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名字是小说核心内蕴的浓缩，就像眼睛一样映现出其内在的灵魂。季栋梁的中篇小说《钢轨》[1]的题名很值得玩味：全篇只有一处提到钢轨，就是小说结尾处致主人公孟庄然于死命的那条铁轨，而且点到即止，没有丝毫的渲染，因而以它为名是另有喻意的。那就是，把孟庄然逼上绝境的，不只是碾碎他的肉体的、沾满他的鲜血的钢轨，而是像钢轨一样坚硬、冰冷、野蛮的社会势力：贪腐的官员和不法商人等利益集团的合谋；体制的系统性漏洞造成的善恶、是非、正邪的颠倒错位；社会精英群体的道德体系的错乱、沦丧和崩溃。《钢轨》的深刻和独到之处就在于，对这种种社会、人性的乱象、丑态进行了深度的社会学、伦理学的双向透视，而在揭露世态人心之丑的同时，还对正义、高尚、仁爱等美德进行了礼赞，从而构成了一曲颂诗和怨曲的交响。读者从中看到了作者浓厚的人文情怀和坚定的现实批判精神。

一、对商人、官员等利益集团的合谋乱象的揭露

德高望重的校长孟庄然，为了维护学校的尊严、教育的神圣，拒绝了那个学生时道德败坏，走向社会又以非法手段成为暴发户的楚启文要以个人的名字来命名其出资重建的母校的企图。这本来是正当合理的诉求和行为，但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重重阻力，甚至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阻碍他正义行为并导致他走向不归之路的是两股势力：大权在握的官员和实力雄厚的商人。季栋梁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揭开了冰山一角，让我们看到在体面光耀、道貌岸然的背后隐藏着的蝇营狗苟、私欲横流、丑陋不堪和罪大恶极。

孟庄然面对的第一个阻力，或者说碾过他身心的第一条钢轨是财大气粗的企业家楚启文。孟庄然之所以反对楚启文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母校，是因为楚启文的名声不好，会玷污学校这块圣地：上学时，楚启文就是一个流氓、痞子，偷窥甚至强暴女同学。被开除后，他又以殴打学生来收取保护费。最后，他通过盗墓、投机和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发迹致富，成为富甲一方的企业家。而楚启文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以此来洗白自己的名声，也是向一直鄙视自己的校长孟庄然显示自己的价值，甚至是向其示威。孟庄然虽然身为名师、校长、省人大代表、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但面对他一直鄙视的坏学生，他却是那样的软弱和无奈。这是因为，楚启文一方面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他投资一千多万来重建母校，完全可以左右那些重政绩的政府官员的决策，从而保证自己的愿望轻易得以实现。另一方面，他是一个流氓出身、强盗起家的无赖，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按规矩出牌：面对孟庄然的阻挠，他先是撕破脸羞辱对方：“你太高看你自己了，你以为你是谁？你把自己当成什么玩意儿？”随后又进行威胁：“看看什么叫螳臂当车，什么叫粉身碎骨吧，老家伙，我警告你，别把我惹毛了！”最后采取行动，用制造假现场的方式把老校长谋杀了。

孟庄然面对的第二个阻力、或者说碾过他身心的第二条钢轨是政府官员：市教委主任李玉桃、副市长王贤令、市长史国。他们作为熟悉甚至主管教育的领导(王贤令、史国还是孟庄然精心培养的得意门生)，为什么还会支持楚启文的不当要求而阻挠孟庄然的正当建议呢？那就是楚启文捐资建校被列为市十大民心工程，与每个官员的政绩以及相应的升迁密切相关：“这是史国亲自抓的一大政绩工程，他怎么会放弃呢？”中国想在这一工程中获得政绩，为自己可以升为市委书记铺路架桥。当然，其他人也会相继获利，比如王贤令可以由副市长升为市长，李玉桃可以从教委主任升为副市长。对这一官员群体而言，这是一个只赚不赔的好买卖，他们当然会不遗余力地对孟庄然的“无事生非”加以干预。而且他们是以政府的名义来运作，有光明正大的理由，还有整个官僚体系的强大支撑。作品多次强调：这项工程“是市委、市政府决定的。”而且奠基仪式“不仅仅市四套班子都要来人，省四套班子也要来人”，参加的人“有省委副书记、常委、两位人大副主任、副省长、三位政协副主席、市四套班子一把手和分管教育的副书记、副市长”。面对这样强大的阵容和势力，孟庄然的反对与反抗无疑于以卵击石，悲剧结果不言而喻。

