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的间谍论文发表
主要三次！1：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的倭寇骚扰南方沿海，在万历年间还有日方政府军（之前都是无组织的倭寇）侵略朝鲜。中国支援朝鲜并使日军退兵！2:1894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1895年败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3：20世界30年代的抗日战争大家都清楚吧- -
甲午战争爆发前后，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呈送天皇的《中国大势之倾向》中指出：自明以降，中国全民丧失信仰，人心腐败已达极点；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分子”，“分子”即已腐败，国家岂能独强？我不通日文，无法查证原文出处，仅将网上流传的文本照录：依宗方之见，中国之革新虽为世人看好，以为必将雄起东方，成为一等大国，但实非如此。察一国，如同察一人，就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其形体，表里洞照，内外兼察，始可说其国势所趋。今中国之外形，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壮其观瞻，外形虽美，但一旦遇大风地震之灾，则柱折栋挫，指顾之间即将颠覆。中国官场贿赂成风，政以贿成。明太祖剥皮揎草，雍正帝则创养廉银，以期高薪养廉、杜绝聚敛，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中国士大夫，本为国家精英栋梁，口尊孔孟之学，却无非是做官之敲门砖而已。一旦得其位，却并不行其道，倡圣贤之言，行荀且之事。其中间或有人大声呼吁，却大半以反贪腐而博其虚名，以博其虚名而图实利。宗方以为导致此种老朽之大原因，在于千百年来日积月累之人心腐败。中国之精力，全耗于形而之下之事，崇尚虚华，拜金风靡，国不似国，民不似民，国家外形虽日新月异，实是一虚肿之人，元气萎靡，不堪一击。宗方坦言，国家乃人民之集合体也，人民即国家之‘分子’，‘分子’即已腐败，国家岂能独强？宗方此论，切中要害。中国之贪腐，实与君主、共和之法统无关，与专制、民主之政体无关，与满人、汉人之族无关，而与全民贪腐之心有关。人人皆以当官揽权为至要，挤入仕途者大贪，末入仕途者小贪。人人所切齿者，貌似痛恨贪腐，实则痛恨自己无缘贪腐，痛惜自己贪腐太少。有何等土壤，即有何等收成；有何等人民，即有何等政府。国家之风气，但知指天画地，痛责当道之人，仿佛世风日下，与已无关，却不知防微杜渐，正在于‘匹夫之责’四字。卖官鬻爵，贪污受贿，执法犯法，此乃庙堂之贪也；米中掺沙，酒中灌水，鸡鸭里硬塞碎石，此乃匹夫之贪也。庙堂之贪，败坏法纪，匹夫之贪，败坏常纲，而匹夫犹愤愤不平于庙堂之贪。
关于甲午战争。日本侵华重大历史事件中有三件特别重大，与此相对应，日本侵华史研究中有三个大热点:甲午战争是第一件，甲午战争史研究是第一个。 甲午战争是远远超过侵台之役的一场大规模的日本侵华战争，有的历史学者把它与1937年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列为同一级别，称之为第一次中日战争，而将后者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的研究是比较有基础的，近20年来又取得明显进展，出版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论文从揭示日本在战前的侵华活动、战争准备，剖析战争的起因，到研究《马关条约》及其重要条款等等，涉及这一战争过程中许许多多的问题，如陆方、宋德玲的《甲午战前日本侵华活动与李鸿章》(《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傅玉能的《论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前日谍在华活动述论》(《晋阳学刊》1987年第4期)、郑瑞侠的《甲午战争前日本的舆论及情报准备》(《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金基凤的《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郭惠青的《试论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刘亚夫、赫崇旺的《甲午中日战争原因浅析》(《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5期)、南昌龙的《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中的阴谋活动》(《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3 期)、丁名楠的《略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李文海、康沛竹的《甲午战争与日本间谍》(《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张浩的《甲午战争中的日本间谍》(《军事历史》1995年第3期)、韩行芳的《甲午旅顺大屠杀有关问题浅探》(《辽宁师大学报》1990年第5期)、孙克复的《旅顺大屠杀惨案新证》(《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关捷的《日军旅顺大屠杀新论》(《呼兰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崔王的《中日<马关条约>形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潘家德的《试论中日<马关条约>赔款的影响》(《四川师院学报》1992年第5期)、张英莉的《甲午战后赔款与日本的“战后经营’，》(《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1 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赵福超、白陀碧的《福泽谕吉与甲午战争》(《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第6 期)、王文英的《试论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政治和国民意识的影响》(《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等等。1984年在威海举行的甲午战争90周年学术讨论会和1994年在同一地点举行的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都提出大量论文，会后分别结集为《甲午战争90周年纪念论文集》(戚其章主编，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和《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戚其章、王如绘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里面都有若干文章较多地论述日本的侵略。有的专门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学者出版过个人论集，主要有孙克复的《甲午中日战争史论集》(辽宁大学科研处1984年出版)、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及其姊妹篇《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重要的甲午战争史专著有孙克复、关捷著《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甲午战争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二人主编的《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孙克复著《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4本书可以说构成一套辽宁学者编著的甲午战争全史。继此之后，山东的戚其章出版了《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及《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两者构成另一部甲午战争全史，这部书是作者多年研究甲午战争成果的结晶，也代表了当前我国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整体水平。 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的一场战争，但谈这场战争决不能仅谈中日，还必须谈到朝鲜，朝鲜是甲午战争一个重要因素:战争是因朝鲜而起的，在朝鲜爆发的，然后又有一些激烈的战斗是在朝鲜土地上进行的，结束战争的条约第一款就是关于朝鲜，如此等等，可以说朝鲜是甲午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有一些论文阐述这方面的问题，如南昌龙的《甲午战争与朝鲜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张恒礼的《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安徽史学》1993年第2 期)、张振鹍的《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此文收入《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一书时题目改为《甲午战争一一一场东亚地区性战争》)等。与此有关还出版了两本专著，即戴逸、杨东梁、华立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及王如绘著《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前者涉及面较宽，后者在主要利用中文资料的基础上较深入地探讨了这个朝鲜因素，是一部颇见功力之作。朝鲜之所以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因素，根源于中国与朝鲜间长期存在的“宗藩关系”，这是一个应当研究的问题，但迄今对中国学者多少还是一个禁区，在各种论著中往往只能点到为止;倒是一位韩国留学生金在善的一篇硕士论文《甲午战争以前中朝宗藩关系和中朝日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1期)，简要而无所回避地研究了这个问题。 甲午战争的结局对中国、日本及整个远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日关系、欧美列强与中国的关系、与日本的关系及其在中国、在远东的相互关系的新调整。有的学者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调整了对华策略，丁名楠的《甲午战争到日俄战前日本对俄决战“国策”指导下的侵华策略》(《东岳论丛》 1981年第5期)论述了此时日本对清政府及清统治者的种种“亲善”及拉拢等活动。 