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发表政论文章的背景

详见此处介绍的很全面的~~~

从1895年起，严复撰写了很多政治论文，他先后发表了《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等文章，抨击了中国的封建制度，批判了封建主义，同时赞扬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阐述了维新变法理论和维新变法的纲领：“鼓民力”，“开民智”，“废八股”，“兴西学”；“新民德”，他呼吁禁止鸦片与缠足。创立学院，废除专制政治，实行君主立宪。严复的这些思想对当时封闭的中国人来说如同霹雳闪电，给渴望救国图存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影响很大。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严复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1889年后捐得选用知府衔，并升为会办、总办（校长）。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主办《国闻报》。“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1921年10月27日去世，终年68岁。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

严复的“三民思想”是在维新运动兴起之前就产生的。早在1877—1879年留学英国期间，严复就广泛研读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考察了英、法的社会实际，为其维新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接连失利，在民族危亡的时势刺激下，严复接连发表政论，提出变法救国理论。1895年3月上旬，清军在辽宁前线一败涂地。严复于天津《直报》（一家由德国人汉纳根所办的中文报纸）发表《原强》；3月中旬，日本逼迫清廷派遣李鸿章赴日谈判，严复发表《辟韩》；5—6月间，清廷被迫签约，举国哗然，严复又陆续发表《救亡决论》。在这几篇文章中，严复首次提出了要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为自强之本。严复说：“生民之大要三：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西方政治学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定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注：严复：《原强修订稿》，载王轼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页。）由是严复考察了中国“民力、民智、民德”的状况，得出一个基本的评价：“民智既不足以与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举其事。”（注：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第15页。）进而大声疾呼：“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唯是使三者诚进，则具治标则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注：同④，第27页。）“民智之何以开，民力之何以厚，民德之何以明，三者皆今日至切之务。”（注：同⑤，第15页。）严复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提到极端重要的地位，并做了具体的阐发。首先，严复认为，衡量一个国家强富的标准在于“三民”：“国之强富贫弱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上而后政法从之。”（注：同④，第25页。）反之，如果“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注：同④，第26页。）则富强难行，甚至导向亡国亡种的境地。严复说：“使吾之民智无由以增，民力无由以奋”，被外族“奴使而虏用”、“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逸……”。（注：同⑤，第12页。）那么，距“无以自存、无以遗种”的境地也就相差无几了。其次，就中国的情势而言，谋国救时的根本在于“三民”。严复指出，“民力、民智、民德”是“自强之本也”，（注：同④，第32页。）图强必须标本并治，“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表，而表将自立。”（注：同⑤，第14页。）“表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表必不能徒立也。使其本大坏，则表非所附，虽力治表，亦终无功。”（注：严复：《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1册，第65页。）那么，“三民思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严复提出了三方面的具体主张：所谓鼓民力，主要是禁止鸦片、缠足，使人民体质增强，有强健的体魄，作为提高民智和民德的基础；所谓开民智，主要是废除八股，提倡西学，使人民打开眼界，扫除蔽障，启迪新知；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创立议院，各级官吏由公民选举，以改变封建专制，使人民养成爱国公德，“合天下之私以为公”。（注：同④，第31页。）由此可见，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志趣不同，严复从一开始就将着眼点放在“民力、民智、民德”这些国民主体的革新上面，深刻认识到中国的救亡问题，其根本在于国民主体的程度的提高。从这一点出发，严复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国主张，是一种貌似缓进、实则坚实的独到之见。这一思想，同时也决定了严复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具体表现，呈现出独特的特点，当其他维新志士致力于政治活动和制度变革时，严复却以发表政论、提供思想为己任，并且他的思想比康、梁等人的政治活动具有更为持久的影响力。二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思想所经历的巨大变化，包括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和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从表面上看，严复在各方面都趋于保守，从批判封建专制转向反对共和，从提倡资产阶级新学回到封建主义旧学。但是，在这种表象的背后，被人们所忽视的，是其对“三民”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戊戌变法过程中。严复并未参加比较重要的政治活动，仅蒙光绪帝召见一次，略陈变法对策。事后应光绪帝之命，缮抄《拟上皇帝书》准备呈进，但尚未完成而政变已经发生。变法失败后，严复感慨“临河鸣犊叹，莫谴寸心灰”，（注：严复：《戊戌八月感事》，《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4页。）幸而与康梁关系不甚密切，免于株连。但严复自此更为远离政治旋涡，潜心于教书、译书、著书，继续为实现中国的富强做奠基的工作。1900年义和团之役后，严复避居

