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崇德发表的论文

《我国教育心理学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我国教育心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有：内容体系的系统性与整合性不够突出;过多地仿效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忽视人的特性;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的程度不高;本土化研究不够深入。解决教育心理学发展过程中的这些问题是我们心理学工作者面临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教育心理学;问题;对策

一、我国教育心理学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根源

(一)内容体系的系统性与整合性不够突出

我国教育心理学的体系缺乏统一的核心内容，其系统性和整合性不够，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范式”。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庞杂、零乱的现状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统一的心理现象被分割成易于实验和易于控制的小块，研究者各自为政，联系甚少;第二，研究课题繁杂多样：从小学生的记忆实验到中学生的思维研究，从教学技术到学科教育心理，从学习的神经心理学到教学策略的研究，五花八门的课题充斥于教育心理学领域。虽然多样性是学科进步的标志，但我们不得不说教育心理学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核心[1];第三，不同时期心理学研究范式的更迭(从行为观到认知观、人本观，再到社会文化历史观等)，导致教育心理学研究的侧重点发生变化，使得不同时期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理论局限性。

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之所以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范式”，一方面是因为它的研究对象非常复杂。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学校教与学情境中人的心理现象，它既研究施教者和受教育者在教和学过程中各自的心理活动，又研究二者在相互交往中产生的心理现象。人内心的复杂性、人与人交往的复杂性、教与学情境的复杂性，必然导致教育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认识的局限性。我们对一门学科的认识往往是由简单到繁杂、由零散到系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就全部认识清楚，这决定了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同样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此外，研究方法和手段的限制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二)过多地仿效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忽视人的特性

传统的教育心理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实证法，二是现象学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

心理学的特点是人研究人，心理学研究的首要困难也恰恰在于人研究人。自然科学是人研究物，物性变化的表象与表象背后的真相都是客观而真实的，不以研究者的意志为转移。在心理学，以人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时，无论研究情景如何精密设计，终无法避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因主观因素而造成的偏差。这就是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即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性”，而不是一般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性”。教育心理学正是由于过多地仿效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忽视人研究人所形成的复杂人际关系的影响，无法达到根据外在行为表现以了解内在意识或动机的目的。

(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程度不高

心理学家在面对教育心理学问题时，会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研究旨趣：理解与应用。这便有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应该说，教育心理学是一门侧重于应用的科学，应对教育实践有直接的指导作用，也即教育心理学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教育实践，而应该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紧密结合。但是从教育心理学的发展过程和现状来看，传统教育心理学过分注重基础，所提出的理论和方法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往往是通过将教育心理学原理应用于其他教育学科(如教学法)而间接起作用的[1]。再有，即使是现在，我国教育心理学的大多研究课题均来自于理论而非教育实践，这也使得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难以对教育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总的来说是对教育心理学学科性质定位不够明确。具体来讲，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教育心理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脱节。教育心理学研究更多的是从理论到理论，难以指导实践，而教育部门的实践工作者虽深感教育心理学有用，却又不知如何去用。第二，目前的教育心理学更多的只是服务于学校，这种单一的服务范围局限了教育心理学广泛的应用性[2]。

(四)本土化研究不够深入

尽管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学记》中就有丰富的教育心理学思想，但是中国教育心理学和整个心理科学一样，属于“舶来品”。西方教育心理学研究成果对我国教育心理学的影响更加突出[3]。纵观我国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主要还是学习借鉴的多，独立研究的少。

我国教育心理学出现中国化不足的问题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发展的必然：一方面，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首先诞生在西方，它发展早、发展快，有着较好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又受到国家的重视，因此一直处于领先位置;另一方面，我国的教育心理学起步晚，尤其是经过“十年动乱”，在80年代后才开始全面复兴。当时，我国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刚刚恢复，还没有足够的研究成果和材料，而教育实践中又急需有关的知识，因此，只能借鉴和学习国外的研究成果，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开展一些独立研究。相比之下，我国的教育心理学确实与西方存在着差距，尤其表现在研究课题、研究方法和手段等方面。这种差距常常使我们只看到学习他人的重要性，而忽略了自身独立发展的必要性。

二、解决我国教育心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的对策

(一)用整合的观点构建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

综观过去近一个世纪教育心理学内容体系的发展变化，我们能够发现，教育心理学内容体系呈现出明显的综合化趋势。

以整合的观点构建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我们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第一，人类教育的共同目的决定教育心理学内容体系的基本框架，科学合理的教育心理学内容体系必须符合教育的真正目的;第二，教育的对象特点和需要是选择教育心理学内容体系的基本依据，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必须依据教育对象的特点和需要，在保障学科主干内容的前提下，灵活选择教育心理学的具体内容，即教育心理学在内容选择上既要有共性部分，也要考虑教育对象的实际需要，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和对象性;第三，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要在稳定和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教育是复杂的系统，人们对教育规律的探索也在与时俱进，这要求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必须随时代的变化不断发展。同时教育又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教育的目的、要素以及基本的教育理论(比如学习理论与教学理论)都是相对稳定的，这要求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也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

笔者以为，以整合的观点构建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教育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包括教育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发展历史、理论派别等方面的内容;(2)学习心理，主要探讨学习心理的规律和方法;(3)教学心理，主要包括教学设计、策略以及一些具体的教学方法;(4)教与学的制约因素，主要讨论学生的个体差异，家庭、班级、社会、师生关系等影响因素以及美育心理、品德心理、教师心理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内容。

(二)教育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应处理好几对关系

1.要处理好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关系。定量研究采用源自自然科学的方法，力图保证所研究问题与结论的客观性、可靠性和概括性。定性研究旨在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个体或社会的现象，这种研究通常在现象发生的真实环境中进行，借以把握该现象的整体轮廓。在国际上已经有人提出两种研究取向的结合问题。如“多方法三角测量(cross-methodtriangulation)”的观点认为，一个典型的应用就是在效度研究中的“多特质多方法模型(multi-traitmulti-methodmatrix)”[4]。

2.要处理好实验研究与史论研究的关系。教育心理学家都强调实验研究。教育心理学中的实验研究主要是指对教育现象有控制的观察研究。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实验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教育心理学同样有许多理论问题值得我们去探索，这就是教育心理学的史论研究。实验研究要以史论研究为基础，史论研究是实验研究的升华[4]。教育心理学发展的历程，实际上也就是教育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也正是理论体系的日趋完善，奠定了教育心理学发展成熟的基础。

(三)以素质教育实践为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指南

21世纪是我国积极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时期。当代教育心理学要想作出应有的贡献并使自身充满生命的活力，就应当结合我国教育实践和改革，深入研究教育心理学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这对于促进我国教育改革的全面深化和教育心理学的自身发展都具有特殊的意义[5]。国内有学者指出，近20年来，教育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已经对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的实践起到了推动作用，如张大均等(2005年)指出，教育心理学的以下研究成果为我国素质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1)学生个性全面发展与教育环境关系的研究：(2)学生智能发展与知识学习的研究;(3)学生社会性发展与规范学习的研究;(4)教学的有效性与人才培养规律的研究;(5)教师职业素质与专业性发展的研究[7]。

但是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应用性为主的学科，其为教育实践所提供的指导还远远不够。为此，教育心理学研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为素质教育实践提供更多的指导：首先，继续加强德育心理研究。其次，美育心理研究应该进一步得到重视，为学校审美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其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与学生健全心理素质培养的研究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实践服务。

(四)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心理学理论与应用研究

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心理学理论与应用研究，就是要解决教育心理学研究中国化(也称本土化)这一问题。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主要是指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在研究工作中要做到从研究者本位出发，准确地发现国人的心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地揭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心理的相同点和相异点，为世界心理学发展作出贡献。

发展本土文化取向的教育心理学理论研究可采取两个方向：一是以当代教育心理学重要理论为主题，以本土文化群体为对象，从事验证性研究，并将研究结果用以推论解释文化同质性个体的心理与行为;二是以本土文化群体代表性的人性特质为主题，从中抽取的样本为对象，从事原创性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建构为理论，以彰显中国教育心理学的特色[6]。总的来说，教肓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应该遵循以下七个字的途径：摄取一选择一中国化。

参考文献：

[1]张大均.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2]王滔.当前我国教育心理学发展中的问题透视[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

[3]张爱卿.20世纪我国教育心理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3).

[4]林崇德.试论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研究中的十大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5(1).

[5]张承芬.教育心理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6]张春兴.心理学研究本土文化取向的理论与实践[J].心理科学，2004(2)：420～422.

