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最早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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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宗教、学术与思想散论

作者：葛兆光

豆瓣评分：8.6

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年份：2008年10月

页数：240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葛兆光的五篇学术论文：青铜鼎与错金壶——道教语词在中晚唐诗歌中的使用；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孔教、佛教抑或耶教？——1900年前後中国的心理危机与宗教兴趣；思想史研究历程中薄薄的一页——常乃德和《中国思想小史》；西方与东方，或者是东方与东方——清代中叶朝鲜与日本对中国的观感。

内容涉及道教与唐代文学，宋代政治与思想，近代中国佛教，现代中国思想与学术和东亚文化交涉等方面，代表了作者在文学史，宗教史，史学史，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从中亦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学者在这三十年社会与文化不断变迁中的思考轨迹。

作者简介：

葛兆光，1950年4月生，籍贯福建。1968年上山下乡，1971年10月至1978年3月在贵州省凯里县砖瓦厂、农药厂、供销社当工人，1978年至1984年在北京大学上学，1982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1984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1984年10月至1992年3月任江苏省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1992年至今，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学科及研究方向：历史学，专门史及历史文献学。社会兼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2007年3月担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

从兴佛与毁佛看佛教中国化佛教是否中国化，关键就是看它是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状况。佛教的兴起，首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然而佛教的发展，又和统治阶级构成矛盾，因而时常遭到禁断。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一直很尖锐，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经常迫使人民群众铤而走险。统治阶级就是利用劳动人民绝望的心理，向人民推销精神毒品。东晋时期大臣庚亮认为佛教“殊俗参治，怪诞杂化”，用晋成帝的名义发布诏旨，限制佛教。大臣何充说：“有佛无佛，固是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贱昭昭之名行，贵溟溟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其比也。”〔1〕这位大臣连佛到底有没有，都断定不下来，却要鼓吹佛教，原因就是佛教禁断人们的欲念，不准百姓有生存的想法，忘却自身，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可以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有利于封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要极力提倡佛教。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到梁武帝萧衍时达到了顶点。萧衍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萧衍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据《梁书·本纪》记载，萧衍“笃信佛教，制《涅pán盘》、《大品》、《三慧》诸经，累数百卷，所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萧衍还三次舍身同泰寺，由群臣用重金赎回，把佛教抬到了与孔子同样的高度。这种舍身行动，还有沈约等世家参加，形成一股逆流。经过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南朝佛教空前兴盛起来。桓云说：“京师竟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为之倾，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白黑，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2〕一县有数千之众，这还只是在东晋，萧衍时期，国家财力确到了“天府为之倾”的境地，一次赎身，就达一亿！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太武帝崇信道教，听了大臣崔浩的意见，严厉灭佛。“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之匿得免者十一二。”〔3〕这次打击，佛教损失惨重，只是由于达官贵人们的包庇，僧侣才没被杀光。但结果怎样呢？除了太武帝以外，北魏诸帝都是信佛的，到了他儿子手上，又开始恢复佛教的势力。太武帝时，平城仅有寺院约百所，四方6478所，僧尼共计77258人，势力并不很大。半个世纪以后，宣武帝时，北魏就有寺院13727所，翻了一番。魏末，洛阳一地就有寺一千余所，全国三万余年，共有僧尼达二百万人。〔4 〕而当时整个人口不足二千万。太武帝灭佛本身和寺院经济的庞大力量，恰好说明了佛教在北魏的巨大势力。魏末到东魏和西魏，经过战乱，佛教的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但动乱从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佛教的扩张。北周武帝在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国家的改革中，宣布再次禁断佛教，这次解放了三百万人。以上两次灭佛事件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太武帝以后佛教势力猛增，超过了原来几倍。周武帝灭佛以后，杨坚称帝的第一年，就“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洛州等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糜，民间佛经，多于六经百十倍。”〔5〕试想，佛教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保持印度的面目，怎么会以连绵不断的声势，不断高涨地存在数百年，并且历经统治阶级大规模的禁毁命令而不绝？这就说明了佛教反映了善良群众的痛苦愿望，在魏晋以后中国化了。唐朝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了为统治阶级制造理论根据的工具，介乎儒家之上。唐太宗本人并不懂多少佛经，却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6〕僧侣从太宗开始享受的殊礼，如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更是当时的“大儒”仰而不可及的。唐武宗迷信道教，在宫中筑九天坛亲受道士赵归真符篆，在道士刘云靖等人的鼓动下，下诏“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寝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7〕为理由禁断佛教，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收田数千万顷。这是封建国家对佛教的胜利。唐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禅宗发展起来。后周世宗时，为了加强国家财富和人口，以“节俭”为名，限制佛教的发展。世宗灭毁，是几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最宽裕的一次，保留了皇家赐匾的一万多所寺院，然而世宗灭佛的成就，却出乎意料的大。宋代建国以后，太祖太宗极力提倡佛教，编修整理佛教的经典，禅宗却不如唐时期能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一席，僧侣数量尽管很大，却不过三十万人。佛教从此一蹶，不再复振。若按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适应中国情况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改变的宋代，中国化的禅宗怎么会让位于后起的理学呢？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证出隋唐佛教的中国化并不存在。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以上为复制而来，仅为楼主参考而用，望能有助！

我总觉得，现在仿佛是一个常识失落的时代，因为知识和观念在剧烈变动中间。那么，怎么才是秩序的稳定？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说是常识稳定，常识是大家不言而喻的共识，是大家共同遵守的。一个常识如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成立，而且是我们不需要怀疑的基础，至少这个秩序在一段时间里就稳定了。可是现在呢？有点儿常识失落和基础崩溃，常识已经成了非常识。我要强调的是，常识最重要，这就和大米饭白菜萝卜对于人来说，比燕窝鱼翅更普遍更重要一样，谁都懂得。在家里准备阿斯匹林，比准备抗癌新药更重要。那么，作为常识的学术规范是什么呢？我不想讲大道理，只想讲最普通的。首先，任何研究，要有基本完备的文献资料。这里面包括好几层。第一层，是原始文献，任何一个课题的研究，都要对研究对象所可能涉及的文献有一个全面的把握。比如研究唐代文学，你要知道《全唐文》、《全唐诗》、两种《唐书》、《册府元龟》、《唐才子传》、《唐诗纪事》、《太平广记》，当然还要知道《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遗》，要知道石刻资料，要知道去查《佛藏》、《道藏》里的资料，要对敦煌的文献有一定了解，还要知道关于地理方面的《唐两京城坊考》、《长安志》等等。最好还要多少了解一点考古发现的图像，比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东西，比如墓室的壁画等等。有一次，我口试硕士生，他说他的学士论文作的是唐代初期的政统和道统，我就问他，能不能在《全唐文》、《新旧唐书》之外，给我们举两本唐代初期有关政治史的文献？他不能答，我以为他一时紧张，便问他《大唐创业起居注》和《贞观政要》如何，他居然反问我，"有这两本书么？"当然，其水平可想而知。第二层，光懂得文献名称，知道找来看，还是不够，还要懂得在这些文献中，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更次要的。现在有的人对文献缺乏常识和通识，乱找乱引，喜欢找一些偏僻的、怪异的文献，而常见的书却视而不见。所以，要懂得"读常见书"是一个重要的传统研究基本功。陈寅恪对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就没有什么偏僻的文献，但是一样有大见识。依靠那些偏僻文献，出奇兵，走偏锋，就像武侠小说里面讲的小巧一路，没有正派的内功为底子，终究不是正路，而且一遇到堂堂正正的功夫，就会一下子崩溃。第三层，更重要的是对这些文献要能够准确地解释和引用，找了这些文献来，结果是歪批三国，那等于前功尽弃，我看到很多人用文献，常常是独出心裁地乱解释，这就麻烦了。其次，任何研究，都要作一个关于此课题起码的研究史回顾。前人研究是很重要的，学术研究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得懂得别人研究过的，你如果不能给出新的资料和进一步解释，你就不要做。现在那么多重复的论文著作，为什么？不说它有意偷懒，至少它是不知道前人做过什么，所以做了等于白做。国外的学位论文，通常必须有这样一节，因为这涉及学术品德，谁知道你是不是抄来的呢？不加以说明，只是想蒙混而已。即使从学术规范来说，做一个研究史回顾，一是说明你了解多少前人的成果，你得介绍国内外的研究，有什么已经解决，有什么得失；二是说明你的成果比前人多了多少新东西，这是博士硕士论文的基本格式之一。可是，我们现在的很多学位论文，简直好像是孙猴子石头里面天生出来的一样，好像都是它自己的发明。有那么多发明吗？比如，现在你要研究禅宗历史和思想，你就先得讨论胡适、汤用彤、印顺的著作，讨论忽滑骨快天、宇井伯寿、铃木大拙的研究，要知道Mcrae和Faure的新研究，一直到最近国内外的论著，看看这些研究里面，还有什么是他们已经说到的，什么是他们忽略的，什么是他们已经做对了的，什么是他们还有错的。另外，你还要看看胡适代表的历史文献的路子、铃木大拙代表的宗教内在体验的路子，哪一个更合你自己的想法，这样才谈得上进一步研究。否则，你花这么大的力气，重复他们所做的，做了又有什么用？所以，一个研究者，得对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有一点了解，至少知道你的前前后后，有什么人，什么研究论著。于是，你得有一批基本的学术刊物，国外的像《T'oung Pao（通报）》、《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亚洲学会会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亚洲研究）》，日本的《东方学报》、《东方学》、《日本中国学会报》、《东方宗教》，中国大陆的《文史》、《中华文史论丛》、《历史研究》，中国台湾的《史语所集刊》、《汉学研究》，等等。还得掌握一些重要的目录，像《东洋学文献类目》之类。当然，现在还要懂得从互联网上寻找资料。其实，这是很必须的，你在确定一个研究题目的时候，不知道别人做的怎么行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很重要，何况它还是关系到你学术道德，和评定你的学术成就的基础。我以前介绍过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毕业生论文上的一段批语，里面就说到这一点。民国二十五年（1936）清华大学历史系张以诚的论文《唐代宰相制度》前面，陈先生评语是："大体妥当，但材料尚可补充，文字亦须修饰。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如内藤乾吉等），尤须标举其与本论文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且亦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这后面两句，尤其值得好好记取。再次，学术研究还需要有一个规范的表达形式。比如说，一篇合格的学术论文，除了要有前面说的研究史回顾，有引用书目文献目录外，还要有清楚的表达和整齐的注释，这是通过形式表现的规范。也许有人说，论文主要看创见，看思想，这完全是形式主义嘛。可是我要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种外在的形式。我每年都要看不少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完全符合规范要求的不多。比如说论文后面要有参考书目吧，我曾经看到某个研究所一篇博士论文，表面看上去不错，参考书目很丰富呀，可是仔细一看，就出了问题。很多书不知道是一回事，于是重复开列，如《二十二子》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了，又开列了一个浙江书局本，《周易》开了一个中华书局的《十三经注疏》影印本，又开了所谓"阮元校刻本"，其实这都是一回事。可见他并没有认真看过，只是为罗列书目拼凑起来吓唬人的。又比如说注释，有的注释，只有一个光秃秃的书名，没有版本，没有页码，甚至有的没有卷数，别人怎么去查呀？不要说核对了，就是有心想引用你的，也没有办法相信你，老天爷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看过了这些书，是不是从其他书里面转抄来的？我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曾经给《文史》写过一篇小文章，考证干宝的生平，结果一些来自《晋书》的资料没有注清楚，编辑就退回来让重新注，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再比如，很多人不知道什么该注什么不该注，常常是当注不注、不当注注一大堆。其实注释有三个意义，一是表明文献资料的来源出处，二是把正文中不能表达清楚的意思补充清楚，如果都在正文里面，正文可能很不清晰不流畅，所以有的话可以转在注释里面，三是进一步提供可以引申的资料，就是给读者提供深入的阶梯。可是，我们很多论文的注释，都不那么合格。有了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学术论文就可以算是学术论文了。我常常和一些朋友讨论一个让我们很苦恼的事情，有人说欧美日本关于中国学的学术论文水平比我们高，我们不很同意，但是我们同意的是，我们的学术论文水平确实有时比别人低。这话怎么说？就是欧美日本的学术论文，有这些规范，保证了最低的底线，起码引文、注释、资料、研究历史可以清楚，而我们因为这些形式规范都没有，所以很多论文就像《水浒》的焦挺，整个一个儿"没面目"，既不可信，更不可用。所以，我总说，学术界的当务之急不是说我们提高最高水准，拿个诺贝尔奖回来，而是守住底线，让学术不至于崩溃到别人不相信这是学术。（《文汇报》2003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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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宗教、学术与思想散论

作者：葛兆光

豆瓣评分：8.1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0-9

页数：146

内容简介：

《中国宗教、学术与思想散论》收录的长短不一的五篇论文，是从近十来年作者发表的论文中选出来的，它们分别涉及了道教与唐代文学、宋代政治与思想、东亚文化交涉、近代中国佛教和现代中国思想与学术等五个领域，由于涉及的内容很杂，时段很长，没有办法用一个合适的名称概括，只好勉强用一个含含糊糊的《中国宗教、学术与思想散论》这样的书名。

作者简介：

葛兆光，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籍福建，1950年生于上海，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84年同专业研究生毕业。曾在江苏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1992年起，任北京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委员，以及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1997年起，先后应邀担任香港浸会大学、日本京都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客座教授等。2006年底，出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院长。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学。

