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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学《通报》发表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7 13:55:01

在汉学《通报》发表论文

从明成祖时的1405年,到成祖之孙宣德帝时的1424年,郑和七下西洋。其船队规模之大,人员(绝大多数为军人)力量之强,技术水平之高,航行范围之广,在当时都是空前的。[1]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然而,为什么气势恢宏的航海壮举却很快“随郑君之没以俱逝”,[2]没有形成前后相继的局面,没有使中国更加开放?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已有学者提出并回答过,但他们主要是从中国的思想文化、民众心理、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角度来分析的[3]。这种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因片面强调主观因素而略显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还有些学者尽管强调了经济、阶级等客观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而流于空泛。郑和的航海属于实践活动,而作为主体的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这正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目的实际上是利益的表现形式,是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判定结果,说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内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体的目的一定要与自身的利益相适应,正确地反映利益。这样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分析就由对目的的分析转化成对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笔者尝试使用演绎法,以政治学理论中有关利益的阐释为大前提,以历史材料为小前提,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一、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利益的阐释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一般既包括哲学伦理学含义又包括经济物质含义。利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利益总是人的或由人组成的组织、集体的利益,没有人根本谈不上利益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体必须要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是有意识的,人的需要除了随人的生理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而变化以外,又随人的意识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又具有主观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显著区别。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按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层次,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它们以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两个需要客体为表现形式,其中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仅有需要不行,关键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本质上是人们以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而“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7]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它直接影响着其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化,而且还支配着用以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客观地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具体而言,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这样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产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们的需要完成了社会转化、客观化,从而利益产生了。因此,“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8] “利益既是一个物质范畴,也是一个关系范畴,具有社会性。”[9]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10]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联系,即只有与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成利益。实现了的利益便会转化成手段,并使主体产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满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会关系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它的界定却具有主观性,对利益的判定结果或者说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体的目的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它以客观利益为中介与生产方式产生联系。目的只有正确地反映利益才能实现并扩大利益,继而产生新的目的、新的实践,形成循环,否则就会妨害利益,导致原有目的的改变或取消。这样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确反映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否与利益一致。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比较典型的观点有:寻找被明成祖篡夺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2];“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13] “通好它国,怀柔远人”[14];“谋求内外稳定”[15];联合他国围堵帖木儿[16];经济目的说;[17]另外还有满足统治者对奇珍异宝的需求,加强文化交流等说法。综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踪迹建文帝之说,略显牵强,有点高估被公认为“仁柔少断”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这个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实,“这种说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怀疑之言”[18]。“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说,实际上是把实现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明史》云:‘……(郑和船队)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藩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19]而“谋求内外稳定”义同“巩固政权”,是万能的说法,当然有一定正确性,但太过笼统。郑和航海远达非洲,因此围堵帖木儿说也缺乏说服力。而至于经济目的说,搜寻奇珍异宝说,加强文化交流说等,则是把主观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观结果、产生的副产品同目的等同起来了。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体而言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扩大封贡体系,形成“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宏伟局面,说得委婉一点就是“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通好它国,怀柔远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启超所说:“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20]建立封贡体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需要。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领先、历久不衰,华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在对待异族它邦上,则具体表现为“华夏中心意识,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21]华夏中心意识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两层含义。中国为尊的居高临下心态以及华夷一统,“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统观念自然就成了这种“华夏中心意识”的必然逻辑结果,“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天下共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因为人们视此为衡量一个王朝是否强盛的标志。封贡体系(又称朝贡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观意识支配下,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儒家礼治思想,以及由之决定的“柔远存抚”、“厚往薄来”为工具或原则而产生的客观结果。历史上中原华夏政权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战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鲜见,最明显的例子是蒙古统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元朝的统治者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对待朝贡国上,以武力取代怀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转而进行压服,不时干涉其内政,而且“蒙古统治者尤重朝贡的物质利益”,“朝贡制度较以往更具君臣主从关系的实际内涵,朝贡的礼仪性降到次要地位”。[22]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对封建传统一仍其旧,将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极致并恢复、发展了因元朝灭亡而中断的宗藩关系,完善了封贡体系,使其手续更加缜密,组织管理更为严格。但“洪武末年,多数海外国家已久不来贡,与明廷十分疏远了”。[23]通过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政权的明成祖新登宝座时,“前来朝贺的只有朝鲜等少数国家的使臣”[24]。因此,为了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巩固其统治地位,他对封贡体系较之其父更是情有独钟,“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锐意通四夷’,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25]郑和下西洋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亚、非诸国,招徕各国使臣入贡,开拓贡使贸易。宦官郑和几次出使。”[26] “郑和携带成祖诏谕诸国的敕书,去各国开读,并持有颁赐各国王的敕诰和王印。”[27]明成祖御临的明朝宫廷宴会上曾响起这样的歌声:“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朝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28]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拓展封贡体系。

