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林志德国论文发表
1917年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体育之研究的作者是毛泽东。1917年，青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2号上发表了他的著名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文章以近代科学眼光就体育的概念、目的、作用以及体育与德育、智育的关系，体育锻炼的原则和方法等问题，均作了详尽的讨论，闪烁着青年毛泽东的体育思想光辉。 扩展资料 文章除前言外共分8节：释体育；体育在吾人之位置；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体育之效；不好运动之原因；运动之方法贵少；运动应注意之项；运动一得之商榷。
德国政治教育目标属性和绩效政治教学论文论文关键词：德国； 政治教育； 目标； 绩效论文摘要：当代德国政治教育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它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认同”为基本目标，为其“政治合法性”进行辩证。它以清除纳粹思想和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为使命，并且基于自身的政治属性而被作为国家的政治资源加以建设，在实践中取得了较高的政治绩效。德国政治教育,曾经历了封建君主专制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国民教育”（Staatbürgerliche Erziehung）、资产阶级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Staat und Volk Bezugspunkte politische Bildung）、纳粹统治的第三帝国时期的“政治教化”（Politische Erziehung）等历史形态。二战以后，鉴于联邦德国政府揭露并深刻反省纳粹统治的黑暗历史，帮助德国民众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的需要，建立、完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政体的需要，以及铲除政治极端主义，按照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培养教育青年一代，增强民众参与政治合作的热情和能力的需要，把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面进行了精心设置，逐步构建了比较完善的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它们在战后德国政治、经济发展，民族统一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在当代，政治教育既是当代德国联邦议会、政府政治文明建设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也是一项基本的政府职能。以政府行政主导实施的德国政治教育，是对纳粹统治的批判和对魏玛共和国政治教育的扬弃与继承基础上的民主教育工作。当代德国政治教育在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紧紧契合。也基于此，政治教育被纳入德国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和政府的公共职能之中，并从国家政治资源的高度进行建设。一、 德国政治教育的政治目标德国政治教育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联邦德国建立之初，“根据纳粹独裁统治的历史，联邦政府和社会需要履行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促进以民主、宽容和多元化为基础的政治觉悟的发展。”基于此，西德政府在1952年建立了“联邦政治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标志着独立自主的政治教育工作在德国正式启动。从本质上看，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及其所领导实施的政治教育工作，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一个“政治认同”问题。“政治认同”的提高，有助于增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进而增强民众的政治信赖感和政治责任感，有利于政治秩序的稳定。政治教育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形式，是一种政治认同的“意识性资源”。“正是由于意识形态在人们与本国执政政治权力之间起着连结点与桥梁的作用，才使意识形态成为了政治认同的理性基础”。德国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为了在德国社会中构筑这种理性基础，进而“在民众中推广民主意识，发挥联邦德国人民的能动性，让所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都能主动地、批判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以德国宪法为核心价值的政治教育，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民众对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政治权力和政治体制的“集体认同”，从而使整个政治体系取得“合法性”基础。基于特殊的国家社会主义历史、建国初期的现实困境和德国的地缘政治理想，这种认同又必须是建立在对纳粹的全面反思和铲除的基础之上。因此，政治教育一方面要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继续占领时期的“非纳粹化”运动，另一方面，还要使德国民众在内心深处接受、认同现存民主政治体系。也就是说，帮助民众树立正确的“纳粹史观”尤其是“二战史观”与资本主义民主观，是新的社会条件下德国政治教育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这既是实现德国的地缘政治理想，推行欧洲一体化外交时取信于国际社会的需要，又是建立、完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政体，铲除政治极端主义，按照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培养教育青年一代的必然要求。在德国各类学校，政治教育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各种教育手段，促进青少年以政治认知发展为基础的政治品格的形成，并能够有效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最终完成自身的政治社会化。“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作为德国学校政治教育的两个关键词，既是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实现基础，又是主要的实现途径。其中，政治认知又是政治参与的根基，有效的政治参与必须以充分的政治认知发展为前提。在青少年政治认知发展的过程中，德国政治教育理论不仅重视各种政治知识的教授，更加强调政治技能的培养，注重的是传授知识与发展能力的统一。因为青少年只有具备了完备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才能为将来进行政治判断、从事政治活动、选择适当的政治行为奠定基础。在个体政治认知能力的发展过程中，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受到重视。德国古典人文主义传统“教育观”、“修养观”对学校政治教育的教学理念、实践也同样影响重大。政治认知的目的在于政治能力的提升，在于政治品质的形成，因此，它注重学生的自我修养和知识的内化。而这又需要学生依靠社会政治实践的体验，即所谓“知行合一”。德国学校政治认知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有能力和热情参与社会政治。德国政治教育理论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接受和认同政治体系及其政治文化的重要参量。在联邦德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里，苦涩的历史传统的惯性使得德国民众对政治体系的取向相对被动，属于臣民取向而非参与者取向。