葛兆光发表的论文

论魏晋士人的生命状态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然而，魏晋士人意识的自我觉醒是与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遭际却是互为因果的，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它是由时代、社会与人生诸种因素酝酿而成的，脱离汉末之后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背景，就很难对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作出正确的评价。一、时代悲剧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农民起义，黄巾起义虽被扑灭，但东汉政权迅即陷入群雄争霸、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动乱中,整个社会失去了制约平衡的皇权机制和道德纲常，士在这场动乱中也饱受了颠沛流离之苦。汉魏六朝时期，虽然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是整个过程却是战火不熄、波荡连绵，社会和人伦秩序的各方面都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人与社会处于尖锐冲突之中，士人理想中的社会和谐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正如魏晋间著名思想家嵇康在著名的《太师箴》中所抨击的,当时的社会“名利愈竟，繁礼屡陈，刑教争弛，天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汉末政治动乱造成社会变迁的首先表现就是宗族与统一王权的分离，巩固人际关系的第一个环节率先在这里断裂开来。传统的中国社会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未充分解体的基础上，故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积极利用这种根基强化宗法伦理观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它将政治伦理化，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族纱幕，以消弭不同等级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古代封建社会中，从家族到宗族到国家社会，组成人际关系的网络系统，国家正是在这种一家一户以及同姓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家族与国家的矛盾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对于巩固人际关系，减少人们对封建国家的离心力，加强封建王权的凝聚力，起到了相当大的稳定作用。但是，东汉末年动乱后，封建王朝很快被战火吞噬。本来，封建王权是宗族的保护者，一旦王权分崩离析，家族也就与王权相脱离，而形成聚族逃难和自保的局面，比如韩融在汉末率宗族千余家避乱至密县西山中;荀彧率领宗族跟从韩馥，高柔与宗族投奔高干，董和率宗族西迁。在大宗中，许多小宗又保持其独立性，比如袁绍的谋士沮授知袁绍将败亡，大会其族人，散资财以与之。宗族本是维持大一统王权统治的细胞组织，现在却成了与国家离心离德的社会因素。与此同时，士人的独立意识也就萌生了。这种宗族组织在魏晋六朝又很快演变成士族统治的基础。当时，不但宗族与宗族互相倾轧，而且宗族内部在汉末以来也失去了恩受辐辏的色彩，日趋分化瓦解。《宋书·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言当时宗族之家曰：“今夫士大夫之家，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矣。甚者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不可胜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可见当时宗族内部风俗浇薄。至于在宗族内部的宗主与部曲、奴婢、佃农之间，则纯粹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大部分就是在这种关系上建立起来的。与宗族关系相关的友伦关系，在当时也出现了危机。友伦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一种关系，孔子在谈到理想的人际关系，就提倡：“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篇》)，将朋友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与互相帮助作为友伦之基准。东汉班固等人鼓吹的三纲六纪，也将友伦作为其中的一项。但是，友伦在势利、生死这些严峻的考验面前，往往是孱弱无力的。在世道浇漓中，固然有生死不渝的友情，但是大多的友伦却遭毁弃。光武帝也曾引用“贵易友，富易妻”的俗谚来说明人之常情。刘峻作《广绝交论》列叙古往今来各种世俗之交，其中重点刻画了“势交”的特点：“若其宠钧董石，权压梁窦，雕刻百工，铲捶万物。吐嗽兴云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响川鹜。鸡人始唱，鹤盖成荫，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列荆卿湛六族，是曰势交，其流一也。”当有人炙手可热，不可一世时，许多人立即趋之若鹜，阿谀逢迎，赌咒发誓要同生死，共命运，可是一旦那个人倒霉时，原先依附他的那些人马上如同避瘟疫一样躲开，甚至落井下石，这种趋利避害的交友准则已经成为风尚。然而，与士人命运遭际直接相关的，还是危及他们身家性命的战乱和政坛之祸。在中国历史上，士人遭受屠戮与迫害最多的是在汉末与魏晋南北朝长达四百年左右的年代里。当时动荡不休，性命如蚁的社会现实，加剧了士人内心的幻灭感。大抵在战乱动荡的风月中，人生无常的观念最易滋生。由于玄学也无法解消人们的幻灭感，佛教最终走进了人们的心灵世界。汤用彤先生在分析汉末佛教兴盛时说：“当民生涂炭，天下扰乱，佛法诚对治之良药，安心之良术，佛教始盛于汉末，迨亦因此欤？”(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汉末人生无常感的产生，同社会环境的直接刺激有关，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汉末以来大规模战争造成的死亡频繁，人口锐减。东汉末年之后，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魏晋和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动乱与黑暗的时代，也是战争最为频繁的年代，不仅有汉族统治集团内部的战争，军阀之间的火并，地方势力对中央王朝的反叛，更有大规模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央地区的大肆焚掠、屠杀，造成白骨遍野，赤地千里的惨象。（二）疫病肆虐导致死亡接踵而至，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大规模的战争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情景，腐尸在浊热的空气中很容易引起瘟疫流行。穷苦人家由于饮水、居住和医疗条件恶劣，更易染上瘟疫。瘟疫一流行，顷刻之间夺去千家万户生灵的性命。汉末以来连年征战，时疫不断。（三）政坛之祸导致人生祸福无常。动荡纷争的时势，引起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斗争。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朝代亟革，政权迭变的历史时期。由于皇权衰落，士族势力的强大，各种政治斗争异常激烈，许多士族文人也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惨遭杀身之祸。政治局势的反复无常，人生荣辱的升降代迁，特别是好友的惨遭屠杀，加深了人们内心的恐惧。二、生命觉醒正是由于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战乱、政祸、时疫不断，不说普通百姓，即使是上层分子，生命也毫无保障。动辄罹祸，危在旦夕的忧患背景，以及由传统价值观念失范（名教危机）所导致的信仰危机，面对这种社会巨变，魏晋士人开始重新检导自我价值，思索人生命运，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基。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是把自己完全贡献给宗法社会的社会秩序，仅仅做一名宗法社会的合格角色，以此为人生的全部，亦即为唯一价值。这其实是无个人价值，仅有宗法社会的价值，把个人完全消灭在宗法社会的价值之中，就是个人的价值。而道家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变为一粒无知无识、无情无欲的尘沙，以赞育宇宙大化的自然秩序。这依然是无个人价值，甚至无人的价值，仅有宇宙自然的价值，把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都消灭在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之中，就是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至魏晋，人们的想法不同了：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夫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曹丕《典论·论文》）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以众贤共送往涧中……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列叙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石崇《金谷诗序》）曹丕、石崇所关注的已经不是宗法社会的价值和宇宙自然的价值，而是个体生命的价值，是如何在有限的肉体生命结束之后，精神生命还能借助诗而传于后世。连标榜“宗经”“征圣”，思想比较保守的刘勰，谈自己的《文心雕龙》之撰都说：“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龙·序志》）也是从个人的生命价值出发的。魏晋士人开始意识到个体的生命存在，解除人生的遮蔽状态，从日常的伦理的与功利的表层生活中解脱出来，产生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认识到人的命运充满种种偶然性，却有一个必然的结局，这就是死亡。既然人必有一死，短暂的人生连同它所有稍纵即逝的悲欢离合还有什么意义？当他们直面人生的这一悲剧性方面，而发现理智无能做出解答时，一种悲剧意识便觉醒了。这时，它只有两条出路：或者向宗教寻求解脱，否定有限的人生，并禁绝生命的欲求；或者向艺术寻求安慰，在审美的陶醉中体验有限生命与无限本体融合的境界。一切宗教在本质上都是否定人生的，基督教把人生看做纯粹的罪恶，人生只是赎罪的过程和进入天堂的准备。佛教把生命看做纯粹的苦难，人生的目标竟是彻底摆脱生命而进入灭寂的境界。可是，既然人生遭到根本否定，人生的短促还有什么悲剧性可言？反倒是值得庆幸的事了。所以，宗教其实是对悲剧意识的扼杀，在基督教统治欧洲以后，希腊人的悲剧意识死去了。在佛教风靡中国南北朝以后，魏晋时期萌发的悲剧意识夭折了。另一方面，倘若对人生的悲剧性方面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回避，当然也谈不上悲剧意识。中国的儒学就属于这种情况。孔子“不知生，焉知死”，对于生死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他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学，注重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伦理秩序，他从来不把人的命运放到永恒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正如他的哲学决无诗意一样，在他那里，艺术（音乐、诗）也决无本体论的意义，而只是道德的工具。真正的悲剧意识既不同于完全出世的虚无主义，又不同于完全入世的功利主义。不妨说，它背靠虚无，却又面对人世，它一方面看到人生的虚无背景，另一方面又眷恋人生，执著于人生，无论如何要肯定人生。正是这种深刻的内心冲突赋予了人的命运以悲剧性质。在魏晋士人身上，最使我们感动的就是与人生的悲剧性息息相通的这种内心冲突。从开一代诗风的汉末古诗十九首，中经建安、正始、元康诸代诗群，直到晋宋大诗人陶渊明，绵绵二三百年间，慷慨悲凉的忧生哀死之叹，悠悠不绝于耳。“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很容易看破日常伦理关系的无谓，而把眼光从人伦习俗转向人生更深远的前景。儒家思想仅在安定的社会秩序四壁之内才有他的立足之地，现在这四壁颓败了，人生的深邃背景或者说没有背景暴露在人们前面了。王弼注《老子》“以无为本”，把虚无确立为本体，与海德格尔、萨特的虚无本体论一样，何尝不是人类根本价值观念迷离失措的哲学反映？典型的如阮籍的咏怀诗，浸透着生命无常的飘忽感，前途迷茫的惶惑感，以及脱俗无亲的孤独感，“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无已。”“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开轩韬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逝者岂长生！亦生荆与杞。”“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人生若朝露，天道竟悠悠。”“晷度有朝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阮籍《咏怀诗》）人生短促，天道悠长，在永恒的背景下，凡世俗看重的一切，妻子、声名、荣名皆如浮云不足恋。可是悲观里有执著，嗟生正出于对生命的热爱。于是仰慕老庄，渴求成仙长生，企望融入自然本体的逍遥境界。然而，正像鲁迅所指出的：“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大人先生传》中写道：“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鲁迅解释说：“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历来是儒道互补，现在阮籍既不信儒，尽管尤好老庄，很想达观起来，可是达观里有疑惧，其实并不真信生死之说，依然是恋生恨死。安身立命的价值目标出现了空缺，既不能入世务实，又不能真正超脱，于是有了彷徨“失路”之叹：“北行太行道，失路将如何？”“临路望所思，日夕复不来。人情有感慨，荡漾焉可能？”（阮籍《咏怀诗》）既怀忧生之感慨，逍遥无忧的“荡漾”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了。那只是“飘飘恍惚中”的一个理想，终究是“悦怿未交接”，只好“感伤”不已。在这些诗句中，我们能深切地感觉到一种失去信仰的悲哀。《晋书》的阮籍传中说他“时率意命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苦而反。”正透露出他无路可走，莫知所适的内心悲痛。一己的生命既不可恃，宇宙的大化又不可及，加之与社会世俗的格格不入，便导致了一种无可排遣的孤独心境：“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焉见孤翔鸟，翩翩无匹群？”“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阮籍《咏怀诗》）在嵇康的诗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到类似的忧患（“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世路多崄。”“常恐缨网罗。”）、无常（“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生若浮寄，暂见忽终。”）、孤独（“嗟我征迈，独行踽踽。”“虽有好音，谁与清歌？虽有朱颜，谁与发华？仰诉高云，俯托清波；乘流远遁，抱恨山阿。”“中夜悲兮当谁告，独抆泪兮抱哀戚。”）之叹。不过，与阮籍相比，嵇康的性格似不那么复杂，他还天真地相信神仙和长生，所以没有那么多迷茫之叹。（所引言论见嵇康《幽愤诗》）忧生、迷茫、孤独，给魏晋士人的个性染上了深深的悲剧色彩。当热爱人生的心灵一旦对人生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疑问，这颗心灵就失去了安宁，注定要同悲观主义的幽灵进行永世的抗争，漂泊在重新寻求人生意义的前途未卜的路程上。三、审美态度自魏晋时期起，一些人开始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待人接物，开始过自己所愿意过的生活。别人说他们“恣情任性”，而他们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因而他们的生活显得很洒脱，很有特色，也很有意思了。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 “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无与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王隐《晋书》见《世说新语·任诞》注）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按《礼记·曲礼》‘嫂叔不通问’，故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总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世说新语·任诞》）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世说新语·任诞》）显然，魏晋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伦理的人生态度与功利的人生态度，而伦理意义上的善，无非是以一定社会秩序的眼光来看的功利主义的善，两者是相通的，都比较讲究实际，是很世俗的人生模式。他们“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则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择地而行，惟恐遗失。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挟金石，垂文组，享尊位，取茅士，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事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事，育长妻子。”（阮籍《大人先生传》）他们遵礼守法，循规蹈矩，名利双收，自以为居于“吉宅”，可以“远祸近福，永坚固已”了。然而，自然界变化不已，社会上世事无常，站在这种无限和永恒的立场上来看待人生，意识到人生的短促可悲，这种伦理功利的人生模式并无坚固可言，它是不足取的，对它们也很难接受。正是意识到人生的悲剧性，人生的短促无常，缺乏有意义的世界背景，而走向审美的人生的。他们是以袒露而充盈的情感面对整个世界的，他们也突出地意识到了人皆有情，人不能无情。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伤逝》）我们看这个时期的人的情感是何等丰富啊。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世说新语·任诞》） “戴公（戴逵）见林法师（支遁）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俱尽耳。’” （《世说新语·伤逝》） “卫洗马（卫玠）初欲度江，形神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所能遣此’。”（《世说新语·言语》）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他们弃绝世俗功利人生，而向往适情逍遥的审美境界：“驱车出门去，意欲远征行。征行安所如？背弃夸与名。夸名不在己，但愿适中情。”“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阮籍《咏怀诗》）这也是嵇康诗中所描绘的境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魏晋士人心怀人生无常的忧伤，遗落世事，藐视伦理功利，陶醉于酒、诗、音乐和自然之中，这种人生态度不是悲剧－审美的人生态度，又是什么呢？他们所追求的审美极境乃是把飘忽短暂的个体生命与永恒无限的自然本体融为一体的境界，以此来救助人生的悲剧性质，赋予人生以意义。“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今吾乃飘飖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餐阳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遂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阮籍《清思赋》）“飘飖恍惚，则洞幽贯冥。”（阮籍《达庄论》）这里，“逍遥”就是与作为自然本体的“道”融合的境界。一旦达到了这个境界，便有了“道”的永恒无限，个体生命的短促有限也就不足忧虑了。魏晋士人都耽酒，照理说他们悲人生之短促，希求长生，不该有如此伤身之举。但其更深的原因恐怕还是那“与道周始”的逍遥境界不易达到，于是用酒做了一种替代。刘伶的《酒德颂》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籍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正因为意识到了自然本体的永恒与个体生命的短促之间的悲剧性对照，明白个体生命达到永恒之不可能，才提出了个体与自然本体相融合的理想，而这理想也只是一个不能真正实现的幻想。于是只好靠了酒的力量，麻痹视听，隔绝世俗，把自己送进一个物我两冥的幻觉世界。只有在这个幻觉世界里，融合的理想才仿佛得到了实现。当然，这种实现也只是幻觉而已。魏晋士人的耽酒表明他们也只能通过实际的醉来寻求理论上的逍遥境界，用情感的放纵取代意志的淡泊无为，用生命密度的增大代替生命长度的伸展。虚静无为的逍遥境界终于还是要归之于纵情昂奋的醉的境界。与自然本体的融合，关键在于忘我，而这忘我是不能通过静默的修养功夫，而只能通过情绪的陶醉达到的。魏晋士人尽管明知审美的人生只是一种主观的幻觉，除了这审美的人生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的孤高性格不许可他们和俗人一起去度一种世俗的人生。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悲剧意识的支配，受人生之谜的折磨，不能忍受人生仅仅是宇宙中稍纵即逝的偶然，“倘若人不是诗人、解谜者和偶然的拯救者，我如何能忍受做一个人！”（《尼采全集》第六卷）沉入审美的醉境，追求与自然本体融合的幻觉，实出于自我拯救的必要。醉诚然是主观的幻觉，可是倘若连这幻觉也没有，这些敏感的生灵如何还能活下去呢？不管魏晋士人对于审美的人生的追求包含着多少幻灭的苦恼，这种追求本身却具有真实的悲剧性审美意义。对人生悲观而依然执著，怀疑而愈加追求，大胆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而向往超越的审美境界，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的魅力之所在。主要参考书目： [1]袁济喜《六朝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和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上海三联书店 [4]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 [5]刘小枫《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 [6]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李泽厚《美学三书》《中国美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 [8]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 [9]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1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1]许抗生《魏晋玄学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2]孔繁《魏晋玄谈》辽宁教育出版社 [13]宗白华《美学散步》《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 [14]饶芃子《中西比较文艺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5]王运熙、黄霖《原人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1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17]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国防观;军队战斗力;战略战术;吕氏春秋;治军观;军事战略;制胜观;军队建设[1]龚留柱.《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军事思想比较[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3):37-42.[2]曾文芳.《吕氏春秋》的军事思想浅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2,(04):122-125.[3]袁礼华.论《吕氏春秋》的“上农”思想[J].农业考古,2006,(01):86-89.[4]修建军.《吕氏春秋》“以乐和心”思想及其现代启示[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8(2):27-31.[5]宋立恒.论《吕氏春秋》一书的“用贤”思想及产生的时代背景[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5):47-49.[6]金易.略论《吕氏春秋》养生治国一理的思想[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02):67-70.[7]李小龙.论《吕氏春秋》"贵公"思想对立党执政的借鉴意义[J].丝绸之路,2009,(14):36-38.[8]黄彩霞.托遗响于悲风——汪道昆的治军防边思想[J].黄山学院学报,2003,(04):69-71.[9]李橡楠.从古代治国治军学现代企业管理之道[J].人力资源,2006,(4):57-57.[10]秦彦士.古代防御军事与墨家和平主义《墨子·备城门》综合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8:.[11]葛兆光.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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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宗教、学术与思想散论