李仲谨,教授:1946年生,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陕西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博士生导师(天然高分子材料改性及环境科学方向),化学与化工学院教授、学科带头人,校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无机及分析化学教研室主任,陕西省化学学会无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计量学会热工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于天然高分子材料的改性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05年“淀粉球降解机理及量化降解可控性的研究”,担任主要负责人,项目经费26万。 主持淀粉微球的合成及应用、明胶微胶囊、骨胶粘合剂的改性、新型改良保水剂等,其项目曾多次获得省、市教育厅的支持,并主持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完成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主持负责完成“十五攻关黄土高原沟壑部抗逆减灾发展模式与技术农业部子项目”。 主持完成的“元宝枫丰产栽培及产业化研究” 1998年获陕西省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2001.3列入“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林业项目重大成果,2006年主持完成的“玉米淀粉微球合成技术条件及其产业化”和“天然环保型胶粘剂-该性骨胶”先后通过鉴定,被评为国内领先和国际领先。其中“玉米淀粉微球合成技术条件及其产业化”已经获得省教育厅二等奖。出版《无机精细化学品》、《高分子科学实验方法》、《包装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包装材料》、《电子精细化学品》、《精选实用化工产品300例》、《小化工产品配方与工艺》等专著八部;在《科学通报》、《高等学校化学学报》等刊物发表科研论文200余篇,近几年内SCI收录10篇,先后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5项,成功获批10项。土壤改良型保水剂的合成方法(03114579.5)、 强抗水复合保温材料(94100855.X)、 淀粉微球的合成方法(02139572.1)、 一种速干型玉米淀粉粘合剂的制备方法(200310105824.7)、 骨胶改性粘合剂的制备方法(200310118978.X)、一种高稳定性粘合剂的制备方法(200410073161.X)、一种环保骨胶胶粘剂的制备方法(200510041728.X)、一种造纸黑液改性驱油剂(200510096452.5)、一种环保型保水剂的制备方法(200510096414.X) 等。