63岁的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林崇德，数十年来在教师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努力“培养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把全部的爱献给了自己的学生和心理学事业。 “我们这些林老师的弟子，都是林老师的成果”1960年5月，在上海中学即将高中毕业的林崇德，憧憬着要当新时期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后来，班主任对教育事业的满腔热情深深地感动了他，使他决意接过老师手中的教鞭。他满怀激情地把所有大学报考表上的志愿都填为“师范”两字。最终他考上了北师大，成为该校心理学专业的第一批学生。大学毕业后，林崇德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在13年的中小学教师、26年的大学教师生涯中，他把教书育人当作自己的终生奋斗目标。直到今天，每当他有新著出版，总是在扉页上写道：“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能否培养出国家需要的优秀人才，这是衡量师德的重要标准。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教师，要把培养国家栋梁、造就高素质创造性人才作为己任。”林崇德常用这样的话激励自己。他已经培养出51位博士。他们中有31位已晋升教授，24位当上了博导。许多人成为特聘教授、学术带头人，有的甚至做了国外名牌大学的教授。林崇德说过：教师的成功，在于培养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不想超过老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不想学生超过自己的老师不是好老师。否则一代不如一代，民族的兴旺发达，国家的繁荣昌盛还有什么指望？他希望他的学生超过自己，也希望以后的学生再超过他的学生。如今，“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已经变为现实。他的学生、北师大副校长董奇教授创建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做出了他没有做成的学科建设的大事。然而董奇却说：“我们这些林老师的弟子，都是林老师的成果。”这是对林崇德艰辛创业的最好评价。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林崇德先后送出16个博士生出国，15个都能按时回国。教育主管部门感到很奇怪：当时2/3的留学人员都不能回国，为什么林崇德的“回收率”那么高？学生为何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生活条件？学生们的回答是：“我们是冲着林老师回来的。” 博士研究生都是成年人，按理说，带成年学生应该轻松一些。可了解林崇德的人都知道，他在这些大男大女身上投入的精力和时间不亚于中小学教师对待未成年的孩子。他们的学习、生活、收入、配偶调动、孩子上学、工作后的职称、职务晋升等等问题，都是他关心的事情。他怕骑车上学的学生不安全，自己掏钱给他们买月票；他为许多博士生介绍过对象、操办过婚事；他和爱人为许多已婚博士的家庭调解过夫妻矛盾…… 林崇德对学生真挚的爱转化成一种魔力，使他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学生。他的学生、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张日升说过：“我每年要回国七八次，因为我的根在中国，林老师就是孕育这‘根’的土壤。”不久前，林崇德的另一个学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完博士的辛涛，也主动回到北师大任教。 “严在当严处，爱在细微中”。林崇德在生活中对待学生像一位慈父，但在学习和工作中，他的严格管理也是出了名的。他对学生的“严”，首先是“做人”上的严格要求。他坚持思想道德教育，亲自介绍了10余名研究生入党；每年新研究生入学迎新会上，他都坚持讲一个话题：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要求学生讲诚实、讲良心；平时他要求学生从具体小事做起，从日常生活做起，把做人与学业发展结合起来。另一个“严”，是治学要求上的“严”。林崇德对学生学习要求高标准、一丝不苟。尤其是对于学生们的毕业论文，从资料的选择、框架的确立，到数据的分析、结论的提出，甚至文字的修饰，他无一不事必躬亲。有些学生的博士论文在他的指导和严格要求下，竟改了20多遍。严师出高徒。有人做过统计，林崇德指导的研究生在校期间平均发表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数量、质量在全国同类学科中是最高的。他的两位博士生还曾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殊荣。在北师大，每当有林崇德的讲课或讲座，教室里总是满满当当的，连外系来的学生也说：“听林老师讲课，是一种享受。” 除了教学，林崇德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发展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中。他于1985协助朱智贤教授白手起家创建了北师大发展心理研究所，并长期担任所长职务。经过近20年的艰苦创业，研究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如今已成为国内一流、国际上有声望的发展心理学研究单位，成为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价为达到国际水平的博士点。早在1983年，林崇德就在国内率先提出重视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他建构了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学的框架，为一直没有自己的儿童心理学的中国心理学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重要贡献。从事基础研究的同时，他还非常重视应用研究，把自己的理论应用于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上。从1978年开始，他抓培养学生思维品质的实验班，至今已在全国26个省市建立了3000多个实验点，受益学生近30万人。林崇德的工作日程中没有节假日、星期天，甚至有时都没有大年初一。在紧张的教学科研间隙，他不忘将研究成果总结整理。迄今为止，他发表了160余篇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出版了16部专著；还主编了近4000万字的工具书和学术丛书，获得了24项奖项。他著作的厚度已达到180厘米，早已超过他169厘米的身高。用“著作等身”已不能准确形容他的勤奋了。 2002年北师大百年校庆时，林崇德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人有来生，在我高中毕业时，我仍会把自己所有的高考志愿填上‘师范’，毕业后仍当教师，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1753林德发表的论文

采用了对照实验法

坏血病（scurvy），由维生素C缺乏引起，所以维生素C缺乏病主要是指坏血病。但维生素C缺乏不仅能引起坏血病，还与炎症、动脉硬化、肿瘤等多种疾患有关。坏血病在历史上曾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一种疾病。过去几百年间曾在海员、探险家及军队中广为流行，特别是在远航海员中尤为严重，故有“水手的恐惧”和“海上凶神”之称。关于坏血病的明确记载始于十三世纪十字军东征时代，有的学者追溯至公元前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时代，另据称，在原始社会人类的遗体上也曾发现坏血病的遗迹。关于坏血病的防治，早在17-18世纪就已经发现可以利用新鲜蔬菜、柑桔及柠檬等防治。1753年Lind的坏血病名著问卷心菜、肾上腺中提取出抗坏血病物质-“已糖醛酸”（hexuronic acid）。与此同时，的化学结构，1933年Reichstein人工合成成功，从而，人类终于征服了坏血病。但有关维生素C的理论和应用的研究则远未结束。

编辑本段历史

古代典籍中对坏血病较为明确的描述，是在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记录中。在十五世纪末，坏血病也是许多航海员长期卧床的原因。1753年，苏格兰海军军医詹姆斯·林德发现此病与饮食有关，并经由英格兰探险家詹姆斯·库克进一步引证下。发现饮用橘子汁、柠檬汁后，可治疗和预防坏血病。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1716年 - 1794年6月13日），皇家海军外科医生（1739年 - 1748年），皇家海军Haslar医院医师（1758年 - 1783年），是英格兰卫生学的创始人，发起利用柑桔类水果和新鲜蔬菜治疗和预防坏血病。影响了预防医学和营养学在战士和水手中的发展，他还是《A Treatise of the Scurvy》的作者。

库克船长。但真正开始研究这种疾病的是英国人詹姆斯·林特。

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率领船员们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已经航行几个月了，好多的水手都已经生了病，而且牙齿的血流个不停。何况，传说中的陆地仍然遥不可及。这样的恶梦，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凭着哥伦布的坚持，这趟冒险还是随着美洲大陆的发现而宣告成功。只是，只要是长程的海上航行，水手们就非常容易生病，牙齿也非常容易流血，严重的还会丧命。人们称这种病为坏血病，但是要怎么治疗却是束手无策。继哥伦布之后，另一个伟大的航海家麦哲伦率领船队了环绕地球一周。只是，他们的遭遇比哥伦布的船队更为悲惨──麦哲伦的船员中，有三分之二是因为坏血病而死亡。一直到十八世纪，事情有了转机。这时，英国人已经横渡重洋，在世界各地经商与殖民。只是，船员还是有罹患坏血病而死亡的危险。有一个年轻的船医，名叫林特，他发现坏血病都发生在一般船员身上，而包含他自己在内的船上干部，却没有人得到坏血病。官位大的人不会生病，世界上哪有这个道理？直到有一天，他为了照顾病人到一般船员的餐厅用餐，才有了新的发现。原来一般船员的伙食，只有面包与腌肉，而他们干部，却有马铃薯与高丽菜芽可以吃。因为林特医师认为，新鲜蔬果或许可以治疗坏血病。后来，他们遇上了满载柳橙与柠檬的荷兰货船，林特医师就买了柳橙与柠檬来治疗坏血病人，效果非常好。林特医师再找了些坏血病人，分成两组，吃一样的食物，但有一组病人另外补充了柑橘类水果，结果补充水果的这组，坏血病有明显的改善。林特医师就写了份报告，建议供应所有船员新鲜水果，可惜没有被上级采纳。但是另外一个有名的航海家库克船长（他发现了澳洲、纽西兰），读了林特医师的报告后，带了大量的水果出航，使坏血病获得有效的预防。林特医师死后，英国海军也开始提供水兵莱姆汁，让船员的健康更有保障。英国能在十九世纪享有「日不落国」的美誉，除了船坚炮利外，莱姆汁也有不可思议的贡献。到了二十世纪，预防坏血病的物质，终于被研究出来，命名为抗坏血酸，也就是维生素C。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维生素C仍然是科学家积极研究的对象之一。因为，它可能对于更多的疾病有着很好的预防效果。今日，我们可以从新鲜蔬果中可摄取到足够的维生素C，药局中一颗颗的维生素C片也卖得很便宜，坏血病人已不多见。而科学家探索新知识的奉献与努力，一如航海家探寻新大陆的牺牲与执着，不断造福人群，也为后世留下典范。

补充：

18世纪的水手们在航海时通常饮用朗姆酒，只有一位名叫詹姆斯·林特的苏格兰海军医生，建议水手们在海上航行时饮用另一种饮料——柠檬汁。当时许多水手患了坏血病，特别是长途航行时更容易得这种病。这种疾病当时被称为“海上瘟疫”，会引起牙龈、皮肤及关节等部位出血。

林特怀疑坏血病是由于海上有限的饮食条件造成的，他系统地研究了治疗坏血病的方法。他把所有患坏血病的船员分为几个小组，让每组吃不同配方的饮食，每一测试过程为14天。他发现吃橘子和柠檬的一组仅6天后病情就有了显著的好转。

1754年，林特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但船长并没有很快照他的建议去做，科学家也没有继续研究这些后来被称为“维生素”的东西。一百年后，在往返南太平洋的远途航行中，英国库克船长因为个人喜好，强制让他的船员吃水果。30年内，118名水手中奇迹般的只有1名水手死于坏血病，“水果是坏血病克星”的观点开始在英国盛行。到了1795年，所有英国的水手按规定必须每天饮用酸橙汁，由此他们被戏称为“酸橙佬”，但也因此可以更多的死于海战而不是坏血病。

