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号召发表论文
如何写好议论文？1、理解议论文的文体知识：议论文三要素、论证方法、议论文结构、常见的议论文的写法、议论文的种类等。2、思想准备：想清楚要写的内容。如果认识不清，你可看相关的书，《名人名言》《论点论据大全》可以说是个捷径。平时要注意积累，如每天背两条名言，即一个故事。这样，你就会写好议论文。不知你对议论文掌握的如何，不知下面的内容对你是否有帮助。一、议论文的三要素：1、论点：是一篇文章的灵魂、统帅，任何一篇文章只有一个中心论点，一般可以有分论点。论点应该正确、鲜明、概括，是一个完整的判断句。绝不可模棱两可。论点的位置一般有四个：①文题②开头③文章中间④结尾2、论据用来证明论点的材料，有事实论据和理论论据两种。选用事实论据要注意：①必须具有典型性。古今中外的都可以。是大多数人所知道的，最起码是登过报纸上过电视的。②最好具有新颖性。③论据的表述要准确、叙述要概括，能证明论点即可。选用的道理论据要注意：①可以是名言、警句、俗话、谚语、定理、公式等。②要精确，不能篡改、歪曲。③和论点有必然联系，能证明论点的。3、论证：论证时使用论据证明论点的过程。①论证的基本类型：立论、驳论。立论从正面论述，驳论从反面论述。我们写议论文一般以立论为主。②论证的基本结构层次：三段论式的结构。提出问题(是什么)→分析问题(为什么)→解决问题(怎么办)也即：引论本论结论常见的论证结构：a、总分总式结构b、对照式结构c、层进式结构d、并列式结构③常用的论证方法：a、例证法(也叫举例论证)：用典型事例作论据来证明论点，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b、引证法(也叫道理论证)除引用上述介绍的理论论据以外，还可以引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名句，它一方面能加强论证的力量，另一方面，它还可以丰富文章的内容，增强议论文的文学性。c、对比论证(也叫正反论证)：这种方法可以增强论证的鲜明性，使读者清楚作者赞成什么，反对什么。d、喻证法(也叫比喻论证)，增强了作品论证的形象性、文学性、说服力。二、议论文逻辑性的具体体现。议论文的语言必须准确、鲜明、严密、有针对性。段落与段落之间要有非常清楚的逻辑关系，如总分、对照、层进、并列等。借助起过渡性作用的语句来突出这种关系。如：“有”、“还有”“虽然、但是”“固然”“诚然”是等。三、议论文写作更需要哲理的思考。尤其是议论文，是奖善惩恶的，是对人们进行规劝疏导的，是对人们引导作用的，因此必须有说服力，并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认真上政治课，经常的看看说理性的文章、名言警句等，将提高我们的思想素质，提高我们认识能力，对我们写作，尤其是议论文的写作大有好处。它会起到丰富文章内容，深化文章思想，提高说服力的作用。
议论文的三要素议论文具有论点、论据和论证三个要素。论点是作者对所论述的事物或者问题所持的见解和主张，论据是用来证明论点的科学原理和典型事实，论证是运用论据来证明论点的过程和方法。1、论点论点就是文章中要加以阐述和说明的基本观点，在议论文中要解决的是"证明什么"的问题。在一篇议论文中，论点是文章的价值所在，一篇文章的高下优劣主要取决于它。因此，对论点有以下几方面的要求：(1)、论点要正确。论点一定要符合客观实际，作者除了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以外，还要以辩证法的观点去研究分析问题，防止认识上的主观片面性。此外，还要注意论断中的每一个概念都应当是准确无误的。准确性的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点：论点准确，包括概念、论断、提法和分寸的准确；论据、引语准确；语法、逻辑、用词造句准确；阐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准确；实事求是、切合实际，不武断、不浮夸，要一分为二。(2)、论点要有针对性。申论的论点针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舆论导向上具有针对性；针砭时弊，针对社会生活中需要解决的各种弊端、陋习，对症下药，加以评说，予以治疗；触及当前社会上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矛盾，分析起因，找出解决的方法等等，以正确引导舆论和指导实践；抓住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分析说理，解开人们的思想疙瘩；针对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论证评说。申论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是就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加以论述。因此，哪里是主要的问题、哪里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必须在动笔之前解决好。需要说明的是，申论论证评说的是"主要的问题"，而不是问题解决的方案和做法。(3)、论点要深刻。论点一定要抓住问题的关键，能科学地揭示出事物的本质。要使论点深刻有力，作者就必须首先清除那些泛泛的、装腔作势的议论。同时，深刻也还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前瞻性的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点：对事物的认识具有敏锐性；能够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从表面现象能够看到事物发生发展的根源；具有预见性，即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及其未来的结局分析之后，能够作出具有预见性的科学论断。(4)、论点要鲜明。作者要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一定要旗帜鲜明，不能模棱两可。对所论述的问题自己先要思考透彻，不能含混不清。论点的语义必须十分清楚确切，不能暧昧不明。(5)、论点要新颖。论点要有创见，给人以启发。要善于发现新的问题，解决新的矛盾，不能人云亦云。新颖性的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点：论题新颖，即评论的问题能够触及新的矛盾，或者能够提出新的见解、主张；在与错误及片面的观点交锋中鲜明地提出精辟的见解，表现出真理的光辉。论说中有新的论据，并能以这些新的论据作为依托，引发议论；选取新的议论角度，诸如舆论的非热点、容易被忽视或者被掩盖的矛盾侧面、对解决矛盾能够起到关键作用的环节等。(6)、论点要同一。在论证过程中要保持思维的确定性，防止出现违反同一性的要求、偷换论题或转移论题的现象。这一条是从逻辑上对论点提出的要求。(7)、论点要突出。议论中不能以材料淹没论点。当所论述的问题比较复杂时，其中心论点与派生出的分论点、小论点的关系只能是总分关系，因为多中心即无中心。这是从文章中心思想的表达上对论点提出的要求。2、论据论据就是用来论证论点的根据，是议论的基础，解决的是"用什么证明"的问题。论据有事实论据和事理论据两种。事理论据除一般原则外，还包括那些从长期生活实践中概括出来的、被公认为符合事理的谚语、俗语、典故等。申论对论据有如下要求：(1)、论据要真实。事实论据必须可靠，事理论据必须准确。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注意调查核实。不能道听途说，断章取义。未经证实其真实性的论据只能用"预期理由"，论据不能靠论点证明，以免形成循环论证。(2)、论据要典型。事物有必然性与偶然性、一般情况与个别情况的差别。只有从事物的一般情况及其内部的必然联系出发去掌握事实，这样的事实才能胜于雄辩。所以选择论据要注意排除那些偶然的、个别的事例，而选择那些最能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典型材料。这样的材料才能以少胜多，以一当十。(3)、论据要充分。即使是真实的论据，如果不全面，其说服力也不会强。论据要全面、充分才有说服力。(4)论据要新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新的总是吸引人的，对旧的论据读者不会很感兴趣，自然也就影响说服力。3、论证论证就是用论据来证明论点的过程和方法，它解决的是"怎样证明"的问题。