这既影响到新生的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又影响德国民众的政治忠诚。因此，政治参与不仅仅是德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成为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政治体系对公民意愿的反应就越敏感，这样也就提高了公民对政治体系的一体化和认同感，直接促进了政治体系的稳定。”二、 德国政治教育的政治属性源于盟国占领军政治“再教育”运动的当代德国政治教育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愈发受到联邦议会和政府的重视。有关政治教育的理论探讨和学术争论日渐增多。这一时期风靡欧美的政治社会化理论，与德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成为德国政治教育的基本指导理论。在很多德语学术著作里，它都与政治教育密切联系，甚至政治社会化概念本身就被等同于政治教育，二者经常交替使用。政治社会化在社会层面就是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永恒化的途径，这需要对每一个社会成员进行持续性政治教育，以促使其完成“接受政治规范——认同政治体系——参与政治生活”的社会化过程。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化的最终目标集中在“广泛政治认同基础上的普遍政治参与”。在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中，相比英、美等国，德国政治教育更强调和重视发挥国家、政府的职责和作用。政治教育在德国被视作一种重要且特殊的政治资源，它虽然不像国家机构、政党那样带有明显的“物质”特征，但却具有较大的政治交换价值。通过政治教育，支撑德国政治体系的价值基础（即德国宪法）才可能转化为社会大众政治认同的价值基础。显然，德国政治教育作为现实政治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质不仅仅是一种教育行为，更是政治体系的一种政治行为。具有政治属性的政治教育因而成为国家权力机构的政治资源。政治社会化的基础就是国家对政治教育这种政治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家和政府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对这种政治资源进行精心的培育、开发、管理和分配。学校、政治教育专门机构、大众传媒、政治党派甚至政府部门本身都是重要的政治教育资源，这些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机构，在国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下，积极配合、协调作用，营造出和谐统一的政治文化环境，从而为取得广泛的政治认同奠定基础。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联邦德国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治教育国家资源体系，将政治教育作为国家政治资源和社会公共产品纳入政府的整体规划来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出纵横交错的政治教育资源网络，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工作有机结合，成为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而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该体系的主要构成元素包括各级议会、政府，各政治党派、学校、社会组织等，它们在德国政治教育中担当各自责任，发挥各自功能。形成了“联邦议会总决策和总监督，联邦政府组织和管理，学校主导实施，社会组织参与实施”的政治教育工作格局。在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的国家体系中，内政部下属机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居于核心地位，是具体工作的策划、组织、实施和管理机构。它的工作直接受联邦议会的管理和监督。联邦议会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监督权是由一个专门的管理委员会行使的。委员会的成员由议长根据各议会党团的建议任命，通常由20位左右联邦议员组成。管理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责具体包括：一是监督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工作中的政治立场，以及是否违背“超党派原则”（überparteilichkeit）。所谓超党派原则是指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不能体现个别政党的意志，以防止违背基本法的民主和多元化根本原则。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超党派原则”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性。能超越个别党派，却不能超越其资产阶级性质；二是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重大事务进行决议，具体包括政治教育主题的确定、财政预算（包括制定和执行）、年度工作计划和年度工作报告等。其工作均不能违背管理委员会确立的方针政策。并且管理委员会有最终决议权。由此，联邦议会就把持了德国政治教育的总决策权，掌控了德国政治教育全局。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主要工作职能包括：一是对各级各类学校政治教育工作做出规划，为各类学校的政治教育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和考试要求，并对政治教育教师进行培训；二是组织政治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编辑各类政治教育资料，为课堂政治教育教学提供参考，也免费提供给社会大众；三是面向全社会、各阶层民众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政治教育活动，如时事讲座、展览、参观旅行、主题节日、知识竞赛等；四是研究政治教育领域的重要问题，紧密结合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对社会政治进程进行持续地调查和分析，开展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五是以大量的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为载体，向公众提供政治信息，引导公众树立对于复杂政治领域的正确观点和判断，在政治教育职责中扮演着全体公民的信息传播者的角色；建设并维护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网站，通过互联网开展政治教育。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最重要的职能体现在其对德国政治教育资源建设和配置方面。它积极引导、鼓励和支持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政治教育工作，以促进政治教育这一重要政治资源的培植与建设。通过成熟的社会化运作的手段，以行政契约的方式，委托社会非政府机构实施政治教育，并通过规章制度及合同条款的约束，达到对之进行监督和控制的目的，使其举办的政治教育活动不与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的方针原则相违背，以实现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通常，这些参与政治教育的社会机构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各种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历史遗迹等，免费向公众开放，由国家给予财政支持和统一管理；另一类是作为政治教育主管部门认证的社会政治教育机构，包括各种注册协会、学会、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等。对这些社会政治教育机构，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通常的程序是：一是由政治教育政府主管部门做出明文规定，明确想要承办政治教育活动的社会机构所必须具备的各种“软”、“硬”件条件，如人员素质、场地条件等，尤其对这些机构所承办的政治教育活动的内容和主题的范围做出明确的规定。