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恒志发表论文
傅恒志院士担任211次香山科学会议执行主席：以“凝固科学技术与材料发展”为主题的香山学会议第211次学术讨论会于2003年9月23～25日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本次学术讨论会旨在以材料发展为背景交流总结凝固理论与技术领域取得的主要成就，分析讨论当前存在的关键科学和技术问题，预测该学科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和方向，并探讨依靠先进凝固技术研制新型材料的可行途径。会议聘请西北工业大学傅恒志院士和清华大学柳百成院士担任执行主席，参加本次学术会议的代表共有7位院士和35位相关领域的专家。我国著名材料专家师昌绪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院士亲临本次会议并作了特邀报告。傅恒志院士作了“凝固科学技术与材料”的主题评述报告，11位专家作了中心议题报告。按计划雷廷权院士将作“熔石英SiO2析晶动力学的研究”的中心议题报告。上海大学毛协民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郭景杰教授将作“定向凝固理论与技术的发展趋势 ”的中心议题报告。在三天的会议中，来自全国23个单位的35位专家从物理、化学、流体力学、冶金、晶体生长、材料科学、空间科学、计算科学以及制造、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多学科、多领域对凝固科学技术与材料发展中的前沿科学问题和先进技术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探讨，提出了“微纳液滴凝固”、“磁致凝固”、“软物质”、“多尺度多场量耦合计算”、“超高温度梯度定向凝固”等新概念、新思路和新方法，涉及的材料从金属到化合物、陶瓷、高聚物等非金属、从传统合金到金属间化合物、非晶和纳米晶等新兴合金，从钢铁等结构材料到液晶、II-VI半导体光电晶体、高温超导等功能材料，涉及的技术从一般凝固加工到激光熔覆、燃烧合成、声悬浮等超常凝固，涉及的应用领域从普通铸件(锭)生产到航空发动机叶片、涡轮盘以及高性能单晶铜线的制造。可以认为，这次会议不仅促进了凝固科学技术在多学科、多领域、多层次的相互交叉合作研究，而且推动了应用凝固科学技术进行各种传统材料的制备加工改性和新材料的开发。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凝固不仅是一门技艺，也是一门科学，而且同现代科学和工程以及各个工业领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一致建议：一、应充分认识凝固科学与技术的综合性。二、应紧密结合材料发展需求。三、加强新兴与超常凝固过程的研究开发。四、注意凝固过程的模拟仿真。五、关注大凝固科学的诞生。凝固已不局限于铸造和焊接领域。从历史演进，从材料发展，从学科交融，从基础理论以及从凝固本身的内涵与客观需求考虑，凝固应作为大科学(Big Science)对待，强调它的综合性、基础性、实践性、工程性、前沿性与创新性，从更高、更广阔的角度来要求它，发展它。
吴京1950-1978,煤炭工业部高级工程师。1948-1949,经济部矿业司司长。1981-1995,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五、六、七届委员。1946-1949,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兼煤业总局副局长。1979-1995,煤炭工业部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顾问。学术或专业团体兼职1984-1990,世界能源会议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1979-1995,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顾问1981-1993,联合国全球资源回收利用项目顾问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为发展中国煤炭工业和技术忘我劳动,使年产煤从1949年的32.4MT增加到1994年的12亿吨。为中国参加国际科技活动也做了突出贡献。他两次得到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1993宾州大学杰出校友奖”。在他出版的著作中有30种以上至今仍有价值。他创造的井巷锚杆喷浆综合支护法，已为矿山、铁路、水工隧道和国防工程广为采用
叶欣1956年7月9日出生于广东徐闻一个医学世家。1974年被招进广东省中医院卫训队。1976年毕业时，因护理能力测试成绩名列前茅被留院工作。1983年，被提升为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护士长，是该院护士长中最年轻的。 急诊科是省中医院最大的护理单位，下设120、补液室、抽血室、注射室、留观室、治疗室六个部门。“快速、及时、有效”的工作性质、复杂多变的病情、触目惊心的状况，需要护士长不仅需要超一流的护理专长，更要有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领导能力和冷静快捷的思维能力。生死一瞬间，在以痛苦、哀号、无助为氛围的工作环境里，每位医护人员都必须具备强健的身体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对于女性而言，这何尝不是对身心的超级挑战。而叶欣在急诊科一干就是几十年。每当急诊科有传染性疾病患者前来急诊时，叶欣总是一马当先，冲锋在前，尽量不让年轻的小护士们沾边。每次她总是说：你们还小，这病危险！对待这类病人，她护理得格外耐心、细致，没有一丝的嫌弃。对于家境贫寒的病人，她甚至主动出钱为病人买东西。她常常对护士们说：“病人得了传染病已经够不幸了，但社会的歧视给他们心理造成的伤害也许比病痛更难受！作为护士，我们一方面要解决他们身体的痛苦，更要给他们爱的力量，生活的力量。”一次是一位刚参加工作的护士为病人服务时引发了病人的不满，叶欣主动到患者家登门道歉，并作自我批评。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分院刚建立时，叶欣主动请缨，提出到二沙急诊科担任护士长，负责繁重的护理组建工作。 2001年，一位来自福建某山区的重症患者到急诊科治疗，病情刚稳定就急着要求回家。叶欣苦心规劝，但病人就是不听，于是科室决定用救护车送病人回家。叶欣又主动申请沿途护理。22小时的颠簸和护理，病人安全到家了，可她却累得直不起腰来。为了尽快赶回上班，第二天一上午，叶欣自己出钱乘飞机回到了广州。 2003春节前后，一种病因未明的非典型肺炎开始在广州一些地区流行。2月上旬刚过，广东省中医院二沙急诊科就开始收治确诊或疑为“非典”的病人，最多时一天5人。面对增加了两倍的工作量，叶欣周密筹划、冷静部署，重新调班时，安排了加强班。随着“非典”患者的急剧增多，广东省中医院当机立断，紧急抽调二沙分院急诊科部分护士增援位于市中心的院本部。二沙急诊科护士力量出现了明显的不足。叶欣身先士卒，从2月8日便开始加班。 3月4日中午，极度疲倦的叶欣开始出现发热症状，后确诊染上了非典型性肺炎。为了救治叶欣，医院在最短时间内成立了治疗小组。叶欣的病情几乎牵动了所有人的心。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委托蔡东士秘书长慰问她和家属；雷于蓝副省长也在省政府副秘书长黄业斌、省卫生厅厅长黄庆道的陪同下，亲自到医院了解治疗情况。省卫生厅、省中医药管理局、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领导也为抢救叶欣提供了技术、物质、器械的支持。 2003年3月25日凌晨1:30，就在叶欣最后所抢救的、也是传染给她“非典”的那位患者健康出院后不到一个星期，叶欣永远离开了她所热爱的岗位、战友和亲人，享年47岁。 叶欣在担任护士长期间，始终把培养护理人才作为本科室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她常利用午休给护士们上业务课，让刚进急诊科的姑娘们在她身上练习扎针。 叶欣在担任护士长期间，始终没有放弃对新知识的钻研，她总是在第一时间掌握最新技术。1995年，论文《甲黄膜液对褥疮治疗护理的应用研究》获广东省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三等奖，实现了该院护理课题在科技创新中零的突破。直到去世前，共有发表论文13篇。 叶欣是一个性格恬淡的人，她不求闻达，只讲奉献。作为领导，她的宽容、平和、正直，她的忍让、内秀和公正，无不深深折服着她的同事和朋友。科室里的小护士曾诗意地说：叶护士长简直就是阳光和微笑的化身，那么透明，又是那么明媚。加班、顶班，对她可谓司空见惯，尤其是节假日，她会主动给自己排上班。叶欣去世后，她爱人动容地说：“我和叶欣结婚22年了，但只有结婚那年我们一起在家过了春节，其余她全是在医院度过的。” 2003年4月16日《健康报》发表了《永远的白衣战士——追记广东省中医院护士长叶欣》的通讯，讲述了叶欣护士长不顾个人安危顽强抗击“非典”的感人事迹。 叶欣1956年7月9日出生于广东省徐闻县一个医学世家。 1974年被招进广东省中医院卫训队学习。 1976年毕业，因护理能力测试成绩名列前茅被留院工作。 1983年，被提升为省中医院急诊科护士长，是该院护士长中最年轻的。广东省中医院建立二沙分院时，叶欣主动请缨到二沙急诊科担任护士长，负责繁重的护理组建工作。在急诊科护士长任上连续工作二十年。 1995年，论文《甲黄膜液对褥疮治疗护理的应用研究》获广东省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三等奖，实现了该院护理课题在科技创新中零的突破。直到去世前，共有发表论文13篇。 2001年，一位来自福建某山区的重症患者到急诊科治疗，病情刚稳定就急着要求回家。叶欣苦心规劝，但病人就是不听，于是科室决定用救护车送病人回家。叶欣又主动申请沿途护理。22小时的颠簸和护理，病人安全到家了，可她却累得直不起腰来。为了尽快赶回上班，第二天一上午，叶欣自己出钱乘飞机回到了广州。 2003春节前后，一种病因未明的非典型肺炎开始在广州一些地区流行。2月上旬刚过，广东省中医院二沙急诊科就开始收治确诊或疑为“非典”的病人，最多时一天5人。面对增加了两倍的工作量，叶欣周密筹划、冷静部署，重新调班时，安排了加强班。随着“非典”患者的急剧增多，广东省中医院当机立断，紧急抽调二沙分院急诊科部分护士增援位于市中心的院本部。二沙急诊科护士力量出现了明显的不足。叶欣身先士卒，从2月8日便开始加班。 3月4日中午，叶欣开始出现发热症状，后确诊染上了非典型性肺炎。为了救治叶欣，医院在最短时间内成立了治疗小组。叶欣的病情几乎牵动了所有人的心。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委托蔡东士秘书长慰问她和家属；雷于蓝副省长也在省政府副秘书长黄业斌、省卫生厅厅长黄庆道的陪同下，亲自到医院了解治疗情况。