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皇族档案，可追溯到先秦王室和诸侯公室的世系记录，[1]《世本》就是这些世系记录的集成之作。秦汉时期，皇族谱系档案的编撰，深受朝廷重视。正如潘光旦所说：“汉代平民之谱学不重。帝室及诸侯王之谱系，则事关继世传统，自不容不详尽。 ”[2]

秦汉时期的皇族档案，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宗室名籍，包括宗室属籍、“诸王世谱”和外属图，分别著录皇帝“五属内”宗室、诸侯王子孙和外戚的世系、名讳等信息，由九卿中的宗正掌管。[3]二是帝王诸侯的世谱、年谱，按世次或年代记载帝王诸侯的继承顺序、在位时间等信息，比如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和见于《隋书·经籍志》的《汉氏帝王谱》。这类文献当以宗室名籍为材料来源，潘光旦甚至认为是“宗正之成绩”。[4]《史记》《汉书》诸表中的“世表”“年表”，也属于类似的文本。

秦汉帝国已建立起较完善的皇族档案编修和管理制度。至中古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皇族档案的形式和编撰制度又出现新的进展：在魏晋南北朝，皇族档案呈现出“谱牒化”和“士族化”倾向；至唐代，皇族谱牒编撰则展现出“制度化”和“多样化”特点。既往研究曾论及中古皇族档案在文献中著录情况、皇族档案的编撰与管理制度、皇族档案的种类与内容；[5]但前贤们对皇族档案的形式从“名籍”到“谱牒”这一转变则讨论不足，对魏晋南北朝皇族档案“士族化”、唐代皇族档案编撰“制度化”和“多样化”的阐述也不够充分，未能完全展现这一时期皇族档案的新进展，而这恰是本文有意着力论述之处。

1 魏晋南北朝皇族档案“谱牒化”

《续汉书·百官志》注提到记载汉朝的“诸王世谱”，[6]可见皇族档案至少在东汉已被称为“谱”。东汉灵帝时，卢植上书称：“今同宗相后，披图案牒，以次建之”，[7]将皇族档案称作“图”、“牒”。不过，汉代皇室档案的性质尚未脱离“名籍”的范畴。至魏晋南北朝，各政权因承汉制，设宗室属借以管理皇族，而皇族档案也出现了从“名籍”到“谱牒”的明显转变。

在仔猪出生后1～3 d的时间内，必须吃充足的初乳，增强其体质；在10～30日龄时，仔猪处于生长旺盛的阶段，特别是在2周龄后，增重速度较快，此时主要进行适当的开食补料，强化其消化机能，使胃肠机能正常发育，也可以有效防治仔猪白痢。在仔猪10～14日龄时，开始饲喂适当的乳猪专用补料，每日大概饲喂3～4次，必须做到定时定量，保证充足清洁干净的饮水。

第三次：文宗朝，开成元年至四年（837—839），李衢、林赞主持编修 《皇唐玉牒》150卷 （或作110卷）、《大唐皇室新谱》1卷、《唐皇室维城录》1卷及《皇后谱牒》；柳璟于开成四年继承其祖柳芳《永泰新谱》撰成《续皇室谱》10卷。

F（n，k）～k曲线的转折处的k值即为最优分类数，或当 β（k）较大时则表示分 k类较优，β（k）=一般以 β（k）最大值时对应k值为最优分类数目。

魏晋以来的上述转变，无疑与门第观念和谱学的兴盛相关。正如宋人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所言，当时“官有簿状，家有谱系”，“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11]皇族档案的编撰也深受这种观念和风气影响。

