵去何长。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刚。会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烦君惜取根株在，欲乞伶伦学凤凰。另外送你咏竹的诗词： 【咏竹诗】 怀风枝转弱。防露影逾浓。既来丹穴凤。还作葛陂龙。 【咏竹诗】 竹生荒野外。梢云耸百寻。无人赏高节。徒自抱贞心。耻染湘妃泪。羞入上宫琴。谁能制长笛。当为吐龙吟。 【竹枝词】李涉 十二山晴花尽开，楚宫双阙对阳台。 细腰争舞君沉醉，白日秦兵天下来。 【竹里】李涉 竹里编茅倚石根，竹茎疏处见前村。 闲眠尽日无人到，自有春风为扫门。 【竹】戴叔伦 卷箨正离披，新枝复蒙密。 翛翛月下闻，褭褭林际出。 岂独对芳菲，终年色如一。 【咏竹诗】 窗前一丛行。青翠独言奇。南条交北叶。新笋离故枝。月光疏已密。风来起复垂。青扈飞不碍。黄口得相窥。但恨从风箨。根株长别离。 【咏檐前竹诗】 萌开箨已垂。结叶始成枝。繁荫上蓊茸。促节下离离。风动露滴沥。月照影参差。得生郡户牖。不愿夹华池。 【和黄门卢侍御咏竹】张九龄 清切紫庭垂，葳蕤防露枝。 色无玄月变，声有惠风吹。 高节人相重，虚心世所知。 凤凰佳可食，一去一来仪。 【严郑公宅同咏竹（得香字）】杜甫 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 色侵书帙晚，阴过酒樽凉。 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 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 【咏竹】唐彦谦 醉卧凉阴沁骨清，石床冰簟梦难成。 月明午夜生虚籁，误听风声是雨声。 【和度支兄咏竹】宋-陈宓 园竹今逾盛，壶山与逊青。 锦绷千稚子，雷甲万夫丁。 声入秋风远，凉生午日亭。 栽培从此力，雨露正沾零。 【陈氏园咏竹】宋-黄庭坚 不问主人来看竹，小溪风物似家林。 春供馈妇几番笋，夏与行人百亩阴。 直气虽冲云汉上，高材终恐斧斤寻。 截竿可举北溟钓，欲赠溪翁谁姓任。 【次韵子瞻题无咎所得与可竹二首粥字韵戏嘲无咎人字韵咏竹】 十字供笼饼，一水试茗粥。 忽忆故人来，壁间风动竹。 舍前粲戎葵，舍后荒苜蓿。 此郎如竹瘦，十饭九不肉。 【次韵子瞻题无咎所得与可竹二首粥字韵戏嘲无咎人字韵咏竹】 地下文夫子，风流绝此人。 能和晚烟色，幻出岁寒身。 马鬣松成拱，鹅溪墨尚新。 应怀斲泥手，去作主林神。 【咏竹】宋-李觏 外边虽节目，内里却空虚。 从来汗流浃，只为写经书。 【次韵拾青轩咏竹】宋-李弥逊 论诗远到二南风，句里波涛得意浓。 我亦赓酬还自笑，真成鱼目眩骊龙。 【醉中刘道叔尹嗣复李子先垂和予乙巳岁开元寺仁王院咏竹】宋-强至 忆弄吟毫倚翠阴，也应新笋更成林。 感君潇洒赓诗句，不负凌虚一寸心。 【荐福寺次许师咏竹】宋-裘万顷 浮云踪迹任西东，翰墨场中且用功。 时对此君哦七字，也胜痴坐辩幡风。 【咏竹】宋-宋庠 嵇阮生平忆共游，此君高节最凌秋。 见童少作并门骑，千亩留封渭水侯。 【咏竹二首】宋-苏辙 湖滨宜草木，修竹可三寻。 廛居多野思，移种近墙阴。 及尔迷未醒，方予热正侵。 无嫌不逮本，地薄肯成林。 【咏竹二首】宋-苏辙 南邻竹甚茂，门巷不容宾。 悬印君当往，囊金我患贫。 翠旌稍乱起，犀角笋初匀。 不惜图书卖，端来作主人。 【与舍弟华藏院忞君亭咏竹】宋-王安石 一迳森然四座凉，残阴余韵去何长。 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刚。 会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 烦君惜取根株在，欲乞伶伦学凤凰。 【咏竹】宋-徐庭筠 不论台阁与山林，爱尔岂惟千亩阴。 未出土时先有节，便凌云去也无心。 葛陂始与龙俱化，嶰谷聊同凤一吟。 月朗风清良夜永，可怜王子独知音。 【咏竹】宋-袁燮 此君林下静无尘，苗裔生来便逸群。 头角崭然圆玉峙，养成直节要凌云。 【咏竹二首】宋-袁燮 去年种苍玉，今岁抽华簪。 初萌节已具，欲奋力未任。 雷风驱急雨，滂沱三日霖。 箨龙不许蛰，倏起腾深林。 绕径初戢戢，空篱俄森森。 吾观植物性，惭长岁月深。 此君独超轶，生来气骎骎。 伟哉岁寒种，有此特达心。 大通久不作，进尺退复寻。 对此发幽兴，作诗因自箴。 【咏竹二首】宋-袁燮 野性与俗违，澹然都无营。 窗前水苍玉，未能独忘情。 对之三伏中，爽气高秋横。 数竿亦已好，况此繁阴成。 中虚洞无物，节劲老更清。 霜雪自凌厉，柯叶长敷荣。 物意有相合，人心原自明。 僻居寡朋侪，命汝为友生。 虽无切磋语，而有清越声。 入耳久亦佳，此意不可名。 【咏竹?风】宋-张玉娘 满庭修竹动秋风，掠地无痕一径通。 景弄绿窗金琐碎，声归定瑟玉玲珑。 流云不碍湘妃佩，隔水还疑蔡女桐。 曲轻岂知变鹤在，翠霞飞去玉台空。 【咏竹?雪】宋-张玉娘 冻雪霏霏随九阜，竹枝垂地翠旋锁。 玉龙战退飞鳞甲，青凤翻成白羽毛。 岁晚馀寒知劲节，梦回佳兴讶清剽。 隔云谁弄柯亭笛，落尽梅花风韵高。 【咏竹?烟】宋-张玉娘 数枝潇渍碧溪寒，水气冥冥日欲昏。 青玉案前双翡翠，紫丝帐裹万琅玕。 湘江旧事迷归梦，陆海春阴无羽翰。 晚来独倚兰千里，螃色连天何处村。 【咏竹?月】宋-张玉娘 幽幽万籁竹千竿，凉夜宜从自裹看。 翠节参差诉玉兔，金波晃洋浴青莺。 半檐苍月催诗思，一径寒辉醒醉魂。 吹彻霓裳清露下，嫦娥独自对芳樽。 【咏竹寄元忠】宋-郑獬 寄卧丞相庐，东轩富修竹。 如对古贤人，高标镇浮俗。 露气沃人清，烟色沾衣绿。 丹凤何时来，瘦损琅玕玉。 【咏竹】宋-仲并 自结高人伴，雅无俗士缘。 驱之傍城市，劲节非所便。 示论傲霜雪，试欲藏风烟。 愿留旧青眼，岁晚相周旋。 【咏竹】 贞姿不受雪霜侵，直节亭亭易见心。渭川风雨清吟枕，花开时有凤寻，文湖州是个知音。春日临风醉，秋宵对月吟，舞闲阶碎影筛金。 【咏竹】 亭外猗猗碧几竿，清姿劲节耐霜寒。舞风影作飞莺势，啸月音疑老凤翰。自是主人甘澹泊，不劳童子报平安。阶前那有孙枝秀，写出淇园独坐看。 【南行见竹】 山前忽见千竿竹，高影猗猗最可人。自别此君双眼俗，相逢为我涤征尘。 【李贺昌谷北园新笋】 "斫取青光写《楚辞》，腻香春粉黑离离。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 【东坡画竹赞】 孤生危苦，播荡风雨。 岁不我与，誓将寻斧。 刳心达节，万籁中发。 黄锺同律，伟哉造物。 【画墨竹赞】宋-黄庭坚 人有岁寒心，乃有岁寒节。 何能貌不枯，虚心听霜雪。 【侍宴赋得夹池竹诗】 夹池一丛竹。垂翠不惊寒。叶酝宜城酒。皮裁薛县冠。湘川染别泪。衡岭拂仙坛。欲见葳蕤色。当来菟苑看。 【赋得夹池修竹诗】 绿竹影参差。葳蕤带曲池。逢秋叶不落。经寒色讵移。来风韵晚迳。集凤动春枝。所欣高蹈客。未待伶伦吹。 【双竹】宋-司马光 但有岁寒心，两三竿也足。 虬腾双角直，鲸喷两须长。 【双竹】宋-司马光 双干标枯腹，青青凡几霜。 龙腾双角直，鲸喷两须长。 讵欲寻支遁，安能问辟疆。 屡来非别意，未与此君忘。 【双竹诗】宋-司马光 上苑通丹禁，修林绕玉堂。 周阿纡缕槛，并干擢新篁。 萧洒骈瑶甃，连翻拂璧璫。 虬腾双角直，鲸喷两须长。 晓泊烟华重，晴留雨气凉。 分音成律吕，齐秀待鸾凰。 碧借云霞润，清依日月不。 物情知有为，天造固无方。 比节群诚合，虚心至道彰。 吾君愈勤德，不敢有嘉祥。 【苦雨竹】宋-方回 泥污后土逾月途，四月雨至五月初。 七日七夜复不止，钱王旧城市无米。 城中之民不饥死，亦恐城外盗贼起。 东邻高楼吹玉笙，前呵大马方横行。 【自湘赴广道间杂咏?湘竹】宋-李曾伯 纹竹起嫔虞，因怀二女居。 君泪夫人泪，思欤抑怨欤。 【疏山问竹】宋-释道璨 坐对青青仔细看，别来且喜尚平安。 山中岁晚风霜恶，不易孤标耐得寒。
发表论文雷同率多少合格
对于论文查重的重复率要求，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要求。
学历越高，往往要求会更加严格，比如：
本科论文重复率<30%可申请答辩；<15%可申请院优秀论文；<10%可申请校级优秀论文；>25%有一次不超过5天的修改机会，修改后检测不通过延期答辩。
硕士研究生论文重复率<20%，就可直接申请答辩；如果重复率<40%，那么有一次不超过2天的修改机会，修改后检测不通过就必须要延期答辩；如果重复率>40%那么就只能直接延期半年。
博士研究生，论文重复率<10%可申请答辩；>20%直接延期半年至一年答辩。
扩展资料
论文查重率的计算
一般来说：重复率=论文中抄袭字数/论文中总字数，以知网为例，知网论文检测包括几个查重子系统，但是这些查重子系统的计算规则都是一致的，换言之，知网论文检测率的计算规则是统一的。
以全文来看，一篇论文提交检测，知网系统会将你的论文内容进行分割，比如按照句子或者几个字为一个区，将这部分提取出来，跟论文检测系统的文献库内容进行比对，有多少相似的，就拿出来进行标注，一般7-8个字算作抄袭，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每个系统多多少少都会有些不同。
以章节来看，知网除了全文查重率和去除引用文献查重率部分，还有每章节的查重率，每章节的查重率是指本章节的重复字数除以本章节的总字数，即显示每章节的查重率。
中级职称的职称论文的查重率要低于30%，高级职称的论文查重率要低于20%，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针对不同期刊发表论文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对于在当前的6大核心期刊查重率不能高于15%，更高一点的查重率不能高于8%，如果申请高级职称要求在高级别的期刊上发表，职称论文查重率在8%-15%之间更为安全。
论文查重率具体的合格标准如下：
一、职称期刊论文
1、初级职称论文查重率﹤30%为合格;
2、中级/省级职称论文查重率﹤25%为合格;
3、高级/国家级职称论文查重率﹤20%为合格;
4、高级/核心期刊职称论文查重率﹤8%-15%为合格。
二、本科毕业论文
1、查重率≦30%，毕业论文合格，可以申请毕业论文答辩;
2、查重率﹤10%，可以申请评定校级优秀论文;
3、查重率﹤15%，可以申请评定院级优秀论文;
4、30%﹤查重率﹤50%，查重检测不合格，给予修改时间至少为一周，修改后查重率﹤30%为通过，可申请答辩，若仍未通过，则取消答辩资格;
5、查重率≧50%，查重检测不合格，由学校组织专家对论文进行学术不端行为的评定，若认定存在严重抄袭行为，则取消答辩资格。
三、硕士学位论文
1、查重率﹤10%~15%，学位论文合格，直接送审或答辩;
