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寿广发表论文

现任院长为蒋国平，接替姚寿广蒋国平履历简介1997年加入南邮电子工程系，任讲师，1999年6月晋升副教授，同年底被评为硕士生导师，2003年破格晋升教授，2006年3月被评为博士生导师。1998年被评为"江苏省'青蓝工程'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2002年被评为"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2001年、2002年、2005年，三次应邀访问香港城市大学电子工程系，任研究员；2003年应邀访问"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数学与计算机学院"，任访问教授。近年来，主持完成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8项，在研3项，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SCI收录20篇，EI收录30篇。2009年8月31日上午，省委组织部干部五处调研员陈东伟同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长（2019年9月）是谢永华。

谢永华，男，1976年12月生，汉族，江苏靖江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教授，200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2年7月参加工作。硕士生导师，江苏省青蓝工程骨干教师。

现任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扩展资料

谢永华人物经历：

2006年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专业，获工学博士学位。

2006.10至2007.10由江苏省政府公派至德国Freiburg大学计算机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2008.2至2010.6受校中青年骨干教师海外博士后项目资助至爱尔兰Waterford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并被聘为兼职教授和硕士生导师。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现任领导：

党委书记：吴学敏

党委副书记、校长：谢永华

党委副书记：苏小冬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于林惠

党委委员、副校长：霍雄飞

党委委员、副校长：朱建国

党委委员、副校长：崔新明

参考资料来源：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网-现任领导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谢永华

徐寿发表论文

说的是徐寿，徐寿年少时候家里很穷，没有参加考试，后来他看到了晚清的状况，觉得应该为国家做点什么，就去学校物理等各种知识，造出了第一台蒸汽机。

不得不说徐寿所表现出的博学、天赋、热情，以及他的开挂人生，就仿佛穿越者一般，冷静而强力的支撑着那个时代。

如果徐寿晚生一两百年，生活在当代，有各类教材引领，以他强绝人类的天赋，在物理、化学领域，或许会成为光辉闪耀的一代大师，他的名字将与李政道、杨振宁、崔琦等人并列。甚至于，现如今最神秘的生命科学、最有前途的人工智能领域，或许也将会由他打开关键缺口。

为求得七色光，他曾用水晶图章磨成三角形验之；为明白枪弹之行的抛物线，还设立远近多靶以测之……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能工巧匠而言，有了科普读物就能助其学用结合、技艺大进。据记载，徐寿曾制作指南针、象限仪、自鸣钟，甚至还仿铸墨西哥银圆。一下子，“鲁班再世”的声名传遍城乡。

不得不说徐寿所表现出的博学、天赋、热情，以及他的开挂人生，就仿佛穿越者一般，冷静而强力的支撑着那个时代。

如果徐寿晚生一两百年，生活在当代，有各类教材引领，以他强绝人类的天赋，在物理、化学领域，或许会成为光辉闪耀的一代大师，他的名字将与李政道、杨振宁、崔琦等人并列。

甚至于，现如今最神秘的生命科学、最有前途的人工智能领域，或许也将会由他打开关键缺口。

晚清有这样的科学牛人徐寿，后人说他像穿越者有何不可。

在清末，科学牛徐寿，后世代人说，这就像牛人一样，因为它建造了清朝的第一艘军舰，并建立了第一所科学技术学校。

这孩子从小就很聪明他不仅喜欢手工制作，而且对各行各业都很在行。他经常发表一些独到的见解，邻居们一见面就会吹嘘我没想到的是，在所有人眼里，人家的孩子考不及格，甚至考不及格。然而，如果范进也像他们一样，一辈子都在科考中度过，他就不是清末第一人了。

不知道在只进行科举考试的时候，他甚至用这种力量放弃了科举考试，转而实际应用。四本书和五本经典读的书很少。同样，《诗经》，《春秋》，《汉书》，依此类推。其他人阅读《所谓彝族在水边》当他们读故事时，实际上是在阅读山脉，产品和地理变化，以及数学，天文学和日历，物理学，气质，医学等。只要他们认为它们有用，就没什么可尝试的。根据本书的原理，他自己的学术表现也使自己成为了指南针，象限和接收器。

一双眼睛扫过人群这个人不是别人。是清朝的华依伦他在为儿子华菊芳找一个玩伴，就是和他一起看书、玩耍、上厕所徐守和他一起去了。他比花芳芳大15岁。不料，他们后来见面了在浩瀚的清朝，终于有了一个会讲科技的人。

翻译17年来，他翻译了13部作品，包括6部现代西方化学著作（63卷）、化学取证、化学质量检测、化学计数等。他将近代西方化学引进中国，并将第一批化学教材带到近代中国。

徐寿所表现出的博学、天赋、热情，以及他的开挂人生，就仿佛穿越者一般，冷静而强力的支撑着那个时代。

寿县发表论文

鲁班，姓公输，名般。因是鲁国人，“般”和“班”同音，古时通用，故人们常称他为鲁班。鲁班，大约生于周敬王十三年（公元前507年），卒于周贞定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44年）以后,生活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出身于世代工匠的家庭，从小就跟随家里人参加过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逐渐掌握了生产劳动的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鲁班的发明创造很多。《事物绀珠》、《物原》、《古史考》等不少古籍记载，木工使用的不少工具器械都是他创造的如曲尺（也叫矩或鲁班尺），又如墨斗、刨子、钻子，以及凿子、铲子等工具传说也都是鲁班发明的。这些木工工具的发明使当时工匠们从原始、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效率成倍提高，土木工艺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名师巨匠，把他尊为我国土木工匠的始祖。另据《世本》上记载，石磨也是鲁班发明的。传说鲁班用两块比较坚硬的圆石，各凿成密布的浅槽，合在一起，用人力或畜力使它转动，就把米面磨成粉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磨，在此之前，人们加工粮食是把谷物放在石臼里用杵来舂捣，而磨的发明把杵臼的上下运动改变做旋转运动，使杵臼的间歇工作变成连续工作，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古代粮食加工工具的一大进步。鲁班发明磨的真实情况已经无从查考，但是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龙山文化时期（距今四千年左右）已经有了杵臼，因此到鲁班的时代发明磨，是有可能的。在兵器方面，据《墨子·公输篇》记述，鲁班曾经为楚国制造攻城用的“云梯”和水战用的“钩强”（又名“钩拒”），在战争中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在建筑和雕刻方面，鲁班的贡献也很多。《述异记》上说，鲁班刻制过立体的石质九州地图。鲁班不愧是我国古代一位最优秀的土木建筑工匠。二千四百多年来，一直被土木工匠尊奉为“祖师”，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纪念。鲁班山东人，现在被人们尊称为建筑业的鼻祖，这远远不够，鲁班不光在建筑业，而在航天业，他发明的飞鸢是人类征服太空的第一人；在军事科学，鲁班发明的云梯（重武器）、钩钜（人们现在还在使用）及其它攻城的武器，是一位伟大的军事科学家；在机械方面，鲁班很早就被称为机械圣人；此外，还有很多民用、工艺等方面的成就。鲁班对人类的贡献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科技发明之父。