如果说晋朝以宗正主导下编撰的皇族档案，既继承了汉朝宗室名籍，又展现出“谱牒化”的倾向，那么，《隋书·经籍志》（下简称 《隋志》）、《旧唐书·经籍志》（下简称 《旧唐志》）、《新唐书·艺文志》（下简称《新唐志》）著录的数种南北朝的皇族谱牒，则可直观地展现出当时皇族档案的“谱牒化”。根据《隋志》和两《唐志》，并参考清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12]可得到如下 10 部皇族谱牒：（1）《宋谱》四卷；（2）《齐帝谱属》十卷；（3）《齐梁帝谱》四卷；（4）《齐梁宗簿》三卷；（5）《梁帝谱》 十三卷；（6）《后魏谱》 十卷；（7）《后魏皇帝宗族谱》 四卷；（8）《齐高氏谱》 六卷；（9）《后齐宗谱》一卷；（10）《周宇文氏谱》一卷。

在唐前期，皇族档案的编修，由宗正寺主持，制度颇为严格。《唐六典》称：“凡皇家五等亲及诸亲三等存亡、升降，皆立簿籍，每三年一造。除附之制，并载于宗正寺焉。”[36]唐代宗永泰年间，谱学家柳芳编修《永泰新谱》，史称他“按宗正谱牒，自武德已来宗枝昭穆相承，撰皇室谱二十卷”。[37]柳芳能顺利完成《永泰新谱》，正源自唐高祖至代宗近150年的“宗正谱牒”（即属籍）基本完整，而这无疑源自唐代宗室属籍编撰制度的严格。

第一，如士族谱牒一样，皇族谱牒也呈现出夸耀族姓或攀附旧族的情形。尽管魏晋南北朝的皇族谱牒均已散佚，但正史“帝纪”（或“序纪”）言及家族姓源和谱系传承，当源自皇族谱牒，从中可清楚地看到皇族夸耀族姓或攀附旧族的情况。晋朝皇族河内司马氏，本即汉魏世家大族，晋朝立国后更成为当朝“第一家族”，《晋书·宣帝纪》追述了司马氏的姓氏起源，并将河内司马氏的近祖上溯至秦汉之间的殷王司马卬。[18]上文提到的晋谯王司马无忌《司马氏系本》，亦追溯了司马氏的世系。这表明晋朝属籍或皇族谱牒存在夸耀族姓阀阅的记载。南朝各代皇族与晋皇室不同，不乏出自将门乃至寒门。就正史（“南朝四书”）的“帝纪”来看，宋皇族彭城绥舆里刘氏，上溯谱系至汉楚元王交；[19]齐、梁皇族兰陵萧氏，谱系攀附汉相萧何、萧望之；[20]陈皇族吴兴长城陈氏，攀附汉魏名族颍川陈氏，[21]甚至追溯世系至先秦的胡公满。[22]在北朝，北魏皇族出自鲜卑，但《魏书·序纪》将拓跋氏追溯到黄帝、昌意；[23]北齐皇族高氏，研究者指出其家族伪冒渤海高氏；[24]北周皇族宇文氏，《周书》也编排了一份上溯至炎帝神农氏的谱系；[25]隋皇族杨氏，则攀附弘农杨氏。[26]

简言之，魏晋南北朝的宗室档案呈现出 “谱牒化”倾向，宗室属籍被称作“帝谱”、“宗谱”，渐脱“名籍”的范畴。南北朝各政权的皇族宗谱，既有出自宗正系统官员之手，亦有官员和宗室个人编撰而成的。

2 魏晋南北朝皇族谱牒“士族化”

以上五部“中表簿”，均为南朝作品，主要记载皇帝、太子的中表亲。尽管汉代存在记录外戚家族的档案（“外属图”），但南朝皇族“中表簿”无疑是对士族的模仿。清人全祖望称：“六朝重亲表支系”，“齐人有《永元中表簿》，梁人有《亲表谱》。是盖当时甄别族姓之学，所借以相羽翼者。”[32]全祖望提到的《永元中表簿》《亲表谱》即上文提到的《齐永元中表簿》《梁亲表谱》。中表亲是婚姻的产物，皇族的中表亲多为士族（尤其是高门士族）。皇族“中表簿”的编撰，会得到皇权和士族的共同支持，以维系双方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