法国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颇丰,人才辈出。本文从中选择几本较新的著作做一介绍,其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缘起、过程和影响等作了独到的分析。 一 法国汉学界早期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其实,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始终是海外汉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曾3次(第4、6和7次)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1416—1451年),曾先后被英国的米尔斯(J·V·G·Mills)全文译作英文①。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年)②、荷兰戴闻达(J·J·L·Duyvendak, 1889—1954年)③ 和美国的柔克义(W·W·Rockhill, 1854—1914年)④ 等人作了节译。曾经3次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明航海家费信的《星槎胜览》(1436年)已先后由柔克义、伯希和及福嘉第(G·Foceardi)⑤、戴闻达等著名学者部分翻译。曾于宣德五年(1430年)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也由伯希和与柔克义作了简单辑录译注。伯希和与戴闻达还从《明史》与《明实录》中辑录了有关郑和航海的资料。在伯希和、方殿华(Louis Gaillard)⑥ 和布尔斯坦(Daniel Boorstin)⑦ 等人的多种著作中,都曾广泛地研究过郑和航海的资料。明人罗懋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已由戴闻达节译。米尔斯介绍过明人郭钰订的《武备志》中的一幅详细的郑和航海图。伯希和与米尔斯还翻译过有关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明人祝允明著《前闻记·下西洋》条的内容。这些中文原始资料的辑录与译注,大大方便和促进了西方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早期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汉学家是伯希和。他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泰斗,而且还被奉为“超级东方学家”。伯希和发迹于当时设在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得益于1906—1908年的西域探险,成名于法兰西学院于1909年为他专设的“西域历史、语言和考古讲座”。他发表的大量汉学书评,完全是借助了他长期出任西方最早的汉学刊物《通报》(T' oung Pao,创刊于1890年,伯氏于1925—1935年任法方主编)的阵地。 伯希和于191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书评⑧,1933年于《通报》中发表了《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冯承钧先生的中译本译作《郑和下西洋》)⑨,1935年又于《通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及其航海的补充札记》⑩,1936年又于同一杂志中发表了《再论郑和下西洋》(11) 等著名论文。 伯希和有关郑和的主要著作,也是海外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奠基性著作,便是其《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一书。 全书共分4部分。其中第1部分对马欢所著《瀛涯胜览》的版本变迁作了探讨。其第2部分对费信所著《星槎胜览》的版本沿革、郑和七下西洋时分别所至国家、时间、船舶均作了考证。他对于郑和航海中的地名之考证,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其第3部分对明人巩珍《西洋番国志》中有关西洋各国的地名与《瀛涯胜览》和《明史》等书的记载作了比较。可惜,伯希和当时未曾读到过该书。第4部分对明人黄省曾所著《西洋朝贡典录》的版本演变、西洋各国的历史、物产、物品、习俗等作了详细考证。第5部分是对《明史·郑和传》的译注本。 伯希和的论著已有70年的历史了,但它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伯希和此著,乃西方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先驱性著作。 二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新著《启蒙之龙》 沉寂多年之后,法国德·拉图尔(de La Tour)造船厂的一名退休海军工程师多米尼克·勒列夫尔(Dominique Lelièvre)先生,客串出版了一本《启蒙之龙,15世纪初叶明朝的远航》(12)。这部400多页的洋洋大观的法文版书,是一部研究郑和航海的新论著。作者认为大航海家郑和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郑和在中国就如同哥伦布在欧洲一样名震遐迩。作者将中国在15世纪的海上远航置于其经济背景中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明朝初期的辉煌。书中首先讲到了在中国航道网络中游弋的中国船队之高超技术和庞大数量,直到永乐皇帝从1405年起发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上远航。100多米长的宝船,在30多年间往返于“西洋”30余国。