鲁般，敦煌人，莫详年代。巧侔造化。於凉州造浮图，作木鸢，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无何。其妻有妊，父母诘之，妻具说其故。其父后伺得鸢，楔十余下，乘之，遂至吴会。吴人以为妖，遂杀之，般又为木鸢乘之。遂获父尸。怨吴人杀其父，于肃州城南，作一木仙人，举手指东南，吴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为也。赍物巨千谢之。般为断其一手，其月吴中大雨。国初，土人尚祈祷其木仙，六国时。公输班亦为木鸢，以窥宋城。(出《酉阳杂俎》)

孙家鼐（1827—1909年）寿县人。清末名相。咸丰九年（1859年）参加殿试时，被皇帝朱笔点为头名状元。光绪四年（1878年），受命授光绪帝读书，任内阁学士，擢工部侍郎。光绪十六年授都察院左都御使、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尹。戊戌变法时，孙家鼐参与康有为创立的强学会活动。光绪二十四年，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掌管学务大臣，主持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后官至太子太傅。柏文蔚（1876—1947年）寿县人。早年与陈独秀在安庆先后组织励志学社和岳王会等反清组织。1905年，他率领岳王会南京分会全体成员加入同盟会。民国元年（1911年）任安徽都督兼民政厅长。1923年，奉孙中山之命，参加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他是国民党的“一大”、“二大”中央执行委员。1926年秋，任北伐军第三十三军军长。大革命失败后，曾积极从事反蒋活动。方振武（1885—1941年）寿县人。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1913年东渡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历任国民党第四军团总指挥、济南卫戍司令、安徽省政府主席等职。1929年，因反蒋被扣押，1931年获释。一年后，潜往山西组成抗日救国军，北上抗日。1933年5月，加入冯玉祥领导的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北路军总司令，在察哈尔东部地区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被誉为“抗日名将”。此后，在蒋介石的胁迫下出走香港。1941年在广东被害。朱蕴山（1887—1981年）六安市人。早年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讨袁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二大”。随后，在安庆组建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朱蕴山通电反蒋，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受到通缉。1927年，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参与起义的领导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与中国共产党长期真诚合作。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等职。司徒越（1914—1990年）寿县人。姓孙名方鲲，字剑鸣。1933年毕业于上海艺术专科学校。1938年在郭沫若领导下的军委会政治部做抗日宣传工作。1940年后从事教育工作。1963年在寿县博物馆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司徒越的书法艺术独树一帜，饮誉中国书坛。其书法正、草、隶、篆、甲骨文、金文兼优，尤以狂草见长，形成了刚健豪放、婉转流畅的独特风格，为海内外所推崇。1976年他的书法作品被选送日本展出，并选入日本出版的《中国现代书道展》一书。此后又陆续在西德、芬兰展出，并传入美国、港澳等地。1987年又被日本收入《中国著名书家百人展》和上海出版的《当代书法家墨迹诗文集》。同年，《司徒越书法选》出版发行。曾发表《鄂君启节续探》、《关于芍陂始建时期的问题》、《草书獭祭篇》、《书法的结字与章法》等重要论文。洪学智金寨县人。1913年生。1929年参加立夏节起义，同年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排长、连长，团、师、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战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队长、支队长、副大队长、团长，苏北盐阜军区司令员、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副师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辽西军区副司令员、黑龙江军区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四十三军军长等职。新中国建立后，任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部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8年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孙大光寿县人。1917年1月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共党员。新中国建立后，任大连海运学院院长，交通部计划司司长、副部长等职。1964年任交通部部长。1975—1985年任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地矿部部长。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大后任中顾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皖西籍将军名录（1955—1964年授衔，共108位）上将：洪学智中将：皮定均杨国夫李耀张贤约陈先瑞林维先徐立清陶勇梁从学曾绍山滕海清少将（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丁世方卜万科于侠马琮璜王凤梧王远芬王奎先王海清王德贵方子翼方升普邓忠仁吕仁礼邬兰亭刘健挺刘善福齐勇关盛志孙仪之杜彪严家安苏焕清李发李书全李世安李发应李国厚李家益杨中行杨以山杨克武杨银声杨植亭肖全夫肖选进吴宗先吴诚忠吴瑞山何桂成佘积德余明余品轩余嗣贵闵鸿友汪乃贵汪少川汪家道宋文宋承志宋维械张忠张行忠张希才张宜爱张贻样张震东陈宏陈祥陈发洪陈伯禄陈宜贵陈鹤桥林彬林乃清周发田周时源胡继成胡鹏飞查玉升赵俊赵遵康桂绍忠桂绍彬顾鸿徐光友徐体山徐其海徐国夫高先贵涂学忠陶厘清黄仁廷曹广化戚先初康烈功董洪国程明程业棠傅绍甫傅春早曾先池詹大南詹化雨漆远渥熊挺潘峰只有这样了！！！！！！！！SORRY！

姚婷发表论文

曹原曾在22岁时入选《Nature》影响世界的十大科学人物的九五后科学家。当然历史上的天才少年不胜枚举，有九岁的曹冲称象，音乐天才莫扎特和贝多芬，有发明家爱迪生，有天才画家梵高等。

张霁、姚婷、高翔、王潇潇、王奇峰。

被华为、阿里疯抢的天才少年，他拒绝BAT380万元年薪，入职华为，只为帮助华为渡过难关，他就是今年最牛毕业生张霁。

姚婷，湖南益阳人，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华为“天才少年”项目签约者。姚婷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从事全NVM键值存储以及基于NVM的混合存储系统研究，曾获得CCF存储专委会卓越论文奖。

