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1]72中国道路从5000年之久的文明走来，并以此为依托，从人民的境遇看，这个探索过程可以表述为“以家天下”为中心的人民奴役时代，到“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2]14使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时代。俱往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回顾了党的初心使命，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首尾呼应、统摄全文，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研读报告全文，在人的维度上可以看到两个着力点，其一，党的人民情怀；其二，加强党执政为民的能力建设，要求全党务必牢记党执政的初心使命，以期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克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非“人民中心”偏差。正确理解这两个着力点的内在统一关系，以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为指导，追问并剖析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三个前提性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以人民的什么为中心的问题，采取什么方法执政为民的问题，进而审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深刻内涵。

一、为什么人的问题

习近平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3]44这一论断为党的工作指明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向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其内在驱动力来自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民本思想价值理念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载有诸子百家各以其学说为诸侯王统一事业提供的“民本”思想。比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君舟民水之喻，《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载“国将兴，听于民”，实现王道霸业的君王初心等等。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伊始，就高举反对封建王朝奴役人民的旗帜，并依据马克思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思想，坚定了带领人民群众翻身做主人的初心使命。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取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4]809。诚如美国现代科学哲学家蒯因提出的“本体论承诺论”，或为“本体论前提论”。可以说，人民立场就是党的唯物史观“本体论承诺”。从群众工作经验看，党从革命、建设到改革不同历史时期之所以能够赢得民心，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走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以人民立场为初心使命和价值归宿，总体上能够把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科学辩证地联系起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补充道，“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5]1096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处于为了人民美好生活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要调动人民主体性意识，使得各个不同的社会阶级、社会阶层、社会集团，社会地位不同、思想道德有别、利益要求各异的人民团结起来，寻求最大公约数，达到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协调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人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曾指出，现实的人的实践首要的是生存，“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然后是发展“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6]32在改革开放伊始，人民需求的最迫切问题是温饱问题，强调物质增长，有其深厚的历史必然性和积极意义。但是如果片面强化，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物本”，就有悖初衷，偏离了“人民中心”之发展轨道。比如，市场的喧嚣以及功利主义的心理驱动引发了工具理性的张扬、价值理性的搁置和消费主义的泛滥、中华美德的忽视；历史虚无主义的抬头，最直接的后果是人民对政府信任度的降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果断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发展就是要体现人民意愿，保障人民权利，激发人民的主体性。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人心，“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层层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7]45，在实践中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直接关注人民群众的具体现实生活，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维度上完整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展问题上所做出的反思与探索，为新时代开启了一个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新阶段。

The next lemma,due to X.C.Pang,which is a generalized version of the well-known Zalcman’s Lemma on normal families.

忆往昔，早在大革命时期，由于党内缺乏群众工作的经验，造成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不清、分析失当，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出现了排斥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错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第一句话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8]3在紧急关头，毛泽东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主体、对象、性质、动力、策略等正确分析，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最深厚的伟力蕴藏在广大人民之中，特别是中国人民的主体构成——农民。所以工作中心在农村而不是城市，最终将中国革命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团结了绝大多数的人民并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建立了不同时期的统一战线。反思历史，人民“概念”的哲学分析法是党的工作方法宝贵的经验。其一，根据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把握“人民”的范畴，就是要把握住“人民”概念在不同时期，随着主要矛盾、人性的变化做动态地理解。毛泽东在使用“人民”这一概念时，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工作，然后灵活地根据中国国情、主要矛盾以及人性的变化，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人民”概念的核心，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始终不变的坚守，高度体现了党的“两个先锋队”的性质，鲜明地表达了党的阶级立场；其二，与“人民”相对立概念是阻碍历史进步的“敌人”，因此，“人民”概念是指社会成员中除了“敌人”之外的绝大多数人。党的领导首要的是区分“敌我”，排斥了反动力量，凸显了党在领导的方向性、原则性问题上的坚定性。