关于坏血病和航海家麦哲伦船队的故事，想必大家都不感到陌生。

坏血病在历史上曾经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一种疾病。过去几百年间曾在海员、探险家及军队中广为流行，特别是在远航海员中尤为严重，素有“水手的恐惧”和“海上凶神”的称号。

尽管坏血病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给人们的生命造成很大的威胁，但它在人类发现维生素的过程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科技的发展，今天人类已经征服了坏血病，它也早已不能算是人类健康的“致命杀手”了，但它还是会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不适和健康上的伤害。

英国最著名的航海家詹姆斯·库克

库克相信，坏血病是因为缺乏新鲜食物引起的，因此，出航时，除了带通常的食品如面包、小麦、咸肉、食糖、食用油、啤酒等以外，他特地备了大量的麦芽、泡菜与由柠檬和柑桔做成的糖浆。但是，提供食品是一回事，让人吃却又是另一回事，原因在于有些人是不习惯，有些人则是因为晕船，一想到这些食物就恶心。库克有时不得不强制他们吃，甚至对某些拒绝吃新鲜食物的人责以鞭打。

库克还用啤酒来治疗坏血病，所不同的是这些啤酒都是用澳大利亚当地天然的植物rimu,manuka以及糖蜜制成的令人陶醉的混合物酿制而成

这种啤酒有独特的治疗功效，说起来很有趣，库克还是澳大利亚第一杯啤酒的酿造人。

当他于1773年在新西兰的Dusky海湾酿造出了澳洲历史上的第一批啤酒时，他还没想到之后会获得如此高的医学荣誉。这种啤酒是当地天然的植物 rimu,manuka以及糖蜜制成的令人陶醉的混合物酿制而成，与今天的啤酒不大一样。然而，这种啤酒却获得了金质奖章，金质科普利勋章。

他对制造的方法和植物酿酒研究做了笔记，和植物学家一起探索了另一种治疗的方法。

这种由于在治疗流行的致命的坏血病时表现出来的远见，赢得了皇家协会金质奖章荣耀。

不过，这种啤酒说句笑话，仅仅是为了“守信”

在1773年，他仅仅酿造了足够他在下次航程中使用的啤酒量，这样便能实现他向"奋进"号船员向前所许下的诺言了。他曾答应每日向他们提供的口粮包括"一磅饼干，及一品脱葡萄酒或者是他们能够喝得下的啤酒量"。毫不奇怪，就地取材的啤酒成了最佳的选择。 [4]

库克对船上人员健康状况的关怀收到了效果。在第一次长达三年的航行中，船员中虽然有死于事故的，但据说没有一人死于传染病，曾经有几个人出现过坏血病的症状，可是没有几天即被库克用大量的柑桔和柠檬汁治好了。第二次航行的记录也如此。由于库克的功绩，在第二次回国后，他被选入皇家学会，他所写的有关坏血病的笔记论文获得了金质科普利勋章。

皇家医学协会建议海军，每天一杯柠檬汁，从此，坏血病在航海的历史上逐步消失了。

英国从一七六三年到一八七五年这一百多年里发展得非常快速，它拥有无与匹敌的海上力量，方面遍及北美洲、南太平洋、远东、南大西洋及非洲沿岸。这一活动能够如此顺利，与坏血病能够获得防治是有相当关系的。

而其他国家也学习英国的经验，彻底地征服了这种让二百年前水手们闻之色变挥之不去的噩梦。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牺牲的人们，是值得去纪念的，不管他们的名字有无留下，不管他们的国家在哪，为人如何。.

是因为哺乳动物除开人和猴子【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之外，全部都会合成L-古洛糖酸内酯氧化酶，这个酶可以将糖（需要葡萄糖和半乳糖）转化为维生素C