华为公司为了在将来打赢技术和商业战争，决定面向全世界招揽顶尖人才。从全世界招进20-30名天才“少年”，并对其中的8位2019届顶尖学生实行年薪制！想知道入选华为“天才少年”的都有哪些人吗？请往下看。

钟某：博士，年薪182-201万人民币，研究的是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2014级的硕士生、2016级的博士生，培养单位是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秦某：博士，年薪182-201万人民币，研究的是机器视觉SLAM、视觉惯导融合、多传感器定位，是来自香港科技大学机器人研究所博士，于2015年获得浙江大学控制系学士学位。

李某：博士，年薪140.5-156.5万人民币，研究的是建模语言设计与软件形式化方法，是来自北大数学学院的硕博连读生。

管某：博士，年薪140.5-156.5万人民币，研究的是物联网和边缘计算。

贾某：博士，年薪89.6-100.8万人民币，研究的是软件定义网络，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王某：博士，年薪89.6-100.8万人民币，研究的是功耗控制。

林某：博士，年薪89.6-100.8万人民币，研究的是大数据和并行计算，毕业于中科大的计算机专业。

何某：博士，年薪89.6-100.8万人民币，研究的是计算数学。

想必大家都可以看出，这几位“天才少年”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研究的都是工科的前沿领域，计算机、机器人、自动化、电子信息化等这些热门专业。所以喜欢这方面的同学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一所好的大学，我相信通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提升自己，总有一天也会和他们一样。

张霁、姚婷、高翔、王潇潇、王奇峰。被华为、阿里疯抢的天才少年，他拒绝BAT380万元年薪，入职华为，只为帮助华为渡过难关，他就是今年最牛毕业生张霁。姚婷，湖南益阳人，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华为“天才少年”项目签约者。姚婷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从事全NVM键值存储以及基于NVM的混合存储系统研究，曾获得CCF存储专委会卓越论文奖。

姚莹发表论文

桐城派”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从康熙时一直绵延到清末；地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桐城派的“载道”思想和“义法”理论，适应了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故得以常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魁、姚鼐均系桐城人，故名。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参与作家之众、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久，皆为中国文学史上所罕见。桐城文派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征，可以认作桐城文派的前驱。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方、刘、姚被尊为“桐城派三祖”。方苞，字灵皋，号望溪，出生于桐城一士大夫家庭。早在青年时代，方苞就有“以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32岁举江南乡试第一，39岁中进士，适逢母病未能参加殿试。44岁因受乡先辈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牵连而入狱，经大学士李光地等人营救，得以赦免出狱。方苞继承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是指文章中心思想即封建正统的基本观点；“法”是指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修辞等。他认为“义”与“法”之间为一经一纬，相辅相成，即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方苞还提倡文章语言必须“雅洁“，淘汰杂质，创造清真雅正、谨严朴质的文体。他认为学习古文应以《左传》、《史记》为范本，而要学到《左传》、《史记》的精髓，又必须从唐宋散文八大家入手。方苞虽推崇古文，但也反对一味“求古求职典”，反对形式上拟古的古文倾向。这些主张均比较切实，便于人们掌握古文的正确写作方法，是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创作经验的总结，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积极意义。方苞“义法”论的创立，为桐城文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门下有刘大魁、沈彤、沈庭芳等一大批弟子，其中尤以刘大魁、最有建树，为桐城文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刘大木魁、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他读书勤奋，擅长文辞。青年时代游学京城，拜在方苞门下。方苞读其文章，赞叹不已，认为自己不如他：“如苞何足算也！邑子刘生，乃国士耳。“可见方苞对刘大魁是何等到看重。刘大魁晚年致力于教学，曾任皖南黟县教谕，后又主持歙县问政学院，归老于枞阳故里，一生著作颇丰。刘大魁补充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偏重于古文的艺术探讨。他在肯定文章思想居于首要地位的同时，认为文章的艺术性有相对的独立意义，指出文字“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因此必须重视艺术的体现。刘大魁提出了“神气”、“音节”、“字句”为文章要素的理论。“气”是指语言的气势，而“神”则是“气之精处”，是一种最本质的独特的风格，是作者性格特征在艺术上的体现。他认为文章的“神气”虽然难以看见，但能“于音节见之”，而“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从文章的字句、章节入手，就可以体察文章的神气，看出作者思想感情的起伏、顿挫，这无疑是总结我国诗歌韵律学说中的理论，并运用到散文领域。刘大魁认为，进窥古文“义法”的奥妙应当从熟读古文入门：“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这就是后来桐城古文家学文与作文的秘诀，后代传桐城文法者无不以此为不二法门。刘大魁门下弟子众多，以姚鼐最为杰出。姚鼐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弟子称他为惜抱先生。姚鼐幼时十分好学，拜刘大魁为师学习古文。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库全书馆任任篆修官。《四库全书》修成后，他辞官回乡，致力于教育和精研学问，先后主讲于扬州、安庆、歙县、南京等地书院，其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名扬天下。作为桐城派的第三代祖师，姚鼐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提出了义理、孝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使桐城派文论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他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是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的重大命题。姚鼐认为文章的阴阳刚柔变化，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无疑是一个创举。姚鼐在教学之余，还选辑了《古文辞类篆》一书，作为弟子学习古文范本。姚鼐之后，直至本世纪初，先后有“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曾国藩及“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以及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卓立文坛。桐城派文章大都具有不可低估的艺术魅力，成为一代文学正宗。具体的说，论文观点鲜明，逻辑性强，辞句精练，间有卓识；游文章写景状多有传神之笔，能抓住特征加以渲染，使一山一水一木一石生机盎然，俱能寄寓对世情的感叹；传状之文，刻画生动，情见于辞；纪事之文，叙述扼要，流畅时晰。平易近人，清新可读，是其整体的流派特点。其中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学随之而生，给了桐城派致命的打击。而林纾仍在鼓吹“尊孔读经”，逆时代潮流而动，反对新道德，反对新文学，被斥为“桐城谬种”，理所当然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对象，桐城派古文运动自此终结，然而，不能据此把崛起于200余年前的桐城文派定为反动流派，一概否定，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咎于作始”。对于这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发后过较大影响的散文流派，应该全面、客观、公正地予以评价。