同样也信仰佛教的穆斯林宦官郑和,率近3万之众的一支船队,为中国和世界航海史立下了不朽功业。郑和在7次下西洋期间,记述了其旅行的细节、各停泊口岸的习俗以及穆斯林和佛教城市。它成了衡量明王朝为维持世界秩序而对西洋各国所采取政策的一次宝贵机会。当时中国以其大吨位的宝船和广泛的外交、商贸网络,使几乎整个亚洲都奉行了向中国朝贡的政策,从而保证了明朝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权。中国皇帝受命于天而统治于地,皇恩浩荡地向藩部赐礼和封册。从尼泊尔到朝鲜、从萨玛尔罕到婆罗洲,众多国家都纷纷向大明天子朝拜。但郑和于1434年逝世时,欧洲贪婪发现新大陆的先驱——葡萄牙人便绕过了西撒哈拉海岸的博哈多尔角(Le Cap Bajador)。15世纪末,欧洲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海洋征服。中国却由于其制度的僵化和受具体环境的阻碍,坐失了此后5个世纪参与国际贸易交流的良机。 全书共分11章:中国海洋中的财富、明王朝的开国、郑和的远航、从南京到古里(Calicut)、战胜与说服西洋诸国、西洋与穆斯林地区、大建筑家永乐、7次下西洋的结束、明代大航海的衰落。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当时西方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诞生。贵族、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探险、征服与殖民化,货币扩大了其控制权,打乱了旧有关系,最终结束了封建制度,成了控制商品与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却在千方百计地巩固其封建制度,中国哲学仍在主张“养性”和“修身”。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也就是失去了强国富民的根本。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先生指出,自15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刚从中世纪的黑暗中摆脱出来,而新近恢复活力的中国,又重新复苏了一种长时间内受到遏制的航海志向。中国自1405年起,便发起了其历史上最大的7次海上远航,其船队在30多年中游弋于“西洋”之中。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中国这样一个敢于进取的国家旗鼓相当。中华帝国演出了一场大舞台的“外交巴蕾”,并且使整个亚洲都卷入了其舞蹈步法中。但在1435年,就在葡萄牙的亨利王子(Henry le navigateur, 1394—1460年)考察非洲海岸的时候,中国的最后一位“航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晏驾了。航海家亨利王子于1415年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Ceuta),于1418年左右发现了马德拉附近的圣港(Port Saint)以及马德拉岛(Madera),他由于受元代赴中国与东方旅行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于是便派船队于1434年绕过了博哈多尔角(Le Cap Bojador),此后又发现了亚速尔(Azores)群岛和加那利(Canary)群岛。1445年,他的一只船到达塞内加尔河,于次年又驶至冈比亚河。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年)前后4次远航,发现了西印度群岛,也就是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Vosco da Gama, 1460—1524年)3次东航,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并最后客死于科钦(1497—1524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年)绕过南美并横渡太平洋,环世界航行并确定大地为一圆形球体,成了第一个从东向西横渡太平洋的人(1505—1521年)。但欧洲人的大航海比郑和晚近一个世纪。当时,世界的命运部分地取决于海上的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中国的非专业的史学家们都知道这一切,而且许多历史地图集和百科全书性著作也都作过记述。郑和下西洋的许多事实,要比葡萄牙人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情节,更容易证实得多。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有明代的官方报告(《明史》与《明实录》)、出自帆船上乘客的描述(马欢、费信和巩珍)、在中国和锡兰发现的石刻资料、第二手的地图、演义小说等。有一部也门的编年史,也证实了中国船队曾于这个时代到达过阿拉伯世界(13)。葡萄牙船队却缺乏如此丰富的旁证材料,只有当事人的孤证。但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问题上,也如同在葡萄牙船队的问题上一样,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其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尚有许多考证工作,有待于学术界去作。 法国汉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年)于1941年在《草原帝国》中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海上的爱好”(14)。但是,中国人可能很早就越过了非洲并发现美洲。中国人于欧洲人之前发现澳洲,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中国人很早就很熟悉并经常来往于东南亚的岛屿之间,从苏门答腊经爪哇和婆罗洲而到达菲律宾群岛。