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是文章早期的唯一表现形式，虽在春秋战国后文章形式开始多样化，但公文具有特权性，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即在公文领域创立标准书写字体，规定常用公文文种，建立起严密的公文撰制程序，使之区别于一般的文章体裁。但在古代文体学的研究中，公文这一群体却被包孕在文章大类中未能得到突显，事实上，公文由于自身的工具属性，在辨体、分体上的诉求要更为强烈。明代作为古代文体论的大发展时期，当时之人对公文辨体已经提出了一定的理论诉求，他们围绕公文的外在体式自觉进行辨析与区分，旨在划清各类体裁之间的界限，明确公文文种的特性，他们在实践中所呈现的理论自觉，有助于我们完善对古代文体学的研究。

1 公文文种与非公文文种的区分

明人邓以伟在《叶文庄公奏议序》中称：“杜牧之曰：‘文以意为主，气为辅，辞采为兵卫’，此文人之文而非大臣之文也。”[1]这里的大臣之文指的是以奏议为代表的公文，文人之文则指向于个人创作，两者在创作方式、鉴赏原则上均存在差异。明代学人强烈意识到公文与非公文之间的差别，并有意将两者划清界限，这种分化首先开始于对“公文”一词概念的确立。

1.1 “公文”概念的清晰化

据考证，“公文”一词约出现于东汉末年，多指“处理或者联系公务的文件”,[2]但在产生之初使用频率并不高。通过“汉籍全文检索系统”对“公文”这一关键词进行检索，在排除“诸公文集”等干扰项的情况下，隋唐五代的文集中“公文”一词出现18次，宋辽金出现19次，元代出现28次，明代出现151次，明代对“公文”一词的使用频率骤增。其中，《水浒传》中“公文”一词出现达69次，《今古奇观》中出现10次，《三国演义》中出现8次，《西游记》《剪灯新话》中分别出现5次。“公文”一词在小说、戏剧等通俗文学中的大量使用，都代表了“公文”这一通用称谓的形成。“公文，谓在官文书”,[3]但唐宋时期的“公文”更像是文书、档案的泛称，概念的指向并不明确，到了明代“公文”的概念开始固定化。据《明史》记载：“凡诸司公文、勘合辨验允当，编号注写，公文用‘日照之记’、勘合用‘验正之记’关防之。 ”[4]《剪灯新话》中也有清晰的文字展示：

（何友仁）到任二年，有一次他有事要申报总府，文吏准备好公文送上，友仁要在公文上签署自己的官衔“雷州路录事何某”。挥笔的时候，风把纸张吹起，于是在“雷“字的下面，拖出一条尾巴，好像变成了一个“电”字。何友仁极为忌讳，立即命令手下重换公文。[5]

女性的盆底肌肉和筋膜就好像一张弹力十足的吊床，支撑着子宫、阴道、膀胱和直肠等盆腔器官，以保持在正常位置。自然分娩时造成的盆底肌肉和筋膜损伤轻微，产后42天逐渐恢复。会阴裂伤和侧切在阴道的下段，偏外侧，不影响性生活时阴道的紧缩性。

不管是官方史料还是明人的笔记小说，“公文”一词均明确用以指称政府文件，较之唐宋时期的概念来得更为清晰。明人对“公文”一词的普遍接受实质上代表了对公文文体认知的深化，是公文从文章大类中逐步独立出来的先兆，也是公文辨体的第一个步骤。

1.2 对文种的“公”“私”两分法

其一，放弃了根据公文内容进行的二次分类。在《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书中，序说部分介绍文种常用功能，择优、择精选取范文，控制整体篇幅，正如朱栴所称：“自秦汉、魏晋、唐宋以来，诸儒纷出，著书立言，体制不一，浩浩穰穰，汗牛充栋，人之精神有限，焉能遍观而历览之哉？岂若于其文之精粹者，每体择取数篇，类而集之，以为法程。”[10]其二，通过类化处理的方式，将公文文种纳入固定体系。刘节的《广文选》主要补《文选》之遗，但采用了“广之以从类”的处理方式，刘节在自序中称：“夫诏，王言也，玺书、赐书、敕、谕皆王言也，广之类也；策，册类也，策问，诏类也，广之以从类也；疏，上书类也，封事、议、对，皆疏类也，广之以从类也。”[11]同样的《文体明辨》在奏疏一类下分奏、奏疏、奏对、奏启、奏状、奏劄、封事、弹事八体，状、牒则统归于公移一类，《文章辨体汇选》中谏、请、论疏、论说等统归于论谏，这些文种因为功能的相似而被收归于同一体系中。从魏晋南北朝发展至宋代，公文辨体由“约”走向了“繁”，到了明代，明人又努力使公文辨体再向“约”的方向回笼，这种趋势发展到清代，就形成了姚鼐《古文辞类纂》中以类为纲，以体为目的分类方式，以及《经史百家杂钞》中门、类、体的文体三级分类法。

