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是多元互补的，世界自源性的原生文明包括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中美洲、南美安第斯等六大文明。由于历史文明发展变化中的种种原因，世界六大文明只有中国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中国文明自主发生，在不同族群的交融、中外文化的互动过程中，刚健有为，绵延不绝，发展滋大，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明形态，跨越数千年历史长河，生生不息。中国文化既有“拿过来”，同时也有“走出去”。历史证明，中国文化中的优秀精神是富有生命力的、崇高的人类文化精神，并给世界文化以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一、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两次大交汇

人类文化并非上帝所赐，也非得自遗传，而是后天学习所得。人类文化的这种后天获得性，决定了文化发展必须进行交流与传播。世界各民族文化正是在不断的交流、传播过程中，产生不同质文化的刺激、碰撞、影响、吸收、整合与变迁，从而共同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这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见诸史籍记载的，从2000多年前的汉代就开始了。

（一）中外文化的第一次大交汇

印度佛教的传入与中国化过程，是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交流与融合。印度佛教由释迦牟尼创立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由于五河流域居民和新疆于阗（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之间往来频繁，公元前1世纪，佛教便由克什米尔传入于阗。东汉时期印度佛教徒陆续来华。永平十年（67），汉明帝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修建洛阳白马寺，让他们在那里翻译《四十二章经》，从此中国就有了佛教。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主要阶段，即东汉魏晋时期的初传阶段、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阶段、隋唐时期的繁荣阶段、宋元明清时期的衰落阶段、近代以来的革新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得到了空前发展，佛寺和僧尼数量大增。据记载，北朝孝文帝元宏太和元年（477），“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北魏迁都洛阳后，至宣武帝元恪延昌年间（512—515），“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东汉时期洛阳始有白马寺，而在北朝最盛时，“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而州郡已达3万余座，僧尼超过二百万人。隋唐时期佛教达到鼎盛，形成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教派，其中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都是中国化的佛学宗派，特别是禅宗。

禅宗相传为南朝宋末菩提达摩在河南少林寺创立，下传慧可、僧璨、道信，至五祖弘忍而分为北宗神秀、南宗慧能。北宗主张“佛尘看净”的渐修，要求打坐息想，起坐束心，数传后即衰微。南宗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因而传承深广，成为禅宗正宗。禅宗的主要思想如“心性生万物”说、“佛性”说、“自语”说、“顿悟”说、“无念”说、“佛法不离世间”说等，对世界佛学改革特别是中国佛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禅宗是中国化最彻底的佛教宗派。由于禅宗的直指人心、开发自性的直觉顿悟法门和思想，教徒的精神追求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又由于其不拘一格的修行方式，为教徒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成佛解脱之路，创立了最方便、最简易的快速成佛法门，取代了中国佛教其他各宗的烦琐义学，因而流行特别广泛。禅宗在中国哲学史、文化史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都受到过禅宗的影响。朱熹的“一旦豁然贯通”的功夫，就脱胎于禅宗的“顿悟”说，王守仁的“心无外物”源于禅宗的“心性生万物”说。中国禅宗早在中晚唐时就已流传域外。8世纪，新罗僧信行入唐从神秀受法，传北宗禅于朝鲜。道义从马祖弟子受法，回国传南宗禅，并成为朝鲜禅宗主流。12世纪末的南宋，禅宗又大规模传入日本，最有影响的是临济和曹洞二家，明代又有黄檗宗再次传入日本。日本盛行的茶道及讲究茶禅一味，是参禅的修习体现。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中国禅宗又先后传入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缅甸以及斯里兰卡等国，甚至还远播至欧、美，美国就有不少“禅中心”，还出现“基督教禅”运动。20世纪60年代，西方还成立了“欧洲禅宗联盟”。这都是中外文化交互影响的生动体现。

