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之时，治学先治目录，读书必懂版本，在学人群体中成为时代性的风气习惯。与此相关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学科也都逐渐发展成为显学。而以“条其篇目，撮其旨意”为追求的目录学，在这种情况下更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得到了很好的诠释，这使得一代图书的流传情况和学术的发展情况能够展现于大家面前。与这些以详细著录公私藏书情况为内容的书目不同，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以指导广大学子读书治学为目的，是我国目录学史上重要的导读书目，在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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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三年张之洞就任四川学政时，曾批评生童不善读书，所谓读书，是指经史之学、词章考据之学[2]。生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3]张之洞主编《书目答问》[4]，列举了两千余种图书，以示学子，并言“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3]而《书目答问》对不同版本的选择，则是以当时常用习见为主，或单行本，或丛书本，多为不缺少误，可资参考者，并不嗜古好僻，盲目追求宋元版本。本文主要研究《书目答问》在“注重版本价值”“考订版本源流”“重视善本”“重视丛书本”“重视校本、注本、注疏本”等方面的版本学贡献。

1 重视善本尤其是学术性善本

《书目答问》作为一部推荐性书目，在向学子们开列书目的同时，还非常注重各书的版本，尤其是学术性善本。《书目答问·略例》开篇便提“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3]。张之洞著此书时，自然要在指出“应读何书”的同时，指示学子们某书应选何本，“何本为善”。

张之洞对善本是非常重视的，他在《书目答问》中的列举标准就是“多传本者举善本，未见精本者举通行本，未见近刻者举今日见存明本”[3]。在众多版本中，张之洞首先选择的就是善本。在开列书目的过程中，也不时的为学子们指出“某某本，极善”“某某本，最善”“某某本，较善”等情况。如：

明监本《宋元人注五经》下注明“新刻《五经》，江宁本最善”。

《仪礼章句》十七卷。吴廷华。乾隆丁丑、嘉庆丙辰两刻本。阮元编录《皇清经解》学海堂刻本，极善。

《书目答问》不仅指出了某书的原刻本、重刻本等版本，而且还分析出不同版本之间的版刻源流。影宋严州单刻本《仪礼》下列“士礼居校本。武昌局翻黄本。郑注”[3]。张之洞指出了此书的“武昌局本”乃“黄本”的翻刻本，而不是两个不同的版本流别。影宋抚州单注本《礼记》下列“张敦仁校刻本，武昌局翻张本，郑注”[3]。张之洞指出了武昌局本与张敦仁校刻本乃是同一版本流别，而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本子。《周易口诀义》下列“唐史徵。孙星衍刻《岱南阁丛书》本。《古经解汇函》重刻孙本”[3]。张之洞分析了此书不同版本间的不同源流，即古经解汇函本和岱南阁丛书本是同一版本源流，以便读者加以选择。

《子夏易传》一卷。孙冯翼刻《问经堂丛书》辑本，又张澍《二酉堂丛书》辑本，又玉函山房辑本。此唐以前人依托，今通志堂、汉魏丛书所收十一卷本，乃宋以后人伪作。

《书目答问》卷二“史部”下加按语“此类若古史及宋以前杂史、杂地志，多在通行诸丛书内，此举善本”。

最出人意料的是，工作队员身为公安干警的特殊身份也助力了曼来村的扶贫工作。其中，打拐英雄李锋强的驻村就安定了很多村民的心。过去，村里妇女被拐卖的案件时有发生，男人们怕老婆被拐农闲时也不敢出门打工，这是村民无业致贫的一个主要原因。现在，驻村工作队里有了打拐英雄，村里的男人们都开玩笑地说，“这回去打工再也不怕老婆被拐跑了”。

善本之名在宋代就已经很常见了，它的本来涵义就是指经过多次校勘、错误较少的本子。但是，善本的标准，却不是一个完全固定统一的，它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不同的人，对待善本的标准也不一样；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待善本的标准也不一样。黄裳先生在其《八方集·善本的标准》中解释道：“富翁买书，是为了保存财富，装点门面，附庸风雅，那当然以‘贵’为标准。一分钱一分货，价钱大的，当然就是善本了。学者意在研究，也买不起大价的书，他们就以实用为标准。只要有识见，少错字，内容丰富完整的书就算作善本了。还有一般读书人那标准就要更低一些，只要使他们得到满足的书，也就是他们的善本。”[5]此解释虽有点夸大，但善本的标准也确实是因人而异的。另外，善本的标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往往也有些差异，有的时期可能更侧重纸张，有的时期也可能更侧重字体、刀法等等。所以，不同时期人们对善本的侧重点也不一样。