天演论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东方老大帝国的羸弱暴露无遗。于是传播西学，师夷长技，成为朝野之共识。中国的一批最早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魏源、王韬、李善兰、徐寿、华蘅芳、郑观应等，为译介西书，传播西方的政治体制、科学知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馆译介出版了大量西方科技著作，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留下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然而，五十年过去了，甲午海战的惨败，再次将中华民族推到了危亡的关头。此时，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并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刊出。该书问世产生了严复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见此译稿后，发出“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的赞叹，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严复（1854－1921），初名传初，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属福州市）人。光绪三年（1877），严复作为清政府首批派遣留学英法的学员，赴英国学习驾驶。在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后改名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的两年半中，“考课屡列优等”，成为该校的高材生。《天演论》是严复最著名的译作。《天演论》英文书名直译应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作者赫胥黎是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也是达尔文学说的忠诚拥护者。《天演论》分导言和正文两个部分，正文是赫胥黎1893年在一次学术讲座上的讲稿，导言是1894年他在讲稿付印前添写的，较正文还长些。《天演论》的基本观点是：自然界的生物不是万古不变，而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在于“物竞天择”，“物竞”就是生存竞争，“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不过人类文明愈发展，适于生存的人们就愈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进化论学说的基础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奠定的，赫胥黎坚持并发挥了这一思想。严复译述《天演论》不是纯粹直译，而是有评论，有发挥。他将《天演论》导论分为18篇、正文分为17篇，分别冠以篇名，并对其中28篇加了按语。他在阐述进化论的同时，联系中国的实际，向人们提出不振作自强就会亡国灭种的警告。严复在按语中指出，植物、动物中都不乏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例子，人类亦然。人类竞争其胜负不在人数之多寡，而在其种其力之强弱。面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严复尖锐指出，中国再也不能不看实际地妄自尊大，一味大弹“夷夏轩轾”(轩轾xuan zhi本义：中国古代一种前顶较高而有帷幕的车子，供大夫以上乘坐)的老调，弄得不好，就会亡国灭种。《天演论》告诉人们亡国灭种的威胁，但又不是无所作为的悲观主义，它启示人们，中国目前虽弱，但仍有挽救的办法，这就是强力竞争，通过努力，改变目前弱者的地位，变为强者。《天演论》于1896年译成，……他说，达尔文的书，在欧美两洲，几乎家置一编，妇孺皆知，其学说最要有二，一曰物竟，一日天择。此外，严复还把《天演论》译稿给梁启超等人看过。因此，《天演论》正式出版虽在1898年，但其物竞天择的理论在此以前早已在思想界传开。《天演论》从翻译到正式出版，经过3年时间。这3年，即1895年到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很不平常的3年，甲午海战惨败，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维新运动持续高涨。这时候《天演论》出来了，物竞天择出来了，自然引起思想界强烈的震动。以文名世的同治进士吴汝纶看到《天演论》译稿后，赞不绝口，认为自中国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这位五十几岁的老先生，激赏之余，竟亲笔细字，把《天演论》全文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藏在枕中。梁启超读到《天演论》译稿，未待其出版，便已对之加以宣传，并根据其思想做文章了。向来目空一切的康有为，看了《天演论》译稿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从未见过如此之书，此书“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青年鲁迅初读《天演论》，也爱不释手……一位头脑冬烘的本家长辈反对鲁迅看这种新书，鲁迅不理睬他，“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侍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于此可见《天演论》深受当时社会的欢迎。在《天演论》问世以后，“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充斥报纸刊物，成为最活跃的字眼。有的学校以《天演论》为教材，有的教师以“物竞”、“天择”为作文题目，有些青少年干脆以“竞存”、“适之”等作为自己的字号。胡适回忆：(在澄衷学堂)有一次，他(国文教员杨千里)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他出的作文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多少年轻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据统计，自1898年以后，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论》就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当时任何其他西学书籍都不可比拟的。其之所以如此风行，除了它的思想足以警世这一主要原因以外，译笔古雅耐读，也是原因之一。其时，英国正处于维多利亚时代，经济稳定，社会繁荣，自由主义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的思想学说正风行英国。回顾落后贫困、思想封闭的祖国，严复深受震动，于是，他更关注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孜孜不倦地研究“中西学问同异”，探求中国富强之道。