议论的目的在于使别人同意并接受你的观点，这除了要看你的观点是否"有理"，还取决于你是否会"说理"。只有说理充分，分析透彻，论证周密，议论才会有说服力。申论作文，一定要以理服人，同时合乎逻辑，而不能以势压人，用大话、空话、假话去强迫人接受。因此，申论论证时要注意采用灵活多样的论证方法。一切道理、结论总是从客观事实当中、从实践经验当中引申和概括出来的。因此，我们要把道理说明白、容易让人接受，就得依靠具体的事实材料，在立论写作中就是人们常说的摆事实、讲道理。从事与理的关系而言，事实正是说理的依托或论据，论理则是由事实的现象、感觉到本质、理性的开掘、分析、推理、引申和发挥。这种说理方法的好处在于理从事出，虚实结合，使立论文章增添理论色彩，避免空泛议论或就事论事。事实和道理的有机结合，是增强评论说服力的一项基本原则、要求和方法。所以，在申论写作中一定要有雄辩的事实作基础。总之，论点、论据和论证是议论文的三要素。论点是灵魂，论据是血肉，论证是骨骼。论点是解决"要证明什么"的问题，论据是解决"用什么来证明"的问题，论证是解决"怎样进行证明"的问题。三者紧密联系，就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论证过程。就议论文的要素来说，一般要求论点正确鲜明，论据准确充分，论证严密，合乎逻辑。论点正确，就是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并且能从实际出发。鲜明，就是要有明确的态度，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主张什么、驳斥什么、爱什么、恨什么，都毫不含糊。正确鲜明的论点，一般是深入社会实践，对某个问题作周密的调查，掌握了大量的、可靠的事实和材料，然后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以党的方针政策为准绳，对事实和材料进行具体的、科学的分析而概括和提炼出来的。它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方向。是不是每篇议论文都有这三个部分呢？不一定。有的议论文，从论证开始，到结尾才归纳出论点，就没有绪论。有的议论文，论证结束就煞尾，不再有结论。特别是杂文，写法不拘一格，信手拈来，任意发挥，皆成文章，这就更不能篇篇都要求写出这三部分。议论文的结构并不复杂，但能否安排适当，关键还在于写作时是否思路清楚。毋庸置疑，文章要思路清晰，首先要对所议论的问题认识清楚。然而，对问题认识清楚了，一到写作时由于同时要遣词造句、策划论证，原来想到的材料会忘却，原来想清楚的问题会模糊起来。这时，可以拟定写作提纲。写作提纲是文章内容的简略提示，拟写提纲的方法如下：(1)、拟写提纲前应先将所写内容思考一遍，即确定论点、论据、论证方法与议论程序。(2)、按照绪论、本论、结论三部分分别写入各项内容。如在"绪论"内写入议论的事实或问题。有时，也可在绪论内直接写出论点；在"本论"内写入中心论点或各分论点，以及各项论证的论据或论证方法；在"结论"中写出主要的结束语。(3)、写完提纲后应该复核一遍，并根据新的想法作一些必要的修改。(三)、议论的方式议论有两种基本方式，即立论和驳论。立论指议论目的是为了从正面证明自己提出来的论点。驳论指议论目的是为了反驳某一错误的论点或相关的论据、论证。立论和驳论是从正反两方面对问题的论述，是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二者之间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为在确立一个正确论点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否定批驳和它相对立的论点。而在批驳错误论点的同时，则必须确立与它相对立的正确的见解或主张。立论和驳论不是简单地表示赞成或反对，而是要提出理由，进行阐述，说明为什么赞成或反对。因此立论、驳论的关键在于设法证实一种观点的正确或谬误。立论和驳论的重点在于立和驳，而不在论。“论”是文章的思想内容，“立”和“驳”是文章的逻辑形式。无论是证明还是反驳，其要求是要合乎逻辑，要正确地使用各种推理形式，合乎相应的推理规则。“不能推出”、轻率概括、以偏概全、机械类比，以及在论证中滥用权威、因人废言、感情用事等都是要注意避免的。1、立论立论在就某一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表明自己的态度时，要注意以下三点：(1)、这些看法和主张必须是经过认真的思考或者一定的实践，确实是自己所独有的正确的认识和见解，或者是切实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主张。要使读者感到有新意，增长知识，提高对事物的认识。(2)、必须围绕所论述的问题和中心论点来进行论证。开篇提出怎样的问题，结篇要归结到这一问题上。在论证过程中，不能离题万里，任意发挥，或者任意变换论题。如果有几个分论点，每个分论点都要与中心论点有关联，要从属于中心论点。所有论证都要围绕中心论点进行。这样读者才能清楚地了解分论点和中心论点。议论文的逻辑性很强，论证必须紧扣中心，首尾一致。(3)、“立”往往要在“破”的基础上进行。在立论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提到一些错误的见解和主张，加以否定和反驳，以增加论证的效果。在议论文体中，“已知的真实判断”就是论据，真实性有待证明的判断就是论点(论题)，而论证方式则是将论据和论点联系起来的逻辑形式，它的作用就是从论据的真实性推论出论点的真实性。2、驳论驳论是就某一事物或者问题发表议论，揭露和反驳别人错误的或反动的言论。驳论需要注意以下三点：(1)、反驳别人的错误言论，一定要对存在的错误作具体分析，特别要注意不能就事论事，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主要应该揭示错误的性质，分析它的思想根源和危害性，这样才能击中它的要害，使读者认清这种言论为什么是错误的。如果反驳的要点抓得不准，理由讲得含糊不清，对错误的性质又没有揭露出来，这样的驳论就不能以理服人，更不能驳倒错误言论。(2)、一篇驳论所驳的错误论点一般只能有一个，也可以叫做反面的中心论点。在论证过程中，必须始终围绕着这个错误论点来进行反驳，不能任意转移或分散。驳论也要做到紧扣中心，前后一贯，首尾一致，使读者一目了然。(3)、“破”中有“立”，反驳别人的错误言论，就能从中表达自己正确的见解和主张。有时在反驳中还需要把正确的见解和主张明确地提出来，使读者容易明辨是非，更好地达到反驳的目的。由于议论文是由论点、论据、论证三部分有机构成的，因此驳倒了论据或论证，也就否定了论点，与直接反驳论点具有同样效果。一篇驳论文可以几种反驳方式结合起来使用，以加强反驳的力量和说服力。而且驳论与立论经常是相辅相成的，往往是以驳为主，驳中有立。驳论的根本目的是要证实对方论点的虚假性，但在具体反驳时，可以根据对方议论的特点，灵活采取不同的角度和方式，如反驳论点、反驳论据、反驳论证等。写驳论时应该注意：(1)、写驳论是对别人的看法发表不同的意见，即使意见是针锋相对的，也要对事不对人，对于发表对立意见的人要“以礼相待”，不能出语伤人。初学写驳论文章的同志爱犯一种毛病，就是感情用事，以骂代驳。他们往往用感情冲动代替冷静的分析，在文章中写上“不要脸”、“恬不知耻”、“混蛋透顶”之类的话，以为这就是“立场鲜明”，其实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以骂代驳，并不能增加文章的批判力和说服力，并不能对反面论点有所触动，有时候，反而会暴露出作者对反面观点的认识不清和无能为力。因此在驳论文章中，应当坚持始终以理服人，不搞“以骂代驳”。(2)、要有分析地对待对立面的意见。一个人说话不可能句句都是谬论，批驳时应肯定对方正确的意见，反驳的只是其确实错误的部分。既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又不夸大对方的错误，实事求是，合情合理。这样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才容易使人心悦诚服。(3)、写驳论时特别要做到以理服人，最忌在缺乏分析说理的基础上武断地给对方的意见下结论，自己的看法当然应该坚持，但也不能强词夺理，语气上要留有余地，要有乐于倾听对方意见的讨论式态度。写驳论重在分析，不加分析地批驳是没有力度的。驳论有三种类型：(1)、短评式驳论。它篇幅短小，一般只抓住对方错误言论的片言只语进行反驳，但它们体现着驳论文章的基本特点。(2)、评论式驳论。是短评式评论在反驳这一部分(即短评的本论部分)的扩充，即对对方言论进行多方面的反驳。(3)、局部式驳论。即指有些文章从整篇看不是驳论，但在议论中包含着一部分驳论。