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摩鹿加(Moluques,马鲁古群岛)和帝汶岛(Timor)。帝汶岛位于澳洲北部的梅尔维尔群岛(Melville),距达尔文要塞(Fort Darwin)只有数链(encablure,每链约合200米)的航程。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人曾访问过澳洲大岛的海岸,当然不一定是郑和船队的人。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曾经到达过美洲大陆。事实证明,中国有一种非常显著的海上航行的早熟性。中国的这种航海早熟性或其先进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工艺技术方面涉及到了从造船术到航行技术诸多领域。中国人在罗盘、轴心舵、三角帆、水密舱、浮锚、桨橹、拆卸舵与折叠帆等方面,都远远走在前列。这种先进性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长期发展结果。中国的“南方”应该主要是指其以长江为中心的中东部以及沿海城市。中国的经济中心于明代之前就已经南移了,虽然其政治中心在北方。 中国没有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包括在内)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那种地中海地区的航海熔炉。但西方也没有中国那些与印度、印尼、南洋群岛、波斯、阿拉伯世界和东非很早就联系起来的南方海岸。中国的这种人口、物质和技术优势的古老结合,只会促进他们航海技术的发明、发展与多样化。这正如欧洲的南北接触、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流,促生了更有效的航行新技术一般,也正如葡萄牙船队正是两桅或三桅高舷帆船(Kogge)与大帆船(nef)的混血女一般,海上交流必然会促进航海业的发展。 总之,中国很早就曾认真地面对海上冒险,并为此作过各方面的准备。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需求。 到了明永乐时代(1403—1425年),中华帝国又逐渐开始恢复宋元时代开通的与海外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中国的对外关系,才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转化。外国或番邦的使节、官吏和国王,不断地涌向南京和北京。虽然瘸子帖木儿(Tamerlan)曾囚禁过中国皇帝的使节,并且在撒马尔罕当着卡斯蒂利亚人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的面而侮辱他,但中国使节在其他地方却受到了友好接待。俞士吉于1402年出使朝鲜。明王朝还派出了许多使节出使外国及其番部——乌思藏、女真、蒙古、吐鲁番、哈密等。日本的统治者也向明朝进表称臣,而日本本来是一个唯恐失去其主权独立的傲慢国家。1403年,安南向明朝遣使,请求对黎朝册封。许多非常遥远的地区,诸如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古里(Calicut)、科罗曼德尔群岛海岸上的“西洋琐里”(Chola)等,都遣使恭贺朱棣登基,继承大统。曾被伯希和考证为“琐里国王”的“西洋”国王,早在洪武年间(1370年秋)便向明帝遣使奉礼,成祖曾颁即位诏于西洋琐里。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遣闻良辅和宁善使西洋琐里,他们同时还于1403年出使爪哇国,于1404年出使苏门答刺。在1403年,成祖复命中官马彬往使,西洋琐里国王亦遣使南京作答。东南亚所有这些国家(爪哇、苏门答刺、西洋琐里和古里)的使节,都是乘中国帆船前往南京的。例如,当明使Sun Xuan自浡林邦(Palembang)归国时,便携当地国王的儿子同行。明王朝还曾向暹罗遣使。1403年,满者伯夷(Majapahit,爪哇)的一个使团与琉球的一个使团到达中国。1405年,由忽鲁谟厮的“锁鲁檀”(Ezz-ud-din,君主)遣某一位马拉子出使中国。这一切都使永乐皇帝名扬四海。明王朝以在南京接待浡泥(Bornéo,婆罗洲)国王而圆满结束了这些外交使团的努力,而洪武帝却从未能最终说服该国王向明王朝纳贡。浡泥王决定放弃满者伯夷并不再向该国纳贡了。浡泥王是第一位入华朝天子的外国国王。尽管浡泥王为一小邦王子,在中国却受到极其热烈的接待。当浡泥王子于1408年在中国暴卒时,又由明政府在南京隆重安葬。 所以,在郑和之前,便有不少中国人走出国门,也有不少外国人进入中国。这应该是郑和远航的必要条件和历史背景。 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船队下西洋,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冒险。在近30年间(1405—1433年),共有近3万军人,乘长达100多米的大帆船,他们先后到达印度海岸、南阿拉伯沿海和东非海岸。 作者根据南京刘家港和福建海岸发现的两通天妃宫石刻,而详细列举了郑和7次下西洋的时间、所到地点和成果。作者对于郑和和宝船的大小、人员、编组方式作了详细研究。他认为郑和船队与当时和稍后的欧洲船队,没有任何可比之处,要先进得多。葡萄牙人的远征最早使用的是小驳船,与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es)于1434年为绕过博哈多尔角而乘的船属于同一类型。葡船不及30吨的登记吨位,拥有双桅,区区20—30米长。其帆一般为三角形,由于鼓风的原因而被称为“圆帆”。其甲板也仅仅能供人行走,并用于保护商品不受海水损坏而已。那些固定在船头和船尾的帆布可以保护20多名船组人员。除了某些在港口操作的桨之外,船上一般不配备任何桨手座。驶过博哈多尔角之后,葡萄牙古帆船(barinel)和驳船(barca)成了葡国官方史学家苏拉拉(Zurara)经常提到的出洋船舶,而直到1440年前后,轻快帆船(caravelle)才被人广泛接受。