在判别网络D中，首先对输入做几个stride=2的卷积，当特征映射的大小变为4×4时，则又一次对文本编码结果执行一个全连接层，降低其维度，将降维后的结果拼接到这个大小为4×4的特征映射上。然后做一个1×1卷积，1×1卷积基本上是在相同维度空间上的线性投影（输入和输出通道的数量相同）[15]，并通过一个4×4卷积以计算来自的最终分数。在判别网络中，每层都使用批量规范化（Batch Normalization）和Leaky-Relu激活函数。

在这个道德沉沦、人欲横流、重利轻义、价值扭曲、人心躁动的时代里，孟庄然的义无反顾、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对正义的坚守、对邪恶的抗争，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而作者对美德的颂诗最终化成了一曲悲壮的挽歌。

作品不只是揭示了孟庄然被迫害致死的原因，进而揭露了更为普遍存在的社会乱象和人性丑态：学校本是教书育人的圣地，却沦为官员和企业家的名利场，成了他们可以任意利用的资源。官员将淘汰不用的桌、椅、板凳、电脑、电扇、电视甚至官员公费出版的自己的相当于中学生水平的“大作文集”作价捐给学校，既不要任何成本，又能够名利双收；而那些企业家名为出资资助贫困学生，实际上是利用学校、媒体这样的平台来为自己做广告：即节省了成本，还秀了慈善，取得了政治、商业利益的双丰收。在如此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在官员、商人的联手、合谋的强大势力面前，虽然孟庄然正义在胸，却是那样的渺小、无奈和无助，乃至一步步走向绝境和死亡。

二、对制度、机制的漏洞深层透视和反思

作者对世道人心并没有满足于仅仅从社会学层面进行透视，还对之进行了伦理学的观照和诊治，正视了人性之恶，直面了人心的贪婪、虚伪，忧虑着人伦的丧失，并以此引起疗救的注意。

作者首先反思和表现的是官员选拔、任用、提升的标准和机制上所出现的弊端。孔子这样论述传统的用人之道：“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2]也即是说，把那些正直而德才兼备的人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行政职务，放在那些人品有问题的人之上，老百姓才会信服，这才是健康的用人标准和机制。而在现行体制内，往往不是把是否为人民着想、为群众办事而是把所谓的政绩作为用人和提拔的条件和标准，并且决定一个官员的仕途的权力不是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而是个别领导的赏识和提拔。这样自然就会产生领导干部只迎合自己的上级而忽略人民的诉求的弊端。作品借李春之口说：“给领导干一百件好事不如和领导一起干一件坏事，和领导一起干一件坏事就有一百件好事等着你。”因而官员为了自己的仕途只向上级领导负责而对群众的切身利益不管不顾。市长史国说：“推迟几年，我向书记和省上承诺今年到明年完成翻建工作，难道让我向自己的上级部门和领导说谎？”接着，又赤裸裸地说出了自己目的：“我需要这份政绩，书记从党校回来就要升了，你知道不？机遇千载难逢啊！推迟几年，学校推得起，可我推迟不起！”在作品中，有一段是专门反思人民和官员的关系的：孟庄然要求面见市长反映情况，但却遭到了把门壮汉的拦阻：“秃顶壮汉忽然提高声音说你当市长是你们家的市长啊。孟庄然也提高了声音说不是我们家的市长，也是人民选出来的市长。秃顶壮汉说人民选出来的市长也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孟庄然火了，说没有人民，哪里来的市长，人民见不了市长，要他这个市长有啥用？”既然市长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他就应该为人民服务，而文中这样高高在上的做官当老爷的市长，却置人民的利益于不顾，连自己的老师都躲着不见。从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反思的潜台词：我们的民主选举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假如一个市长的任命不是由上级组织而是人民群众选举，市长还会那样漠视百姓的呼声和诉求吗？