人和猴子是完全不能合成这个酶，只能外源得到维生素C，所以这不能叫他们合成效率极高，而是多了酶

维生素C的发现和研究坏血病是几百年前就已知道的疾病。发病开始的症状是四肢无力、精神消退、烦躁不安、皮肤红肿；病人觉得肌肉疼痛、精神抑郁；随后出现脸部肿胀、牙龈出血、牙齿脱落、口臭、皮肤大片出血；最后是严重疲惫、腹泻、呼吸困难、骨折、肺脏或肾脏衰竭而致死亡。在18世纪，坏血病在远洋航行的水手中非常普遍，也流行在长期困战的陆军士兵中，或长期缺乏食物的社区，被围困的城市，监狱犯人，和劳工营中。一直到1911年才被确定是因为缺乏营养而产生的。1497年7月9日到1498年5月30日，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Vasco da Gama）发现了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的航线；然而他的160个船员中，有100人死于坏血病。1519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率领的远洋船队从南美洲东岸向太平洋进发；三个月后，有的船员牙床破了，有的船员流鼻血，有的船员浑身无力，待船到达目的地时;原来的200多人，活下来的只有35人，人们对此找不出原因。1536年，法国探险家Jacques Cartier在发现圣劳伦斯河之后，溯流而上抵达魁北克过冬。探险队中24人死于坏血病，其它多人也都病重。有一位印第安人教他们饮用一种Arbor vitae（Thuja occidentalis）树叶泡的茶，就治好了这些人。后来发现这种树的叶子里，每100克含有50毫克的维生素C。15世纪，中国明朝的郑和多次率领下西洋的事迹记载，并无发现有大量船员因长期航行死于染上坏血病，这与当时郑和船队带备蔬菜和水果有关，可见蔬菜和水果内的物质（后来发现是维生素C）对防治坏血病有很大的帮助。1734年，在开往格陵兰的海船上，有一个船员得了严重的坏血病，当时这种病无法医治，其它船员只好把他抛弃在一个荒岛上；待他苏醒过来，用野草充饥，几天后他的坏血病竟不治而愈了；分析可能野草中含维生素C。1747年，英国海军医官詹姆斯林德，在船上做了一次著名的实验：12个严重的坏血病海员，大家都吃完全相同的食物，两个病人每天吃两个橘子和一个柠檬，另两人喝苹果汁，其它人是喝稀硫酸，酸醋，海水，或者一些其它当时人们认为可治坏血病的药物。6天之后，只有吃柑橘水果的两人好转，其它人病情依然。詹姆斯林德继续研究，1753年出版了《坏血病大全》（A Treatise on Scurvy）一书。英国的著名探险家库克船长，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控制了可怕的坏血病。他在1768年到1780年间三次远航太平洋，他的船员有些生病，但是没有一人丧生于坏血病。而在当时的许多其它探险船队中，坏血病依然猖獗。库克防治坏血病的贡献，使得伦敦皇家学会选他为会员，并授予他Coply奖章。每次航行靠岸时，库克都命令船员上岸购买水果蔬菜及绿色植物来补充营养。有一次他在旗舰Endeavour上带了7860磅的德国酸白菜Saukerkraut，可供一年航程中的船上70人，每人每周两磅的酸白菜。后来研究表明酸白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每100克含50毫克的维生素C。1795年Lind去世，Lind人微言轻，他的实验结果也湮没无闻。但是另一位英国医生Gilbert Blane相信Lind的结果；1795年，Blane因为是英王御医而被任命为英国海军医疗委员会委员，由于他的努力，英国海军部才通令每个海军官兵每天都必须饮用3/4安斯柠檬汁。1796年英国海军中坏血病病例大幅降低。英国海军战力倍增，在1797年击败西班牙舰队，缔造了大英日不落帝国。1907年，Axel Holst 和Theodor Frolich发表了使用天竺鼠做坏血病实验的论文。他们观察到老鼠和其它的动物都不会得坏血病，只有天竺鼠和人类相似，在禁绝新鲜蔬果后会得坏血病；实验结果表明可能与天竺鼠和灵长类(包括人类) 体内不能合成维他命C，而其它动物的肝脏或肾脏能合成维他命C有关。这篇论文的发表明确了医药研究要用天竺鼠，所得的结果才能推引到人类的疾病上。1912年，波兰裔美国科学家卡西米尔冯克，综合了以往的试验结果，发表了维生素的理论。他认定自然食物中有四种物质可以防治夜盲症、脚气病、坏血病和佝偻病。这些物质被冯克称为 “维持生命的胺素（Vitamine）”，因为拉丁文中的vita意思是生命。冯克以为这些物质都含有氮或胺基，所以加上胺素Amine的结尾。后来发现有些物质并不含氮，所以改称为Vitamin，中文称为维生素或维他命，四种物质分别被称为维生素A、维生素B、维生素C和维生素D。中文分别称为维生素甲、维生素乙、维生素丙和维生素丁。后来发现的就依英文字母顺序一直排到维生素K。维生素B里面又发现有许多不同成份，就有了维生素B1、B2、B3、B6及B12等名称。1920-1930年代，有机化学家群起研究维他命，试探在食物中分析维他命并确定它们的化学成份。1928年，匈牙利生化学家Albert Szent-Gyorgyi在英国化学家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的实验室中成功地从牛的副肾腺中分离出1克纯粹的维他命C。他也因为维生素C和人体内氧化反应的研究获得193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1928年他发表论文，确定维生素C的化学分子式是C6H8O6，所以称之为Hexuronic acid。1929年他到美国Rochester， Minnesota的Mayo医院做研究，附近的屠宰场免费供给他大量的牛副肾，他从中分离出25克的维他命C。他将一半提炼出纯粹的维他命C送给英国的醣类化学家Walter H. Haworth进行分析工作。可是由于当时时技术条件尚不成熟，Haworth没能明确维他命C的结构。1930年，Szent-Gyorgyi回到匈牙利，发现匈牙利的辣椒中含有大量的维他命C。他成功地从中分离出1公斤纯粹的Hexuronic acid，并再送一批给Haworth继续分析。1932年美国匹兹堡的化学家Charles King从Szent-Gyorgyi的学生Joe Svirbely知道他鉴定Hexuronic acid就是维他命C，就抢先在Nature杂志上发表这个结果。但是1937年的诺贝尔医学奖还是颁给Szent-Gyorgyi，因为他做了对维他命C和人体内氧化反应的研究。Haworth确定了维他命C的化学构造；并且用不同的方法制造出维他命C，因而获得了193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Szent- Gyorgyi和Haworth最后决定将维他命C命名为抗坏血酸ascorbic acid。1933年，瑞士化学家Tadeus Reichstein发明了维生素C的工业生产法。此法是先将葡萄糖还原成为山梨醇，经过细菌发酵成为山梨糖，山梨糖加丙酮制成二丙酮山梨糖(Di-acetone sorbose)，然后再用氯及氢氧化钠氧化成为二丙酮古龙酸DAKS（Di-acetone-ketogulonic acid）。DAKS溶解在混合的有机溶液中，经过酸的催化剂重组成为维生素C。这个方法的专利权在1934年被罗氏公司购得，成为50余年来工业生产维生素C的主要方法。罗氏公司也因此独占了维生素C的市场。1948年美国东部流行非典型肺炎；1949年全世界流行小儿麻痹症，各国各地医师束手无策，只能隔离病人，防止传染。美国南卡洛林纳州的Fred R. Klenner医师用静脉注射维生素C治愈了许多这两种病人。Klenner发现静脉注射维生素C可以治疗所有病毒感染的疾病，如肝炎、脑炎、流行性感冒以及许多其它急性和慢性的病症。当时他的经验和许多其它使用维生素治病的报告都被医药界忽略。1959年，美国生化学家J. J. Burns发现人类和灵长类动物会得坏血病，是因为他们的肝脏中缺乏一种酶，L-gulonolactone oxidase,它是将葡萄糖转化为维生素C的四种必要酶之一。因此人必须从食物中摄取维生素C才能推持健康。其它的哺乳动物都在肝脏中自行制造维生素C，两栖动物及鱼类则在肾脏中制造维生素C。许多人类特有的疾病，如伤风、感冒、流行性感冒、肝炎、心脏病及癌症等被认为是因为人体不能自行制造维生素而产生的。在动物中这些病都少见。1970年，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化学家莱纳斯鲍林出版<维生素C治感冒>(Vitamin C and Common Cold）一书。提出大剂量的维生素C可以预防和治疗感冒。虽然医药界激烈反对他的论点，但是鲍林的研究的确引起了学术界对应用大剂量维生素C的重视，带动了世界各地大量的同类研究。这本书畅销美国，民众抢购维生素C以致造成世界性缺货；后来奇怪的发现1970年以后，美国人因心脏病的死亡率显著下降，而同样是发达国家的西欧人和日本人的心脏病死亡率却持平；许多人认为这是维生素C预防心脏病的有力左证。1976年，纽约星期六晚邮的主编卡增兹（Norman Cousins）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发表《疾病的解剖》（Anatomy of an Illness）一文。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绝少刊登外行人的文章。在此文中卡增兹详述他在1964年与非常痛苦的关节性脊椎炎搏斗的经验,他观看喜剧电影，大笑10分钟后得到两小时无痛的安眠，这样他就停止服用阿司匹林等止痛剂。他又坚持每天静脉注射25克维生素C来修复他的关节和联结组织。不久他康复了。并回到星期六晚邮上班。此文震动美国医界，三千多位医师写信给卡增兹，支持他的论点。1979年，Ewan Cameron医师和鲍林出版《癌症和维生素》（Cancer and Vitamin C）一书。提出大剂量的维生素C可以作为癌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的论点，挑起医药界激烈的反对。美国国家卫生院NIH特别商请著名的Mayo医院的癌症医师C. G. Moertel做两次双盲实验证明大剂量维生素C不能治疗癌症；但是两次实验结果并没有平息维生素C治疗癌症的争议。1981年，凯斯卡特（Robert Cathcart）医师发现用腹泻测定人体的维生素C饱和量的方法。口服过量维生素C会产生腹泻。腹泻显示人体所有器官的维生素C到达饱和。正常的人维生素C饱和量是每天4-15克。有病的人维生素C饱和量大幅增加，病情越严重，维生素C饱和量越高，甚至可以高到每天200克。每天口服略低于饱和量的维生素C，是治疗各种感染疾病的验方。凯斯卡特医师用饱和量维生素C的方法，成功治愈7000例重感冒、流行性感冒、非典型肺炎、急性单核血球病（昏睡症Acute Mononucleosis）、急性肝炎、干草热、气喘病、手术创伤、烧伤、背痛、关节炎、猩红热、泡疹、带状泡疹等症。这个方法解决了60年来使用维生素C治病的争议问题，即维生素C治病的剂量问题，以前许多实验显示维生素C无效，实际上是因为剂量没有达到维生素C饱和量的缘故。1992年，Mathias Rath医师和鲍林发表了《根绝心脏病宣言》（Call to Abolish Heart Diseases），宣称维生素C可以治疗心脏和血管的各种病症。2002年发生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危机时，赖斯Rath医师在香港和新加坡刊登巨幅广告，忠告华人大众非典不是绝症，是可以用维生素C治疗的。中国因为人口众多而且密集居住，所以是病毒最容易传染的地区，也是受病毒残害最深的地区。许多流行性感冒的病毒都发源在中国，SARS病毒也是首先出现在中国，死于SARS的90％是中国人。中国人在人类对病毒的抗争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中国已经掌握了维生素C生产的领导地位，应该可以澈底解决病毒的问题，预计维生素C治疗流行感冒只是小事一椿；今后，维他命C的真正效用，将会显示在治疗禽流感、SARS和AIDS等更严重的病毒传染病上。资料摘自《百度百科》★☆★陈芷芳编辑于2007年5月★☆★

林德1753发表的论文

古时代的时候就已知要摄取新鲜蔬菜或是生的动物肉类能够预防疾病。住在边缘地区的原住民把这相关行为与其药用知识混合。温带地区的云杉针叶，或是在沙漠地区的耐旱植物的叶来熬煮。在1536年，法国探险雅克·卡蒂亚，探索圣罗伦斯河的时候，用当地原住民的知识，以挽救他的人免死于坏血病。他将煮沸的水加入针叶乔木的树叶作茶，后来发现该茶中每100克含有50毫克的维生素C。[32][33]综观历史，有时当地机关会建议利用有利于长时间储存蔬菜的方式度过漫长出海。约翰·伍德尔，为第一位外科医生在他1617年著作的"外科医生的伙伴"（The Surgeon's Mate），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推荐能够预防和治疗用的柠檬汁。而荷兰作家Johann Bachstrom在1734年坚决的提出坏血病是纯粹由于完全禁食新鲜的蔬菜和食品，这是单独的主要病因。在公元前约400年的文献资料中，希波克拉底有描述坏血病，而第一次试图使用科学依据判断该病的病因是一位英国皇家海军的外科医生詹姆士.林德。坏血病对偏远水手与士兵这类不易食用新鲜蔬果的人是很常见的。在1747年林德在船上做了这个实验，出现坏血病的船员，大家都吃完全相同的食物，唯一不同的药物是当时传说可以治疗坏血病的药方。有些病人每天吃两个橘子和一个柠檬，其他的人喝苹果酒、稀硫酸、醋、海水。而实验的结论是吃柑橘水果的两人好转，其它人病情依然。后来林德在1753年出版《坏血病大全》之中发表了他的实验。林德的著作迟迟无法注意到，有部分的原因是他的著作内证据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还有部分原因是海军看到好转的船员还是很虚弱的。此外，新鲜水果是非常难长时间保存在船上，当时是把果汁煮沸在储存起来，虽然易于延长食用期限，但是维生素就被破坏光了（特别是使用铜制水壶煮沸）。所以船长认为林德的建议没有效用，因为这些果汁无法治疗坏血病。在1795年之前英国海军使用柠檬或莱姆来做坏血病的解决方案。而之后比较常用莱姆来解决病症，因为在英属西印度殖民地能够采得莱姆，而那边并没有柠檬树，所以柠檬比较昂贵。詹姆斯·库克上尉是最先论证使用新鲜蔬果与像德国酸菜的腌渍蔬菜的优点，成功的让他的船员完全没有因坏血病而死亡。因为这个原因英国海军授予奖牌。“抗坏血酸”这个名称是出现于大约18、19世纪当时已知能够治疗坏血病的食物而名，既使当时还不知道为何会有坏血病。这些食物包括柠檬、莱姆、橘、德国酸菜、白菜、麦芽等。1907年阿克塞尔·霍尔斯特（Axel Holst）和西奥多·诺普利（Theodor Frølich）发表使用天竺鼠做坏血病实验的论文。他们喂食饲料给天竺鼠，而这些饲料之前会使鸽子出现脚气病，但是他们很惊讶的发现天竺鼠出现坏血病的症状。而在之前普遍认为只有人类才会出现此症状。[编辑] 抗坏血酸的发现1912年，波兰籍美裔生物化学家卡西米尔·冯克，综合了以往的试验结果，发表了维生素的理论。之后从1928年至1933年间，匈牙利的研究团队之中的约瑟夫·L·史文贝力（Joseph L Svirbely）与艾伯特·圣捷尔吉（Albert Szent-Györgyi），还有查尔斯·葛兰·金（Charles Glen King）这些人首先从生物中分离出维生素C而且证明就是抗坏血酸。而圣捷尔吉在1937年因为研究维生素C而获得诺贝尔生物或化学奖。[34]1928年北极区人类学家Vilhjalmur Stefansson试图证明为何爱斯基摩人能够在毫无蔬菜的饮食中不会得到坏血病，而有类似高肉类饮食的欧洲极地探险家却会出现病症。他认为那些原住民是从微煮的肉类中获得维生素C。所以从1928年开始，一年中他和他的同事在医务人员的监督下采用完全的微煮肉类饮食；而这一年他们并没出现坏血病。1933到1934年间，英国化学家沃尔特·诺曼·哈沃斯（Walter Norman Haworth）与艾德蒙·赫斯特（Edmund Hirst），还有波兰化学家撒迪厄斯·赖希史泰因（Tadeus Reichstein）分别最早成功人工合成维生素C。这使得维生素C得以大量制造。而哈沃斯于1937年因为这项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1934年罗氏药厂成为第一家大量生产维生素C的制药工厂。1959年J.J.伯恩斯表示，之所以一些哺乳动物易患坏血病，是由于自己的肝脏无法产生L-古洛糖酸内酯氧化酶,这是连锁四酶合成维生素C的最后步骤。[35][36]美国化学家艾尔文·史东是首次利用维生素C来食物保鲜。之后他发表了一项理论，由于人类有个变种的L-古洛糖酸内酯氧化酶编译基因而无法产生该酶。