2.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 入组的糖尿病患者共32例，以各类下肢骨折行开放或闭合内固定术、人工半髋或全髋置换术及大隐静脉曲张行高位结扎加剥脱术为主，实际参加并完成试验共32例，对照组和观察组各16例。两组在年龄、身高、体质量、禁食时间等方面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1)。

不过，南北朝也出现了非宗正（或宗师）系统官员编撰的皇族谱牒，至少有如下三部：其一，两《唐志》载《司马氏世家》二卷，《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引有晋谯王司马无忌《司马氏系本》，据清人章宗源考订，二者当为一书。[15]司马无忌为东晋时人，但据《晋书》本传，他未曾担任过宗正。其二，西魏末年，宇文泰令丞相府右长史宇文测“详定宗室昭穆远近，附于属籍”。[16]这部属籍即宇文氏宗谱，而且很可能为后来的北周宗室属籍所因袭，以致史书追记作“属籍”。但宇文测在北周立国前即已病逝，在他编撰这部宗谱时，亦非宗正或宗师。其三，北周武帝时，敕鲍宏“修《皇室谱》一部，分为《帝绪》《疏属》《赐姓》三篇”，[17]而鲍宏从未担任过宗师等官职。

湖北省位于我国中部，现有12个省辖市、1个自治州、38个市辖区、24个县级市 （其中 3个直管市）、38个县、2个自治县、1个林区，常住人口5 724万，面积18.59万km2。湖北既是国家老工业基地和农业大省，又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武汉城市圈是国务院批准的“两型社会”试验区之一。近年，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全省正大力实施一元多层次战略，努力建设富强、创新、法治、文明、幸福湖北，着力构建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水资源、水安全、水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重要。

夸耀家世或攀附旧族，是中古士族编撰谱牒时往往会进行的一项工作。如上所论，南北朝的皇族也展现出同样的努力。究其根源，在门阀制度、门第观念盛行的时代，皇族作为政治上最有权势的家族，也要得到社会上名门望族的承认，甚至连皇帝也学习、效仿士人文化，展现出“士人化”一面。[27]是故，宗室属籍走向“谱牒化”的同时，也呈现出“士族化”特点。

财务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是中小学财务管理出现问题的根源，包括预算编制、支付审批和资产管理等方面相关制度的漏洞较多，同时，财务管理相关的监督体制也未建立。

第二，魏晋南北朝皇族谱牒“士族化”，还表现在皇族“中表簿”、“亲簿”的出现。

中古士族尤重视婚姻与仕宦，因重婚姻而重中表亲，以致士族不仅编撰本族家谱、宗谱，还撰有“亲表谱”、“中表录”等亲族档案文献。清代学人姜宸英即提到：“南北朝最重表亲，卢怀仁撰 《中表实录》二十卷，高谅造《表亲谱录》四十余卷，此风至唐犹存。”[28]姜氏提到的两部著作，《表亲谱录》当作《亲表谱录》，为北魏大族渤海高氏的高谅所撰，《魏书·高谅传》称高谅“造《亲表谱录》四十许卷，自五世以下，内外曲尽”；[29]《中表实录》为北齐士族范阳卢氏的卢怀仁所撰，事见《北齐书》本传。[30]

南北朝士族撰“亲表谱”、“中表录”，正是讲究门第婚姻的表现，而皇族档案也出现类似的文献。根据《隋志》和两《唐志》，可发现如下四部著作：（1）《齐永元中表簿》五卷（或作“六卷”）；（2）《梁大同四年表簿》三卷；（3）贾冠《国亲皇太子序亲簿》一卷（四篇）；（4）《梁亲表谱》五卷。此外，《梁书·王僧孺传》称王僧孺在天监初“撰《中表簿》及《起居注》”，[31]此《中表簿》无疑也是类似的作品。

宗室属籍“谱牒化”，源自魏晋南北朝皇族属籍、谱牒的编撰，效仿士族家谱。正如上文指出，先秦秦汉时期，皇族谱系档案较庶姓更为发达。但魏晋以降，门阀观念盛行，谱学发达。不仅士人讲究家世阀阅，皇室也十分注重，皇族谱牒呈现出“士族化”的倾向。这种“士族化”倾向，主要表现于如下两点。