2、15%≦查重率≦30%，去导师处填写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重新检测申请表，申请进行论文修改，时间不超过两天，再检测合格后可参与答辩;
3、查重率﹥30%，学位评定小组将结合核心章节的重复率等因素来确定论文学术不端行为的类型和性质，必须认真修改论文并延期半年才能填写重新检测申请表，查重通过后申请答辩，严重的直接取消答辩资格。
四、博士学位论文
1、查重率﹤5%~10%，直接送审或答辩;
2、查重率﹥20%，由学位评定小组结合核心章节的重复率等处理意见，确定论文学术不端的类型和性质，延期半年至一年申请修改通过后才能答辩，情节严重者取消答辩资格。
注意事项
在查重检测之前，最好找出你学校的最终检测系统，并在最后一次查重之前使用该系统进行检测，以便结果是最正确的。不合适的查重检测系统的结果是不正确的，无论是高还是低。
论文的重复检查率是在原始的基础上从他人的信息和观点中学习的，所以首先在开始之前有自己的大框架和结构，然后找到合适的论文观点和文献，并在论文中进行描述和整合。
在论文降重的过程中，有许多技能，如中英文的多重翻译、图形的转换、句型之间的转换和同义词的替换。这些都是小范围的查重检测技能。同时，这些重复的内容也需要使用更多的技能，这使得查重检测更加自然和困难。简言之，无论如何降重，都需要删除、填写现有内容并在掌握关键字后重写。
随着毕业季的来临，论文答辩事项就要提上日程，而能否参加论文答辩的前提是论文的重复率对否在学校的规定范围内。然而有些同学就没有“能不能参加论文答辩”这种想法，他们考虑的是自己的论文能否申请优秀毕业论文的评选，那么论文查重率多少算优秀论文查重率多少算优秀.参加优秀毕业论文的评选的前提是论文的重复率要达到学校和专业的要求，一般本科生毕业论文的重复率要求是在百分之二十以内，所以申请优秀毕业论文就要将重复率控制在百分之十左右；硕士论文的重复率要求是在百分之十五以内，严格的要求会在百分之十以内，所以重复率在百分之五以内就可以算为优秀；博士论文的重复率要求更高，一般是在百分之五以内，要从重复率和论文质量方面进行评选。重复率的可信度跟选择的论文检测系统有很大的关系，不能说随便使用一款检测系统，得到的数据就能评定为合格。绝大多数高校选择的是中国知网进行论文重复率的检测，这也是目前我国最权威、检测结果最精准的检测系统，针对不同的论文类型有不同的检测系统，满足所有论文查重检测的需求。但是知网的检测价格偏高，一篇本科生论文的检测价格超过三百元，适合论文终稿的检测，初期可以选择维普或者万方，价格低准确程度却不低。
雷震教授发表多少论文了
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历任《中国化工报》广西记者站站长。中共广西石化厅厅直机关党委书记，广西石化报社编委主任，广西石化行业政研会副会长，广西石化行业体协常务副主席，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企业文化促进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研究员等。主要成就：从事党务，政治思想，宣传新闻工作四十余年。近些年先后在中央党校《理论前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华优秀论文（作品）》、《中国精典文库》、《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党建理论卷》、《新世纪新闻人物精论》、《党建理论研究文库（理论篇）》、《中国共产党党建宝典论文卷》、《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化工报》、《广西日报》、《中国化工管理》、《探索》、《政治思想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调查报告一百三十多篇。主要代表作有《班组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和思考》、《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状况》、《精神奖励不可忽略》、《从长远着眼抓根本问题—广西石化系统厂长经理两手抓的情况调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着重探索和解决的几个问题》等。其曾被评为湖南省军区先进工作者，荣立三等功一次；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区直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化工行业优秀政治工作干部，广西优秀马列主义正规化教育组织者，广西“奉献创新”优秀政治工作者，全国化工行业体育先进工作者，南宁市计划生育先进工作干部，被《中国化工报》等新闻单位授予先进新闻工作者十余次。在主持广西石化行业体协常务工作期间，所在单位分别被化工部、国家体委授予全国体育先进单位等。对广西石化厅直属单位，党的思想作风，组织建设和广西石化行业政治思想工作及企业文化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个人的学术贡献和社会业绩，先后被载入《中华成功人物大辞典》、《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二十一世纪杰出专家》、《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中国当代杰出共产党人》等七十部国家及国际名典，为新世纪人才管理、国情管理报告铺垫内容，被载入世界民族文化与人才交流的光学史册。寄语：“岁月峥嵘，风光无限”。在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经历了烽烟战火生与死的考验，经历了重重压力与磨难，始终保持乐观坚强、创新求实，为党的事业殚精竭虑，在任何情况下，矢志不渝。把坚持贯彻三个代表，与时俱进的核心思想，传播给了淳朴的人们。现已步入人生的“夕阳”。夕阳！仍是璀璨光芒的，它将余辉喷吐向天空，天空变得彩霞万丈；它射向高山，高山披紫红丽裳；它倾斜江河，一条条彩柱在水中徜徉，它洒播大地，万物更加绚丽辉煌。啊!珍惜、驾驭好“夕阳”的宝贵时光，要向夕阳那样，继续为全国人民奔小康事业，鞠躬尽瘁是他最后的理想。
雷震于1997年9月至2001年6月在东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读本科，2001年9月至2006年6月在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读博士曾获荣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08年；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2010年；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二获奖人），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2012年。
云雷发表过那些论文
印纹陶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南方的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出现了一种很有特色的陶器。这种陶器烧制坚硬，犹如瓷器，故名硬陶。陶器表面拍印一些方格纹、圆圈纹、曲折纹等几何形纹饰。由于它的分布范围相当广泛，因此人们把出有这种陶器的古代文化称为印纹陶文化。它的延续时间也很长，一直到商周时期的遗址还有发现，而且流传到北方中原地区。它们往往是作为珍贵的器物埋藏在帝王贵族的大墓中。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又因其文明自起源发展至今，传统从未被割断而备受世人推崇与关注。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历来有种种猜想与说法。最近几十年，其中尤其是最近30余年，中国古人类学和中国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因而关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可谓近20年中国人文科学独领风骚的一个领域。在师辈启迪和社会需要推动下，我自20世纪80年代初，从东北史地之学和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过渡到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研究，关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成为我用力较多的一个方面。1984年，阴法鲁教授约我为其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撰写第一章：《中华文化起源和中华民族形成》。1987年我开始就《中华民族的含义与中华民族起源初探》和《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发表文章。这些文章是受苏秉琦教授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启发，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对中国旧、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梳理的初步成果，对中华民族的结构也提出了「多元集合体」的观点。不久，费孝通教授召我，说已读过我关于中华民族含义及中华民族起源的文章，指出「中华民族是多元集合体」的提法有些模糊，应是「多元一体」。1989年费老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著名论文。