二是由这些社会机构提出正式申请，申请时须递交机构的章程、经济状况证明材料、机构主要领导成员名单，以及希望承担的政治教育活动的内容、形式等。三是由主管部门进行资格审查，当通过审查后，拨付活动经费，并对承担者所要举办的政治教育活动进行指导或建议，活动结束后进行效果评估。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每年资助数百家社会机构申请承办政治教育活动。德国政治教育工作卓有成效的关键在于构建了这种比较完善的政治教育国家资源体系，形成了“国家主导与政府行政指导下社会组织普遍协同和广泛参与相结合”的政治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三、 德国政治教育的政治绩效在通过系统、持续的政治教育以促进德国社会和民众的集体性政治认同上，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到接受再到认同的社会政治心理的转型过程。二战结束之初，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邦德国，面临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严重困难。尽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的大力扶持，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并未能从一开始就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这一点，在1963年出版的阿尔蒙德所著《公民文化：五个国家人民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一书中对德国公民的民意调查结果就可窥一斑：1959年仅有7%的德国人把象征民主国家政权的基本法当作民族自豪之源。战后初期的民意调查显示当时德国人普遍对民主政治相当冷淡，对往昔的权威政治体制尚有眷恋。选民对民主程序缺乏了解也缺乏热情，他们对政治仍抱着被动的臣民而非积极的公民态度。当时德国人对政党和政治机构的态度是“接受式的、冷淡漠然、过分实用主义和玩世不恭。纳粹思想残余的根深蒂固、魏玛共和国的前车之鉴、东西方冷战夹缝中求生存的恶劣政治外交环境，再加上战败对德国经济的毁灭性打击，导致民众普遍的不信任与政治冷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西德联邦宪法为价值取向的政治教育，受到当局的高度重视，被赋予了重大历史使命。铲除纳粹主义思想和构建民主政治文化是政治教育两大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清除”是“构筑”的基础，只有深入彻底地反思、清算纳粹思想，才能发展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宪政爱国主义”的民主政治文化。而这种德国历史上可望不可求的政治文化，恰恰是联邦德国取得其存在的“合法性”及民众“集体认同”的思想基础。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德国新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明显为普通公民所接受。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主政治文化已经在联邦德国形成。同样是对民主政治体制的态度问题，到1978年的认可度已经上升到31％，到1988年则为51％，而对基本法的支持率到1978年甚至达到了71％。同时，民众对议会、政党政制的高支持度，对联邦议会选举的高参与率也都体现了民主政治文化在德国的逐渐发展与成型。经过30年左右的时间，联邦德国基本上解决了“政治认同”的问题，究其原因，固然少不了经济的腾飞、政局的稳定和东西方对抗的历史机缘，而以政治教育为重要途径的政治文化建设也同样功不可没。自20世纪90年代两德统一以来，以“民主与宽容”为基本主题的政治教育，不仅对消除两部分德国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实现两部分德国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为培养德国人民的“欧洲公民身份”意识、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为重要的是，统一后联邦政府更加重视政治教育工作，并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政治教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这也体现出德国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为解决德意志民族沉重的历史遗产，稳固其资产阶级政体，对意识形态工作常抓不懈的政治现实。参考文献：[1]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Jahresbericht 2000/2001[M].Bonn：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2002.13.[2][美]戴维·伊斯顿.社会生活的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136.[3]程同顺.当代比较政治学理论[M].南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57.[4]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材料论文发表德国杂志
不好发。德国应化，简称angew，是willy数据库的化学领域顶级期刊。虽然影响因子只有12左右。但是影响力绝对特别大。和acs的jacs 被称为化学领域的顶级期刊。，简讯主要分布在有机化学、生命有机化学、材料学、高分子化学等领域，无机化学、物理化学涉及相对较少。收录的论文要求原创性、结果的重要性、惊奇性、内容的通俗性以及科学的正确性。
SCIREA Journal of Materials是著名的掠夺性OA期刊SCIREA：出了名的圈钱OA出版商发表难度：未被SCI收录，出钱就行，版面费1万+
《先进材料》。德国有关碳纳米管研究论文的主要合作目标是《先进材料》，因此主要发表在《先进材料》期刊上的。德国有关碳纳米管研究论文是碳纳米管用于高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机械储能知识的论文。
中国德育杂志投稿
假的,看这里:近日，我社接到电话咨询关于“新形势下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论坛”活动事宜，我社2008年以来没有主办过这类活动，并就此事已于2008年5月12日在网上予以公告（公告1）。在此重申：有关我社举办的活动都将公布在我社的网站（）上，请大家相互转告，注意核实。特此公告。中国德育杂志社2008年11月7日
我今天也收到了，我是投稿过，获得了奖，可是不是投到这个刊物上的。让我汇款368元，还是优惠价呢。真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也收到了，很怀疑，因为我没有投稿呀！谁知道是真还是假？到“新教育"站上查到了消息，可在其他官方网站上却没有？
个人所得税中有一项是“稿费”，我不知道，在码字换成贝，出售后变现，再由支付宝提现至银行卡的这部分收入，是不是也在总收入范围，成为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一部分，求高人指点。 我得过的最高的一笔稿费是200元，《中国德育》杂志编辑直接微信转账给我的，有个报刊发了稿费单，50元，去邮局领，有个工作人员指示我通过手机软件领取的，单子就留存下来了。 此外，有几篇感觉人家给你发表了就不错了，你再指望稿费就有点小家子气，或者有点不知好歹的感觉，于是，便悄没声的，没抱什么奢望。 所以，我两万多贝变现，从0.05元到现在的0.086，加上简友赞赏的金额，总共变现大概一千多元，就是我这辈子最多的稿费了。 算一算，从2019年11月来，已经两年多了，写了九十多万字。日更两百多天，每天雷打不动地打开，敲下些许文字，成了我的习惯，是真的喜欢才会坚持这么久吧，也是真的喜欢才不会计较这份在别人眼里回报不成正比的付出吧。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英语特级教师，在头条写书评，通过了认证。此前也有一些简友去了那里，也写得风生水起。我也去看了，的确不错，可是，又感觉那里过于热闹，跟我不喜欢太多人看到自己的文字有关，相比那里，更柔和更安静更让人舒服。 我是个比较恋旧的人，新浪博客里待了十年。没有贪恋某条某瓣，一门心思地在耕耘，虽然我没有过硬的技术，种不出想象中的美丽的花海，但我是个勤奋的农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播种、施肥、浇水、除草，美滋滋地坐在地边欣赏自己的“果实”，有干瘪而苦涩的，好在也有零星饱满而甘甜的，也足够让自己满足。 没有时间抱团取暖，没有精力四处串门，我很多时候闭门造车，固步自封，自娱自乐，感谢那些不离不弃的朋友们不时赏面光顾，读我琐碎的文字。来而不往非礼也，下决心有时间的时候一定去回访去学习。 因为胸无大志，所以随遇而安。 因为满心欢喜，所以选择写作。 因为心怀感激，所以不离不弃。 今天要去姐姐家吃包子，听说有三种馅儿，红糖包，韭菜包，土豆包，想想都垂涎欲滴。