省卫生厅、省中医药管理局、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领导也为抢救叶欣提供了技术、物质、器械的支持。 2003年3月25日凌晨1:30，就在叶欣最后所抢救的、也是传染给她“非典”的那位患者健康出院后不到一个星期，叶欣永远离开了她所热爱的岗位、战友和亲人，享年47岁。 3月29日下午，广东省中医院在广州殡仪馆青松厅举行叶欣遗体告别仪式，全体员工为她做最后的送别。花圈如海，泪水如雨。 2003年4月16日《健康报》发表了《永远的白衣战士——追记广东省中医院护士长叶欣》的通讯，讲述了叶欣护士长不顾个人安危顽强抗击“非典”的感人事迹。 科室里似乎仍回荡着她那爽朗的笑声，病人似乎仍记得她那永远穿梭忙碌的身影和那春风般的关切与抚慰。然而，在万物复苏的阳春三月，47岁的叶欣——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分院急诊科护士长却永远地走了。她倒在了与非典型肺炎昼夜拼搏的战场上。 担任公司老总的爱人不相信，总是泰然处之、波澜不惊，危险和死亡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地走进明亮双眸的妻子，会永远离开了他和还在上大学的儿子。以前连家中水电费多少都不知的他，如今要父子相依为命，从烧菜、洗衣开始照料自己。他强忍悲痛从叶欣工作的科室取来了她心爱的工作服和燕尾帽，让她与人们作最后的诀别。因为，“她喜欢工作服，哪怕再旧再破她也喜欢”。眼含热泪，他对前去采访的记者说：“其实，叶欣是知道这次抗击‘非典’危险的。她病倒前两周，我们连周末去老人那的聚餐都取消了。当病魔袭来时，叶欣是迎着上去的。她没有当逃兵，我们为她骄傲！” “这里危险，让我来吧” 今年春节前后，一种病因未明的非典型肺炎开始在广州一些地区流行。2月上旬刚过，广东省中医院二沙急诊科就开始收治确诊或疑为“非典”的病人，最多时一天5人。面对增加了两倍的工作量，叶欣周密筹划、冷静部署，重新调班时，安排了加强班。无形的病魔，看不见、摸不着，即便你全副武装，有时也防不胜防。超负荷、紧张的工作，使人们常常无暇顾及没戴紧的口罩；体力的严重透支，使病魔乘虚而入。有的护士病倒了，叶欣心急如焚。每天上班，她第一件事就是亲自打来开水拿来预防药，亲眼看着大家吃下去。她苦口婆心地提醒大家落实各项隔离措施，从医生到护工，一个也不能落下。其检查的严谨和认真几乎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 随着“非典”患者的急剧增多，广东省中医院当机立断，紧急抽调二沙分院急诊科部分护士增援位于市中心的院本部。二沙急诊科护士力量出现了明显的不足。叶欣身先士卒，从2月8日便开始加班，忙的时候，甚至拒绝接听家人的来电。 这是一场艰难的阻击战。 在对非典型肺炎患者的救治中，叶护士长注意到，很多病情危重的患者往往同时患有其他严重的疾病。原本虚弱的身体明显不敌新疾，多脏器衰竭随时可能发生。此时此刻，挽救生命不仅需要高度的责任心，更要有精湛的技术和医护的通力协作。原有冠心病，且处于心脏搭桥术后的患者梁先生因发热咳嗽前来急诊，短期内病情急剧恶化，呼吸困难，烦躁不安，面色紫绀，出现心力衰竭和呼吸衰竭。叶欣护士长迅速赶来，娴熟地将病床摇高使患者呈半坐卧位，同时给予面罩吸氧，接上床边心电图、血压血氧饱和度监测仪，静脉注射强心药、血管活性药、呼吸兴奋药，监测心率、血压、呼吸……两小时过去了，患者终于脱离了危险，叶护士长顾不上休息，拖着疲惫的身躯又投入到另一个患者的抢救中去。因为还有上了呼吸机的危重病人7床冼伯和9床高伯的护理工作等着她去检查……就这样，高风险、高强度、高效率的工作一直伴随着叶欣。她像一台永不疲倦的机器全速运转着，把一个又一个患者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可谁能想到，此刻的叶欣，是强忍着自身病痛的折磨完成着一次次的抢救和护理。 为了保持患者呼吸道通畅，必须将堵塞其间的大量浓血痰排除出来，而这又是最具传染性的。一个“非典”重症患者的抢救往往伴随多名医护人员的倒下。面对肆虐的非典型肺炎，危险和死亡那么真切地走向医务人员。“这里危险，让我来吧！”叶欣和二沙急诊科主任张忠德默默地作出一个真情无悔的选择——尽量包揽对急危重“非典”病人的检查、抢救、治疗、护理工作，有时甚至把同事关在门外，声色俱厉，毫无协商的可能。他们深知，也许有一天自己可能倒下，但能够不让或少让自己的同事受感染，他们心甘情愿！ “不要靠近我，会传染” 2月24日，对于叶欣来说是一个紧张而又寻常的日子。前天晚上值夜班时只觉得周身酸痛，疲倦得很。自从急诊科出现“非典”患者以来，她已经没有节日或周末的概念了。近一段时期以来，她明显地感到精力不济，尤其是颈椎病、腰椎病和膝关节病似乎凑热闹般一齐袭来，可急诊科有太多的事需要她，她放不下。她更不敢将自己的病痛告诉同事和领导，否则她又要被强迫休息了。上午，一位怀疑肠梗阻的急腹症患者前来急诊，需要紧急手术，同时患者的某些症状引起了医务人员的高度注意。随着检查结果的反馈，怀疑终于被证实：是非典型肺炎！紧接着患者的病情急转直下，一切严重的症状都出现了，这是一位“毒”性极大的重症患者！叶护士长与专家组的成员迅速展开了抢救工作：气管插管、上呼吸机。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患者终于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可“非典”病毒就在这个时候闯进了已经在一线连续奋战了好多天的叶欣身体。 3月4日清晨，叶欣仍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科室：巡视病房，了解危重病人病情，布置隔离病房……虽然上班前她就感觉到身体疲倦不适，但还是坚持在科室里忙碌着，密切注意着每一个患者的病情。劳累了一上午，水没喝一口，饭没吃一口，只觉得周身困痛，不得不费力地爬到床上休息。中午刚过，极度疲倦的叶护士长开始出现发热症状，不得不到病房隔离留观。体温在升，补液在滴，但叶护士长记挂的还是科室里的几个危重病人。通过呼叫仪，急诊科的同事们又听到她那微弱但亲切的声音：“9床上呼吸机后，血氧饱和度上去没有？下午每隔两小时的吸痰量多不多？”“7床每两小时尿量有多少？危重病人可要按时翻身并做好皮肤、口腔护理哦！” 病魔终于没有放过她。经确诊，叶欣染上了非典型性肺炎，她不得不住进了她为之工作了27年的省中医院总部。在她刚进呼吸科的那几天，每当医护人员前来检查和治疗，她总是再三叮嘱他们多穿一套隔离衣，多戴几层口罩。她甚至提出自己护理自己：“我是老护士长了，什么不行？”院领导前来探望，她首先讲的不是自己的疾患，而是检讨自己的不足，责怪自己不慎染病，给医院和领导添了麻烦。她甚至询问自己科室的覃医生看看还有没有自己可以力所能及干的工作让她在病床上完成。 为了救治叶欣，医院在最短时间内成立了治疗小组，抽调一名主任负责全程治疗方案的实施。吕玉波院长要求医疗小组用最好的治疗方法、手段和药物为叶欣治疗。治疗小组还特别邀请了中山大学医学院、广东省人民医院、广州医学院的专家参与了整个治疗方案的制订，同时积极向全国寻求支援。一次专家会诊时，吕玉波院长听说天津有位医学专家对治疗多脏器衰竭有独到心得，当晚即打电话给这位远在天津的专家，专家被吕院长的急切和真情所感动，第二天上午即乘第一班机赶来广州。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叶护士长的病情始终没有好转。 不知有多少人在挂念着叶护士长，不知有多少人一上班就关切地询问“叶护士长怎么样了，好转了吗？”叶欣的病情几乎牵动了所有人的心。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委托蔡东士秘书长慰问她和家属；雷于蓝副省长也在省政府副秘书长黄业斌、省卫生厅厅长黄庆道的陪同下，亲自到医院了解治疗情况。省卫生厅、省中医药管理局、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领导也为抢救叶欣提供了技术、物质、器械的支持。在叶欣转入ICU病房不久，由于戴上了面罩，她已经不方便讲话了。一天，面对前来治疗的医生，她忽然急切地示意护士递给她纸和笔，颤颤巍巍地写道：“不要靠近我，会传染。”护士含泪把纸递给了同事，但大家仍不怕危险，积极抢救。院长吕玉波回忆：“叶欣刚入院时，我去看她，为怕我靠近，隔着老远她就说，‘我39摄氏度，能顶住！’”现在已痊愈的张忠德主任哽咽着说：“当时我和叶欣都被传染了，同住在ICU病房，我们常写纸条，相互鼓励。” 多少人的努力和呼唤，都没能挽留住叶欣匆匆离去的脚步！就在她最后所抢救的、也是传染给她“非典”的那位患者健康出院后不到一个星期，3月25日凌晨1:30，叶欣永远离开了她所热爱的岗位、战友和亲人！3月29日下午，广州殡仪馆青松厅，省中医院全体员工在这里为她做最后的送别。花圈如海，泪水如雨。遗像中，留给人们的是永恒的微笑。 “叶欣是一本书，每一页都燃烧着生命的激情” 一位熟悉叶欣的医学专家说：“叶欣是一本书，每一页都燃烧着生命的激情和热烈的追求。” 叶欣1956年出生于广东徐闻一个医学世家。1974年被招进广东省中医院卫训队。很快，年轻的叶欣从同期护理班学员中脱颖而出，1976年毕业时她的护理能力测试成绩名列前茅。叶欣留院工作了。光阴荏苒，1983年叶欣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提升为省中医院急诊科护士长，是该院护士长中最年轻的。急诊科是省中医院最大的护理单位，下设120、补液室、抽血室、注射室、留观室、治疗室六个部门。“快速、及时、有效”的工作性质、复杂多变的病情、触目惊心的状况，需要护士长不仅需要超一流的护理专长，更要有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领导能力和冷静快捷的思维能力。生死一瞬间，在以痛苦、哀号、无助为氛围的工作环境里，每位医护人员都必须具备强健的身体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对于女性而言，这何尝不是对身心的超级挑战。而叶欣在急诊科一干就是二十年。同伴们忘不了，每当急诊科有传染性疾病患者前来急诊时，叶欣总是一马当先，冲锋在前，尽量不让年轻的小护士们沾边。每次她总是说：你们还小，这病危险！对待这类病人，她护理得格外耐心、细致，没有一丝的嫌弃。对于家境贫寒的病人，她甚至主动出钱为病人买这买那。她常常对护士们说：“病人得了传染病已经够不幸了，但社会的歧视给他们心理造成的伤害也许比病痛更难受！作为护士，我们一方面要解决他们身体的痛苦，更要给他们爱的力量，生活的力量。” 2001年，一位来自福建某山区的重症患者到急诊科治疗，病情刚稳定就急着要求回家。叶欣苦心规劝，但病人就是不听，于是科室决定用救护车送病人回家。叶欣又主动申请沿途护理。22小时的颠簸和护理，病人安全到家了，可她却累得直不起腰来。为了尽快赶回上班，第二天一上午，叶欣自己出钱乘飞机回到了广州。 在叶欣的护理生涯中，她的温情护理不知感动了多少绝望的患者。救死扶伤已经化成了她人性的一部分，护理工作对叶欣而言几乎就是一种本能的奉献！院长吕玉波忘不了，叶欣是知青返城后和他同时进入省中医院卫训队的。在他做院长后，叶欣只在电话里找他两次约谈。