自此，我便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核心理论，先后协助费老出版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其修订本、《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并出版了个人专集《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在我关于中华民族研究一系列论文陆续发表以来，学术界师友给了我多方面支持，尤其是费老、苏老，都是我在大学时期的老师，他们一再勉励我坚持研究，并指出综合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材料与研究成果一炉共冶，从而得出自己的体会，这种研究方法也很对头。这些支持和勉励，使我在自己学业根底不深且研究条件有种种缺陷的情况下，坚持了20年，取得了一些成果，并以中华民族形成史为专业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同学们希望我逐步将自己的研究归纳一下，那我就先从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说起吧。总括20年来，关于中华文明以及其早期发展已发了一系列文章，其要点包括：一、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二、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起源，具有鲜明的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的特点。三、中国的农业从起源时期起南北不同，最近10余年的考古发现证明南北农业起源均可追溯至距今万年左右，与世界农业起源最早的各地区大体同步。四、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萌芽，可追溯至距今5000余年以前，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这一个千年纪，考古学界称为「古文化古国」，我称之为「王朝前古国」。这个历史时期，在考古学上大体相当龙山文化期向青铜器时代过渡；在社会发展方面，是从无阶级社会向有阶级社会过渡；在文化发展方面，是从无文字向有文字文明过渡；在国家和民族发展方面，是从部落联盟向国家和民族形成过渡；在中国文献记载方面，是从黄帝至尧舜的五帝向夏商周过渡。因而，我所说的「王朝前古国」时期，是王朝前夜、文明初曙、国家雏型从萌芽至发展的漫长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时代。五、中华文化的发展在不同区域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导致了不同区域间的互补关系，是中华文化产生汇聚和向一体发展的动力因素。六、中华文化的发展延绵不绝，连续而未有中断，与其他任何古老的文明相比都是不同的。但，中华文化又是兼容并蓄的，是一种「和合」的文化，故其「内聚」和「外兼」是对立统一体。正因为中华文化的这些特性造就中华文化的丰富与长久生命力，也是中华民族结构形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原因。应该说，这些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和早期发展特点的认识，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成就，它凝聚了多个学科数辈学者的共同心血。除了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外，还有历史学和民族学的成就。大致说来，对我影响较大的前辈学者除上面已提的老师，还有顾颉刚、傅斯年、蒙文通和徐旭生等先生。若说我自己还有些成绩的话，可以归结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时代在进步，而我们站在前辈学者的肩上，故比前辈看得稍微远一些；二是新中国的考古学成就可以说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我们有幸看到这么丰富的地下资料，眼界和认识自然会提高一些。另外，多年来，曾从事历史地理和民族史研究的经历对我的帮助也甚大。历史地理的背景，使我在历史的研究中时刻关注与空间的关系，考虑空间问题时又会照顾到历史的时序；而民族史的背景，使我更关注「纵横时空网络」中族群关系的变化，由历史事件真实性的探求深入到探讨「中国性」(Chinese-ness)诸问题。我始终相信，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后人必定要超过前人，所以我的这些认识也会随时代的更替而被不断补充和发展，我自己也随时准备更新认识，向更高的目标前进。一关于中国人及其文化的来源，长期存在外来说和本土说、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争辩〈1〉。以往由于受到当时政治背景和流行学说的局限，科学发现也不充分，因而很难得有说服力的认识。如关于中华文明的种种西方起源说，就带有明显的虚构、编撰和假想成分。而且，从18世纪法国人约瑟夫•德•古尼(甚至更早的17世纪)开始，止于20世纪初叶的安特生之前，所有西来说的立论都是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立场之上(包括古埃及文明中心说和西亚古文明中心说等)〈2〉。考古学发展起来以后，有的研究也不免有种种偏见和浅见。当前，中国境内古人类学的材料已相当丰富和系统，旧、新石器时代(特别是万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在中华大地上已是「遍地开花」。这些系统而又丰富的发现，文化性质明确，内涵清楚，相互关系也易于得到证明，用来与中国文献记述的远古神话传说互相印证，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和多元特点，以及新石器时代以来由多元向一体发展的特点。人类起源于何方？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个中心？古人类学界尚在不断探讨之中。中国古人类学研究有近80年的历史，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坎坷中取得了喜人的进展；人类起源各阶段的人骨遗骸化石材料，在中华大地上均有所发现，且分布广泛；人类起源序列各主要环节，在中国古人类学的发现中没有缺环。从体质特征方面观察，早期智人阶段已经出现了向蒙古人种(黄种人)方向演化的萌芽；到晚期智人阶段，以柳江人(广西柳江市发现)和山顶洞人(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发现)为代表，蒙古人种已出现南北异型的分化现象。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早期遗存有不同于他处的特点，北京人遗址文化堆积之厚、内涵之丰富早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瞩目。可以说，世界上普遍承认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存在，得益于北京人遗址的丰富文化内涵和鲜明特点。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盆地小长梁遗址的遗存，其特点也是非常突出的，主要表现在石器的制作和加工上，大型球状石核以外，其它石器普遍较小，一般重约5—10克，最小仅有1克左右，但数量众多，已发现有2000多件！据其形制可分为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锥型器等，反映了当时人们过着狩猎的生活。从这些旧石器的精细程度推测，在此以前其文化当有漫长的发展过程，人们必然具有足以保证技术传授、模仿、改进和继承的语言交流。长江流域也发现了一系列腊马古猿材料。将这些材料综合起来考虑，有理由推断：人类起源当在四五百万年以前，中国处于人类起源地区的范围之内〈3〉。早期智人及与之相应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分布范围已明显扩大，尤其以黄河中游及其支流渭河、汾水流域，所发现的地点为多。晚期智人已几乎遍及整个中华大地，其相对应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和地点在现今行政区划的各省均有分布，仍以黄土高原较为密集。从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分析，中国南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既具有不同的风格和传统，又具有共同的特点。至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部出现了不同区域类型的发展倾向。综上所述，人类起源的问题还会进一步争论下去，但人类起源仅非洲一个中心之说，过去就已受到一系列新发现的质疑；最近在中国山西曲垣发现的世纪曙猿化石，则已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推翻，「夏娃理论」不能成立。因资料的限制，「基因证据」的研究也远未解决人类起源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中心的问题。当然，讨论人类的起源不能局限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狭小范围之内，应该站在全球和全人类的视角来讨论和分析问题，实际上，中国人的起源问题正是人类起源问题的一部分。另外，假若「人种」的划分是可行的，中国人的起源问题还涉及到蒙古人种的起源问题。虽然，目前尚难确断中国是否是人类起源的中心地区，但已知的材料已经证明中国是蒙古人种的故乡。谁也无法否认，中华大地上的这些人类化石，从直立人一直到现代人，其体质形态的进化表现有明确的连续性。将化石材料与现代中国人体质形态的基本特点相比较，也能发现中华民族的历史连续性。正如吴汝康教授所总结的那样，中国人具有四大突出特征：(1)铲形门齿，中国人为98%，白色和黑色人种相加也仅为5%；(2)印加骨，出现的比率也相当高；(3)面部扁平；(4)下凳圆枕〈4〉。