关于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参加对中国的侵略的研究，有王魁喜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的侵华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俄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等等。 甲午战争后十年日本在我国领土上掀起了一场对俄国的战争。这是一场帝国主义间的不义之战，是交战双方站在对立的立场同时侵略中国、相互争夺中国的土地和利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战争以前，日本与俄国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所谓“满鲜问题”)发生尖锐矛盾;战争以后，日本大力巩固并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所谓“满洲经营，，)，并走向与俄国勾结以共同抵制美国。对这一段复杂变幻的国际关系中日本侵华的种种活动，学者们从多方面进行了考察、探索，如研究日俄战争前及战争中的情况的有关勋夏、万安中的《试论日俄战争前俄日对中国的争霸》(《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董小川的《“满鲜互换主义”试析》(《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刘永祥的《试论日俄战争中日本对华谋略》(《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张志强的《日俄奉天会战对沈阳之劫掠述实》(《辽宁师院学报》1983年第5期)、马赫的《日俄战争及其争夺抚顺煤矿的真相》(《社会科学通讯》1983年第4期)。赵云鹏的《关于<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若干问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揭示日本在对俄战争胜利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的情况及订约后日本的种种违约侵权行为。关于日本在东三省南部的侵略扩张，有王贵忠的《中日安奉铁路交涉》(《沈阳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 4期)、王永涛、李莉的《安奉铁路交涉始末》(《东北地方史研究》1987年第3期)、佟静的《略述中日安奉铁路纠纷之始末》(《社会科学辑刊》1994 年第4期)、高永一的《“间岛问题”的始末》(《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等。关于日本为巩固、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而发生的对美斗争、对俄勾结，有陶文钊的《日美在中国东北的争夺(1905-1910)》;（《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石楠的《美国与日俄争夺中国东北和第二次日俄密约的签订》(《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余绳武的《关于第三次日俄密约》(《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王学良的(《1910年东北发生鼠疫时中美与日俄间的政治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等。 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顷刻间清王朝被推翻。这时，由日本在华浪人出面，在军部一些激进侵华分子的支持下策划“满蒙独立”，王树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首次尝试一一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4期)对这件事做了详细的探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得到“天赐良机”在中国推行大侵夺，由此出现了4年多日本在华势力的大膨胀。这期间的主要事件有:出兵山东，与德国交战(这是日俄战争10年后又一次在中国领土上发动的战争)，夺取利权;提出“21条要求’，;以对华借款及订立军事协定以控制中国。这些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课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发表了许多论著，有周武、陈先春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华政策》(《史林》1992年第3期)、黄尊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的侵略》(《齐鲁学刊》1984年第3期)、》《1914年日军在山东的不法行为述论》(同上，1995年第6期)、《1914- 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同上，1994年第6期)、宋志勇的《1914-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军政殖民统治》(《抗日战争研究》 1998年第1期)、黄尊严、王涛的《日德胶澳之战与中日“行军区域”问题交涉》(《齐鲁学刊》1997年第6期)、米庆余的《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 的背景》(《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郎维成的《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二十一条要求》(《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6期)、崔丕的《也谈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世界历史》1986年第3期)、龚炳南的《“二十一条”最后通碟的时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赵映林的《绝密的<二十一条>是谁泄露的》(《民国春秋》1993年第3期)、章伯锋的《西原借款”与日皖勾结》(《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裴长洪的《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策略》(同上1982年第5期)、《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赵占伟的《论西原借款在日本对华侵略中的特殊作用》(《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李永昌的《关于1918-21年中日“共同防敌”问题》(《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 年第2期)、张惠芝的《浅析<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出笼和实施》(《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等。一战期间日本侵华的许多活动都是通过同皖系军阀的勾结而实现的，日本与皖系军阀的关系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勾结的典型。关于这个问题，章伯锋写过专文《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后来又发表专著《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对双方的关系做出全面的论述。 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随着日本学术界基本上否定田中奏折的存在，中国史学界有人就此展开了讨论。发表了一些文章，大多辑入《田中奏折探隐集》(刘建业、高殿芳主编，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书中还辑录了蔡智堪、王家祯以及台湾、日本学者的一些文章)。另外还有云章的《田中奏折确有其事》(《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沈予的《关于<田中奏折>若干问题再探讨》(《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中国学者们大多肯定田中奏折的真实性。笔者对这个问题未做过专门研究，不敢妄评孰是孰非，但总觉得蔡智堪所说打入日本皇室书库抄录田中奏折的情节有点玄乎。也许这个问题要等皇室书库对外开放才能真正解决。 关于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及制造济南“五三”惨案，有查建瑜的《济南惨案史料辨正》(《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徐梁伯的《日本出兵山东的动因初探》(《江海学刊》1985年第6期)、李家振的《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人数浅见》(《东岳论丛》1985年第6期)、李家振、郭墨兰的《济南惨案述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等;专著有李家振的《济南‘渗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九一八”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二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中的第二个大热点。