其次，作者还反思了对权力的监督机制存在的漏洞，即对权力的失控或者监督的缺失。英国政治哲学家阿克顿说过这样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3]因而，一个健全的制度会对权力充满警觉，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对权力监督、制衡和控制的制度体系。在《钢轨》中，作者透视了现行体制内对那些大权在握的官员或者官员拥有的巨大权力，对其监督、管控是不力甚至是缺失的，因而出现了官员滥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利，以至于可以为所欲为甚至为非作歹。作者揭露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对权力的监督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的，并且监督、惩治是有选择的，也就是对有些人的违规甚至犯罪问责、追究、惩治与否，并没有严格的标准和程序，完全听凭当权者个人的好恶、意愿，惩治谁不惩治谁都是有选择性和倾向性的。市电视台的副台长、专题部主任、新闻部主任因为贪腐被双规、法办了，但这并不是监管制度起了作用，而是因为这三个人得罪了市长史国的情人，惩治他们不过是市长对情人的报答和承诺而已。而更让人吃惊的是，对于他们的贪腐，史国这些政府官员早就知道但却不予处理，那是因为他们都是一条线上的人。作品这样写史国与他的情人的一段对话：“史国在李春面前卖好说这事老公给你办得漂亮吧。她对这种口气十分反感，史国说其实要办他早办了，你是我们反腐的动力。她说这就是说他的事你们早就知道了？史国说你也太小看我们了，要不知道我们还如何做官？举报信压了多少封。”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群众对权力的监督途径是缺失甚至是堵塞的：孟庄然向市里的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被门警拦阻，到省里信访局给领导当面反映情况，得到的回答是：“他们忙得哪有时间，除非你有特殊关系，领导约见你。”而更为荒唐、可悲的是，孟庄然通过他的学生、省秘书长送给省领导的举报材料，竟然神秘而诡异地到了被举报人之一的史国手中，反过来成了被举报人报复举报人的依据。

再次，作者还反思了一些官员执政理念的偏差：他们对群众的诉求和维权不是采取温和、平等、民主的对话、倾听、解决的态度，而是采取居高临下地防范、拦截、打压的举措，把群众当成了无事生非的洪水猛兽。孟庄然本来是正常地向上级反映问题，但市政府的门卫却认为他是来告状，并且说“反映问题就是告状”；而他的学生，市长史国竟然也这样认为：“反映问题不是告状是啥？”教委主任李玉桃、副市长王贤令、市长史国等官员也不约而同地认为他的合理诉求是“胡闹”。这就反映出了一些官员对自身定位的偏差，不明白政府的职能应该是为大家服务的，是为了维护公民的正当权力的。一个有良知的老人通过正当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就招致了官员、商人、警察甚至黑社会势力进行威胁、拦阻甚至暗杀。

史国、王贤令原本是孟庄然引以自豪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后来却与楚启文沉瀣一气。对此，孟庄然感叹道：“人当然会变的，但再变也不会变得这么离谱。”“他们怎么会这样？怎么能这样做？他们确实变了，不是这件事，我还当他们像以前上学的时候一样。他们怎么会变成这样？可悲啊，可悯啊，可怜啊！”

三、对道德沉沦、精神崩坍、人欲横流的时代病态的呈示和诊治

让一个劣迹斑斑、流氓成性的暴发户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一所学校，并对质疑和反对此事的校长横加阻扰和迫害，这样看似不可思议的荒唐事，为什么史国、王贤令这些官员会以政府甚至党组织的身份和名义堂而皇之地得以实施，并且还获得更高权力阶层的认可、支持和纵容？像楚启文这样的流氓、强盗为什么会在致富发迹的道路上顺风顺水、畅通无阻？像史国、王贤令这些本来品学兼优的学生进入官场后为何会变坏？并飞黄腾达、步步高升？这不是一个个别的、偶然的社会现象。让我们感到欣喜的是，作者对此进行了社会学的深度的透视和反思。