对于古籍的版本价值，《书目答问》更多的是注重版本的学术资料价值。我国在1978年开始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确立了善本收录的“三性九条”标准，三性主要是指古籍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等。如果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书目答问》对古籍的选介，我们就不难发现《书目答问》在重视历史文物性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古籍的学术资料性。张之洞本人不是一个藏书家，也不是一个版本目录学专家，缪荃孙在当时也只是张之洞的一个幕僚，不是什么目录版本学家，也没有丰厚的藏书。他们两人无论是谁，都不具备足够的条件来编写一部非常注重版本文物价值的目录，开列众多孤本、善本书目。当然这与张之洞《书目答问》“指示门径”的目的也不无关系。另外，张之洞对善本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于《书目答问》中说：“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误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曰足本(无阙卷、无删削)，二曰精本(精校本)，三曰旧本(旧刻旧抄)。”[3]可见，张之洞更多的还是采用的善本的本来意义，他的善本标准应该是校勘精湛、错误较少、学术价值较高的学术性善本。对于这样的本子，张之洞认为是对学子们最有益的，是极力推荐的。张之洞《书目答问》是为了指导众学子读书治学，而不是要介绍重要典籍的各种珍本善本，所以，整部目录更多的还是重视推荐学术性善本。

整部《书目答问》也并没有过多的开列文物性善本要求学子们求访，而是更注重开列校勘认真讹误较少的本子。如：《十三经注疏》，列出了“乾隆四年武英殿刻附考证本。同治十年广州书局覆刻殿本。阮文达公元刻附校勘记。明北监本。明毛晋汲古阁本”[3]。之后，张之洞推荐到“目列后，阮本最于学者有益，凡有关校勘处旁有一圈，依圈检之，精妙全在于此。”[3]张之洞没有推荐时间靠前的武英殿本，而是推荐阮本，主要原因就是阮本有校勘记，且校勘记旁有一圈便检之。张之洞更多考虑的还是此本的学术价值，是否方便学子阅读，而不是刊刻的时间和地点等问题。《国朝石经》下，列出了“国子监石本。十三经皆备，文字多依古本，与通行本多异，极精核”[3]。张之洞既没有一味的强调原刻本，也没有强调通行本，而是指出了“国子监石本”，就因为此本较其他各本容易得到，而且“极精核”。张之洞考虑的还是此本的学术价值，其“精核”更易于学子们学习。

《书目答问》不仅没有刻意追求珍本、孤本，而是在保证版本质量的同时为学子们介绍各种易得易购本。“古人书已无传本、今人书尚未刊行者不录，旧椠旧钞偶一有之、无从购求者不录。”[3]在介绍重刻嘉靖本《周礼郑注》时，张之洞就指出“顾广圻校。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本。明嘉靖徐氏有翻刻相台岳氏三礼单注本，今偶一见，不录”[3]。对于不常见、不方便索求的“明嘉靖徐氏有翻刻相台岳氏三礼单注本”[3]，只是简略一提，而不作著录。

总之，无论是张之洞出于指示门径的考虑，还是自身对目录版本学的认识，整部《书目答问》比较重视推荐善本，尤其是学术性善本。这在公藏书目和私藏书目林立的当时是比较鲜明的，突破了私人藏书家过分强调自身所藏书目的文物价值而忽视学术价值的情况，对后来的私藏书目和推荐书目都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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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计划部门按照项目经理部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确定进度目标，进而得到物资需求计划和计量资金回收计划，并由物资需求计划得到物资资金需求计划，并报项目经理批准。

2 注重版本的源流考订

《书目答问》在介绍各书版本的时候，也非常注重考订该书的版本源流。张之洞在开列各书的不同版本时，有原刻本的，首列原刻本；然后在原刻本的基础上，再列各书的重刻本、翻刻本、校注本、丛书本等。这样，张之洞将一本书的最早的刊刻情况以及之后的重刻翻刻情况都告诉读者，便于读者根据自己情况选择本子和查找资料。如：《礼说》下加按语“惠士奇。原刻本。上海彭氏重刻本，学海堂本”[3]。首列原刻本，然后在原刻本基础上列出了重刻本——彭氏本。读者读此书可根据自己情况，首选原刻本；如情况不允许，可选彭氏本，便可基本了解该书原刻本的情况。《五礼通考》按语“秦蕙田。原刻本。最有用。宋陈祥道《礼书》、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江永《礼书纲目》，皆括其中”[3]。不仅列出了原刻本，而且还分析出了《礼书》《仪礼经传通解》《礼书纲目》三书的源流问题。这对读者来说非常有帮助。