一次是二沙分院刚建立，她主动提出到二沙急诊科担任护士长，负责繁重的护理组建工作；另一次是一位刚参加工作的护士为病人服务时引发了病人的不满，叶欣主动到患者家登门道歉，然后打电话给他作自我批评。 伴随着急诊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急诊救治设备的快速更新，叶欣从没有放弃对新知识的钻研。她总是在第一时间掌握最新技术，连那些自视甚高的小护士都觉得汗颜。1995年，叶欣关于《甲黄膜液对褥疮治疗护理的应用研究》，获省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三等奖，实现了该院护理课题在科技创新中零的突破。直到去世前，她前后共有13篇论文发表。 在叶欣担任护士长期间，她始终把培养护理人才作为本科室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她常利用午休给护士们上业务课，让刚进急诊科的姑娘们在她身上练习扎针。院领导戏言：急诊科是医院培养和输送人才的窗口。叶欣是一个性格恬淡的人，她不求闻达，只讲奉献。作为领导，她的宽容、平和、正直，她的忍让、内秀和公正，无不深深折服着她的同事和朋友。科室里的小护士曾诗意地说：叶护士长简直就是阳光和微笑的化身，那么透明，又是那么明媚。加班、顶班，对她可谓司空见惯，尤其是节假日，她会主动给自己排上班。叶欣去世后，她爱人动容地说：“我和叶欣结婚22年了，但只有结婚那年我们一起在家过了春节，其余她全是在医院度过的。” 在叶欣的办公桌上，留下了一本本厚厚的工作记录，那是用废弃的化验单背面写的工作记录。点点滴滴，记载着她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拼搏的足迹，凝聚着她一生对护士职业永恒的热爱与追求。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经中国红十字会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申请，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急诊科护士长叶欣（已殉职）等10名中国护士获得第39届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奖章。南丁格尔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是国际上授予护士的最高荣誉。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有38名优秀护士获此殊荣。在永别心爱的护士岗位仅仅49天，叶欣护士长昨天又“回家”了。这一回，她将永远屹立在自己生前忙碌过的办公室窗外，用她天使般澄澈的双眸，深情地凝视着这熟悉而美丽的世界，安祥地倾听手足情深的医生和护士姑娘们的话语轻声，静静地鼓励与病魔作战的每一位患者……人们说，是艺术家的双手，使叶欣“再生”。艺术家则流泪说，是叶欣舍生忘死的伟大壮举，使英雄之魂永生。昨天中午，叶欣烈士塑像在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分院揭幕，衬托在深红色底座上的叶欣半身塑像显得格外圣洁而美丽。叶欣“回来了”！此时此刻，与叶欣生死与共的同事们百感交集。急诊科医生江俊珊曾与叶欣一道抢救过非典病人，和叶欣一样，她也染病住进了ICU。逃过死神的江医生流泪说：“虽然叶护长不能和我们共同庆祝护士节，但我依然感觉到她就在我们身边。”护士朱文燕看到叶欣塑像时，忍不住泪流满面，她说：“从此，叶护长又可以和我们一起工作了。”办公室窗外的“叶欣”，同事们的心声您都听见了吗？中午11时，一位老者捧着一束素雅的百合花来了。他缓缓走到叶欣像前，深深鞠躬，把花儿放在像前的鲜花丛中。叶欣的丈夫张先生告诉记者，这是他的师傅，认识叶欣多年了。老先生动情地说： “叶欣真是一个好人！”11时10分，曾在这里住院治病的何女士来了。她说，患病时曾经得到叶欣护士长的悉心照料，今天一定要给她鞠躬致谢。11时20分，一对七旬老夫妻从番禺坐车赶来。他们一位曾是大学教师，另一位曾是医护工作者。在他们送来的鲜花上，附着这样一张留言：“叶欣同志：……您是全国人民的榜样！人民永远感谢您，怀念您！”11时30分，一个手上正打着点滴的七岁小女孩，由妈妈提着吊瓶，静静地来到叶欣像前。她是东山区五羊二小一年级的黄晓露小朋友，因为扁桃体发炎正在注射室打吊针。上午，她看见来了那么多新闻记者，才知道是叶欣阿姨的塑像揭幕了。等人群散去之后，她就迫不及待地牵着妈妈的手走过来。母女俩先在像前鞠躬致意，接着，妈妈把碑文上的字一一念给晓露听，并轻声地给孩子讲述了叶欣护士长的故事。下午，广州市109中学校长张仲庆领着师生代表、捧着鲜花前来悼念叶欣，并向医护人员献上同学们自己制作的献给白衣天使的CD碟，里面录有同学们自己编创词曲并自演自唱的歌曲和诗歌朗诵作品。全校772名学生都在爱心卡上给白衣天使写下了一句爱心留言，初一级方舟同学写道：“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伟人，但我知道你肯定是其中一个。”孩子们的真诚，伴随着白衣天使度过一个不平凡的护士节。昨天深夜，叶欣的丈夫张先生、儿子张敏捧着鲜花来了。张先生给爱妻写了一句话：“欣：告诉你，在护士节这天，你获得了国际南丁格尔奖！”张敏给妈妈带来了两束鲜花：一束是歌唱家于文华委托他送的，“妈妈，于文华阿姨叫我代她送上一束花，并送上一句话：你的生命如此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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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是对新知识的探求。创造性是科学研究的生命。学术论文的创造性在于作者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这是因为科学的本性就是“革命的和非正统的”，“科学方法主要是发现新现象、制定新理论的一种手段，旧的科学理论就必然会不断地为新理论推翻。”（斯蒂芬·梅森）因此，没有创造性，学术论文就没有科学价值。
评职称很多人会选择发表职称论文，这就涉及到了期刊的选择，作者们在学术领域可能非常权威，但是对于发表论文来说，很多人可能还是个小白，有些作者文章是发表了，评职称时却不能用，白白浪费了时间，具体我们说一说以下几种情况~1、单位对期刊发表的要求先了解清楚自己所在单位的评定细则，根据职称文件的加分细则，再去找相关的期刊投稿。比如有些单位评中级职称要求至少发表2篇省级期刊论文。那我们就只满足“省级2篇”这个要求就好。不同的要求，期刊属性都是不同的，如果你不清楚如何自己适合发哪种期刊，可以找小刊详细咨询！评职要想顺利，首选肯定是知网、万方或者维普收录的期刊，如果要求没那么高，像龙源、期刊网的期刊也可以。（具体还是要看当地的评审文件要求）2、过于追求核心期刊，错过评职核心期刊大家也都了解，确实是学术质量更权威，所以有很多作者也是奔着发表核心期刊准备的，但是小刊在这里跟大家说清楚，不一定你发表的论文就一定要选择核心期刊，如果你的文章水平没够到，你投稿也是会被拒的，完全就是浪费时间，所以发表文章符合单位评审要求，有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普刊也有很多优秀的期刊，不一定非追求核心期刊。（如果有要求必须发核心，大家一定要提前至少一年去准备，核心的评审周期长，审核也较为严格。）3、综合期刊和专业期刊的区别？综合刊是对论文专业没有太多限制的刊物，许多专业的论文都能安排发表，而专业期刊只能发表相应专业领域的论文，所以相比较来说，发表在专业期刊的论文是要比发表在综合期刊上的论文更有价值的，能够更好的起到指导学术的作用。（如果没有写明必须要本专业的期刊，可选择综合期刊，出刊较快，价格也更合适。）4、假刊、套刊一定要清楚大家一定要提起注意，避免发到假刊、套刊上，建议大家可以在新闻出版总署查询，能查出的肯定就是正规期刊，没有信息的那就是假刊，大家要警惕，文章发表在这样的期刊上，毫无价值，浪费精力和时间。
论文对于学生们来说，是学术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在写论文时，从论文选题，论文结构搭建，论文润色到论文查重修改，每一步都很关键，对于论文写作比较薄弱的学生，这里给大家一些写作小技巧，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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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建大纲
大纲在撰写商科论文时至关重要。要想论文讲得通，唯一的途径就是整合逻辑。首先创建一个简单的草图，描述论文整体的框架，包括各个部分应该写什么内容。这会防止同学在实际写作时偏离要点。
2、注意语言表达
使用明确的语言很重要。结构良好的段落和清晰的主题句使读者能够容易地跟随你的思路。语言应该简洁、正式，并准确表达你想要表达的意思。
3、校对修改
千万不要直接提交初稿，因为很有可能里面全是错误。同学要消除所有的语法和结构错误。尽可能地浓缩观点，并通过修改论点来突出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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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导师都有不同的习惯。最终的质量控制权掌握在导师手中，因此沟通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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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堂整理并提供了2020年养生医学最新毕业论文题目：1、中医养生方法的归类及其内涵和特色2、我国中医养生保健发展的现状及思考3、中医养生中的哲学观4、从“医道相通”透视道教文化对中医养生思想的影响5、中医养生运动对社区2型糖尿病病人影响的研究6、天气气候与健康一一兼论中国气候与中医养生文化7、中医养生防病之系统观8、浅谈五行学说对中医养生的指导作用9、中医养生与慢性病防治10、内科门诊病人对中医养生的认知需求调查11、中医养生之道与骨质疏松及其骨折的社区防治12、儒家饮食观与中医养生13、以中医养生提高生活质量之我见14、《黄帝内经》 与中医养生15、中医养生探幽16、中医养生思想古今文献整理研究17、 刍议中医“治未病”浅谈中医养生保健18、瑜伽与中医养生19、中医养生研究现状概述20、中医养生教育护理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脏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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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成教化，助人伦”的思想实现教育感化的作用，帮助人们维护人伦纲常。