近20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此事件的文章之多难以统计，文章的内容从这次日本侵华事件的前因到后果，旁及有关人物的研究，几乎包罗无遗，如胡正邦的《论1931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一一九一八事件的由来及其后果》(《思想战线》1983年第4期)、高二音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论》(《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林和生的《略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山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杨小红的《论皇姑屯炸车案与“九·一八”事变的因果关系》(《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3期)、史桂芳的《“满蒙危机”论与九一八事变》(《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包奕诚的《论日本经济危机与九一八事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董谦、林谷良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经济背景初探》(《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何华国的《浅析“九一八”事件的经济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王玉平的《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史学月刊》1983年第1期)、黄耀慧的《中村间谍案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3期》、任永祥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郎维成的《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世界历史》1985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锦州及辽西地区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 1期)、尹正萍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罪加一等》(《军事史林》1995年第9期)、孔经纬、王连忠、孙建华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奉系官僚资本的侵掠》(《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曹必宏的《“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强掠东北海关述略》(《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王珊的《石原莞尔的侵华思想渊源》(《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6期)、赵东辉的《“石原构想”探析》(《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汪澎澜的《日本民间右翼团体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活动述要》(同上1997年第4期)等等。1991年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出版)中辑录了大量有关“九·一八”日本侵华的文章。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专著，80年代有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著《“九·一八” 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刘庭华的《“九·一八”事变研究》(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1991年“九·一八”事变60 周年之际，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大型《“九·一八”事变丛书》(包括资料书)，共六部，即林声主编的《“九·一八”事变图志》，马越山著《“九·一八”事变实录》，谭译主编的《“九·一八”抗战史》，顾明义、张德良、杨洪范、赵春阳主编的《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辽宁省档案馆编的《“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辽宁省档案馆及辽宁社会科学院编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一一满铁秘档选编》。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有赵冬晖著《“九·一八”国难史》。另有郭大钧、张北根著《勿忘“九·一八”一一柳条湖事件前前后后》(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出版。“毋忘国耻历史丛书”之一) 等。 与“九·一八”密切相关的是“一二八”。关于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的研究，有毕永正的《上海“一二八”事变起因新探》(《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87年第1期)、翁三新的《“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线一一日僧事件”真相》(《上海党史》1992年第1期)、陆伟的《日本在沪资产阶级与一二八事变》(《上海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等。许多研究“九·一八”的论著都连带涉及对“一二八”的研究。 “九·一八”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有两个发展:一是占领我国东北，组建伪满洲国;一是由关外向关内推进，阴谋分离华北。伪满洲国的存在实际上是日本对东北殖民统治的一种形式，正如同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台湾的直接统治是另一种殖民统治形式。本文不拟具体介绍这两方面的研究情况，只想指出:已出版的有关伪满史专著中比较有分量的有两本，一是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吕元明、张辅麟合著《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1991年大连出版社修订本)，一是解学诗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已编辑出版两本《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一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年出版;第二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各收录有关论文30多篇。1996年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委会创办了一个学术刊物《东北沦陷史研究》，其主要任务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的殖民统治，此刊物已出版多期，发表了不少有关研究成果并不断提供有关的学术信息。 日本由关外向关内的扩张，以1933年侵占热河、发动长城之战为始，逼订《塘沽协定》;进而以冀察为重点，策动华北“自治’，，订立所谓“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制造华北特殊化，等等。关于这一系列侵略活动的研究，有张雅丽的《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世界历史》 1988年第5期)、张洪祥的(《塘沽协定>与冀东匪祸》(《党史资料与研究》1992年第3-4期合刊)、刘国新的(《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封汉章的《略论“华北自治运动”的起点》(《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邵云瑞、李文荣的《关于“何梅协定”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熊宗仁的《“何梅协定”之辨析》(《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郑玉纯的《从 “华北五省自治”策划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始末》(《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5期)、封汉章的《试论日本“华北分治”策略的形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姚洪卓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分离活动》(《北京档案史料》1997年第3期)、刘国新的《七· 七事变前日本的“内蒙工作”及其失败》(《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单冠初的《日本帝国主义是策划侵绥事件的主凶》(《上海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前面提到的《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论文集中收录了若干篇有关此一时期日本侵华政策及活动的文章。关于这一时期的专著，有马仲廉的《“九·一八” 到“七·七”》(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主要叙述抗击日本的侵略;张篷舟主编的《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年)》第一卷 (1932-1934年)、第二卷(1935-193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以大事记散述这6年间的日本侵华情况。 以“七·七”事变发端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三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的第三大热点但这方面研究情况的介绍不属本文的任务。 近代史上70多年间的日本对华侵略触及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经济侵略与掠夺是一个重要方面。