因此，中华民族，包括其主体——华夏/汉民族，从总体上来说，其远古祖先应来自那些起源于中华大地，并留居于本土继续创造历史的人们。因此，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5〉。二对中华大地上万年以来的考古文化，许多学者都有极其精彩的归纳和总结〈6〉。从这些归纳和总结中，可明显看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由多元起源而向一体汇聚的特点。传统史观认为，中华民族是从黄河中下游最先发端，而后扩散到边疆各地，于是有了边裔民族。司马迁综合春秋、战国诸说，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这样表述：由于共工、欢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种史观影响甚大，直至近现代也还有一些学者相信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过去史家总是用「礼失求诸野」的观点来推测区域间文化发展变化的关系，把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当作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这就是本土起源说中的一元说。一元说的论点已被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所推倒，中华文明不是从黄河中下游单源扩散至四方，而是呈现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又互相渗透，反覆汇聚与辐射，最终形成为中华文明。我在许多场合都讲到过这样的认识。在《中华民族起源说的由来与发展》一文中，曾对此加以总结，提到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与近代以来史观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7〉。当然，多区域不平衡发展的观点并非我的发明。1927年，蒙文通先生首先将古代民族分为江汉、河洛和海岱三大系统，其部落、姓氏、地域各不一样，其经济文化也各具特征〈8〉。傅斯年继之于1930年和1934年提出「夷夏东西」说，认定中华文明来源的两大系统〈9〉。1941年，徐旭生先生将中国古代民族概括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三大「古代部族集团」〈10〉。徐说晚出，最详。上述诸说，对考古研究的促进是非常明显的。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创办人，中国学者进行的最早的考古发掘就是由他支持下开展的。他关于「新史学」的主张对古史研究有相当的推动〈11〉。徐旭生先生参加过1927年的西北考察，1959年又开创了「夏墟」调查和「夏文化」研究。后来，考古学界开创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的苏秉琦教授就是他的学生，追溯起来，受他的影响最大。众多的考古发现，以及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成果已经昭示：中华文明起源有多个中心，长江、黄河都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对于中华文明的多元性特征，我曾做过如下概括：「中华大地上的远古居民，分散活动于四面八方，适应各区域不同的自然环境，创造着历史与文化。旧石器时代已显出来的区域特点的萌芽，到新石器时代更发展为不同的区系，各区系中又有不同类型与发展中心。而神话传说中，远古各部落所奉祀的天帝与祖神及崇拜的图腾也有明显的区域特点。考古文化与神话传说相互印证，揭示了远古各部落集团的存在，从而成为认识中华民族起源多源特点的科学基础。」〈12〉我所以强调考古与神话传说的「相互印证」，就是为了改变「考古自考古，神话自神话」的两分局面。中国没有发达的神话，或者说，中国的神话体系与西方是不同的，它是古史的传说，即古史的一部分。诚如徐旭生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掺杂神话的传说(legend)与纯粹神话(myth)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古史传说并不是纯粹的神话〈13〉。但中国的古史传说至迟到战国时期就有了总结和归纳，表明不同来源和世系的各区域文明渐渐向一体发展。下面就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划分，其与远古部落集团的对应文化，及各区系间文化的内外互动、融汇等内容，详为叙说。这是综合我以往发表的多篇论文而成的，同时针对考古研究的新认识(如碳14重新测年数据)，结合最近的考古发现作了相应的补充和修订。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密集分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之上，我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及其发展结构的总体认识也因之日趋精确和完善，这些不断丰富的新知更细致描绘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本土特点、多元特点以及由多元向一体汇聚的特点。由地质学的研究，我们知道公元前一万年左右进入冰后期，开始了全新世，人类的历史也由此进入新的纪元。1987年8月，考古学家在河北徐水南庄头发现一处距今约10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了一批陶器、石磨盘、石磨棒等，还发现了一些植物种子，说明农业已经萌芽〈14〉。此外，江西的仙人洞下层和广东的玲珑岩和西樵山等地也都发现了万年左右的文化遗存。虽然我们关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约公元前6500年之前)只有上述零星的发现，但已足以说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多元起源特点。就旧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和我国比较优越的地理自然环境等条件来推测，我相信未来定会有更多的发现，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我国也是探寻农业起源的最佳地区之一。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7000余处。7000年前的考古学文化几乎已是遍布全国各地，如辽河流域的查海文化、兴隆洼文化，山东泰沂地区的后李文化，关中地区的大地湾和老官台文化，中原地区的裴里岗和磁山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和石皂文化，等等。这些新的发现不仅突破了「黄河一元中心论」的传统认识，更丰富了「满天星斗说」的内涵。苏秉琦先生将这些成果归结为「区系类型理论研究」的必然：「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对中国古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大大开阔了考古学家观察古代各族人民在中华辽阔国土上创造历史的视野，开始了从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异同等方面进行考古学区系类型的深入探索，过去那种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贬低周边古文化的偏差开始得到纠正，这就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的突破，开拓了新的思路。」〈15〉这与我多年前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中华民族的形成的角度对考古发现的归纳基本一致〈16〉。我在许多场合又进一步强调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主张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其族体结构与文化发展是以「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反覆汇聚与辐射」的方式作「多元」与「一体」辩证运动的〈17〉。这是我试图结合区系类型划分问题，进而对文化发展变化进程的分析和归纳。这个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在具体的细节还会有不断的反覆，但总的进程应是如上所概括的那样。所以，我坚持认为有两点贯穿了中华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一是中华文化的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各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各有渊源，又自成系统，分布区域和范围明确，文化内涵和面貌也无法相互重合，可以明显地划分为几个独立的文化区系。二是区域性文化呈现向中原汇聚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双向运动。上述认识不仅来源于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系划分，更来自对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故不妨将具体的划分结果及其认识作下列复述〈18〉，并依照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对以往的叙述稍作修改〈19〉：1.