主要是指一些字画，文章含有儒家教义以维护其礼教。孔子的儒学艺术批评观，对中国人物画的发展特别是对人物画的功能产生较大影响，曹植、谢赫、张彦远等人在绘画批评中都十分重视兴成教化的道德伦理作用，形成中国美术批评中的儒家传统精神。而中国古代壁画、卷轴人物画多有表现功勋英雄、帝王将相和令妃顺后、贞妇孝女的形象，这一方面促进了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提升了绘画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孔子的儒学艺术批评观，对其后中国绘画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人物画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人物画在表现礼、德和兴成教化方面有着独特的优胜之处，它以直观感性的形象，描绘帝王功臣、贞女烈士，从而感染观众，达到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儒家思想在美术批评中，也是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而且在历史中，形成兴成教化的儒家艺术批评传统。南朝宋的文学家颜延之将图画的内容分成三种，“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1](P.120)绘画是用来图绘事物及人物形象的。陆机曾说“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1l(P.120)宣明事物的道理没有什么比语言更好，而保存事物的形状没有什么比绘画更善。在图形之中，天地万物都可以成为入画的对象，人物形象当然也是图画的重要对象了。我国绘画在表现人物包括神鬼（人化了的形象）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特定的表现方法。中国古代人物画很发达，承载人物画的地方和物质材料，主要有楼台、庙宇的壁面，这是壁画，其他形式的人物画还有画像砖、画像石，以及帛画和后来的纸质人物画。历史传说、功臣伟业、社会生活等内容均是人物画表现的题材。我国在宋代以前，人物画在绘画中占据主导地位。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梳理绘画的源流及其绘画的教化功能时记载道：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洎乎有虞作绘，绘画明焉，既就彰施，仍深比象，于是礼乐大阐，教化由兴。故能揖让而天下治，焕乎而词章备。……故鼎钟刻，则识魑魅而知神奸；qí＠①章明，则昭轨度而备国制；清庙肃而zūn＠②彝陈，广轮度而疆理辨。以忠以考，尽在于云台；有烈有勋，皆登于麟阁。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败，以传既往之踪。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赋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1](P.120)张彦远说，从有虞就开始作绘画，彰施五彩。有助于礼乐大阐，兴成教化。烈勋形象被画在麒麟阁上，式昭盛德，戒恶思贤。张彦远还比较绘画与史记、诗赋在教化作用上的异同，认为历史记传虽然能叙事，但没有表现历史人物的直观形象，诗词赋颂虽然能歌咏其美德，但亦不能将其人物的直观形象呈现出来，惟有绘画，才能兼而有之，既能使人了解这些功臣形象的伟业盛德，又能让人直观其形状容貌，这种教化作用给人印象更深刻，更有其特殊性。这也是我国统治者在制订礼制，编撰历史、倡导歌赋的同时，还十分重视绘画的根本原因。绘画在社会中的政治作用、伦理教化作用，是其他表现形式不能代替的。在对绘画的观赏中，人们不仅受到教化作用，同时对绘画的形式、色彩、人物形神进行赏析，客观上也发展了大众的“欣赏形式美”的眼力，提高了审美感知力，这亦有助于我国美育的发展。《尚书》是儒家经典之一，是我国流传后世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记录，所记起于尧舜，历夏、商、周三代而终于春秋中前期，其中保留了不少真实古老的史料。《尚书·商书·说命上》曾记载商代武丁高宗梦中得相名说，使百工求诸野而得诸傅岩。“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审厥像。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爱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尚书正义》）[2](P.174)高宗梦见说后，审视所梦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于民间，后在傅岩之地找到，后立说为相，代帝发言，作说命三篇。绘刻形象，成为武丁缘梦寻相的重要手段。商汤的宰相伊尹，背夏桀而归汤，协助汤伐桀，建立商朝。根据《史记·殷本纪》，《集解》引刘向《别录》，记商初宰相伊尹画“九主”以劝戒成汤。如果此说属实，则在商初，绘画中的人物形象，就具有劝戒帝王之重大作用。我国古代建筑的发展，为绘画提供了壁画形式。壁画一方面可以起到装饰殿堂的作用，另一方面壁画中的人物形象还能起到鉴戒贤愚的作用。《孔子家语》记载孔子曾观周明堂的壁画。《孔子家语》据考为伪作，但记载的思想倾向与孔子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孔子家语·观周》记述：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yǐ＠③，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孔子家语》借托孔子观察明堂中尧舜、桀纣、周公成王之像，说明周之兴盛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人物画具有明镜察形、往古知今的作用。有关壁画中的人物形象的教化作用，在后来的宫殿中也有记载。汉朝王延寿作《鲁灵光殿赋》，作者“察其栋宇，观其结构”，对灵光殿建筑进行赞叹，同时他还“俯仰顾盼，东西周章”，观赏建筑内部的“彤彩之饰”和“龙桷雕镂”。当时的灵光殿不仅雄伟壮丽，而且敷彩纹饰、雕龙画凤，装饰艺术水平也很高。王延寿本人也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功绩存乎辞，德音昭乎声。物以赋显，事以颂宣”，作了赋也是为了“稽古帝汉，祖宗睿哲钦明”。他在描绘灵光殿壁画形象时有一段精彩之辞：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焕炳可观，黄帝唐虞。轩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④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出后。[4](P.171)在宫殿建筑中作人物壁画以施教化作用，在秦汉魏晋时期较为普遍。何晏在《景福殿赋》中也有记载。魏明帝将东巡，恐夏热，故在许昌作景福殿，命人作赋，故有何晏此赋，赋中言：图象古昔，以当箴规。椒房之列，是准是仪。观虞姬之容止，知治国之佞臣。见姜后之解pèi＠⑤，悟前世之所遵。贤钟离之谠言，懿楚樊之退身。嘉班妾之辞辇，伟孟母之择邻。[5](P.175)这说明壁画中的人物画已引起文学家们的重视，王延寿和何晏作赋颂殿时，都将人物画及其教化作用特别记颂，绘画的这种兴成教化的作用已经深入人心。东汉王充在其专著《论衡·别通》中对绘画的这种作用表示怀疑，他主要是从绘画与文学（历史、文学记载等）比较出发，认为文字记载可以将历史人物的言行事迹思想均准确地表现出来，而绘画只能空陈形象，而不知其言行和思想。这涉及到二门艺术，即文学与绘画各自的长处和局限的问题，也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表现特点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艺术家达·芬奇在比较绘画与诗的特点时曾说过：“在表现言辞上，诗胜画，在表现事实上，画胜诗。”[6](P.20)后来，德国启蒙学者莱辛则在他的美学专著《拉奥孔》中就诗与画的特点、界限及表现对象作过长篇论述。我国东汉时王充已触及到这个问题，晋朝陆机亦高度概括地说到画与言（文学、历史）的特点“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王充的意见是：“人好观图画者，图上所画，古之列人也，见列人之面，孰与观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劝者，不见言行也。”“古昔之遗文、竹帛之所载灿然，岂徒墙壁之画哉？”[7](P.8)唐代张彦远对此大为不满，大笑其道，诟病其儒，说王充是：“对牛鼓簧，又何异哉？”王充认为历史人物故事及言行，文字已记载得十分清楚，不需要画家多此一举空置于壁。这当然是对绘画作用的一种否定意见。也许是王充只看到他自己所从事的文字工作即历史文学政论的重要性，而忽视其他形式的特点，由此对绘画作出错误的批评。但王充仍重视“激劝”的儒家教化作用，不过他认为这种作用只有文字记述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三国时期的大文学家曹植则与王充相反，对绘画评论比较中肯。他所作的《画赞序》《画说》收于《陈思王集》。为画作赞也就是对画的一种评论褒扬，这种方法起于汉代。官府为了表彰功臣、烈女，宣扬儒学，在宫殿庙宇上绘像，而在像旁书以赞词。《陈思王集》中《画赞》后是三十三篇四言诗式的赞词，可以说是对三十三幅人物画的每画一赞。这也可以看成是我国古代以诗的形式评论绘画的先例。《画赞序》是我国最早的专题论画评画的文章之一。盖画者，鸟书之流也。昔明德马后，美于色，厚于德，帝用嘉之。尝从观画，过虞舜之像，见娥皇女英，帝指之戏后曰：“恨不得如此人为妃。”又见陶唐之像。后指尧曰：“嗟乎！群臣百僚，恨不得戴君如是”。帝顾而咨嗟焉。故夫画所见多矣，上形太极混元之前，却列将来未萌之事。（画赞）[8]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异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斥子，莫不叹息；见＠④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画说》）[8](P.257)曹植的这两段绘画评论，可以说是儒家兴成教化观念在批评上的集中体现，由绘画表现的不同人物对象，而引起观众“仰戴”、“悲惋”、“切齿”、“嘉贵”等不同的情感反应，使观众在思想上受到启示。最后，曹植将图画的功能概括为“存乎鉴戒”。在中国绘画史上，这种具有政治、道德和伦理作用的故事人物画，大约起于周秦，而到汉魏特盛，直到隋唐期间的佛道仕女画，仍为人物画的兴盛期。