严复发表论文的背景

《原强》一文收入光绪二十七年南昌读者有用书之斋刻印的《侯官严氏丛刻》和光绪二十九年作新译书局出版的《严侯官文集》。面对甲午战败的奇耻大辱，严复意识到中国正处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的边沿，很可能会沦落为印度、波兰一样的下场。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

清朝末年，甲午海战的惨败，再次将中华民族推到了危亡的关头。此时，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并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刊出。该书问世产生了严复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见此译稿后，发出“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的赞叹，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严复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1889年后捐得选用知府衔，并升为会办、总办（校长）。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主办《国闻报》。“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1921年10月27日去世，终年68岁。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目前严复的故居，位于福州三坊七巷郎官巷中

严复发表政论文章的意义

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和优胜劣汰。意义：严复作为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制度的先驱者，他运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进步观点，服务于中国当时的社会需要，并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合乎社会历史发展的时代潮流的，是进步的，这对于我们今天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仍有一定的现实作用。

严复在哪里发表政论文章

“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是严复的政论文章《救亡决论》，1895年发表在天津《直报》。

全文：

“昨者，有友相遇，慨然曰：‘华风之敝，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呜呼!岂不信哉!岂不信哉!”

意思是说，中国的国风的坏处，用八个字可以描述出来，即：以假始起，以耻而终，最后因为无耻而玩不下去了。

短短数言，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一个人如果失去内心的道义守则、不讲诚信，就会外化为造假、作伪，最终沦为无赖之徒；倘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不兴求实之风，没有虔诚的信仰而言行背离，那无疑是非常危险的。

扩展资料：

救亡决论，篇名。清末学校与科举、西学与中学论争之重要论文。严复撰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斥责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实际都是些“谬妄胡涂”者。

揭露八股的三大祸害：“锢智慧”，指思想上的束缚；“坏心术”，指思想上的败坏；“滋游手”，指滋养不学无术的游民。认为变法莫亟于废八股，八股之害在使天下无人才。

批判中国传统的“旧学”（“汉学”、“宋学”）、科举词章、金石书法等，认为这些都无实、无用、高谈阔论和脱离实际。只有用“西学”代替“中学”，认真向西方国家学习，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途径。收入《严复集》。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救亡决论

“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感觉说到中国弊病之痛处，不知何人论述，网上查到一堆答案，不甚详细，今特细查究竟，记之。先查到是严复（《救亡决论》1895发表在《直报》）下载文章，查知，并无？后下得全文版本，得之，“昨者，有友相遇，慨然曰：‘华风之敝，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呜呼!岂不信哉!岂不信哉!”看来是严复的朋友说的，他引用的，但出处还应该算在严复的《救亡决论》里，呵呵！特记之，以正视听。theggo自记之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严复很大的震动，他认为救国，只有效仿西方。他翻译的《天演论》中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进步观点

严复于1800年至1900年，在天津工作生活了20年，历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教习、总办等职，并翻译了《天演论》。梁启超从1915年至1929年，寓居津门14年，潜心学术，留下了著名的《饮冰室合集》。他们俩个人，都和天津有着不可割断的渊源。

严复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等五篇政论性文章，对全国影响极大。1896年4月，梁启超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为《时务报》主笔，恰好严复去上海办事，与梁启超相识，梁启超时年23岁，严复42岁。梁启超非常崇敬严复的学问和见识，以及严复的为人，严复也赞赏梁启超为才华横溢的盖世之才。虽然俩人相差19岁，却一见如故，终成忘年之交。

1896年8月《时务报》正式出版。9月24日，严复写信给梁启超，对《时务报》大加赞扬，充分肯定其倡导维新变法，具有振聩发聋、新人耳目的作用，并汇寄一百元银票资助，表示对《时务报》的赞赏和支持。

1896年10月8日，梁启超致信严复，言他其时正学习拉丁文，又索严复的《原强》、《天演论》，拟刊于《时务报》。当时严复已完成《天演论》译文初稿，在10月15日写好自序后，一方面托人将译稿带给吴汝纶，请他指教。同时也将另一份《天演论》译稿寄给梁启超，并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称赞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如同旭日东升，气象万千，风行海内，影响很大。并对梁启超在学习拉丁文给予鼓励，最后回答梁启超所索文稿曰：“拙作《天演论》，仅将原稿寄去。登报诸稿，挑寄数篇，金玉当前，自惭形秽，非敢靳也。《原强》如前所陈，拟更删益成篇，容十许日后续呈法鉴如何？”接着严复就对《原强》进行了较大的修订，内容增益近半，文字亦多有改动。