对比、比较、实验、研究、观察

你在百度文库找过吗？我试着搜了一下，不知对你是否有用。章参考文献(略)--《黑龙江畜牧科技》1978年02期陈仁惇，王成发等：我国步兵维生素A需要量的研究军队营养专辑之二31，军事医学科学院军队卫生研究所天津，1980维生素C发展史坏血病，是几百年前就知道的疾病，但是由于以前人类对它发维生素C生的原因不了解，当时被称作不治之症，且死亡率很高。一直到1911年，人类才确定它是因为缺乏维生素C而产生的。在18世纪，坏血病在远洋航行的水手中非常普遍（他们远离陆地，缺乏新鲜水果和蔬菜），也流行在长期困战的陆军士兵中、长期缺乏食物的社区、被围困的城市、监狱犯人和劳工营中。例如140年前加州的淘金工人和90年前阿拉斯加的淘金工人都有大批的坏血病病例。坏血病开始的时候症状是四肢无力，精神消退，烦躁不安，做任何工作都易疲惫，皮肤易红肿。病人会觉得肌肉疼痛，精神抑郁。然后他的脸部肿胀，牙龈出血，牙齿脱落，口臭。皮肤下大片出血（看来像是严重的打伤）。最后是严重疲惫﹑腹泻呼吸困难，骨折，肝肾衰竭而致死亡。早年航海人员因坏血病死亡的灾难不可枚举，因为他们在航行时的食物是面饼、鱼和咸肉，含有很少的维生素C。 1497年7月9日到1498年5月30日，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Vasco da Gama）发现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的航线，他的160个船员中，有100多人死于坏血病。 1519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率领的远洋船队从南美洲东岸向太平洋进发。三个月后，有的船员牙床破裂了，有的船员流鼻血，有的船员浑身无力，待船到达目的地时，原来的200多人，活下来的只有35人，人们对此找不出原因。 1536年法国探险家Jacques Cartier在发现圣劳伦斯河之后，溯流而上抵达魁北克过冬。探险队中24人死于坏血病，其它多人也都病重。有一位印第安人教他们饮用一种arbor vitae（Thuja occidentalis）树叶泡的茶，就治好了这些人。后来发现这种树的叶子里每100克含有50毫克的维生素C。西班牙征服墨西哥的荷南·科尔蒂斯将军，在1536年占领下加州Baja California后，因为水手多数患坏血病而回师，以致没有继续侵占加州本部。 1577年一艘西班牙大帆船漂流在马尾藻海海面上，发现时所有的船员都死于坏血病。相对于在15世纪中国明朝的郑和多次率领下西洋的事迹记载，并无发现有大量船员因长期航行而染上坏血病而死，这与当时郑和船队带备蔬菜和水果有关，亦可见蔬菜和水果内的物质（后来发现是维生素C）对防治坏血病有很大的帮助。 1734年，在开往格陵兰的海船上，有一个船员得了严重的坏血病，当时这种病无法医治，其它船员只好把他抛弃在一个荒岛上。待他苏醒过来，用野草充饥，几天后他的坏血病竟不治而愈了。诸如此类的坏血病，曾夺去了几十万水手的生命。 1740年冬，英国海军上将George Anson率领961水手乘6艘船远征。1741年6月抵达JuanFernandez岛时只剩下335人，半数以上的船员死于坏血病。当时海军上将JohnHawkins发现长期航海时海员发生坏血病的机会和只吃干粮的时间成正比例。如果他们能够吃到新鲜食物，包柑橘类水果，就会迅速复原。因为新鲜的蔬菜水果是在船上最难保存的食物，所以英国海军致力研究发展其代用品。 1747年英国海军医官詹姆斯·林德在船上做了这个现在很著名的实验，12个严重的坏血病海员，大家都吃完全相同的食物，唯一不同的药物是当时传说可以治疗坏血病的药方。两个病人每天吃两个橘子和一个柠檬，另两人喝苹果汁，其它人是喝稀硫酸，酸醋，海水，或是一些其它当时人认为可治坏血病的药物。6天之后，只有吃新鲜柑橘水果的两人好转，其它人病情依然。Lind继续研究，1753年出版了《坏血病大全》（A Treatise on Scurvy）一书。英国的著名探险家库克船长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控制了可怕的坏血病。他在1768年到1780年间三次远航太平洋，他的船员有些生病，但是没有一人丧生于坏血病。而他同时许多其它探险船队中，坏血病依然猖獗。库克防治坏血病的贡献，使得伦敦皇家学会选他为会员，并授予他Coply奖章。每次航行靠岸时，库克都命令船员上岸购买水果蔬菜及绿色植物来补充营养。有一次他在旗舰Endeavour上带了7860磅的德国酸白菜Saukerkraut，船上70人一年航程中每人每周有两磅的供给。酸白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每100克含有50毫克的维生素C。虽然在Hawkins上将之后有经验的航海家都知道用柠檬汁代替柑橘类水果，可以防治坏血病，但是柠檬汁价格贵，贮藏不易，船长和船公司都觉得宁信其无，可以不用就不用。对柠檬汁的效果，公众也是存疑，在医学界也是争议不断。 1795年Lind去世，Lind人微言轻，他的实验结果也湮没无闻。但是另一位英国医生GilbertBlane相信Lind的结果，1795年Blane因为是英王御医而被任命为英国海军医疗委员会委员，由于他的努力，英国海军部才通令每个海军官兵每天都必须饮用3/4盎斯柠檬汁。1796年英国海军中坏血病病例大幅降低。英国海军战力倍增，在1797年击败西班牙舰队，缔造了大英日不落帝国。虽然英国海军部采用了柠檬汁，商业部却自行其是，因而坏血病在英国商船上仍然猖獗不止。70年之后，英国商业部在1865年才规定商船上的海员也必须每天服用柠檬汁。但那时还不知柠檬中的什么物质对坏血病有抵抗作用。 1907年Axel Holst 和TheodorFrolich发表使用天竺鼠做坏血病实验的论文。他们观察到老鼠和其它的动物都不会生坏血病，只有天竺鼠和人类相似，在禁绝新鲜蔬果后会产生坏血病。这是为什么现代的医药研究一定要用天竺鼠做实验，所得的结果才能推引到人类的疾病上。我们现在知道天竺鼠和灵长类（包括人类）都不能自己制造维他命C，其它的动物都能在肝脏或肾脏中制造维他命C。人类大多数的疾病，都很少见于其它动物。动物受伤和疾病之后都可以很快地自行复原，只有人类因为不能自行生产维他命C而需要医生的专业服务。 1912年，波兰裔美国科学家卡西米尔·冯克，综合了以往的试验结果，发表了维生素的理论。他认定自然食物中有四种物质可以防治夜盲症，脚气病，坏血病，和佝偻病。这些物质被丰克称为 “维持生命的胺素（Vitamine）”，因为拉丁文中的vita意思是生命。冯克以为这些物质都含有氮或胺基，所以加上胺素Amine的结尾。后来发现有些物质并不含氮，所以改称为Vitamin，中文称为维生素或维他命，四种物质分别被称为维生素A，维生素B，维生素C和维生素D。中文分别称为维生素甲，维生素乙，维生素丙，和维生素丁。后来发现的就依英文字母顺序一直排到维生素K。维生素B里面又发现有许多不同成份，就有了维生素B1、B2、B3、B6及B12等名称。 1920-1930年代，有机化学家群起研究维他命，试探在食物中分析维他命并确定它们的化学成份。 1928年匈牙利生化学家Albert Szent-Gyorgyi在英国化学家Frederick GowlandHopkins的实验室中成功地从牛的副肾腺中分离出1克纯粹的维他命C。他也因为维生素C和人体内氧化反应的研究获得193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1928年他发表论文，确定维生素C的化学分子式是C6H8O6，所以称之为Hexuronic acid。1929年他到美国Rochester，Minnesota的Mayo医院做研究，附近的屠宰场免费供给他大量的牛副肾，他从中分离出25克的维他命C。他将一半提炼出纯粹的维他命C送给英国的醣类化学家Walter H. Haworth进行分析工作。可是那时技术尚不成熟，Haworth没有能确定维他命C的结构。 1930年Szent-Gyorgyi回到匈牙利，发现匈牙利的辣椒中含有大量的维他命C。他成功地从中分离出1公斤纯粹的Hexuronicacid，并再送一批给Haworth继续分析。1932年美国匹兹堡的化学家Charles King从Szent-Gyorgyi的学生JoeSvirbely知道他鉴定Hexuronicacid就是维他命C，就抢先在Nature杂志上发表这个结果。但是1937年的诺贝尔医学奖还是颁给Szent-Gyorgyi，因为他对维他命C和人体内氧化反应的研究。Haworth决定了维他命C的正确化学构造。并且用不同的方法制造出维他命C，而获得了193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Szent-Gyorgyi和Haworth最后决定将维他命C命名为抗坏血酸ascorbic acid。 1933年瑞士化学家Tadeus Reichstein发明了维生素C的工业生产法。此法是先将葡萄糖还原成为山梨醇，经过细菌发酵成为山梨糖，山梨糖加丙酮制成二丙酮山梨糖（Di-acetone sorbose），然后再用氯及氢氧化钠氧化成为二丙酮古洛酸DAKS（Di-acetone-ketogulonicacid）。DAKS溶解在混合的有机溶液中，经过酸的催化剂重组成为维生素C。这个方法的专利权在1934年被罗氏公司购得，成为50余年来工业生产维生素C的主要方法。罗氏公司也因此独占了维生素C的市场。 1948年美国东部流行SARS（旧称非典型性肺炎），1949年全世界流行小儿麻痹症，各国各地医师束手无策，只能隔离病人，防止传染。美国南卡洛林纳州的Fred R. Klenner医师用静脉注射维生素C治愈了许多这两种病人。Klenner发现静脉注射维生素C可以治疗所有病毒感染的疾病，如肝炎，脑炎，流行性感冒以及许多其它急性和慢性的病症。他的经验和许多其它使用维生素治病的报告都被医药界忽略。