作者：葛兆光

豆瓣评分：8.6

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年份：2008年10月

页数：240

内容简介：

从中亦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学者在这三十年社会与文化不断变迁中的思考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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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纷争借助向秀、郭象等人在理论上的贡献基本平息。但与儒道纷争几乎同时发生的另一股学术思潮即儒佛纷争也是对儒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考验。儒道纷争所要解决的是正统儒学与本土异端思想的冲突与融合，而儒佛纷争则是中华本土文化第一次面对域外文化的挑战而不得不作出的回应。因此，儒佛纷争在儒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至关重大，儒学如不能有效地回应域外佛教文明的挑战，便无法继续存在和发展，当然更不会有后来的宋明理学，不会有儒学的再生与辉煌。佛教传入中土的确切时间今已不可确考。但大体说来至少在东汉时期中土士人已知道佛教的存在，并模糊地感觉到儒佛之间的差别，朦胧地预感到儒佛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据袁宏《后汉纪》："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其教以修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其精者号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也。盖息意去欲，而欲归于无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为而得为佛也。"显而易见，在佛教传入中上的早期阶段，在士人的心目中，极易将这种域外文明视为与本土文化的思想异端即道家之学相类似。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便必然与儒学思想发生冲突，而与道家思想合流。儒佛之间的冲突在东汉时期还只局限在一些形式末节问题上，真正从理论层面进行交锋还是在魏晋及其之后。通观汉末魏初出现的牟子《理惑论》，儒佛之间在此时的冲突主要是儒佛同异、本末等问题。牟子认为儒佛相合而不相乖�"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其用意似乎是以佛补儒，借用佛家的道理以济儒学之穷。《高僧传·康僧会传》所载三国时僧人康僧会与东吴之主孙皓的一段对话，大体可说明当时人心目中的儒佛关系。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端，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 皓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劝阻，不亦大哉。"白此不难看出，康僧会一方面论证儒佛为一，二者在根本理念上并不冲突，另一方面则论证佛教的理论备极幽微，比儒学的理论更高一筹。这样一来，便极易引起儒佛之间的冲突。从孙暗的观点看，儒家伦理既然与佛教义理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那么有什么理由舍弃儒教而专用佛教?康僧会虽然以佛教义理各极幽微加以解释，但由此并不能减轻素有"内诸夏而外夷狄? 思想传统的儒家十人的困惑以及他们对佛教义理的本能排斥。佛教之徒如果不能有效地回应这种责难，那么儒佛为一说便根本不能成立。对此，牟子《理惑论》曾以设间的形式明确触及这一问题。问日："孔子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仁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行之术，日：‘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含之，更学夷狄之木，不已惑乎严牟子对此回答说："此吾未解大道时之余语耳。若子，可谓见礼制之华，而暗道德之实，窥炬烛之明，未睹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矫世法矣；孟坷所云，疾专一耳。昔孔子欲居龙夷，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于鲁卫，孟柯不用于齐梁，岂复仕于夷狄乎?禹比西羌而圣哲，瞽瞍生舜而顽器，由余产狄国而霸秦，管蔡自阿洛而流言。传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观之，汉地未必为天中也。佛经所说，上下周极，含血之类物，皆属佛焉。是以吾复尊而学之，何为当舍?尧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伤，精瑚不相妨。谓人为惑，时自感乎严确实，从文化交流的观点看，如果继续以夷夏之辩的立场看待佛教文明，当然是一种心胸较为偏狭�"自感"。然而问题在于，佛教的传入以及在魏晋时期的流行，这一阶段毕竟不是儒学的黄金时代。恰恰相反，儒学当此时除了陷入玄学化的危机外，其自身也面临着深刻性的信仰危机。因此，儒佛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夷夏之辩问题，而是佛道合流共同推进了儒学的玄学化过程。《高僧传·支遁传》载："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于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服。”那么他们叹服的究竟是什么呢?请看《世说新语·文学篇》注云："支氏《逍遥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晏鸟，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丞尝于糗粮，绝觞爵于是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 此向、郭之注所未尽。"按向秀、郭象的解释："夫鹏之上九万尺，之起榆枋，大小虽差，务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买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显而易见，支遁的解释之所以令众懦叹服，主要在于他纠正了向、郭"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的偏颇，而直认庄周以"至虚之心"全然超脱了现实的物质世界，而不是依顺于现实世界。这样一来，佛家义理便与道家思想若合符节，从而对儒学的玄学化起到进一步的推进作用。故而孙绰《道贤论》以为"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 佛道合流推动了儒学玄学化的过程，然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激起一些人对佛教的公开反对。尤其是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火等思想，越来越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与儒学在争夺信仰群，儒家学说的命运与前途岌岌可危。为此，孙盛在《与罗君章书》中写道�"今以万物化为异形者，不可胜数，应理不失，但隐显有年载。然今万化犹应多少?…"吾谓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叹。若然，则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孙盛对佛教生死轮回说的批判，实开南朝神灭与神不灭论争之先河。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经魏晋至隋唐始臻极盛。由于佛教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结构与中国不同，要在中国立足，必须经过一定的改造和更新，这就是佛教的中国化问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魏晋时期，佛学依附于玄学，经南北朝才独立发展，到隋唐才完成了中国化。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仍有讨论的余地。佛教传入中国，必不可免地与中国固有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其中主要是儒家思想及其变种。从秦始皇“以吏为师”确立法家的地位，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汉经学的兴衰，到魏晋玄学的流行，其间经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明显地呈现出一种运动变化的系列。隋唐之际佛教独步青云，也不是偶然的，只是这运动中的一环。只有这样考虑才能完整说明佛教中国化问题。一、从兴佛与毁佛看佛教中国化佛教是否中国化，关键就是看它是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状况。佛教的兴起，首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然而佛教的发展，又和统治阶级构成矛盾，因而时常遭到禁断。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一直很尖锐，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经常迫使人民群众铤而走险。统治阶级就是利用劳动人民绝望的心理，向人民推销精神毒品。东晋时期大臣庚亮认为佛教“殊俗参治，怪诞杂化”，用晋成帝的名义发布诏旨，限制佛教。大臣何充说：“有佛无佛，固是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贱昭昭之名行，贵溟溟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其比也。”〔1〕这位大臣连佛到底有没有，都断定不下来，却要鼓吹佛教，原因就是佛教禁断人们的欲念，不准百姓有生存的想法，忘却自身，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可以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有利于封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要极力提倡佛教。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到梁武帝萧衍时达到了顶点。萧衍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萧衍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据《梁书·本纪》记载，萧衍“笃信佛教，制《涅pán盘》、《大品》、《三慧》诸经，累数百卷，所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萧衍还三次舍身同泰寺，由群臣用重金赎回，把佛教抬到了与孔子同样的高度。这种舍身行动，还有沈约等世家参加，形成一股逆流。经过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南朝佛教空前兴盛起来。桓云说：“京师竟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为之倾，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白黑，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2〕一县有数千之众，这还只是在东晋，萧衍时期，国家财力确到了“天府为之倾”的境地，一次赎身，就达一亿！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太武帝崇信道教，听了大臣崔浩的意见，严厉灭佛。“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之匿得免者十一二。”〔3〕这次打击，佛教损失惨重，只是由于达官贵人们的包庇，僧侣才没被杀光。但结果怎样呢？除了太武帝以外，北魏诸帝都是信佛的，到了他儿子手上，又开始恢复佛教的势力。太武帝时，平城仅有寺院约百所，四方6478所，僧尼共计77258人，势力并不很大。半个世纪以后，宣武帝时，北魏就有寺院13727所，翻了一番。魏末，洛阳一地就有寺一千余所，全国三万余年，共有僧尼达二百万人。〔4 〕而当时整个人口不足二千万。太武帝灭佛本身和寺院经济的庞大力量，恰好说明了佛教在北魏的巨大势力。魏末到东魏和西魏，经过战乱，佛教的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但动乱从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佛教的扩张。北周武帝在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国家的改革中，宣布再次禁断佛教，这次解放了三百万人。以上两次灭佛事件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太武帝以后佛教势力猛增，超过了原来几倍。周武帝灭佛以后，杨坚称帝的第一年，就“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洛州等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糜，民间佛经，多于六经百十倍。”〔5〕试想，佛教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保持印度的面目，怎么会以连绵不断的声势，不断高涨地存在数百年，并且历经统治阶级大规模的禁毁命令而不绝？这就说明了佛教反映了善良群众的痛苦愿望，在魏晋以后中国化了。唐朝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了为统治阶级制造理论根据的工具，介乎儒家之上。唐太宗本人并不懂多少佛经，却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6〕僧侣从太宗开始享受的殊礼，如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更是当时的“大儒”仰而不可及的。唐武宗迷信道教，在宫中筑九天坛亲受道士赵归真符篆，在道士刘云靖等人的鼓动下，下诏“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寝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7〕为理由禁断佛教，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收田数千万顷。这是封建国家对佛教的胜利。唐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禅宗发展起来。后周世宗时，为了加强国家财富和人口，以“节俭”为名，限制佛教的发展。世宗灭毁，是几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最宽裕的一次，保留了皇家赐匾的一万多所寺院，然而世宗灭佛的成就，却出乎意料的大。宋代建国以后，太祖太宗极力提倡佛教，编修整理佛教的经典，禅宗却不如唐时期能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一席，僧侣数量尽管很大，却不过三十万人。佛教从此一蹶，不再复振。若按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适应中国情况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改变的宋代，中国化的禅宗怎么会让位于后起的理学呢？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证出隋唐佛教的中国化并不存在。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谈一点自己的理解和想法，有不合理之处，请老师和同学们帮助指正。自然的发现这一讲骆老师讲得很深刻，自然的含义也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对于魏晋士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句“越名教而任自然”，这应该可以说准确地概括了魏晋士人的风骨和性情。曾经读过余秋雨的一篇散文《遥远的绝响》，专门写了嵇康等人，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其中我很赞同他说一提到魏晋，总离不开一个“风”字，风流、风采、风骨在魏晋士人的身上展露无遗，似乎已经是那个时代、那群人的专利。我所理解的魏晋之风，可以说是那时的士人性情如风，他们随心任性、不拘于物、不合于俗，是一种完全自由洒脱的生活状态。我想这一点与“自然”应该是相通的。骆老师讲到东汉后期开始人们对生死有一种强烈的焦虑，这时他们期望重新建立一种崇高、永恒的精神世界。谈到对生死的焦虑，使我想到了士人与佛教的关系，南怀瑾在著作中曾提到中国文人与禅宗之间的密切联系。古代文人不乏有虔诚信佛、以禅宗的精神来自我解脱，离俗遁世、放浪山水之间者。他们除了苦于政治黑暗、仕途多舛的原因外，也有对于生死的思考。正是因为人生短暂，许多士人接受了禅宗，看透生死，也算是一种人生的超脱。他们的任情任性和魏晋士人不无共同之处，都是追求自然和真我。然而一个问题是魏晋的士人似乎并未投向佛教，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到魏晋时大为兴盛，但似乎并没怎么提到如“竹林七贤”等人与佛教的具体关系。骆老师也讲道，生命是短暂的，所以人天生有一种宗教倾向，但我觉得魏晋士人身上体现的不是浓厚的宗教气息，也不是什么信仰，而就是一种纯粹的人的性格，似乎他们天生就是这样另类的。他们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他们的任情任性完全是自己生命的本能，而不是靠着外物的支持。大概中国古代两千多年，人们唯有对魏晋的士人推崇备至，也是因为他们不但在那个时代，甚至在整个封建历史中都是特立独行，卓然不群的人，他们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后世的文人尽管也有品行高洁、超尘脱俗的，但都未能像魏晋的士人那样做到极致。自然是一个广而深的概念，魏晋士人既关注了大自然这个客观的存在，也更加重视个人的自然，即自我本性的流露。他们就是要活得潇洒、坦荡、自由、有尊严，即便是死也不屈服，这样一种风姿和傲骨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令人赞叹和敬仰的。谈到魏晋之风、谈到“竹林七贤”、谈到嵇康的《广陵散》，人们总有一种向往和怅惘，是因为那种风骨的远去，因为我们无法拥有。也许那个时代士人的生活依旧有无法改变的压抑和悲哀，但我们还是想说：那样的人生真痛快！魏晋是士人的天堂。文士“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于纵酒昏酣，扪虱清谈之际，将争夺文化领袖地位的儒释道之间纠缠不清的矛盾逐一化解，结果儒释道融通为一，皆大欢喜。形成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中国特色传统文化。魏晋士人取得这一丰硕成果的最大突破在于敢于突围经典，打破“循经守数”的桎梏。汉代之前，凡重要著作皆称为“经”，譬如四书五经，道德经。今人为之经典。纵然有人敢僭越妄言，也只能以“论”自居，不像现在百家讲坛这样群魔乱舞，没有规矩。《文心雕龙·论说》：“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隧”。到了魏晋，士人追求生命的愉悦，放任自流，向一切体面的东西挑战，对经书更是“博士家法，遂成废弃”，“得其意而言”，于是就有了王肃敢伪证经书，杜预敢曲解《左传》，王弼以老庄注《易》，何晏、皇侃以玄虚说《论语》。经学之尊严，受清谈之洗礼，有了平和的心态与融合之可能。儒道之争无非是名教与自然之争。也就是社会规范与人的本性的关系问题。儒家强调制名（礼）教以规范人性，道家则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儒家名教理论沿习至汉末，流弊丛生，是某些诈伪狡黠之徒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工具，道家，尤其是庄子学派，认为个体的人高于社会的人。他们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也就是说应当由着个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发展，社会礼法制度和规范的出现，恰好证明了人类自然本性的不断自我丧失。道家的自然理论，在重视个人性格和意志方面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过分夸大个人意志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对立，想把个人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则又显然走向了另一个片面。魏晋士人洒脱的人生态度，注定他们崇尚老庄，肯定人的自然本性的根本性和合理性，但亦不排斥名教的规范作用，主张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用），强调以本统末，以用显本，本不离末，用不异本，努力调和自然本性与名教规范之间的矛盾，使之协调统一，将道与儒作为人的内心与社会的两个层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地保留下来，或许这也是中国人两面性的一个根源。魏晋士人创造奇迹的另一重要手段是“忘象（言）得意”的认知理论。佛教初期的传入，在翻译中过分讲求文辞，而忽略其思想意义很难为人所理解与接受。魏晋士人的洒脱精神反对支离烦琐的解释方法，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著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极大地影响了佛典的翻译方法。正如东晋名僧道生所说的：“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此外，东晋名僧僧肇，深通老庄和玄学，他的著作《肇论》，借老庄玄学的词语、风格来论说般若性空中观思想。在使用中国传统名词和文辞来表达佛教理论方面，达到了相当高妙的境地，深契忘言得意之旨。所以说，玄学对于佛教的影响是很深的，它在连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中国儒、道、玄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诸如，印度佛教杂多而烦琐的名相分析，逐渐为简约和忘言得意的传统思维方式所取代；印度佛教强调苦行累修的解脱方法，则转变为以智解顿悟为主的解脱方法；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更多地为世出世不二，乃至积极的入世精神所取代，等等。而在理论上则更是广泛地吸收了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甚至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学说，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中可以与儒、道鼎足而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魏晋世风喜欢谈天说地，同时重视交流，也是使儒释道融合的一个重要契机。在魏晋士人的学术争鸣中，口头清谈与文章争论是主要的途径与形式。士人们为显示自己的才能，以在清谈中一占上风，自成流派，故而争相博览群书，自发奇思，触发了许多新的观点。有了新观点的人，就会与人“探玄理微”，“引饰妙词”，“至暮忘餐，理竟不定”。有的人不善于“以口舌御人”，就转而将自己的思想付诸笔端，与对手打笔战。这种激烈又睿智的思辨行为，不仅精细地阐述了儒释道的精义，而且在相互的交流中，使得各种看法融会贯通，形成魏晋士人复杂的人格精神。如南齐的张融，遗命在他死后入葬时，应左手执《孝经》(儒家)、《老子》(道家)，右手执《小品(方)》(医家)、《法华经》(佛家)；而陶弘景也遗命死后当用道士和僧徒的士俑殉葬，可谓是“儒冠僧服道人鞋”。可见，当时儒释道已经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有复制的，也有自己写的~望楼主笑纳