1753林德发表的论文
采用了对照实验法
坏血病（scurvy），由维生素C缺乏引起，所以维生素C缺乏病主要是指坏血病。但维生素C缺乏不仅能引起坏血病，还与炎症、动脉硬化、肿瘤等多种疾患有关。坏血病在历史上曾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一种疾病。过去几百年间曾在海员、探险家及军队中广为流行，特别是在远航海员中尤为严重，故有“水手的恐惧”和“海上凶神”之称。关于坏血病的明确记载始于十三世纪十字军东征时代，有的学者追溯至公元前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时代，另据称，在原始社会人类的遗体上也曾发现坏血病的遗迹。关于坏血病的防治，早在17-18世纪就已经发现可以利用新鲜蔬菜、柑桔及柠檬等防治。1753年Lind的坏血病名著问卷心菜、肾上腺中提取出抗坏血病物质-“已糖醛酸”（hexuronic acid）。与此同时，的化学结构，1933年Reichstein人工合成成功，从而，人类终于征服了坏血病。但有关维生素C的理论和应用的研究则远未结束。
编辑本段历史
古代典籍中对坏血病较为明确的描述，是在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记录中。在十五世纪末，坏血病也是许多航海员长期卧床的原因。1753年，苏格兰海军军医詹姆斯·林德发现此病与饮食有关，并经由英格兰探险家詹姆斯·库克进一步引证下。发现饮用橘子汁、柠檬汁后，可治疗和预防坏血病。 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1716年 - 1794年6月13日），皇家海军外科医生（1739年 - 1748年），皇家海军Haslar医院医师（1758年 - 1783年），是英格兰卫生学的创始人，发起利用柑桔类水果和新鲜蔬菜治疗和预防坏血病。影响了预防医学和营养学在战士和水手中的发展，他还是《A Treatise of the Scurvy》的作者。
库克船长。但真正开始研究这种疾病的是英国人詹姆斯·林特。
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率领船员们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已经航行几个月了，好多的水手都已经生了病，而且牙齿的血流个不停。何况，传说中的陆地仍然遥不可及。这样的恶梦，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 凭着哥伦布的坚持，这趟冒险还是随着美洲大陆的发现而宣告成功。只是，只要是长程的海上航行，水手们就非常容易生病，牙齿也非常容易流血，严重的还会丧命。人们称这种病为坏血病，但是要怎么治疗却是束手无策。继哥伦布之后，另一个伟大的航海家麦哲伦率领船队了环绕地球一周。只是，他们的遭遇比哥伦布的船队更为悲惨──麦哲伦的船员中，有三分之二是因为坏血病而死亡。 一直到十八世纪，事情有了转机。 这时，英国人已经横渡重洋，在世界各地经商与殖民。只是，船员还是有罹患坏血病而死亡的危险。有一个年轻的船医，名叫林特，他发现坏血病都发生在一般船员身上，而包含他自己在内的船上干部，却没有人得到坏血病。官位大的人不会生病，世界上哪有这个道理？直到有一天，他为了照顾病人到一般船员的餐厅用餐，才有了新的发现。 原来一般船员的伙食，只有面包与腌肉，而他们干部，却有马铃薯与高丽菜芽可以吃。因为林特医师认为，新鲜蔬果或许可以治疗坏血病。后来，他们遇上了满载柳橙与柠檬的荷兰货船，林特医师就买了柳橙与柠檬来治疗坏血病人，效果非常好。 林特医师再找了些坏血病人，分成两组，吃一样的食物，但有一组病人另外补充了柑橘类水果，结果补充水果的这组，坏血病有明显的改善。林特医师就写了份报告，建议供应所有船员新鲜水果，可惜没有被上级采纳。 但是另外一个有名的航海家库克船长（他发现了澳洲、纽西兰），读了林特医师的报告后，带了大量的水果出航，使坏血病获得有效的预防。林特医师死后，英国海军也开始提供水兵莱姆汁，让船员的健康更有保障。英国能在十九世纪享有「日不落国」的美誉，除了船坚炮利外，莱姆汁也有不可思议的贡献。 到了二十世纪，预防坏血病的物质，终于被研究出来，命名为抗坏血酸，也就是维生素C。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维生素C仍然是科学家积极研究的对象之一。因为，它可能对于更多的疾病有着很好的预防效果。今日，我们可以从新鲜蔬果中可摄取到足够的维生素C，药局中一颗颗的维生素C片也卖得很便宜，坏血病人已不多见。而科学家探索新知识的奉献与努力，一如航海家探寻新大陆的牺牲与执着，不断造福人群，也为后世留下典范。
补充：
18世纪的水手们在航海时通常饮用朗姆酒，只有一位名叫詹姆斯·林特的苏格兰海军医生，建议水手们在海上航行时饮用另一种饮料——柠檬汁。当时许多水手患了坏血病，特别是长途航行时更容易得这种病。这种疾病当时被称为“海上瘟疫”，会引起牙龈、皮肤及关节等部位出血。
林特怀疑坏血病是由于海上有限的饮食条件造成的，他系统地研究了治疗坏血病的方法。他把所有患坏血病的船员分为几个小组，让每组吃不同配方的饮食，每一测试过程为14天。他发现吃橘子和柠檬的一组仅6天后病情就有了显著的好转。
1754年，林特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但船长并没有很快照他的建议去做，科学家也没有继续研究这些后来被称为“维生素”的东西。一百年后，在往返南太平洋的远途航行中，英国库克船长因为个人喜好，强制让他的船员吃水果。30年内，118名水手中奇迹般的只有1名水手死于坏血病，“水果是坏血病克星”的观点开始在英国盛行。到了1795年，所有英国的水手按规定必须每天饮用酸橙汁，由此他们被戏称为“酸橙佬”，但也因此可以更多的死于海战而不是坏血病。
关于坏血病和航海家麦哲伦船队的故事，想必大家都不感到陌生。
坏血病在历史上曾经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一种疾病。过去几百年间曾在海员、探险家及 军队中广为流行，特别是在远航海员中尤为严重，素有“水手的恐惧”和“海上 凶神”的称号。
尽管坏血病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给人们的生命造成很大的威胁， 但它在人类发现维生素的过程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科技的发展，今 天人类已经征服了坏血病，它也早已不能算是人类健康的“致命杀手”了，但它 还是会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不适和健康上的伤害。
英国最著名的航海家詹姆斯·库克
库克相信，坏血病是因为缺乏新鲜食物引起的，因此，出航时，除了带通常的食品如面包、小麦、咸肉、食糖、食用油、啤酒等以外，他特地备了大量的麦芽、泡菜与由柠檬和柑桔做成的糖浆。但是，提供食品是一回事，让人吃却又是另一回事，原因在于有些人是不习惯，有些人则是因为晕船，一想到这些食物就恶心。库克有时不得不强制他们吃，甚至对某些拒绝吃新鲜食物的人责以鞭打。
库克还用啤酒来治疗坏血病，所不同的是这些啤酒都是用澳大利亚当地天然的植物rimu,manuka以及糖蜜制成的令人陶醉的混合物酿制而成
这种啤酒有独特的治疗功效，说起来很有趣，库克还是澳大利亚第一杯啤酒的酿造人。
当他于1773年在新西兰的Dusky海湾酿造出了澳洲历史上的第一批啤酒时，他还没想到之后会获得如此高的医学荣誉。这种啤酒是当地天然的植物 rimu,manuka以及糖蜜制成的令人陶醉的混合物酿制而成，与今天的啤酒不大一样。然而，这种啤酒却获得了金质奖章，金质科普利勋章。
他对制造的方法和植物酿酒研究做了笔记，和植物学家一起探索了另一种治疗的方法。
这种由于在治疗流行的致命的坏血病时表现出来的远见，赢得了皇家协会金质奖章荣耀。
不过，这种啤酒说句笑话，仅仅是为了“守信”
在1773年，他仅仅酿造了足够他在下次航程中使用的啤酒量，这样便能实现他向"奋进"号船员向前所许下的诺言了。他曾答应每日向他们提供的口粮包括"一磅饼干，及一品脱葡萄酒或者是他们能够喝得下的啤酒量"。毫不奇怪，就地取材的啤酒成了最佳的选择。 [4]
库克对船上人员健康状况的关怀收到了效果。在第一次长达三年的航行中，船员中虽然有死于事故的，但据说没有一人死于传染病，曾经有几个人出现过坏血病的症状，可是没有几天即被库克用大量的柑桔和柠檬汁治好了。第二次航行的记录也如此。由于库克的功绩，在第二次回国后，他被选入皇家学会，他所写的有关坏血病的笔记论文获得了金质科普利勋章。
皇家医学协会建议海军，每天一杯柠檬汁，从此，坏血病在航海的历史上逐步消失了。
英国从一七六三年到一八七五年这一百多年里发展得非常快速，它拥有无与匹敌的海上力量，方面遍及北美洲、南太平洋、远东、南大西洋及非洲沿岸。这一活动能够如此顺利，与坏血病能够获得防治是有相当关系的。
而其他国家也学习英国的经验，彻底地征服了这种让二百年前水手们闻之色变挥之不去的噩梦。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牺牲的人们，是值得去纪念的，不管他们的名字有无留下，不管他们的国家在哪，为人如何。.
