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流框架①对于多源流，有学者称之为多源流框架（policy streamsframework,PSF），有学者称之为多源流理论（policy streams theory,PST），也有学者称之为多源流研究途径（policy streamsapproach,PSA），这里我们同意尼古劳斯·扎哈里亚迪斯的观点，使用多源流框架（MSF）来称谓这一政策过程理论，主要是考虑到多源流更多提供了一个分析政策过程的视角和框架，而转化为理论需要结合具体情景。（Multiple Streams Framework,MSF）是由政治学家金登［1］首次提出，他在借鉴决策理论研究者科恩、马奇和奥尔森［2］提出的组织选择的垃圾桶模型基础上，开发出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来理解政策过程，探究议程设定、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之间关系。他认为，一旦政策之窗开启，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实现三流合一，新的公共政策就会被选择，或者新的公共政策取代旧的公共政策，政策变迁得以实现。多源流框架正成为从决策视角理解政策过程的代表性理论，也是政策过程主流理论中最具有竞争性的理论之一。尼古劳斯·扎哈里尔迪斯是继金登之后的最重要的研究者，他深化和拓展了多源流框架研究，将多源流框架与模糊性联系在一起，认为多源流框架是对作为模糊性的政策过程的理解和认知，突出了多源流框架的适用范围，强调对多源流框架最本质特征的把握，并进一步深化了多源流框架的认识论基础［3］。与此同时，他也是多源流框架的重要传播者，很多政策过程理论著作中有关多源流框架章节都是由其撰写［4-7］。2016年，公共政策领域的两本重要杂志《政策研究杂志》和《政策科学》②《政策研究杂志》于2016年第1期出版多源流途径（multiple streamsapproach）的专题研究，一共由6篇论文组成，对多源流框架的应用进行系统回顾与评价。《政策科学》于2016年第1期出版多源流框架（multiple streamsframework）的专题研究，一共由6篇论文组成，这一组论文的特点是将“制度研究”带入多源流框架，探讨加入制度变量之后，对多源流框架的发展，并且主要是以欧洲的经验为基础。相继出版了多源流框架的专题研讨，这标志着这一框架为更多的学者所认可。

这是上午。下午的医茶机关三项，奇怪的是，三人只领到了两项考试。来到三星望月第二石针上的赏星居，孙老神仙还在午睡，他的大徒弟裴元替师父考较三人的点穴术，奇经八脉是万花谷的看家本领，去谷行医最是用得着，修习上乘武功，也是津渡，百花拂穴手、太素九针、点穴截脉，这些三人都下过苦工夫，只是裴师兄一边让他们点穴，一边又盘问去年长安城中种种情形，河坊街的豆腐是如何好吃，听月楼的羊肉是如何娇嫰，百花谷的名妓果真是来自万国的花魁？一会又将话题转移到甲人，我万花谷的机甲如何，他唐门的机甲又如何，不厌其烦，琐碎唠叨，其实是干扰了考生们的心神的。

接下来，内容安排如下：首先，讨论多源流框架的理论基础，这里将重点介绍模糊性理论和垃圾桶模型，其中，模糊性理论又是垃圾桶模型的基础；其次，对多源流框架的主要内容进行介绍，包括基本假设、主要构成要素和基本命题等；最后，对多源流框架进行评价和展望，总结过去研究，为未来研究设定方向。

一、多源流框架的理论基础：模糊性与垃圾桶模型

金登在提出从多源流框架视角理解政策过程时，对三种有影响力的过程理论进行批判。这些过程理论大多以决策理论为基础，关注决策过程。第一种过程理论从政策创新的起源出发来思考议程设定和备选方案的选择，他认为，这种理论并没有什么帮助，这主要是因为：“（1）思想可以来自任何地方；（2）追溯起源意味着一个无限回归的一；（3）没有谁可以领导别人。”［8］91第二种过程理论是全面理性决策。根据金登的看法，该理论认为：“如果政策制定者按照一个全面理性模式运作的话，他们首先会很清楚地界定自己的目标，并确定将会符合他们要求的目标实现水平。然后，他们会详细讨论可以实现目标的许多（理想地说，所有）备选方案。他们会对这些备选方案进行系统比较，评估它们的成本和收益，然后再选择以最少的成本实现目标的备选方案。”［8］98对此，金登认为：一方面，政策制定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并且很多时候并不是去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过程并非按照阶段论的线性模型展开。第三种过程理论是渐进主义。在金登看来，渐进主义主张：“决策者通常不是重新开始考虑每一个项目或问题，而是把他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视为既定的，并且只是对那种存在的行为做渐进的、边际的小调整。通过采取这种行动步骤，他们不需要详细讨论太多广泛深远的变化，他们也不需要花过多的时间去界定目标，而且他们在目前的现状与现存行为所需要进行的小调整之间进行的比较也完全可以得到控制。结果，政策便是以小的步子渐进变化。”［8］99对此，金登同样认为，渐进主义对很多政治过程和政府过程进行很好的描述，也能够部分描述公共政策案例，但是渐进主义不能够解释议程变化。

多源流框架以垃圾桶模型为基础，通过对其修正，提出影响议程和备选方案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而垃圾桶模型则是以模糊性假设为基础，因此模糊性和垃圾桶模型构成了多源流框架的主要理论基础。模糊性和垃圾桶模型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模糊性构成了一种组织生活（organization life）的新形态，而垃圾桶模型则是在这种组织生活形态下组织选择的模型，他们是由马奇（March）、奥尔森（Olson）和科恩（Cohen）于 1970年代提出，并于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著作，系统地探讨作为模糊性情景的大学和军队如何从事领导、命令和决策［2］［9-11］。

3.政策产出的命题。多源流框架对于政策过程的最重要解释就是只有在政策之窗打开时，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实现融合，一项新的公共政策才会产生。正如金登所言：“一个完整的联结装置可以将所有三条溪流——问题溪流、政策溪流以及政治溪流——组合成一个单一的包裹……如果所有这三种因素——问题、政策建议以及政治可接受性——结合成一个单一的包裹，那么一个项目进入决策方程的可能性就会极大地提高。”［8］254-255而多源流融合的路径既可以是从方案开始，也可以是从问题开始。对此，金登有清晰的论述：“倡导一个新政策动议的倡导者不仅会利用政治上的有利时机，而且还会宣称他们的政策建议是紧迫问题的解决办法。同样，关注某一特定问题的政策企业家往往在政策溪流中寻找解决办法以便与他们的问题相结合，然后他们力图在某些时刻及时地利用政治可接受性来提出这一问题及其解决办法。”［8］254这些结合是通过政策之窗来实现的，政策企业家在结合中发挥着重要而关键的作用。