试论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论文摘要：辛亥革命前十年，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对宪政表现出很大认同，认为宪政代替专制、人治是二十世纪时代发展潮流，也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必须尽快制定宪法，设立国会，建立分权制衡的国家权力体制，努力培养国民的权利意识，从而实现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立宪政体制的根本转变；但一般民众当时尚不知宪政为何物，权利意识淡薄，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几乎处于无权利状态。因此，对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不能估价过高。国民宪政意识的薄弱，是清末直至近现代中国宪政屡次受挫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论文关键词：辛亥革命；权力制衡；宪政意识 所谓宪政意识是人们关于宪政的知识、态度、评价、期望以及由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宪政心理等。诚然，一个国家能否实行宪政，最终要受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但国民宪政意识的强弱对宪政建设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宪政意识是实行宪政的先导，它制约着国家宪政模式的构造与变迁。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剖析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 一、国民对宪政的认同度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把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建立西方式的宪政体制上。1903年，《政法学报》发表的《立宪论》一文认为，是否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关系国家兴亡。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的结局，更加点燃了中国有识之士“宪政救国”的希望之火。他们认为，日胜俄败是专制国败于立宪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已预感到，爱新觉罗的皇祚已经是惨灯将灭了，要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传统治道——专制、人治已无回天之力，唯一的选择是走宪政之路，这样，立宪则存，不立宪则亡成为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最强音。张钟瑞的《土尔基立宪说》一文断言：“日本之兴也，兴于宪政；印度、缅甸、安南、朝鲜之亡也，亡于不知宪政为何物。”庆芳预言：“盖国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未有不立宪国家能存在者。”人们认为，由一人政体向数人政体，由独裁政治向立宪政治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日俄战争后，“数年以来，朝野上下，鉴于时局之阽危，谓救亡之方只在立宪，上则奏牍之敷陈，下则报章之论列，莫不以此为请。”“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呼号于海内外日：立宪!立宪!!立宪!!!” 有人甚至过分乐观地估计：“国会一开，四海归心，国是大定，人人沐宪政之福矣。”可见，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当时对宪政建设倾注了很大热情和寄予厚望。 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先驱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的同时，热情讴歌和赞扬民主宪政。梁启超于1902年撰文指出：“专制政体，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源”，因此，“今民间稍有知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于专制政体。”他认为，民主立宪政体代替专制政体为“理势所必至”，谁想阻挡这一历史潮流，“譬犹以卵击石，以螳挡车，多见其不知量而已”，他自信乐观地预言：“吾国民终归有脱离专制苦海之一日。”他警告清朝统治者，应及早放弃专制统治，实施宪政。因“时势可顺不可逆，机会可先不可后。”他号召国民“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觉民于1906年在《东方杂志》第二期发表的《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一文揭示了专制和宪政的本质区别。他说：“专制者君主之护符，而宪政则人民之甲胄也”。在专制制度下，“专制之君袭万乘之尊，挟雷霆之威，以侵人民自由而夺人民之权利。”在宪政体制下，宪法规定人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君民共同遵守宪法，从而，有效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白坚说：“立宪政治”是“国民政治”， “立宪之事业，为发达民权自由之事业”， “民权自由，立宪政治之真精神”。林懈《在政治之因果关系论》一文中，从人治和法治的角度出发区分专制和宪政。“专制任人，立宪任法。”专制制度的人治统治，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出现仁君圣主身上，而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因此，在专制社会，“治国少而乱国多”；再从西方宪政国家的经验看，要使国家长治久安，也必须断然抛弃专制、人治，实施宪政。如何实现由专制政体向立宪政体的转变呢?汉驹认为，想“开拓平民政治”，必须首先打倒“寡人政治”，要建设法制国，必须“先破专制国”。觉民也认为，“宪政者，必由人民之要求而后得，非君主之所肯施舍也”。汪精卫则指出：“革命者，建立宪制之唯一手段也，立宪者，当望之国民，不当望之君主。”梁启超则将中国由专制制度向宪政政体转变的希望寄托在以皇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认清世界大势，自动实施宪政上。 当近代中国刚刚迈进20世纪的门槛之时，宪政思潮主导了中国思想界。公共舆论鼓吹宪政，众多学者潜心研究和撰文宣传宪政，立宪派多次请愿，督促清政府早行宪政，清政府最后也被迫允诺预备立宪。似乎中国人对宪政的认同已达到一个相当高度。如果说，在宪政优于人治、专制这一点上，思想界和知识界先进分子基本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在对宪政理解和认同上，不仅一般民众，就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势力——立宪派和革命派尚存很大差异。 立宪派知识分子和商人是中国宪政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宪政意识最强、鼓吹宪政最力、研究宪政最深的两个阶层。如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大量宣传和研究西方宪政的文章。这两个阶层对西方宪政有较多的了解和研究，他们为鼓吹宪政不遗余力，绝大多数成员对宪政在心理上有较大的认同、忠诚以及较高的信任，但立宪派以官员和学者为骨干，大多数旧学功底深厚，久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熏陶，立言必称孔孟，很大一部分人在社会舆论和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下，虽认同了宪政，但宪政意识尚未在其思想深处牢牢扎根，因为，从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用几年时间完成。