唐宋以降，人物画逐渐衰落，山水花鸟代之而兴，人物画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随之过去。宋代郭若虚论绘画中的古今优劣时说：“或问：‘近代至艺与古人何如？’答曰：‘近代方古，多不及而过亦有之。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顾、陆、张、吴，中及二阎，皆纯重雅正，性出天然，吴生之作，为万世法，号曰画圣，不亦宜哉？张、周、韩、戴，气韵骨法，皆出意表，后之学者，终不能到，故曰近不及古’。”[9](P.466)至于说到故事人物画的伦理作用，明代吴宽论道：“古图画多圣贤与贞妃烈妇事迹，可以补世道者，后世始流为山水禽鱼草木之类，而古意荡然。”（《匏翁家藏集》）[10](P.3)吴宽认为古画多画圣贤、贞妃烈妇。其作用是“补世道”，即对社会道德风化有一定作用。明代谢肇zhè＠⑥对人物画的发展与作用说得更全面：今人画以意趣为宗，不复画人物或故事，至花鸟翎毛则辄卑视之。至于神仙佛像及地狱变相等图，则百无一矣。要亦取其省而不费力，若写生等画，不得不精工也。宦官妇女，每见人画，辄问甚么故事，谈者往往笑之。不知自唐以前，名画未有无故事者，盖有故事，便须立意结构，事事考订，人物衣冠制度，宫室规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势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笔，若非今人任意师心，鲁莽灭裂，动辄托之写意而已也。余观张僧繇，展子虞，阎立本辈，皆画神佛变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窦建德，安禄山有何足画，而皆写其故实，其他如懿宗射兔，贵妃上马，后主幸晋阳，华清宫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则神农播种，尧氏击壤，老子度关，宣尼十哲；下之则商山＠⑦芝，二疏祖道，元达琐谏，葛洪移居。如此题目，今人却不画而古人为之，转相沿仿，盖由所重在此，习以成风，要亦相传法度，易于循习耳。（《五杂（卷七）·人部》）[10]这说明，唐以前的人物画很重视故事情节，所画内容多有鉴戒作用。除三国时曹植明确提出国画的功能是：“存乎鉴戒”外，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开篇就论道：“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11](P.1)谢赫亦认为图绘的根本作用是“明劝戒，著升沉”，这亦是他对绘画本质特点的看法。从曹植和谢赫的论评可以看出，儒家兴成教化、鉴戒贤愚的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经被自觉地运用到绘画评论与绘画理论之中，并成为品评绘画作品思想内容与道德精神的重要标准。唐代张彦远将儒家兴成教化的批评观作进一步阐述，他的《历代名画记》中“叙画之源流”可谓儒家批评观的集大成。该篇开宗明义写道：“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这样，张彦远将绘画的根本特点之一规定为成教化，助人伦，将兴成教化提到绘画本体的高度，而与六籍同功，与四时并运。经过曹植、谢赫，再到张彦远，儒家绘画批评观可以说发展到极致，由于绘画具有礼教伦理作用而将与六籍同功。昔夏之衰也，桀为暴乱，太史终抱画以奔商；殷之亡也，纣为淫虐，内史挚载图而归周；燕丹请献，秦皇不疑；萧何先收，沛公乃王；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是以汉明宫殿，赞兹粉绘之功；蜀郡学堂，义存功戒之道。马后女子，尚愿戴君于唐尧；石勒羯胡，犹观自古之忠孝；岂同博奕用心，自是名教乐事。[1]张彦远将绘画看作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绝非博弈之类的闲娱之事，而是“名教乐事”。由于绘画具有这样重要的作用，所以为统治者和社会所重视，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绘画的发展。仅以列女神女图为例，汉魏以降不断发展。《后汉书（卷一一四）列女传》中记载：“孝女叔先雄，父泥和堕湍水物故，雄感念怨痛，号泣昼夜，遂自投水死。后六日与父相持，浮于江上，郡县表之，为雄立碑，图像其形焉。”又同卷《列女传》记载：“皇甫规妻为董卓所酷，不屈，骂卓，死卓车下，后人图画，号为礼宗。”见之于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的有晋明帝的《洛神赋图》、卫协的《列女图》、陈公恩的《列女传仁智图》、《贞节图》、王yì＠⑧的《列女传仁图》。此外还有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女史箴图卷》，陆探微的《姜后冕冠图》等。这些图多为贤母孝子，节妇烈女，或理想中的神女，其作用都有补于风教。如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根据西晋张华的《女史箴》一文而画，是我国尚能见到的最早专业画家的作品之一。画面主要描述古代宫廷仕女的节仪行为，宣扬女性道德。全图按题材划分，共12段，现存9段，均各有箴文。图中人物神态宛然，所画仕女端庄娴静，符合箴文中礼教内容。中国的人物画发展到唐代，一方面向仕女画发展，一方面向佛道人物画发展。此外，中国绘画到宋元后，山水画占居主流，总体上来看，人物画开始衰落。与此同时，兴成教化的批评观虽还有一定的影响。但已不再占主导地位，而只是和由道家发展出的山水自然主义批评观以及绘画本体即形式、形神、笔墨等批评观等并列而发挥作用。中国的人物画发展到唐代，出现了仕女画繁盛期。仕女画纯粹为上层社会妇女生活的表现，再不受鉴戒贤愚目的之束缚了，它从那些列女图画中解放出来。表现题材亦不拘泥于贞妇烈女、贤妃惠后，而扩大到妇女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吹箫、扑蝶、游春、按筝、羯鼓等。其风格也一反过去鉴戒画的传统，而以丰肌厚体、艳姿丽态为重。张萱和周fǎng＠⑨成为仕女画的代表画家。仕女画的兴盛说明绘画的题材在不断扩大，列女图毕竟在绘画对象上受到限制，此外，列女图也不能满足贵族阶层对绘画形象欣赏方面各方面的需要。以张萱和周fǎng＠⑨为代表的仕女画，标志着我国绘画题材向日常生活发展，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同时，这些仕女画虽然脱离了鉴戒之目的，但在表现妇女生活方面仍有一定的度，传统儒家礼教的规范仍在隐约发挥作用。我们知道，法国在18世纪曾出现洛可可绘画风格、华托的《发舟西苔岛》、布歇的《出浴的狄安娜》、弗拉戈拉尔的《秋千》等，均为表现上流社会女子生活或神话中的美女，但她们是妖艳放荡的，有几分色情味道。相比之下，中国的仕女画仍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儒家传统的礼教精神发挥着隐性作用。表现帝王生活的人物画在唐五代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唐代阎立体的《历代帝王图》，是其代表作。《历代帝王图》描绘两汉至南北朝隋代的十三位帝王像。阎立本对每位帝王的特点、个性等进行研究后，做了深入细致的刻画。如将汉光武帝、魏文帝、吴主及晋武帝，都画得“貌宇堂堂”、“威武英明”，因为这些帝王都是开国之君，在历史上都有一番作为。作者对陈后主与隋炀帝的态度就不同了，将他们画得“萎靡不振”。显然，对前者，作者是抱着歌颂态度，而对后者则是含有怨惋及批判的态度。从中包含着作者试图引起统治阶级鉴戒的目的。所以这种鉴戒贤愚的作用，在唐代帝王画中依然存在。宋代的人物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人物画开始以道释人物为主，另一方面又向风俗画方面发展，如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表现京城汴梁的城市商贸活动，画中多达几百人物。《清明上河图》说明，到宋代开始用人物画的形式表现广阔的生活画面，已经超出一般的鉴戒贤愚的作用而记录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道释人物画方面，成绩突出者北宋初年的武宗元，他曾师法吴道子，他所画的《朝元仙仗图》是一幅道教神话。图中表现南极天帝君和东华天帝君同去朝觐元始天尊的的行列，其形象衣带飘举，落笔纵逸，极有韵致。佛道人物画在宋代已被列为画院教授绘画的重要科目。《宋史·选举志》中载：“画学之业，曰佛道，曰人物，曰山水，曰鸟兽，曰花竹，曰屋木。”我国佛道画的兴盛，一方面是佛教与道教及其寺庙、石窟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佛道亦为我国的人物画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客观上促进了我国人物画的发展。在佛道画中，鉴戒贤愚的作用，常常被揉进佛道故事劝善惩恶的思想之中。至于宋代统治者，仍然很重视绘画的教化作用。仁宗赵祯庆历元年（1041年），曾命画院高手描绘“前代帝王美恶之迹”作为规戒。赵祯自为之记，称为《观文鉴古图》，分为12卷，计120图。画成之后，还在崇政殿西阁四壁张挂，命侍臣参观。徽宗赵佶崇宁二年（1103年）“诏绘文武臣僚像于哲宗皇帝神庙御殿。”崇宁三年（1104年）六月，赵佶又命画手“图熙宁元丰功臣于显谟阁”。南宋时，绍兴十三年、嘉泰二年、宝庆二年，宫廷都曾诏画院画家描绘功臣像，如宝庆二年（1226年），特建昭勋崇德阁，画文武功臣23人。由于宋代设立画院，统治者要求画家们图绘功臣之像以示表彰和昭示大臣们建功立业，这比汉与唐朝似乎更加方便，因宋代画院直接为统治者所掌管。绘画的鉴戒作用看来已被统治者所深刻认识，成为实施统治、教育侍臣的工具之一。北宋郭熙是画院重要画家，他虽以山水画见长，并主要受老庄道家思想影响，但他谈到人物面时，仍对儒家兴成教化观表示首肯。他在《林泉高致集·画题》中说：“画之有益如是。然后重画。然则自帝王名公巨儒相袭而画者，皆有所为述作也。如今成都周公礼殿，有西晋益州剌史张牧画三皇五帝。三代至汉以来君臣贤圣人物灿然满殿，令人识万世礼乐，故王右军恨不克见。而今为士大夫之室，则世之俗工下吏务眩细巧，又岂知古人于画事别有意旨哉。”郭熙对成
认知是指人们认识活动的过程，即个体对感觉信号接收、检测、转换、简约、合成、编码、储存、提取、重建、概念形成、判断和问题解决的信息加工处理过程。认知—cognition ，指通过心理活动（如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获取知识。习惯上将认知与情感、意志相对应。认知也称之为认识，是指人认识外界事物的过程，或者说是对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外界事物进行信息加工的过程。它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思维等心理现象。元认知是一个人所具有的关于自己思维活动和学习活动的认知和监控。其核心是对认知的认知。元认知实质是描述了人类自我意识在认知、调节上的一种功能，活动对象是认知过程。所以说它核心意义是对认知的认知。1956年塔斯基引入元的概念，197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佛拉维尔依据元的概念提出元认知的术语。佛拉维尔学说被称为当代世界前沿理论。元认知理论的研究和实践迅速在全球展开，影响深远。也就是说，认知也就是认识，可以理解为初步认识；元认知是对认知的进一步认知，具有思维的认知行为。