黄河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黄河中游区，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为中心，北达河套及长城沿线，南接鄂西北，东至豫东，西抵黄河上游甘青接壤地带。南头庄文化以下，有磁山(公元前6100—6100年)——裴李岗文化(前6200—前5500年)、大地湾(下层)文化(前5900—5300年)，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前5000—前3000年)〈20〉，中原诸龙山文化(前2900—前2000年)继之。与这一区域相对应的为炎帝和黄帝两大部落集团，从中可以追溯氐羌与华夏起源，并且大致可以肯定继中原龙山文化发展的是夏文化(晋南、豫西、豫中)、先商文化(豫北、冀南)和先周文化(关中)。炎黄集团起源之地比较接近，无论从文化还是从地理的因素分析，这两大集团都是有共同起源和共同文化特点的亲缘集团。炎、黄同出少典——有峤氏部落，后世成为异姓的相互通婚的不同氏族与部落。我认为黄帝起源于陇山西侧，天水地区为近是。在黄帝集团的发展中，陕北是极为重要的地区。相传，黄帝死后葬于桥山。黄帝并非具体历史人物的私名，其陵园所在就表明了陕北在黄帝集团发展中的重要性。黄帝集团另一个最重要的活动地区是燕山地区。该集团从陕北向燕山地区迁徙的证据已得到了考古学的印证。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自渭水下游越过黄河后，沿汾河和桑乾河北上，与燕山以北红山文化在桑乾河及汾河发源的河北张家口地区交汇在一起。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促进了文明曙光的出现〈21〉。《国语•晋语》说，黄帝有25子，因母不同而别为12姓(实则是11姓)。这11姓显然不一定出于同一来源，而是不断融合的结果。故传说中的黄帝谱系有不同的称号，如「轩辕氏」、「有熊氏」等，说明这些后加入的群体还有自己的图腾，但均奉黄帝为共同祖神和天神。「黄帝」既是该集团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该集团大酋长所共享的名号。炎帝又称赤帝，是炎帝部落集团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该集团大酋长袭用的称号。相传，前后承袭炎帝名号者凡8氏，共530年，最后一位为榆罔氏〈22〉。炎帝集团起源之区当为陕西境内渭水上游和秦岭以南汉水上源一带。其后不断迁移。炎帝的后裔有姜姓诸夏及姜姓之戎，还包括氐羌。后发展为共工、四岳和氐羌三大支系。共工一分为二，即共工和鲧(缓读)，说明炎帝集团又有进一步的分化。共工发展于今豫东及冀南地区，徐旭生具体指出其为辉县境内，范围显然过于偏小。鲧兴于崇山(今嵩山)，发达于豫晋接壤地区。故此，鲧被认为是黄帝集团的一支系。四岳，或写作西岳，又作太岳。其后裔有申、吕、齐、许等国。申在今河南南阳；吕原在陕西，后迁南阳；齐在山东；许即今河南许昌；炎帝都陈(今河南淮阳)。大约四岳一支是炎帝的主流。氐羌则比较复杂，一直处于西北农牧交错地带。传说中，共工与鲧治水失败后，被天帝殛死，鲧化为黄熊或黄龙；共工化为赤熊〈23〉。这与黄帝集团以猛兽为图腾有相通之处。可见，炎黄两大集团分布的地区内，不仅新石器时代文化系列相同，文化特点亦有相当的相似处，差别只是地方类型和文化中心的差异。神话传说上的共同性更加说明两大部落集团的文化渊源相通。今黄河下游，以泰山为中心，南至淮，东至海，北至无棣，实际是先秦时期济水及海岱地区。其文化渊源和承袭关系比较清楚，发展序列完整。后李文化(前6300—前5600年)〈24〉，青莲岗•北辛文化(前5600—前4300年)〈25〉，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年)，龙山文化(前2500—前2000年)和岳石文化(前1900—前1500年)，诸文化前后互继。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神话传说的太昊、少昊部落集团相对应，其中一部分与炎黄集团融合，成为夏人、商人的来源之一，大部分则为夏商周时期的东夷先民。整体上，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应是三代时的东夷文化。太昊，分布偏北，时代稍早于少昊，它是东方的帝，又是风姓的祖神。少昊分布与太昊交错重合而稍偏南，以鸟为图腾，《左传》昭公十五年列举有15个以鸟为氏的部落或氏族。传说中，少昊的后裔有后益、陶、蚩尤和羿等，今莒县是其核心区。2.长江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随着长江中下游考古发现的增多，我们对于这一地区的考古文化面貌和结构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长江中游，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包括洞庭湖，西尽三峡、川东(今渝东)，北达豫南与黄河中游的考古学文化相同分布，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考古学文化区。关于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关系，由于两湖和四川、重庆等考古工作者的工作，也由于三峡库区1995年以来的抢救性发掘，有了更新的认识〈26〉。如青年学者孟华平写的《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结构》一书，对中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作了很好的归纳，也落实了我原来的一些设想：时代越晚，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越广，其文化内涵的包容性也因之越丰富。他说：「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即以两湖平原西南侧为中心的南方系统和以汉水东侧为中心的北方系统的谱系结构。南方系统分为南北两支，南支由彭头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构成，北支由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构成，他们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8500—5100年之间。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由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构成，他们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6900—4200年之间。在发展的构成中，南北两系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和影响。约在距今5100年前后，这种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被打破，即北方系统的油子岭文化逐步向西南扩展，到屈家岭文化时期基本取代了南方系统，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和繁荣。尽管如此，南方系统的文化出土仍有部分保留，成为北方系统的不同地方类型。石家河文化之后，来自中原的考古学文化逐渐向长江中游地区渗透，形成了后石家河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江中游地区的传统文化谱系结构，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7〉传说中，这个区域有三苗集团。按照《国语•楚语》下及高诱注，三苗是九黎的后裔。九黎的分布，文献记载不明。三苗则战国初吴起指出其地望：「昔者三苗所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战国策•魏策》)。《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徐旭生和钱穆均作过考证，所说即鄱阳湖、洞庭湖一带。俞伟超首先从考古学的角度把三苗与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联系起来，认为长江中游「以屈家岭文化为中心的原始文化」属于三苗文化遗存。屈家岭文化最盛时「向北影响丹江和汉水中游，直抵伏牛山麓，使得那里的原始文化从以原始因素为主，转化为以屈家岭因素为主。在洞庭、鄱阳两湖间江西修水一带的南部类型，因自身序列不清，不知始于何时，但至迟到屈家岭阶段，长江中游的原始文化因素已达到那里，并同岭南的石峡文化结合在一起。在前3000纪中叶以后，这个文化系统发达到新阶段，文化面貌发生急速变化，可能进入铜石并用时期，并同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阶段诸文化发生更多的接触。」〈28〉考古学文化的这种发展与三苗集团的范围与势力消长大致吻合。从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谱系分析来看，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有明确的北方因素，故有学者把它们当作「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29〉。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它们的起源与面向海洋的「鼎文化」传统有内在的联系。如，石家河文化中的陶规受泰沂地区的文化传统的影响。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也有明显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风格(如玉凤等)〈30〉。综上，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大致出现了「一统」的局面，相对稳定一段时间后进入石家河文化时期，此时整个长江中游的文化面貌有较大的变化。「后石家河文化」与石家河文化之间已经发生文化的断裂现象，似乎说明了尧舜禹时期中原对「三苗」的征伐。另外，有学者指出，黄帝集团在较早的时期有一支发展到长江中游的宜昌地区，与西陵峡一带的土著通婚，衍生出「昌意族」，并从考古学上予以证明，即「仰韶文化南下对大溪文化中心区的影响，也许就有着黄帝与嫘祖传说的历史背景」〈31〉。长江以北地区，无论大溪文化，还是油子岭文化都明显可见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影响因素，而且呈由北向南逐渐减弱之势，至江南则基本不见其踪迹了〈32〉。长江下游，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南到杭州湾地区，北以宁镇地区为中心(包括苏皖接壤地区)，是自有渊源、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完整的文化区系。自河姆渡文化(前5000