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如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建筑以及民间风俗等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如隋唐著名佛画圣手吴道子以及阎立本、李思训等人，从佛教绘画和宗教题材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大大提高了传统民族绘画技法与表现力。中国著名的云冈、敦煌、大足、麦积山等石窟艺术，都以佛教为题材，并深受印度艺术的影响。中国的翻译文学首先是佛教文学。印度佛教《百喻经》对中国寓言创作的影响，佛教“唱导”“转读”“梵呗”等宣唱开导的讲经方式对中国的变文、宝卷、弹词、鼓词等通俗说唱文学的影响，以及佛教对中国音韵学、律体诗变革的影响等，都是十分明显的文化现象。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以其开放的胸襟与海纳百川的消化吸收能力，将印度佛教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使之具体地中国化。作为佛教核心的佛教哲学思想经过与中国本土儒、道的渗透、融合，最终成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儒、佛、道“三教合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哲学精神。宋明时期，程颢、程颐、朱熹等新儒学派又将印度佛学与本土的易、老、庄三玄相糅合，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正宗——宋明理学，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创造性转化的一大典范。在中国本土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过程中，印度佛教的本来面目逐渐产生变化。如原本如凶神恶煞的佛像，经过中国儒家伦理文化的改变，变成了中国人喜欢的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形象，观音菩萨也由男性变成了女性。佛教本来主张“沙门（佛教徒）不敬王者，不拜父母”，超脱世俗关系，但在中国儒学的改造下，也逐渐礼事君王、孝顺双亲，遵守世俗秩序的管制。现代更提出了“人间佛教”的主张。印度本土佛教文化在13世纪由于伊斯兰教入侵而遭到毁灭性打击后，中国佛教却正在长足发展，并将大量佛学译著、论著输出到东北亚、东南亚。日本出版的拥有23900多卷的佛学巨典《大正藏》，其中大部分为中国学者的译著或论著。中外佛教史上的这一“输入—吸收—输出”的文化流动，有力地显示出中国文化系统的充分开放性、鲜明主体性以及以我为主、善于消化的强劲生命力，同时也生动地显示出文化交流的双向互渗性。

（二）中外文化的第二次大交汇

中外文化的第二次大交汇开端于16世纪末叶，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初期传教的耶稣会士的东来，也即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梁启超指出：“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便是第二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二次大交汇有以下特点：第一，交汇对象起了变化，不再是过去相对落后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西域草原文化与南亚次大陆文化，而是整体水平超过中国的西方欧洲文化，后来还有美国、日本文化。第二，交汇兴趣起了变化，第二次与第一次不同，中国人对外来宗教本身表示出莫大的冷淡，而对天文、数学、舆地、水利、火器等科学知识兴味十足，致使西方不得不采取迂回策略，“传道必先获华人之尊敬，以为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①。第三，交汇时间长，从16世纪末叶开始已延绵四个世纪，至今仍在继续进行之中。第四，交流反差大，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系统造成了强烈震撼，正如冯友兰所说：“中国民族，从出世以来轰轰烈烈，从未遇见敌手。现在他忽逢劲敌，对于他自己的前途，很无把握，所以急于把他自己既往的成绩，及他的敌人的既往的成绩，比较一下。”②

注释：

欧洲耶稣会成立于16世纪40年代，而耶稣会士初到中国则在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从那时起至18世纪末，来华耶稣会士先后有800人左右，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着重做了两方面的事情：

第一，向中国广泛传播西方科技、文化，包括西方的自然科学、古典哲学、史地、音乐、美术等。在这些方面，以利玛窦的工作最有影响。利玛窦（1552—1610）大力介绍西方的天文、历算、地理、艺术等，除口头讲授外，还翻译和编写了《几何原本》《天文实义》《万国舆图》《浑盖图说》《勾股义》等十余种著作。在利玛窦的影响下，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如汤若望、孟至德、庞迪我、艾儒略、南怀仁、熊三拔等也译著了不少西方科技、文化著作。