傅海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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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第一真正证明光是有速度的应该是丹麦王文学家罗默。 而认为光是有速度的，可能有很多人，包括很多哲学家。西方哲学中有一种思想，认为相互作用是不可能超距的，也就是不可能不需要时间的。因此很多科学家认为无论是光、还是磁场、万有引力场，它们的传播都不可能是超距作用的，必然都需要时间，具有速度。 光速是有限还是无限，到17世纪还有争议，笛卡尔认为是无限的，伽利略认为是有限的。 17世纪初，伽利略用测量声速的方法来测量光速，他让两个人各提一盏有遮光板的灯，并分别站在相距约1．6千米的地方，令第一个人先打开他的灯，同时开始计时；第二个人见到第一个人的灯亮时，立刻打开自己的灯；当第一个人看见第二个人的灯亮时，停止计时，这样测出光从第一个人到第二个人再返回所用的时间，再测出两地的距离，就可以计算出光的速度。从原理上讲，伽利略的方法是对的，但是实验失败了。这是因为光速很大，1／7秒能绕地球一周多，靠当时的条件在地球上用通常测声速的方法测光速是难以实现的。于是，人们把测光速的场地移到太空。在伽利略去世后约30年，丹麦王文学家罗默在观察木星的卫星食中，于1676年指出光速是有限的。 木星是一个周期为12年的太阳行星，它有11个卫星——木星的月亮，其中4个最亮的可用合适的望远镜看到，它们绕木星旋转的轨道平面几乎重合于地球和木星绕太阳旋转的轨道面。因而木星的卫星每绕木星一周将在进入木星影处发生一次蚀。最接近于木星的卫星，其周期是42小时28分16秒（约为7／4天），它走过自己直径那样的距离约需3．5分钟，因而用望远镜可以观察到它刚发生蚀的瞬间，在这个系统里，木星的卫星蚀，一方面作为一个信号供地球上人来观察，同时，此卫星蚀的周期过程又是一个准确的时钟，如果地球相对于木星的距离不变，或者光速为无限大（信号由木星那里传到地球不需要时间），则每隔42小时28分16秒自然就看到该卫星的蚀一次。但是，众所周知，光速不是无限大，并且地球每时都在改变着它与木星的距离，所以在地球上看到的木星的卫星相邻蚀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变化的。显然这个变化与地球相对于木星的距离的变化和光速的大小有关。罗默从他的测量得出，光走过与地球轨道半径等长的距离所需的时间约为11分钟。在罗默的时代只知道地球轨道半径的近似值，当取此半径为149．7×106千米时，算得光速c＝215000千米／秒。 在地球上较短的距离内用实验的方法测出光速是19世纪中叶的事了。1849年德国物理学家菲索用“齿轮法”测出光速。菲索当时测得空气中的光速：c＝315300千米／秒。1851年，法国物理学家傅科用旋转镜法测得空气中的光速：c＝298×108米／秒。傅科还第一次测出了光在水中的传播速度为2．23×108米／秒，相当空气中光速的四分之三。 1924—1927年，美国科学家迈克尔孙综合菲索和傅科测光速方法的优点，用旋转棱镜法，在美国海拔5500米、相距35千米的威尔孙山和圣安东尼奥山进行实验，精确地测得光速：c＝299796±4千米／秒。非常接近1975年第15届国际计量大会决议采用的光速值c＝299792．458±0．001千米／秒。
傅聪发表的论文
1 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翻译作品共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琪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名著十五部。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优美的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萧邦的赏析。 傅雷先生为人坦荡，禀性刚毅，“文革”之初即受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与夫人朱梅馥双双愤而弃世，悲壮的走完了一生。傅雷的悲壮弃世，不但是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强烈的控诉，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 “永远的傅雷先生”活动年谱 日期：年谱 ⊙1921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天主教教会学校）读初中。 ⊙ ⊙ 1924年，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为徐汇公学开除。仍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 ⊙ ⊙ 1925年，在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上街游行讲演，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9月习作短篇小说《梦中》，发表于次年1月《北新周刊》第13、14期。 ⊙ ⊙ 1926年，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与同学姚之训等带头参加反学阀运动，大同校董吴稚晖下令逮捕，母亲为安全起见，强行送子回乡。8月写短篇小说《回忆的一幕》，发表于次年1月《小说世界》第15卷第4期。秋后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持志大学读一年级。 ⊙ ⊙ 1928年，到达马赛港，次日抵巴黎，途中写《法行通信）15篇（1月2日至2月9日），陆续发表于当年《贡献旬刊》第1、2卷各期。后为文学家曹聚仁所推重，编入《名家书信集》。本年开始留法四年。为学法文，试译都德的短篇小说和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 ⊙ ⊙ 1929年，在瑞士莱芒湖畔，译《圣扬乔而夫的传说》，载于次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是为最初发表的译作。 9月返回巴黎后，就投人休养中开始翻译的丹纳《艺术论》第1编第1章，并撰写《译者弁言》，载于《华胥社文艺论集》。 ⊙ ⊙ 1930年，撰写《塞尚》一文，载同年10月《东方杂志》第27卷，第19号。 ⊙ ⊙ 1931年，译屠格涅夫等散文诗四首，以“小青”、“萼子”等笔名发表于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的《艺术旬刊》。译《贝多芬传》，后应上海《国际译报》编者之嘱，节录精要，改称《贝多芬评传》，刊于该《译报》1934年第1期。11月与刘海粟合编《世界名画集》，并为第2集撰写题为《刘海粟》的序文。由中华书局出版。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编写美术史讲义，一部分发表于《艺术旬刊》。译法国Paul Gsell《罗丹艺术论》一书，作为美术讲义，未正式出版，仅油印数百份。 ⊙ ⊙ 1932年，与留法期间认识的庞薰琹和在上海美专认识的倪贻德，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意欲为改变现状有所作为结成“决澜社”，公开发表《决澜社宣言》。傅雷在《宣言》上签了名。并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由美专出版。9月筹备并主持“决澜社”第三次画展，即庞薰琹个人画展。9月为庞薰琹个人画展写短文《薰琹的梦》，刊于同月《艺术旬刊》第1卷第3期。10月译George Lecomte文章《世纪病》，刊于同月28日《晨报》。10月至次年5月为《时事新报》“星期学灯”专栏，撰写《现代法国文艺思潮》、《研究文学史的新趋向》、《乔治·萧伯纳评传》、《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说到中国音乐与戏剧底前途》和《现代青年的烦闷》等5文；并翻译《高尔基文学生涯四十周年》、《精神被威胁了》和《一个意想不到的美国》三篇。为《艺术旬刊》撰写《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文学对于外界现实底追求》等文章四篇；美术史讲座十一讲：世界文艺动态十八则；以“萼君”、“萼子”、“小青”等笔名译短诗五首；以“狂且”笔名译拉洛倏夫谷格言二十六则；以“疾风”笔名译斐列浦·苏卜《夏洛外传》十二章。 ⊙ ⊙ 1933年，所译《夏洛外传》全书付印，冠有《卷头语》及《译者序》。9月以“自己出版社”名义自费出版。9月母亲病故。坚决辞去美专职务。 ⊙ ⊙ 1934年，撰写所译罗曼·罗兰《弥盖朗琪罗传》的《译者弁言》。全书于次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又译Paul Hazard长文《今日之伦敦》，连载于《国际译报》1934年第6卷第5、6期。6月将在美专任教时编写的美术史讲义整理、补充为《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未发表），1985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6月《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为所译《托尔斯泰传》的代序。全书于次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半夜在印刷所看拼版，是为接触印刷出版事业之始。3个月后，以经济亏损而停刊”。 ⊙ ⊙ 1935年，3月应滕固之请，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编审科科长四个月。以笔名“傅汝霖”编译《各国文物保管法规汇编》一部。6月由该委员会出版。6月译《米勒》，作为序文刊于王济远选辑的《米勒素描集》（商务印书馆出版）。7月撰写所译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的《译者弁言》。全书于次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9月写《雨果的少年时代》一文，发表于12月出版的《中法大学月刊》第8卷第2期。