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相当的成果，约略概括有如杜询诚的《旧中国的中日合办企业》(《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日本在旧中国投资的几个特点》(同上1984年第7期)、朱婷的《论近代日本对华纺织资本输出》(《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5期)、郑会欣的《日本帝国主义对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的破坏》(《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黄明华的《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鸦片侵略》(《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李秀石的《日本对我国东北经济侵略和掠夺政策的变迁及其实施》(《史林》 1986年第2期)、郑文云的《略论东北沦陷时期殖民地经济的特点》(《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刘万东的《1905-1945年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煤炭资源的掠夺》(《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傅波的《抚顺煤矿案中日交涉始末》(《抚顺社会科学》1986年第1-4期)、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张传杰、孙静丽的《日本对中国东北森林资源的掠夺》(《世界历史》 1996年第6期)、饶野的《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鸭绿江右岸我国森林资源的掠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宋承荣、张庆山的《日本殖民渔业对旅大水产资源的独霸和掠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高乐才的《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试点”移民及其失败》(《东北师大学报》 1997年第6期)、张丽波的《简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入侵》(《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期)、冯敏、蓝海的《试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求是学刊》1997年第1期)、邓鹏的《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始末》(《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11期)、黄耀慧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内蒙古东部地区移民侵略一一以科右前旗哈拉黑乡为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邵会吉的《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东铁路”始末》(《历史教学》1988年第9期)、郭洪茂的《日本收买中东铁路浅析》(《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熊达云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经济扩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王同起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天津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姚洪卓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对天津纺织工业的兼并》(《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郑会欣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对华北走私问题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丁则勤、王美秀的《论华北事变前后的冀东走私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张祖国的《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在冀东地区的走私贸易》(《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苏智良的《日本在近代上海的经济侵略活动初探》(《上海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车维汉的《日本八蟠制铁所侵掠大冶铁矿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等等。与大量的论文相比，日本经济侵华方面的专著太少了，杜询诚的《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不中。 说到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们不能不想到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本应是一个经济机构，但它自1906年成立之日起其活动很快就超出铁路及经济的范围，它在日本侵华中作用太大了，自然成为学者们着力研究的对象。近20年来这方面的论文可举出阎伯纬的《历史上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述》(《历史教学》1981年第6期)、苏崇民的《满铁史概述》(《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庞慧茹、高雪松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张祖国的《满铁与日本对我国东北的资本输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尉常英的《略述“满铁抚顺附属地”的形成》(《抚顺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孙乃伟的《略述满铁奉天附属地的建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张树纯的《“七七事变”前满铁对华北的侵略活动概述》(《天津档案史料》1997年第1期)、杨韶明的《满铁初期的调查机关及其活动概述》(《东北沦陷史研究》 1997年第4期)、祁建民的《满铁经济调查会: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智囊”》(《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刘永祥的《满铁情报调查机构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高乐才的《满铁调查课的性质及其侵华活动》(《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崔艳明的《满铁调查与日本全面侵华》(《河北学刊》1997年第6期)等。
1889 年4月，荒尾精向日本参谋本部递交了乐善堂间谍们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有关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复命书》。这份报告认为，清国的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 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而中日两国唇齿相保、辅车相依，在列强虎视眈眈下，清国一旦不保，日本势将进退维谷。因此，清国之忧即日本之忧也，日本要先发制人。此后由驻华间谍们提供的一连串大势报告中，最鲜明的就是强调中国的全民腐败，而不只是官场腐败，然后强调日本必须先改造中国， 才能团结中国对抗西方。
在这方面，分析最为深刻的，是宗方小太郎。甲午战争爆发后，宗方小太郎对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 进行了全面的修改。他首先分析中国的年财政收入仅有9074万两银子外加523万石米（作者注：清廷在1893和1894年两年的财政收入均在8300万 两左右），以中国之大，这是很不般配的。据他实际调查，民间的实际税赋是此表面岁入额之四倍，而且此类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 有。他认为，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因此雍正帝时始设养廉银，随官位之尊卑于俸给之外另行支给，拟以此杜绝其收敛之 弊。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时至今日，‘养廉’二字实已辜负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势日见加剧。
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 国即将崛起，坚信以中国之丰富物产，如能积极变革，则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但宗方小太郎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 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他眼中的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但 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地震之灾。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改革者和国务活动家李鸿章就自嘲为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可算是两人有共同语言。
究其原因，宗方小太郎认为腐败的基因遗传自明末，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虽然有过康乾年间的短暂改革，但并未坚持下来， *** 将本应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
当 时清廷之腐败规模几乎是全局性的。朝纲解钮时的宣统三年（1911年），作为中央机关事务局的内务府，其一年支银预算高达1024万两，而在咸丰朝仅 为40万两，足足增加了24倍（宣统三年八月十一日度支部会奏）。至于冒领公款、挥霍浪费甚至侵吞赈灾款粮等更是层出不穷。两广总督岑春煊巡视陆军学堂， 光一次宴会就动需洋酒千数百金，为此还专门在衙门中设立洋酒委员一职（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法部主事梁广照奏）。甚至连军队都大量参与走私贩 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里的腐败也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大量晚清小说均有对此的细致描写。宗方小太郎叹息，中国本来是有信仰体系 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宗方小太郎眼中的中国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与李鸿章自嘲为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如出一辙。
道，但 这一建国的基础却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而已，知识分子汲汲营营地钻研此道，无非是以此为个人私利服务。当了官掌了权之后，就把孔孟之道抛在脑后， 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从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清廉高洁之士多不容于时流，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官场腐败更导致 上下隔阂，中央 *** 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导致美意不能贯彻至民间，好经都被歪嘴和尚念坏了，而少数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只好在愤懑不平之余退居闲地，名望日高，隐然形成一股力量。所以，他认为中国是有治国之法而无治理之人。