梁启超是最早看到《天演论》手稿的人之一，读后誉严复为“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1897年3月，严复给梁启超写了一封长达21页的长信，批评和规劝梁启超办报和发表言论要慎重，宣传变法要有次序，尤其是对梁启超随康有为大肆宣传建立孔教会，及其发表《古议院考》以附会中国古代就有类似西方的议院和议员之类的言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和劝导，并深刻阐明“教不可保，也不必保”的道理。梁启超给严复也回复了一封长达3500字的长信，十分诚恳地表示：“二月间读赐书二十一纸，循环往复诵十数过，不忍释手，甚为感佩，遒至不可思议。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承规各节，字字金玉。数月以来，耳目所接，无非谀词，贡高之气，日渐增长，非有先生之言，则启超堕落之期益近矣。……来书又谓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又曰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也。读至此则据案狂叫，语人曰：不意数千年闷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不服先生之能言，而服先生之敢言之也。从此，梁启超逐渐放弃立孔教为国教的“保教”主张，并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此文成为梁启超彻底放弃保教主张的宣言书。

1897年4月2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转载了严复的《辟韩》。5月，严复在天津开始筹办《国闻报》，8月严复作《国闻报启》送《时务报》发表，9月21日严复又写信给梁启超催其刊登。10月26日《国闻报》创刊号出版，11月24日又出版《国闻汇编》第一册。《国闻报》的许多社论都是由严复撰写的，鼓吹变法维新，与《时务报》构成南北呼应之势，被誉为当时南北舆论的“两颗明星”。

1898年梁启超等的《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析》，要求废止八股取士制度，则就是通过严复在《国闻报》7月1日和7月2日的连载，而第一次公诸社会。

戊戌政变后，即使是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严复也冒着风险与梁启超保持书信往来，进行学术交流，为梁启超在日本编辑出版的《新民丛报》供稿。1901年当严译《原富》头两篇在上海出版后，梁启超立即著文在《新民丛报》第二期发表推荐，并在致严复的信中，建议译文要通俗以便阅读和扩大其影响，但严复复函认为，不宜以俗文翻译西方经典著作，各舒已见，意见虽不相同，但却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1902年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开辟《饮冰室诗话》，在《饮冰室诗话》里，梁启超怀着无比崇敬钦佩之心，全文录下了严复作于1901年的一首七言长诗，并于诗前写了一则热情洋溢的简颂小记：“候官严先生之科学，学界稍有识者，皆知推重；而其文学则为哲理所掩，知者盖寡，余前作《广诗中八贤歌》内一解云：“哲学初祖天演严，远贩欧铅搀亚椠，合与莎米为鲽鹣，夺我曹席太不廉。”益深佩之也。”严复的这首长诗，是1901年3月北行时赠别熊季廉唱和之作，由熊季廉寄给梁启超存录的，是严复的诗歌代表之作。梁启超赞赏其作，专意录存于“诗话”中，“芳馨悱恻，辄讽诵之”。在严复和梁启超的交往中留下一段可赞美的人间佳话。

严复和梁启超二人是在维新运动的大潮中互相鼓励，图强共进，促成的战斗友谊，后来，梁启超还在《寿严几道先生》的生日祝寿诗里，由衷的赞佩说：“楞伽悟澈皆心印，震旦流传此导师”。梁启超评价《天演论》说：“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影响者，复其首也。”所以梁在“八贤歌”的开首即称“哲学初祖天演严”。他还把严复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及欧洲近世大诗人米尔顿相提并论。并戏言严复的译著、诗作影响之大、思想之新、文笔之美，简直要夺占我辈文坛席地了！而严复对梁启超，亦有“言论界饮冰势力最巨”之誉。

严复在什么上发表政论文章

救亡图存，是甲午战争后严复在《救亡决论》一文中提出的。——肖秀荣1000题答案147页

应该是严复，他们虽然都有救亡图存的思想，但最先旗帜鲜明提出的还是严复。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偕梁启超参加会试。路过上海时，兴中会重要成员陈少白登门造访，共议时局。会试期间，中日甲午战争已近尾声。同年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康有为闻讯极为愤慨，三月二十八日，同梁启超等鼓动广东、湖南举人百余人上书都察院，请代奏皇帝拒绝批准条约。随后，各省举人亦相继上书。四月初，康约同18省举人1300多人，开会决定联合上书，会上公推康有为起草，康用一日两夜的时间，起草了1.8万字的《上今上皇帝书》，请求光绪帝拒和、迁都、练兵、变法。

严复与梁启超关于译语之争的焦点透视《中国翻译》2015年02期【摘要】:20世纪初,严复与梁启超曾就翻译语言发生过一场唇枪舌剑的争论。梁启超指责严复太务渊雅的译语语言不利于对粗通文墨的普通民众进行思想...