甚至极少数人把宪政作为自己步入仕途或在官场平步青云的政治工具，当时有人就尖锐地指出：“今日国会为宦途之滥觞。” 革命派认为，当务之急是革命而非立宪，因此，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宣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思想上，努力培养国民对革命的认同意识。在宪政领域，则主要集中火力批判立宪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对宪政本身的研究和宣传用力不够，虽然提出了民主宪政主张，但对革命成功后中国民主宪政体制的模式和构造缺乏深入、理性、成熟的思考。 至如一般民众，面对一场场丧权辱国的战争，一张张割地赔款、屈辱求存的条约，以及战祸、贫穷的威胁，他们亟盼来一次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倾覆清朝，改变自己的悲惨生存状况。他们能成为旧制度“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他们的政治意识本能地倾向于革命，至如宪政，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与之在1907年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一文描绘了当时的情况：“自宣布预备立宪以来，人民应之者卒鲜”，“人民不知立宪为何物，恐中国之大，对于宪政能理解者“寥寥无几”至如认同，更无从谈起。 二、知识界的宪法观念 宪政思想和制度皆出自西方，中国宪政理念源于输入，中国立宪也始于模仿，因此，中国国民宪法观念的养成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知识界的先进分子大量译介西方宪法和鼓吹西方宪政。 辛亥革命前，宪政思潮勃兴，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先驱者潜心研读西宪，撰文宣传和介绍西宪，从而把中国国民对宪政、宪法认识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众所周知，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无不信奉人民是主权者，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根本体现就是由人民制宪和修宪。晚清时代，先进的中国人已明确提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汪精卫1905年发表《民族的国民》一文，倡言：“宪法者，国民公意也，决非政府所能代定。”荪楼在1910年撰写的《宪法大纲刍议》一文更明确指出：“宪法即国民权利所创，而非宪法畀国民以权利也”，是则“由国民主权以孕育宪法，非由宪法发生国民主权”。宪政与专制、人治的根本对立就在于宪政推崇宪法的至．上权威。国民对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理解水平，：是衡量一国国民宪政观念强弱的重要标准。李庆芳1908年发表的《中国国会议》一文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也称基本法，因为在宪法之中，“可以生长出无数之法”。荪楼对宪法地位的认识比李庆芳更深一层。他指出：“宪法为国家最强有力之法规”，“定国权之组织及行动大原则”，是“一国法治之准则”，其他“一切章程皆孕育于其内”。宪法的作用也是当时思想界、知识界先进分子宣传和研讨的重点。汪精卫1910年在《民报》第25、26期发表《论革命的趋势》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宪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依归。他认为，若宪法出于“限制君权之目的”，使君主与人民权利义务皆定于宪法，用宪法制约君权，则宪政可成。若宪法把巩固君权作为根本宗旨，宪法不仅不能限制君主作恶，反而会成为君主作恶的藏身地和屏蔽所，这样，“则君主之为恶，比专制之时将益肆”。可见，限制君权还是保障民权是专制之法和立宪之法最根本的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荪楼尖锐批评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悖正义，昧法理，反事实”，其实质是保障君主之大权。 综上所述，当时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先驱者已经明确指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宪法是国民公意的体现，是国家的根本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目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宪法限制政府权力这一主要功能，并从法理学角度对此进行了初步阐释。但必须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缺乏民主政治实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根本找不到宪法观念的蛛丝马迹，这就使当时研究、倡导、鼓吹宪政思想的先驱者，只能把目光完全投向西方政治文化，对西方宪法理念进行宣传和介绍，因此，他们的宪法思想模仿多于创造，移植多于创新，一方面他们提出了一些现在看来仍不失为先进的宪法观念；另一方面，由于时间短，只能对西方宪政学说生吞活剥，特别是对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历史漫长、民主法制传统薄弱的东方大国创制宪法，缺乏成熟的思考。特别是对军队在宪政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活动范围这个关系宪政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尚未发现有人论及。至如绝大多数国民，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不知立宪为何物”。当时就有人发出这样的慨叹：“使我民昏然冥然，仍以服从命令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不敢越黑暗地狱一步也，则何从而有要求宪法、拥护宪法、享受宪法之能力!”对于他们来说，虽反对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但他们仍象往常一样，企盼好朝廷和好皇帝出现，用人治之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三、知识界的权利意识 公民权利意识是宪政赖以建立的重要思想条件。专制、人治建立在义务本位基础上，其核心是培养公民对君主为代表的统治者服从、甚至盲从的政治意识。宪政是全体国民参与的政治，需要塑造具有权利意识的能够独立自主地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和抉择的合格国民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奉行的愚民政策使国民养成了安分、柔顺、服从的性格，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仁君圣主身上。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 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政治法律思想传入中国，权利思想也随着思想界先驱者的鼓吹而逐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了解和认同。康有为第一次明确喊出“人有自由之权”，“人有自主之权”，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声”的严复竭力宣扬天赋人权。