唐朝皇族谱牒编撰“制度化”，当与唐朝意图彰显皇权有关。唐前期，皇权有意将皇族塑造成政治和社会地位最高的家族，故贞观年间官修《氏族志》定门第等级以皇族为首。[40]皇族档案编修在唐初更加制度化、程序化，也是出于这一目的。至唐后期，皇家谱牒编撰，有学者认为“似乎‘叙唐朝之崇’，实际是皇室面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而求得心理安慰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现”。[41]不过，唐后期皇权虽渐趋衰落，但一直意图复兴，在皇权受威胁之际，作为一种可彰显皇权的外在形式，皇族谱牒反而更有编撰的必要。这可能是唐后期皇族谱牒编撰制度得到完善的原因之一。此外，唐朝后期为拉拢功臣或藩镇将领，往往将他们纳入皇族谱牒，比如沙陀人朱耶赤心赐姓名李国昌，“籍系郑王房”。[42]皇族谱牒的编撰及相关制度的完善，也有助于吸引这些将领对朝廷的支持。

3 唐代皇族谱牒编撰“制度化”与“多样化”

唐代皇族谱牒编撰，继承汉晋南北朝，并呈现出“制度化”和“多样化”特点。

其次，从文学史自身规律来看，对于“五四”文学性质的讨论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名目的提出是“重写文学史”的前期准备。对于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人作品及思想的再认识为“重写文学史”的可操作性打下一定基础。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提出使得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界限得以连通，学者们更注重文学史的整体观。海外学者夏志清、司马长风等人对不同作家作品的评价和推崇，开阔了国内学者的视野，他们将关注点倾向于更富人性主义光辉的作家作品。

3.1 皇族谱牒编撰“制度化”

唐朝继承汉晋南北朝制度，设宗正“掌皇九族、六亲之属籍”。[35]唐代宗室属籍，亦称“宗室谱牒”，无疑是继承了魏晋南北朝宗室名籍“谱牒化”的倾向，但唐代宗室谱牒编修更加“制度化”。

郑樵《通志·艺文略》将谱系类文献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 六类。 《隋志》和两《唐志》载10部皇族谱牒均见于《通志·艺文略》， 其中 （1）（2）（3）（5）（6）（8）（10）7 种谱牒见于“帝系”类，其余 3 种则置于“皇族”类。 [13]《通志》的分类，不知是否有直接依据。就两类谱牒中各书名来看，“帝系”类是记录皇族谱系、名讳的世系谱；而“皇族”类则以“宗谱”、“宗簿”为名。杨东荃推测上述谱牒“都可能出自宗正的纂修”。[14]从晋朝宗正职掌“帝谱”、“皇族宗人图牒”之说来看，《齐帝谱属》《齐梁帝谱》《齐梁宗簿》《梁帝谱》《后齐宗谱》等以 “帝谱”、“宗簿”、“宗谱”命名的谱牒，出自宗正之手的可能性较大，或以宗室名籍为史料来源。

(4)表达式可以出现于等号的左右两边，从而构成一句完整的句子。[注][美]斯鲁格：《弗雷格》，江怡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67页。

至唐后期，宗正寺专门设置皇族档案的编修机构“图谱院”，设知图谱官一人、修玉牒官一人，专门职掌修皇族谱牒事务。[38]这一机构的设置，无疑令皇族谱牒的编修与管理制度更加完善。唐宣宗大中六年（852），修图谱官李弘简曾上报宗室谱牒自远祖以来“宗祊有序，昭穆无差”，足见此前编修之严格，但他也说“近日修撰，率多紊乱”。因此，宗正寺上奏，建议宗室子弟各录“家状”，著录各自的“始封建诸王及五代祖，及见在子孙”，送图谱院，再由宗正寺审核，以令宗室属籍精详完备。 宣宗同意了宗正寺的上奏。[39]当时，皇族档案编撰出现“紊乱”，可能是由于唐后期皇权衰落，以致皇族信息的报送、编修制度松弛。而宣宗被史家视作唐后期的中兴之主，有“小太宗”之誉，皇权复兴给皇族谱牒编修的再度完善提供了契机。宗正寺的建议被皇帝接纳，令皇族档案的编修重新完善，确保了唐后期皇族档案的相对完整。这也是宋人能够完成《新唐书·宗室世系表》的主要材料依据。