而在同一个文种内部，明人也对“公”体和“私”体进行了剥离。以文种“书”为例，它包含了公文“书”和日常往来之“书”。皇帝下发的称“赐书”，官员上奏给皇帝的称“上书”，移送给他国国君的称“国书”，这三类都属于公文。而在官员之间使用的“书”单从标题上看，就有“与/答某某书”、“上某某书”、“报某某书”等类型，其中“上某某书”虽也使用了代表行文方向的动词“上”，如韩愈的《上张仆射书》《上兵部李侍郎书》等，但与前文提到的“上书”在对象上有本质区别，并不属于官府文书。因此，我们看到《广文选》等明代文章总集中，都无一例外地将“上书”与一般的“书”列作两个类别。这种“公”“私”分体的意识，到了明末贺复徴那里表现得更为强烈，其 《文章辨体汇选》中更是将“疏”分成公文“疏”和普通文书“私疏”，将“状”分成公文“奏状”和普通文书“私状”，等等。这种看似刻意的分体，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区分公文与非公文性质的基础之上，已经蕴含了很强的公文辨体观念。

1.3 公文程式特征的突显

在对公文文种与非公文文种的辨析过程中，明人还刻意强化公文的外部特征。明代通过官方措施规定了一批通用的公文格式，据《明会典》记载，洪武年间就规定了题奏本格式以及 “圣节正旦冬至亲王上表”格式，“圣节正旦冬至群臣上表”格式，“群臣谢恩表”格式，弘治初又制定“皇太后寿旦正旦冬至亲王上表”格式，成化年间定“太皇太后寿旦正旦冬至群臣上表”格式，宣德年间定“中宫寿旦正旦冬至亲王上笺”格式。[6]除此之外还规定了照会式、咨呈式、平咨式、劄付式、呈状式、申状式、平关式、牒呈式、平牒式、牒上式、故牒式、下帖式等格式，基本涵盖了常用文种。朱元璋曾对公文中格式中的不规范现象进行过批评，“各处有司诸事奏启本及雨泽奏启本赴京，中间多有不书写姓名，有写而不称臣者。以数千里、数百里造文一纸，以对人君，姓名尚不谨书，此果为人臣之礼乎？”[7]强调了告君体公文的特殊性，而这种性质是非公文文体不可能具备的，是公文与非公文之间进行辨体的关键所在。

除了官方行为外，明代文人编撰的文论专著中也重点突出了公文的程式化特点。以表为例，明人将其分成贺表、进表、谢/辞表、谏/请表四个大类，贺祥瑞表，贺正旦、冬至、圣节、登极、立后、建储等表，是先“颂圣”，后“述意”，形成表文的基本结构；谢贺表，进书表则在基本结构前加一段“自述”，即形成“自述”、“颂圣”、“述意”三个部分；若是进贡物表则在中间加一段“入事”，变成“称颂”、“入事”、“述意”三大段。[8]这个写作结构若放到科举考试中，往往会在正文前面多加一段“破题”。明人归纳而出的这些基本格式与实际的表文写作基本无出入，像赵完璧写于嘉靖年间的《擬上元观灯赐宴辅臣谢表》，在写作思路、写作结构上与模板都极为一致。

2 公文文种之间的区分

明代的公文辨体有自己的出发点，吴讷在《文章辨体》凡例中称：“《文章正宗》义例精密，其类目有四：曰辞命，曰议论，曰叙事，曰诗赋。古今文辞无出此四类之外者。然每类之中，众体并出，欲识其体而卒难考寻。”[9]因此《文章辨体》一书一开始就确定了以个体为基准的分类方式，并以时世为先后编排，以保证每一个文种都能得到关注，后来的学人基本延续了这样的研究方式，并构成了明代辨体理论的基本特色。基于宋人渐趋于繁杂的辨体方式，明人在两个方面进行了调整：

明代对公文展开的辨体活动蕴含着明人对文体研究的基本思路以及理论导向，在整个古代文体论的研究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关系。

表1中的数据直观反映出了从明初到明末公文文种数量的变化态势，从开始时仅对一些重要文种、常用文种进行关注，到后来的广为搜罗、不断细化，迅速增大了公文的群体基数，使其成为文章大类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实际上有些公文文种在明代已经消亡，但也被罗列其中，以备公文之一体。