医药界追求的是高利润的专利药物及疫苗，没有专利权的维生素都受到排斥和压制。 1959年美国生化学家J. J. Burns发现人类和灵长类动物会得坏血病，是因为他们的肝脏中缺乏一种酶L-gulonolactoneoxidase，它是将葡萄糖转化为维生素C的四种必要酶之一。因此人必须从食物中摄取维生素C，才能维持健康。其它的哺乳动物都在肝脏中自行制造维生素C，两栖动物及鱼类则在肾脏中制造维生素C。许多人类特有的疾病，如伤风，感冒，流行性感冒，肝炎，心脏病及癌症，在动物中都少见，这些疾病都是因为人体不能自行制造维生素而产生的。 1980年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微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尹光琳发明“维生素C二步发酵新工艺”，大幅改进了Reichstein的一步发酵法，减低维生素C的生产成本。此法先将葡萄糖还原成为山梨醇，经过第一次细菌发酵成为山梨糖，再经过第二次细菌发酵转化为KGA（2-keto-gulonicacid），最后异化成为维生素C。这项专利的国际使用权于1985年出售给瑞士罗氏公司，是当时中国对外技术转让中最大的项目。罗氏得到了专利但是并不使用，仍然沿用旧有的Reichstein的一步发酵法。它的目的是要防止其它外国公司使用新法与其竞争。这项专利在中国的国内使用权并没有卖断给罗氏公司，到了1990初期中国国内成立了26家药厂用二步发酵法生产维生素 C。 1981年凯斯卡特RobertCathcart医师发现用腹泻测定人体的维生素C饱和量的方法。口服过量维生素C会产生腹泻。腹泻显示人体所有器官的维生素C到达饱和。正常的人维生素C饱和量是每天4-15克。有病的人维生素C饱和量大幅增加，病情越严重，维生素C饱和量越高，甚至可以高到每天200克。每天口服略低于饱和量的维生素C，是治疗各种感染疾病的验方。凯斯卡特医师用饱和量维生素C的方法，成功治愈7000综感冒、流行性感冒、非典型肺炎、急性单核血球病（昏睡症Acute Mononucleosis）、急性肝炎、干草热、气喘病、外伤Trauma、手术创伤、烧伤、背痛、关节炎、猩红热、泡疹、带状泡疹等症。这个方法解决了60年来使用维生素C治病的争议，就是维生素C治病的剂量问题。以前许多实验显示维生素C无效，是因为剂量没有达到维生素C饱和量的原故。 1990年代大众也体认到西方医药的限制和缺陷，而寻求另类医药（Alternative Medicine）。中医、中药、传统草药、针灸、喻咖等渐渐流行，各种维生素销量也都大幅增加。国际几家大维生素生产商为了长期垄断维生素市场，获得高额利润，曾违反市场竞争规则，达成秘密的价格联盟，划分市场范围，以期控制市场价格。维生素C的三大药厂瑞士的罗氏公司，德国的巴斯夫和日本的武田制药形成维生素C垄断集团，维生素C价格从1973年的4美元每千克提高到1994年的18美元每千克。在维生素C的国际高价的引诱之下，中国的许多药厂纷纷采用二步发酵法试图打入国际市场。1996年国际维生素C垄断集团就为打击中国药厂开始降价竞争，每个月降价10%。到1997年时维生素C价格跌到4美元每千克，迫使中国的26家维生素C药厂关闭了22家，只剩下四巨头东北制药、石药维生药业、华药维尔康药业和江苏江山药业苦撑。到2002年，价格跌到谷底2.3美元。有趣的事是国际维生素C垄断集团自食恶果，不堪亏损而全部倒闭或解体，武田制药的维生素C厂卖给巴斯夫并且停产，罗氏公司的维生素C厂卖给荷兰的DSM。 1992年MathiasRath医师和鲍林发表《根绝心脏病宣言》（Call to Abolish HeartDiseases），宣称维生素C可以治疗心脏和血管的各种病症。他们并且推广治疗心脏病的鲍林药方（PaulingRecipe），其中的成分是维生素C与两种氨基酸赖氨酸和脯氨酸。他们认为这三种化合物同服可以防止及清除冠状动脉的阻塞。 1994年十月，美国克林顿总统签署《膳食补充剂健康教育法》（DietarySupplement Health and Education Act,DSHEA）明定民众有权利贩卖和选用各种营养添加剂，政府不得禁止或干涉。此法案的起因是美国的医药集团及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游说国会，促请通过法令将维生素等营养剂划归为需要医师处方的药品。一旦维生素成为处方药，民众不准随意购买，药厂就可以提高价格，增加利润。但是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国会为民意所驱，反而无异议通过DSHEA法案，保障民众服用营养剂的权利。医药集团在美国的挫败促使他们改弦更张，试图在联合国的营养管理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架构下控制维生素药物的销售管道。营养管理委员会是德国药厂控制下的组织，从1996年就设法通过将维生素等营养剂划归为需要医师处方药品的议案。此议案如果通过，世界各国（包括美国）都必须遵守，否则会遭受世界贸易组织的制裁。Rath医师每年趁Codex Alimentarius在德国开会期间，都号召群众在会场前游行示威，反对此议案。致使此案迄今仍未能通过。 1999年5月，美国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小组控诉获胜，令当时世界最有实力的维生素厂商自食苦果，为他们的价格操纵行为支付了9.9亿美元的罚金。由于世界上最大的9家维生素生产企业操纵维生素C的销售价格，涉案金额高达50亿美元，不但增加了可口可乐、宝洁等大用户的生产成本，而且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美国司法部指控瑞士罗氏公司是价格卡特尔的始作俑者，对其罚款5亿美元，德国BASF被罚2.25亿美元，其它被罚款者分别是比利时、德国、法国和日本的维生素生产企业。罗氏公司最高级主管承认罪行并进入美国监狱服刑。2001年11月，欧盟也对上述维生素制造商处以高达8.55亿欧元的罚款，其中罗氏公司为4.62亿欧元，BASF为2.96亿欧元。 2000年全球维生素C的产量为8万吨，2001年猛增到10万吨，而这两年国际市场的需求量也就在8.5万吨左右徘徊，突出的供需矛盾是2001年国际维生素C原料市场竞争最激烈的根本原因，期间维生素C原料每公斤的市场价最低曾降到每公斤2.3美元。2002年初，随着国际两大巨头罗氏公司以及德国巴斯夫的战略调整，罗氏公司将维生素C业务出售给荷兰的DSM，巴斯夫收购日本武田的维生素C生产线并停止生产。国外企业的产量减少，中国出口的维生素C占了世界市场的80%。 2001年中国政府维他命C为协调低价无序竞争局面，在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牵头下，包括四巨头在内的国内维他命C企业召开了一次行业会议，讨论发展问题，以及协商各自的出口量，并且后来形成了每年的例会。2002 年5 月1日开始，维他命C被列为海关审价、商会预核签章的管制出口商品。 2002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危机时，赖斯Rath医师在香港和新加坡刊登巨幅广告，忠告华人大众非典不是绝症，是可以用维生素C治疗的。非典的阴霾引起亚洲的维生素C抢购风潮，维生素C价格飙到16美元每千克。在非典流行时期，上海罗氏公司生产的“力度伸维C泡腾片”被抢购一空，除国内生产线连续运转生产外，还从阿根廷紧急调运10万盒100万支“力度伸”，法国、澳大利亚以及阿根廷的“力度伸”生产基地也全部三班轮转、夜以继日生产，供给中国市场。但是危机一过，维生素C价格又跌回到4美元每千克。 2004年石药集团维生药业一条15000吨的维他命C生产在献县，总产量达到每年3万吨。其它的维他命C药厂都在等待另一波的削价竞争。 2005年6月，美国两家企业以“商会组织协调价格涉嫌价格合谋”为理由对中国维他命C四巨头提起反垄断诉讼。2006年2月，美国两家企业再一次在不同法院提起诉讼。随着诉讼的展开，国际维他命C价格也开始下滑。由于中国维他命C占据了美国市场85%的市场份额，所以诉讼的成败对于国内维他命C企业来说关系重大，也导致了国内外维他命C大厂轮番停产。2005年9月荷兰帝斯曼集团（DSM）宣布正式关闭其在美国新泽西的Belvidere维他命C原料药厂，该厂的维他命C原料年生产能力为15000吨。2005年12月德国巴斯夫公司宣布设在丹麦Grenna的维他命C生产车间将停产，此生产车间的年产能为4000吨。 2006年停产风潮波及国内维他命C四巨头，1月间年产量2万多吨的华药维尔康药业停产30天。4月初年产量2万吨的江山制药也进入停产阶段，4月中年产量为3万吨的石药维生药业亦开始进入停产阶段。而年产量约2.3万吨的东北制药则表示目前还没有停产计划，但正在考虑。这四家企业目前总产量接近10万吨，占据了国内市场90%以上的份额，出口量占87%，在国际市场上占据着一半以上份额。Vc在中国中国人在人类与病毒的抗争上充当着关键性的角色。中国人口众多而且居住密集，是病毒最容易传染的地区，也是受病毒残害最深的地区。例如，许多流行性感冒的病毒都发源于中国，SARS病毒也是首先在中国出现的，并且死于SARS的90%是中国人。维生素C在抗病毒和预防病毒性传染病方面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目前中国逐渐跃居成为维生素C生产的领导地位，但是，中国人服用维生素C的平均剂量，远逊于欧美和日本。如果我们普遍认识到维生素C预防和治疗病毒传染病症的原理并且按量服用，就可以预防很多病毒的传播。维生素C的真正效用，会显示在治疗禽流感，SARS和AIDS等更严重的病毒传染病上。我就帮你提供那么多了，希望能够帮到你~