同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强调要团结广大赞成、支持、参与、拥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排斥特权思想、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利益集团，凸显了为人民服务宗旨和执政初心；“人民”是历史群体中最大的主体，创造了历史，改变了自身，并以合力导向决定了历史。按照现代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两者是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从国家结构上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必然是国家主人，是实现社会主义功能的根本主体力量。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就要树立公仆意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并惠及人民，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排斥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行为。党的一切工作应该围绕并服务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国家结构的功能安排，这样的国体和政体的有机统一的“民主”才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这就意味着，党的工作紧密围绕并分析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把握人民的主体性要素，实际上反映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方法。所谓万变不离其宗，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相互制约、彼此关联，需要加以辩证的分析，随主要矛盾的转化，抓住工作重点而又不离“人民中心”。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工作正确分析和调动了人民大众，到建国初期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再到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围绕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工作重点，再到十九大紧扣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人民中心”构成了发展所承载的主体，从发展逻辑上明确了“为什么人的问题”。

二、以人民的什么为中心的问题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政党政治的稳定性必须以“人心归向”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前提。党的工作始终要明确，只有人民才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主体力量，既不能脱离人民的物质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又要践行群众路线，遵从人民的呼声，尊重人民的生活，准确把握人民群众心理变化。人民对于执政党认同问题是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和社会发展问题的重要因素。沿此思路，我们党必须有长期执政的危机意识，即执政合法性危机。以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以人民民主促进党风廉政建设，说到底是党群关系的问题，是党在新时代能否保持党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血肉联系的问题。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大环境中凝聚党心民意，增强党的群众工作本领？首要的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端正党风，加强廉政建设，党的群众路线工作以契合人民的心理文化特征为原则，使党的理论具备时代感召力和实践成效的一致性。

2）调查问卷，此问卷以Glynn&Koballa(2006)的理论为框架基础，对实验对象词汇学习过程中的重复率，多维性，趣味性，学习焦虑感等几个方面进行问卷调查。问卷的α信度系数为0.805，说明问卷信度良好。

其二，民心问题是破解“以人民为中心”问题的关键环节。针对市场经济体制愈益成熟其“双面刃效应”日益彰显，社会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以往任何社会都无可比拟的压力。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工作方法上要起到心理危机化解、心理挫折疏解的作用。一方面，要正确宣讲十九大报告精神，实事求是正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认识。使人民群众明确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之后，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仍然是党的十九大判断的“两个没有变”，即“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1]1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味着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实际没有改变；发展中国家地位，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构没有改变。这是准确把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根本，更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主观期望值与实际预期值相统一的基础。另一方面，人民为中心工作导向，实质上就是要处理好公与私、义与利、情与法等的辩证关系，杜绝被市场经济的物奴性遮蔽了“人民中心”的靶向性，比如一味追求政绩工程、食品安全管理、被误读的清理所谓“低端人口”等工作中心失衡性事件都会降低人民群众的心理认同度。

其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抓住人民在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而变化的新需求。继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正式概括之后，党的十九大做出了新的判断，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0]11，特别是在发展的代价、风险和利益的分配上，着重解决“患不均”问题，不但要立足人民需要以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为前提条件，也要立足人民不断变化的对社会财富公平分配为基础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物质文化的生成机制，就是四种生产共同作用的结果：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以及精神的生产。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并没有因为主要矛盾转换而取消，而是与人类发展自始至终相伴随的生成机制。新时代，人民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层级递进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上，客观上凸现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升、发展后劲动力不足。主要体现在区域发展、分工领域，有不少明显的“短板”。突出反映在因收入差距、贫富差别、供给失衡等的民生问题所致的惠及不均，比如教育、就业、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服务、住房、社区安全及环境等。

“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我们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9]50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带来了人民群众心理需求、心理预期、心理认同等的变化。从心理需求方面看，“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能真实突出当下人民新需求的新特点；从心理预期看，当前制约或阻碍人民心理预期达成的实际问题主要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从心理认同看，党的一切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作都必须坚持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以实现人民的心理预期为最终的和最高的参照系。“以人民的什么为中心”的问题莫不与此有关。

(1) 预冷变形处理使CuNi2Si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和硬度明显上升，但是延伸率和断面收缩率出现下降，它也使材料的疲劳强度有所降低，其中107寿命对应疲劳强度下降4.7%。

习近平总结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12]27。党和政府把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民为中心”，树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理念并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和法治型政府，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和方法论价值。