梁启超倡导“民权救国论”，他大声疾呼：“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总的看来，在戊戌变法失败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主要宣传民权对国家兴亡的极端重要性，而对权利概念本身缺乏系统的分析研究，也没有从宪政这一制度层面来认识和思考国民权利问题。二十世纪初，随着宪政运动的勃兴，权利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国民报)1901年第2期发表的《论国民》一文指出：“何谓权利?日：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又与以参与国政之权利”。《说国民》一文把是否具有权利意识看成国民和奴隶的根本区别。该文指出：“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国民尚独立”。康有为把能否培养合格公民提到国家存亡高度，他在1902年发表的《公民自治篇》一文明确指出：“有公民者强，无公民者弱，有公民虽败而能存，无公民者经败而即亡。”梁启超则把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思想看成国家富强的根本。他说：“国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国民无权利思想的国家犹如无根之树，必亡无疑。”国民的权利既然是立国之本，因此，神圣不可侵犯，“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也不能拱手让与他人，若君主、贵族、外人侵害它，必须坚决维护和捍卫它。 宪政需要一大批合格国民，而培养具有权利意识的国民有赖全社会共同努力。雨尘子1903年在《新民丛报》第28期《近世欧人三大主义》一文中精辟指出：不知主张权利的国民是“无能的国民”，而无能的国民，是不可能制定宪法、开议会、享受自由幸福的。中国国民权利意识的淡薄，令思想界的先驱者忧心如焚，梁启超强烈呼吁：全社会都要把培养国民权利意识放在首位。“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为教育家者，为养成权利意识为第一要义；”为一私人者，无论士、农、工、商、男女“各以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在辛亥革命前宣传权利思想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讴歌和赞美西方宪政国家的民权保障制度，以唤起中国国民的权利意识。如梁启超曾赞美英国道：“权利思想之丰富，权利思想之敏锐，即英人所以立国之大原也”。他们充分肯定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倡导的“多数人的权利”，高度评价西方国家宪法对多数人权利的有效保障，已初步认识到保障多数人的权利是民主宪政的实质。 辛亥革命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参政意识普遍增强。有人已明确认识到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意识是立国之本和实施宪政的关键，有些论者对权利这一政治学和法学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深刻和精辟之见解。 但是必须看到，在中国，不仅漫长的封建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排斥宪政，而且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主义和义务本位也排斥宪政，这一切，阻碍着占全国人口最大比例的农民和城市市民权利意识的产生和成长。维新时期大力倡导民权，辛亥革命前为宪政奔走呼号的梁启超当时曾发出感叹：“吾见地球千五兆生灵中，其权利思想之薄弱，未有吾国人若者也。”1906年，他指出，能否正确运用选举权是宪政的关键。由于中国国民政治上的幼稚，他担心有人或将选举权视若“弁髦”，随意放弃，或受贿赂胁迫，在投票时违背自由意志，或在选举中用武力手段不正当竞争，或选出的议员不代表人民意志，只为私人和地方小局部谋利，危及中国宪政的实施。觉民在《论立宪与教育关系》一文指出，中国国民最大多数不仅不熟悉法律之学，而且对“国与民之关系，亦多茫然不知”。当时日本舆论也曾指出：“中国人民之泰半，于一己之权利利益殆无所知，而冷漠茫然。”总之，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国民处于“不知何物为权，何物为度”。政治思想非常薄弱，政治能力非常幼稚，政治知识非常缺乏，几乎处于无权利意识状态。如1909年咨议局选举，投票选民平均只有0．4％。 四、权利制衡思想 宪政即“限政”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民主政治观念。美国著名宪法学家麦基尔恩指出：“宪政意味着对政府施加合法的制约……(它的反面是专制统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分权制衡思想。“一国之主权一人握之，万般政务一人决之，政治之主人则皇帝是，政治之目的则皇帝之幸福是。”君主始终掌握最高立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司法权。“法自君出”、“朕即法律”被视为万古不变的定律，历史上从无“治君之法”，君权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近代以来，西方分权制衡学说传入中国。随着晚请宪政思潮的蓬勃兴起，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已从纯粹的理论研究、介绍、宣传转向理论研究、宣传鼓动与政治实践两者相结合的新阶段。他们一方面撰文积极宣传英、美、法等国的分权制衡学说，另一方面深入思考在中国未来宪政体制的构建中如何体现分权制衡原则。权力分割以及职能分离是宪政制度的核心，是宪政和专制、人治在政府体制设置方面的根本区别。辛亥革命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明确认识到分权对宪政的重要性。汪精卫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指出，从国家机关的设置看，“专制则以一机关用事，而无他机关与之分权；立宪则其机关为统一的分科，立于分功之地位。” 他们认为，中国立宪政府应设立国会和责任内阁。国会是宪政体制的中枢机构，责任内阁替国会负责。吕志伊在《国会问题之真相》一文中阐述了国会在宪政体制中的核心地位。他说：“议会政治者何?谓以国会为国家政治之中坚也，国家活动之心髓也。”梁启超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一文中，遍考西方主要国家国会的职权和功能，提出国会应拥有以下权力：(一)参预改正宪法之权。(二)提出法律、议决法律之权。(三)议决预算、审查决算之权。(四)事后承诺之权。(五)质问政府之权。(六)上奏、弹劾之权。(七)受理请愿之权。国会是宪政体制中“枢纽之枢纽”。李庆芳特别强调国会对政府的监督权。他指出：“国会为监督政府之机关，它是国民参政权汇萃之中心点，代表国民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明确指出：资政院是“专制政体的议政机关”，国会是“立宪政体的监督机关"立宪派把督促清政府速开国会作为宪政的首要目标，并举行了三次大请愿。在他们看来，是否设立国会是实施宪政还是仍搞专制、人治的首要标尺。梁启超明确指出：“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筹办国会谓之筹办宪政，不筹办国会谓之不筹办宪政。” 国民对政府的监督是制约政府权力误用和滥用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在强调国会对政府监督的同时，十分重视国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李庆芳深刻指出：“国民为母，政府为子；国民为主，政府为仆。”梁启超也认为：“政府受国民之委托，受国民之雇佣”，政府为国民服务受国民监督是天经地义的。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他指出：报馆为“代表国民发公意以公言者”，监督政府、教导国民是其两大天职。“对政府，当如严父之责督子弟，无所假借；其对国民，当如孝子之事两亲，不忘儿谏”。国民之所以不能放弃监督政府的权力，是为了有效防止政府的权力误用、滥用，侵犯国民权利。 辛亥革命前，中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基本上认识和理解了西方分权制衡思想，并运用分权制衡理论粗线条地勾画出中国宪政体制的基本轮廓，明确提出了以立法权为中心的政府权力主从式构造理论。这些宪政思想，是中国民主政治思想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思想成果，对中国当代民主宪政建设仍有启示意义。 晚清朝臣中的官僚知识分子对宪政心存矛盾心理，在宪政思潮的强大舆论压力下他们被迫附和，但对代议政府“知识尚薄弱”，对国会内容，也“懵懵惚惚”，而且害怕开国会后，官位不保，或虽保官位，但受宪政体制束缚，不像旧体制中任职自由，内心极端厌恶宪政，但不敢明目张胆反对，只能采取“暗默反对”。至如一般农民和市民，由于几千年“皆处于专制制度之下，为市民者以为分不当预闻国事，一旦闻国会之名，尚不解为何物，安辩其权限之何如!” 从总体看，辛亥革命前十年，轰轰烈烈的宪政思潮掩盖着国民宪政意识的普遍薄弱，知识界、思想界先进分子对宪政的相对较深的理解和较高的认同，掩饰了绝大多数国民对宪政的茫然无知。