回国后，始在福州马江船政学堂任教习。光绪六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严复被调任学堂总教习，后又出任总办（校长）之职。这些学历和经历，使严复具备了成为思想家的必备素养和参与政治的条件。甲午中日开战，国家危亡悬于旦夕，《马关条约》的签定更激起国人的无比愤怒。严复于1885年2月4日至5月1日，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五篇政论文，疾呼变法，其惊世骇俗的议论，使之声名日响，为世人瞩目。在《原强》一文中，他首次向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物种起源》及其生物进化论观点，同时又介绍了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及社会学家斯宾塞的优胜劣汰学说，撮合二者，阐述自己救亡图存的见解。而这一思想的深入论述，即是体现在《天演论》一书的翻译过程中。《天演论》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这是一本宣传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通俗小册子，书的前半部分讲进化论，后半部分讲伦理学，严复选译了部分导言和讲稿的前半部分。严复翻译此书不尽依原文，而是有选择地意译，甚或借题发挥，因此鲁迅先生说严复“毕竟是做过《天演论》的”。一个“做” 字，入木三分地刻划出严复翻译此书的良苦用心。《天演论》实际上是一篇十分精彩的政论文。该书认为万物均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变化，“物竞”就是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优种战胜劣种，强种战胜弱种；“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生物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过程中进化演进的。联系甲午战争后国家危亡的状况，向国人发出了与天争胜、图强保种的呐喊，指出再不变法将循优胜劣败之公例而亡国亡种！《天演论》揭示的这一思想，结合介绍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及西方哲学思想，使当时处于“知识饥荒”时代的中国知识界如获至宝，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自此书出版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胡适在读书时，老师让学生买《天演论》做读本，要学生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作文，他说：“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的小孩能发挥的。但说明读《天演论》，已成为那个时代的风气。”他评价严复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天演论》发表产生的冲击波不仅在当时，而是影响了几代人，并奠定了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地位。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时任清朝台湾兵备道的姚莹和总兵达洪阿积极备战，组织台湾军民抗击英国侵略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9月30日，英国侵略军侵入台湾鸡笼港口，英国一艘双桅炮舰向鸡笼（基隆）轰击。我台湾军民奋起反击，被参军邱镇功开炮击伤，触礁沉没，毙英军32人。当侵略军上岸逃命时，为台湾“屯丁乡勇”分头追击捕获，生俘130人，缴获武器及地图，击退英军的进犯。这是台湾军民抵抗英国侵略台湾取得的第一次胜利。10月19日，英军三桅兵舰进攻台湾三沙湾炮台，我台湾守军团结一致，把英军击退。1842年3月11日，英军三艘三桅军舰驶入台湾大安港，被大安港守军予以击退，英军49人被守军俘虏。1842年9月29日，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牛鉴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南京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此后，璞鼎查要求清政府惩办台湾抗战将领。清政府竟然完全应敌所请，将姚莹、达洪阿革职逮问。陈友冰先生在《文武兼备、“皆堪大用”的一代奇才——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三十一》一文中对姚莹抗英战略方针以及“保台治台”方面之措施有详细的考证。其文云：“姚莹是鸦片战争时期，领导台湾军民英勇抵抗英军侵略，取得五战皆捷的著名军事家。在鸦片战争中，他与林则徐、邓廷桢等皆属坚决抗英的主战派。作为台湾最高军政长官，从1840年7月到1842年3月，他率领台湾军民抗击英国殖民侵略军的五次台湾保卫战中，从未打过一次败仗，也未丢失过一寸土地，不愧为爱国保台的一面光辉旗帜，也是中国近代史在抗击外敌入侵上鲜有的殊勋。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英国殖民者看到中国的台湾孤悬东海，便把进攻的矛头直指台湾，欲图抢占台湾作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9月30日，英国侵略军侵入台湾基隆港，英国一艘双桅炮舰重炮轰击二沙湾炮台及兵房。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与协同防御的总兵达洪阿，毫不示弱，狠狠还击。参将邱镇功发射八千斤巨炮，轰断其桅捍，毙英军32人。英舰退出口外，于逃窜中触礁沉没。英军纷纷落水。有的凫水上岸，有的抢搭舢板逃生。当侵略军上岸逃命时，又为台湾“屯丁乡勇”分头追击捕获。击毙和俘虏英军一百六十六人，缴获武器及地图，其中新式大炮十门这是台湾军民抵抗英国侵略台湾取得的第一次胜利。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3月11日，英“纳尔布达”号和“安因”号三艘舰艇，进犯淡水、彰化交界的大安港，姚莹不与其海上交锋，采取“计诱搁浅，设伏歼擒”战术，密示巡检高春如等，募渔民周梓伪装奸细，把敌舰“安因”号引入土地公港，触礁搁浅，即令该处伏兵奋力攻击，打死打伤英军60人，汉奸5人，俘虏200余名，缴获大小铜铁炮十三门，鸟枪二十支，短刀二十七把。另还有三次小胜：1840年7月，英国一艘双桅船入侵台湾鹿耳门外海面，被姚莹派兵击退。这是首战英军的胜利，士气为之大振；第二次是1841年7月，英军三艘三桅船再次侵犯，又被击退；第三次是1841年10月，英军又一次卷土重来，并在炮火掩护下强行登陆基隆，在姚莹指挥反击下，全歼登陆英兵。这五战五胜，战果丰硕，震撼中外，清道光帝曾多次嘉奖。究其五战五胜之因，并非所谓天意，更非侥幸，而是姚莹积极备战，身先士卒，英勇抗敌出色指挥的结果。尽管姚莹在台湾率领军民大败英军，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内地沿海各地却屡次战败、丢城失地。