作为一个现代的企业家、经济能人，理应恪守商业伦理，那就是在商务活动中诚信守法、公平竞争、互惠共赢，在生产、生活理念上既创造财富、追求利润，同时又内敛自律、节俭廉洁。而楚启文这样的所谓企业家，他的财富的积聚却是与罪恶联系在一起的。因流氓行为被学校开除后，他就纠集社会闲散人员，以暴力加流氓手段向学生强收保护费，甚至向自己的校长写恐吓信进行敲诈；之后是通过当盗墓贼淘到了第一桶金；最后涉足煤炭、石油、房地产等领域发大财又大多凭借黑社会性质的势力和行为。他的发迹史、致富史就是一部罪恶史，是社会的灾难史。他因恶、因坏而富，而富有之后的他借助金钱的力量变得更恶更坏：他放纵淫荡，偷窥女老师，强奸女生，强睡军嫂，发财后养了包括俄罗斯、日本在内的十几个情人，还化两百万睡了一个歌星；他心狠手辣，在村子里当了村霸，组织如夜袭队般的黑衣人强行拆迁，巧设陷阱致爱财的电视台副台长遭牢狱之灾；他欺师骂祖，违背人伦，辱骂、恐吓对自己苦口婆心、多次挽救的师长。

他是道德阵地的守护人、精神家园的捍卫者，他是权贵的抗争者、黑暗势力的克星。为了维护学校的尊严、教育的圣洁，他置自己的地位、荣辱、安危甚至生死于不顾，与大权在握、财力雄厚的权势者进行了持久的、不妥协的斗争：先是对做了市长、副市长的学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他们迷途知返，不要做违背道义之事。他“愤慨地说，史国、王贤令都和楚启文是同学，王贤令还和楚启文是同班，楚启文是什么人，他们应该一清二楚，怎么能这么做呢？如果楚启文的名字都可以命名一所学校，这个社会岂不完蛋了？”后来甚至放下师道尊严向学生下跪以求他们不要有玷污学校清誉之为；在遭到官方威胁、黑社会恫吓之际，他仍然不畏不惧，发誓说：“我决不放弃，我决不容忍”，坚持通过法律程序向更高部门反映问题、表达诉求；在施工队强行进校施工、干扰教学秩序之时，他敢于组织、领导罢课来维护师生权益；即使被免去校长职务，仍然无怨无悔、锲而不舍地坚守自己的立场，与邪恶势力抗争到底，直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参考文献：

大权在握的官员、财力雄厚的商人和主持着话语权的媒体人，是主宰着社会命脉的三种强势的存在，他们的精神气质、道德水平、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直接影响和塑造着整个社会的风尚习俗、人伦状态和精神风貌。这三类人理应以爱民、诚信、敬业而成为公民的道德楷模、精神领袖和人格典范，但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却看到还有另外一种景象：官员弄权、商人黑心、媒体人无德；而充斥着他们人生的是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钱色交易，是道德败坏、人欲横流、贪得无厌、损人利己。季栋梁在作品中对此进行了无情曝光和深度透析。

媒体人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神圣的使命，拥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应该充分发挥拥有主流话语权的优势，挣脱权力和金钱的诱惑、腐蚀，保持人文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批判精神，为民代言，为民请命，就像费希特说的那样“在一切文化方面都应当比其他阶层走在前面，”[4]“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4]45而现实中有些媒体人，特别是那些大权在握者，却也像那些官员一样贪赃枉法、寡廉鲜耻。他们手中的舆论公器不是服务于社会，而是自己发昧心财的工具：给那些“想升官发财的市县区领导们”提供展示政绩的平台，从中收受好处费；利用新闻潜规则，让企业破财免灾或锦上添花，然后坐收渔利。这完全背离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操守，伤风败俗，给社会、他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通过被试者填写问卷的方式收集信息和数据，并运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分析统计。本次调研于2017年9月-2017年12月在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向赴菲团体游客进行抽样调查。问卷共发放400份，收回问卷342份，回收率为85.5%，其中有效问卷317 份，有效回收率79.3%。

四、人间道义的挽歌和颂诗

作者在揭露社会弊端和世态乱象的同时，还以浓墨重彩讴歌了人间道义，赞美了知识分子的高尚节操、崇高境界、殉道精神，流露出了对英雄悲剧性结局的惋惜和愤怒，从而使作品成为了对人间道义的颂诗和挽歌的交响。这些主要是通过作品的主人公孟庄然这一形象表现出来的。