第二，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耶稣会士要打开传教局面，必须了解、适应中国社会，必须首先钻研“四书”“五经”等中国经典。他们在自己学习的同时，还向西方介绍，如意大利的殷铎泽与葡萄牙的郭纳爵合译了《大学》《中庸》《论语》等。比利时的柏应理在巴黎刊印《中国哲学家孔子》，卫方济编译有《中国哲学》，雷思孝翻译了《易经》。此外，有关学习中文文法与文字的书如《中文入门》《中国文法》《中文研究法》等也被译介到西方。耶稣会士的这些工作对西方汉学的兴起与认识中国文化，影响甚大。这与佛教东传时，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影响大而中国文化对印度影响小的情况相比，殊为不同。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交流从总体上看处于一种互相认识、互相宽容、互相发现对方文化新奇与可取之处的相识相容阶段。西方称中国为“远东”，中国称西方为“泰西”。耶稣会士来华，本意在传教，却带来了范围远比宗教广泛的欧洲科技文化，成为当时“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③。从利玛窦1601年到北京开始，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平静地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

中国文化对日本、朝鲜、越南以及东南亚等的影响更为明显。朝鲜历史上的新罗时期，定儒家经典为“国学”，强调以“德”治国，把忠孝信义等思想发展为具有朝鲜文化特色的“新罗精神”。日本早在信史开端就大量引进中国文化，7世纪的“大化革新”实为全盘唐化，自动接受中国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的影响。举凡中国的政治体制、行政建制、赋税管制、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文字书法乃至衣冠饮食、建筑工艺、茶道民俗等都被全方位、多层次地吸取，并追随中国社会文化的演变而演变。日本遣唐使的队伍延续260余年之久，他们不仅与中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回国后更是不遗余力地倡导中国文化，使儒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纲常名教等思想深植日本社会文化之中。以后明代王阳明的学说还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越南在教育上同样奉行开科取士，以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作为主要教材，儒家的“德治”思想与纲常名教对越南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有过深广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国遭受以鸦片、大炮开路的西方文化猛烈冲击，内忧外患，病痛百出，中华民族遭受史所未有的打劫。“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感唤起大批先进人士重估传统，检讨过去，并尝试从西方文化那里寻求图强制夷、救国救民之方。各种错综复杂的学说与实践此起彼落，“中西古今”论争不休，并由此演成两派：顽固派“恶西学如仇”，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纲常伦理不可变”“孔孟之道不可变”；洋务派则标榜“自强”的洋务新政，并在与西方近代文化接触的过程中，逐渐分化出一批具有新观念的知识分子，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至维新运动时，又演成“新学”对“旧学”、“西学”对“中学”、“学校”对“科举”的尖锐斗争。戊戌变法虽以六君子遇难而告终，但兴学堂、开书局、办报纸的维新风气却不可遏止。西方学术思想包括政治文化中的国家学说、契约论、三权分立、民主、自由、天赋人权等理念和议会、政党等国家制度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西学东渐引起的中西古今之争，是两种不同的学术文化进行交流时必然发生的结果，它不仅促使国人重新反思传统、清理学术，对本土文化作出新的判断与估价，而且打破了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封闭独立发展的状况，真正走向与世界文化互相对话谋求发展的道路。当然，中国文化的这种改变态势，是被西方文化的霸权性、强制性逼出来的，西方文化是主动入侵，中国文化是被动抗争。但物极必反，东方睡狮终于在西方“坚船利炮”声中猛醒了过来。

倒立摆系统由一级摆杆、小车、铰链、丝杠、角度编码器和导轨等部分组成.在忽略一些次要因素影响后，一级倒立摆可抽象为由小车和匀质摆杆组成的系统，如图1所示.