在制度的重要性方面，“新制度主义”强调“行动者与结构”之间互动，认为结构会受影响行动者，行动者也会影响结果,制度构成了最重要的结构之一。对此，金登认为，多源流框架已经将制度问题纳入每一个具体源流的讨论中，如政策源流中对于方案的可行性研究就考虑到制度对于方案选择的影响，政治源流中的国民情绪会对观念可接受性产生影响。不过，一些研究者认为，多源流框架没有讨论制度对多源流的影响，没有考虑到制度在政策选择中作用。尼古劳斯·扎哈里尔迪斯［27］则专门阐述了制度、模糊性与多源流框架之间关系，他认为，目前研究者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将制度引入多源流框架中，即制度模糊性、舞台和政策窗口的可持续性。

对于模糊性的含义，马奇指出：“模糊性是指对事实、因果关系和目的性缺乏清晰或一致性。”［13］178。由此可见，马奇对模糊性的界定是对启蒙以来秩序定义的放松。模糊性意味着外部事实的模糊，这是由事实需要解释、存在相互冲突的解释、相同冲突信念的建构和信念的套套逻辑（Tautology）等原因造成的。历史和科学常常试图为模糊事件提供因果故事，使得人们接受有关事实、因果关系和目的性的观点。模糊性还意味着自我本身的模糊性。自我的模糊性强调一个人在选择行动时，其偏好和身份也是模糊的，她不可能对自身的偏好和身份意识有清晰的认识。海尔·瑞尼等公共组织研究者也开始关注目标模糊性（Goal ambiguity），他们指出：“我们将组织目标模糊性定义为允许对组织目标和一系列目标进行留有余的解释的程度，其中组织目标代表了组织未来追求的状态。”还提出目标模糊性的三种测量维度，即指导性目标模糊（directive goal ambiguity）、评估性目标模糊（evaluative goal ambiguity）和优先性目标模糊（priority goal ambiguity）［14-15］。这说明组织目标模糊性意味着组织目标存在不同的认知、解释、冲突性解释和意义赋予，这与马奇对模糊性的认可基本一致。

针对组织生活中的模糊性，马奇、奥尔森和科恩提出一种不同于理性选择模型的垃圾桶模型。在他们看来，该模型主要是基于组织生活中“有组织无序”（organized anarchies）的三个基本特征，即有问题的偏好（problematic preferences）、不清晰的技术（unclear technology）和流动的参与（fluid participation）。这些特征与上面讨论的模糊性理论高度一致，这意味着组织中存在偏好、技术和参与的模糊性。对于这三个基本特征的概括，马奇、奥尔森和科恩在40年后的一篇回忆论文中指出，这些概括主要是来自对大学决策过程的经验观察。这种被称为“有组织无序”的组织决策状态，拥有如下特征：“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当对一种事务进行关注时，不能够对另一种事务进行关注；多样性决策舞台竞争问题、解释方案和决策者时间；问题和解决方案的到达是由外部因素决定，他们由于同时到达而取得联系。”［12］22垃圾桶模型所描述的组织形态，又被称为松散的耦合（loose coupling），组织结构中按照分权模式建立，决策和执行分开，语言和行动分开，这使得组织中存在某些“混乱”和“无序”。在“组织无序”的情景下，“一个人可以将选择机会（choice opportunity）看作是垃圾桶，不同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在被产生时由不同的参与者倒入垃圾桶中。单个垃圾桶的垃圾混和程度依赖于垃圾桶数量、替代性垃圾桶的标签、什么样的垃圾被产生、以及垃圾从场地中被收集和移出的时间”［2］。于是，马奇、奥尔森和科恩提出，在垃圾桶模型中，决策是由组织中问题源流、技术源流、参与者源流以及决策机会等四个相互独立的源流相互作用的结果［2］。垃圾桶模型则认为，在问题、技术、参与者和决策机会复杂互动的环境中，时间导致决策产生，秩序的主要来源是时间，这种秩序是一种“暂时秩序”。

针对垃圾桶模型，学术界在使用时存在三种态度和看法［12］24-25：第一种态度是将垃圾桶模型看作一种新的洞见，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不可测的组织中混乱状态；第二种态度是将垃圾桶模型看作一个适应混乱和无序世界的有目的行为，它强调个人如何在有组织无序的情景下智慧行动；第三种态度是将垃圾桶模型看作一种通过有意识组织设计重新获得控制，减少或消除垃圾桶过程和暂时秩序，维护目的的、结果的、可控制的和可预测的秩序的手段和工具。马奇也将三种态度称为热情者（enthusiasts）、实用者（pragmatists）和改革者（reformers），认为并没有必要一定从中选择，每一种态度都有其局限性［13］205-206。

垃圾桶模型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亚历桑德鲁·洛米和理查德·哈里森［16］在《组织选择的垃圾桶模型》一文发表40年之后，编辑出版了《组织选择的垃圾桶模型：40年后向前看》一书，试图推动垃圾桶模型向下一步逻辑结构演化，直接对影响参与者、问题、技术和选择机会的复杂网络结构进行模型化，讨论自主个体如何演化出相互依赖的结构，计算机仿真模拟仍然是垃圾桶模型使用的重要工具。马奇、奥尔森和科恩在评价垃圾桶模型的影响时指出：“垃圾桶观点提出一个新的工具来思考组织中一些老的和困惑的议题：探讨有限理性的可能和限度；正式组织作为规则、仪式和标准操作程序的集合体，以及作为政治冲突集合体；作为有意图设计、适应、自然和共同演化的历史过程推动的变迁。”［12］28垃圾桶模型的传统使得组织研究的探索与政治制度、地区或全球层面的新制度形成联系在一起，建立了政治的组织基础［17-18］。垃圾桶模型中对暂时秩序的关注也使得人们重新思考组织中一些核心问题，例如：组织安排是如何获得或失去结构的；组织中稳定与变化是如何平衡的；有意识的设计和改革在有意图秩序建构中角色；关注历史无效率的假设，作为历史总是平衡和有效的替代性观点。