张之洞认为“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3]。所以，整部《书目答问》在开列书单的同时也不止一次的为学子们指示丛书本：

LOGGWO算法的时间复杂度计算如下:计算种群中每个个体的适应度值的时间复杂度为O(N),N为种群规模;个体位置更新操作的时间复杂度为O(N2+klogn);群体循环迭代的时间复杂度为O(N2),所以,LOGGWO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O(N2)。

考订版本源流能够分析出同书异本的源流关系，对于版本鉴定和版本研究、读书治学都是非常重要的。《书目答问》在开列书目的同时还能够注重分析各本的版本源流，实属不易；而且廖廖数语即为读者指出了其间的关系，供读者加以选择比较，这在版本目录学史上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3 重视丛书本的开列利用

丛书，有的也称作“丛刊”、“丛刻”或“汇刻书”[6]。丛书这种形式对于保存文献、传播利用文献是非常有利的，另外它也是文献增长到一定数量的产物。在我国文献学史上，以丛书的形式保存文献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形式。《书目答问》不仅在分类方面在增设了“丛书”部的，而且在开列各书不同版本时也很多次的提到了丛书。

由于传统生产习惯改变难度较大，农民对标准化生产的知识了解还不够深入，应用标准意识较弱，自觉性不高，因此，管理工作任务较重。

重刻嘉靖本《周礼郑注》 顾广圻校。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本。明嘉靖徐氏有翻刻相台岳氏三礼单注本，今偶一见，不录。

重刻宋本《周易本义》十二卷，附吕氏《音训》。宝应刘氏校刻本，宋吕祖谦音训。音训别有《金华丛书》本。

项目审查严格执行国家水资源管理政策，根据水资源承载能力和用水总量控制管理目标，科学确定项目规模，推广采用先进适用农业节水技术，显著提高了用水效率，促进了水资源合理利用。禁止项目开采深层承压水、地下水超采区来新增扩大灌溉面积，项目节水与地下水压采相结合，最大限度减少地下水超采，加强了地下水保护。通过优化井群布置，核减新增井数量，节省了项目资金。

《周易补疏》二卷。焦循。《焦氏丛书》本。学海堂本。

《周易口诀义》六卷。唐史徵。孙星衍刻《岱南阁丛书》本。《古经解汇函》重刻孙本。

《洛阳伽蓝记》五卷，《集证》一卷。魏杨衔之。吴若准集证校刻本。丛书多有，吴本最善。

《周易集解》十七卷。唐李鼎祚。雅雨堂本，《古经解汇函》重刻卢本，明毛晋刻《津逮秘书》本，张海鹏照旷阁刻《学津讨源》本，又明木渎周氏刻本，仁和叶氏刻周本。

《李氏(集)解义》(一)卷。李富孙。顾脩刻《读画斋丛书》本。

《周易郑注》十二卷。丁杰辑补。陈春刻《湖海楼丛书》本。

引进校外师资对体育旅游方向的学生培养是双赢之策。学生可以开阔视野，将理论与实践更好地融会贯通，了解最新的行业发展动态和趋势，掌握前沿的知识体系。聘请实习基地的专业人才进校园，加强了学校和实践、实习基地的联系和互动，弥补了师资力量的单一性，为体育旅游多元化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基础。

《孙氏周易集解》十卷。孙星衍。岱南阁别行巾箱本。伍崇曜刻《粤雅堂丛书》本。

《卦气解》一卷。宋翔凤。自著《浮溪精舍丛书》本。

《郑氏易注》十卷。汉郑玄。卢见曾刻《雅雨堂丛书》辑本。又广州刻《古经解汇函》本三卷，附补遗一卷。

《读易别录》三卷。全祖望。鲍廷博刻《知不足斋丛书》本。

《易例》二卷。惠栋。周永年、李文藻刻《贷园丛书》本。张海鹏刻《借月山房汇钞》本。钱熙祚刻《指海》本。

表3列示了融资约束对OFDI的回归结果，其中第 （1）列和第 （2）列是混合横截面Logit回归结果及边际效应，面板Logit回归结果如第（3）列和第 （4）列所示，第 （5）列为固定效应估计结果，第 （6）列为随机效应估计结果。