《宇宙的另一边》作者是陈涛哥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
字写字课文共有6个要求会读的生字,10个生字要求会写。其中,"淌"秘"栋"绪"篇"既要求会读,又要求会写。需要注意的是“淌”读音为三声tang",不能读成一声。“秘"密"两个字是同音字,都有“不公开、隐蔽”的意思,在组成词语时,注意“秘"在前,“密“在后的顺序。“密“字组词识记:秘密、秘书、秘诀、秘方。动作辅助识记“气喘吁吁"的样子,演一演加深印象。“栋“梯“铃"都是形声字,注意左窄右宽。“密"上中下结构,注意笔画之间的穿插。“篇”上下结构,要写得上扁下方。
引导孩子运用多种方法识记生字,为孩子自主学习生字奠定基础,同时还应重点指导书写易错字"秘密"一词,关注难写字、易错字。
二、“捕捉"秘密,感受想象课文从“我"趴在窗台上看星空,展开无限遐想,想象到了:宇宙的另一边是这边的倒影。宇宙的另一边有个一样的"我",正做着和“我”相反的事情。宇宙那一边天气现象是相反的。宇宙的另一边的石头也有了生命。宇宙的另一边,学习的课程和内容也很特产别作者把宇宙的另一边想象得很有趣,也好好玩。在“我”的想象里,宇宙的另一边一切都颠倒了!原来,“我“在这一边的烦恼,就成了另一边的(快乐);“我在这一边的失败,就成了另边的(成功);“我“在这一边的失去,就成了另边的(收获
白家号/小豆老品读课文,体会想象的奇特1、合作读第3自然段:一人读“当我。”,另人读"他.;第4、5自然段:一人读“这边的句子,另ー人读“另一边."的句子。2、本课想象奇特,充满童真童趣,语言质朴,朗读基调是轻快活泼的。要注意读好文中一连串的疑问句,读出读宇宙的另一边的无限好奇与向往。
摘要：夏代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其青铜器的审美特征突出地表现在酒器和兵器的造型形式和纹饰意蕴之中。尽管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仍然显得相对朴实，但其实用功能和形式美感兼具的造型，以及变化多样的几何纹和威严庄重的动物纹装饰，却凸显了其鲜明的时代审美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和整体适应性。这为商周青铜器鼎盛时代的到来，在审美的造型、纹饰和风格上均作了必要的铺垫。关键词：夏代青铜器;造型;几何纹;动物纹;寓意象征;庄严厚重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time of Chinese Bronze Age, the 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Xia Dynasty bronze utensil prominently is shown on modeling form and decorative design of drinking utensil and weapon. Although this time’s bronze utensil still appeared relatively simple, the modeling with practical function and form esthetic sense, as well as the changed diverse geometry decoration and the dignified grave animal decoration, actually display its bright time esthetic style: Implication symbolic, dignified massiveness and overall compatibility, which prepare both for the arrival of Shang and Zhou bronze prosperous time and the esthetic modeling, decorative design, style.Key word: The Xia dynasty’s bronze; modeling; geometry grain; animal grain; implication symbol; dignified早在6500年前，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先民铸造出了第一块铜片；随后，从马家窑文化到龙山文化时代，先民们又遗留下来了陶寺遗址的铜铃，登封王城岗遗址的残铜片、坩锅残片等；到了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时代，他们则开始冶铸或冷锻出铜刀、凿、锥、钻头、斧、匕、指环以及小饰件和镜子等铜器。这些显示了中国文化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缓慢过渡。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工艺在总结新石器时代器物制造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夏县东下冯遗址这一片独特面貌的早期青铜文化区域，同中国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统治的范围大致吻合；考古发掘的大量青铜器，又与夏人的一些史实——如夏禹的 “贡金九牧，铸鼎物象”（《左传•宣公三年》）、“以铜为兵”（《越绝书•记宝剑》），夏后启的采矿冶铜等，也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尤其是二里头遗址中发掘的炼渣、炼铜坩埚残片、陶范碎片，表明青铜器的冶炼作坊已初具规模。因此，“青铜器的大量铸造和使用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二里头文化……已进入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1]。夏代青铜器已经开始走出新石器时代青铜器制造的原始阶段，其大量的礼器和兵器形成了中国青铜器造型的基本格局，神秘的兽面纹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主体图案，庄严厚重的审美感受更是代表了中国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风格，这些均为商周青铜器艺术鼎盛时期的到来作了必要的铺垫。一 造型形式以二里头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夏代文明，其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中的酒器爵、斝、角、盉，饪食器鼎，兵器中的戈、钺、镞，乐器中的铃，以及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和残存的圈足器等，从而奠定了中国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要形制的造型格局。在众多的器形之中，仅就青铜爵而言，“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爵大体上有两种造型，一类是原始型的，即爵的样式基本上是模仿陶爵的，它的外形和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手制陶爵有着相似的特征，细腰、平底、短足，呈荷叶状的边口部和流从口部的延伸不甚规整，外观颇像用手捏成的陶器。另一类造型是比较精致型的，器壁匀薄流狭长而线条优美精细，虽然同是细腰平底，显然是在陶范上事先作过细致修整的，三足细长而微呈曲线形”[2]。这种原始型和精致型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从早期到晚期夏代青铜器造型由简单向复杂多样，由粗放向精致演变的审美历程。早期的青铜器形制主要受同时期的各类陶器的影响。如夏代早期作为食器的青铜三足云纹鼎，矮小、无柱、口沿平直，其祖型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鼎；作为酒器的青铜束腰爵，素面无柱，形体单薄古拙，充满着浓厚的原始初创气息，其流的长短、俯仰以及爵身趋扁宽的形式也同龙山文化的豫西三里桥类型和豫北后岗类型陶器如出一辙，并没有摆脱陶爵的三条矮尖足附于器底的外侧、形体圆润以及没有棱角变化等浓重特征，更“没有形成青铜器所特有的准确造型和挺劲的轮廓线，也未经精工磨砺”[3]，这无疑是二里头青铜爵的最早形式。铜鬲的口沿也与陶鬲口沿的折沿式和侈沿式相对应，其足仍沿用规整圆锥体的陶鬲足。因而，这一时期的青铜容器“从其形制特征来讲，它们几乎全与同时的陶器相同，它们的发展演变也与相应的陶器同步”[4]。夏代早期的青铜器尚处于祖型于陶器的阶段，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审美特征。到了夏代后期，青铜器则相对精巧，造型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此时，青铜爵造型的陶器特征显著减退，在注重实用的同时，还十分讲究形式感，增设了距离很近且具有装饰性的两乳钉状柱，三足分布规矩，接近于等腰三角形，口沿呈凹弧流线型。