针对垃圾桶模型，也有一些批评者。乔纳森·本德、特里·摩尔和肯尼斯·肖特对垃圾桶模型进行系统和全面的评价，认为垃圾桶模型缺乏科学基础。他们将垃圾桶模型概括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文字理论（verbal theory），另一个是计算机模型（computer model）。对文字理论而言，本德、摩尔和肖特认为，垃圾桶模型是一种比喻，以垃圾桶来比喻决策过程，强调不同输入在垃圾桶中混合，决策结果取决于混合内容和程度，这不符合社会科学的传统［19］。针对文字理论，他们认为垃圾桶模型存在如下问题：它没有很好地区分个人层面选择和组织层面选择，没有建立自己的个人选择模型；它强调问题、技术、参与者和选择机会等四个源流是相互独立的，但是在实际过程中这些不同源流之间不可能独立，存在紧密的相互联系；它没有讨论组织结构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对组织结构中权威、分配和控制等重要因素的忽略；对“有组织的无序”这一核心概念缺乏清晰认识，存在模糊性，“有问题的偏好、不清晰的技术和流动的参与”三个条件是同时满足，还是只需要满足一个条件，没有明确陈述；它放弃了马奇—西蒙传统（March-Simon tradition），没有遵循有意图理性，对理性选择的所有假设进行全面放松，将结构和过程作为外部变量，过于强调组织中符号、迷思和合法性传统，这是组织中制度主义传统。针对计算机模型，他们认为该模型构成垃圾桶模型成功的“科学核心”，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没有对技术进行模拟、认为在没有问题或参与者的情况下仍然能够选择、计算机模型的假设与文字理论的假设不一致、计算机模拟的结果并非显示出没有秩序。最后，本德、摩尔和肖特认为：“整个研究传统的核心是一个一般性主题，这一主题是垃圾桶模型的标志：对模糊性和社会建构秩序的论证。”［19］在他们看来，马奇、奥尔森和科恩的后续研究都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展开，提出经验、过去、历史、权力、成功、相关性、自我等维度的模糊性来扩充模糊性的内涵，提出符号秩序、规范秩序和解释秩序来扩充社会建构秩序的维度。

垃圾桶模型的创立者之一奥尔森对本德、摩尔和肖特的批评进行回应，并不认为他们掌握了垃圾桶模型的核心精髓，没有把握到垃圾桶模型是对政治行动者、制度和变化的理性选择模型的替代性解释，以科学模型来衡量一切观点，误解了垃圾桶模型［18］。无论如何，垃圾桶模型对政策过程理论产生深远影响。一种基于垃圾桶模型的多源流框架正成为理解政策过程的最具有竞争力的理论之一，这是接下来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二、多源流框架的假设、构成要素与核心命题

对于多源流框架，可以从假设、构成要素与核心命题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假设是框架得以建立的基础，它意味着一旦现实与这些假设相符合，那么框架就能够很好地解释现实。要素是分析框架的组成部分，这些要素也是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通过这些概念来理解政策过程。目前，对于多源流框架而言，主要有五个最基本的概念，即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政策企业家和政策之窗。我们认为，这五个要素忽略了金登对“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的讨论，于是本文又增加了议程建立、备选方案和决策系统等三个要素，这样一共形成八个构成要素，见图1。核心命题是应用这些假设和要素与政策过程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一些有关政策过程认知的基本设想和命题，他们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如何产生的。对于多源流框架而言，核心命题主要与议程建立、备选方案的选择以及公共政策的产生有关，其中最重要的是解释公共政策的产生问题。接下来，将以图1为基础，详细阐述多源流框架的假设、构成要素和核心命题。

（一）基本假设

由于多源流框架是建立在垃圾桶模型的基础上，它是垃圾桶模型在政策过程中应用，这使得多源流框架的假设受到垃圾桶模型假设的影响。根据扎哈里尔迪斯［6］26-31对多源流框架的概括①扎哈里尔迪斯在对多源流框架假设和逻辑的讨论时，分为分析单位、模糊性、暂时秩序、假设和政治操纵逻辑等五个部分，通过对具体内容的分析，我们发现他所讨论的假设主要是依据模糊性和暂时秩序，因此可以将“模糊性、暂时秩序和假设”总体概括为模糊性假设。，我们可以将其分析单位、假设和逻辑进一步总结为：系统层面的分析单位、模糊性假设和政治操纵逻辑。从分析单位上看，多源流框架属于系统层面的分析单位，它将整个决策系统作为分析单位，考虑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对决策的影响。模糊性意味着矛盾而不是意味着不确定性，这些相互冲突的假设会影响政策过程中的决策。扎哈里尔迪斯进一步将模糊性假设概括三个基本假设［6］28-29：

  

图1 多源流框架结构整合图

假设1：个人注意力分配或处理是连续的，而系统的注意力分配或处理是平行的。

有研究表明采用针对性护理能够有效的提高患儿的治疗效果,改善其临床症状。其通过对患儿进行心理护理,缓解不良情绪的发生;消毒隔离护理,为患儿提供一个良好的治疗环境;病情观察,时刻关注患儿病情的发展,预防不良情况的发生;饮食指导,指导患儿健康饮食,加快患儿的恢复速度;臀部护理,指导其家属做好相应的清洁工作,避免并发症的发生。本研究分析护理干预对小儿秋季腹泻治疗及预后的影响,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止吐时间、止泻时间以及退热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

假设2：政策制定者会在严格的时间限制下操作。

在突然的巨变方面，一些研究者认为多源流框架过于关注缓慢的进化过程，没有重视或忽略了突然的巨变。在金登看来，政策建议是一个自然进化过程，类似于生物的自然选择，各种思想“漂浮”起来，转变成政策建议，并且在各种论坛上得到讨论、修改，然后再次“漂浮”起来。突然的巨变可能更适应于议程的建立过程，它是一个“不时被打断的平衡”，议程会更多地出现巨变，但是政策建议更多地遵循渐进主义过程，它是一个缓慢变化和修正的过程。因此，对于政策过程的变迁模式，金登主张区分政策过程的不同阶段，认为不同阶段包含不同变迁模式和逻辑。渐进和巨变都可以解释政策过程的不同阶段和环节，都有其适应范围。

在模糊性的假设下，多源流框架遵循政治操纵的逻辑（the logic of political manipulation），通过操纵来管理模糊性，从而使得模糊性适应决策者需求。政治操纵的目的主要是提供意义、清晰性和身份，让模糊性朝着有利于操纵者意图的方向发展。正是在意义解释的视野下，马奇认为：“在很多方面，决策最好被想象为一个意义工厂，而不是行动工厂。”［20］23为了实施政治操纵的目标，政策企业家会通过使用信息、象征或符号，以及应用各种策略来实施意义重构，实现操纵目的。正是因为信息的操纵使用，以及其与制度和政策之窗的联合作用，使得环境、意义和政策随着时间改变而改变。

（二）构成要素

从图1可以看出，多源流框架的主要构成要素有八个，即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政策之窗、政策企业家、议程建立、备选方案与决策系统。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是三个独立的源流，它们构成了政府的三个主要过程源流，用于解决政府中三个核心问题：问题识别、政策建议的阐明和精练、政治活动。这三个源流与议程和政策变化之间存在明确的关系，金登指出：“一旦我们认识了这些独立产生的溪流，那么理解议程和政策变化的关键是它们的结合。这些溪流在一些关键的时候汇合在一起。一个问题被识别了，一个解决办法可以得到，这种政治气候便促成了适合变革的恰当时机，而且这些约束条件也阻止不了行动。一些倡议者提出了他们的建议，然后就等待随之会出现一些他们可以为其附上解决办法的问题，或者等待政治溪流中出现一种使其政策建议更有可能被采纳的行政当局更换一种发展状态。”［8］110结合的机会，被称为“政策之窗”，促进不同源流之间融合的人员被称为“政策企业家”。