是因为哺乳动物除开人和猴子【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之外，全部都会合成L-古洛糖酸内酯氧化酶，这个酶可以将糖（需要葡萄糖和半乳糖）转化为维生素C
人和猴子是完全不能合成这个酶，只能外源得到维生素C，所以这不能叫他们合成效率极高，而是多了酶
维生素C的发现和研究坏血病是几百年前就已知道的疾病。发病开始的症状是四肢无力、精神消退、烦躁不安、皮肤红肿；病人觉得肌肉疼痛、精神抑郁；随后出现脸部肿胀、牙龈出血、牙齿脱落、口臭、皮肤大片出血；最后是严重疲惫、腹泻、呼吸困难、骨折、肺脏或肾脏衰竭而致死亡。在18世纪，坏血病在远洋航行的水手中非常普遍，也流行在长期困战的陆军士兵中，或长期缺乏食物的社区，被围困的城市，监狱犯人，和劳工营中。一直到1911年才被确定是因为缺乏营养而产生的。1497年7月9日到1498年5月30日，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Vasco da Gama）发现了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的航线；然而他的160个船员中，有100人死于坏血病。1519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率领的远洋船队从南美洲东岸向太平洋进发；三个月后，有的船员牙床破了，有的船员流鼻血，有的船员浑身无力，待船到达目的地时;原来的200多人，活下来的只有35人，人们对此找不出原因。1536年，法国探险家Jacques Cartier在发现圣劳伦斯河之后，溯流而上抵达魁北克过冬。探险队中24人死于坏血病，其它多人也都病重。有一位印第安人教他们饮用一种Arbor vitae（Thuja occidentalis）树叶泡的茶，就治好了这些人。后来发现这种树的叶子里，每100克含有50毫克的维生素C。15世纪，中国明朝的郑和多次率领下西洋的事迹记载，并无发现有大量船员因长期航行死于染上坏血病，这与当时郑和船队带备蔬菜和水果有关，可见蔬菜和水果内的物质（后来发现是维生素C）对防治坏血病有很大的帮助。1734年，在开往格陵兰的海船上，有一个船员得了严重的坏血病，当时这种病无法医治，其它船员只好把他抛弃在一个荒岛上；待他苏醒过来，用野草充饥，几天后他的坏血病竟不治而愈了；分析可能野草中含维生素C。1747年，英国海军医官詹姆斯林德，在船上做了一次著名的实验：12个严重的坏血病海员，大家都吃完全相同的食物，两个病人每天吃两个橘子和一个柠檬，另两人喝苹果汁，其它人是喝稀硫酸，酸醋，海水，或者一些其它当时人们认为可治坏血病的药物。6天之后，只有吃柑橘水果的两人好转，其它人病情依然。詹姆斯林德继续研究，1753年出版了《坏血病大全》（A Treatise on Scurvy）一书。英国的著名探险家库克船长，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控制了可怕的坏血病。他在1768年到1780年间三次远航太平洋，他的船员有些生病，但是没有一人丧生于坏血病。而在当时的许多其它探险船队中，坏血病依然猖獗。库克防治坏血病的贡献，使得伦敦皇家学会选他为会员，并授予他Coply奖章。每次航行靠岸时，库克都命令船员上岸购买水果蔬菜及绿色植物来补充营养。有一次他在旗舰Endeavour上带了7860磅的德国酸白菜Saukerkraut，可供一年航程中的船上70人，每人每周两磅的酸白菜。后来研究表明酸白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每100克含50毫克的维生素C。1795年Lind去世，Lind人微言轻，他的实验结果也湮没无闻。但是另一位英国医生Gilbert Blane相信Lind的结果；1795年，Blane因为是英王御医而被任命为英国海军医疗委员会委员，由于他的努力，英国海军部才通令每个海军官兵每天都必须饮用3/4安斯柠檬汁。1796年英国海军中坏血病病例大幅降低。英国海军战力倍增，在1797年击败西班牙舰队，缔造了大英日不落帝国。1907年，Axel Holst 和Theodor Frolich发表了使用天竺鼠做坏血病实验的论文。他们观察到老鼠和其它的动物都不会得坏血病，只有天竺鼠和人类相似，在禁绝新鲜蔬果后会得坏血病；实验结果表明可能与天竺鼠和灵长类(包括人类) 体内不能合成维他命C，而其它动物的肝脏或肾脏能合成维他命C有关。这篇论文的发表明确了医药研究要用天竺鼠，所得的结果才能推引到人类的疾病上。1912年，波兰裔美国科学家卡西米尔冯克，综合了以往的试验结果，发表了维生素的理论。他认定自然食物中有四种物质可以防治夜盲症、脚气病、坏血病和佝偻病。这些物质被冯克称为 “维持生命的胺素（Vitamine）”，因为拉丁文中的vita意思是生命。冯克以为这些物质都含有氮或胺基，所以加上胺素Amine的结尾。后来发现有些物质并不含氮，所以改称为Vitamin，中文称为维生素或维他命，四种物质分别被称为维生素A、维生素B、维生素C和维生素D。中文分别称为维生素甲、维生素乙、维生素丙和维生素丁。后来发现的就依英文字母顺序一直排到维生素K。维生素B里面又发现有许多不同成份，就有了维生素B1、B2、B3、B6及B12等名称。1920-1930年代，有机化学家群起研究维他命，试探在食物中分析维他命并确定它们的化学成份。1928年，匈牙利生化学家Albert Szent-Gyorgyi在英国化学家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的实验室中成功地从牛的副肾腺中分离出1克纯粹的维他命C。他也因为维生素C和人体内氧化反应的研究获得193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1928年他发表论文，确定维生素C的化学分子式是C6H8O6，所以称之为Hexuronic acid。1929年他到美国Rochester， Minnesota的Mayo医院做研究，附近的屠宰场免费供给他大量的牛副肾，他从中分离出25克的维他命C。他将一半提炼出纯粹的维他命C送给英国的醣类化学家Walter H. Haworth进行分析工作。可是由于当时时技术条件尚不成熟，Haworth没能明确维他命C的结构。1930年，Szent-Gyorgyi回到匈牙利，发现匈牙利的辣椒中含有大量的维他命C。他成功地从中分离出1公斤纯粹的Hexuronic acid，并再送一批给Haworth继续分析。1932年美国匹兹堡的化学家Charles King从Szent-Gyorgyi的学生Joe Svirbely知道他鉴定Hexuronic acid就是维他命C，就抢先在Nature杂志上发表这个结果。但是1937年的诺贝尔医学奖还是颁给Szent-Gyorgyi，因为他做了对维他命C和人体内氧化反应的研究。Haworth确定了维他命C的化学构造；并且用不同的方法制造出维他命C，因而获得了193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Szent- Gyorgyi和Haworth最后决定将维他命C命名为抗坏血酸ascorbic acid。1933年，瑞士化学家Tadeus Reichstein发明了维生素C的工业生产法。此法是先将葡萄糖还原成为山梨醇，经过细菌发酵成为山梨糖，山梨糖加丙酮制成二丙酮山梨糖(Di-acetone sorbose)， 然后再用氯及氢氧化钠氧化成为二丙酮古龙酸DAKS（Di-acetone-ketogulonic acid）。DAKS溶解在混合的有机溶液中，经过酸的催化剂重组成为维生素C。这个方法的专利权在1934年被罗氏公司购得，成为50余年来工业生产维生素C的主要方法。罗氏公司也因此独占了维生素C的市场。1948年美国东部流行非典型肺炎；1949年全世界流行小儿麻痹症，各国各地医师束手无策，只能隔离病人，防止传染。美国南卡洛林纳州的Fred R. Klenner医师用静脉注射维生素C治愈了许多这两种病人。Klenner发现静脉注射维生素C可以治疗所有病毒感染的疾病，如肝炎、脑炎、流行性感冒以及许多其它急性和慢性的病症。当时他的经验和许多其它使用维生素治病的报告都被医药界忽略。1959年，美国生化学家J. J. Burns发现人类和灵长类动物会得坏血病，是因为他们的肝脏中缺乏一种酶，L-gulonolactone oxidase,它是将葡萄糖转化为维生素C的四种必要酶之一。因此人必须从食物中摄取维生素C才能推持健康。其它的哺乳动物都在肝脏中自行制造维生素C，两栖动物及鱼类则在肾脏中制造维生素C。许多人类特有的疾病，如伤风、感冒、流行性感冒、肝炎、心脏病及癌症等被认为是因为人体不能自行制造维生素而产生的。在动物中这些病都少见。1970年，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化学家莱纳斯鲍林出版<维生素C治感冒>(Vitamin C and Common Cold）一书。提出大剂量的维生素C可以预防和治疗感冒。虽然医药界激烈反对他的论点，但是鲍林的研究的确引起了学术界对应用大剂量维生素C的重视，带动了世界各地大量的同类研究。这本书畅销美国，民众抢购维生素C以致造成世界性缺货；后来奇怪的发现1970年以后，美国人因心脏病的死亡率显著下降，而同样是发达国家的西欧人和日本人的心脏病死亡率却持平；许多人认为这是维生素C预防心脏病的有力左证。1976年，纽约星期六晚邮的主编卡增兹（Norman Cousins）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发表《疾病的解剖》（Anatomy of an Illness）一文。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绝少刊登外行人的文章。在此文中卡增兹详述他在1964年与非常痛苦的关节性脊椎炎搏斗的经验,他观看喜剧电影，大笑10分钟后得到两小时无痛的安眠，这样他就停止服用阿司匹林等止痛剂。他又坚持每天静脉注射25克维生素C来修复他的关节和联结组织。不久他康复了。并回到星期六晚邮上班。此文震动美国医界，三千多位医师写信给卡增兹，支持他的论点。1979年，Ewan Cameron医师和鲍林出版《癌症和维生素》（Cancer and Vitamin C）一书。