陈独秀在1916年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的著名论文中，曾将明清以来中外文化第二次大交汇的历程分为“七期”，也即从器物（物质）层面的文化变革，进入制度层面的文化变革，最后进入文化变革的核心——精神（价值观念）层面的文化变革。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学界曾普遍流行这一理论框架，即中国传统社会在外力冲击下向现代社会变迁，对应于文化由表及里的器物（物质）、制度、价值（精神）三层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构成变迁的三大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学者对此框架提出了质疑④，认为这一框架的潜台词是：当今文化讨论的任务仍然是“打倒孔家店”，拥抱“蓝色文明”。关于中国近代社会与思想文化演变的框架问题，钱穆认为这表现了一种特殊的二律背反运动：一面是求民族自存，这是应当肯定的；一面却在文化上不遗余力地自我否定。陈寅恪认为文化的发展须一方面接纳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而该文化之正体以“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精神，立足现实，沉潜以对。这不仅是成功实施这一发展战略的前提，也应是陈氏所归依的张之洞、曾国藩“中体西用”的真谛。对于中外文化第二次大交汇以来的诸种问题讨论，学界仍在继续进行之中。

二、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三维影响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轴心，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中国文化既有“拿过来”，同时也有“走出去”。无论是中国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对世界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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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物质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这有中国的器物、科技、作物等。中国科技对世界的影响发生很早。据记载，早在商代，中国人就以高超的制陶和铸铜技术对西伯利亚的卡拉克苏文化产生了影响⑤。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中西交通。中国丝绸、漆器和铁器的外销，冶铁和穿井技术的西传，西域毛皮、马匹、瓜果、香药以及音乐、舞蹈、杂技的输入，构成两汉中外文化交流的生动景观。中国是产丝之国，中国的丝绸西传天山南北路，再传至中亚的大宛（今乌兹别克）、安息（今伊朗）、条支（今伊拉克）、大秦（罗马帝国）及身毒（印度），然后辗转传到欧洲。著名的“丝绸之路”成为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西亚各国和印度都称中国为“产绮之国”，古希腊人则称中国为“赛利斯”（Seres）,意思也是“产丝之国”。

中西文化交流既有“西学东渐”的现象，但同时也有“东学西流”的情况。中国的文官制度、科举制度对西方的议院制、考试制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西方现代行政管理格局的形成。对此，孙中山曾作过这样的评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

唐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又一兴盛时期。唐与中亚各国、与阿拉伯、与南亚各国、与非洲国家，特别是与东亚的日本、高丽等的交流十分密切。中国的陶瓷、炼丹术和近代化学传入阿拉伯和西欧，极大地密切了中外文化的联系。唐代都城长安在8世纪下半叶巴格达兴起以前，是亚洲最繁华的国际性大都市。据记载，在长安城100万人口中，各国侨民和外国居民约占2%，如果加上突厥后裔，则有5%。日本、高丽、百济、新罗以及吐蕃、高昌子弟来长安求学者有8000多人，这些留学生成为中国和亚洲各国及我国西域、吐蕃进行文化交流的骨干。

实验3 为了准确描述算法的并行性能，将预测数据扩展1 000,3 000倍后进行加速比实验，并与文献[12]和文献[11]方法进行对比，得到的实验结果如图3所示。

宋元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大事件莫过于纸和造纸术、雕版印刷术、罗盘（指南针）、火药等中国最伟大的“四大发明”的西传。马克思曾指出，在欧洲，“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大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也认为，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于彻底地改造近代世界并使之与古代及中世纪划分开来，比任何宗教、任何占卜术的影响或任何征服者的成功所起的作用更大⑥。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的发达程度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中国古代农业栽培技术对古代世界农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资料显示，世界上660多种主要栽培作物中，起源于中国的就有136种，占20%以上，居世界第一。尤其是五谷之首的水稻，中国大约在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文化中就已出现了稻谷，朝鲜、日本及美洲的水稻均由中国传入。有关资料表明，中国古代向西方输出了许多科技发明创造，例如链斗水车于1672年传入欧洲，轮辗磨于1607年传入，1200年传入冶金鼓风机，1556年传入旋转风扇，1500年传入活塞风箱，1126年传入钻井技术，1300年传入铸铁，1883年传入敞肩石拱桥，1741年传入铁索桥，等等。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中动情地写道：“中国文献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和发现，考古证据或绘画实物证实中国的发明与发现比欧洲的或照搬采用的发明或发现一般往往领先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二项式系数排列，还是旋转运动与直线运动相互转移的方法，或是第一台时钟中的擒纵装置，或韧性铸铁犁铧，或植物学与土壤学的开创，或皮肤与内脏的关系，或天花痘苗接种的发现——不管你探究哪一项，中国总是一个接一个地居世界第一。”李约瑟著的长达2000万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向世界生动翔实地展示了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伟大创造及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与影响。