最后再耆英、伊里布、怡良等投降派影响下，而终于1842年8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台湾抗英斗争的成功却使部分投降派大臣、特别是直接参加了鸦片战争的投降派大臣如鲠在喉。在战争中，闽浙诸地均丧师失地，独有台湾地区取得了胜利，“镇道受赏而督抚无功，有以小加大之嫌”，“且台湾屡邀上赏，已犯独醒之戒”。姚莹等人“早已为中外大臣所嫉”。同时，英国对其在台的五战五败、死伤数百人极为恼火，对姚莹、达洪阿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其签约特使璞鼎查要求清政府惩办台湾姚莹、达洪阿抗战将领。诬蔑姚莹、达洪阿“冒功”，“枉杀”其“纳尔布达”号和“安因”号“遭风难民”，要求清朝政府将其“去官正法”“以命抵偿”，否则“干戈复起”。耆英、穆彰阿等投降派亦助纣为虐，交章弹劾。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一月，派新任闽浙总督怡良赴台传旨查办。姚莹据理驳斥璞鼎查“遭风难民”谎言，他说：“如系商船，为何开炮攻我炮台？所有取获大小炮位多门，及夷人战甲、内地营中炮械尚在可证”；并且指出，“该夷捏称遭风商船，以饰其来台挫衄之耻”。怡良不顾事实，强迫姚、达供认英船系遭风破碎，“实无兵勇接仗之事”。台湾士民不肯为英方作证，而且“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呈申诉者，凡数十起”，尤其“精兵千万，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充分显示台湾军民反对封建统治者投降媚外的爱国精神。但是，清廷已决定对侵略者屈服。同年三月，姚莹和达洪阿还是被加以“欺饰冒功“罪名，遭革职查办，并从台湾押解，经福州，送京都。八月，入刑部狱。刑部逮讯时，“台谏交章论救”，而粤督耆英却致书京都某大臣，声称：“不杀台湾镇道，我辈无立足之地”。消息传来，朝野哗然，均为姚莹鸣不平。当姚莹被羁押至京都时，包括曾国藩在内的著名人士三十余人，争相驾车至京郊长辛店迎候。姚莹被关在刑部大狱，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未敢重判姚莹，羁押六天后出狱，将他“以同知直隶州知”身份，“发四川效用”。尽管这样，投降派官员犹不满足，后来又令其“使乍雅”，“出西藏治狱”。“往返六七千里，道经绝漠。”让他受尽了折磨。但面对政治打击、精神折磨和身体摧残，姚莹仍不改初衷，在出西藏后写的《康輶纪行》中，他怀着爱国义愤，抨击投降派主持的“和局”：“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侵凌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数出，失地丧师，卒以千万取和。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较”。对此，“忠义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日夕愤恨，思殄灭丑虏，捍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污秽。” 姚莹是鸦片战争时期，领导台湾军民英勇抵抗英军侵略的著名爱国官员。他与林则徐、魏源，同是当时主张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国家近代科学技术以抵抗外来侵略的代表人物。台湾镇总兵达洪阿“性过刚，同官鲜与合”，道光十七年（1837年）姚莹至台，彼此“亦有龃龉”，历经两年，姚莹待之以诚，达洪阿深为佩服。某日登门谢过，他对姚莹说：“武人不学，为君姑容久矣，自后诸事悉听君，死生福祸愿与共之”。于是，结成兄弟之交，相互团结合作，以后他们在鸦片战争期间领导台湾军民抗英，屡次取得重大胜利。道光十八年（1838年）闰四月，黄爵滋奏请严禁鸦片，加重罪名，重治吸食，姚莹认为“非此不能力去沉疴，振启聋瞆”，并会同台镇出告示严申禁烟，命营弁严加查拿，“有买卖鸦片者分别搜拿封毁”，“初犯者刑，再犯者死”，于是各地烟馆，纷纷关闭，一时鸦片几绝。林则徐赴粤查禁海口事件后，姚莹对英国军事侵略保持警惕，认为“夷情狡谲，绝其贸易，有事用兵，此亦事势之必然者。”姚莹会商总兵达洪阿，对守卫台湾，采取“以守为攻，诱敌入境”策略，保固藩篱，“不御敌于港门之外”而“诱之登岸以取胜”。认真训练水师，严格选择将帅，积极修整炮台船只，添置轮船弹药，加强沿海巡逻、稽查，严防鸦片走私和偷渡。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舰闯入台湾鹿耳门外马鬃洋面挑衅，姚莹即令水师出击，英舰狼狈向西南大详逃窜。七月，他向闽浙总督邓廷桢提出募壮勇、练水勇、雇快船等七条防英急务。并且，亲自巡视南北各路海口，勘察水域深浅，查明船只炮位配备，进而制定台湾十七口设防图。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英舰第二次进犯台湾，未能得逞。同年八月，英舰“纳尔布达”号驶入鸡笼（基隆），攻打二沙湾炮台，参将邱镇功发射八千斤巨炮，轰断其桅捍，英舰退出口外，冲礁击碎，英军纷纷落水，死者无数，有的凫水上岸，有的抢搭舢板逃生，官兵与壮勇结合，分头追击，击毙和俘虏英军一百六十六人，缴获新式大炮十门。为了进一步加强防御，姚莹积极组织民力，即发谕示数百道，由各地耆壮，申约连庄，添练壮勇，“家自为守，人自为兵”，乡勇从原一万三千余人增至四万七千余人；并且，揭露英军野蛮逞凶罪状，遍加晓谕，“使人皆切齿，共奋同仇”，又颁发告示，实行信赏必罚，“如兵民奋勇破夷，凡所获夷船银货，悉与出力兵民充赏”，于是，“台湾擐甲之士，不懈于登陴，好义之民，咸奋于杀敌。”九月，英军攻陷定海后，借口索还上次战俘，于十三日凌晨，再到鸡笼窥伺，进攻二沙湾、三沙湾，受到当地军民还击，英舰见我人众山险，不敢仰攻，午时逃驶出口。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英舰三只，进犯淡水、彰化交界的大安港，姚莹不与其海上交锋，采取“计诱搁浅，设伏歼擒”战术，密示巡检高春如等，募渔民周梓伪装奸细，把敌舰“安因”号引入土地公港，触礁搁浅，即令该处伏兵奋力攻击，打死打伤英军六十人，汉奸五人，缴获大小铜铁炮十三门，鸟枪二十支，短刀二十七把。后来，英军勾结草鸟船，侵扰台湾，又遭失败。同年七月，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朝政府与英军头目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英双方交换战俘。九月，璞鼎查在厦门发表文告，进行讹诈，诬蔑姚莹、达洪阿“冒功”，“枉杀”其“纳尔布达”号和“安因”号“遭风难民”，要求清朝政府将其“去官正法”“以命抵偿”，否则“干戈复起”。耆英勾结穆彰阿危词恫吓，相继弹劾，充当侵略者帮凶，加罪姚、达，声称“该夷之欲求伸冤，尚非无端启衅”，“不值因此一端，致抚局又形决裂”。道光帝在璞鼎查威胁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一月，派新任闽浙总督怡良赴台传旨查办。姚莹据理驳斥璞鼎查“遭风难民”谎言，他说：“如系商船，为何开炮攻我炮台？所有取获大小炮位多门，及夷人战甲、内地营中炮械尚在可证”；并且指出，“该夷捏称遭风商船，以饰其来台挫衄之耻”。怡良不顾事实，强迫姚、达供认英船系遭风破碎，“实无兵勇接仗之事”。台湾士民不肯为英方作证，而且，“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呈申诉者，凡数十起”，尤其“精兵千万，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充分显示台湾军民反对封建统治者投降媚外的爱国精神。