提出大剂量的维生素C可以作为癌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的论点，挑起医药界激烈的反对。美国国家卫生院NIH特别商请著名的Mayo医院的癌症医师C. G. Moertel做两次双盲实验证明大剂量维生素C不能治疗癌症；但是两次实验结果并没有平息维生素C治疗癌症的争议。1981年，凯斯卡特（Robert Cathcart）医师发现用腹泻测定人体的维生素C饱和量的方法。口服过量维生素C会产生腹泻。腹泻显示人体所有器官的维生素C到达饱和。正常的人维生素C饱和量是每天4-15克。有病的人维生素C饱和量大幅增加，病情越严重，维生素C饱和量越高，甚至可以高到每天200克。每天口服略低于饱和量的维生素C，是治疗各种感染疾病的验方。凯斯卡特医师用饱和量维生素C的方法，成功治愈7000例重感冒、流行性感冒、非典型肺炎、急性单核血球病（昏睡症Acute Mononucleosis）、急性肝炎、干草热、气喘病、手术创伤、烧伤、背痛、关节炎、猩红热、泡疹、带状泡疹等症。这个方法解决了60年来使用维生素C治病的争议问题，即维生素C治病的剂量问题，以前许多实验显示维生素C无效，实际上是因为剂量没有达到维生素C饱和量的缘故。1992年，Mathias Rath医师和鲍林发表了《根绝心脏病宣言》（Call to Abolish Heart Diseases），宣称维生素C可以治疗心脏和血管的各种病症。2002年发生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危机时，赖斯Rath医师在香港和新加坡刊登巨幅广告，忠告华人大众非典不是绝症，是可以用维生素C治疗的。中国因为人口众多而且密集居住，所以是病毒最容易传染的地区，也是受病毒残害最深的地区。许多流行性感冒的病毒都发源在中国，SARS病毒也是首先出现在中国，死于SARS的90％是中国人。中国人在人类对病毒的抗争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中国已经掌握了维生素C生产的领导地位，应该可以澈底解决病毒的问题，预计维生素C治疗流行感冒只是小事一椿；今后，维他命C的真正效用，将会显示在治疗禽流感、SARS和AIDS等更严重的病毒传染病上。资料摘自《百度百科》★☆★陈芷芳编辑于2007年5月★☆★
林崇德发表的论文
《我国教育心理学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我国教育心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有：内容体系的系统性与整合性不够突出;过多地仿效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忽视人的特性;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的程度不高;本土化研究不够深入。解决教育心理学发展过程中的这些问题是我们心理学工作者面临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教育心理学;问题;对策
一、我国教育心理学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根源
(一)内容体系的系统性与整合性不够突出
我国教育心理学的体系缺乏统一的核心内容，其系统性和整合性不够，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范式”。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庞杂、零乱的现状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统一的心理现象被分割成易于实验和易于控制的小块，研究者各自为政，联系甚少;第二，研究课题繁杂多样：从小学生的记忆实验到中学生的思维研究，从教学技术到学科教育心理，从学习的神经心理学到教学策略的研究，五花八门的课题充斥于教育心理学领域。虽然多样性是学科进步的标志，但我们不得不说教育心理学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核心[1];第三，不同时期心理学研究范式的更迭(从行为观到认知观、人本观，再到社会文化历史观等)，导致教育心理学研究的侧重点发生变化，使得不同时期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理论局限性。
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之所以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范式”，一方面是因为它的研究对象非常复杂。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学校教与学情境中人的心理现象，它既研究施教者和受教育者在教和学过程中各自的心理活动，又研究二者在相互交往中产生的心理现象。人内心的复杂性、人与人交往的复杂性、教与学情境的复杂性，必然导致教育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认识的局限性。我们对一门学科的认识往往是由简单到繁杂、由零散到系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就全部认识清楚，这决定了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同样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此外，研究方法和手段的限制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二)过多地仿效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忽视人的特性
传统的教育心理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实证法，二是现象学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
心理学的特点是人研究人，心理学研究的首要困难也恰恰在于人研究人。自然科学是人研究物，物性变化的表象与表象背后的真相都是客观而真实的，不以研究者的意志为转移。在心理学，以人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时，无论研究情景如何精密设计，终无法避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因主观因素而造成的偏差。这就是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即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性”，而不是一般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性”。教育心理学正是由于过多地仿效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忽视人研究人所形成的复杂人际关系的影响，无法达到根据外在行为表现以了解内在意识或动机的目的。
(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程度不高
心理学家在面对教育心理学问题时，会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研究旨趣：理解与应用。这便有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应该说，教育心理学是一门侧重于应用的科学，应对教育实践有直接的指导作用，也即教育心理学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教育实践，而应该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紧密结合。但是从教育心理学的发展过程和现状来看，传统教育心理学过分注重基础，所提出的理论和方法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往往是通过将教育心理学原理应用于其他教育学科(如教学法)而间接起作用的[1]。再有，即使是现在，我国教育心理学的大多研究课题均来自于理论而非教育实践，这也使得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难以对教育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总的来说是对教育心理学学科性质定位不够明确。具体来讲，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教育心理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脱节。教育心理学研究更多的是从理论到理论，难以指导实践，而教育部门的实践工作者虽深感教育心理学有用，却又不知如何去用。第二，目前的教育心理学更多的只是服务于学校，这种单一的服务范围局限了教育心理学广泛的应用性[2]。
(四)本土化研究不够深入
尽管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学记》中就有丰富的教育心理学思想，但是中国教育心理学和整个心理科学一样，属于“舶来品”。西方教育心理学研究成果对我国教育心理学的影响更加突出[3]。纵观我国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主要还是学习借鉴的多，独立研究的少。