1.问题源流。问题源流主要是推动问题纳入政府议程，在这一源流中，不同行动者围绕着什么是政策问题进行争论，都希望将自己认为的政策问题纳入议程。政策问题是指客观状态与主观价值发生偏差，它是主观价值对客观状态进行评估的结果，因此在建构政策问题时涉及对客观状态的意义赋予。由于决策者注意力分配有限，因此不同行动者会对注意力进行竞争，这正是议程设置理论的主要内容。问题源流在议程建立中发挥关键作用，它通过指标（indicators）、焦点事件（focusing events）、反馈（feedbacks）和负担（loads）等方式来促进议程设定。指标通常被用来衡量事物的状态、程度和变化范围，它是促进问题形成的一种重要方式。焦点事件（focusing events）是引起决策者及其周围人们对某一问题进行关注的重要推动力。金登指出：“这一些推动力有时是由像开始引起人们关注这个问题的一次危机、一种变得流行的符号或政策制定者的个人经历这样的一个焦点事件所提供的。”［8］119反馈是影响决策者对某一问题进行关注的另外一种途径。反馈的渠道包括系统监控、抱怨、个别调查以及官僚的经验。反馈信息的内容包括执行不符合立法意图和上级行政意图、不能够实现规定目标、项目成本过高、一项公共政策的意外后果引起决策者的关注。负担是指一个机构处理问题的能力，如果政策制定者正面临大量问题需要处理，那么一个新的问题进入决策者视野的可能性微不足道［21］。

2.政策源流。政策源流的核心作用是推动备选方案和政策建议的产生，它由一些专业人员组成的政策共同体（policy community）或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主导①金登在最初讨论政策源流时使用政策共同体(policy community)来指称影响备选方案产生的群体，而扎哈里尔迪斯则偏好使用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来指称影响备选方案产生的群体。由于扎哈里尔迪斯的影响，目前更多的学者使用政策网络来指称备选方案产生的来源。，思想在共同体中竞争、软化和被接受。金登将政策源流称为政策原汤（policy primeval soup），他认为：“在这个共同体中，备选方案和政策建议的产生过程类似于一种生物的自然选择过程。正如生命诞生之前分子在生物学家所谓的‘原汤’中四处漂浮一样，思想也在这些共同体中四处漂浮。许多思想都是可能的，这就犹如许多分子都是可能的一样。思想先是变得很显著，然后又消失。‘软化’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思想漂浮、提出议案、作演讲、草拟政策建议，然后根据反应修改议案，并且再一次漂浮起来。不同的思想之间相互对抗（犹如不同的分子相互碰撞一样），并且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彼此结合。这种‘汤’不仅通过出现一些全新的元素而发生变化，而且更多的是通过对以前就存在的元素进行重组而发生变化。尽管在这盆政策原汤中有许多思想四处漂浮，但是如同在一个自然选择系统中的情况一样，只有那些符合某些标准的思想才会坚持下来。有些思想幸存下来并且得以成功；有些政策建议则比其他的政策建议更加受到重视。”［8］148由此可见，在政策源流中，政策网络的融合程度、政策建议的标准和软化过程对政策建议产生发挥着关键作用。

3.政治源流。政策源流是指对议程或产出有影响的政治和文化情景。对此，金登有详细的阐述：“独立于问题溪流和政策溪流而流淌的是政治溪流，它由诸如公众情绪，压力集团间的竞争、选举结果、政党或意识形态在国会中的分布状况以及政府的变更等因素构成。既不同于专业人员共同体中所发生的事件，也同于使问题引起政府内部及其周围人们的关注，政治溪流中所发生的是诸如国会中出现新的多数党或者产生新一届政府这样的事件。政治溪流中的这些发展对于议程具有强大影响，因为新的议程项目变得更重要，而其他项目在一个更为有利的时机之前一直都被束之高阁。”［8］184对于金登而言，政治源流中“政治”主要是指选举、政党或压力集团等。目前，在讨论政治源流时，重点会对国民情绪、政党意识形态和利益平衡问题进行阐述。

4.政策企业家。政策企业家是多源流框架中最重要的行动者（agency），他们也是促进多源流融合从而实现政策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政策企业家在多源流框架中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在讨论政策源流时，已经指出政策企业家新思想的软化和备选方案的产生中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另一方面，政策企业家也是在政策之窗出现时，促进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融合的主要行动者，他们将解决方案与问题结合，并且寻找适合将问题纳入议程和符合他们所期望的备选方案的政治氛围。对此，金登明确指出：“成功政策企业家的品质在软化政策制定系统的过程中十分有用，我们在讨论政策溪流的那一章中对此进行了描述。但是，政策企业家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推出、推出、再推出他们的政策建议或他们对问题的认识，他们还暗暗地等待——等待一扇政策之窗的打开。在抓住机会的过程中，他们对于这些溪流在政策窗口的结合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8］228政策企业家促进多源流融合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三个：资源（resources）、进入（access）和战略（strategies）。

5.政策之窗。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策源流分别独立运行，它们在政策之窗（policy windows）开启时进行融合（coupling）。政策之窗构成了决策产生的制度情景（institutional context），它们是政策产生的限制条件和机会。政策之窗与垃圾桶模型的决策机会类似，金登借鉴航空发射时窗口的含义将之用于政策领域。金登认为：“政策之窗是政策建议的倡导者提出其最得意的解决办法的机会，或者是他们促使其特殊问题受到关注的机会。”［8］209政策之窗开启时间短，稍纵即逝，需要政策企业家把握机会促进多源流融合。对此，金登指出：“当一扇政策之窗敞开的时候，政策建议的倡导者就意识到他们的机会来了，并且会抢着去利用这种机会。”［8］221对于政策之窗开启的原因，金登指出：“从根本上看，一扇政策之窗之所以敞开，其原因在于政治溪流的变化（例如，行政当局的变更、政党或意识形态在国会席位分布上的改变、或者国民情绪的变化）；或者说，政策之窗之所以敞开，其原因在于一个新的问题引起了政府官员及其周围人们的关注。”［8］212这意味着，政策之窗可以划分为问题之窗和政治之窗，它们构成了打开政策之窗的两种机制。对于政策之窗关闭的原因，金登将其总结为五个方面：（1）参与者可能觉得他们已经通过决策或者立法把问题处理了；（2）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参与者可能没有争取到行动；（3）促进政策之窗打开的事件可能会从舞台上消失；（4）如果人事的变动打开了一扇政策之窗的话，那么人事就可能再度发生变化；（5）政策之窗有时之所以关闭，是因为没有可行的备选方案［8］213-214。因此，在政策之窗开启时，要“趁热打铁”，否则要等待下一次机会之窗开启时需要很长时间。