古帆船是配桨的,肯定比小驳船稍微先进一些,更善于在航途中前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入河湾,以对河流沿岸进行考察。其吨位不超过50吨。郑和的船应该比这些葡船更先进许多,尽管其时代更早。 对于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建文帝一说,作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即使建文帝隐匿下来了,中国也没有必要派遣如此庞大的船队,以如此之多的人马,航行如此之远的路程,访问如此之多的国家。根据中国当时的实力,完全有能力从事秘密调查、派遣间谍或请求当地那些忠于明王朝的统治者给予协助。明王朝的特务机构很发达,当时已初具朝贡网络系统。因为郑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即使建文帝尚在人间的话,也只会隐匿得更严密,逃亡得更遥远。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最多也是一种借口,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原因。 反击倭寇,也不是郑和海上远征的主要原因。倭寇于永乐初年非常猖狂,不断对中国沿海发动袭击,但以宝船在海上远征,是不适宜完成抗倭使命的。况且,中国沿海有专门设备和防御工事来抗倭,根本用不着派宝船出洋抗倭。 至于发动征服或吞并土地,那也绝不是郑和船队的目的。郑和宝船中确有骑兵、火药、弓弩和当时最“现代化”的甲胄,但郑和只在出于外交或治安需要的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动用武力,他从不动用这一切以强行占地夺产。 郑和远航也根本谈不到传播中国的意识形态或传播宗教的问题。因为中国当时并不追求使“西洋”居民接受某种宗教的归化,或者是接受某种哲学的支配。郑和本人是穆斯林,有释道信徒们陪同他。船队中的官吏们,大多数都是受儒教培育出来的。郑和出访的是伊斯兰教和佛教国家,但他所宣扬的应为儒家文化。 所以,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既不是入侵,也不是宗教归化,更不是劫财夺宝,夺占土地更不可能了。 至于贸易,郑和船队所从事的是国家的统制贸易,当时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始终是受禁的,至少也是严加管制的。永乐所开创的不是一个贸易时代,而是一个对外交和贸易严加控制的时代。他基本上继承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外国人不信任的态度。外国人受中国官府的严密监视,而且中国商人也接受对其货物和人员的仔细清查。永乐还严禁中国人乘船私自出海。但这些条例从未被严格执行过。朝廷对于可以使某些家庭或某些宦官致富的各种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家垄断了整个贸易的权力,同样也垄断了某些重点出口商品,如盐巴、茶叶、瓷器、丝绸和金属。国家同样也垄断了马匹和明显的战略物质的进口。这些垄断的宽松程度,根据不同时代而各有所异。中国政府介入了从生产经过运输而到分配的整个过程。总而言之,郑和远航具有除了贸易之外的另一种目的——加强朝贡贸易制度。 对于郑和远航中的朝贡与外交的关系,作者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中华帝国的天子自认为身居大地中央。中国中心论的思想与皇帝对大地的统治权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中华帝国和其他胡人或蛮夷人、藩部和遥远的朝贡国。中国历史上的“胡人”受城市文明(粮仓和产业)的吸引,不断如同潮水般地涌向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辽阔领土。但中国中原王朝仍以其统一国家和以定居民为主体的政权来对抗胡人的侵边,以谷物和稻米食物来对抗奶肉食品,以社会等级稳定的制度来对抗动乱与战争。所谓“藩部”,即中国周边的汉文化近邻——安南、日本、朝鲜。这些国家均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向佛教和儒教开放、与中国分享其文字和定居生活。中国变成了东亚的一种文化标识或模式,完全如同希腊和罗马在西方的地位一样。明王朝对这些国家基本上执行了不干涉政策,只要求它们向天朝定期纳贡,取消了这些国家商品进入中国的关税。总而言之,区区一点国际贸易,与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中国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一部分外国向它纳贡,它又作为礼物而赏赐其他国家。明初在一段时间内,又回归到了古代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认为国际贸易行为是滋生动乱的策源因素,商人与经商是动摇祖宗业绩的祸首。 洪武帝曾派出了许多使团,去向亚洲国宣布他开国登基的喜讯。虽然也有许多外使到达南京,但很快就冷落下来了。永乐发动了新的外交攻势,但仍将朝贡政策作为国际交流的基本框架。永乐依照中国一种具有古老传统的哲学行事,那就是皇帝受天命而负责维持社会的和谐。中国对于其藩部至少是有些象征性的义务:维持所有人之间的“太平”。中国皇帝让那些小国跻身于文明国家大家庭之列,提高这些国王们于其国内的威望,使他们能真正接触中国文化,从而为他们打开了与中华帝国从事贸易的大门。由于这些原因,遥远的古里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国王,很快就非常自愿地接受了这种“藩属”地位,他们不用中国发出要求便会非常乐意地向中国皇帝纳贡,甚至还会催促天朝政府接受交纳贡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纳贡是对天子尊重的证据。但它事实上也是一种贸易,因为中国皇帝必须以重礼相赏,甚至还赏赐银票。