综合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我国近5年来对于英语词汇学习的研究数量呈现起伏不定的趋势，自2014年论文数量达到最高，2015年跌入谷底，虽然2016年略有上升，但2017年数量又出现减少现象。这说明我国研究者对于英语词汇学习研究的重视度可能有所降低。词汇是语言的三要素之一，是语言的基本材料。没有足够的词汇就不能有效地进行听、说、读、写，就无法有效地用英语进行交流。这不仅会直接导致说明不能掌握所学的英语知识，还会影响学生学习英语的自信心和学习兴趣。对英语词汇学习的研究对我们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表1 明人代表性文集中的公文文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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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脑卒中病人家庭照顾者知觉压力水平高于普通人群，医务人员在工作中，应关注脑卒中病人家庭照顾者身心健康状态，积极对其采取正面心理引导，帮助照顾者以积极应对方式面对困难，减轻照顾者压力源，提高其身心健康水平。

3 公文辨体呈现的特点

和方差(SSE)为4.303，确定系数(R-square)为0.957 5，调整后确定系数(Adjusted R-square)为0.952 2，均方根(RMSE)为0.423 4。

明人对公文文种类型进行的细化，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从古籍中寻找新的文种类型，并通过释名、溯源的方式将这个文种予以认证，带有强烈的求新、求立意识。二是广泛收录了因文种功能分化所导致的变体类型，吴讷在编纂《文章辨体》时就明确了对文种正、变兼收的基本立场，徐师曾又更进一步，能在册文体下再分出十一小类,呈现出文种功能单一化的趋势。明人在对公文文体进行细化与溯源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文体功能予以一一厘清的过程。

3.1 体类兼顾、博约而返的研究趋势

3.1.1 聚焦于公文个体的关注视角。对公文文体的研究，明人多从释义、功能、流变、写作特征、主要代表作等方面入手，并且随着理论的推进这种论述愈发细致，我们对比明代前期的《文章辨体》、中期的《文体明辨》、末期的《文通》对同一个文体的阐述，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趋势。以表为例，《文章辨体》中先释义、溯源，再论特征、功能和代表作，最后引真德秀对表文写作的论述，整体上较为精炼。《文体明辨》中第一部分也是释义、溯源，第二部分论表文三体，根据时代风格分出了古体、唐体、宋体，此时的辨体已经深入至内部风格的辨析，第三部分则是相关文种的记载。而在《文通》中，第一部分的释义就采用了《释名》《夏书》两个版本，第二部分大篇幅摘取了《文心雕龙》《翰林论》《文体明辨》中有关这个文种的内容，以及《明会典》中对其当今政务功能的记载,第三部分则详细记载了表的写作模式，已经走向了文法论的层面。明人不厌其烦地从古籍中寻找资料，试图更全面地展示文种的基本情况，这种聚焦于个体的研究方式，使明代的辨体理论显得直观、具体，在整个古代文体论中都极具有时代特色。

3.1.2 对公文文种的类化处理思想。萧统《文选》首先确立了分体选文的编纂方式，宋代《文苑英华》有意接踵《文选》，选文时仿其体例，在分体编次的基础上又根据内容进行二次划分，导致文种繁杂。真德秀《文章正宗》为规避这种情况，开创了以类编次的总集编纂模式，但是这种分类方式也破坏了分体选文的优势，并不利于对文种个体展开研究。

1) 当爬坡高度不变时，爬坡管段的局部阻力损失系数均随狄恩数增加而减小；当泥浆成分和输送速度不变时，爬坡管段的局部阻力损失系数随爬坡高度近似为线性增长，且增长速率随混合物流速或泥浆体积分数的减小而增加。

在公文大类内部，明人又对不同的公文文种表达了辨体的诉求。他们聚焦于公文个体，不断细化公文文种，通过立体溯源的方式突显公文特征，使其相互独立且自成一体。笔者从明代相对有代表性的几部理论专著、“选文以辨体”的文章总集以及笔记、类书中汇总出主要公文种类，详见表1：

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明人对文种分类始终持有“公”“私”概念，“公”代表政府公文，“私”代表私人文书，也即非公文文种。因此我们看到明代的文章总集中，在诗文两分法的前提下，又对公文与非公文进行了独立编排，例如《广文选》中先是诗歌部分的赋、诗、骚，然后是公文部分的诏、玺书、赐书、策、敕、谕、令、教、策问、表、上书、疏等，最后再是私人文书部分的书、对问、设论、序、记等，公文与其他文章体裁之间存在严格的区分。