我国教育心理学出现中国化不足的问题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发展的必然：一方面，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首先诞生在西方，它发展早、发展快，有着较好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又受到国家的重视，因此一直处于领先位置;另一方面，我国的教育心理学起步晚，尤其是经过“十年动乱”，在80年代后才开始全面复兴。当时，我国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刚刚恢复，还没有足够的研究成果和材料，而教育实践中又急需有关的知识，因此，只能借鉴和学习国外的研究成果，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开展一些独立研究。相比之下，我国的教育心理学确实与西方存在着差距，尤其表现在研究课题、研究方法和手段等方面。这种差距常常使我们只看到学习他人的重要性，而忽略了自身独立发展的必要性。
二、解决我国教育心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的对策
(一)用整合的观点构建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
综观过去近一个世纪教育心理学内容体系的发展变化，我们能够发现，教育心理学内容体系呈现出明显的综合化趋势。
以整合的观点构建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我们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第一，人类教育的共同目的决定教育心理学内容体系的基本框架，科学合理的教育心理学内容体系必须符合教育的真正目的;第二，教育的对象特点和需要是选择教育心理学内容体系的基本依据，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必须依据教育对象的特点和需要，在保障学科主干内容的前提下，灵活选择教育心理学的具体内容，即教育心理学在内容选择上既要有共性部分，也要考虑教育对象的实际需要，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和对象性;第三，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要在稳定和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教育是复杂的系统，人们对教育规律的探索也在与时俱进，这要求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必须随时代的变化不断发展。同时教育又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教育的目的、要素以及基本的教育理论(比如学习理论与教学理论)都是相对稳定的，这要求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也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
笔者以为，以整合的观点构建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教育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包括教育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发展历史、理论派别等方面的内容;(2)学习心理，主要探讨学习心理的规律和方法;(3)教学心理，主要包括教学设计、策略以及一些具体的教学方法;(4)教与学的制约因素，主要讨论学生的个体差异，家庭、班级、社会、师生关系等影响因素以及美育心理、品德心理、教师心理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内容。
(二)教育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应处理好几对关系
1.要处理好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关系。定量研究采用源自自然科学的方法，力图保证所研究问题与结论的客观性、可靠性和概括性。定性研究旨在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个体或社会的现象，这种研究通常在现象发生的真实环境中进行，借以把握该现象的整体轮廓。在国际上已经有人提出两种研究取向的结合问题。如“多方法三角测量(cross-methodtriangulation)”的观点认为，一个典型的应用就是在效度研究中的“多特质多方法模型(multi-traitmulti-methodmatrix)”[4]。
2.要处理好实验研究与史论研究的关系。教育心理学家都强调实验研究。教育心理学中的实验研究主要是指对教育现象有控制的观察研究。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实验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教育心理学同样有许多理论问题值得我们去探索，这就是教育心理学的史论研究。实验研究要以史论研究为基础，史论研究是实验研究的升华[4]。教育心理学发展的历程，实际上也就是教育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也正是理论体系的日趋完善，奠定了教育心理学发展成熟的基础。
(三)以素质教育实践为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指南
21世纪是我国积极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时期。当代教育心理学要想作出应有的贡献并使自身充满生命的活力，就应当结合我国教育实践和改革，深入研究教育心理学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这对于促进我国教育改革的全面深化和教育心理学的自身发展都具有特殊的意义[5]。国内有学者指出，近20年来，教育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已经对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的实践起到了推动作用，如张大均等(2005年)指出，教育心理学的以下研究成果为我国素质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1)学生个性全面发展与教育环境关系的研究：(2)学生智能发展与知识学习的研究;(3)学生社会性发展与规范学习的研究;(4)教学的有效性与人才培养规律的研究;(5)教师职业素质与专业性发展的研究[7]。
但是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应用性为主的学科，其为教育实践所提供的指导还远远不够。为此，教育心理学研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为素质教育实践提供更多的指导：首先，继续加强德育心理研究。其次，美育心理研究应该进一步得到重视，为学校审美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其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与学生健全心理素质培养的研究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实践服务。
(四)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心理学理论与应用研究
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心理学理论与应用研究，就是要解决教育心理学研究中国化(也称本土化)这一问题。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主要是指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在研究工作中要做到从研究者本位出发，准确地发现国人的心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地揭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心理的相同点和相异点，为世界心理学发展作出贡献。
发展本土文化取向的教育心理学理论研究可采取两个方向：一是以当代教育心理学重要理论为主题，以本土文化群体为对象，从事验证性研究，并将研究结果用以推论解释文化同质性个体的心理与行为;二是以本土文化群体代表性的人性特质为主题，从中抽取的样本为对象，从事原创性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建构为理论，以彰显中国教育心理学的特色[6]。总的来说，教肓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应该遵循以下七个字的途径：摄取一选择一中国化。
参考文献：
[1]张大均.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2]王滔.当前我国教育心理学发展中的问题透视[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
[3]张爱卿.20世纪我国教育心理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3).