6.议程建立、备选方案与决策系统。多源流框架对于政策过程理论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两项重要的“前决策过程”，即议程的建立和备选方案的阐明。目前，研究者在讨论多源流框架的构成要素时，都会忽略决策过程，直接讨论政策产出。为此，图1将决策过程纳入多源流框架中，增加了议程建立、备选方案和决策系统，其中，议程建立和备选方案属于金登所谓的“前决策”，而决策系统则属于正式决策过程，它也是政策产出的基础。对此，金登指出：“我们所设想的情况是这三条过程‘溪流’都穿过该决策系统，即‘问题溪流’、‘政策溪流’和‘政治溪流’。它们主要都是相互独立的，而且它们各自都是按照自己的动态特性和规则发展的。不过，在有些关键的汇合处，这三条‘溪流’结合在一起，而且最大的政策变化就是产生于问题、政策建议和政治的那种结合。”［8］23对于“前决策”和“决策”过程，扎哈里尔迪斯借用西蒙的决策理论，将其称为决策的三个问题，即注意力是如何分配的，搜索是如何实施的，选择是如何被偏见的［6］36。二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属于用不同语言来对同样决策过程进行描述。

议程的提出推进了政策过程理论的研究，它也构成了多源流框架的主要特色之一。议程代表了权力的第二面性，否定性权力也是一种重要的权力［22］。议程的建立会受到问题源流和政治源流的影响，两个独立的源流都可能推动政府对某些应该议题的关注。备选方案的阐明是多源流框架中有关“前决策”讨论的第二个内容，它意味着政府官员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人们对一套政府行动的备选方案也很重视。对于政策过程而言，备选方案的阐明会受到政策源流的影响，政策企业家和政策共同体都会对备选方案的产生发挥影响。决策系统是正式的决策过程，是政策方案产生的舞台。所有的政策产出，都是由决策系统创造的，都是决策系统的产物。多源流框架对于决策系统中决策逻辑的描述，主要是借鉴了垃圾桶模型有关决策的思考，这是一种不同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决策理论。扎哈里尔迪斯从选择的角度讨论了决策系统，认为决策系统中有选择可能会因为政策企业家的操纵而存在偏差（Bias），造成偏差的因素包括框架效应（framing）、情绪启动（affect priming）、渐进战术（salami tactics）和符号的使用（use of symbols）［6］38-39。对于多源流框架而言，决策系统因为政策之窗开启，触发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有机融合，从而使得政策得以产生。

（2）虽然当前世界局势以和平为基调，各个西方大国的社会形势相对稳定，但是石油储量最为丰富的非洲一些国家近年来国内政局并不稳定，领导人经常更替，不利于胜利油田海外业务的发展。

（三）基本命题

与其他政策过程理论相比，多源流框架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可以进行假设检测的命题。这也使得很多研究者认为，多源流框架更多是一种事后解释性理论，而不是一种事前预测理论。一旦政策发生变迁，可以回溯性理解政策过程中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分别对问题纳入议程、备选方案的产生以及政策出台进行分析，并且进一步探究政策企业家的作用。从事后看，多源流框架似乎对政策过程很有解释力，因为它抓住了影响政策过程的核心变量，即问题、解决方案和政治。不过，金登在对多源流框架进行总结时，也得出一些结论，这些结论可以在未来发展为三组命题，即议程建立的命题、备选方案阐明的命题和政策产出的命题。

一般而言，对于多源流框架的描述，会划分为应用的总体描述和概念性应用两大类［21］18。总体性描述包括应用领域（policy domain）、国家类型、治理层次和方法，概念性应用则涉及框架中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政策之窗和政策企业家等。根据迈克尔·琼斯等学者的分析，多源流框架已经被应用于22个一般性政策领域，即农业、艺术、国防、多样性、经济、教育、紧急服务、能源、环境、枪支、外交关系、正义、治理、卫生、劳动、非营利、计划/发展、固定资产、宗教、技术、交通和福利，其中，被应用最多的政策领域是卫生（28%）、环境（19%）、治理（14%）、教育（8%）和福利（7%）［21］。

2.备选方案阐明的命题。备选方案阐明命题的核心问题是“可供公共政策选择的潜在备选方案清单在范围上是怎样被缩小到实际受到关注的备选方案的”。对此，多源流框架有两处解释：（1）备选方案是在政策源流中产生并且被缩小范围的；（2）一些相对潜在的行动者，即一些特定政策领域的专业人员参与这种活动。对于潜在的行动者，多源流框架主要界定为专业人员，并且认为备选方案、政策建议以及解决办法都是在专业人员共同体中产生的。这些潜在的行动者主要包括学者、研究人员、咨询顾问人员、职业官僚、国会办事人员以及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分析人员。与此同时，这些人员主要在政策源流中进行互动，实现备选方案的“软化”，备选方案的生产过程类似于生物的自然选择过程。一些符合选择标准的备选方案，更可能被纳入选择范围。

马奇、奥尔森和科恩的模糊性理论挑战了启蒙精神以来西方文化中的理性选择和问题解决的传统，提出一种不同于“目的秩序”（purposive order）的“暂时程序”（temporal order），前者基于理性选择，后者基于时间的观点，模糊性构成了垃圾桶模型的基础［2］。在马奇、奥尔森和科恩看来，启蒙以来的西方文化传统可以概括为：“理性选择和问题解决的观点深深植根于更广泛的西方现代文化之中，该观点被垃圾桶模型放宽。这些观点是自由市场和民主自主政府的根基，更为广泛地讲他们是启蒙思想的道德观，坚信人类能够通过目的、理解和控制来解决问题、提升自身状态和实现社会进步。”［12］23。这样，决策中秩序的传统观点涉及三个紧密联系的观点，即现实（reality）、因果关系（causality）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13］176。这些有关秩序的观点似乎与现实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相符合，于是马奇等学者提出有关组织生活中的模糊性的判断，模糊性提供了观察组织生活中的新视角。

三、多源流框架的应用、评价与展望

对于多源流框架所蕴含的“一般性”要素，凯内尔和琼斯将其成功归结为垃圾桶模型，垃圾桶模型是多源流框架的理论基础。为此，他们将多源流框架中所包含的“一般性”要素总结为五个方面的内容，即：“1.模糊性（有很多方式来建构任何一个政策问题）；2.注意力的竞争（很少有问题会到达议程中）；3.不完善的选择过程（新信息很难获得，并且很容易被操纵）；4.行动者只有有限的时间（他们在其偏好明确前，必须做出选择）；5.决策过程既非完全理性，也非线性。”［24］正是因为这些“一般性”要素，使得政策行动者目标和政策问题是模糊的，有兴趣的行动者会努力研究问题并且产生方案，问题识别、方案提出和选择过程是相互独立的源流，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构成了多源流框架的三个主要源流。