论文发表在普通学报

根据学科方向,选择相对应的学术核心期刊来分等级。在一般专业学术性期刊上发表的讠仑文;被收录在具有“ISBN”书号的国内专业会议讠仑文集的学术讠仑文

学报一般都是比较难发上去的,可以说比较高级别的核心期刊了,望采纳!!回答您满意吗?。资料慢慢享用 。

1.现在学术的都是需要花钱上了。而一般的报纸杂志都是您的东西得到这些报纸杂志的认可,被录用后,会有一定的稿费。 1. 学术论文一般都是评职称用的;普通报纸杂志上有文章发表可能对那些职称啥的也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评职称什么的基本都需要一些学术性质的论文。3.普通报纸杂志是在大众社会普遍流传,而学术论文其实就是在一定的圈子内流传。很多人会买报纸杂志回家看,学术论文大概只有需要的人才会去理解和走进。(*^__^*) 嘻嘻……。个人观点。

要看你发表的学报的级别,可以对照北大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查询你所发学报是否在核心期刊上,一般我们评职称所说的核心期刊目录就是指它。不在核心期刊目录,就只能算公开发行出版了,一般评职称只能算最低档,不过也有特例,有些大学为支持自己大学的学报,也是为了鼓励教师给自己学报投稿,往往对自己学报发表的文章给与特殊照顾,再评职称打分时按照核心期刊对待!