葛兆光发表的论文有哪些

刘驰《六朝士族探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梁满仓《汉唐间政治与文化探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卫广来《汉魏晋皇权嬗代》，书海出版社，2002年。马植杰《马植杰秦汉三国史论文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年。谢宝富《北朝婚丧礼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李书吉《北朝礼制法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李小树《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王利华《中国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雷依群《北周史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傅克辉《魏晋南北朝籍账研究》，齐鲁书社，2001年。王启涛《魏晋南北朝语言学史论考》，巴蜀书社，2001年。汪波《魏晋北朝并州地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熊德基《六朝史考实》，中华书局，2000年。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程维荣《拓跋宏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王素《敦煌吐鲁番文献》，文物出版社，2002年。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三联书店，2001年。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李蔚然《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杨泓《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年。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刘长东《晋唐间弥陀净土信仰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米文平著《鲜卑史研究》，中州古籍版，2000年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薛瑞泽《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三秦出版社，2001年薛瑞泽《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唐长孺《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胡阿祥《六朝疆域与六朝政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刘磐修《盛世探源——汉唐农业发展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韩国河《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2003年1月王承文《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中华书局，2002年11月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康中乾《有无之辨－－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商务印书馆，2003年3月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世界汉学译丛），中华书局，2002年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章义和《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李文才《南北朝时期益梁政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丁福林《宋书校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许福谦《南北朝二史八书疑年录》，北京出版社、文津出版社，2003年王青《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神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张承宗《六朝民俗》（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2年卢海鸣《六朝都城》（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2年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3年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2年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3年陶新华《魏晋南朝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田余庆《拓跋史探》，三联书店，2003年葛兆光《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03年罗维明《中古墓志语词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普慧《南朝佛教与文学》，中华书局，2002年2月孙若风《高蹈人间—六朝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林超民、王跃勇主编《南中大姓与爨氏家族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许辉、李天石《六朝文化概论》（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3年戴洪才、周瀚光《六朝科技》（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3年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六朝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唐翼明《魏晋清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连镇标《郭璞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王家葵《陶弘景丛考》，齐鲁书社，2003年汤伟侠《汉魏六朝教育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彭自强《佛教与道教的冲突与融合——以汉魏两晋时期为中心》，巴蜀书社，2001年范新干《东晋刘昌宗音研究》，崇文书局，2002年小林正美著、李庆译《六朝道教史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章启群《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刘纯鑫《魏晋南北朝诗文韵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周伟洲《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李万生《南北史拾遗》，三秦出版社，2003年李万生《侯景之乱与北朝政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高敏《南北史掇琐》，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张金龙《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甘肃教育出版社，2003年

《中国宗教、学术与思想散论》（葛兆光）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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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宗教、学术与思想散论

作者：葛兆光

豆瓣评分：8.6

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年份：2008年10月

页数：240

内容简介：

从中亦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学者在这三十年社会与文化不断变迁中的思考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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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发表的论文是真的吗

《中国宗教、学术与思想散论》（葛兆光）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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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宗教、学术与思想散论

作者：葛兆光

豆瓣评分：8.6

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年份：2008年10月

页数：240

内容简介：

从中亦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学者在这三十年社会与文化不断变迁中的思考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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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选萃：谁来决定我们是谁》（葛剑雄等）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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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上海书评选萃：谁来决定我们是谁

作者：葛剑雄等

豆瓣评分：8.3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7

内容简介：

《谁来决定我们是谁》精选了《上海书评》五年来涉及中国认同问题的访谈及文章，汇集了葛剑雄、葛兆光、姚大力等著名历史学者关于历史上的分裂统一、中国的历史形成、中国传统中的普世精神、东亚一体化、中国民族史研究等的文章，从历史和世界的角度讲论“中国认同”问题。

作者简介：

葛剑雄，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主任。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发表史学专著20余部、论文百余篇。葛兆光，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博导，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中国的宗教史和思想史。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唐诗选注》《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以及《中国思想史》两卷本等。

玄兆东最近发表的论文

阿库乌雾诗集《走出巫界》的文化心理透视论文

论文关键词：

生存状态民旅精神文化心理

论文摘要：

本文认为，彝旗诗人阿库乌雾的诗集《走出巫界》以丰富的想象和独特的生命体验，揭示出潜藏在原始圈腊、巫术、仪式和习俗中的彝民旗探刻的社会文化心理和生命形态，最终达到凸现生命本真的意义。但另一方面由于诗人所处的独特文化背景，其创作的文化心理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矛盾性和复杂性。

《走出巫界》是彝族诗人阿库乌雾的第一本汉语诗集①。当许多诗人越来越远离我们生活的世界变成自己心灵的独语者时，阿库乌雾却突破自我，以诗贴近生命，而将我们拉近。阿库乌雾具有双重的文化心理，他既用彝文思考写作并谋生，同时又是受汉族文化教育长大，用汉语思考写作并参与世界的诗人学者，这两种身份，两种文化铭刻于诗人心灵，致使其诗情诗意也充满了多重性。这是《走出巫界》给我的最深刻印象。诗人试图在这两种文化身份中超越，抵达一种关于写诗和做人的本质。这使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实：诗人首先是民族的诗人，只有具备了民族的诗魂才能抵达真正的世界的诗人之境界。我认为阿库乌雾正是在做这样的努力。