（一）多源流框架的应用

对于多源流框架的应用情况，目前有三篇论文进行宏观评估。迈克尔·琼斯等学者［21］以金登的《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和尼古劳斯·扎哈里尔迪斯［4-6］撰写的多源流框架为基础，通过对2000—2013年发表的多源流框架应用情况进行检索，严格筛选获得311篇匿名评审论文，随后进行内容分析总结多源流框架的应用范围、领域和程度，这是首次对多源流框架应用情况进行系统和严格评估。拉瓦特和莫里斯［23］则仅以金登的《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著作为基础，对1984年以来的应用情况进行文献回顾，他们一共对120篇论文进行内容分析，试图回答三个核心问题：“随着时间推移，金登的著作在使用和接受方面存在趋势吗？什么样的特征使得金登的著作在发表30年后依然可以作为一个理解政策过程的合适框架？在多样性的政治和经济系统中，学者们强调的这一模型有什么样的局限性？”保罗·凯尔内和迈克尔·琼斯［24］则以尼古劳斯·扎哈里尔迪斯提出的41篇“最佳应用”（best practice）论文为基础，进行深度分析，讨论多源流框架的应用情况和主要理论贡献。通过这些宏观评估的论文，我们基本上可以鸟瞰多源流框架的整个应用情况和研究动向，这为对其贡献、局限和发展方向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为此，本研究即采用一种微生物营养料代替养殖配合饲料，探讨其投喂后对养殖水体水质及小龙虾产量的影响，以期为改善稻虾共作模式养殖水体提供可行参考途径，对稻虾共作模式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议程建立的命题。议程建立命题回答的核心问题是“政府议程是怎样建立的”。金登的回答主要是集中在三个解释上：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可见的行动者［8］249-252。对于问题源流而言，其核心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问题而不是其他的问题最终引起了政府官员的关注”。这意味着问题驱动议程建立，问题使得政府官员关注并开始着手解决。金登在建构多源流框架时，一个非常重要的洞见是提出行动者的重要性，并且将行动者区分为可见的行动者和潜在的行动者。对于议程建立而言，一些受到很大压力和大众关注的行动者会对议程建立发挥较大作用，这些行动者包括总统及高级任命官、重要的国会议员、传媒以及诸如政党和竞选者这样一些与选举有关的角色。

从多源流框架中案例应用的国家和地理区域看，迈克尔·琼斯等学者［21］分析的311个案例涉及65个国家中482个国家代码，这意味着一个案例可能涉及多个国家，其中，应用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是欧洲（205）和北美洲（167），占比为78%。在多源流框架的应用层次方面，目前涉及地方、州、地区、国家和国际等五个层次，其中，涉及地方治理的比例为15%、州治理的比例为12%、地区治理的比例为8%、国际治理的比例为13%、国家治理的比例为52%，从中可以看出多源流框架主要是在国家层面被应用，用于分析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21］。在方法的使用方面，迈克尔·琼斯等学者［21］通过编码，将研究方法划分为定性方法、定量方法和混合方法，多源流框架大部分使用定性方法（88%），只有少量研究使用了定量方法（13%），而定性方法中大部分是案例研究（43%）和访谈方法（42%）。这些研究表明，多源流框架在政策过程中使用中能够跨越政策领域和政策地域的限制，具有领域和地域的外部有效性。

在多源流框架的概念应用方面，迈克尔·琼斯等学者［21］分别针对多源流框架的五个核心要素，以及每一个要素之间的子要素，阐述了311个案例研究对于五个关键概念的应用情况。在多源流框架中，被应用最多的是政策之窗的讨论，占到72%，对于三个源流的讨论基本上差不多，而对所有五个要素的讨论则比例较低只有34%。此外，一些研究者还通过增加一些新的子要素来扩展多源流框架，这在整个案例文本中占比为10%，如在政治流中增加宏观政治发展的要素、政治源流中可支付性要素等。事实上，一个比较好的理论应用，应该是对框架中所有要素进行分析。目前，这是多源流框架在未来使用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二）多源流框架的正面评价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多源流框架在政策过程理论中拥有重要角色和位置，一直被不同学者使用，并且将之应用于不同国家的不同政策领域，其外部有效性正在被不断检验。保罗·凯尔内和迈克尔·琼斯［24］认为，金登的多源流框架在两个方面做出独特贡献：一方面，该理论包含一般性理论（universal theories）的潜质，并且促进了间断均衡理论等演化政策理论（“evolutionary”policy theories）的发展，所有考虑观念和思想的作用的政策理论都可以追溯到其研究；另一方面，该理论也催生了大量的、有分量的经验研究，当然，这些经验研究与更广泛的理论联系不够。凯内尔和琼斯认为，这两个方面的贡献是独立存在的，二者之间并没有紧密联系，这主要是由于多源流框架的进入门槛较低造成的。

接下来，将从宏观评估（meta-review）的视角出发［21，23］，回顾学者们使用多源流框架进行政策案例分析的具体情况，总结多源流框架的主要理论贡献，探讨围绕着多源流框架形成的核心争论，探索多源流框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HIBD是新生儿脑损伤主要疾病，主要原因为缺氧缺血，缺氧缺血造成细胞异常能量代谢，在此基础上产生一系列瀑布效应，导致病理生理学的改变，使脑血流量减少，进一步加重细胞能量代谢障碍，两者互为因果，共同促进形成。如果再合并灌注性损伤、钙超载、炎症反应、兴奋性氨基酸毒性作用及氧自由基等等，最终易导致细胞永久性死亡[3-5]。

凯内尔和琼斯认为，多源流框架的第二个主要理论贡献是对政策过程的一般性环节和要素的解释，以及促进了其他政策过程理论的发展。彼特·约翰将多源流框架描述为“综合性理论”（synthetic theory），因为它能够整合政策文献的一些核心要素解释“制度、网络、社会经济过程、选择和观念”等五个因素的作用［25］。凯内尔等学者［26］则从行动者选择、制度、网络、观念、情景和事件等七个方面讨论了多源流框架对政策理论的重要贡献。在凯内尔和琼斯看来，多源流框架对于演化政策理论（evolutionary public policy）和间断均衡理论（PET）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对于演化政策理论，其核心是解释“怎样和为什么特定的环境能够产生特定类型的政策变化和稳定，行动者，例如政策企业家，是如何适应或者帮助塑造环境的”［24］。这些演化政策理论与间断均衡理论有很强的相关性，间断均衡理论借鉴了有限理性的思想，强调制度层面的注意力分配问题，这使得新思想和新观点的选择会受到制度层面注意力分配影响，只是以另一种演化过程代替了多源流框架有关政策稳定与政策变迁的演化思想，它强调更为激进的变革发生在对现有政策承诺不高的舞台（venues），并不需要“软化”过程，是一个快速、破坏性和突变的过程。