在 普天之下莫非贪官的晚清，以至于损害国家利权的一些架构，倒在客观上减少甚至基本杜绝了这一领域原先泛滥成灾的贪腐现象，如此结果，亦是中国近代史的 吊诡之处。如，将海关税务交洋员团队（其最著名的领导人是赫德）管理，无疑是 *** 旁落，但洋员管理下的海关却成为 *** 中最廉洁也最敢于对腐败动真格的一个 机构。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Martin）认为，洋员管海关本是叛乱（指太平天国运动）的私生子，乃权宜之计，但正是廉政延长了这一 怪胎的生命。他记述了在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NelsonLay）担任首任总税务司的几年内，上海道台多次设下陷阱想拉其下水，比如当两条商船一 起到达口岸时，上海道台就建议李泰国，双方一人一条船私吞其关税，但始终不能得手。丁韪良说，浮士绘：当时清廷之腐败规模几乎是全局性的，连军队都大量参 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里的腐败也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
海关洋员们的廉洁因此成为中国道台的眼中之沙，从 而对这一税收体制怀有深深的敌意。宗方小太郎深刻地指出，国家是人民的 *** 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 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政策的失误尚可以扭转过来，而国家元气的腐败就不易返回中道了。这位日本间谍引用孟 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尤其是官场腐败导致司法不公，甚至使刑罚乃至性命都可以被金钱所左右，普通百姓申诉无路，民怨积压给国家 带来巨大危险。
宗方小太郎估计，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而就在他写完这篇文章后仅十六年，武昌一场仓促而粗糙的革命就居然引起了连锁反应，几乎是瞬间将一个老大帝国毁灭。形势如此艰难，当政者理应正纲纪、戒骄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乱， 消除民庶之怨薮，大施加仁惠，休养民力，打造和谐社会。但宗方小太郎更吃惊地看到， *** 却因惯性和麻木，束手无措，因循支绌，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 并大搞为太后祝寿等形象工程，粉饰太平。
这样的分析，出自一个间谍之手，也可见日本的间谍实在并非只是战术层面的，而是战略层面的。吊诡的是，大清皇室宗亲庆王奕谅袅Φ匚太后祝寿大搞形象工程时，洋员赫德（上图）管理下的海关却成为 *** 中最廉洁也最敢于对腐败动真格的一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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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二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三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四《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0.94125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0.25%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五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
百分不够伤申的1。清庭腐败无能使列强侵略
日本发表日语论文的时间
不一样。动词原形变可能态一类动词 う段变 え段 + る 如 かわる 变 かわれる二类动词 去る + られる みる 变 みられるする 变成 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くる 变成 こられる动词原形变被动态一类动词 う段变 あ段+ れる二类动词 去る + られるする 变成 される くる 变成 こられる好像大致是这样，有点记不清了，错了的话请各位指出
一、表示可能的方法及可能态 日语在表示主语有某种能力，有条件进行某种行为时，有以下几种方式： 1，直接用「できる」。 「私は日本语ができます。」“我会日语。” 「李さんは料理ができます。」“小李会做菜。” 这里主语用「は」表示，会的内容用「が」表示。 2，用「ことができる」。 「私は日本语を话すことができます。」 「李さんは料理を作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这里「日本语を话す」和「料理を作る」是能做的具体内容，用简体，是「こと」的定语，「话す」和「作る」是连体形。与上面不同的是具体内容的宾语用「を」，而不用「が」。 用这个方式可以把事情说得更具体一些，如： 「日本语を话すことができます。」“能讲日语。” 「日本语を书くことができません。」“不能写日语” 把这两句合在一起，用对比的形式表示，则为： 「日本语は话すことはできますが、书くことはできません。」 “日语能说但不能写。” 这里因为采用了对比方式，所以「日本语」作为主题提出，以「は」表示；「こと」后面的「が」以「は」表示。 3，可能态 ① 形式为: 五段动词未然形+れる 其他动词未然形+られる 句型为：----は----が可能态动词。 「私は刺し身が食べられます。」“我能吃生鱼片。” 「明日は8时に来られます。」 “明天8点钟能来。” 五段动词的情况下,动词发生音变： a.「読む」的未然形「よま」＋「れる」变成「読まれる」。 b.其中「ま」和「れ」约音变成「め」。 c.于是「読まれる」变成「読める」 d.因此，在五段动词中动词变成可能态，不必要通过复杂的变化，可以直接把词尾的う段假名变成该行的え段假名，再加「る」就可以了。如： 「书く」的可能动词是「书ける」； 「游ぶ」的可能动词是「游べる」； 「走る」的可能动词是「走れる」等等。 「私は日本语の新闻が読めます。」“我能读日语报纸。” 「日曜日は休みだから、町へ行けます。」“星期日休息，所以能上街。” 这里说明一下什么是约音：用第一个假名的辅音和第二个假名的元音结合成新的假名。如：「ま」的发音是“ma”，其辅音是“m”，「れ」的发音是“re”，其元音是“e”，把“m”和“e”结合在一起，就成为“me”即「め」。关于约音的概念，不只限于可能动词，其他内容上提到的约音，都可以用此办法处理。 ②サ变动词的可能态本来应该是「する」的未然形「し」加「られる」而构成。这时「し」和「ら」约音变成「さ」。因此，サ变动词的可能态应该是词干加「される」。但实际上基本不用这个形式，而用词干加「できる」的形式。如：「勉强できる」、「说明できる」等。 「図书馆は静かだから良く勉强できます。」 “图书馆很安静，能好好学习。” 「私はまだ日本语で论文が発表できません。」 “我还不能用日语发表论文。” 二、被动态 当一个主体受到另外一个事物的动作时，就要用被动态。 形式为: 五段动词未然形+れる 其他动词未然形+られる 这个形式和可能态的基本形式相同，但五段动词没有约音变化。 サ变动词的被动态是「する」的未然形「し」加「られる」而构成。这时「し」和「ら」约音变成「さ」。因此，サ变动词的被动态是词干加「される」。 一段动词和カ变动词的形式，和可能态完全一样，因此必须从句子结构进行区别。 被动态有4种类型： 1，在主动句中宾语是人或动物时： 主动句: 「先生が学生を褒めた。」“老师表扬了学生。” 被动句：「学生は先生に褒められた。」“学生被老师表扬了。” 在这一类被动句中，主动句的主语变成了补语，用「に」表示；主动句的宾语变成了主语，用「は」表示；动词变成了被动式（＝未然形＋られる）。 又如：主动句: 「猫が鱼を食べてしまった。」“猫把鱼吃掉了。” 被动句：「鱼は猫に食べられてしまった。」“鱼被猫吃掉了。” 2，在主动句中的宾语是带有以人做定语的事物时： 主动句: 「弟が私の时计を壊した。」“弟弟弄坏了我的表。” 被动句：「私は弟に时计を壊された。」“我被弟弟弄坏了表。” 在这一类被动句中，主动句的主语变成了补语，用「に」表示；主动句宾语的定语部分变成了主语，用「は」表示；宾语保留；动词变成了被动式（＝未然形＋れる）。 又如：主动句: 「バスの中で、隣の人が私の足を踏んだ。」 “在公共汽车里，旁边的人踩了我的脚。” 被动句：「バスの中で、私は隣の人に足を踏まれた。」 “在公共汽车里，我被旁边的人踩了脚。” 3，主动句的主语可以忽略，宾语是非人物时（多用于活动）： 主动句：「学校は8时から会议を开きました。」 “学校从8时起开会。” 被动句：「会议は8时から（学校によって）开かれました。」 “会议（由学校主持）从8时开始。” 在这一类被动句中，主动句的主语一般消失，如果一定需要，可用「によって」表示；主动句的宾语变成了主语，用「は」表示；动词变成了被动式（＝未然形＋れる）。 又如：主动句: 「いつ、何処で、谁が谚を作ったか、分かりません。」 “弄不清楚，在何时何地，谁创造了谚语。” 被动句：「谚は、いつ、何処で、谁によって作られたか、分かりません。」 “弄不清楚谚语是在何时何地，被谁创造的。” 4，自动词的被动式： 有部分自动词，可以用被动式表示，这种情况只用在主语受到损失的情况下，多用来说明后面动作或状态的原因。 主动句：「雨が降って、风邪を引いた。」“因为下雨了，所以感冒了。” 被动句：「雨に降られて、风邪を引いた。」“因为被雨淋了，所以感冒了。” 如果主语没有受到损失，就不能用自动词的被动式。如： 主动句：「雨が降って、木が青くなった。」“下雨了，树变绿了。” 又如：主动句：「友达が来て、楽しく游んだ。」 “朋友来了，我们玩得很开心。” 被动句：「友达に来られて、宿题ができなかった。」 “朋友来了，害得我没有完成作业。” 自动词的被动式的使用范围很受局限，不是任何自动词都可以变成被动式的。下面再举几个例子： 「父に死なれて、进学をあきらめ、就职した。」 “父亲去世了，我只好放弃升学，而参加工作。” 「子供に泣かれて一晩中良く眠れなかった。」 “孩子哭了一晚上，害得我没有睡好觉。” 日语中较多地使用被动式，但在中文中则多主动形式，所以在翻译中不一定全译成被动句，可以根据情况译成主动句。但是特别要注意被动和主动的关系，千万不要译错了 三、使役态 当一个人受到另外一个人的命令或使役时，动作就要变成使役态。 日语的使役态形式为： 五段动词未然形＋せる 其他动词未然形＋させる 其中，サ变动词的未然形是「し」，＋させる变成「しさせる」，在这里「し」和「さ」发生音变成为「さ」。所以サ变动词的使役态是：「词干＋させる」。 动词的使役态有2种： 1，当主动句的动词是自动词时。 主动句：「妹は买い物に行った。」“妹妹去买东西。” 使役句：「母は妹を买い物に行かせた。」“母亲让妹妹去买东西。” 在这里，首先动词「行く」是自动词，其使役态是「行かせる」。在使役句中，动作的执行者“妹妹”由原来的主语变成了宾语；主语是下命令的人，因此，在使役句中主语不是动作的执行者。再则，原来为自动词的句子变成了带宾语的他动词句子。因此，如果当一个自动词根本没有对应的他动词而又需要他动词时，用其使役态是个办法。 又如：「学生が病気になったので、先生は彼を帰らせた。」 “学生生了病，所以老师让他回去了。” 「急な仕事なので、会社は山田さんを出张先に飞ばせた。」 “因为是突然的工作，所以公司让山田先生飞到出差的地方。” 在这里还应该注意的是：有些自动词已经有对应的他动词，这样时就不用使役态而用对应的他动词。如：“母亲让孩子起床。”这时一般想到用使役态，有可能译成：「母亲は子供を起きさせる。」但是实际上要译成：「母亲は子供を起こす。」因为「起きる」的对应他动词是「起こす」。 2，当主动句的动词是他动词时。 