三、采取什么方法执政为民的问题

世事真是如此巧合，王献之亦有《送梨帖》：“今送梨三百。晚雪，殊不能佳。”他将三百只梨送与好友，说冬天雪来得迟，天气情况不是很好。

其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内涵上并不特指当代人，在发展上必须遵循一种合理的代际之间的广义外延。这主要体现在存在与时间这两个维度上。在人的存在意义上，任何发展都不能以牺牲或妨碍人民的生命为代价。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九大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到尊重人民基本生存、生态健康的基础之上，提出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七大建设规划，关涉教育、就业、社会保障、脱贫计划、健康战略、社会治理、国家安全。这充分印证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真实的，从而够避免剥离具体内涵的“人民”概念的抽象规定；在时间意义上，任何发展都不能短视地妨碍发展的可持续性。在发展问题上，不能以牺牲广大人民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代价，唯其如此，才能保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保证发展以人民的需求、人民的意愿、人民的利益为中心的原则性。

其一，提升党为人民服务的精准能力。随着物质文化的提升，相应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亦要随之适应性改变，在这一整体生成系统中，物质文化归根到底起决定性的基础作用，对人民生活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3]172党的十九大把“党领导一切”写入党章，这就表明党的领导在任何时期都要与民同在为民担当，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一起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创造力量，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实践逻辑决定理论逻辑方面来看，如果说党的领导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那么在制度层面就必须加强对党的自身建设和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行有机统一考量。有章可循的是党的精准扶贫政策既切中了题意又体现出党的工作中心，落实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升党为人民服务的精准能力要细致化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丰富内容，譬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的愿景；女性就业与二孩政策，人口流动与城市建设，食品安全与医疗卫生，入托入学与高考制度等问题都是历届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均有关涉的主题。

其二，在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指导下推进“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求以人民利益的实现来确定党长期执政能力和评价标准，而这一点不是一个抽象的理想，而是应该具有其历史的、现实的前提。阐释和实施“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时，存在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必须认识到在总体制度建设层面存在改革的必要性，即保障民生安全制度、社会利益公平共享机制、管理责任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等，存在不具体乃至不健全，比如忽视特殊情况、应急措施、有效监管力度不足等的偏差，鉴于此，要提升执政党长期执政能力的建设就要充分考量落后地区、弱势群体的利益，建立健全公民政治参与，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再局限于形式，而深深楔入社会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的保障中。从实现途径来看，法律对于人民利益的保障机制必须完备三种职能：表达利益诉求、平衡利益冲突与重整利益格局，以保障创新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调解机制、网络民意表达机制、政治参与新通道等的制度设计。避免马克思曾经指出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4]82。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不是党派利益代表，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有本质区别，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使命。因此，要从党本身的党性与人民利益的统一出发看“以人民为中心”的问题，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避免工作方法上的形式主义，“更错误的是，有些把敲锣打鼓、虚张声势、开一些没有内容的大会、作一些空洞的大报告，看成是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15]404。如果把“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独断化、绝对化，就潜含着以“人民的名义”形式化误区的危险。执政党要具备维护、调节并实现与发展人民利益的能力，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就有被淘汰的危险。

其三，方法论上把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人民愿望的标准结合起来，回应人民关切。“‘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群众意见是最好的尺子。”[16]党的十九大报告庄严承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7]21这是以党为凝聚力调动千百万真心拥护伟大事业的人民群众万众一心、团结奋斗的新时代宣言。党的工作无不体现根据社会发展进程，惠及人民主体以及每一个人民群众个体的一以贯之的人民情怀和价值立场。离开“发展”，人民将失去生活的目标，以“人民中心”的方式来理解“发展”必然形成思维理念、工作方式的根本转变。

往事越千年，中华民族凤凰涅槃，以无比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孕育了自强不息的华夏人民，正处于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又到强起来的关键跃升期；足下“两百年”，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国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社会变革也才完成了四十年的进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要在经济层面落实，还要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方面层层推进。党的十九大提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五位一体”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以及“四个伟大”历史使命(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这些尤为深层的课题，使得我国社会发展亦面临着尤为复杂的挑战。矛盾与挑战是每一个发展阶段不可回避的现实，鉴于此，高举凝聚党心民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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