但是，这时清朝政府已决定对侵略者投降，同年三月，姚莹和达洪阿还是被加以“欺饰冒功”罪名，遭革职查办，并从台湾押解，经福州，送京都。八月，入刑部狱。刑部逮讯时，“台谏交章论救”，而粤督耆英却致书京都某大臣，声称：“不杀台湾镇道，我辈无立足之地”。消息传来，朝野哗然，均为姚莹鸣不平。当姚莹被羁押至京都时，包括曾国藩在内的著名人士三十余人，争相驾车至京郊长辛店迎候。姚莹被关在刑部大狱，后经友人大力营救，羁押六天后出狱。但清朝政府于当年十月，贬姚莹谪川、藏。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英国殖民者看到中国的台湾孤悬东海，便把进攻的矛头直指台湾，欲图抢占台湾作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与协同防御的总兵达洪阿，对此早有洞察和预防，并做了认真的应战准备，加紧修筑防御工事，添置枪炮弹药等。他们居安思危，“枕戈筹饷，练勇设防”。 1840年7月到1842年3月，姚莹带领台湾军民共取得了“五战五胜”的辉煌战绩。其中两次大胜：一是1841年9月，当时英舰纽布达号驶入基隆港，重炮轰击二沙湾炮台及兵房。中国守军毫不示弱，狠狠还击，英国兵舰受重创，于逃窜中触礁沉没，姚莹率军民大获全胜；二是1842年3月，英舰阿安号载重兵疯狂攻击台湾大安港，来势汹汹，气焰嚣张。姚莹乃与达洪阿“设计以歼之”，将英军舰引入“暗礁林立”的土地公港，使其“搁浅中流”时，乃发动强大攻势，从而大破英兵。这两次大胜，共击毙英军130多名，俘虏200余名，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另还有三次小胜：1840年7月，英国一艘双桅船入侵台湾鹿耳门外海面，被姚莹派兵击退。这是首战英军的胜利，士气为之大振；第二次是1841年7月，英军三艘三桅船再次侵犯，又被击退；第三次是1841年10月，英军又一次卷土重来，并在炮火掩护下强行登陆基隆，在姚莹指挥反击下，全歼登陆英兵。这五战五胜，战果丰硕，震撼中外，清道光帝曾多次嘉奖。在鸦片战争中，姚莹是坚决拥护林则徐、邓廷桢等抗英的主战派的。他系抗英保台的有功之臣，在率领台湾军民抗击英国殖民侵略军中，从未打过一次败仗，也未丢失过一寸土地，不愧为爱国保台的一面光辉旗帜，也为中国近代史在抗击外敌入侵上谱写了不朽的篇章。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内地沿海各地因屡次战败而丢城失地，并在耆英、伊里布、怡良等投降派影响下，而终于1842年8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英国政府借口所谓“杀俘事件”要挟清政府，竟使姚莹、达洪阿等被革职查办。后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未敢重判姚莹，仅以贬至川藏任职了事。姚莹之所以能够连续多次获得抗击英军的胜利，不仅是因为他在军事上应敌准备充分，使敌无隙可趁，还在于他得到了当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他为官清廉、以身作则、体察民情、关心民疾，深得当地民众的信赖。他在很多方面都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是调查研究。他在台湾期间，深入民间基层，进行社会民情、风俗、历史、地理方面的考察。他所写的《东槎纪略》五卷，就是实地考察之作。书中记载了台北地区，噶玛兰（今台湾东北宜兰平原）以及浦社（今台湾彰化东南）等地的历史、地理情况，特别是详细记载了噶玛兰浊水大溪以北大量的山川地形、人文历史和人民生活状况。他在农地考察中，还帮农民“绘造图册”、“厘定界址”，不仅“可杜绝土地纠纷，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土著民众的土地权益”。他所留下的记载，至今仍对研究台湾史地，特别是台湾少数民族生活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姚莹注重调查研究，从台湾被贬川藏后任职依然如此。他所写的《康輶纪行》，即以大量资料说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并揭露了英国侵略西藏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这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考察著作。二是为官清廉。他在台湾三度任职，先后十年。他生活俭朴，一身廉正，两袖清风，知之者无不赞佩。他在台湾第一任，即任“台湾县”解职返回途中，其父不幸逝于鹿耳门，抵福州后，拟“谋其父灵榇及亲属返桐城”，但“以贫困不能成行”，亦因友人“赵慎畛适调任闽浙总督，助其归榇”。其时，姚由“其兄扶榇归里”，而“自己则偕母侨寓福州，谋菽水之养”。三是爱民爱土。姚莹关心民众疾苦，经常深入基层，亲自辅助解决震灾、风灾、水灾、失业、民间纠纷等。嘉义县发生大地震时，姚“立即开展救灾工作”，“与达洪阿等带头捐出养廉银”，并推动“捐集番银二千九百六十六元”。姚莹被解职离台时，军民夹道跪拜20余里。四是注重文教。姚莹非常注重当地人民的文化教育，以提高其文化、思想、知识水平。凡其为官之地，均不忘“立学校、敦士习”。在出任台湾兵备道后，即使军务非常繁忙之时，“犹不忘整顿台南的海东书院”，“拿出家藏书目，供在院肄业诸生学习”。后又“整剔海东书院规约，时与诸生相讨论”。在出任台湾县知县及噶玛兰通判时，亦曾筹款、捐款助修台南学府、台湾县书院以及宜兰县之仰山书院，并为延请台邑优秀人士主持。 1840年6月，英军封锁广州洋面，发动了鸦片战争。顿时，整个东南沿海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台湾作为中国东南要区，自然是英军觊觎的重要目标。战争爆发之前，英军就不断派人到台湾岛内了解情况，并经常抓捕渔民询问港口内部的情况。随着战局的发展，台湾形势也越来越严峻，1841年8月厦门陷落，台湾的主要物资供应线被切断，台湾岛内更是人心浮动；同时，英军军舰进犯台湾，来势汹汹。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姚莹和总兵达洪阿同心协力，积极筹防，同时在战争中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为台湾保卫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加紧训练军队。姚莹治军“务在简、严”，即“究其大端，不责苛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抗英斗争中，台湾守军同仇敌忾，英勇战斗，给英军以沉重的打击。改善武器装备，添置军事设施。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台湾防务。如制造巨舰以利于海战；勘测各个港口的深度，因地制宜进行设防；在各个港口增设炮位，加固原有的炮台；将在福州新近铸的6000斤大炮和8000斤大炮，调来一批以增加台湾的作战能力，多置火器，教士兵应用。这些措施增强了守军的作战能力，在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8月的战斗中，就是8000斤和6000斤两门巨炮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打断了英军的桅杆，从而迫使其撤退后触礁沉没。团练乡勇，使之协防。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姚莹立即驰赴北部，督察防堵事宜，并沿途召见耆老、士绅，使之团练乡勇。