主动句：「学生は本を読みます。」“学生读书。” 使役句：「先生は学生に本を読ませます。」“老师让学生读书。” 在这里，主动句的动词是他动词，原来句子中就有宾语。在这种情况下变成使役句时，下命令的「先生」作主语，「学生」变成补语，用「に」表示，动词「読む」变成使役态「読ませる」，宾语保留。在他动词的使役句中，主语仍然不是动作的执行者。 又如：「母亲は子供に薬を饮ませた。」 “母亲给孩子吃了药。” 「あの会社は社员に一日10时间も働かせる。」 “那个公司让员工一天工作10个小时。” 「この学校は休みの日にも学生に外出させない。」 “这个学校连假日都不让学生外出。” 由于使役句带有强迫和命令的口气，所以除了「亲に心配させる」等少数句子以外，一般不用于长辈作补语的句子。如果必须让长辈作某件事情，则要用补助动词「てもらう」或者「ていただく」。如：“让老师再讲解一次。”一般不译成：「先生にもう一度说明させる。」而译成：「先生にもう一度说明していただく（てもらう）。」关于这一点，不论是自动词的句子还是他动词的句子都是一样的。 四、被役态 当一个人被迫或不由自主地做某件事情时使用被役态。被役态是一个动词先变成使役态后再变成被动态。 日语的被役态的形式为： （五段动词未然形＋ せる）＋られる （其他动词未然形＋させる）＋られる 由于变成使役态后动词已经成为下一段动词，所以后面的被动态只用られる。 （五段动词未然形＋せる）＋られる在实际操作时，先变成： 五段动词未然形＋せられる； 然后せら两个假名发生音变，变成さ，因此整个动词变成： 五段动词未然形＋される。 但是，五段动词的さ行词尾「す」是特殊的：由于「す」的未然形是「さ」，与「される」的首字さ重复，所以只有以为「す」词尾的五段动词不约音。如：「话す（はなす）」的被役态是「话させられる」，而不是「话さされる」。 主动句：「仆は买い物に行きます。」“我去买东西。” 被役句：「仆は姉に买い物に行かされます。」“我被姐姐逼着去买东西。” 可以看出：被役句的主语是动作的执行者，所以和主动句的结构基本一致，多一个强迫的来源，用「に」表示。 又如：「彼の言ったことについては本当に考えさせられる。」 关于他说的事情，不得不使我认真思考一下。 「私は饮みたくないです、でも饮まされたのです。」 “不是我愿意喝（酒），而是被别人灌的。” 与前一讲被动态里讲到的内容联系起来看，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动词后面出现「される」时一定要看前面的动词，前面的动词是五段动词时就是被役态，译成“被迫”；当前面的动词是サ变动词时就是被动态，译成“被……”。如： 「私は母に病院へ行かされた。」 「病院で私は医者に検査された。」 这2句话里都有「された」，是「される」的过去时。上面一句中「される」的前面是五段动词的未然形，所以是被役态，整个句子译成：“我被母亲逼着去了医院。”而下面一句的「される」前面是サ变动词的词干，所以是被动态，整个句子译成：“在医院里，我被医生作了检查。” 在日语文法的学习中，学习到了“态”的地步，一般就到了“顶点”了，后面就剩下敬语了。但是态的问题比较难懂，而且每次考试都是少不了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理解包含的内容，掌握相似的地方和区别之处，正确使用日语的态。文章引用自：
日语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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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格助词「デ」の意味・用法
论文大纲及撰写计划
1.はじめに
2.先行研究
3.「デ」格の各意味用法
3.1范囲の限定
3.2地点・时点の限定
3.3事物の限定
4.「ニ」格との相违
4.1场所を示す
4.2时间を示す
4.3原因を示す
5.おわりに
撰写计划
2009年10月-11月 查找资料，拟定题目
2009年11月-2010年2月 完成初稿
2010年2月-2010年3月 完成二稿
2010年3月-2010年4月 完成终稿
主要参考书目 菅井三実1997「格助词デの意味特性に関する一考察」『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P127森山新2002「认知的観点から见た格助词デの意味构造」『日本语教育』115,1-10
森山新2004「格助词デの放射状カテゴリー构造と习得との関系」『日本认知言语学会论文集4』P66-75
森山新2006「多义语としての格助词デの习得过程」『认知言语学考论』
森山新2006「JSL(第二言语としての日本语)における格助词デの习得过程に関する认知言语学的考察」『日本认知言语学会论文集6』
杉村泰2005「イメージで教える日本语の格助词と构文」 『言语文化论集』17-1
审核老师意见
所选题目名称：
外来语の激増の原因とその影响について
外来语激增的原因及其影响分析
课题研究现状：
外来语是西方国家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成果不断流入日本的证明。而使用外来语是我们学习和使用日语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外来语作为一种社会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促使了日语本身的发展和日本社会文化的进步。同时随着外来语在日语中的泛滥，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引起了日语学习和研究者及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
关于日语外来语，《大辞泉》(小学馆)将其定义为：ほかの言语から借用して、自国语と同様に使用するようになった语。借用语。日本では、広义には,汉语を含まれるが、狭义には主として欧米诸国から入ってきた语を言う。现在では一般に片仮名で表记される。1956年日本国立语言研究所就日语中和语，汉语，外来语，混合语几类构成日语的词汇，对大众化的90种杂志进行调查，得出以下数据：和语36.7% 汉语47.5% 外来语9.8% 混合语6.0%。10年后的1966年同一研究所又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三大报纸一年的日报，晚报为对象，进行了日语词汇构成比的调查，得出以下数据：和语38.8% 汉语44.3% 外来语12.0% 混合语4.8%。由此可见，10年岁月的推移，外来语的比例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此外，外来语在日本社会和文化中的作用也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日本学者荒川物兵卫在《角川外来语辞典》(1969)一书中指出：“一个个单词是民族文化的种子，一个个外来语则是一个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种子。”《实用最新外来语辞典》(1979)的序作者富道勇夫也曾说过：“难于出口的话语用外来语说就容易多了。”
随着中日两国间的不断交流和合作，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学习和研究日语。日语外来语也受到了一些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学者的兴趣。皮细庚在《日语概说》(皮细庚，1996)专门辟章探讨了外来语，是外来语研究历程中的一块里程碑。皮细庚不但讨论了外来语的来源，揭示了外来语的本质，还分析了外来语的特点，着重将外来语和原语进行对比，对其中的“和制英语”作出了详细的解释。此后多年我国外语界的一部分学者深受外来语研究的启发，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和书籍。
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国内学者对外来语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郑成在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年第4期)上发表了名为《试析日语外来语与日本的社会心理》的论文。郑成不仅深入研究了外来语的特点，还深刻分析了外来语使用的现状，提出外来语激增的双刃剑作用，更将外来语和日本历史社会的心理联系起来。沈宇澄在其主编的《现代日语词汇学》一书中就外来语的作用、表记、语义展开讨论。朱京伟则在《日语词汇学教程》(2005)中论述了外来语的特征和历史，同时也分析了外来语和原语的区别，特别提出了外来语和在来语的关系。《相识日语》(2005)的作者王冰从外来语词语的移植方式的角度对外来语进行了研究。
综上所述，近年来有很多学者都对外来语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外来语的来源、特征、现状、作用及同原语的比较上，并且都已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然而，对外来语近年来激增的`原因及其影响的研究略有不足，所以本文将着重研究外来语的激增原因和影响。
课题研究目的：
本文通过对日语外来语激增的原因及其影响分析，旨在加深对外来语的了解，以便为广大的日语学习和研究者带来更多便利，方便其更好地使用外来语。由于外来语在日语中的比例不断增加，所以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外来语对于我们学好日语，进行中日跨国交流有很大的帮助。外来语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可以视作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因此对外来语激增原因及其影响分析对外语教学研究、翻译和实际应用都具有积极地指导意义。
课题研究要点：
1 引言
2 外来语的定义
3 外来语的现状(激增)
4 外来语激增的原因
4.1 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4.2 日本人的心理原因
4.3 日语本身的语言结构特性
5 外来语激增的影响
5.1 积极方面
a外来语高雅、新颖
b能委婉地表达事物
c 能精练表示事物的概念与区别
d 有利于日本的国际交流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5.2消极方面
a 日语丧失其纯正性
b 造成不同年龄段间的语言交流障碍
c 外来语的泛滥和误用
6 结论
课题进度安排：
10月30日，提交开题报告。
11月3日，参加开题答辩。
1月8日，完成毕业论文初稿(电子稿)。
3月18日，完成毕业论文终稿(纸质稿)。
3月27日，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主要参考文献：
1富永道夫.实用最新外来语辞典[M].日本千曲秀出版社,1979(这是日本文献，请用日语表达)
2荒川物兵卫.角川外来语辞典[M].角川书店,1969
3铃木孝夫.闭ざされた言语:日本语の世界[M].东京岩波书店,2000
4皮细庚. 日语概说[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5沈宇澄.现代日语词汇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6王冰.相识日语[M].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
7郑成 .浅析日语外来语与日本的社会心理[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4)
8朱京伟 .日语词汇学教程[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外媒对日本的评价论文发表