（二）中国制度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除儒家思想以外，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思想中的其他学说也对欧洲产生过影响。如墨子的“非攻”“兼爱”等思想，老庄“柔弱胜刚强”的学说深受德国社会哲学戏剧家布莱尼茨的特别关注，中国哲学不仅为他与德国表现主义戏剧家的哲学论争提供了有力武器，而且推进了他的哲学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使他从一个欧洲学者转变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巨人。俄国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孔孟对他的影响是“大的”，而老庄的影响则是“巨大的”，他所奉行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明显体现出老庄“无为”思想的影响。

中国文官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系统的形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曾在元朝担任官职达17年之久的马可·波罗，以及在明朝时居住中国达30年之久的利玛窦，这两位意大利人都谙熟中国文官制度，在他们的《马可·波罗行纪》与《中国札记》中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深入介绍，表现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钦慕之情。此外，像葡萄牙传教士科鲁兹著的《中国游记》、胡安·贡萨雷斯·德万多萨著的《伟大的中国》，也都对中国科举选士之法推崇备至，详作介绍。资料显示，1570—1870年的300年间，西方国家出版的有关介绍中国文官制度与政治制度的书籍竟多达70种⑦。

中国的文官制度与科举制给欧洲启蒙思想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纷纷撰文表示赞扬。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官专制政府“乃建立于自然的最神圣的法制之上”，他“惟有信服赞叹，心向往之”。对中国的科举制他也赞不绝口，竟然说“人的头脑肯定想象不出一种比这更好的政府了。在这个政府里，一切都由一层层的大法庭所决定，而只有经过若干次严格考试才能被录用充当为法庭的成员。因此在这样的政府里皇帝就不可能为所欲为地行使权力”。孟德斯鸠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评态度，但却对中国的科举制赞赏有加，认为中国没有世袭的官吏和贵族，皇帝通过科举等途径选拔官吏，凡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论出身如何，都有经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吏的机会。考试内容是儒家经典，这有助于儒家思想治国。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提倡的教育世俗化也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影响，认为中国公开竞争的科举制堪为典范，欧洲无法与之相比，希望欧洲也有类似的东西。

探索官员的录用方法，一直是西方国家治理政务的重要课题，中国科举取士的制度给他们极大启发。1866年10月，北京同文馆馆长马丁在美国波士顿给东方学会做过“中国的竞争考试”的报告，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科举制度。1868年5月，美国罗德岛州议员托马斯·詹科斯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书中，专门论述了中国的文官制度，引起了美国参议院、众议院的广泛兴趣。一位英国学者还从5个方面总结了中国科举制的优越性：“首先，年轻人总是毁于游手好闲，懒懒散散，而持续不断的工作可使他们避免误入歧途。其次，学习使他们睿智明察。再次，能人为官，即使他们无法杜绝某些官员贪婪腐败而酿成的祸害，至少他们可以注意防止无知无法造成的不良后果。最后，既然官职是授予的，皇帝就可以十分公正地黜退那些无能之辈。另外，无需为审议机构支付费用。”⑧

先天性上睑下垂是指上睑部分或全部不能提起所造成的下垂状态，即注视前方时上睑缘遮盖角膜上部超过1/5，视物受到阻挡[3]。其病因复杂，主要分为肌肉源或神经源性。其中，肌肉源性为提睑肌发育不全或残缺，神经源性包括中枢性和周围神经发育障碍。先天性上睑下垂发病率为0.12%[4]。患儿因代偿而养成视物时仰头、皱额、耸肩等行为习惯，影响美观，且会影响颈椎的正常发育，引起废用性弱视、近视、散光等。目前先天性上睑下垂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为手术[5]。