《易图明辨》十卷。胡渭。钱熙祚刻《守山阁丛书》本。粤雅堂本。

《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三卷。段玉裁。自著《京韵楼丛书》本。学海堂本。

《礼经释例》十三卷。凌廷堪。仪征阮氏《文选楼丛书》本。学海堂本。

《书目答问》开列了很多的丛书本，其中单单一个“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第二”下的“易”之属就列了有十多种丛书本。张之洞为了便于学子们查找和阅读，开列如此多的丛书本，足见其对丛书本的重视程度。

4 重视校本、注本的开列选择

所谓校本就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或有关资料校勘过的书。有些藏书家常常用“死校”的方法，拿善本与普通版本进行比照、校勘，从而发现一些不同的地方和普通版本中的一些讹误，然后把这些内容详细记录在这个普通版本之上，这样，这个本子也就具有较高的价值了。而所谓的注本就是有人作过注的本子；注疏本就是既有人作注又有人作疏的本子。某些本子本身可能不具有多高的价值，但它如果经过某位大家的注疏后，可能会因其注疏，而成为价值较高的本子。张之洞本人饱读诗书，学问造诣也比较高，深知好的校本、注本的价值，对此类版本非常重视。

(5)砂：选用中砂，细度模数在2.8～3.5之间，含泥量控制在3%以下。砂的其他性能指标应符合GB/T 14684—2011《建设用砂》的要求。

《书目答问》是继《四库》之后的一部目录学著作。面对《四库》这样一部巨著，《书目答问》在收书方面，对于《四库》已有的重要书籍，张之洞比较注重选择当代人的校本、注本，以供学子们阅读。“其原书为修《四库书目》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3]一方面注重当代人的著作，如其“经部”按语“经学小学书以国朝人为极，于前代著作撷长弃短皆已包括其中，故于宋元明人从略”。“史部·地理类”下按语“今人地理之学详博可据，前代地理书特以考经文、史事及沿革耳。若为经世之用，断须读今人书，愈后出者愈要”[3]。另一方面就是对校本、注本比较重视，张之洞认为当代的校本注本对学子们有帮助，是比较好的本子，所以在《四库》已收录的基础上，再次选录那些书目，其下列出“今人的校本、注本”。

《书目答问》在开列各书目的同时，比较注重校本、注本、注疏本等版本类型。如：“《诗》朱子集传八卷。武昌局本附序。《春秋》旧用宋胡安国传，乾隆间废，改用《左传》杜注三 十卷。江宁本《左传》有姚培谦补注。鲍本合刻《三传》，附《春秋传说汇纂》。《礼记》元陈澔集说十卷。崇道堂本兼录御案。新刻《五经》，江宁本最善。”[3]正因为江宁本《左传》有姚培谦补注，所以张之洞认为其最善。另外，对于“正经正注”类的《四书》，张之洞认为“《四书》文必用朱注”[3]，不同的注本，对读书人的影响也不一样。张之洞还认为“不知古注者，不得为经学”[3]。可见张之洞对注疏是非常重视的。

《书目答问》是一部非常重视版本的目录学著作，“版本著录方面，张氏用功特勤，使《书目答问》体例独具特色”[7]。整部书目开列书单的同时，重视善本尤其是学术性善本，注重版本源流的考订，重视丛书本、校本和注本的利用。另外，《书目答问》还列出了监本、坊本、私刻本等多种版本类型，并指出它们的优劣。如此众多的版本学贡献，在今天读来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 谭华军.论《书目答问》的学术文化影响[J].图书情报知识，1997，(4):21-24.

[2] 苑书义.张之洞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3] 张之洞.书目答问二种[M].上海:中西书局，2012.

[4] 周铁强.《书目答问》撰者考辨[J].图书与情报，1997，(6):59-64.

[5] 黄裳.善本的标准[M]//冯亦代，等.八方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1.

[6] 王慕东.丛书在目录学中地位的确立[J].图书与情报，2001，(1):42-48.

[7] 潘秀芹.《书目答问》得失谈[J].松辽学刊，1994,(3):5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