林德曼发表的论文

R.L.林德曼,1915出生，1941年发表了《一个老年湖泊内的食物链动态》.1942年发表文章以数学方式定量地表达了群落中营养级的相互作用。他的理论为生态科学打下了理论基础。林德曼于1942年不幸死于肝炎，年仅27岁。

索拉利奥的“自言自语” ——人应该给自己自信的暗示流浪街头的吉卜赛修补匠索拉利奥，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声地对自己说：“你一定能成为一个像安东尼奥那样伟大的画家。”说了这句话后，他就感到自己真的有了这样的能力和智慧，他就满怀激情和信心地投入到一天的工作和学习之中。十年后，他成为了一个超过安东尼奥的画家。爱因斯坦坚持相对论 ——坚持真理需要自信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表以后，有人曾创造了一本《百人驳相对论》，网罗了一批所谓名流对这一理论进行声势浩大的反驳。可是爱因斯坦自信自己的理论必然会取得胜利，对反驳不屑一顾，他说：“如果我的理论是错的，一个反驳就够了，一百个零加起来还是零。”他坚定了必胜的信念，坚持研究，终于使“相对论”成为 20世纪的伟大理论，举世瞩目。居里夫人和镭 ——有信心，才能克服眼前困难，看到光明前景居里夫人为了提取纯镭，以便测定镭的原子量，向科学证实镭的存在，曾终日穿着沾满灰尘和污渍的工作服，在极其简陋的棚屋里，用和她差不多一般高的铁条搅动冶锅，从堆积如山的沥青矿的废渣中寻觅镭的踪迹。条件极其艰苦，但她心里却充满自信。她对友人说：“我们应该有恒心，尤其要有自信心！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天赋是用来做某种事情的，无论代价多大，这种事情必须做到。”她终于获得了成功。爱因斯坦从纵向比较中建立自信 ——和过去的自己做比较来获得信心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上完劳作课，同学们都交上了自己的作品，惟独爱因斯坦没有交，直到第二天，他才送来一只做得很粗陋的小板凳。老师看了很不满意说：“我想，世界上不会有比这更坏的小板凳了……”爱因斯坦回答说：“有的。”他不慌不忙地从课桌下面拿出两只小板凳，举起左手的小板凳说：“这是我第一次做的。”又举起右手的小板凳说：“这是我第二次做的……刚才交的是我第三次做的。虽然不能使人满意，但总比这两只强一些。”爱因斯坦的自信就是在纵向比较中树立起来的。蒲松龄落第著书 ——自信让人从失意中奋起我国文学家蒲松龄科举落第后写下一副自勉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他落第不落志，反而信心百倍地要干一番事业，坚持不懈地从事文学创作，终于写出了不朽杰作《聊斋志异》。班尼斯特创造奇迹 ——相信自己，才能完成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若干年来，人们一直认为要在四分钟内跑完一英里是件不可能的事。不过，在 1954年5月6日，美国运动员班尼斯特打破了这个世界记录。他是怎么做的呢？每天早上起床后，他便大声对自己说：“我一定能在四分钟内跑完一英里！我一定能实现我的梦想！我一定能成功！”这样大喊一百遍，然后他在教练库里顿博士的指导下，进行艰苦的体能训练。终于，他用 3分56秒6的成绩打破了一英里长跑的世界记录。有人问班尼斯特为什么能打破世界记录？他说：“因为我相信自己能打破世界记录。” “天才的秘密” ——不要小看自己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主任研究员周明小时候在“学生劳动”中刷了 108个瓶子，打破了纪录，从而获得自信。他说：“我原来一直是没有自信心的，但是这件事给了我自信。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经验，散发着一种迷人的力量，一直持续到今天。我发现了天才的全部秘密，其实只有6个字：不要小看自己。” 李开复大胆发言找到自信 ——自信需要勇气李开复以前在工作中，一般的沟通没有问题，但到了总裁面前，总是不敢讲话，怕说错话。直到有一天，公司要做改组，总裁召集十多个人开会，他要求每个人轮流发言。李开复当时想，既然一定要讲，那不如把心里话讲出来。于是，他鼓足勇气说：“我们这个公司，员工的智商比谁都高，但是我们的效率比谁都差，因为我们整天改组，不顾到员工的感受和想法……”他说完后，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会后，很多同事给他发电子邮件说：“你说得真好，真希望我也有你的胆子这么说。”结果，总裁不但接受了他的建议，改变了公司在改组方面的政策，而且还经常引用他的话。从此，他充满了自信，不惧怕在任何人面前发言。林德曼独身横闯大西洋 ——自信救了自己的`命 1900年7月，林德曼独自驾着一叶小舟驶进了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他在进行一项历从未有过的心理学实验。当时，德国举国上下都关注着独舟横渡大西洋的悲壮冒险，已经有一百多名勇士相继驾舟均遭失败，无人生还。林德曼推断，这些遇难者首先不是从肉体上败下来的，主要是死于精神崩溃、恐慌与绝望。为了验证自己的观点，他不顾亲友的反对，亲自进行了实验。在航行中，林德曼遇到难以想像的困难，多次濒临死亡，他眼前甚至出现了幻觉，运动感觉也处于麻痹状态，有时真有绝望之感。但是只要这个念头一出现，他马上就大声自责：懦夫！你想重蹈覆辙，葬身此地吗？不，我一定能成功！终于，他胜利渡过了大西洋。绝好机会，拱手让人 ——缺乏自信丧失良机天津曾有一家很受欢迎的服装厂，生产的服装质量好、款式新，后来推出采用新材料制作的一系列新产品，国内销路一直很旺。此时，正值改革深化之时，进军国际市场已是很多企业的目标。该厂有些领导建议拿自己的产品去参加“广交会”，开辟更广阔的市场。可是厂长却缺乏足够的信心，最后否决了提议。后来，该厂在得知山东一家服装厂以质地明显劣于自己的产品成功地与一位挪威商人成交、数量达 2万套时，后悔莫及。人的潜质是无限的 ——信心可能让每个人成为天才人人都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能量，从人的神经系统的特点来看，每个人的潜力几乎是无尽的。对大脑潜能的开发的不同程度决定一个人征服世界、改变自然的程度不同。伟人与平凡人的区别在于，伟人及时、充分发现了自己可供开掘的价值层面，并自信地殚精竭虑地使之完全兑现，被人认可；平凡人则没有信心，没有胆识，总是怨天尤人，结果一事无成。