孟庄然是一个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集中了当代知识分子所有的优点，或者说是作者审美理想的化身，是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的样子，是作者当然也是民众希望的知识分子的样子。因为他的存在，作品中其他知识分子一下子显得黯然失色，而社会人生中的灰暗、丑陋也在瞬间被照亮了。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师长，有崇高的理想、美好的品德和高尚的灵魂，不仅传道、授业、解惑，教书育人，还对学生充满着博大的仁爱之心。他不仅对史国、王贤令这些出类拔萃、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偏爱有加，还对李春这些家庭贫寒的优秀学生伸出援手，在物质和精神上双重支持，甚至对楚启文这种天生顽劣、流氓成性、屡教不改的坏学生，他也是不厌不弃，苦口婆心地劝导、感化，希望其能悬崖勒马、弃恶从善。正因为他有着非同寻常的爱心、善心、慧心和耐心，他不仅成为硕果累累的名师、德高望重的校长，还成了人人敬仰的道德楷模、精神导师。

为民爱民是官员的宗旨，崇德尚仁是行政的伦理，这是为官者自古以来就遵循的职业准则。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2]129又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11这都是强调为政者正身、立德的重要性。而作品中的这些官员呢？工作中他们贪污腐败：将公共的资源、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化公为私，假公济私。史国、王贤令、李玉桃们倾心尽力搞的重建学校的民生工程，并不是为了教育的发展，而是为了自己获得更大更多的权力。生活上他们腐化堕落，以权谋私，大行权物交易、权色交易，用以满足自已无厌的私欲。史国利用公权而拥有豪华的别墅，肆无忌惮地公费周游世界，还利用自己的人事权来占有、包养、玩弄包括李春在内的众多的情人。精神上，他们亵神渎圣，对人间道义、神圣之情进行颠覆和亵渎。史国、王贤令们竟然可以置学校、教育的圣洁于不顾，为了一己私利将一个流氓成性的捐资者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母校；他们以怨报德，对一直教育、器重自己的恩师破口大骂，羞辱有加：先是说老师“胡闹”，后来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老家伙真是蹬鼻子上脸哩”，“我竟然没看透老东西如此恶劣，真是谁喂的狗咬谁！”最后，为了给自己的政绩、仕途扫清障碍，竟然勾结黑社会势力暗杀了自己的恩师。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至高无上的是天地君亲师，老师是与神、父母具有同等地位，而史国们的叛师、骂师乃至最终的灭师，让我们看出一些现代官员已经堕落成无法无天、泯灭天良的无赖，一种没有信仰、丧失天伦的空心人。

3.绿色低碳成为新的经济发展方向。深圳的空气质量已经是国内1000万级人口城市的最优水平，是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示范城市，在经济不断快速发展的同时，深圳不断增加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从1996年的不到20亿元增加到如今的298.65亿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保持在2.8%左右，位于全国前列，体现了深圳对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产业的重视。深圳正处在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时期，绿色低碳成为新的经济发展方向。

这两种势力的任何一种孟庄然都无法招架，何况他面对的还是这两种力量的联手合谋。作品通过孟庄然的学生，在电视台工作的李春的视角，进一步揭露了官员和商人互利互惠、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职场秘密。李春这样对孟庄然说：“同学关系如今是最铁的一种关系，我想这事是他们共同策划的，史国、王贤令和楚启文他们现在都串成一窝了”，“他们现在是利益共同体”、“是一条线上的”。这是因为，他们在一起可以使各自的利益最大化，从而各得其所：官员通过利益输送、权力寻租，在商人那里得到政绩和金钱并转换为更大的权力，商人则利用官员手中的权力获得丰厚的资源和优惠的政策以获得更多的金钱。正如李春认为的：“正是他们走到了一起，史国、王贤令才有了今天。”作品总结道：“史国在蛇县、柳县、棋县以及做云水市副市长、市长，政绩工程的背后都有楚启文的身影。政绩工程都是官商共赢的，是官商之间最佳的结合点。”在利益集团成员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要比师生关系更密切、更重要。当史国以出国为借口对老师避而不见时，楚启文一个电话就将其召之即来。当孟庄然的行为影响到他们的共同利益时，他们联手将孟庄然逼向了绝境：不仅利用职权撤销了孟庄然的校长职务，还以卑鄙、残忍的手段将其致死。