幸与不幸———日本文化之我见
贵州大学蔡雯静
将近九十年前,匈牙利作家梅尔彻·
伦吉尔(Melchior Lengyel)写过一个剧
本,名为《台风》。
在这个剧本中出现了一
批在巴黎学习的日本留学生,他们在剧
中有如下的对白“:西方数千年来发展起
来的古老文化,我们日本人只要十五年
就把它变成囊中之物了。
西方学者花费
三十年取得的研究成果,我们只要读五
天书就握于掌中了。
”“让欧洲人去费脑
子好了!让欧洲人去干好了!等他们创造
出什么好东西,我们再学过来那该多
好!“”为了达到今天的水平,欧洲人已牺
牲了多少代人,有多少人成为殉道者而
倒下。
但我们只用十五年就把西欧文化
中有价值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了。”
这些话是作为讽刺日本人在文化方
面吃现成饭的事实而设计的。
该剧写于
1909年,去日俄战争不远。
正当日本人
在十年的时间里相继打败了中国与俄国
两个庞然大物后,用这样的话来描绘他
们当时的洋洋自得的粗俗嘴脸是并不过
分的。
日本留学生是不是说过上面那些话
不必当真,但这些话却是道出了日本文
化幸运的一面。
所谓幸运就是指他们在
历史上有几次直接输入了比自身文化先
进数百上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外来文化,
从而使自身文化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大跃
进,跨越了其他民族必须循序渐进耗时
费事而无法省略的社会发展阶段。
但是日本文化也有不幸的一面。
日
本文化的不幸就是在自己的文化尚未成
熟时,已然遇上外来的发达的大文化,这
个大文化压制未成熟的日本文化的自然
发育,使之在精神方面始终处于侏儒状
态。
前述的文化方面的大跃进其实主要
只是在物质方面与部分的制度方面。
无论中国,无论欧洲,其精神文化都
是在物质文化的发展上同步发展起来
的,自身精神文化的建立绝对是一个渐
进的过程,观念的东西很难超越。
对任
何一个民族而言,不与其他民族发生文
化交流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当这一交流
发生时,往往使自己的文化产生新的活
力,不但在物质文化方面增添新的内容,
使之更显丰富,而且也在精神文化方面
有所更新而发出异彩。
但不管如何变化,
对于循序渐进的民族而言,其物质文化
与精神文化都是齐头并进的,不会发生
上下不整合的现象。
无论是卡尔·马克
思所认为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不过
是作为基础的物质条件(特别是经济条
件)的反映;或者是马克斯·韦伯所主张
的: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是既定的,任何
一种类型的经济如果与这种伦理道德相
一致,就必然要兴盛起来;上两理论说的
都是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相一致的问
题,尽管两人的观点完全相反。
但是当一
个弱势文化受到强势文化的影响而发生
文化上的大跳跃时,情形就有些两样。
在这种情况下,弱势文化常常发生物质
文化方面的跳越发展阶段的变化。
但是
跳越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也必须
跳越精神文化的发展阶段,否则必然要
发生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伦理道德方面出现痛
苦的分裂现象。
日本人的不幸即在于他们的物质文
化已经发生大跃进,他们的精神文化却
产生分裂,一部分随着物质文化一起跃
进,几乎是全盘接受外来的意识形态与
伦理道德;另一部分却依然停留在跃进
前的水平之上,仍然以自己日常生活中
总结出来的行为方式来应付外部世界。
这就使得日本人成为世界上最为奇特的
民族:他们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
美,既彬彬有礼又妄自尊大,既温文尔雅
又蛮不讲理,即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
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贞不二又会背
信弃义,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既在
乎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又常常一意孤行。
而且更要的是,这一切相反的行为方式
又都是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使人
很难对日本民族的性格下一个准确的断
语。
纵观日本文化发展历程,可以看到
日本的精神文化始终处于弱势的地位。
全盘接受外来的精神文化吧,又与本身
原有的精神文化不能合拍,于是常常要
发生回归日本文化的运动;全盘拒绝外
来精神文化吧,自己原有的精神文化又
要与已跃进了的物质文化发生裂痕,又
不能不接受外来的精神文化以弥补这个
日本文化在国际环境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提倡谦虚礼貌的表达和行为方式,具有典范和代表意义。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日本文化毕业论文发表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有关日本文化毕业论文发表篇1 浅谈刺身与日本文化 摘 要： 刺身是日本著名料理。它既是日本人口中的美味、日本人眼中的艺术品，又是日本文化的传承，更引起了舌尖上的“战争”。对于日本刺身究竟意味着什么?本文从上述几个方面以刺身为中心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 刺身 文化 食鱼 鲸 刺身，是将鱼贝类等食材切成片、条、块等形状，蘸上酱油、山葵泥等调味品食用的日本料理。传统刺身以鱼贝类为主，但现在可用于刺身原料的食材范围广泛，马肉、鸡肉、魔芋、蘑菇、动物肝脏、豆皮、面筋都能做成美味的刺身料理。 刺身的刺，是“刺穿”、“扎”的意思。古代日本渔民在将鱼去皮、剔骨、切割成可食用的鱼片后，由于无法辨认鱼的种类，便将鱼鳍扎到鱼片上以方便确认。这种方式当时被称为“刺身”。后来，这种方式渐渐不用了，但刺身的叫法被保留下来。如今，刺身作为日本料理代表性的菜式已为世人熟知，成为日本料理文化的代名词。 一、玉盘珍馐 刺身的原料虽然种类丰富，但主要食材仍然是鱼。常见的如金枪鱼、加级鱼等。在人口百万以上的国家中，日本人人均食用的鱼量为世界之最，平均每人每天74.2克，是名副其实的食鱼大国。 刺身用鱼是新鲜的鱼，“鲜”是刺身的重要特征。 “鲜”首先是新鲜。新鲜的刺身鲜嫩、爽口。由于未经烹饪的鱼肉没有遭到高温的破坏，鱼肉中含有的丰富蛋白质等各种营养素没有丝毫流失，对人体很有益处。难怪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到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日本人对生食鱼肉始终青睐有加。为保持鱼肉新鲜，日本人或用活缔放血法或用冷冻法最大限度地保持肉质新鲜，新鲜是刺身的“生命”。 “鲜”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时令。刺身的季节性很强。如同时令蔬菜水果一样，日本人在春夏秋冬食用时令鱼，每个季节日本人都能品味季节特有的味道，吸取时令食物中丰富的营养物质。春吃竹荚鱼、鲣鱼、银鱼;夏吃石鲈、粗单角鱼、白丁鱼、飞鱼;秋吃斑、鲑鱼、蓝点马鲛、青花鱼;冬吃黄鱼、鳕鱼。而且，不同季节的刺身盘中饰物也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改变。春用山茶花、八重樱、南天竹;夏用虎杖、紫阳花、瓠子;秋用小菊花、桑叶、银杏叶;冬用蜜柑枝、里白、松叶。时令鱼搭配时令花、叶、枝，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才是地道的刺身料理。 二、视觉盛宴 日本料理是用眼睛享用的料理。刺身就能通过食器与摆盘体现出这一特点。 刺身的器皿多用浅盘，材质可分为漆器、瓷器、竹制、陶器。形状有圆形、椭圆形、角形、扇形、树叶形、莲座形，等等。食器造型之多、形状之奇特令人赞叹。并且，食器上有种种花纹、图样。菱纹、鳞纹、云锦手(图)?摇?摇?摇?摇?摇 ?摇?摇(云锦手图片)、流水(图)?摇 ?摇?摇?摇(流水图)、龟鹤、祥瑞等。不同节日、不同季节搭配使用的食器都有要求。例如，蓬莱、松菱、鹤等花纹只能用于正月;丹顶鹤、松竹梅仅用于喜寿宴请。不同季节、不同菜式使用不同纹样的食器，的确是一种视觉享受。 此外，刺身的摆盘同样非常讲究。如果是多人份的刺身料理，可用“平盛”。 在大盘中满满地摆上五颜六色的料理，让人一眼望去就能感受到无比豪华绚烂。有经验的料理人也会采用“散盛”。 将食物散开摆放，露出盘面(余白)，通过余白与食物色彩的搭配，与食物相映成趣。 若是同一种料理摆放多块，则可用“流盛”。 同样形状、同等大小的刺身自右向左倾斜摆放，错落有致，仿佛庭院中的细流，使人感觉恬静、清雅。 摆盘中最具代表性的方式是将食物摆成山形。 在底部平坦的食器中，将食物摆成富士山一样的形状，天小地大。这种摆盘既能呈现出“散盛”的平面图画效果，又能利用上层空间，展示出3D立体效果。对日本人而言，料理不仅是画卷，更是立体空间物体。只有对点、线、面的基本摆放熟练有加的料理人才能摆出3D美感。可见，刺身料理既是味觉的学问，又是视觉的艺术。 三、文化传承 刺身料理体现了日本饮食传统――鱼食。 日本四面环海，河川资源丰富，新鲜鱼贝唾手可得。日本人食用鱼肉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绳文时代的贝冢遗迹显示，当时日本人食用的鱼类包括鲫鱼、香鱼、鲽、比目鱼、河豚、青花鱼、�鱼、加级鱼等。除了鱼肉之外，当时人类也食用四脚动物肉。但进入文明社会后，随着佛教在日本的影响逐步扩大，日本多位天皇颁布了“杀生禁断令”，在此过程中，鱼与肉变得不可兼得，日本人渐渐舍肉而取鱼。从此，鱼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长久广泛地影响着日本。例如，在日语中，打马虎眼说成“�を�iむ”。由于青花鱼容易腐烂，为了尽快卖掉，卖鱼时鱼贩会快速数数，就会出现在数量上捣鬼的现象，后来演变为日本人常说的打马虎眼。比如，烂船也有三千钉，日本人用“腐っても�”表示。加级鱼从古至今都受日本人喜爱，与其他鱼相比加级鱼的细胞分解速度较慢，所以，放置同样时间，其他鱼腐烂了，加级鱼的损害就比较小，于是就有了这种说法。 除了鱼食外，刺身里料理还体现了日本饮食另一传统――生食。 在原始社会人类都是生食，进入文明时代后各民族的生食就逐渐淡出历史。日本的生食习惯却始终延续，直至今日。生鱼、生菜、生肉、生蛋，日本人崇尚食物的原生态。保持食物本来的味道，口味清淡是日本料理的特点。由于日本四季分明，无论是鱼类、果蔬还是农作物都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在这种气候风土中生活的日本人养成了重视时令物、喜爱时令味的饮食习惯，并且生食法最能保留住时令味、锁住营养，这从侧面反映出日本人崇尚自然，注重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自然观。 四、舌尖上的“战争” 刺身食材的种类繁多，鲸肉就是其中之一。日本是世界上少数食用鲸肉的国家之一。虽然日本仅有2%的人经常性食用鲸肉，但每年市场供应的鲸肉却多达3000吨。日本人食用的鲸肉也包括海豚肉。海豚是高智商的海中动物，是亲近人类主动保护人类的高级动物。这种本应得到人类友善的回报和宠爱的动物，却遭到肆无忌惮地捕杀，难逃人类的口腹之欲。 为何喜吃鲸肉?日本人认为，鲸是营养丰富的食材;鲸消耗掉了大量鱼类资源，威胁到了人类的食物安全;食鲸是日本的传统，捕食鲸是日本历史的组成部分。 