《国闻报》。

《国闻报》是清朝维新派创办的一份报刊，1897年10月26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由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报刊活动家和翻译家严复创办于天津，初期为日报，创刊一个月之后增出旬刊《国闻汇编》，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在华北的重要舆论阵地。

1899年，由于慈禧太后的压制，报社被迫卖给日本外务省；之后报社被义和团战火所焚，印刷机被毁而自动停刊。

1897年10月，严复在维新派办报热潮的推动下，与北洋学堂总办王修植、育才学堂总办夏曾佑、内阁中书杭辛斋等人集资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大力鼓吹变法维新。

《国闻报》每日出两张，毛边纸印刷，两张都是八开版，单面印刷，对折成四版，两张共八版，四号铅字排印，每日约8000——10000字，其版面内容排序首先是每天的“上谕”，其次是路透社电报，再次是报馆主笔(严复)的文章。

再次是本地新闻，再次是京城新闻，再其次才是全国各地新闻。最后如果还有版面，就刊登一些外国新闻，“至于东南各省新闻，东南各报馆言之甚详，本馆一概不述。 ”

《国闻报》所发表的宣传维新思想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社论”和“来稿”部分，前者共42篇，约半数以上为严复所作。《国闻报》每月售制钱三百文，每期还会随报免费附赠一张《京报》。

1898年2月，每天销量为1500张。其中：天津100张、北京200张、俄商150张，外省700余张。

创办五个月后迫于俄国的压力，《国闻报》面临停刊威胁，王修植和严复经过讨论，决定采取以下措施：

1、报馆设在天津租界地面，主要人物不公开露面，推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福建人李志成充当馆主。

2、撰写文章均不署名，对外不承认自己是主笔、主编。

3、严复等主要报人不踏报馆之门，办报之事聚集在王修植家里商议。

4、盘给日本人，对外宣称肉"销行不广，资本折阅"已由日人接办。

戊戌政变后，由于西太后的压制，经营陷入困境。1899 年4 月29 日，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郑章昌和海军中佐洗川具涌的斡旋下.以1. 1 万元的价格卖给日本外务省。

《国闻报》盘出后，外务省以西村蹲为馆主继续发行。其后《国闻报》因发表有关光绪帝废立的文章与清政府发生龃龉， 1900年4月30日日本外务省曾下达了卖却的命令.但在义和团事变之际，报社为战火所焚.印刷机被毁而自动停刊。

《天津日日新闻》 :《国闻报》在义和团事变时因遭受炮击而停刊，后该报社长西村博与该报主笔方若用赔款卫创设了一个新报。名为《天津日日新闻》机刷发刊时曾有少量的文章用日本语。1902 年，西村博又创立了一份日文报纸《北清时报》。

因此将《天津日日新闻》的名义出让，自此以后.该报实际全部中方经营，所刊登的文章也全部用中文。由于该报乃《国闻报》的续刊。加之西村博与康有为交厚。因而被称作是君主立宪派的报纸，并且该报从外表上看很像是日本的半官方言论机关，其实该报与天津的商人倒有很深的渊源。

办报特色

严复以为，“塞于下情国必弱，昧于外情国必危”。因此，《国闻报》自创刊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对外国报刊、书籍的翻译介绍工作。他们不惜重金聘请懂得英、法、德、日文字的翻译人员，大量译载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外电、外报的消息和评论。

该报在创刊之初，即在《国闻报馆章程》中规定除京、津、华北地区的新闻外，东南各省新闻“一概不述”。《国闻报》曾用大量篇幅报道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的消息，发表了康梁在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并配发评论为其叫好。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发布的全部诏书哈维新派大臣的各项条陈，也都全文发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政变发生以后，该报借助日商招牌，顶住压力，向读者报道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殉难的过程，为中国近代史留下了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