诗集《走出巫界》的编排正体现了诗人的这种努力。诗人将其分成三个部分：“彝海子——巫天的祭辞——重构的预谋”，意图非常明显。他试图清理并建构某种东西，他要表达的是某种流淌于其中属于他所属的整个民族的情结，诗人几乎未涉及个人情感和场景。在一次谈话中，诗人就曾说过他“很少甚至几乎不写爱情诗，这样的诗学追求决定r诗人一开始就站得较为高远：他关注的是人的存在，尤其是彝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并从哲学的角度加以审视和反思。栗原小获在《走出巫界-序评》中对此亦有评价，他认为“就《走出巫界》来看，我们已经能够窥见诗人的步履已有相当的跨度，显示出一种比较扎实刚劲的势头，不乏拓荒者的气魂和信心”。作为阅读者，就个体阅读的体验而言，《走出巫界》最吸引我的是诗人在两种文化困扰下对生命进行的审视和反思。有人说《走出巫界现了阿库乌雾向本民族本源的求索，而这种求索是基于寻根的意识。我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阿库乌雾是在对民族本源进行探索，但他穿行于神话、传说、巫术、仪式中，并不仅仅是为了寻根。在对生命本源的迫问中，诗人明白“我是谁”，他并不进茫，他确认自己生长的土地和自己的生命所属。在许多诗篇中，我们都能清晰地在字里行间找到我是彝人的倾述。整部诗集．即是诗人精心为我们营造的一个充满浓郁色彩的彝人世界，而这个世界正是他的。诗人甚至直接以彝语来命名诗篇，如《兹祖昔巫》(兹祖昔巫：彝语，相传是彝族先民最早的居住地。)、《世母哈恩》(世母哈恩：彝语，指天堂。)、《勒俄娜宾》(勒指：彝语传说中指死者和生者灵魂最后分开的生死界”，是一处神奇的岩洞。)、《图尔博里》(圈尔博里：传说中神人支格阿龙立于其顶完成射日大业的山峰)、《布尔懦倮》(布尔儒倮：彝语，传说中獐子和麂子最多的大林带。)等等。诗人不但认同自己的彝人身份，而且将自己民族的生命形式还原于神秘的原始自然宗教色彩．如：

是祖先圈腾的裸足

轻轻兆示生命本身的凹凸

是风暴过后重新

磕触的毡船造就

石头不朽的.履历

有山就有海

兹祖普巫——将

所有初民目击过的山峦

倒置在滇泊苏诺海中央

构筑天下最奇异的骨骼

再比如《部落的记忆》：

我不相信

在世界的某地

在人类生存栖息的任何方位

还会有这样玄冥的图画显示

还会流出这般古朴的

生命的原初的汁液。

这种迷恋和自豪反映了诗人对民族精神的自觉归依——这个神话和宗教仪式建构起来的人类生命的本源世界，正是它，养育了诗人的生命之躯乖¨精神之源。

宗教仪式、巫术和由古至今的种种相关习俗，是人类生命存在的一种精神形式。它源于人类的原始思维，是人类固有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特征。正如法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表明：“神话和仪式远非像人们常常说的那样是人类背离现实的‘虚构机能’的产物。它们的主要竹值就在于把那些曾在(无疑目前仍然如此)恰恰适用于某一类型的发现而残留下来的观察与反省的方式，一直保存至今日”②。这种观察与反省”实质是人类对自我生命世界的探询、理解和表述。诗人阿库乌雾的尝试探索，意味着诗人意识到了这一重要性。诗人穿拨于巫术、传说和仪式(象《神谕》、《巫唱》、《风祭》、《气雨》等)中并非仅仅是一种对民族本源精神的崇拜和迷恋，而是力图直人产生这样精神世界的民族意识的最深处，挖掘潜藏在图腾、仪式、习俗中的彝民旗深刻的社会心理和生命形态，最终达到凸现和寻找生命的本真意义：如果我们将《朵渡啷》、《命名》、《换童裙》、《老人之死》四首诗连起来阅读，便很清晰地看到诗人的这一自觉追求。(《朵波嘟》、《命名》、《换童裙》、《老人之死》是彝人生命历程中四个重要的仪式)。“朵渡嘟是彝族风俗，指新生婴儿择吉丑出门见天的仪式；“命名”即给婴儿取名的仪式；彝族女孩到17岁，要举行“换裙”仪式，以表成年：“死亡”则是生命的太限，也是最终的仪式。诗人通过这四项仪式，抒写了一个彝人由出生到成人直至死亡的生命历程：在这蕴含浓厚原始宗教色彩的仪式中，给我们展示出一种别样的生命形态：生命来自何方?是天赐神赐，因而首先将…··一杯美酒／祭天神祭日神祭生育神，”生命既然如此圣洁和神对，那么其命名同样电应神圣：“彝人当然你的命有天空的声音，”等到你长大，等到“你换下的童裙／多么纯美的春天呵／一个季节在你秀发问／

象獐子的蹄声一样遗落／周遭依然日照充足……”。这便是彝人的生活和生命形式，生命的出生成长与太自然的四季变换一样，得于天、神来了．存在了，然后又去。这种对生命恒定、平常、自然的生存状态的思索在《老人之死》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当老人面对死亡，是如此平静，似乎只是去赴一次约会。在神秘而古老的宗教情结里．死不是恐惧，甚至不是无，而是另一种生：

你毅然闭合智慧的洞穴

天空中一扇拱门由此洞开

子孙的热泪、春播的荞种

同时洒向大地

彩蝶幸福如歌舞

如同春播秋食，死亡喻示新的生命的开始，不是悲痛，而是一种幸福。这即是宗教所召示的永恒。

按原型批评理论，祭祀仪式表现的是社会的无意识象征，弗莱认为．这些祭祀风俗仪式是“关于人类的想象在试图表现它对于最大的秘密，即生死和来世的秘密时的活动”③。束格将这种无意识待之为“原始意象”或“原始模式”。他指Ⅲ：“每一种原始意象都是关于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包含着我们祖先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残余，并且总是遵循着同样的路线生存，它就象心理深层中一道道深深开凿过的河床，生命之旅在这种河床中突然奔涌成一条大江，而不是象从前那样，在漫无边际而浮浅的溪流q|向前流淌”④。这条生命的暗河潜流着人类对自我生命的不断质疑，而结果总是无法得到终极解释，最后便求助于宗教：儿乎所有的古老民族，皆将生命与宗教相连。同样，祭祀巫术仪式已成为彝人生活习豁的一部分，是彝族诗人精神生活雨可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诗人的诗句里它们连同“：上路”、“鲻子”以及那些带有神秘含义的彝语地名，共同构成一个个臆喻这个民族古老原初的生存形式的意象。从这个意义上讲，阿库乌雾是在抒写一个民族的记忆。

由于诗人特殊而复杂的文化心理的影响，诗人无法完全沉授于对这种原初生命状态的迷恋。当阿库乌雾在向我们描述这样的图景时：

我不相信

在世界的某一地

在人类生存栖息的任何方位

还会有这种玄冥的图画显示

还会流出这般古朴的

生命原初的汁液

他仍无法回避(《兹视普巫》)：

巫风挟持着自然的啸声

使一个善于迁徙的民族

最终未能铿铿锵锵地

走出日月划定的弧线

诗人的矛盾出现了。当然这一矛盾并不仅仅是以两种文化角色的转变的方式来回避，即作为彝人的阿库乌雾回到作为大学教授的汉语诗人、学者。我认为诗人的矛盾还有更深层的含义I诗人在两种文化的对比困挠中，还杂着属于现代诗人面临的共同的生的固惑。

原始，意味着单纯质朴天然，生活停留于最本能摄奉真的层面，因而更能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原汁原液。然而，站在文明的角度，原始，也就意味着生活质量的低下，意味着落后和愚昧。但现代文明本身又常常陷人困惑，随着物质化的不断发展，物欲漫流、高度的竞争逐渐将现代人驱赶到了这样的境地：一方面是科技文明的发展带来的人的生活领域的无限扩大，另一方面人的内在心灵世界渐趋干捆，感到走向孤独、迷茫。诗人的思索已超越自身及民族而接近到了作为人这一“类的生命本质的探寻与思考。走出巫界，又将走向何方?走向重重困惑的现代都市文明?显然不是诗人所愿。《土路》、《重游)、《部落的记忆》、《背景》、《突围》、《垃圾》、《伐木》《岩羊》等诗皆表述了诗人的这种思考和困惑。诗人面临着生命的困惑．希望的探求(《部落的记忆》)：我的生命却经过无数次

自藏发难之后

向着这个日益昌盛的世界发难

结果却是(《重游》)：

重游开始

世界不再圆满

我有家难归

但漂泊着的诗人并未停止其追索，是现代文明造成了人类精神的无所归依，那么就让我们回到生命最初的来处——自然(《布尔儒僳))：

我多么渴望荐度潜入

那所林带成为

直立的獐子

或是一粒满实的杉种

去天壤相依的真意里

造就更为玲峻悲怆的

命运裸裸之境地

这是否就是人类真正的生命家园?诗人的思索纠缠于几种文化心理的冲突中，本身也就构成了冲突，通过阅读《背景》一诗，或许我们更能理解诗人面临的这种冲突。

诗题《背景》本身就是一个象征，它既是彝人生活的现实的生存环境，也象征着彝人强大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也许我们还可以越过彝人生活的山寨，看到它也正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背景)：

你们在送葬的道路上暂时停止哭泣

体们首先将你们的痛苦深深回忆

你们背着竹篓走进山林采集野果的日子

你们在野林燃起第一苗篝火

你们将篝火据为已有的日子

你们的后代象果子一样丰硬

象篝火一般昌盛的日子

世界依然蛹虫一样蠕动的Et子。

这是最贴近自然的生活，然而它却充满了苦难。历经了太多的苦难．生活也自然而然变得麻木停滞不前，变成了一堆“蛹虫一样蠕动的日子”。与这样“蛹虫一样的日子”相对的是：

一只磉悍而孤独的虎

以它的睿智以它超群的冷静

默默地在更高更远的山头

注视着倾听着……

“一只膘悍而孤独的虎”这一意象内涵丰富而深刻，是诗人对生命本质的体验和凸视，“膘悍”暗示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孤独”则喻示这种生命的卓尔不群。以叙述性语言“休们……”不断重叠排比，展示出一幅原始单调的生命状态，用“第二人称”呼号的形式直接表达诗人对这种“蛹虫一样蠕动的生命形式的审视和批评。但这种批评最终又因对现代精神文化的困惑而回归于矛盾的宽容。

你们最终无法割断自己的脐带

让山泉改变流向站到大山的对岸

就让你们的哭泣

无声地为你们自己

铺起一条归家的路吧

诗人出心的矛盾制约黄他：“背景是一块巨大的屏障，似乎难超越。因而孤独的虎将会更加孤独，但它仍会继续注视着，倾听着，就象那只穿越于峭壁与峭壁问／不安分的老羊。”

走出巫界的彝人，将走向何方?这是诗人的追索。而现代诗人所面临的共同命题是：越来越远离自然状态被物欲挤压得变了形的现代人．何方才是归宿?当我们和诗人一样思索时，我们就在贴进自己的生命=什么是生命的本质，何处是生命的家园?这是所有生灵皆面临的问题。