“每庄自一、二百名至七、八百名，通计四县二厅，团练壮勇13000多人，一旦有警，半以守庄，半听调用。”当时5个比较大的口岸共用防卫士兵3481人，屯丁200人，而调用的协防乡勇数量则为2160人，水勇520人，和正规军的数量相差无几。这还没有包括那些没有被调用的乡勇。到了道光二十二（1842年），各地所练乡勇已经达到了47000余人，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正规军。而且，这些乡勇平时不领经费，仅在战时调用才拨给口粮。对于军饷本来就缺乏的台湾来说，这种寓兵于民的做法无疑收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收养游民，稳定后方。台湾游民素多，成为社会不稳的重要因素。历史上许多树旗滋事、趁机抢劫的事件大都是游民所为。姚莹一直比较注意解决游民问题，任台湾道不久，就提出了收养游民的问题，要求将他们编入各庄保甲，由各庄的总理、董事进行约束，“无事则使巡守田园，有事则逐捕盗贼。”这一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效果，与以前相比，游民滋事的数量明显减少。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收养游民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他在《会商台湾夷务》中说：“水师兵少，不敷分拨，必须多募乡勇，既得防夷之用，又可收养游手，消其不靖之心。”这些游民大多被编入乡勇，直接补充了军事力量。对于抗英斗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部分游民趁抗英斗争期间制造混乱，抢劫财物的行为，姚莹则给予坚决的打击，以保证后方的稳定。道光二十一（1841年）9月11日，北路嘉义地方发生了游民暴动。他们数十成群，向铺户强借银钱，并于15日黎明攻击官员寓所，杀死兵丁。总兵达洪阿迅速带领兵丁平定了这次骚乱。然而北部刚刚平息，又有游民在凤山县竖旗滋事，杀死民人祭旗，并攻击汛地。姚莹迅速调兵缉拿，很快击溃了这一股势力，稳定了形势，从而保证了抗英斗争的顺利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竖旗事件有很多是和英国侵略者相互关联的，有部分流民被英国人收买，到台湾作内应，配合英军进攻台湾。据英国俘虏自己交代，英军司令璞鼎查曾给汉奸番银90000元、纹银6000两，“来台购买奸民”。自道光二十一（1841）年以后，政府缉捕的人员中有很多是这类人。因此，对流民竖旗滋事的打击和打击汉奸、抗击外国侵略者紧密结合，事实上构成了整个抗英斗争的一部分。台湾抗英斗争的胜利令中国军民士气大振，道光帝也称赞这几次战斗说“可称大快人心”。特赐姚莹花翎，兼二品冠服，“以旌其功”。然而，台湾抗英斗争的成功却使部分投降派大臣、特别是直接参加了鸦片战争的投降派大臣如鲠在喉。在战争中，闽浙诸地均丧师失地，独有台湾地区取得了胜利，“镇道受赏而督抚无功，有以小加大之嫌。”且台湾“屡邀上赏，已犯独醒之戒”。姚莹等人“早已为中外大臣所嫉”。同时，英国侵略者也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1842年中英签定了《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不久，英军向中国方面提出，要求释放在战争中被台湾军民俘获的士兵。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前，除了9个英军头目之外，其余的英军战俘已在道光帝的同意下被“就地正法”了。英军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向清政府提出交涉，谎称这些俘虏本系难民，因商船在台湾海峡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却被台湾镇道当作官兵杀害，以冒功请赏。英国公使璞鼎查坚决要求将台湾镇道“去官正法”，否则的话，“将奏明我国君主，非惟伤及二国和好之气，诚恐难保无致干戈再起。”进行战争威胁。姚莹对于英国公使的上述说法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驳斥，他指出：一，这些英军被俘时台湾海峡并无台风，因此遭风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二，在1842年大安之役中俘获的英国船只上发现了浙江宁波镇海营中的军器、绿营旗帜和署为“温州镇左营守备”所造附近山形水势图一本。可以说明此船曾参与过这些侵略中国沿海的战役。三，英国船上设有炮台，“打仗胜则称为兵船，以耀其武，败则指为商船，以讳其短。”而并非如璞鼎查所称仅是商船。因此，姚莹认为，英国公使的说法俱是捏造，仅仅是为诬陷、打击台湾抗战军民提供口实而已。但是这些辩解并没有阻止投降派官员将姚莹罗织成狱。事发之后，“江、广、闽、粤四省大帅……弹章相继，或日为书，偏布京师，曰‘不杀镇道，无以谢夷，以坚和约’。”清政府令闽督怡良到台湾调查此事。怡良“成见早定，不容陈辩”，没有经过调查，立即将姚莹、达洪阿革职查办，“以其所闻于夷人者令镇道俱对”。在这种情况下，姚莹有口难辩，终于被煅炼成狱。对此，姚莹在一首诗中写道：“海外功名泡影如，群公网岂漏游鱼。”表达了他的无奈之情。姚莹含冤下狱，道光帝是知道其中隐情的。当时处决俘虏的命令就是他下的。因此在见到姚莹下狱以后所写的“供辞”时说：“台湾事，朕已知之，毋庸阅也。”但是经过了鸦片战争之后，他早已被英国侵略者吓破了胆，根本不敢违背英国人的意愿。最后还是作出了荒唐的决定，将姚莹下狱。但是，姚莹的遭遇却激起了主战派爱国人士和台湾人民愤怒。怡良到台将姚莹及达洪阿逮问入京时，就有“精兵数千人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几乎激成兵变。后经劝导，众人才“痛哭投戈而罢”。不久，“士民复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申诉者，凡数十起。”及至姚莹下狱，“台谏诸公纷纷上书言台湾事”，“争为颂冤”。在各方压力下，道光帝不得不将姚莹“赦免”出狱。但是为了使英国人清满意，将他“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发四川效用”。尽管这样，投降派官员犹不满足，后来又令其“使乍雅”，“出西藏治狱”，“往返六七千里，道经绝漠。”让他受尽了折磨。对于这种遭遇，姚莹却安之若素。虽“两次奉使往返万里，冰山雪窖中，崎岖备至，”却能“处之如恬，途中诵读吟咏不辍。”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他系统地考察了所经地区的山川、地形和风土人情，同时，对“西洋各国情节及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根据这些资料，写成了《康輶纪行》15卷，并附图一卷。他在书中提出，要抵抗西方侵略者，必须要学习他们的自然科学技术，并要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情况。他在书中还特别提醒人们要防范英国侵略者对西藏进行侵略。这部书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一起，开启了中国早期近代思想启蒙的先河。同时，姚莹那种虽处江湖之险远，却仍系心于国家之忧患的拳拳赤子之心，足以垂范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