12月为所译莫罗阿《恋爱与牺牲》撰写《译者序》。全书于次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 1936年，4月译毕莫罗阿《服尔德传》，写有《译者附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 1937年，所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冠有《译者献词》。7月应福建省教育厅之约，去福州为“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讲美术史大要。 ⊙ ⊙ 1941年，2月所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第2、3、4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卷冠有《译者弁言》。 ⊙ ⊙ 1942年，1月翻译英国罗素《幸福之路》，并撰写《译者并言》。该书于1947年1月由上海南国出版社出版。3月重译《贝多芬传》，并写《译者序》，以所撰《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作为附录。全书于1946年4月由上海骆驼书店出版。4月翻译法国杜哈曼《文明》。 ⊙ ⊙ 1944年，1月与裘柱常、顾飞、张菊生、叶玉甫、陈叔通、邓秋枚、高吹万、秦曼青等共同署名发起在沪举办“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并刊印《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和《黄宾虹画展特刊》，特刊上以笔名“移山”，撰写介绍黄宾虹绘画之《观画答客问》。2月翻译巴尔扎克《亚尔培·萨伐龙》，1946年5月由骆驼书店出版。4月以笔名“迅雨”写《论张爱玲小说》，对张爱玲创作的发展趋向提出了精当中肯的批评。文章刊于柯灵所编《万象》5月号。12月翻译巴尔扎克《高老头》。1946年8月由骆驼书店出版。 ⊙ ⊙ 1945年，9月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共出五期，因邮局扣发停刊。10月至次年5月分别以“疾风”、“迅雨”、“移山”、“风”、“雷”等笔名，为《新语》写文艺政治文章十六篇，翻译政论两篇；为《周报》写政论两篇；为《民主》写书评一篇；为《文汇报》写政论二篇。12月为柯灵主编的《周报》积极提供材料，出版《昆明血案实录》。 ⊙ ⊙ 1947年，“痛改”杜哈曼《文明》的译稿，并写《译者弁言》及《作者略传》。5月由南国出版社出版。4月翻译斯诺《美苏关系检讨》，生活书店以知识出版社名义刊印两百本。译者代序《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先连载于4月24、25日《文汇报》。7月写《所谓反美亲苏》一文，刊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第2卷第24期。 ⊙ ⊙ 1948年，受英国文化协会之托，翻译牛顿《英国绘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8月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译竣于庐山枯岭。由三联书店出版。 ⊙ ⊙ 1951年，译毕巴尔扎克《贝姨》，写有《译者弃言》。8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7月重译《高老头》。9月为《高老头》撰写《重译本序》。全书于10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2年，2月巴尔扎克《邦斯舅舅》译毕。5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9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1册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3年，2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2册出版。3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3册出版。6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4册出版。全书出齐。7月译毕梅里美《嘉尔曼》（附《高龙巴》）。9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4年，译毕巴尔扎克《夏倍上校》（附《奥诺丽纳》、《禁治产》）。3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8月北京召开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因放不下手头工作，未参加。所写长篇书面意见《关于整顿及改善文艺翻译工作的意见》，列为会议参考文件。8月译华服尔德《老实人》（附《天真汉》）。次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9月20日华东美术家协会为黄宾虹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开幕式座谈会上就国画与西画问题作一发言。 ⊙ ⊙ 1955年，2月译波兰杰维茨基《关于表达萧邦作品的一些感想》。3月译法国Camille Bellaique《莫扎特》中之一节《莫扎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灵魂》。4月译毕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次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5月译罗曼·罗兰《论莫扎特》。刊于《外国名作曲家研究》第2集。 ⊙ ⊙ 1956年，写《萧邦的少年时代》和《萧邦的壮年时代》。（未发表）。2月写关于知识分子文章三篇，发表于《人民日报》和《文汇报》。3月译毕服尔德《查第格》及其他七个短篇。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4月下旬参加政协视察团视察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于5月执笔写《第一阶段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报告》。6月去安徽参观合肥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执笔写出《政协上海市委安徽省建设事业参观团第一组总结报告》。7月为纪念莫扎特诞辰二百周年，写《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发表于同年《文艺报》第14期。 8月担任《文汇报》社外编委。11月所写《与傅聪谈音乐》一文，连载于《文汇报》。 12月写《评＜春种秋收＞》，载于次年《文艺月报》1月号。自本年至翌年7月撰写有关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文艺界出版界问题的文章十二篇，刊于《文汇报》。 ⊙ ⊙ 1957年元旦《文汇报》载所写短文《闲话新年》。5月写《翻译经验点滴》，载《文艺报》第10期。 ⊙ ⊙ 1958年，译毕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6月为所译《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撰写《译者序》。全书于 1978年9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译丹纳《艺术哲学》，至次年5月译毕；并撰写《译者序》，精选插图104幅。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59年，翻译巴尔扎克《搅水女人》。1月为《搅水女人》写《译者序》。全书于1962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月底抄录编译的《音乐笔记》，寄傅聪作学习参考。 ⊙ ⊙ 1961年，译毕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并撰《译者序》。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63年，因《高老头》拟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特在重译本基础上再次重改修订，并撰写《译者序》11页，译序于十年浩劫中失散。 ⊙ ⊙ 1964年，译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于8月改完誊清寄出，附有《译者序》，序文佚失于十年浩劫中。该书于1978年3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65年，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猫儿打球号》。此稿在十年浩劫中失散，迄今未找到。 ⊙ ⊙ 1966年，十年浩劫伊始，即惨遭迫害，在人格和尊严备受凌辱的情况下，与夫人朱梅馥愤而弃世。 ⊙ ⊙ 1979年，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隆重举行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郑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2 《傅雷家书》是将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写给儿子的书信编篡而成的一本集子，摘编了傅雷先生1954年至1966年6月的186封书信，最长的一封信长达七千多字。字里行间，充满了父亲对儿子的挚爱、期望，以及对国家和世界的高尚情感。 傅雷说，他给儿子写的信有好几种作用：一，讨论艺术；二，激发青年人的感想；三，训练傅聪的文笔和思想；四，做一面忠实的“镜子”。信中的内容，除了生活琐事之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灌输一个艺术家应有的高尚情操，让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爱子之情本是人之常情，而傅雷对傅聪的爱却没有沦为那种庸俗的温情脉脉，而是始终把道德与艺术放在第一位，把舐犊之情放在第二位。