从儒家思想看古代教育儒家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大到足以写出一部甚至多部专著。我这里只想试图解答“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但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解答另一个难题——“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我认为，只有解答了“李约瑟难题”，才能真正找到解开“钱学森之问”的钥匙。本文试图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一、什么是儒家思想？二、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三、儒家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一、什么是儒家思想？我提出这个问题有两层含义：其一，什么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其二，真正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在谈论儒家思想的时候有必要先弄清一个问题：我们在谈论谁的思想？因为儒家思想的演变至少经历了四个时期，即：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宋明清儒学和现代儒学。但只有先秦时期孔子的学说才是最原始、最本质的儒学。此后的儒学都是后人对孔子思想所做的变通和曲解。① 甚至孟子的思想也已与孔子不同。所以，所谓真正的儒家思想是指孔子本人的思想。至于后人对孔子思想进行了哪些继承、发展以及曲解，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那么，孔子思想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仁”。在《论语》这部短短的文献中，“仁”就出现了100多次。那么，什么是“仁”呢？其实，孔子并没有对“仁”做出明确的界定（概念不清，是古代中国人思维的统病，详见后文）。但通过孔子对“仁”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孔子所说的“仁”，涵盖了对于人的好的品质的所有要求。换句话说，几乎所有孔子所讲的好的品质都可以叫做“仁”，如：忠信、正直、宽容、勇敢、智慧等等。所以朱熹有“本心之全德曰仁”的解释。为什么孔子那么重视“仁”，为人设定了那么高尚的道德标准呢？那是有极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孔子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历史进行大裂变的时代，标志之一就是“社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表现在人伦关系上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从而导致整个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周公制礼作乐以来形成的礼乐文化遭到很大破坏。作为一个思想家，孔子陷入了深刻的思考，并最终得出结论：礼坏乐崩，社会动荡，天下无序的原因主要在于君主的失政和社会道德规范的丧失。因此，社会秩序的重建必须从君主政治和人伦规范两方面入手。关于前者，孔子提出施行“德政”：“为正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至于后者，孔子提出要强化礼制，“克已复礼”，重新恢复传统的礼乐文化对人们行为的规范。而对于如何才能施行好“德政”，孔子极力推崇以身作则。孔子的政治哲学是，君子必须身体力行，用自己崇高的品德做出表率，就自然能对“民”产生教化的作用。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回》）。“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对于人伦规范，孔子认为人类社会应效法天道：天地二元，但却不是平等的，天在地之上，天尊地卑，这就是自然法则。因此，人类社会必须遵循上下尊卑之分，君尊臣卑，官尊民卑，男尊女卑。所以，恢复周礼，就是遵循天道，这样社会才会长治久安。而不管是君王的德政还是臣民的正礼，都要依赖于人的“德”，这就是为什么“仁”成为孔子思想核心的原因所在。显而易见，孔子思想的出发点是救世治国。孔子为了实现他的伟大理想和抱负，周游列国，奔走呼号，到处宣传他的政治主张。他一生都渴望求得一个官位，以期实施他的救世方略。可是，由于在春秋乱世中，天子衰微，政局动荡，诸侯力政，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乱世，孔子不可能找到适合推行自己主张的国度，用司马迁的话说，孔子“已而去鲁，斥平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返鲁”，最终还是落得“无所遇”，终不被用的结局。二、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比较中国的历史进程和西方的历史进程，有一个令人深思的疑惑。古代西方在经历了古希腊、罗马的繁荣之后，虽然一度步入近千年的中世纪，遭遇到暂时的倒退、混乱和衰败，但历史的进程仍然呈现出上升演进的趋势，到1500年左右，中世纪时代临近结束时，欧洲的技术与政治和经济结构已在世界上所有其他文明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以至于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近代科学如朝霞般喷薄而出，极大地推动并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影响了近代西方的繁荣和强盛。反观我国的历史进程，到唐代时中国曾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然而，唐之后，中国就开始衰败，衰败了千百年，衰败得让中国这个若大的民族任人欺辱、任人宰割。为什么古希腊、罗马繁荣得以延续，甚至整个中世纪都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为什么中国在经历了唐朝盛世之后就一蹶不振，衰败千年？为什么近代科学在西方中世纪结束之后能迅速兴起，而在中国却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我认为，归根到底，是儒家思想导致的。近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形态就是科学技术的研究必须以严密的理论体系为前提，而科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是理性思维并由此而产生的哲学体系。理性思维是人的认识的最高阶段，而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这一认识过程的实现靠的是运用形而上学方法的形式逻辑，没有形而上学的方法，人类的认识不可能从感性认识经过知性达到理性认识。西方先哲们正是运用了形而上学的方法，发明了“发明的发明”——科学的思维工具，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庞大的哲学体系和科学体系，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难怪爱因斯坦在回答美国科学家斯威策对“李约瑟难题”的提问时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古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事实上，在古希腊，自然科学一开始就是和哲学融为一体的。哲学包容万象，自然科学都属于哲学范畴，所以西方古代的大哲学家多是科学家。从德谟克利特、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到理士多德，他们无不集哲学家和科学家于一身。所以，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了理性思维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不仅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后来的科学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而古希腊人对真理的热爱，对探求自然奥秘的巨大的好奇心和大胆的批判精神更是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而纵观中国古今，尽管出了许多大思想家、理论家，却没有出过一位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家。孔子的学说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学说。儒学志在明道救世，其价值目标和终极关怀始终是社会的长治久安，对于有关社会治乱和国家大事以外的自然奥秘和宇宙本源少有论及，而对于彼岸世界更是毫无兴趣。从孔子开始，儒家只讲具体的“道”。不谈抽象的“道”，特别是没有宇宙本体论意义上的“道”，无论是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还是孟子的“得天下有道”，都只局限于六合之内。荀子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他说：“道也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强国》，“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儒效》）。儒家的这种务实思想，表现在思维方式上是重实际而轻玄想，重形象思维而轻抽象思维，表现在价值观上是以实用为上。这样，儒家从一开始就把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引向了务实，引向了功利，而不是像西方古希腊的先哲们那样，从一开始就把人的价值追求引向了求真。在古希腊人看来，“爱智慧”（从事哲学活动）是追求人生境界的体现，而不是以实用为目的。亚理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我们追求它（智慧），并不是为了其它效用”。儒家的这种实用性、功利性的价值观由此而影响、形成并主导了中国人后来几千年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从生存方式上讲，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价值取向。古代中国人对与功利无关的事情不感兴趣，他们关心和研究的多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很少去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天人合一”也仅仅是想说明“天道”与“人道”是一致的）。因此，只要是有用、有利，都会对中国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甚至求神拜佛都带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无非是要神保佑自己实现各种愿望，因而，常常是，用得着时，才去拜佛，用不着时就想不起来了。为什么“做官”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国人的主要价值追求，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功利目的。所以古代中国人读的都是四书五经，想的都是功名利禄。而一旦功利成为主要的价值追求时，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热爱和好奇就逐渐被削弱甚至湮灭了。出于生存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实用、名利，把做事和工作当作一种手段，所以中国人好走捷径，好碰运气，总是心存侥幸心理和投机心理，而对精神的东西，纯粹的活动，对现实以外的世界不感兴趣，没有探索未知领域的热情。一个人的生存方式决定着他的思维方式，同样，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也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中华民族由于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实用性、目的性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逐渐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重感性，不重理性，重臆想，不重论证，对于事物只满足于笼统的、粗浅的描述，而不求深层思考和精确分析，因而中国人的思维往往概念模糊不清，不证而论，以类比为主，由上而下，从大到小，缺乏思维的严密性、逻辑性，满足于对现象进行整体的表象的描述，不解释原因，不追问为什么。如孔子的《论语》，只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从不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一开始就缺乏严密性、逻辑性，不讲究对概念进行抽象的解释，因而很难产生形式逻辑，也就难以产生哲学和科学体系。正如尼斯贝特所说：“中国人对范畴不感兴趣，这就使得他们难以发现真正可以解释各种事物的规律。”②在古希腊产生理性之光的时候，中国虽然也一度形成了学术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春秋战国时代），但由于儒家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导致中国人对感性知识以外的东西不感兴趣，一切都是为了实用。如果说古希腊人是为了真理而追求智慧，是理想主义的，那中国人则是为了实用而追求利益，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苏格拉底是为了追求真理而献出了生命，孔子则是因为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忧郁而亡。这两种价值取向必然导致中西方思维方式乃至中西方思想文化不同的发展方向。所以，中国历来没有形而上学的传统，中国从古至今没有出现过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家，更不可能产生哲学体系。而“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③反映在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方向上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科学多为经验总结性的应用科学，注重现象记录，直觉猜测，缺少逻辑推理、数理分析和实验验证，因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中国有四大发明，但未能揭示其原理；中国有最早、最全的太阳黑子和新星爆发的记录，却陷入了“天人感应”的臆测而没有建立天文学体系；《黄帝内经》发现了血液循环，但一直未能精确验证；明代徐光启在谈到勾股定理时说：“旧《九章》中亦有之，弟能言其法，不能言其义”。难怪美国人亨利·罗兰在100年前就忠告美国科学界：“如果我们只注意科学的应用，必定会阻止它的发展。那么，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退化成像中国人那样，他们几代人在科学上没有取得进展，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而根本不去探求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 难怪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在1697年的《中国近事》一书中说：“看来中国人缺乏心智的伟大之光，对证明的艺术一无所知，而满足于靠经验而获得的数学，如同我们的工匠所掌握的那种数学。”④ 狄德罗在分析中国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近代科学天才的原因时指出：主要在于东方精神的束缚，只囿于最切身的利益，对成俗不敢逾越，对事物缺乏热烈的渴求，而这一切恰恰与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探索精神格格不入。显而易见，正是这一切的一切，导致了近代科学不可能在中国产生，从而导致了中国近代千百年的衰败。三、儒家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新中国建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应当说，各项事业均取得重大成就，科学技术领域的面貌也取得巨大变化。但在作为人类认知客观物质世界的原始性重大创新方面，中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甚少。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国还没有诞生过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系统科学理论，在中国本土的中国人至今从未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钱学森老人在逝世之前对温家宝所提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引发了社会热议。温总理在2009年教师节与教师座谈时说：“应该说，我们早就看到了这些问题，并且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但是为什么成效还不够明显？”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破解这个命题不仅关乎中国的教育事业，更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显然，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决不是简单的素质教育的问题，它有着极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历史根源、社会文化根源。钱兆毕在《西方科学的文化基因初探》一文中指出，科学的发展和杰出人才的成长至少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的文化基因：1、为了求知和摆脱愚昧而不是以实用为目的，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2、热衷于探索寻找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3、擅长运用理性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重视逻辑和实验方法；4、追求思维的严谨性、明晰性和精确性，注重对概念的严格定义；5、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6、重视个人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等等。而所有这一切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缺失的，其根源就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首先，儒家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从一开始就把人们的兴趣和追求引向了现实世界，引向了功名利禄，中国人从此把功利、实用作为自己的主要价值目标。特别是渴望“做官”，因为在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没有政治权力，人身权力也得不到保障，要摆脱这种无权的状态，就只有当官，当官就可以获得权力，可以控制支配别人，可以告别劳作的艰辛，可以发财致富，由此而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为了一官半职，读书人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对功利的追求在多数情况下会剥弱对真理的热爱和执着。所以，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对现实世界之外的自然不感兴趣，缺乏探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而把人生的主要兴趣、时间和精力都消磨在了读“圣贤书”上，连四岁就问出了“天之上是何事物的”朱熹，尽管在童年就显示出他在科学方面的天赋和兴趣，而且终生保持了这种兴趣，但纵观朱熹的一生，和其它方面的兴趣相比，他在这方面的兴趣并不十分浓烈，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方面的兴趣日益淡薄，在他留下的煌煌数百万言的著作中，论及“理”、“气”以及天文、地理、医学之类的文字不足数万字，也就是说不到百分之一。他最浓厚的兴趣还是集中在伦理道德方面。由此可见儒学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价值观对中国人、对中国教育所产生的影响之大。正因为如此，几千年以来，中国教育都深深地打上了急功近利的烙印，人们读书受教育，目的只有一个，过去是为了做官（科举制度更是强化了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现在是为了谋求一份好工作，好职业。据调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生在大学四年级开始就不上课，外出实习，名为实习，实为找工作，而近几年来，大学生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就无心学习了，开始外出找工作。如此下去，中国教育令人担忧，中国未来令人担忧。试问，在这样的价值取向的引导下，怎么可能产生杰出的人才？其次，儒家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对中国教育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重文轻理成为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主流趋势。从孔子开始就蔑视科学技术。《论语》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既然君子不为，那么谁钻研科技谁就是小人。《孔子家语》竟然主张“设伎奇器，以荡上心者，杀！”这种价值取向形成了中国人“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观念，从而导致中国教育的主要内容几千年来都重文轻理。孔子教学时的“六艺”中虽然也有算术，那也只是为了实用，而后来的学校教育却逐渐只剩下四书五经了。纵观中国教育史，清朝之前，中国的学校教育的内容基本上是清一色文科内容，直到1888年清朝政府才同意科举增考算学。不像西方，从古希腊起就重视语言学，修辞学、哲学、数学、医学等方面的教育，甚至在中世纪，西方大学课程中都包含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含语法、修辞、逻辑的艺术课以及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四门学科。中国教育重文轻理的传统导致中国教育始终落后于西方，严重制约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始终没有出现正规意义上的大学，直到1898年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成立，才标志着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正规大学的诞生，而西方早在中世纪就出现了正规大学，如牛津大学1168年创办，剑桥大学1209年创办，在13-14世纪，意大利设立大学18所，法国16所，西班牙和葡萄牙15所。中国教育的滞后严重阻碍和影响了杰出人才的培养和成长，科举制度和八股文更是造成无数的中国人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一切真正具有科学认识价值的知识，都被用作经学和传统巫术的附属品。其结果是，李时珍3次科举失败最后做了医生，宋应星5次落榜后做了教谕，徐霞客连秀才也没考上，只好寄情于山水；祖冲之的圆周率虽然举世无双，但“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元代以后竟然失传了；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和浑天仪也都失传了……，中国古代科学就这样自生自灭，科学人才也这样自生自灭。而西方近代史上的许多巨匠如哥白尼、伽利略、培根、达芬奇、薄伽丘、塞万提斯、布鲁诺、莎士比亚等都是近代欧洲建立的大学培养出来的。第三、儒家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重理性，重经验，重感悟，重直觉，而不善于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只关注表面现象，而不问背后的原因，概念模糊，不追求思维的严谨、明晰和精确。这种思维模式很难创造出中国的理性科学，也很难成就科学大师。连“理学家”朱熹也未能幸免。朱熹曾对世界本原问题进行过思考和研究，提出了“理”的概念。其实，朱熹的“理”的概念，在某些场合下，已与苏格拉底的“相”完全一致了，它本来也可以作为理性科学的信念基石，但由于朱熹的思维方式极其缺乏逻辑理性，在论“理”与“物”的关系时，仍然靠经验的直观感受，因而造成了大量自相矛盾的地方。正是这种逻辑思维的缺失，加之他对于世界本原之类问题的兴趣不够浓厚，使他虽然也凭直觉感悟到了西方理性科学的最基础性概念，但却遗憾地与之失之交臂，没有能够更深入地探究下去。朱熹不是偶然的例外，中国的思想家都是这么思考问题的，从孔子开始，一脉相承，缺少逻辑理性，道德热忱压倒了求真兴趣，因而中国产生不出理性科学，也产生不出科学大师。第四、儒家思想严重制约和影响了中国人的批判精神、怀疑精神和创新精神。众所周知，无论是理性科学的产生还是杰出人才的产生都必须具备这样的文化基因，有批判一切，怀疑一切的勇气和精神以及创造新世界的冲动。而在儒家思想中缺少的恰恰是这种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中国人从商周之际就有了敬祖的观念。敬祖本身无可非议，它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但如果把敬祖演变为对祖先盲目的顶礼膜拜，则会对人的心理和思想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盲目崇拜的结果会使人变得保守，久而久之，就会逐渐削弱人的判断力、自信心，削弱人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并极大地阻碍人的创新精神的培养。而孔子正是盲目崇拜先人的始作俑者。孔子政治主张的前提就是崇拜先人，效仿先人。所以他提出“克己复礼”，呼吁君王们效仿先王之德，恢复周朝之礼制，认为只有这样天下才会太平，社会才会安定，人民才会安居乐业。对先人盲目崇拜的思想渗透在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中，比如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之风也始于孔子。孔子教学生从来都是学生问，老师答，似乎老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老师讲的都是真理，学生都必须遵循，不容置疑。这样，儒家思想不仅形成了中国人急功近利的教育价值观，同时也形成了中国人盲目崇拜先人、师长的心理，从而严重影响和削弱了中国人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缺乏创新意识的根源所在，也是当今中国教育中，教师总是满堂灌、一言堂，学生总是被动接受、不爱思考，缺乏创新思维的根源所在。所以，在中国，后人的成就和影响从来没有超过前人的，孟子超不过孔子，荀子超不过孟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就没有谁的影响能超过孔子。而反观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一代比一代强，柏拉图的成就超过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的成就超过了他的老师柏拉图。而到了近现代，思想巨人、科学巨人更是层出不穷，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黑格尔、康德、马克思等等。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如此，也就不难理解“钱学森之问”为什么在中国本土至今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世纪难题了。结束语本文只限于对儒家思想给中国教育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粗浅的分析，毫无疑问，影响中国教育现状，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因素还有很多，如地理环境、封建制度、小农经济等等。但我认为，儒家思想的影响是最根本的。我以为只有找到了中国教育的病根所在，才能对症下药，有效解决。如何有效解决是我们教育工作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有待进行深入研究。但必须说明的是本文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决不意味着对儒家思想的否定，批判是一种扬弃，扬弃是为了去其糟粕，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其精华。本文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的，从现实的角度看，不容置疑，儒家思想中有许多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挖掘，特别是对完善道德的要求和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倡导，都是十分宝贵的，尤其在人类发展进入21世纪之后，儒家思想中的这些精髓显示出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不能不看到，科学进步在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科学的物化形式在提供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压迫自然的现成的工具和手段，人类非理性的贪婪和任意索取不仅造成了地球上许多物种的灭绝，打破了人与各物种之间的平衡，而且也直接导致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日趋恶化。可以断言，如果我们物质文明继续进步而心灵不成长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只能是更加危险。不敢说儒家思想就一定能够拯救人的心灵，但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倡导完善道德和理想人格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和价值。正如爱因斯坦1937年在他的一封信中所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术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我想，这正是为什么人类进入21世纪后西方思想家开始对儒家思想产生兴趣，试图从孔子思想中寻求拯救西方经济危机的途径的原因所在。作为中国人，我们更有责任对儒家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我们应有的努力。