另外，爵的侧面设一折弧形大鋬，鋬面上又加铸两个狭长的镂孔，既有效控制了鋬的厚度，又增饰了具有装饰效果的镂孔纹；1959年上海博物馆自废铜中抢救出来的乳钉纹管流爵，其一侧设斜置的流管，流上铸两个方折形饰物，造型别具一格，其鋬下有一圈较宽的假腹，其上铸用多个空心圆孔，形成镂空的装饰效果；尤其是二里头出土的乳钉纹长流爵，流特别细长，作狭槽状，尾与其对应，既平衡了重心，又显得修长而纤细，三足尖端呈弯弧线状而外撇，这些与扁平直立式样规整的橄榄形爵身搭配和谐，刚柔相济，已经脱离了夏代陶爵的体制，并成为中国酒具的形象代表。这时的青铜鼎，其腹部较为高深，配三只四棱锥形空心足，两耳立于口沿上，其中一耳与一足呈垂直线对应，另一耳则位于另外两足中间，整体造型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要求，给人一种规整中有生气，对比中显和谐的审美感受。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创新型的高颈扁腹直壁斝（二里头遗址六区M9：1），口沿上设两个三菱锥状矮柱，腹部鼓起，下承三个大空锥足，器壁很薄，其先进的设计直接是二里岗文化铜斝的原始祖型。夏代晚期处理器壁匀薄的技巧，也为商代青铜器物新颖造型的设计开创了先河。二 纹饰意蕴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一方面对同时期的灰陶和礼玉的纹饰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专制社会形成阶段的特征对其纹饰作了一定的扬弃，所以无论是纹饰的结构特征，还是其表现方法，均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夏代青铜器纹饰多以乳钉或圆饼状的实心的连珠纹，以及弦纹、云雷纹等几何纹为主，虽然还没有发现像商代青铜器上直接铸刻的饕餮动物纹为主题的装饰，但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用绿松石镶嵌而成的动物头部图案的铜牌饰上，却已经形成了这一动物纹的基本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动物纹的先河。（一）几何纹几何纹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早已出现，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则开始模仿陶器的各种几何纹饰类型，出现了一些简单的连珠纹、弦纹和云雷纹，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先河。这些几何纹虽然相对单纯和平面化，却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体现了丰富的审美风尚和极具时代性的文化内涵。最早出现的连珠纹图案呈小圆珠状，有单排和双排两种横式排列，圆圈也有实心和空心之分，多饰在器物的肩上或器盖的边缘等部位，其形成也经历了一定的演变过程。如青铜器上的乳钉等，首先可能是防碰撞的实用功能和相对规则的装饰功能的统一，后来其实用功能退化，渐渐演化为专门的装饰性图案。二里头乳钉纹斝颈部突出的圆饼状乳钉纹（即连珠纹），作为青铜器上简单而原始的纹饰，就是在防滑的实用基础上而形成的。据考证，连珠纹是用一个管状器在陶范上印制的，圈与圈间距的疏密，横行排列的整齐，虽不很严格，却显得自然。如二里头铜爵上也饰有很不规矩的圆点纹，作单向或双向排列，类似的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角，其杯体下部也铸有圆圈状的连珠纹。弦纹也是青铜器上简单的纹饰，为一根凸起的直或横的线条，简洁朴素。它一般与乳钉状连珠纹配合使用，并且多作为连珠纹的边框。如夏代晚期的乳钉纹管流爵的颈上也饰弦纹三道，其间夹杂疏密有致的双排乳钉纹，显得规整而又有变化；二里头出土的铜斝，与鋬相背的腰腹正面装饰有两道凸弦纹，中间则夹有一排五颗乳钉纹，从而在腹部形成了一周由凸弦纹与圈纹组成的宽带纹，显得简洁而利落，形成了夏代青铜器纹饰的特有形式，与青铜时代的其它阶段的纹饰风格迥异。云雷纹是夏代青铜器上最为典型的几何形图案，是用利器在陶范上刻划而成，圆柔形的云纹和方折形的雷纹连续出现，构成了回旋式线条，显得自然流畅。夏代青铜鼎的腹部一般多饰以云雷纹，较特殊的是二里头六区（KM3：2）青铜戈，其曲内后部也铸有凸起的云纹，纹间的凹槽内还镶嵌有绿松石，将相对神秘庄重的云雷纹打扮得楚楚动人，寓庄严与审美于一体。这种云雷纹的阳纹线条在纹饰中间均形成一个圆圈，颇似神秘而狞厉的斜角目纹，周围再搭配饰以抽象而富于变化的阳纹线条，整个构图简洁而生动，寓狞厉与生气为一体，很可能就是商周青铜鼎上兽面纹的胎形。除此之外，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的几何纹还有近似水涡的涡纹；阳纹线条纵横交错而成的网格纹，如二里头遗址五区M1:1青铜鼎腹部饰有粗疏的带状网格纹；以及绿松石镶嵌十字纹，如1975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圆形青铜器上就饰有两头粗中间细的十字纹，另外一件夏代晚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在其中心圆孔周围的正反两面也用形状规整的小绿松石片镶嵌成两周十字图案，并在其内外用绿松石片组成两个圆周将其围住，整个图案排列整齐有序，又富于变化。十字纹、圆圈纹与中心镂孔形成方圆，体现了虚实融合的和谐形式感。（二）动物纹到了夏代晚期，铜牌饰的出现才标志着中国青铜器中以夸张形式或以幻想中的动物头部为主体的抽象兽面图案，这也是迄今发现的青铜器上最早的动物纹。该纹饰的动物头部，除两眼之外的其他部分，均为抽象的，而不是具体表现实样的。这可以追溯到龙山文化遗址中石锛上怪异的动物纹饰，身上横条沟曲形的刻线与青铜兽面纹就极为相似，新寨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盖上也有类似的怪兽纹饰。夏代兽面铜牌上的兽面纹，图案设计简单质朴，特别突出兽目，后来逐渐发展成二里头玉柄形器上的饕餮图案，并成为早商及其以后青铜容器上兽面纹和饕餮纹的祖型。李学勤分析山东日照两镇的玉锛饕餮纹、河南偃师二里头铅的嵌绿松石青铜牌饰饕餮纹时，也指出了其审美过渡性：“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确实可以看成良渚文化和商代这种花纹的中介”[5]。夏代也有部分铜酒器在器盖的边缘饰以变形的动物纹图案，并且特别突出骇人的双目，营造了一种威严的氛围，既与使用者的礼仪和等级地位相呼应，也与夏代关于龙的神话传说相印证。夏代青铜器上的动物纹装饰，当为商周同类青铜器纹样的滥觞，而且经过变形的动物纹图案也形成了后来青铜纹饰的主体。总之，夏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一方面赋予了青铜器外在形式的华美与瑰丽，如青铜质料的器物表面，刻以单层平雕纹饰，且纹饰多作条带状，往往给人以既有力度和锐度的触觉感受，又有流畅和圆润的视觉感受，“灵活的线形纹饰弥补了青铜器体块特质的不足，赋予了凝重的青铜器以生命的气息”[6]，形成了刚柔相济的艺术审美韵味；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味和精神特质，夏代先民把现实以及臆想的物象铸刻在象征权力、威仪和用以祭祀的青铜礼器上，如夏代九鼎的纹饰既满足了其宗教性的龙崇拜，也通过把天下各地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绘制成图象，刻铸于鼎上，以此作为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突出其现实的攫取权力和树立威信的政治意义。三 艺术风格夏代青铜器由于工艺技术的演进而极大地促进了先民们审美理想的物化，在各类器物造型和纹饰的审美设计中，充分吸收夏王朝这个全新社会形态中的精神内涵和生活习俗，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形象化抽象化地熔铸于这一高贵典雅的青铜器物之中，从而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青铜艺术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整体适应性。一是寓意象征性。夏代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特定功用及其造型纹饰的文化内涵是极具寓意象征性的，不仅寄寓着当时夏代贵族和下层民众对所谓自然力量的利用和膜拜，而且还直接象征着当时社会的政治权力和等级制度。青铜礼器和兵器造型庄重，纹饰逐渐走向神秘化，发挥着“钟鸣鼎食”的重要作用。《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夏代青铜九鼎的纹饰图案在象生的背后，仍然隐含着一定的表意性，用鼎的大小、轻重和不同形状、纹饰来象征各种事物和等级制度，既是天下各地自然资源和财富的体现，也是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夏代晚期出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根据其平直无锋刃的造型和镶嵌绿松石十字纹的纹饰判断，应该不是一件简单的兵器，“而可能作为仪仗用，是一种军事权力的象征，是现实所有者身份的特殊兵器”[3]，寄寓象征着夏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内涵。同时，夏代青铜器的装饰性纹饰自此一改以往的仿生化形式模拟，更多地向着抽象化方向发展。如镶嵌十字纹方钺上的十字纹，是一种抽象的线条，二里头五区M4出土的青铜兽面牌饰，有突出的圆目，装饰性和抽象性特征较明显。夏代是一个充满残酷战争和奴役的时代，这种兽面纹饰“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祗。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7]，夏代青铜礼器的王权性象征在其纹饰尤其是在兽面纹中彰显无疑。