[4]林崇德.试论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研究中的十大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5(1).
[5]张承芬.教育心理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6]张春兴.心理学研究本土文化取向的理论与实践[J].心理科学，2004(2)：420～422.
63岁的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林崇德，数十年来在教师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努力“培养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把全部的爱献给了自己的学生和心理学事业。 “我们这些林老师的弟子，都是林老师的成果”1960年5月，在上海中学即将高中毕业的林崇德，憧憬着要当新时期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后来，班主任对教育事业的满腔热情深深地感动了他，使他决意接过老师手中的教鞭。他满怀激情地把所有大学报考表上的志愿都填为“师范”两字。最终他考上了北师大，成为该校心理学专业的第一批学生。 大学毕业后，林崇德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在13年的中小学教师、26年的大学教师生涯中，他把教书育人当作自己的终生奋斗目标。直到今天，每当他有新著出版，总是在扉页上写道：“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能否培养出国家需要的优秀人才，这是衡量师德的重要标准。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教师，要把培养国家栋梁、造就高素质创造性人才作为己任。”林崇德常用这样的话激励自己。他已经培养出51位博士。他们中有31位已晋升教授，24位当上了博导。许多人成为特聘教授、学术带头人，有的甚至做了国外名牌大学的教授。 林崇德说过：教师的成功，在于培养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不想超过老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不想学生超过自己的老师不是好老师。否则一代不如一代，民族的兴旺发达，国家的繁荣昌盛还有什么指望？他希望他的学生超过自己，也希望以后的学生再超过他的学生。如今，“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已经变为现实。他的学生、北师大副校长董奇教授创建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做出了他没有做成的学科建设的大事。然而董奇却说：“我们这些林老师的弟子，都是林老师的成果。”这是对林崇德艰辛创业的最好评价。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林崇德先后送出16个博士生出国，15个都能按时回国。教育主管部门感到很奇怪：当时2/3的留学人员都不能回国，为什么林崇德的“回收率”那么高？学生为何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生活条件？学生们的回答是：“我们是冲着林老师回来的。” 博士研究生都是成年人，按理说，带成年学生应该轻松一些。可了解林崇德的人都知道，他在这些大男大女身上投入的精力和时间不亚于中小学教师对待未成年的孩子。他们的学习、生活、收入、配偶调动、孩子上学、工作后的职称、职务晋升等等问题，都是他关心的事情。他怕骑车上学的学生不安全，自己掏钱给他们买月票；他为许多博士生介绍过对象、操办过婚事；他和爱人为许多已婚博士的家庭调解过夫妻矛盾…… 林崇德对学生真挚的爱转化成一种魔力，使他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学生。他的学生、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张日升说过：“我每年要回国七八次，因为我的根在中国，林老师就是孕育这‘根’的土壤。”不久前，林崇德的另一个学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完博士的辛涛，也主动回到北师大任教。 “严在当严处，爱在细微中”。林崇德在生活中对待学生像一位慈父，但在学习和工作中，他的严格管理也是出了名的。他对学生的“严”，首先是“做人”上的严格要求。他坚持思想道德教育，亲自介绍了10余名研究生入党；每年新研究生入学迎新会上，他都坚持讲一个话题：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要求学生讲诚实、讲良心；平时他要求学生从具体小事做起，从日常生活做起，把做人与学业发展结合起来。另一个“严”，是治学要求上的“严”。林崇德对学生学习要求高标准、一丝不苟。尤其是对于学生们的毕业论文，从资料的选择、框架的确立，到数据的分析、结论的提出，甚至文字的修饰，他无一不事必躬亲。有些学生的博士论文在他的指导和严格要求下，竟改了20多遍。 严师出高徒。有人做过统计，林崇德指导的研究生在校期间平均发表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数量、质量在全国同类学科中是最高的。他的两位博士生还曾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殊荣。 在北师大，每当有林崇德的讲课或讲座，教室里总是满满当当的，连外系来的学生也说：“听林老师讲课，是一种享受。” 除了教学，林崇德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发展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中。他于1985协助朱智贤教授白手起家创建了北师大发展心理研究所，并长期担任所长职务。经过近20年的艰苦创业，研究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如今已成为国内一流、国际上有声望的发展心理学研究单位，成为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价为达到国际水平的博士点。 早在1983年，林崇德就在国内率先提出重视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他建构了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学的框架，为一直没有自己的儿童心理学的中国心理学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重要贡献。从事基础研究的同时，他还非常重视应用研究，把自己的理论应用于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上。从1978年开始，他抓培养学生思维品质的实验班，至今已在全国26个省市建立了3000多个实验点，受益学生近30万人。 林崇德的工作日程中没有节假日、星期天，甚至有时都没有大年初一。在紧张的教学科研间隙，他不忘将研究成果总结整理。迄今为止，他发表了160余篇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出版了16部专著；还主编了近4000万字的工具书和学术丛书，获得了24项奖项。他著作的厚度已达到180厘米，早已超过他169厘米的身高。用“著作等身”已不能准确形容他的勤奋了。 2002年北师大百年校庆时，林崇德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人有来生，在我高中毕业时，我仍会把自己所有的高考志愿填上‘师范’，毕业后仍当教师，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