一、诸葛亮“六出祁山”对“北定中原”的有利因素。有利因素诸多，择其重要以论：1、自然因素。陇右东与秦川相接，依丝路古道（即关陇大道）、渭河一线相通。素称秦陇一线唇齿相连，天水南可自阴平古道，江汉之线，双道直通川蜀江汉。汉中、陇右是当时蜀汉北铙曹魏的双大门。汉中已有，再取陇右，则蜀汉进攻查双管齐则，形成钳形之势。若是防守，可双门紧闭，拒曹兵于门外，万无一失。曹魏也难以实现得陇望蜀之美梦。西连河湟，北通大漠，可与广阔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连成一片。尤其丝绸之路开通后，这里是关中通往西域的第一站咽喉重地。翻陇山入秦川要比翻秦岭阴容易得多。从地形上分析，这里处在六盘山地、陇中黄谷相连。渭河谷地横贯其间，嘉陵江、西汉水谷地平缓由陇入蜀。东有陇山屏障，西有河湟天险，南可退走川岷江汉，进可攻，退可守，有较大回旋余地，是屯兵作战的天然重地。2、经济因素。天水市现总面积14267m2，耕地593.3万亩，人口2720000。渭河干支平均年径流量12.84亿m3，嘉陵江干支平均年径流量5.47亿m3。地下水资源达1.6亿m3。含水层厚达4－15m。年降水达156亿m3。故以“天河注水”盛名于世。年均气温10.5℃。7月最热，最高温38.2℃，1月最冷。最低温－19℃。春季冷暖多变幻，常有倒春寒；夏热无酷暑，雨热同季，降水集中；秋季降温速，秋温低于春温，阴雨天气多；冬冷无严寒，气候干燥，雨量充足，水资源丰富，在三国时期，人中尚少，粮产量丰盈，是提供屯兵军粮的粮库。故有诸葛亮“陇上刘麦”的佳话。同时山原广阔，植被茂盛，森林覆盖率27.42％，林地面积874.41万亩，是黄土高原上的绿洲，被誉为“陇南林海”，“林泉之冠”。三国前，这里水草繁茂，是天然牧场。公元前九世纪秦祖嬴非子在这里为周孝王放牧繁息战马，为周孝王中兴，起了重大作用。所以天水是繁息战马的丰盈宝地，自然是诸葛亮伐魏前线所需战马的良种场。加上丝绸之路开通长宁驿、弓门砦、降陇城、秦亭、街亭、略阳、成纪、显亲、清水、绵竹、上邽、新阳、冀城、洛门等陇右古镇上，西域商贾往来贸易，使市场经济繁荣。这都是诸葛亮伐魏的有利因素。3、文化因素。天水历史悠久，是华夏文化的重要发详地。传说人类文明始祖三皇之首伏羲氏出生在这里，故称“羲皇故里”。《易系辞传》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乌鲁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史记•补三皇本纪》云：“太吴庖牺氏，凤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日毕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氏于成纪（今天水一带）。”据考察，天水渭河及其支流两岸现有史前文化时期原始先民聚落址达500余处，同时出土万件遗物，有些与伏羲氏族文化的内涵有相似之处，尤其是秦安大地湾、天水师赵村、西山坪，武山付家门等遗址的发掘得到证明，其人头蛇身饰文的彩陶器皿和伏羲氏族图腾崇拜完全一致，说明天水乃至陇右一带在史前文化时期有一支以蛇为图腾崇拜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伏羲氏功盖千秋，伏羲氏族文化是中华古老文化的源头。伏羲氏族兴起于陇右，后随迁徙，翻陇山，进关中，徒陈仑。再沿渭水东进，定督陈州（今宛立）。为华夏民族的文明起到肇启作用。伏羲氏族未入中原者，父系氏族社会就以炎帝族为号。炎帝族姜姓，黄帝族姬姓。《国语》云：“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姜”、“姬”从“女”，说明以母系为血统。“羲”、“姜”、“羌”从“羊”，说明均为牧羊族。《帝王世纪》云：“昔少典娶有娇氏，名曰女登，威神龙于华阳之常羊，生神龙烈山石室”。《大荒西径》云：“有氏人之国，炎帝之孙名灵恝，灵恝生氏人。”说明氏人也是羌人分支。那么陇右氏、羌亦是伏羲氏、神龙氏、轩辕氏之后裔。从上看三皇皆发端于西部，后因迁徙、争战进入中原，是中华远古文化的基石，荆襄名士之首、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岂能对此无睹。其次，周氏族兴起于雍地周原。联合西部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在伏羲氏先天八卦启示下，演出后天八卦，为《易学》打下坚实基础。公元前1066年，在姜氏吕尚辅佐下，联合彭、濮、庐、徽、蜀、庸各族，会师牧野，是纣兵70万倒戈，在一月内，攻入朝歌，使腐败而失去民心的商纣覆灭。而八卦学说是先民在生产实践中创造的一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宇宙观、辩证法，它揭示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和方法，一直指导着各项事业，对军事战略思想尤为重要，无疑对荆襄士族知识分子有教益和影响作用。作为荆襄名士诸葛亮一定教益非浅。而在他后来的兵战中亦灵活运用。其三，陇右是先秦文化的发源地。秦人祖先本是黄帝之孙高阳氏颛顼帝后裔女修，女修吞玄鸟蛋生大业（即皋陶）。皋陶之孙大费（即伯翳）参与大于治水有功，舜给他赐姓赢。大费子孙居中原夷狄，“以佐殷国，故赢姓多显，遂为诸侯”。《史记•秦本纪》载，大约殷周末期，大费后裔中，“在西戎，保西垂。”唐《括地志》说西陲在“秦州上邽县西南90里”。后人认为是今礼县红河流域。中苗裔非子居犬丘，善养马，犬丘人告周孝王。陇右山谷，“其坂九回，清泉四注，”水草丰盈，是繁息战马的佳地。《史记•秦本纪》云：“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赢。今其后亦为朕息马，朕其封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赢氏祀。号曰秦赢”。故孝王十三年将谓之交陇右一带封给非子专营牧马事业，为周王室附庸，筑城邑为秦。秦亭火置为秦国的兴起与发展，起了典基和用。周励王腐败，西戎反叛灭犬丘秦氏。周宣王委秦赢之孙秦仲为大夫攻西戎，被西戎所杀。宣王又派秦仲五个儿子攻西戎，收复失地，并委长子秦庄公为西陲大夫。周幽王死于诸侯战乱。庄公子秦襄公率兵救周，护送平王东徙洛邑有功，封襄公为诸侯，又赐歧以西之地予秦。秦从此势力发展到陇山以东。秦文公三年（前763）以700人东猎至渭，紧接伐戎，势力速达歧。秦穆公选贤举能，修兵备战二、三十年，“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孝公采法商鞅，大发展。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於内，一举灭六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中国历史上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这对后世不能说没有影响。诸葛亮安能不效法秦公出陇右而入秦川，完成统一大业乎？其四，天水人隗嚣少仕州郡，后为王莽国师刘歆引以为士。刘歆死后回故里。王莽倒行逆施引起全国反对。新市人王匡、王凤揭竿举起绿林起义大旗，全国响应。破落贵族刘玄混入陈牧平林军。南阳地主巨商贵族刘秀、刘演拼凑舂陵兵参加新市会。天水隗嚣与季父隗崇、隗义、上邽杨广、冀县周宗等于公元23年据天水“起兵应汉”，自称西州上将军。依靠地域之险，经营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郭湟诸郡。建武二年（26）刘秀令其共讨四川公孙述未成，遂称臣于公孙述，被封朔宁王，并派兵增援。于是刘秀率众亲上陇坂讨伐。建武九年（33）春，嚣病饿出城糗，悲愤而死。当耿、岑彭围攻西城、上封阝时，刘秀束力书岑彭：“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若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在给耿书中有“既得陇，焉不望蜀也”。说明陇右确是入蜀的军事要道，是保蜀的屏障。无怪乎诸葛亮要“六出祁山”，得蜀取陇。4、人文因素。龙右地处雍凉，人皆生性强悍，善骑射，习武功，富有极强战斗力，故谓，西凉兵强。所以这里是作战补充兵源的雄厚基地。因这种地域人文特色，东汉前出了不少杰出将领，最有名的是智勇双全的秦李信、汉飞将军李广、李陵、后将军赵充国、忠烈将军纪信、西域都护会宗。故西汉时有“关东出相，陇西出将”的谚语。李广可算是西汉威振大漠的名将。先祖李信为秦名将，曾俘燕太子丹。李广骁勇多谋，猿臂善射，有次误将草丛中大石当猛虎而射，箭簇竟入石中。汉文帝十四年（前169）匈奴出动14万骑南侵，18岁则入伍的李广勇敢善战40余春，胜70余战。赵充国是位机智沉着、富有军事策略的将领。能骑善射，曾平息氐人叛变。出击匈奴，俘获西祁王。神爵元年（前61）年愈七旬的赵充国，督兵西陲，采取有效策略，挫败诸羌。并再三上书“寓其于农，以兵屯田”的主张，效果极好。纪信在楚汉相争中假扮汉王，诈降狂项，被焚杀于阳。殷会宗作西域都护，和好西域各族，巩固了边寨，促成祖国统一。凡此等等。诸葛亮兵出祁山，进据陇右，尚是招览将才，补充兵源的重地。5、民族因素。陇右周秦以来多居绵诸、邽、冀、狄、氐、羌、庐等戎。尤其东汉至曹魏，羌人多居凉州之武威、安定、天水、金城、酒泉诸郡。氐叟居武都、扶凤、天水等郡。河西有西羌，此有鲜卑、南匈奴。《三国志》注引《西戎传》云：“近会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百顷氐王杨千万各有部众万余”。因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曹操也未放松对这里的经营。《三国志.鸟桓传》说：“建安十六年（211）曹操北伐鸟桓“斩杀鸟桓王蹋顿”。同年进攻西北羌区。《三国志.武帝纪》载：“建安二十年（215）攻屠武都、天水氐人。建安二十四年（219）徒武都氐叟出居京北、扶风、天水”。可见陇右当时是多民族地区，且少数民族同东汉，曹魏统治者矛盾坚锐，诸葛亮在《陇中时》中提出“西和诸戎”的民族政策下适合陇右，这是诸葛亮要“六出祁山”的一个重要原因。6、政治因素。东汉政治是建立在豪强统治的基础上，汉和帝废除监铁官买制，私营盐铁放任，豪强势力更加强大。豪强、官僚均成地方割据者。宦官外戚专权，东汉政权风雨飘摇，失去对豪加黑暗腐败。陇右本西戎发地。汉武帝开通西域，域外羌人内附日盛，羌甚于汉人，激起东汉后期羌人大叛，反镇大战达40余起。如建武十年（34）、十一年（35）先零羌与马援之战；中元二年（57）、建初二年（77）、元和二年（86）、章和元年（87）、永元九年（97）烧当羌与窦固、马武、马防、耿来、张纡等大战。尤其“永初元年（107）车骑将军邓骘、校尉任尚屯汉阳（今甘谷）备羌”历14年，用人240万，耗资巨额，币藏空虚，人民覆宗灭族不计其数，横尸遍野，白骨垒垒。其后战争接连不断。直至建康元年（145）东汉统治被内地农民起义闹得不可开交，才使大战暂告一段。范文澜《中国通史》称“这次战争用款800余亿，多数被官吏吞入私襄。159年后战火又起。《秦州志》载，仅“永嘉八年（165）段颖西击羌，大破之……斩首23000级，获生口数万，降者余万，封段颖为都乡侯。”“中平二年（185）车琦将军裴温出征汉阳，又使破虏将军董卓将兵三万讨先零羌。”“中平四年（187）春三月，韩遂围陇西……进围汉阳……汉阳人王国与扶风马腾并叛。”“建安十六年（211）曹操攻马超、韩遂”。“建安十八年（213）秋七月马超率帅羌胡击陇上诸郡县、郡县皆应之。”“十九年（214）春马超领兵还围祁山，兴国氐王阿贵、百顷氐王千万各师部万余从之。夏侯渊、张合阝救祁山，超败走……百顷氐王奔蜀，其部不能去者皆降，曹操袭其善者分居天水、南安郡”，“二十四年（215）夏四月，曹操征张鲁；……既克汉，李特祖将五百余家归之，操拜为将军，迁于略阳（今陇城）。”这些频繁大战使汉民征收不绝，常疫于远戍和征战。自安帝始，农民到处起义，范文澜《中国通史》载，至黄巾起义前各地民变67次。阶级斗争将氐羌反叛与农民起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汉阳杜琦、杜季、王信与羌人联合起义于天水一带。氐、羌、汉联盟大起义，地方武装乘镇压起义贪污发财、割剧一方，韩遂、马腾、马超、董卓各自为政，段颖仅169年杀人4万，用钱44亿，本人发财封侯。反而皇甫规抚羌，诛大贪官五、六十人，小贪官百余人，羌人为附20余万，只因得罪官吏，豪强，被下狱服苦役。1972年甘谷渭阳十字道刘家山一东汉墓出土汉简23枚，兹3枚文字较显者有云：“二十八日司徒寿大司农广上诏书从民家钱登官有诒钱斯幸永诏书郡所又永和六年二月一日古宗正昱上北。”又一云：“延熹元年十二月申朔十二日甲申宗正臣柜丞巨敬顿首死罪上尚书臣顿首死罪谨案文永寿三年三月十六日蜀郡太守书言人首示章诏书宗室”。还有一枚云：“雷诸侯王属居国界有罪请五属外使从法令治流落客唯五属内不得行优宗室刘槐刘亘自诏为乡县所侵不行优除到官来槐亘等骆驿当如永和六年庚午诏书汤。”从上支离破碎简文和农民起义风暴，可知当时陇右阶级矛盾何等坚锐。这样的政治因素不是诸葛亮六出祁山之所在吗？二、诸葛亮“六出祁山”对“北定中原”的战略意义。基于上述所论，诸葛亮“六出祁山”的英明果断决策，是贯彻落实《隆中对》策，北定中原，兴复汉室，以成霸业的正确军事举措和重要战略方针。有其重要战略意义：1、“六出祁山”，得蜀取陇，使蜀陇连成一片，扩大地盘，建立蜀陇战略基地，进可攻，退可守，有较大的军事回旋余地。这一战略思想，在《隆中对》中早有设计，同时刘备集团很早就把凉州列入猎取版图之中。《三国志•马超传》云：昔孙权派诸葛瑾索还荆州诸郡，刘备回答说“吾方图凉州，凉州定，凡尽以荆州还吴耳。”为此，刘备早就想中“信著北土，威武并昭”的马超。《三国志•马超传》云：“超走保诸戎……杨说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之心，若大军还，不严其备，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超过率诸戎以击陇上郡县，陇上郡县皆应之，杀凉州刺史韦康，据冀城（今甘谷），有其众，自称征西将军”。“闻先帝于成都，命书请降”。刘备得知，“先谴人迎超……以超为平西将军，督服沮因，为前都亭侯”。“先主为汉中王，拜超为左将假节，章武元年（221）迁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乡侯。”其目的是马超“信著北土”，重用马超“西和诸戎”，取其凉州，再挺进中原。尤其汉中已得，诸葛亮再平取陇右，使蜀、汉、陇连成一片，据守蜀北大门，请孙权“以同盟之义，命将北征，共清中原”，形成抗魏半包围圈，改变蜀汉仅据川蜀偏僻一隅、远离秦川中原，势孤力单的局面。2、得蜀取陇、取陇可保陇。秦陇唇齿相连，取陇可打破曹魏得陇望蜀的美梦。取陇右，入秦川是条坦道，要比穿子午谷、过褒斜道安全。据当时荆州之失的蜀汉实力，诸葛亮所率北伐之师可谓蜀汉倾国而出，不能以军事冒险行动越秦岭以出秦川。宜“治戍讲武”，边整边征，不断充实。所以诸葛亮特别谨慎，扼去陇右，建立西线战略后防军事基地，“考微劳，甄壮烈，布所失于天下，励兵讲武，以为后图，戍士简练，民忘其败”，“休士劝农”，“植谷农桑”，操练军队，设计制造“木牛流马”，“戍阵齐而号令肃”，“以侯大举”，奇翻陇山，沿渭水挺进中原，心复汉室，成其霸业。3、诸葛亮声东击西，以奇兵“六出祁山”，平取陇右，是避实就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曹魏赤壁战败后，将主力防线布于长江、秦岭，尤其刘备占据荆襄，外接好孙权，故曹操更加紧长江防线。关羽荆州之失，章武三年（223）蜀主伐魏败，曹魏以为“备已死，数多寂然无声”，故“略无备豫”。诸葛亮迂回曲线运兵陇上，以复伏羲之氏族东徒都阵、秦人入关遂灭六国，周武王伐纣兴周之道，偷袭挺进中原。因而建兴六年（228）首出祁山，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判魏应亮，魏将姜维降蜀，使曹魏“朝野恐惶”，魏明帝曹亲驾长安坐镇指挥，命曹真率关右诸军防守，命张郃督步骑五万翻陇山西拒诸葛亮。由此看诸葛亮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的军事举策显然有其战略意义。4、诸葛亮“六出祁山”，利用陇右诸多有利因素，对尽快形成抗魏统一战线和抗魏统一战线和抗魏联军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①利用陇上居民多习武，善射骑，强悍勇敢善战的习尚，为蜀师补充兵源。建兴六年（228）首出祁山退兵中，“拔西县千家还汉中”以充兵源。②利用陇山才多将广之因素，纳录能征善战的勇将。建兴六年（228）首出祁山，想方设法，纳录足智多谋、忠于汉室的忠臣良将姜维。并倍加重用。“亮与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宛书曰‘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李常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曰‘须先教中虎步五六千人。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於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观，见主上，后迁中监军，征西将军《姜维传》。诸葛亮建兴十二年（234）病殪五丈原后，姜维确成为诸葛亮“北定中原，心复汉室”伟大事业的接班人，一直督兵抗魏前线，一生戎马，欲血奋战，最后以生殉国。③利用陇上土肥地广，粮食丰盈为蜀师补充军粮。诸葛亮“陇上刹麦”当在是处。④利用陇上繁茂水草，为蜀师繁息战马。今“木门道”、“祁山堡”等三国古战场都传有蜀军的拴马湾。今祁山附近盐官，三国时的卤城很早是西北著名的骡马市，该市暂无三国详细资料。但可肯定，陇右良马是为蜀师所必须的军需。⑤利用陇上众多民族和尖锐的民族矛盾，诸葛亮“西和诸戎，”建立抗魏民族统一战线，抵御魏兵。建兴七年（229），亮遣陈式攻五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准率众欲击式。亮自出至建威（今西和）准退还，遂平二郡。诏策亮曰……降集氏羌，兴复二郡，威震凶暴，功熊显然……“《诸葛亮传》。”亮建兴九年（231）围祁山，招鲜卑苛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以应亮“《诸葛亮传》。建兴十四年夏四月……徒武督氏王苻健及氏民四百余户于广都”《三国志•蜀书》。比类例多不枚举。⑥利用陇右突出的阶级矛盾，动员陇右人民一致反魏。建兴六年首出祁山，“南安、安定、天水三郡叛魏应亮”《诸葛亮传》。⑦利用陇右在居民中遗留的远古的传统文化、伏羲文化、周文化、先秦文化、儒家文化素养，号召陇右人民说“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狭天子以令诸侯，”“当讨逆之。”⑧利用丝路大道，企图一举进兵中原。诸葛亮对此特别重视，建兴六年（228）首出祁山，立即派马谡抢先占据丝路古道龙口咽喉---街亭，结果马谡没有完成任务失守街亭，使诸葛亮出祁山，进中原的计划蓝图破灭，失去战机，故诸葛亮兵退汉中，“戳谡以谢众”。惜哉。三、诸葛亮“六出祁山”没有完成“北定中原”统一大业的原因。诸葛亮“六出祁山”没有完成“北定中原”统一大业的原因并非战略之失，而是有其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原因。1、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在日夜操劳下病役于伐魏前线五丈原大营，这不仅对蜀汉伐魏不利，且对蜀汉政治本身是一重大损失。虽有姜维接替前线指挥，但总显人才匮乏，后继无人。2、在三国鼎立中蜀汉政权相对而言，形成气候晚于曹魏、孙权。夷陵之战后，军事实力远不及魏、吴。与才多将广，人才聚集的曹魏相较，差之远矣。3、“兴复汉室”的口号早已没有多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东汉腐败政治在人民心目中早已完全丧失。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苍天已死，黄天当立！”4、蜀汉朝廷臣官黄皓等专权，后主昏暗，后防空虚，纵使姜维在前线拼命作战，终难挽回危运，后主早以降魏作俘虏，进入安乐宫。5、北伐战事中，关键深刻用人失误，马谡失街亭，李严误军粮，失去大好战机，机不可失，时不在来，失之难以挽回。6、攻占陇右后，没有建立起牢固的政治、军事根据地，往往粮尽兵退，收地复失，陇右诸多有利因素未能充分利用。7、屯兵戍边措施不力，前线军需供给不济，往往粮尽而还。与此，曹魏采取得力改革措施，经济发展，国力相之强盛。综上述，总结诸葛亮“六出祁山”与“北定中原”关系中的成败教训明示，国家要富强，人民要富裕，民族要兴旺，事业要发达，必须依靠人民群众，为人民谋利益，受到人民群众的的拥护和支持，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有强有力才干的人才队伍；兴利除弊、反腐反贪、惩治腐败；加强民族大团结；抓住机遇，不失时机，合理用人；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否则，将终难如愿以偿。