如何写好议论文
张召忠发表论文
张召忠，国防大学教授，副军职，海军少将，军事战略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军事装备学学科带头人，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
曾获国家及军队级科技进步奖和全军育才奖等多种奖励，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和军队优秀人才岗位津贴，发表论文专著数千万字，海洋方面的代表性专著有：《未来海洋世纪的冲击》、《海战法概论》、《现代海战启示录》；
战争和军事方面的代表性专著有：《兵器知识库》、《战争离我们有多远》、《谁在制造战争》、《网络战争》、《谁能打赢下一场战争》、《打赢信息化战争》、《百年航母》、《下一场战争》；国防建设方面的专著有：《话说国防》、《明天我们安全吗》、《下一个目标是谁》、《中国让战争走开》。并与方保定先生一起翻译了西方著名军事作家汤姆·克兰西的海战题材小说《猎杀红色十月》。
张召忠好像是少将，好像是海军的，他穿白色的军装。不知对不对
张召忠 男，1952年生于河北盐山，197O年入伍，1974年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学习。1978年大学毕业，2000年国防大学基本系第18期指挥员班毕业，2001年英国皇家军事科学学院国防管理进修班结业。1970年起先后在海军北海舰队、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从事岸舰导弹及其他海军武器装备的使用、论证和研究工作，1993年以后从事国际战略、海战法、海洋法及战略问题研究。1998年调入国防大学，现任国防大学军事科技与装备教研室主任、教授，军事战略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军事装备学学科带头人。通晓阿拉伯语、英语。学过日语，曾到伊拉克、美国、瑞士、意大利、以色列等国工作和访问。当过战士，担任过外语翻译，后来便长期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先后有8项成果获得国家部委和军队级科技进步奖，1993年起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先后兼任中国军事未来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防科技信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海洋学会理事、中国太平洋学会特邀研究员。 学术成果丰硕，发表论文数百篇，专著十余部，计1000多万字。代表性专著有《未来海洋世纪的冲击》、《海战法概论》、《海洋世纪的冲击》、《现代海战启示录》、《兵器知识库》、《谁能打赢下一场战争》、《下一个目标是谁》、《战争离我们有多远——张召忠点评军事革命》，以及新著《话说国防——张召忠教授演讲实录》、《网络战争》、《明天我们安全吗》、《谁在制造战争》、《中国让战争走开》等。补充资料： 著名军事理论家和军事评论家，国防大学军事后勤与军事科技装备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军事战略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军事装备学学科带头人，副军职，海军少将军衔。 1953年，张召忠出生于“武术之乡”———河北沧州。 一个毫不起眼的农家子弟，“伴着泥土的芬芳读完了小学、中学和机电中专”。 1970年入伍，当上了“蹲在山沟里的海军”，在山风的陪伴下，搞了10年岸舰导弹。 1974年因为他的才干和“高学历”，部队选送张召忠进北京大学学习阿拉伯语。因为老发不准阿拉伯语中的颤音，张召忠不惜作了舌部手术。 大学毕业时，参加命题作文，三题可任选一题。可张召忠却在规定时间里，一气完成了三题，外国专家给他打了少有的满分。 四年大学毕业后，他被派往伊拉克当阿拉伯语翻译。两年后，爆发了两伊战争，他第一次亲历了战争风云。 张召忠回国后，进了海军装备论证中心。失去了用“语”之地，又发愤攻读英语。 1986年、1988年两次被派到英国任口语翻译。之后，于工作之便，他又自学了日语，为今后的专业军事研究夯实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从军近30年，张召忠几乎一直在海军搞武器装备研究。这是一个精密而又寂寞的行当。他与众不同，能沉下心来，从原理构造开始摸索，一直到系统应用，所有环节必须吃透搞清，再逐步扩展到相关门类。 他研究航母、潜艇，再搞导弹，先后上过十多个国家的数十艘军舰。在海军的最后4年，又转行搞“海军陆战队”，研究陆军的坦克、装甲车、火炮和各种步兵武器，几年下来，他又成了武器学的“百科全书”。 对他本人来说，任何一门学问都充满着诱惑；对旁人而言，张召忠不管搞什么，只要钻进去了，“出来时就成专家了”。
张召忠因为信口开河、满嘴里跑火车，自以为是，央视不会让他胡说八道的！
张召忠谈中俄对比论文发表
对于美军的对手来说，击沉任何一艘美军航母都是非凡的成就。这对于美军来说，每沉没一艘航母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正因为如此，美军的对手都在研究如何击沉美军航母的战术战法和新型武器。中国同俄罗斯都研发出不少“航母杀手”，特别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反舰弹道导弹，其中东风-21D是进行了海上打靶试射并成功击沉靶船的超级武器。
资料图：美军航母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价值100亿美元的航母配备5000名海军士兵同72架高性能战机以及价值100多亿美元的驱逐舰和巡洋舰，但是不使用核武打击要实现击沉美军航母的可能性近乎为零。
美国人为何这么自信?美媒罗列了五个理由：
其一、美军航母的移动速度非常快，可达到35节的时速，在被发现后，航母快速移动30分钟，对方要追踪航母的范围将达到2401平方公里的范围，这是很难做到的。
其二、航母战斗群有强大的防空系统，包括先进的雷达预警系统、预警机、防空导弹，以及每秒发射50发子弹的加特林机枪。想要突破这些防御系统非常艰难。
其三、美军航母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而是航母战斗群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了多艘宙斯盾舰还有攻击核潜艇，整个战斗群的攻击能力能够快速的消灭对手的攻击系统。
其四、美军丰富航母作战经验，美军航母一般情况下不会涉入危险的海域，这让它的对手很难找到攻击的机会。
其五、新技术加入航母战斗群，包括隐身战机、先进舰载干扰系统以及新的火力控制系统，新技术可以让航母战斗群快速的应对威胁并迷惑对手。
不过，美国网友对美国媒体的分析并不认同，他们甚至讥笑美国媒体自欺欺人，并讽刺到，美军航母只不过是为5000名男女官兵定制的移动棺材，浪费纳税人的上百亿美元，对付中俄毫无用处，只能欺负一些小国。另有美国网友称，试试航母去黑海同俄罗斯打仗，10分钟内就会像石头一样被击沉，这就是真相。
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卫星已实现了实时定位，即使跑的再快也无法逃脱跟踪，而高超音速弹头让所有的防空预警系统来不及反应，美军的航母使用经验可能告诉他们，将航母停靠在美国西海岸的港口时安全的，但是这有什么用?