然而，事实是目前13种大型鲸类中，已有两种濒临灭绝。而且，从环境保护角度来看，鲸是海洋生态系统的一环，大规模捕杀包括海豚在内的鲸势必损害海洋生物链条，破坏海洋环境。 为了加强对鲸类资源的管控，《国际捕鲸管理公约》早在1986年就已经禁止商业捕鲸。但日本依然我行我素，引起了澳大利亚、美国等世界多国的反对。阿根廷、巴西等九个拉美国家甚至成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集团”，集体反对日本在南极海域的鲸类保护区域捕鲸。 但舌尖上的“战争”依然持续。也许，日本民主党众议员议员冈田克也与澳大利亚前外长斯蒂芬・史密斯的谈话最能代表日本人的态度。“日奥都有各自的文化，饮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人自古就有吃鲸肉的传统。澳大利亚或许也存在着日本人无法理解的饮食习惯。我们应该互相理解”。 日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长期的实践生产中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呈现出了鲜明的民族情调，吸引着世界各国人民。任何一种文化的延续都是与时俱进、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结果。不合时宜、糟粕性的文化应该被剔除。 日本文化注重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相信善于学习的日本人能够找到真正“崇尚自然，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能够进一步发扬日本刺身文化的方式。 有关日本文化毕业论文发表篇2 浅论日本语言背景文化 任何一个民族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特点。这些特点除了表现在行动上之外，更多的表现在语言上。日本民族具有内敛、含蓄、不爱张扬的个性特点.这些特点表现在语言上就是不断地使用大量的委婉语.日语的委婉表现体现出日本民族独特的语言、文化心理及独特的民族思维方式。日语委婉表现也是日本社会文化的一种体现，我们从中可以窥视到日本社会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现代语言交际中，使用得体的委婉语以避开不愉快或不愿说出口的表达，可以使交际双方都得体不失面子，这已成为日本社会的一种倾向.日本是一个重视人际关系，以和为贵的社会，集体意识很强，注重协调精神，这种心理状况反映在语言上，就是要能够正确使用委婉语。 1、正文 1.1、概述 委婉表现是日语最明显的特征之一。特别是在面对面的对话中，可以说如果不使用这种委婉表现谈话就不能顺利进行。毋庸置疑，这是由日本社会文化、思维方式及行为习惯所引起的。语言是一种社会的存在，它与某一地域社会(民族、国家)紧密相连。这些地域社会的文化(该地域社会人们的生活，行为方式)成为语言的背景。而语言的意思则基于这些背景之上被人们所理解，起到传情达意的作用。 日语委婉表现的最大决定因素是日本人的内外意识或者说是人际关系意识。与欧洲人相比日本人的自我意识较为淡薄。他们很在意包含自己人的「うち」(骨肉亲人，亲戚朋友等)和自己人以外的人即「そと」之间的区别。大多数的委婉表现都是对「そと」一方而说的。因此，委婉表现也可以被认为是与对方之间距离的体现。这与日语中的敬语从根本上是一样的。 1.2、具体表现 每个民族都有因民族历史的沉淀和心理深层的构筑不同所造成的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在进行语言的研究中，如何把握住我们自身对该语言的理解的心态，将会很大程度影响我们对该语言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心态会有不同的理解结果。在日语的学习和研究中，较为明显的就是对委婉语(暧昧语或模糊语)的理解。 一个中国人(甲)和一个日本人(乙)在初次打交道时会有如下对话： 甲：今晩ご都合がよければ一绪に映画を见に行こうか。 (今晚您有空的话，一起去看电影吧) 乙：もし残业がなければいいですが…… (如果今晚不加班的话……) 中国人会很自然地理解为：今晚加班就不去，不加班就去。当甲得知乙晚上不加班的消息时去候邀，却总不见乙来。甲过后去兴师问罪时，乙也会觉得很奇怪。实际上乙的回答有种回绝心理，加班只是托词而已。若是真心赴约，出于谨慎，乙方常常会再给甲一个确认，确定今晚的约会。这个时候乙常常会在下班时说「今晩残业がないので、一绪に映画を见に行こうか。」。但也并不是事事如此，有时乙很愿意接受邀请，但为预防有事脱不开身而不能赴约，便事先向甲言明有此可能，让对方有心理准备，以免届时被动。甲对乙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非常迷惑，不知乙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其实这是日语委婉表现中较为常用的一种拐弯抹角的说法。正如当对方钢琴声很吵而希望对方能够停止这种行为时，往往是说「お嬢さんのピアノは上达しましたね。夜中の十时ごろまで稽古していますね。」(您女儿练钢琴真是辛苦啊，都练到晚上十点左右。)，而不直接去和对方说明。 两个熟悉的人在路上相遇时，经常会说一声「さあ，どうも」便擦肩而过。这个「どうも」后接的词也是很暧昧的。如：「昨日、わざわざおいでください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昨日承蒙您光临，谢谢)，回答时用「やあ、どうも。」。这个「どうも」从上下文看应是「こちらこそ、どうもお世话になりました。」(我得到你的关照，我才应谢谢您)，或「こちらこそ、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我才应表示感谢)的意思。从这两个人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どうも」后面省略了词语。 「どうも」大致有以下几种意思：1)怎么也(下接否定)。 如：「どうも覚えられない。」(怎么也记不住)2)实在，太。 如：「どうも失礼します。」(实在太失礼了)3)总觉得。如：「どうも风邪らしい。」(像是感冒了) 而现代日语中，「どうも」的应用范围极广，它既可以表示歉意又可以表示谢意，有时还单纯地表示一般寒暄、告别等。如： (1)当别人帮了你的忙，表示由衷的感谢时说「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2)当学生帮老师擦完黑板时，老师说「どうも、ご苦労様。」 (3)当你在公共汽车上碰了人时说「どうも、すみません。」 (4)当你见到不久前帮了你的忙，给过你好处的人时说「この间、どうも。」 另外，两个情投意合的人在分别的时候，有时说声「じゃあ，どうも」便分开了，这个词下接的部分也是极不明了的。中国人听了上述对话感到日语不可思议。本来日本人在对话中就有避免明确说出事物的是非，避免对某一事物加以断定的习惯。也可以说日本语言中的这种表现方式是日本人的传统生活态度以及整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 这些委婉的语言都来源于委婉的语言思维，日本人的委婉的思维又与日本文化的柔性紧密相关。古代日本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在关西及日本九州地区，那里多丘陵，湖泊，河流，气候温暖，称得上日本的水乡。在气候温暖的水乡靠种水稻而谋生的农户，受到了整日伴水劳作的影响，懂得以柔克刚的道理，使他们的心理活动充满了柔性。 委婉语用以表达含蓄委婉，退让等复杂的心情。这也是日语的一大特点，应视“语境”来确定它所略去的部分或蕴涵的意思。否则就会觉得难以理解。 2、结语 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日语也不例外。在其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受到日本文化的制约和影响，日语中的委婉语就是受到日本集团主义的影响而逐步产生和形成的。因此，对日语的研究离不开对日本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应该从大文化的角度对照异文化之间的差异，学会正确看待这些差异，随时把握好自己的心态，这样才能在对外交际中始终保持主动地位从而更好地使外语起到交际功能。猜你喜欢： 1. 日本文化毕业论文优秀范文 2. 日本文化毕业论文发表 3. 日本文化毕业论文优秀例文 4. 日本文化方面毕业论文免费下载范文 5. 有关日本文化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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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论文发表对抗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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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xiv上的论文一般是用作发表手稿或者预出版的论文，标准符合康奈尔大学学术要求即可。
arxiv是一个提供学术文章在线发表的服务器,领域涵盖物理学、数学、非线性科学、计算机科学、定量生命科学、计量金融学和统计学。发表arXiv的论文不需要通过审核，因此被用作发表手稿或者预出版的论文，提交到arXiv的文章必须符合康奈尔大学学术标准。
arXiv（X依希腊文的χ发音，读音如英语的archive）是一个收集物理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与数理经济学的论文预印本的网站，成立于1991年8月14日。
同行评价：
arXiv(3)尽管arXiv上的文章未经同行评审，但在2004年起采行了一套“认可”系统。在这套系统下，作者首先要得到认可，这种认可可能来自另一位具认可资格者的背书，或者依照某些内部规定而自动授予。
来自著名学术机关的作者通常会自动得到认可。包括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布赖恩·约瑟夫森在内的十九位科学家曾抗议他们的部分文章被arXiv管理者退回，而其它文章则被强迫更改分类，依其见解，原因出在研究主题的争议性，或者是文章抵触了弦理论的正统观点。
由于arXiv上的文章多半都会投稿到学术期刊，作者对文章多半保持严谨态度。少部分文章则一直保持预印本的形式，其中包括一些极具影响力的作品，例如格里戈里·佩雷尔曼对庞加莱猜想的证明。arXiv上的民间科学家作品为数不多，通常被归入诸如“一般数学”（General Mathematics）等项下。
sci厉害。
1、论文级别上的PK
会议，分为不同的层级，达到顶级会议的级别，自然是国际上最高级别的会议。在顶会上发表的论文，要比其他会议论文，更优秀。
sci，是国际核心期刊，是所有期刊中，质量最好的期刊，在sci上发表的论文，含金量非常高，是其他同领域期刊论文无法比拟的。
所以，顶会论文和sci论文级别非常高，都算是国际核心论文，只不过一个是会议的顶峰，一个是期刊的顶峰。
2、刊物类别上的PK
顶会，代表的是会议，sci代表的是期刊。虽然论文，可以选择会议发表，也可以选择期刊发表，但在认可度上，期刊要高于会议。所以，顶会不如sci认可度高。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确定sci更胜顶会一筹，即比较顶会论文和sci时，sci更厉害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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