论诸葛孔明六出祁山而无果诸葛亮穷尽一生，对蜀汉政权鞠躬精粹，然而却在人生最后时刻，欲实现刘备的遗愿六出祁山，却没有成功。究其原因，熟读三国后得出以下原因。一，国力衰弱：蜀国是三国中最穷的国家，虽然四川被称为天府之国，但和拥有中原地带的魏国，拥有鱼米之乡的吴国来比，确实处于劣势。人口也是三国中最少的，只有90多万人，军队自然不会太多。战争表面上拼的是武力，但事实上是综合国力的比拼。为什么司马懿固守城池不出战，抱残守缺，魏国耗得起，蜀国耗不起。二，地理原因：蜀汉地处益州，虽然有蜀道可以抵御侵略，但同时要去讨伐曹魏，天然的屏障变成障碍。三，军粮不足：蜀国产粮的地方只有成都平原和汉中盆地，而且不易运输，只有陈仓道和斜谷道两条路，诸葛亮前五出祁山都是因为军粮不足，被迫撤兵。四，人才凋零：人才是重要的，此时的蜀国不论是纵横驰骋的武将还是运筹帷幄的谋士都远远不及曹魏。赵子龙年过七旬还要上阵，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蜀国此时除了孔明以外，也就只有魏延，马岱，王平，姜维，费祎，蒋琬几个可以顶事的了。其余的大多庸碌无谓之辈。五，对手太强：曹魏是当时最强的国家，兵力，财力，物力，人力都强过蜀国太多，诸葛孔明虽然足智多谋，但遇上司马懿，棋逢对手，根本施展不出来。诸葛亮固然是一流的人才，司马懿也不是无能之辈。六，孤立无援：吴蜀联盟的破裂，诸葛亮失去外援。七，身体欠佳：诸葛亮虽然比司马懿小两岁，但诸葛亮积劳成疾，54岁就离开人世八，历史必然：三国只是历史的插曲，终究要进入士族统治的时代，诸葛亮也没法逆转。总的来说，是国家不够强大，天时，地利都没占有，同时，也没有顺应历史发展，失败是情理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