从魏晋南北朝皇族谱牒夸耀阀阅以及“中表簿”的存在，可见皇族谱牒“士族化”的倾向。此外，还应指出的是，魏晋南北朝的皇族与士族存在身份的转换。一方面，部分皇族本来就是士族，例如晋朝皇族河内司马氏、齐梁皇族兰陵萧氏，其家族在成为皇族前当已有家谱，立国后家谱转变成皇族谱牒。另一方面，朝代更替后，前朝皇室亦可能进入士族行列，包括晋朝皇族河内司马氏、梁朝皇族兰陵萧氏、北魏皇族河南元氏等。这些皇族后裔可能也编撰、整理本族谱系，例如《隋志》、两《唐志》著录有元晖业《后魏辨宗录》， 《魏书·元晖业传》称魏宗室元晖业在北齐“撰魏藩王家世，号为 《辨宗室录》，四十卷，行于世”；[33]兰陵萧氏后裔萧颖士，于唐代撰《梁萧史谱》二十卷。[34]这些前朝皇族后裔编撰的家谱、宗录，兼具皇族谱牒和士族谱牒的性质，也可算作皇族谱牒“士族化”的一个方面。

3.2 皇族谱牒编撰“多样化”

皇族谱牒的编撰，唐前期主要是宗室谱牒 （属籍）的编修；至唐后期，在制度化的宗室谱牒编修外，又有过数次官修谱牒举措。相关情况，主要见于《唐会要》之“氏族”和“宗正寺”二篇和《册府元龟·国史部·谱牒》的记载。目录学著作，包括《新唐志》、《崇文总目》、郑樵《通志·艺文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谱牒》、王应麟《玉海·艺文》等，对唐后期的官修皇族谱牒有着详略不同的著录。根据上述文献，本文将唐后期官修皇族谱牒归纳为如下四次：

第一次：玄宗朝，李林甫主持编撰《皇室新谱》1卷，并由玄宗御制序。

第二次：代宗朝，永泰二年（766），柳芳主持编撰《永泰新谱》（又名 《皇室新谱》）20卷和 《皇室系图谱》，记载自唐高祖以来皇族谱系。

宗室名籍（属籍）在汉代由宗正职掌，晋朝同样如此，[8]而《晋书·职官志》称“宗正，统皇族宗人图牒”，[9]将“属籍”称作“图牒”。 晋朝宗室名籍的“谱牒化”，从《晋书·武悼杨皇后传》载东晋虞潭奏议也可得到证明。虞潭奏议提到他担任宗正时，“帝谱泯弃，罔所循按”，是故他与华恒、荀崧等官员根据“旧谱”重新编修皇族档案。[10]虞潭将宗正职掌的皇族档案称作“帝谱”、“旧谱”，可与《晋书·职官志》的记载相互参证，都是皇族档案由“名籍”向“谱牒”转变的反映。

第四次：昭宗朝，李匡文撰成 《天潢源派谱》1卷、《玉牒行楼》1卷 （或作2卷）、《唐偕日谱》1卷、《皇孙郡王谱》1卷、《元和县主谱》1卷、《李氏房从谱》1卷。

以上四次官修皇族谱牒，由宰执或精通谱学的官员主持，谱牒种类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特点。《通志·艺文略》将历代皇族谱牒分为“帝系”、“皇族”两类。[43]杨东荃将唐代皇族谱牒归纳为“玉牒”、皇后谱牒、《天潢源派谱》、皇子皇女谱和宗室谱五类。[44]本文借鉴二者，将唐代皇族谱牒分成如下四类：