鲍姆林德发表的论文

文|星星姑娘谈情说爱

牛津大学心理学博士，心理理论创始人之一艾莉森·高普尼克在他的《园丁与木匠》中说：做父母不是做木匠，而是要做园丁，给童年打造一个适合成长的生态系统。

木匠的工作内容是利用自己的技术，按照自己或客户想法完成作品；而园丁要做的是给花草提供肥沃的土壤，以及能够保证它们安全生长的环境，给稚嫩的花草打造一个适合其成长的生态系统。

园丁与木匠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养方式，而我以为，父母于孩子应重在给予和引导，通过温暖的行为方式让孩子主动发掘自己的潜能，而并非是把父母的思维强加于孩子，逼迫其成长。

姜二嫚的父亲从孩子两岁多开始一字一句记录她们的语言，他听到孩子无意间的一句话，就立刻兴奋的抓起手边邮票或旧报纸在空白处记录；当大女儿姜馨贺向父母提出不想继续上学时，夫妻两也只是短暂思考一下便同意了，随后开始探寻适合姜馨贺的教养方式。

很明显，对于姜二嫚姐妹，他们的父母选择了园丁的教养方式。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园丁，才会有“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这般充满奇思妙想，又五彩斑斓的小小诗集。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流于表面的惊喜字眼，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的强大力量——教养方式的力量。

教养方式：是指父母的教养观念、教养行为及其对孩子的情感表现的一种组合方式。这种组合方式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是不会随着某种情景的改变而变化的。

从理论方面来理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戴安娜·鲍姆林德对发展心理学中的教养方式理论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她识别了三种主要的教养方式：专断型、放任型、权威型。

从人物形象方面来理解：用木匠和园丁来作为教养方式的人物形象再合适不过，因此又衍生出了木匠型、园丁型。

当然，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式绝不可能完全属于一种，往往是几种方式的影子都有，但我们通常会把其中显像最为明显一种教养方式提炼为研究对象的教养方式。

在姜二嫚父母的教养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放任型与权威型教养方式的影子。比如放任型父母遵循一种自由放任的教养方式，权威型父母在孩子和自己发生分歧时对孩子施加坚固的控制，但不完全限制孩子。

似乎这些特点都能融入到他们的教养方式中，他们既没有完全放任不管，也并没有对孩子施加坚固的控制。但与此同时，他们身上显现的人物形象远比理论定义来的明显，就是园丁。

他们尊重姐妹两的不同个性，并且接受她们自己选择的道路，以放任却又引导的园丁式教养让孩子在自由空间里发挥所长并有所成就。

园丁本身就是以一种奉献与陪伴的形象存在，对孩子这片葱葱郁郁的花草来说，园丁式父母就是不错的选择。以姜二嫚父母为例，做到以下两点，就是园丁型父母的成功。

1.聆听与发现

在夏令营时，这个叫素察的男孩看上了平平，于是使技把平平灌醉后迷奸。但因为长期与父母没有有效的情感交流，所以事后平平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父母。而平平父亲虽然看出女儿不对劲，也没有主动深究，他心里觉得女儿并不想和自己交流。

就这样，父母与孩子之间没有交流、没有倾听和发现，最终有了杀人的结局。

| 当学校老师要求姜馨贺（姜二嫚姐姐）把她认为毫无意义的课文背下来时，突然意识到学校生活并不适合她。在她向父母提出不打算继续上学时，父母只是短暂思考了一下便同意了。这里有两个点很重要：

第一、姜馨贺愿意主动向父母表达自己的想法，讲述自己经历的事情。可以看出平时生活中父母与孩子就有着深度交流，并且一家人一直保持着这种有效沟通，所以孩子才会在遇到问题时主动与家长分享。

第二、父母豁达开放的教育方式。当孩子向父母提出不想上学时，更多的父母会当场尖叫出来，随后为之愤怒，而姜二嫚的父母没有。他们只是坦然面对女儿的问题，并且给出积极的回应。

| 在面对姜二嫚时，父母也会用不同的视角去观察和发现。最终他们得出的答案是，姜二嫚性格截然不同，她很适合学校的生活。

他们对孩子匠心般的教养，就是会时刻观察并且根据花骨朵的独特性格及时做出调整。

2.陪伴与帮助

心理学对陪伴的定义是：一种以对方为主体，自己是净空状态的承接与回应。参照以上定义，在实际生活中绝大多数父母的陪伴是不合格的，有时甚至是有些糟糕的。

在《少年说》这档节目中，一个小男孩向台下的父母喊道“手机才是你们的孩子，每次当我抬起头看你们，你们永远都在盯着手机。请我爸爸妈妈放下手机。”

这样糟糕的陪伴绝对不是个例，家长有时候为了自己能够安静的玩手机，会主动把手机或平板递给孩子。就好像是在对孩子说“请你闭嘴吧，最好能和我保持点距离，因为我要忙着玩手机”。

父母在把孩子交给手机的同时，夺走的是给孩子的陪伴、健康的亲子关系，还有更重要的是孩子的更多可能，也许孩子本来可以是画家、演说家，或者是天才诗人，就像姜二嫚、姜馨贺。

姜馨贺两岁多的时候，无意间说了句“大蝴蝶没有小蝴蝶好捉，是因为大蝴蝶经历了太多往事”。于是被惊艳到的姜爸爸便开始了记录女儿只言片语的巨大工程。

而疏于陪伴的父母是很少有机会见识到孩子这样精彩瞬间的，即使真的听到孩子说了一句，也大概只是一瞬间的惊喜与感叹，会拿起纸笔记录下来的人少之又少。

而姜爸爸从拿起纸笔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有停下。孩子太小又不会写字，姜爸爸就成了女儿们的诗歌秘书，随时随地都会因为孩子的一句话抓起身边任何可以写字的纸。他必须当时记下来，因为他怕后来通过回忆再写会篡改了女儿的语言。

所以姐妹两有如今的成绩，是父母不厌其烦的陪伴，以及在需要的时刻给予帮助。姜爸爸姜妈妈明白一个道理：陪伴孩子从来都不是对孩子的一种赏赐，而是在孩子需要的时候给予爱，而这个道理也在他们的教养方式中贯穿始终。

把能做到的生活细节做到极致，然后余下空间给孩子自由生长，如此有温度的教养也难怪会生长出这样两株娇艳的花朵。

1.五种不同教养方式

四种不同教养方式：有专断型、放任型、权威型、木匠型以及姜二嫚父母的园丁型。

专断型：需要强调的是专断不等同于虐待。专断型的父母要求孩子绝对服从，并且对孩子施加严格控制，通常会使用体罚。但这里的体罚绝对不是指父母虐待孩子，一旦出现虐待，那就不再是一种合理的教养方式，而是涉及到法律。

现在已经不主张通过体罚来教育孩子，因为即便是个孩子，他也有五个层次的需求：生理、安全、感情、尊重、自我实现，体罚与这五个方面都背道而驰的。

放任型：就是给予孩子完全自由。就像是电视剧《吉尔莫女孩》中的其中一位主角罗蕾莱·吉尔莫，她对女儿从不专断，而是保持开放、关怀、同情和支持。

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父母相对来说比较少，因为做父母的总是会担心这担心那，所以想要让他们不插手孩子的事几乎不太可能。

权威型：相对来说就比较折中，既没有像专断型父母一样要求绝对服从，也没有像放任型父母一样完全给予自由，他们更多的是通过说理和努力塑造孩子的价值观来达到目标。

权威型在以上三种教养方式中应该会更受父母们的欢迎，但权威型教养方式也最考验父母的能力素养以及尺度把握。

木匠型：完全靠父母的主观意识去塑造和雕刻孩子，凡是都以自我认知为执行标准，好与不好、对与不对完全靠父母决定。

但孩子从来不是一块木料，我们也不是雕刻师，更加成不了罗丹，我们做不到把孩子雕刻成完美的存在。

园丁型：强调的是教养孩子不用套公式，重点是父母以怎样的角色存在，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是怎样的。注重给予和帮助，不主张塑造孩子。

2.反观自己

而通过对多种不同教养方式的理解，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发现自己属于哪种、更欣赏哪种，或者自己有哪些可以改进。教养方式绝对不是只能选择一种，完全可以同时结合几种，而后在几种结合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这就是反观自己的意义。

正如雨果说过的：被人揭下面具是一种失败，自己揭下面具是一种胜利。作为父母能够反观自己，勇于面对自己的不足，并且不断改进，这就是一种胜利。千万不要等到让孩子和现实来揭穿自己的错误，那个时候恐怕为时晚矣。

孩子是父母最好的礼物，而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除了感性温暖的爱，还应该有一种理性健康的教养。

姜二嫚的父亲说：我的两个女儿都不是神童，她们就只是普通女孩。是的，世界上不会有那么多神童。如果有，那一定是先有一双发现的眼睛，而后再有一种成功的教养方式。

太好了/我比姐姐/多个姐姐——摘自《姜二嫚的诗》，看似很简单的话，但孩子的简单往往透露出的是父母的不简单，这便是教养方式的力量！

——END——

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态度可分为权威型、专断型、放纵型、忽视型。戴安娜·鲍姆林德是美国的一位心理学家，以对家庭教养模式的研究，以及批评心理学研究中的欺而著称，这四个教养态度便是由她提出的。戴安娜·鲍姆林德生于1927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在那里任教。权威性是一种理性、民主的教养方式，在这种教养态度下成长的孩子，善于自我控制和解决问题，自尊感和自信心也比较强，也喜欢与人交往。忽视型和放纵型教养态度下生长的孩子，具有较强攻击性，很少替别人考虑，对人缺乏热情与关心。

爸爸听妈妈的保持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