孟庄然恪守伦理道德，捍卫人间道义，并因此而触犯了权贵者的利益，这就注定了他将自己押上了祭坛。他的悲剧是一步步升级的：他的正义的行为和崇高的境界无法被那些利欲熏心的官僚理解，被他们误解为是有别的功利性动机：教委主任李玉桃这样对他说：“老孟，你开个价吧，你抹不下脸面，我去找楚启文谈，你放心，保证满足你的条件。”连他的学生王贤令也这样对他说：“你要是缺钱有困难就说一声，没必要采取这种手段嘛。”然后是招致了他的学生的羞辱，市长、副市长说他是“胡闹”，暴发户楚启文更是口出污言秽语，骂他“自以为是”，“什么玩意儿”，“三张麻纸糊了个驴头，你好大面子”。最后被自己的学生背叛和谋杀：学生蔡长存以省政府副秘书长的身份答应将孟庄然反映问题的材料转交上级领导，但不久材料却神秘而诡异地转到了史国手中，以至最终招致史国、楚启文联手通过黑社会途径将他谋害致死。

第二，实践部分。组织开展职业规划大赛、职场模拟比赛、简历制作比赛和演讲比赛等，举办求职礼仪讲座、创业俱乐部、杰出校友报告会和企业招聘人员讲座，丰富就业指导实践课的内容。

正义、善良、美德被误解、被羞辱、被戕害，这是孟庄然的悲剧，也是时代和民族的悲歌，因而坚硬、冰冷、血腥的钢轨碾压在孟庄然的身上，也碾压在我们每个善良的人的身上和心上，使我们的生命、灵魂在重压下呻吟和破碎。好在孟庄然的遇害唤醒了他的一度误入迷途的学生李春，她接过了老师的道义接力棒，继续前行，践行着老师没有完成的使命，对那些邪恶、强暴的势力揭发、抗争，使他们陷入末日的恐惧之中。这让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和光明。

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不在于他有学富五车的专业知识，而在于他有深刻、敏锐的思想，具有对社会审视、批判的精神和勇气，拥有敢于同社会黑暗、邪恶抗争的血性和气节。萨义德这样认为：“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与传统应该存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5]作家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担负着神圣而光荣的使命，那就是敢于正视并反映世态人生的真相，勇于直面并揭露社会的黑暗丑恶，抗争包括官方在内的邪恶势力，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民代言，为民请命。文如其人，从《钢轨》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季栋梁的人文情怀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看到了一个作家应有的责任、良知、血性、骨气和勇气。

节目的信号源有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两种，在实际工作中，需要使用专门的信号处理装置处理不同的信号，并做好信号的分类，才能保证节目播出顺利。如果要进行系统信号变换，需要经过节目上载、模拟信号调度、音频加解嵌系统、视频服务信号调度来实现，与此同时，还会对部分信号进行归类处理。

[1] 季梁栋.钢轨[J].时代文学,2011(9).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9.

[3] 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侯健,范亚峰,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294.

[4]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M].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4.

[5] 林贤治.沉思与反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110.

大年初一也是人们成群结队、走街串巷、相互拜年的开始，整个村屯热闹非凡，家家张灯结彩，户户喜气洋洋，鞭炮声声此伏彼起，男女老幼穿着节日的盛装走在大街小巷，笑容满面相互拜年，互致新春祝福，好一派节日新景象。

在数学教学中学生是课堂中的主体，也是进行数学自主学习的重要实施者，要实现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就需要加强对学生兴趣的吸引，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但是在实际的数学教学中很多学生都对数学知识的学习没有积极性，在课堂上只是遵从教师的安排进行学习，不愿意自主进行深入的探索，有的学生由于数学知识过于抽象和复杂，距离学生的实际生活较远，使得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甚至让不少学生产生抵触心理，不愿意学习数学知识，影响了学生的积极性，使得数学课堂不能有效实施教学目标。

隐性价值更需要用心去挖掘。比如拿专题纪录片来说，作品绝大多数局限于从个人角度去审视，尽管我们觉得它的信息价值较高，或者说由于从中可窥见中国纪录片发展轨迹因此具有凭证价值，某些片断可作为当时社会生活原生态的一种记录。又如解放前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等。在判断素材价值时还应注意到主题、画面、解说词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