在数学通报发表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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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权威的就是发表在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所收录的中国期刊上,很多大学都以此为标准评定科研实力。这些期刊中关于数学的有这些: 按照如下格式列出: 刊名 刊期 ISSN 影响 因子1.CHINESE SCIENCE BULLETIN《科学通报》(英文版) Semimonthly 1001-6538 0.593 CHINA SCI2.SCIENCE IN CHINA SERIES A-MATHEMATICS《中国科学A辑》(英文版) Bimonthly 1006-9283 0.247 CHINA SCI3.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ENGLISH EDITION《应用数学和力学》(英文版) Monthly 0253-4827 0.251 CHINA SCI-E4.CHINESE ANNALS OF MATHEMATICS SERIES B《数学年刊B辑》(英文版) Quarterly 0252-9599 0.343 CHINA SCI-E5.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文版) Bimonthly 1000-9000 0.140 CHINA SCI-E6.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北京科技大学学报》(英文版) Bimonthly 1005-8850 0.437 CHINA SCI-E其实像北大学报等都是发表论文的好地方,你可以投一下稿。祝你成功!

1923年2月,周毓麟出生在一个职员家庭里。他父亲周世铭是钱庄职员,母亲王梅荣是知书识字的家庭妇女,他从小受到父母亲很深的影响。母亲操持家务,养育子女,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经常教育小毓麟为人要正直诚实,要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母亲的言教和躬行铭刻在他的心上,成为他一生的做人之道。他父亲在钱庄终日与算盘、数字打交道,闲暇时与家人在一起,总爱出一些有趣的算术题考考儿女们。有一次父亲出了一道两个个位数相加的题,让才两岁多的小毓麟回答,因为得数要进位,小毓麟把一双小手的指头掰了又掰,总觉得十个指头不够用,着急地叫起来:“谁借我几个指头?”引得一阵哄堂大笑。就是在这种寓教于乐的气氛中,小毓麟开始与数学打交道,从小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小学,他迷上了鸡兔同笼之类的算术难题,到中学他又迷上了平面几何。越是难证明的几何难题越让他着迷,常常为寻求多种证法而冥思苦索,每当找到一种新的证法,他都获得一种探索成功的快乐。就是凭着这股执著的劲头,只是一名中学生的他竟然发现了平面几何中的连环定理,并把其中最简单的情形写成文章,发表在《数学通报》上,第一次显露了他的数学才华。临近高中毕业时,周毓麟做好了报考数学专业的打算。他的一位好朋友劝他说:“研究数学作为业余爱好可以,作为职业是不可取的,将来只能坐冷板凳,当个穷教师。”可是周毓麟认准了数学是一门最基础的学科,几乎每一门自然科学都需要它,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1941年,周毓麟如愿以偿,考取了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在大学四年里,他发愤苦读,不仅学完了数学系的全部课程,而且学完了物理系的全部课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1945年周毓麟大学毕业,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国民党当局忙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劫收”大员在上海滩演出了一出出闹剧。局势混乱,就业困难,周毓麟一跨出大学校门就面临着严峻的现实。后来经人介绍,他去了南京,在南京临时大学数理系补习班当助教。1946年五六月间,学校解散,周毓麟又回到了上海。今后的路怎么走?周毓麟陷入了沉思。他想去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继续深造。打听的结果,数学所不招收研究生,但他意外地获悉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教授正在那里讲课,他可以去旁听,就是旁听也是机会难得呀,他立刻做出了决定。就这样,从1946年秋到那年年底,周毓麟一直在数学所旁听陈省身教授讲课。陈省身是国际知名的数学家,当时听他讲课的吴文俊、马良、张素诚、叶彦谦等人,后来也都成为有名的数学家。周毓麟每次听课都全神贯注,终于引起了陈省身的注意。一次,陈省身与周毓麟在楼道上相遇,他关心地问周毓麟:“我讲课你能听懂吗?”周毓麟回答说听得懂,陈省身又仔细询问了他在大学的学习情况。后来,陈省身竟然破格让这位旁听生留在数学所工作,在他的指导下从事拓朴学研究。周毓麟凭着自己不懈的追求和努力,终于走上了数学研究的道路,而且不久就做出了出色的成果,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 解放后,周毓麟先后调到清华大学数学系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工作,这期间他一直从事拓朴学研究,他发表的拓朴学论文受到华罗庚、段学复等数学界前辈的称赞。1954年,周毓麟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并选择自己完全陌生但国家急需的偏微分方程理论作为自己的专业。周毓麟到苏联后,在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读研究生,他的导师是国际著名的女数学家奥列尼克。奥列尼克和他一起制订了详细的学习和考试计划。学习非常紧张,差不多两三个月就要学习和考试一门课程。奥列尼克是第一次带中国留学生,中国学生能否适应这样紧张的学习,她有些不放心。第一次考试前,她提前一周就来询问周毓麟的准备情况,结果考得很好。在另一次考试中,周毓麟被一道证明题难住了,思考很久,找不到解题的方法。后来,他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了老本行,结果用拓朴学的原理证明了它。证法新颖独特,大大出乎主考老师的意料。渐渐地,奥列尼克和其他苏联老师都对这位刻苦勤奋而又很有才华的中国学生刮目相看了。而这位中国学生果然也身手不凡,先后写出了几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发表在苏联的一流学术刊物上。他在拟线性抛物型方程研究中取得优异成绩,由此获得了苏联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他的学位论文也被评为优秀学术论文。他和导师奥列尼克合作发表的关于渗流方程的论文,被公认为具有开创性的经典型的工作。长期以来国际上在这方面的大量研究,都是沿着这篇论文的框架进行的,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它仍被数学家们不断引用。周毓麟为祖国填补了偏微分方程理论的空白,也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撤走了专家,中止了对中国的援助项目。刚刚起步的中国核武器研究也不得不停止了。为了国防建设的紧急需要,党中央决定,从全国各地调集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组建自己的核武器研究队伍。这时,周毓麟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也在被调集的科学家之列。系领导找他谈话,他二话没说,当天下午就到新单位——核工业部第九研究所报到。周毓麟又一次为了祖国的需要,在一个崭新的领域内开始了新的征程。为了保密的需要,周毓麟的名字从那时起突然在数学界消失了。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和其他参加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一样,默默无闻地为中国的核武器事业而辛勤工作。组织上派周毓麟主管流体力学和数值模拟的工作。他在紧张组建科研队伍之余,抓紧时间从头学习了有关理论,很快就使研究工作开展起来。他和别的科学家一起组织了核武器研制中关键性的“九次计算”。他提出了多种具有实际使用价值的数值模拟方法。他对研制用于核武器研究的电子计算机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和理论分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研制成功,是一批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群策群力的结果。周毓麟在其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作为主要参加者之一获得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78年,周毓麟当年的恩师、著名美籍数学家陈省身教授来中国讲学,在与中国数学家座谈时,谈到由于“文革”的耽误等因素,中国的偏微分方程理论研究与西方有较大差距,希望中国数学字以加强偏微分方程理论的研究为突破口,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使中国在21世纪成为数学大国。老师的一席话使周毓麟心中思绪万千。他坚信中国人在偏微分方程研究中能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但这需要中国的数学家努力奋斗啊!自己是新中国学习偏微分方程理论的第一个留学生,在这方面为祖国作贡献责无旁贷!他决定第三次改变研究方向,重新开始自己搁置了将近20年的偏微分方程研究。这时候他虽然已步入老年,但为事业拼搏的精神丝毫不减当年。将近20年实际工作的经历为他打下了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他重新开始了偏微分方程理论的研究。从1980年到1987年,他发表了50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1982年在长春召开的DD3国际双微会议和1986年在天津召开的DD7国际双微会议上,周毓麟都作了最新学术研究的报告,引起与会各国数学家的极大兴趣。1987年,他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花点钱啊,可以发论文的地方多呢,大学校园里贴满了广告,不是投了就一定会收,但是花了钱就是很快的了,呵呵~~~

在安徽农学通报发表论文

这个刊物应该是可以的 刊名:《人文社科论坛》 英文名: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Forum 主管:北京人文社科研究院 主办:人文社科论坛杂志社 国内统一刊号:CN 43-1519/N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290-2598 邮发代号:8-519 出版:中国计量出版社 创刊年:1996年 本开:大16开 语种:中文 刊期:月刊 发行总代理:中国报刊发行局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信箱: 定价:10.00元(RMB)每期 订阅:邮局订阅 补充说明:凡在《人文社科论坛》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作者,杂志出刊后即赠1册样刊!

看发的是什么级别的期刊。建议还是先写好了文章,再去选择期刊。

先写好题目再找到合适的发几率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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