（1）皇室系谱：包括李林甫《皇室新谱》、柳芳《皇室系图谱》、李衢《大唐皇室新谱》《唐皇室维城录》、李匡文《天潢源派谱》《李氏房从谱》。这些谱牒多仅1卷，大致仅载皇族谱系，而不载具体信息。

（2）皇室宗谱：包括柳芳《永泰新谱》和柳璟《续皇室谱》。这类谱牒包含唐朝各代宗室，内容包含名字、官爵等较详细的信息，材料来源为宗正谱牒（属籍）。

（3）玉牒：包括李衢、林赞编修《皇唐玉牒》和李匡文《玉牒行楼》。宋代以后，“玉牒”成为皇族谱牒的专称，其名始见于唐。宋人高似孙称“玉牒见于唐，所以奠世系、分宗谱也”，[45]功能与“系谱”或“宗谱”似没有区别。《皇唐玉牒》记载代宗至文宗的皇室谱系和信息，篇幅颇大，应属“宗谱”，研究者甚至认为柳璟《续皇室谱》为此书的简本；[46]《玉牒行楼》记录“唐室宗属子孙”，但篇幅甚小，属于“系谱”。[47]本文将之单列一类，既是鉴于“玉牒”在宋代以后的地位，又考虑到唐代“玉牒”的命名有着区别于一般“皇族谱”（含系谱与宗谱）的特殊意义。“玉牒”之名，源自“立号建名，期于不朽”；《皇唐玉牒》之名，也有着“特创嘉名，以光帝籍”的旨趣。[48]

(ⅳ) 设F′(θa,0)为F在点(θa,0)处的Fre′chet导数,则对任意(u,v)X,由(7)可知

RJ版教科书有理数章节的例题集中出现在有理数加减法和乘除法运算等小节中，在1.2.1有理数概念的小节中未涉及任何例题，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RJ版教科书有理数章节更注重对运用法则进行运算的例题的掌握，而相对忽视对有理数概念的理解，这个结论也在图2中得到了体现．

（4）皇后、皇子、皇女谱：包括李衢《皇后谱牒》和李匡文 《唐偕日谱》、《皇孙郡王谱》、《元和县主谱》。《皇后谱牒》、《皇孙郡王谱》、《元和县主谱》无疑是按记录的人物身份来命名的，至于《唐偕日谱》“纪高祖至昭宗，中宫及太子诸王公主名号封拜出降年月”，则兼载皇后、太子、诸王、公主。[49]

亳文化是中国文化中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在中国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时代背景下，译介与国际传播亳文化，是亳州走向世界，世界了解亳州的重要一步，对传承创新特色区域文化，提升皖北文化软实力，助力皖北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强市强省建设，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上述四类皇族谱牒的情况来看，唐代皇族谱牒的种类较诸南北朝要丰富得多。此外，唐代还存在皇室各房支的房谱、家谱，例如《新唐志》著录的《纪王慎家谱》1卷、《蒋王恽家谱》1卷、《李用休家谱》2卷。唐后期官修皇族谱牒“多样化”的特点，是对皇族档案“谱牒化”、“士族化”后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唐朝彰显皇权意图的表现。

4 结语

汉唐之间，皇族档案经历了由“名籍”到“谱牒”的转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族档案呈现出“谱牒化”和“士族化”的倾向。魏晋南北朝皇族谱牒明显深受门第观念影响，展现出效法士族的一面，构成当时谱学的一部分。

至唐代，皇族档案编撰制度更加完善，设专门机构和官员撰修、管理皇族档案事宜。皇族谱牒也呈现出“多样化”面貌，唐代的几类皇族谱牒，包括皇族系谱、宗谱、“玉牒”和皇后、皇子、公主谱，为后世所继承，尤其是“玉牒”成为皇族谱牒的专称。唐代皇族谱牒编撰的“制度化”与“多样化”，与唐朝彰显皇权的意图相关。而唐代皇族谱牒编撰的制度和形式，则为后世继承和发展。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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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拙文《五属观念与汉代宗室属籍》，《传统中国研究集刊》待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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