总体而言，“多源流框架是一个稳健的、积极的但也是混乱不一致的研究计划……与经验研究相比，未来该框架需要在理论的系统发展方面进行更多探索”［21］。这意味着，多源流框架要成为有竞争力、生命力和可持续力的政策过程解释性框架，它仍然需要进行理论和经验的发展。

（三）多源流框架的主要争论

学者们除了对多源流框架持肯定评价以外，还提出一系列批评意见。金登［8］在多源流框架的第二版中，对围绕着多源流框架的一些争论进行讨论，他将争论和批评总结为结构因素、突然的巨变、源流的独立性和制度的重要性等四个方面，并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应，从而进一步论证了多源流框架的立场和主张。尼古劳斯·扎哈里尔迪斯［6］则认为多源流框架存在三个方面的争论：多源流真的是相互独立的吗；多源流框架通过产生一些可以被实证检验的假设吗；企业家，还是企业家精神。接下来，将围绕着结构因素、变迁模式、源流的独立性、制度的重要性、可检验的假设和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等六个方面讨论围绕着多源流框架的争论。

在结构因素方面，一些批评者认为多源流框架中描绘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具有高度的流动性，政策结果是随机的，参与者能够利用机会，但是对于结果却无能为力，整个过程没有结构。对此，金登认为，这些过程其实有结构性，不同源流自身存在结构，不同源流之间汇合也存在结构，这些结构构成了对政策制定系统的约束。可以说“有组织的无序”构成了多源流框架的最大结构，也是多源流框架理解“结构”和“随机”的主要思想来源。

假设3：进入系统中的源流是相互独立的。

在不同源流独立性假设方面，多源流框架认为，每一种源流都有其独特的生命，每一种源流都有自己的法则和运行规律，这是争议最大，也是批评最多的假设。很多人认为，不同的源流之间存在有机联系，如“问题解决”就包含“问题源流”和“政策源流”，问题与解决方案之间不能够截然分开。不过，金登仍然坚持认为“这些溪流主要都是独立地向前流动的，它们各自都是按照与其他溪流没有太多关系的动态特性向前流动的”［8］286，这样可以为研究与分析提供一个好的出发点。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各个源流之间是否是独立的，而是不同源流之间是如何结合的。

有人进来，是村里的王大伯，他来买酱油。母亲拿了一瓶递给他，说：“二十二块五，这样，你给二十块钱吧。我有专门的进货渠道，便宜。”王大伯拿着酱油，说：“那，谢谢你。你这里啊，比镇上的超市都便宜。”母亲喜滋滋地说：“那是，下回再来啊。”

在可检验的假设方面，研究者对于多源流框架的主要批评是其目前更多是描述性研究，而不是预测性研究，更多使用定性研究而非定量研究。与其他框架相比，多源流框架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可以检验的假设和命题，更多的是提供了对政策过程的理解，属于事实描述和解释。批评者认为，多源流框架并没有真正对政策过程进行解释，它是一种事后合理性分析，而不是事前预测性分析。没有预测功能，理论的价值性和有效性减弱。目前，一些研究尝试发展一些可以用于预测的命题，以使得多源流框架更具有生命力。塞奇和里埃勒［28］利用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解释了瑞士州的新酒精政策采纳过程，他们分析了权威集中和较强官僚机构有利于酒精政策的采纳，而分散的权威和低协调机制不利于酒精政策的采纳。

所有数据均有2名工作人员录入，应用SPSS 17.00软件，患者一般资料中计量资料以百分率表示，计数资料用“±s”表示，细菌所占比例以及耐药率的比较行χ2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1 资料来源 对西电集团医院2015年1月-2017年1月收治的80例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不孕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纳入标准：所有患者术前均接受性激素6项检查，均初步证实有盆腔疾病存在；排除标准：将其他因素引发的不孕等患者排除在外。依据治疗方法将这些患者分为腹腔镜术联合GnRH-α治疗组(联合组，40例)和单纯腹腔镜术治疗组(单独组，40例)两组。联合组患者年龄24～41岁，不孕时间1～9年。单独组患者年龄25～41岁，不孕时间2～9年。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在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方面，研究者也对多源流框架对企业家的强调存在分歧。多源流框架认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企业家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是在政策之窗打开时，促进多源流合一的重要推动者。政策企业家起着掮客（broker）的作用，他们促进多源流的“融合”（coupling）。很多研究者认为，金登只是将政策企业家看作“兜售”观点给决策者，促进决策过程中多源流融合，从而推动政策变革的产生。阿克瑞尔和肯恩［29］则认为，多源流的融合过程并非单单政策企业家产生，他们认为，可以将政策制定机制划分为两种类型：“向政策制定者兜售观点和政策制定者选择观点”，前者政策制定者和政策企业家属于不同类型的人员，这也是金登原初的观点，后者政策制定者承担着政策企业家作用，这是政策企业家发挥作用的另一种方式。因此，他们认为，区分企业家个人和企业家精神，将政策企业家精神看作一种活动，促进多源流融合会更具有包容性。

（四）多源流框架的展望

怀布尔和施拉格尔在多源流框架专题研讨的导言中指出：“多源流框架正处于发展中的经验与理论转折点（crossroads）。”［30］过去的经验研究被质疑，这些研究没有系统性地应用多源流框架，很少有研究对三个源流、政策之窗和政策企业家进行全面关注。多源流框架的未来发展之路，取决于其能否克服固有的缺陷，寻找新的研究道路、方向和关注点。根据怀布尔和施拉格尔、保罗·凯尔内和迈克尔·琼斯、尼古劳斯·扎哈里尔迪斯、迈克尔·琼斯等学者的观点，结合上面的研究与分析，对于多源流框架的未来之路，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1.应用“框架—理论”的区分来促进多源流框架的发展［30］。埃莉诺·奥斯特罗姆［31］区分了框架、理论与模型，她认为，框架是对一般性要素，以及要素之间可能关系的考虑，理论的发展有利于明确框架中特定要素与相关问题的关系，而模型则是对有限变量和参数之间进行精确估计。对于多源流框架而言，也需要对其框架与理论进行区分，框架是对核心构成要素及其结构进行明确阐述，以管理多源流框架的复杂性，理论是在框架之下讨论具体要素之间因果关系。怀布尔和施拉格尔［30］认为，这一区分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好处：框架会有利于稳定性，它可以向研究者和学习者传递一些基本构成要素，这些要素不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框架通过形成一般性概念及其定义的共同语言，有利于学者和研究者之间沟通和交流；框架可以为理论实验、探索与发展，以及共同模型和方法的创立提供一些基础和支撑；框架可以提供清晰和秩序，避免框架内不同理论和方法发展可能导致的混乱和模糊。此外，多源流框架的发展可以进一步促进围绕着该框架形成一个研究项目（research program），聚集更多的学者来发展多源流框架，从而支持政策过程的知识研究的深化。