3.2 对“源出于经”与“源出于史”的探究

3.2.1 公文文种“源出于经”。宋濂称“五经各备文之众法”，[12]陈仁锡也说“汉唐以来文章，诸体俱括之《五经》”，[13]在宗经思想的影响下，明人在公文文种的起源问题上普遍接受了“文源于五经”的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黄佐的《六艺流别》。此书根据六经， 将文章分成 “诗艺”、“书艺”、“礼艺”、“乐艺”、“春秋艺”、“易艺”六大类，公文主要都收归在“书艺”部分，早期的公文形式有逸书、典、谟，随后在各自的体系中产生流变，共产生了四十九个文体，具体如图1所示：

在黄佐的文种起源论中，公文主要源出于 《尚书》。黄佐自称“六艺之流，其别犹川，然其源于经则合之”，[14]黄佐在刘勰等人的基础上将公文文体进行细化，并将看似散杂无规律的文种合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较之明代其他的文体理论专著，《文章辨体》《文体明辨》以及后来的《文章辨体汇选》在宗经的色彩上其实并不明显，只有《六艺流别》在公文文种“源出于经”的探讨上，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研究方式，并且也影响了后来的学者。谭浚《言文》也将公文文种的源起收归于《尚书》，与黄佐的分类思想基本一致。

3.2.2 公文文种“源出于史”。理学持有先经后史、以经为本的经史观念，然而随着心学兴起，经史观念随之改变，王守仁首先提出了“五经亦史”的观点。[15]将这种经史观放到文体论上论述的是王世贞和朱荃宰，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公文“源出于史”的理论主张。

二灰碎石基层作为半刚性基层材料具有较多的优良性能，但是受到原材料的质量、配合比、施工工艺工序(拌合、摊铺、碾压)、养护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二灰碎石基层在铺筑沥青路面时，会产生裂缝，而且开裂很严重。因此针对影响二灰碎石基层质量的影响因素，提出有效的控制措施，对有效的提高路面建设质量具有较现实的意义。

王世贞说,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曰编年，曰本纪，曰志，曰表，曰书，曰世家，曰列传，史之正文也。曰叙，曰记，曰碑，曰碣，曰铭，曰述，史之变文也。曰训，曰诰，曰命，曰册，曰诏，曰令，曰教，曰劄，曰上书，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启，曰笺，曰弹事，曰奏记，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驳，曰喻，曰尺牍，史之用也。曰论，曰辨，曰说，曰解，曰难，曰议，史之实也。曰赞，曰颂，曰箴，曰哀，曰诔，曰悲，史之华也。”[16]王世贞将五大类别总四十六种文体全部纳入到史的大框架中，训、诰、命、册、诏等公文文种都被划归为“史之用”一类，那么从本源上讲，公文文种不再是“源出于经”，而变成了“源出于史”。王世贞的观点影响了不少学人的看法，我们看到明代后期的文论中都表达了对史的重视，并且呈现出一种经史融合的状态。

朱荃宰就是一个经史同尊的典型。朱荃宰说:“彦升不成权舆，《雕龙》来疥驼之讥，《流变》竭捃摭之力，伯鲁广文恪之书，号称《明辨》，自述费年，而皆不本之经史。”[8]朱荃宰对文体学著作不以经史为本的研究方式颇为不满，因此他的文体理论一开始就带有很明确的宗经、宗史的立场。而在经史关系上，同样认为经来源于史，其称:“自古史之为体，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8]诸体来自于六经，但在六经都收归于史的前提下，《尚书》中记载君主号令的典、谟、训、诰、誓、命这公文六体必然都应该以史为源。在公文的起源问题上，朱荃宰和王世贞的不同之处在于：王世贞是史本经末，史重于经，朱荃宰是经史同尊，但两人对文体“源出于史”的理论立场，比黄佐等人以经为源的视野更为开阔。

图1 《六艺流别》“书艺”部分文种流变图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叶盛.叶文庄公奏议[M]//续修四库全书第47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37.

[2]丁海斌,康胜利.“文书”“公文”“文件”“档案”四词生成、演变之文化形态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6(2)：48.

[3]曹漫之.唐律疏义译注[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418.

[4]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80.

[5]瞿佑.剪灯新话[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3：51.

[6]申时行.明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9：440-445.

[7]钱伯城,魏同贤,马樟根.全明文（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594.

[8]王水照.历代文话（第三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2797-2798,2607,2671.

[9]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9.

[10]朱檹.文章类选[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90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159.

[11]刘节.广文选[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9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508.

[12]宋濂.宋濂全集（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471.

[13]黄霖.文心雕龙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

[14]黄佐.六艺流别[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6.

[15]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0.

[16]王世贞.艺苑卮言[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