为什么美国航母很少会沉？军事家张召忠道出了大实情为什么美国航母很少会沉？军事家张召忠道出了大实情为什么美国航母很少会沉？军事家张召忠道出了大实情
垃圾一个。现在混进将军队伍了。无产阶级还成
张召忠，国防大学教授，副军职，海军少将，军事战略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军事装备学学科带头人，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先后在北京大学、国防大学、英国皇家军事科学学院学习，具有较为扎实的理工基础和较高的外语水平，长期在作战部队、科研院所及军事院校工作，研究范围涉及科学技术、武器装备、联合作战、军事战略、国防建设、国际法规等多个学科领域。曾获国家及军队级科技进步奖和全军育才奖等多种奖励，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和军队优秀人才岗位津贴，发表论文专著数千万字，海洋方面的代表性专著有：《未来海洋世纪的冲击》、《海战法概论》、《现代海战启示录》；战争和军事方面的代表性专著有：《兵器知识库》、《战争离我们有多远》、《谁在制造战争》、《网络战争》、《谁能打赢下一场战争》、《打赢信息化战争》、《下一场战争》；国防建设方面的专著有：《话说国防》、《明天我们安全吗》、《下一个目标是谁》、《中国让战争走开》。经常参与的电视节目有：中央电视台七频道《防务新观察》、四频道《今日关注》、《海峡两岸》；北京电视台《天下天天谈》。网络媒体的固定栏目有：人民网《张召忠的博客》，腾讯网《张召忠的博客》、《召忠说军事视频访谈录》。面向社会的讲课题目为：《国际形势与军事热点》。
发表论文召回
文章录用之后，一般都是有退修流程的，尽快处理即可
不严重。论文撤回肯定会影响心情，但只要继续修改，发现不足就行了。撤稿的大多原因是作者方面的主观原因，比如发现文章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完善修改，或者需要补充相关数据，这种情况下只要文章还未见刊都是可以要求撤回的，还有一些不受作者控制的客观原因，但只要撤稿原因合情合理，杂志社都会予以理解并撤稿，重点就是要赶在文章公开发表之前，如果文章已经见刊就无法撤稿了。在正常的、被允许的情况下撤回文章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涉及到一些学术不端的问题，撤稿就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下面我们分别来说说。
候时发表。可能是在等他们的发刊时间吧
柯召发表的论文
温州数学家有：姜立夫、谷超豪、苏步青…
1910年出生在浙江温岭一个平民家里。父亲柯伯存在当地一家小布铺中当店员，母亲是家庭妇女，家境窘迫，勉强度日。柯召5岁时，父亲即教他认字，训教甚严。1921年，柯召11岁，本已可升中学，因年幼，父亲便让他在家乡读了一年私塾，从此打下了良好的古汉文基础。1922年，入杭州安定中学读书，1926年毕业。同年考入厦门大学预科，1926—1928年就读于厦门大学预科。1928—1930年就读于厦门大学数学系。1928年，升入厦门大学数学系。学满两年后，他希望转学到师资力量更强的清华大学。为筹学费，他去教了一年中学。1930—1931年任浙江海门东山中学教员。1931—1933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算学系，获学士学位。1931年，通过考试转学到清华大学算学系。当时，在系里任教的有熊庆来、孙光远、杨武之、胡坤升等，和柯召一起听课的有陈省身、华罗庚、许宝騄、吴大任等。华罗庚是系里的职员，陈省身和吴大任是研究生，柯召和许宝騄是本科生。后来，这五人都成了著名的数学家。1933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的清华大学淘汰率极高，在同届中能顺利毕业的仅有他和许宝騄两人。1935年，柯召先生公费留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师从著名数学家莫德尔（Mordell）。那时的曼彻斯特大学聚集了一批国际数论新秀，柯召先生与爱尔特希、德范波特、马勒等同学，常常切磋学术，研讨问题，相处十分融洽。在这个求学的黄金时期，他在《数论学报》、《牛津数学季刊》、《伦敦数学会会报》等著名杂志发表了一系列出色的论文。其中的许多研究成果，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柯召先生共发表了近百篇卓有创见的论文，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2年8月，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数学家大会。柯召被称为中国“近代数论和组合论的创始人之一”、“二次型研究的开拓者”、“一代数学宗师”。 1933年，柯召以优异成绩毕业。当时的清华大学淘汰率极高，他们那一届毕业时仅剩他和许宝騄二人，都是在三年级转学来的。杨武之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中国早期从事现代数论研究的学者，柯召和华罗庚都受他指导，师生情谊很深。课余时间，柯召常去老师家中下围棋。杨武之的儿子杨振宁当时还年幼，常站在一旁观棋。1933年，柯召应姜立夫的聘请，去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系当助教。当时南开大学数学系只有他一个助教，任务很重，他工作孜孜不倦，做得十分出色。1933—1935年任南开大学数学系助教。1935—1937年就读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数学系，获博士学位。1935年，他考上了中英庚款的公费留学生，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深造，在导师L．J．莫德尔（Mordell）的指导下研究二次型，在表二次型为线性型平方和的问题上，取得优异成绩，并应邀在伦敦数学会作报告，受到当代著名数学家G．H．哈代（Hardy）的好评。这是中国人首次登上伦敦数学会的讲台。1937年，由哈代和莫德尔主考，柯召获得博士学位。接着，他在曼彻斯特大学数学系工作一年，指导一位英国学生取得硕士学位。在英国3年，柯召学习刻苦、工作勤奋，为他毕生从事数学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1938年为止，才华横溢的柯召，在《数论学报》、《牛津数学季刊》、《伦敦数学会杂志》、《伦敦数学会会报》等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了10多篇极为出色的论文，除了包括二次型方面的一系列深刻工作外，还包括了中国最早的代数数论和数的几何方面的研究成果。1937—1938年在曼彻斯特大学数学系指导研究生。当时（1936年—1938年），在曼彻斯特大学聚集了一批数论新秀，他们当中除柯召外，还有P．爱尔特希（Erdos）、H．达文波特（Davenport）、K．马勒（Mahler）等人，后来他们都成了国际上的著名数学家。柯召与爱尔特希在曼彻斯特大学期间合写了3篇重要论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52年后，爱尔特希在《四川大学学报》为庆祝柯召80寿辰出版的专辑上发表文章，满怀深情地回忆和柯召在英国同窗的美好日子。1938年夏，柯召不顾老师莫德尔的再三挽留，满怀报国之心，毅然回到正受日本侵略军蹂躏的祖国。他和留英的李华宗都来到了成都，受聘为四川大学教授，讲授代数和几何方面的课程。翌年夏，他任四川大学数学系主任。这时（1939年），为躲避日本侵略军的空袭，四川大学由成都迁往峨嵋。尽管抗战大后方条件极为艰苦，他仍坚持教书育人，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在此期间他与李华宗合作，进行了矩阵代数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他主持数学系之后，很注意科研工作和学生能力的培养，除课堂教学外，定期举办全系的学术讨论会。在四川大学校史上有这样一段记载：“1938—1942年在峨嵋期间，数学系每周设专题研究课，召集全系师生作集体研究，各人阐述自己的研究心得，共同讨论，这种专题研究十分吸引人……它造就了一批在数学上锐进不已的人材。”他和李华宗合作的论文，以及和他的学生朱福祖合作的二次型方面的论文，都是这个专题研究课的产物。1946年，柯召应聘到重庆大学数学系任教授。那时物价暴涨，货币贬值，教员生活非常清苦，柯召仍孜孜不倦从事教学工作，精心讲授“群论”、“数论”等课程，深受学生的欢迎，培养出陈重穆等优秀的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柯召继续在重庆大学任教。1946年8月，柯召来到重庆大学数理系任教授，并担任重庆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在这里，他高兴地见到了他在清华大学时的老师胡坤升。