（三）中国精神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古代学术主流思想的发展主要有先秦儒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乾嘉汉学以及近代的西学东渐所引起的东西文化和学术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中国学术文化思想独具魅力的东方意识与华夏气象对世界文化也产生过深刻影响。

习近平的论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认同方面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来自文化自觉，即真正了解中华文化自身的宝藏及历史上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增强文化自信，尤其是价值观自信。全盘西化派、历史虚无主义者全面否定中国文化，有很多所谓根据其实是无据，是以其想象中的西方来批判想象中的中国。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需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客观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力挖掘阐发崇礼尚义、忠厚正直、豁达淳朴、勇敢坚忍、勤劳智慧等文化理念，着力挖掘阐发优秀传统文化在维护民族团结、延续精神血脉、鼓舞民族斗志等方面的思想价值，着力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意义，着力挖掘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世界文化交流互鉴中保持个性魅力等问题，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精神追求，已经融入中国人的血液，成为大众的基本行为准则。只有振兴优秀传统文化，调动其积极层面，参与现代世道人心的重建，才真正可以调治国民中不尽如人意的文明教养的缺失。多维厚重的中华人文精神超越了单维度、平面化的西方启蒙理性与功利主义，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有着深长久远的价值，对西方近代文化的缺失有补偏救弊之功。

这主要有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与科举制度。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在世界上独具特色，首屈一指。西周的世卿世禄制、春秋战国的军功爵制、两汉的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隋唐明清的科举制等，代代有创造有调整有发展。文官制度有效地保证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与执行政务的可操作性。中国古代论政务，首辩君臣大义；君臣大义既明，则次论用人；征辟除授，选贤任能，则必讲求吏治；吏治清明，唯善是举，则谨防弊政；弊政若除，即可达到“道洽政治，泽润生民”治国理政的理想境界了。隋唐确立的科举制度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制似乎使封建统治者找到了选拔人才的良方，唐太宗李世民曾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考试取官，人人平等，无论寒庶，均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相对以前的世卿世禄制、察举制来说要合理得多，因而在中国一直沿用了1000多年。

但是清初康熙、乾隆时期优容西学毕竟还是有限度的，中西科技交流也仅局限在宫廷内进行。进入18世纪以后，清朝上层集团中锐意进取、乐于吸取外来文化的精神逐渐被抱残守缺、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甚至闭关锁国的倾向所取代。康熙晚年已开始出现禁教现象，“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汇在雍正以后戛然中止。

从《诗经》、楚辞、汉赋、乐府、魏晋志怪、唐诗、宋词、元曲、杂剧、明清小说，直至近现代文学珍品，中国文学已有2000多年行诸文字的灿烂历史，它们以博大精深的文化意蕴与魅力无比的东方神韵，极大地丰富着世界文学的宝库。《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以及《聊斋志异》《金瓶梅》等被译成多国文字，深深地影响着世界文坛。德国文豪歌德在比较中西文学后曾感慨地说：“当中国人已拥有小说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正在树林里生活呢！”韩国有一句谚句：“不要和没有看过《三国》的人说话。”足见《三国演义》对韩国民众文化的巨大影响。

同伴互评是指“学生对同伴的写作进行阅读、批评和提供反馈的协同活动； 通过互相的支架策略，既确保了文本的即时改进，又逐步地增强了写作能力”[4]321-322。 可见，同伴反馈仅仅是同伴互评的一部分，同伴互评还包括阅读和批评写作文本。