正如他对傅聪童年严格的管教，虽然不为常人所认同，但确乎出自他对儿子更为深沉的爱。可以说，傅雷夫妇作为中国父母的典范，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培养的两个孩子：傅聪——著名钢琴大师、傅敏——英语特级教师,是他们先做人、后成“家”,超脱小我,独立思考，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 该书由于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是写在纸上的家常话,因此如山间潺潺清泉，碧空中舒卷的白云，感情纯真、挚朴，令人动容。 该书是一本优秀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是素质教育的经典范本。这本书问世以来，对人们的道德、思想、情操、文化修养的启迪作用既深且远。《傅雷家书》获过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还被列为大型丛书《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及至目前，它在20多年间的发行量累计已达110万册，这足以证明其影响之大。《傅雷家书》是一本“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更是既平凡又典型的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写照。对我们学生来说,更值得一读。 3 傅聪，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生于上海一个充满艺术气氛和学术精神的家族，父亲傅雷为著名学者、艺术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傅聪童年时代断断续续的上过几年小学，主要在家由父亲督教。八岁半开始学钢琴，九岁师从意大利指挥家和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百器。一九四六年梅·百器去世后，基本上是自学，一九四七年就读上海大同附中。一九四八随父母迁居昆明，先后就读于昆明粤秀中学和云南大学外文系，中断了学琴。一九五一年只身返回早一年回到上海的父母身边，跟苏联籍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琴一年，因老师迁居加拿大，又迫不得已勤奋自学。一九五三年与上海交响乐队合作，弹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获得巨大成功。同年，在罗马尼亚布加斯特举办的《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钢琴比赛中获得第三名。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者、钢琴比赛中获第三名。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学者、钢琴教育家杰维茨基教授，并于一九五五年三月获《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一九五八年深秋以优异的成绩于华沙国立音乐学院提前毕业。一九五八年底，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迫移居英国伦敦。一九七九年四月，应邀回国参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八十年代，年年回国演出和讲学，一九八二年先后被聘为中央和上海两所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学颁发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一九五九年初，傅聪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首次登台，与著名指挥家朱利成功合作。自此傅聪的足迹遍布五大洲，只身驰聘于国际音乐舞台近五十余年，获得“钢琴诗人”之美名。已故德国作家、诗人、音乐学者、评论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撰文赞颂傅聪，称“从技法来看，傅聪的确表现得完美无瑕。较诸科尔托或鲁宾斯坦毫不逊色。但是我所吸到的不仅是完美的演奏，而是真正的萧邦。”回答者：F_MONKEY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3-9 18:19其实，我们身边的父亲也跟傅雷一样的平凡与伟大。我们的父亲也是经常为我们的生计，为了我们的学习，为了我们能上一个好的学校，为了我们能拥有好的成绩，使得自己的头发都白了，费尽了心血，这是真正的伟大，这才是真正的父亲！傅雷可以说是千千万万个父亲中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他的对子女的充满爱心的心理使得他的子女可以健康的成长
现在，大儿子傅凌霄在联合国卫生组织工作，刚结婚，我还没有抱上孙子，小儿子傅凌云在大学哲学系读博士 傅敏初中毕业的时候，跟父亲傅雷大吵了一场
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翻译作品共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琪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邦斯舅舅》《贝姨》《夏倍上校》《搅水女人》《于絮尔•弥罗埃》《都尔的本堂神甫》《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幻灭》等名著十五部；译作约五百万言。他的遗著《世界美术作二十讲》、《傅雷家书》等也深受读者喜爱，多次再版。傅雷先生为人坦荡，禀性刚毅，“文革”之初即受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与夫人朱梅馥双双愤而弃世，悲壮的走完了一生。 本书共分“印象、影像、影响、附录”四辑。“印象、影像、影响”三词，取其同音异声，简洁明快，却能把傅雷的世界概括扼要地呈现出来。第一辑“印象”包括各位名家如柯灵、楼适夷、杨绛、雷垣、刘抗、朔望等对故友的怀念，傅聪、傅敏昆仲对其先翁的追思，以及陈子善及叶永烈的文章。第二辑“影像”阐释傅雷各方面的贡献，涉及翻译成就、艺术哲学及音乐艺术观等。有关《家书》的文章，分别由楼适夷、黄苗子、叶永烈、林文月、刘再复等执笔；有关《译文集》及《全集》的文章，则由罗新璋及我本人所撰；庞熏、林臻、金梅、罗新璋讨论傅雷的艺术境界；赵志钧、史易堂描述傅雷与黄宾虹的忘年之交；刘靖之研究傅雷的音乐观；至于傅雷与巴尔扎克的神交，傅译巴尔扎克的艺术及傅雷译品的精髓等，则由罗新璋及本人分别阐述。第三辑“影响”，除了萧芳芳一文之外，编收了不少全新的文章，包括黄宗英、王师北的散文，宋学智、许钧、萧红及本人的长篇论文，张森根所撰的《傅敏与<傅雷家书>》与本人所撰的《赤子之心中国魂——我所认识的钢琴诗人傅聪》，以及江小燕的《我为什么替傅雷家属收骨灰？》。这一辑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傅雷弃世已经四十载，他的人格美、翻译观到底启发了多少人？什么人？他的译着译品到底如何影响了译途上的后进者？他的风骨与精神，对艺术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为人处世的认真与执着又如何体现在两位后人傅聪与傅敏身上？傅雷精神的当下意义又是什么？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各篇收编的文章中逐一剖析。第四辑“附录”，除了包括最新发现的傅雷函件之外，主要列出《傅雷年谱》及《傅雷主要译着年表》，这是由傅敏及罗新璋重新修订的，内容最为详尽完整。傅聪，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生于上海一个充满艺术气氛和学术精神的家族，父亲傅雷为著名学者、艺术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傅聪童年时代断断续续的上过几年小学，主要在家由父亲督教。八岁半开始学钢琴，九岁师从意大利指挥家和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百器。一九四六年梅·百器去世后，基本上是自学，一九四七年就读上海大同附中。一九四八随父母迁居昆明，先后就读于昆明粤秀中学和云南大学外文系，中断了学琴。一九五一年只身返回早一年回到上海的父母身边，跟苏联籍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琴一年，因老师迁居加拿大，又迫不得已勤奋自学。一九五三年与上海交响乐队合作，弹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获得巨大成功。同年，在罗马尼亚布加斯特举办的《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钢琴比赛中获得第三名。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者、钢琴比赛中获第三名。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学者、钢琴教育家杰维茨基教授，并于一九五五年三月获《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一九五八年深秋以优异的成绩于华沙国立音乐学院提前毕业。一九五八年底，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迫移居英国伦敦。一九七九年四月，应邀回国参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八十年代，年年回国演出和讲学，一九八二年先后被聘为中央和上海两所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学颁发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一九五九年初，傅聪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首次登台，与著名指挥家朱利成功合作。自此傅聪的足迹遍布五大洲，只身驰聘于国际音乐舞台近五十余年，获得“钢琴诗人”之美名。已故德国作家、诗人、音乐学者、评论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撰文赞颂傅聪，称“从技法来看，傅聪的确表现得完美无瑕。较诸科尔托或鲁宾斯坦毫不逊色。但是我所吸到的不仅是完美的演奏，而是真正的萧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