充分利用水稻群体补偿能力强的优势，对一些病虫的防控效果目标指标可以适当放宽。比如，水稻稻纵卷叶螟前期造成的白叶，根据调查在5%以下，对水稻产量并没有多大影响，所以一般发生年份，二代稻纵卷叶螟可以不进行防治。

在科学课上，学生对于科学世界的探索和理解，经常不是一个人去完成的，正如科学界的伟大发现，经常是一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明白这样的道理，并且在合作学习过程中得到更多的成功喜悦之感。此外，教师要善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组成合作探究学习小组，让他们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够主动地发现问题，并且将问题在发挥小组成员各自优势的前提下高效解决。

2.发展理论和共同的方法［30］。厘清多源流框架的构成要素只是第一步，以这些要素为基础发展理论和共同方法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对于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这既是多源流框架目前比较缺乏的，也是未来需要加强的。因此，对于多源流框架而言，这一研究项目需要应用一致的方法和工具发展基于理论驱动的研究。一方面，基于理论驱动的研究，意味着多源流框架首先需要形成一些可以供假设检验的理论，随后才是收集经验材料对理论进行论证。与其他分析框架相比，多源流框架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可以被检验的命题。这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通过对多源流框架的深入研究，发展一系列基于多源流框架要素的基本理论。另一方面，多源流框架还需要建立一些收集和分析案例数据的共同方法，以方便不同学者开始合作研究，这既可以收集更多的案例和数据以方便进行大样本和定量研究，也可以为比较研究设计提供可能性，从而进一步检验多源流框架在不同领域（policy sector）和不同地域（policy areas）的适用性。有研究者［32］认为，经验研究的研究设计应该对同一个国家的两个不同政策部门进行比较，或者不同国家的同样政策部门进行比较，前者属于同样的制度环境而行动者构成不一样，后者则属于相同的行动者构成但是不同的制度环境。通过比较研究设计，可以对多源流框架的外部有效性进行检验。在研究方面，除了进行数据收集方法的整合以外，还需要进行定量研究，使用统计分析工具对多源流框架的命题和假设进行检验，以发展出可以用于预测的理论。

国务院《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提出改进人才培养方案、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健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改革考核方式、强化创新创业实践、改革教学管理制度、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师资、改进学生创业指导、完善资金支持九个方面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分解细化和引导落实了高校创新创业的具体实施［2］。《意见》要求坚持协同推进，汇聚培养合力，统一领导，齐抓共管，营造全员参与、全员支持的创新创业良好生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因此，在发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主体的基础上发挥社区载体的价值，使全社会都为创新创业输送养料。

可见，国际商事法庭能克服国际仲裁的一些局限性，两者具有互补关系。中国建立国际商事法庭源于国际商事仲裁弊端频现，国际商事法庭是中国健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举措。

3.对多源流框架的构成要素进行深入研究，形成整体理论与局部理论的平衡与协调。在发展理论驱动的研究时，研究者面临一个重大平衡和协调，即是将多源流框架的所有要素都进行研究而发展一个整体理论，还是基于多源流框架的部分要素而发展局部理论。在金登提出多源流框架时，他认为，可以从“行动者和过程”的视角来理解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目前，很多研究者都将金登提出的行动者忽略，重视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政策之窗和政策企业家等五个构成要素的作用。很多应用性研究都是使用分析框架中一个要素或多个要素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所有五个要素进行全面研究的不多，这也是未来研究需要加强的方面。尽管如此，研究者还是需要对多源流框架的一些关键要素和概念进行深入研究，为理解多源流框架的运行逻辑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在这些关键词中，政策企业家和政策之窗是很多研究者认为应该继续给予深入关注的主题，他们认为，这两个关键要素十分重要［23］。这是因为政策企业家在政策之窗开启时，只有通过融合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才能促进政策变迁。

4.加强与其他分析框架的交流与对话，保持框架自身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讨论多源流框架的贡献时，已经阐述过多源流框架对于其他政策过程理论的贡献。在多源流框架的未来发展中，除了继续为其他政策过程理论框架做贡献理论和思想智慧以外，还需要借鉴其他框架的有益成分来优化和发展自身的框架。如倡导联盟框架中“政策掮客”（policy broker）内容可以用于“政策企业家”理论的发展，倡导联盟框架中政策学习、政策信念和政策信仰、政策创新与扩散框架以及演化公共政策（evolutionary public policy）可以用于“政策源流”理论的发展。通过借鉴这些理论框架的研究成果，可以深化多源流框架中不同要素的认知和研究，使得多源流框架成为更为一致、可检验和系统的理论。

四、结论

多源流框架是从决策视角理解政策过程的一种重要理论，它是垃圾桶模型与政策过程相结合的产物。模糊性是多源流框架的理论基础，垃圾桶模型是其主要理论来源。金登在提出多源流框架时，保留了垃圾桶模型的主体思想，结合政策过程自身的特征，对其进行改造。一方面，他将政策过程划分为“前决策”和“决策”两个阶段，认为议程和备选方案属于“前决策”过程，而公共政策选择属于“决策”过程；另一方面，他提出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来理解政策过程，注重政策企业家利用“政策之窗”的机会来促进“三流融合”，从而推动政策变迁。在多源流框架看来，政策变迁过程也是多源流融合过程，政策企业家在这一融合中发挥着关键而重要的作用。

扎哈里尔迪斯是继金登之后，又一位推动多源流框架发展的重要学者。他将多源流框架与模糊性理论联系在一起，认为多源流框架的核心是讨论政策企业家在模糊性情景下通过政治操纵逻辑来实现政策变迁。我们认为，多源流框架缺乏对“前决策”和“决策”的关注，提出将“决策过程”引入框架结构中，将多源流框架的构成要素进一步划分为八个，即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政策企业家、政策之窗、议程建立、备选方案阐明和决策系统，并且试图探讨多源流与“前决策”和“决策”之间关系。这一思路也是恢复金登提出多源流框架时的传统，讨论多源流与政策过程的三个阶段之间关系。

新陈代谢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代谢率。说白了就是为了活着，身体所进行的一切内部活动，保持身体内部所有器官和组织的正常运行。这一项在总体新陈代谢中的占比达到70%。

多源流框架在提出之后，被不同政策领域、层次和地域广泛使用。从迈克尔·琼斯等学者［21］所做的宏观评估看，多源流框架已经取得了较大影响力，它成为政策过程中有竞争力的理论框架之一。多源流框架在未来是否能够具有持续性的生命力，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该理论通过适应性调整，主动与一些成熟的理论进行对话，进而发展具有普适性的理论命题，为共同研究和知识积累创造条件。可以预想，多源流框架仍然是政策过程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多源流框架与中国情景的结合，如何发展基于中国情景的多源流理论，将中国情景更好地融入多源流框架中，这仍然是中国学者在应用多源流框架进行案例研究时面临的主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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