因此，夏代社会生活内容和宗教礼仪的丰富，特别是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精神性特征，强化了夏代器物创造的寓意象征性。二是庄严厚重性。青铜器在夏代作为国家第一重器，其礼仪性比当时全社会普及的陶器要浓厚得多，无论是其坚硬的质地、凝重的色泽，还是独特的造型、别样的纹饰，都在陶器、玉器的基础上融入了审美形式的因素，呈现出威严而凝重的审美风格，形成一种独具时代气息的庄严厚重美。如夏代青铜爵改造了以往陶爵的基本造型，力求使器物的上中下各部位比例协调，左中右各部位保持平衡，以便器物的重心落在中心位置，从而取得沉稳的视觉效果。同时，流管等附件的安置，也在不破坏整体平衡的原则下进行，成为一种有效调节平衡的手段，显得规整而庄严；镶嵌绿松石兽面纹图案的双目以及周围的抽象化线条，装饰虽简洁，却突现出神秘动物的凶猛与残酷，且采用对称平衡的方式，更是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审美感受。同时，夏代青铜器的社会政治功能性也极大地影响着青铜艺术的发展方向，几何式的方圆结构，长短大小的比例变化，器腹多为圆方造型，下面贯之以三足，与夏礼的规范性合拍。如青铜鼎在仿照新石器时代陶鼎造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国家的理念，对称规整的双耳立于口沿之上，坚实浑厚的三足承于圆腹之下，营造了一种厚实而稳定的氛围，确实有“定鼎”的气度，成为国家的象征。厚重而不失其精致，形体规整而又显得大方，夏代器物在活泼愉快的自然美基础上形成了厚重而神秘的庄严美，而这种庄严厚重性蔚为夏代青铜艺术的主流，也是整个三代青铜器艺术的审美特质之一。因此，夏代青铜器整体风格的形成，一方面与青铜艺术本身内在求变的的传承与创新有关，另一方面外在的社会、政治、文化也在其演变中也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从而实现了器物整体造型和纹饰庄重风格和现实社会权力等级制度庄严氛围的完美统一。三是整体适应性。夏代青铜器尤其注重器物造型、纹饰及其功用的整体适应性。“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主要是器物的形象特点，各种附饰和纹饰的整体适应性水平”[8]，因而夏代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也正是表现为其形制、装饰和功能的整体性和相应性，在表现形式、表现手法上，均讲究别致的形制与其特殊功能的紧密联系，讲究纹样及图案在各种不同器皿具体部位结合时的“适形造型”方式。如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一夏代钉形柱爵，其中腰极细，与上部伸出的流尾，以及下部外撇的锥足形成分段，既利于饮用，又方便摆放，形制与功用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此外，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也“布置严谨，意匠奇妙，虽是一种装饰艺术，但和器的形制是一致的，表现一个时代工艺美术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观念形态”[9]，并且这些纹饰形象随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风俗和制作目的的不同，附着于不同的青铜式样上而表现出不同的精神内涵与艺术趣味，从而突显了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与功用整体适应性的时代特征。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呈盾牌状的铜牌饰，其凸面由各式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浅浮雕式的兽体形象，多为龙的各种变体，且下体背侧有的还饰以卷云纹，飞龙在天的威严和自由，与夏代先民的龙崇拜思想以及铜牌饰的礼仪功能相得益彰，铜牌饰的纹饰与功用也就在夏代先民的想象中得到了整合。“中国真正进入青铜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的，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5世纪中叶，包括古代文献上记载的夏、商、西周和春秋几个历史时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时间长达1600年左右”[10]，而在这1600年的演变历程中，夏代青铜器中礼器和兵器的两大工艺造型，几何纹与兽面纹的工艺装饰，以及独具时代特征的庄严厚重的审美艺术风格，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我国青铜器工艺的源头，为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铸造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参考文献：[1]张之恒 周裕兴.夏商周考古[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32-33.[2]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4-15.[3]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16.[4]郑光.二里头陶器文化论略[J].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4.[5]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J].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90.[6]朱志荣 邵君秋：《商代青铜器纹饰的审美特征[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1: 99.[7]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57.[8]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5.[9]容庚 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02.[10]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275.
红学家有周汝昌、冯其庸、蔡义江、李希凡、邓魁英、张俊、吕启祥、顾平旦、周思源、杜春耕、丁维忠，张庆善、卜键、孙玉明、沈治钧、曹立波等。周汝昌，我国著名红学家，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1918年3月4日生于天津咸水沽镇。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曾就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周汝昌，这位著名的红学家，似乎从小就与《红楼梦》有缘，在孩提时，就听母亲讲述《红楼梦》里的故事。在他脑海里，远远地出现红楼人物的影子。二十年后，这位青年找到曹雪芹生前好友敦敏的《懋斋诗钞》，这一重大发现，为研究曹雪芹提供了重要史料，由此使周汝昌沉醉红学，一生不醒。这正应了他的《献芹集》扉页上的一句话：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周汝昌一生坎坷，二十几岁，双耳失聪，后又因用眼过度，两眼近乎失明，仅靠右眼0。01的视力支撑他治学至今。《红楼梦新证》《曹雪芹传》《书法艺术》《杨万里选集》这一部部穷尽毕生心血研治的作品，展示了周先生多方面的艺术才华和造诣，远非“红学家”一词所能概括。今虽已是耄耋之人，思维较先前毫不逊色，每日仍笔不停挥，著书立说。李希凡，原名李锡范，字畴九。少时发表习作诗文时，挚友谭北生建议按原名的谐音署笔名“李希凡”，他欣然从之。此后参加革命，走上文坛，均以改名行。1957年1月出版的《红楼梦评论集》（与蓝翎合著），是在《红楼梦》研究问题大讨论中所发表的论文的结集。这些红学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评了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学术观点和方法，及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派主观唯心主义。并提出了新的见解：《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伟大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的现实主义的杰作，“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冯其庸，我国著名“红学”家，曾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学会会长等职。长期以来，一直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史、古典小说、戏曲、中国文化史、中国绘画、书法艺术等。特别是在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研究上，有很高的成就。冯其庸先生为推动和发展新时期红学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间，冯其庸先生还发表了大量红学著作。如：《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新校注本红楼梦》、《八家评批红楼梦》等作品，深得海内外红学爱好者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