张岱年指出，从世界思想、世界文化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中国文化思想主流中贯穿的这种超越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互主体性观念，代表了一种迥然不同于西方近现代思想的新型的主体性观念和价值观念。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应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对话、综合创新，从而创造出多元化与一体化并存、世界性与民族性共荣、超越西方近现代主体性观念并确立新型主体性观念的世界新型文明。因此，21世纪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必将给世界新型文明带来福音，而绝不是对人类文明的威胁。美国学者亨廷顿等人提出的所谓“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偏见⑨。21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中国热”“东方热”以及具体到“汉学热”“敦煌热”“藏学热”等，正是中国文化强劲生命力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文化影响世界文化的时代折光。

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是人类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成果的总和，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与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2012年）做出了新的全面部署。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习近平深刻地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⑩“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⑪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18世纪前后，在欧洲风起云涌的反对宗教神学、呼唤理性精神的社会思潮中，不少启蒙思想家纷纷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思想理论武器。儒家思想所论述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摆脱神学独断、律己修身、刚健有为、伦理有序、和谐人际关系、注重整体利益、以个人对国家民族贡献为人生意义的价值观等，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的伏尔泰和魁奈、德国的莱布尼茨和沃尔夫、英国的坦布尔等人。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呼吁欧洲人在中国文化面前一要赞美，二应自惭，三须模仿。他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论、道德伦理、人性观念、社会法则等加以综合研究，建构了一套对西方社会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新的社会学说。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极有兴趣并极为尊重，十分惊叹中国人的学术智慧。他对中国易图符号的二进制解释、对宋明理学的诠释以及对中国汉字优点的高度赞赏，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英国启蒙思想家常常引用“中国人的议论”来批驳《圣经》。休谟曾说：“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论的学徒。”因而中国哲学可以作为英国自然神论者的思想资源。

“我们的策略就是熬，有风险的产品不敢碰，高投入的行业都不做。”张华说，公司处于半停半开的状态，有了流动资金才敢考虑开工投入下一批项目。

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这样深厚的历史渊源，又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它必将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放射出前所未有的夺目光彩，“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对人类文明做出应有的、更大的贡献。

式中：δf为复合材料的弯曲强度(MPa)；P为最大载荷(N)；L为跨距(mm)；b和h分别为复合材料试样的宽度和厚度(mm)。

①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②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

③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卷第2分册，第698页。

综上所述，莫西沙星在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中的药代动力学稳定，有助于患者凝血功能的改善，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④陈明：《反思一个观念》，1998年12月16日《中华读书报》。

三是有关反腐败的相关法律规定范围狭窄、过于原则或笼统，可操作性和制约性不强，影响到反腐败的实际效果。如刑法关于贿赂物只限于“财物”的规定，出现了许多行贿人规避法律的实例:如向受贿者提供金钱和财物以外的其他利益，包括提供性服务、包办出国度假、包办子女出国留学等等，而这种社会危害往往更甚于实物贿赂的危害。有鉴于此，我国现行刑法应扩大贿赂犯罪对象的范围，将“任何形式的好处”作为贿赂犯罪对象的范围;并将财务行贿与公民之间的馈赠区别开来，合理界定贿赂犯罪的犯罪边界。［1］

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意思是：人不可以没有羞耻心，不知羞耻的羞耻，是真的不知羞耻呀。

⑤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相对于传统的记者型主持人，公民记者来自于受众之间，因此对一些突发性的新闻事件的捕捉更加迅速，由于其便利性，公民新闻的传播速度远远快于传统记者，这使其拥有了对新闻事件的第一报道权、定义权，甚至是解释权，因此，公民记者的出现严重影响了以深度和广度为优势的传统的记者型主持人的生存。

⑥史继忠：《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贵州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第61—70页。

⑦杨白揆、陈子明：《西方文官系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

⑧杨白揆、陈子明：《中华文化论丛》第2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36页。

⑨张岱年、王东：《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新华文摘》1997年第8期，第8—13、62页。

虽然比较文学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因为它特有的开放的视野和比较的意识，的确能帮助选修华文和文学课程以及双文化课程的学生们有效地阅读，多元地思考，从而提升他们从不同文化场域进行文学欣赏和理性思考的能力。

⑩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⑪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3年3月3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