胡坤升1933年回国后，应熊庆来之邀到清华大学算学系作专任讲师，那时柯召、陈省身、吴大任等都是学生，他们与这位年青的老师相处很好，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美好的印象。抗日战争时期，胡坤升随中央大学内迁重庆，作数学系主任。抗战胜利后，中大迁回南京，胡坤升不愿离开四川，便留下来到重大做教授。1947年，胡坤升出任数学系主任。重大数学系的教授中,何鲁、段调元、郭坚白和谢昌璃是与熊庆来、姜立夫同时代的数学家。他们是中国现代数学的先驱，为开创了中国现代数学的局面贡献甚大。在他们的辛勤经营下，重大数学系已初具规模。但他们面临的状态类似柯召刚到川大数学系时的情形，即教学上已具一定水平，但科研却难以开展。柯召和胡坤升都是科研上很有成绩的教授，正可发挥他们的长处。重庆大学数学研究所与数理系的教师队伍颇多交叉，并不分开。只不过前者侧重于研究，后者侧重于教学而已。柯召主要从事代数和数论方面的研究，讲授近似代数，线性代数，群论，数论，矩阵论等课程。胡坤升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变分学，讲授的课程主要是分析系统的，包括函数论、变分学、微分方程等。重庆大学数学研究所的导师有柯召和胡坤升，招收过一届研究生。在重大生活的七年之间，柯召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数学人才，他们之中有重大数理学院，计算机学院教授李平渊、陈庭槐等，原西南师范大学校长陈重穆，还有在西师教代数的张昌铨教授。李平渊和陈庭槐是柯召的研究生，陈重穆在柯召指导下完成了数论方面的毕业论文，从此他致力与代数方面的研究，成为研究有限群的专家。据李平渊教授回忆：“柯召教授有两个最突出的教学特色：一是他始终走在科学前沿，不管什么时候，一直采用着最新的书籍，不断保持着先进性；第二就是他讲课从来不备课他非常熟悉，绝大多数时候不会有问题。”李平渊认为：“这是最能显示他的教学水平的。讲课若遇到问题，便当堂研究，这样学生便可很清晰地看到他的研究思路，了解他的研究状态。知识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能将自己的研究精神传达给更多的人。”，“柯召和胡坤升两位教授对重大的数理专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大学内迁重庆时，胡坤升曾帮助他在中央大学时的同事周雪鸥把家眷安顿在自己的家乡乐山。1947年冬，周雪鸥从美国学习归来，准备把家属接到南京去。在胡坤升的邀请下，周雪鸥于次年8月来到重大。周雪鸥很健谈，语言生动，长于表达，教学效果特别好。他的到来，对提高重大数学系的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柯召、胡坤升和周雪鸥的私交甚笃。他们的性格各有特色，而两两之间又有很多共同之处。柯召和胡坤升都酷爱专业，随时随地都能非常投入地钻研问题。柯召和周雪鸥性格活跃，兴趣也很广泛。胡坤升则性格沉静，不多言语，加之视力极差，常喜静坐冥思。工作之余，柯召和周雪鸥爱好围棋和桥牌，他们二人对局时，胡坤升常常在旁边静观，三人各有各的乐趣。即使是娱乐，他们也喜欢钻研个明白。柯召的研究生李平渊教授说：“生活中的柯召教授特别喜欢打桥牌与下围棋，而且他们打桥牌都有专业教材，只要遇到问题，就会研究个透彻。平时的生活中只要遇到感兴趣的小问题，他就会用数学的思想去想个明白，这种研究精神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1950年，柯召开始担任重大副教务长。这年，他经友人谢立惠介绍加入了九三学社。1952年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逐渐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政治活动与行政工作都多起来了。新中国诞生初期，重庆大学的领导机构是校务委员会。何鲁任主任，谢立惠、金锡如任副主任。下设机构之一是教务处，金锡如任处长，柯召和王继强（重大工学院教授）任副处长。那时（1950年），教务处的规模甚小，一个大办公室、几张桌椅板凳而已，没有几个工作人员。工作虽然不多，但什么事都得自己动手，柯召曾把自己家的客厅开辟为制作考卷的场地。学校里最多的还是政治运动。柯召在重大经历了思想改造、三反运动等，倒没有受到什么冲击。1953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柯召翻译的《线性代数基础》，原作者是马力茨夫。1953年，全国的高等学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重庆大学理学院撤消，并入四川大学，柯召等数学系和物理系的大部分师生迁入四川大学。1953年，他调回四川大学任教。在40余年间，他以满腔的热情投入教学和科研工作，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数学人材，在科研上硕果累累。与此同时，他还先后担任了四川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数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作为学术带头人和学校负责人，他卓有成效地抓了几个重要方面的工作：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积极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发展应用数学，培养一批高水平的人材，等等。1955年，他带领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在线性型的最大不可表数的问题上，作了不少工作。同时，他在二次型方面继续发表了一些优秀论文。特别在60年代，他在不定方程方面，得到一系列极为出色的结果。在组合数学方面，与爱尔特希、T．拉多（Radó）合作，发表了著名的爱尔特希－柯－拉多定理。他主张科研工作要持之以恒，不能停顿，他说，“研究工作不怕慢，只怕站”。他长期参加并指导有多名中青年教师参加的数论讨论班，鼓励大家敢于向难度大的问题挑战。他用袁枚的一首诗来表达他对科学研究的深切体会：“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他说：“对科学研究确有此种境界，肯下功夫，总会有收获，灵感之来源于刻苦，能灵活运用，可以得出很好的结果。”1961年，柯召先生与匈牙利数学家爱尔特希、英国数学家拉多在组合论方面得出有限集组的相交定理，这就是被称为里程碑式的“爱尔特希—柯—拉多定理”，大大推动了极值集论的发展。正如弗兰克尔(Frankl)和格拉厄姆(Gra-ham)所指出的：“爱尔特希—柯—拉多定理是组合数学中一个主要结果，这个定理开辟了极值集论迅速发展的道路。”1962年，柯召终于以精湛的方法解决了卡特兰猜想的二次情形，并获一系列重要成果，被世界数学界誉为“柯氏定理”，它所运用的方法被称为“柯召方法”，被应用于在不定方程研究中。1977年法国数学家特尔加尼亚(Terjanian)运用柯召方法证明了偶指数费马大定理第一情形成立，国际数学界对柯召方法的精妙惊讶不已。1972—1973年，他不辞辛苦地同一些中青年教师一道，到四川的沪州、广元、峨嵋、成都等地去推广优选法，举办讲座。1974－1975年，他亲自编写了国内第一部组合论讲义，作为部队学员培训班的教材。他支持他的学生魏万迪从事组合数学的研究，支持孙琦、郑德勋等开展快速数论变换的研究，使得四川大学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少好成绩。80年代初，他又积极带领四川大学数论组的教师从事国防应用数学的研究，开拓数论应用的新领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74年，他被自行车撞伤，为此卧床近2个月，而那份组合论讲义就是养伤期间在病榻上完成的。在年过八旬后，他仍经常花大量时间审阅稿件和做评论论文的工作，关心数论的发展。1990年4月，《四川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为庆祝柯召80寿辰出版了专辑，共发表了献给柯召80寿辰的论文38篇，包括爱尔特希、格雷厄姆、R．蒂德曼（Tijdeman），以及王元、陈景润、万哲先、潘承洞等一批国内外著名数学家撰写的优秀论文，充分表明他在数学界享有的崇高声誉。他的学术成就和品格，得到了人们的敬重。1990年4月12日，四川大学和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举行了庆祝柯召80寿辰暨执教60年大会，有数百人出席，大会收到全国各地贺电、贺信上百件，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回顾他几十年来所走过的成功和艰难的道路，颂扬他为发展祖国的数学事业所做的无私奉献。2002年11月8日，为祖国数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奉献终身的柯召院士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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