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是美国当代女学者贺萧（Gail B.Hershat⁃ter）研究中国上海娼妓业的一本专著，其研究方法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等的影响，将历史史料与自我的阐释相结合，在多重语境与关系场域中探寻“带有性别指向的主题之轨迹的构造”，从而呈现出西方视域下对中国“娼妓”这一敏感、边缘女性群体的差异性关注。“本书虽不是对19世纪晚期至今上海娼妓生活的想象性重构，却又甚于想象性重构。”［1］3这是此书开篇第一句话，也是作者的写作宗旨。

作者认为“不是想象性重构”，是因为与其他下层群体一样，妓女没有直接言说或再现自身生活的权利［2］。当官方或文人对娼妓进行描述、谴责、统计、管制、警示、拯救、取缔时，娼妓才会进入历史记载。虽然在中国这些记录娼妓生存状况的文献资料繁多，但是这些文献资料大多体现的是社会上层人士借“娼妓”的问题阐释其本阶层的认识动向与价值观念，娼妓最终成为上层人士建构并控制的“他者”类型。有关娼妓的丰富史料均不是发自妓女自己的声音，是有由他人的声音与机构建构的。所以，作者认为“复原”历史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历史学的关怀都是隔着时空的跨度，对历史的关系进行模糊的理解与猜测。

虽然历史复原具有局限性，但是作者仍希望借以此书进行“甚于想象性的重构”（非“无中介、不失真”的重构）。一方面，上海娼妓在历史表述中具有变更性的多重研究意义。“娼妓业不仅是妇女在其中讨生活的、不断变迁的场所，它也是一个隐喻，是表达思想情感的媒介”［1］4。在上海，有的认为娼妓提供了都市的欢愉，有人说娼妓是贪禁肮脏的行当，还有人认为娼妓标志着国家的衰败。“每个社会阶层与社会性别的组合看待娼妓问题都有不同的参照；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位置，娼妓问题对于不同阶级和性别组合也呈现出不同的意义”［1］4。阐述娼妓表述中变动的多重意义是探究中国社会性别、现代性争论的很好的切入口，这正是上海娼妓史研究的“重构”意义所在；另一方面，受到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作者认为娼妓本身在历史上并非是完全沉默，“我已经学会聆听历史记载中的静默无声，懂得了静默并不简单地等于存在。”［1］11作者试图努力去寻找及辨识“下属群体”娼妓自己的声音，这也是作者希望此书对历史有所“重构”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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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肯定与启发

因跨文化、跨学科、跨性别的积极学术努力，本书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琼·凯利妇女史著作纪念奖，夏洛特·弗思（Sherlock Firth）在《美国历史评论》中也盛赞这部书是“一部语义丰富的、勇敢的著作”。从个人评析角度，此书值得肯定的研究方法包括：

党的十九大以来，省委省政府对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心重视和大力支持。省委书记娄勤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化工程，其中最核心的是创新驱动，最主要的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最迫切的是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一）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新历史观研究方法的借鉴

作为一名女性研究者，同时基于“娼妓”这一论题，贺萧自然会使用女性主义理论去审视中国妇女问题。“在20世纪后期北美史学界的妇女史一隅中，寻找女性的能动性和反抗行为既是出于信仰，也是一种家庭作坊式的活计；这样的寻觅渗透在本书的研究中国”［1］28。贺萧认为妓女通过自己的方式与努力去改善生存状况⑤，都可视为是妓女能动性或者反抗性行为，是对当时报纸或文学创作中视妓女为牺牲品与受害者的刻板形象的反驳。

虽然书中没有提及，但是贺萧的史学研究方法明显借鉴了阿尔都塞的学生——福柯的新历史观。福柯在其著作《认知考古学》中提出了基于指认隐性话语实践的历史研究新方法。福柯提出“考古”的对象不是现有的物质遗存物，而是在物性实在之外并不在场的“未说出之物”。福柯的“认知考古学”是要寻找一般历史学者觉察不到的事物，这与传统史学研究最大区别在于——关注非连续性和差异性的矛盾分析法。关注矛盾和差异中出现的“话语的特殊性”，就是要对被主流目光所忽视的不直接在场的话语方式本身作出差异分析。福柯的考古学不再试图建立一种研究对象的主宰状态，而是要微观地刻画话语塑形的“个体化”。［4］这使得福柯对沉默的边缘群体尤为关切（例如疯子、无家可归之人等）。

与福柯考古学与谱系学的新史学方法论相似，贺萧在阅读有关娼妓的记载文字中，发现了20世纪中国社会上层人士在书写娼妓之时，会将自身“情景”投射其中，通过妓女形象表达忧患意识。所以，贺萧时刻警惕“历史记载中的所有事情本身都携带着更早时候的争论和关怀的印记”［1］13。例如：在第二章《分析与统计》中作者对20世纪20、30年代官方统计娼妓人数的认识，并非要从这些数字中考查出中国娼妓在当时准确的变化情况，而是引导读者去思考这些数字变化的统计方法与目的——统计什么，为何统计，谁作统计。

另外，作者也可摆脱1949年后中国强大意识形态的影响，去看待新中国政府对妓女问题的处理。1949年之后中国的主导性史学是以阐述和捍卫下属群体的利益为己任，但是贺萧敏感觉察到“1949年后的中国，当下属群体⑥开口发言时，他们使用的是国家在革命进程中所提供的词语”［1］22，所以1949年之后包括娼妓在内的下属群体仍是使用官方语言说话。

（二）后殖民语境下“下属群体意识”的探寻

尽管作者一再强调其研究方法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尽可能去积极的、有效的、中立的、公允的去看待中国娼妓及中国问题。但是，作为中国读者的我们依旧可以从作者的表述与观点中察觉出西方视域下对中国“他者”的定位。首先，作者的选题“娼妓问题”，这种阴柔、卑微的历史群体正好应和了西方对东方一贯的想象。第二部分《愉悦》在分析高等妓女时，贺萧有这样一段评述：“高等妓女在性的方面表现得妩媚、优雅、含蓄，没有一点淫荡之意，在想必是十分枯燥无味、单调郁闷的中国生活中提供了绚丽多彩的插曲，因此高等妓女成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表述中反复出现的构件”［1］103。这不但是对中国高等妓女，更是对中国亘古不变的“他者”定位。

斯皮瓦克令最积极用功的历史学者都陷入绝望的论断，并没有影响到作者对此方法的使用。作者否认了斯皮瓦克的“绝望说”，认为“下属群体会说话”，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表现自我。历史学家可以从文字记载中寻找到“下属群体”活动的种种迹象。例如，在第二部分《愉悦》中，贺萧从当时指南书中大量劝戒客人不要上高等妓女当的内容中，推断出高等妓女拥有自己的谋略和一定的操纵手段。贺萧进一步指出“下属群体”不是不能言说，而是不能在社会话语系统中表述自我。所以，要从话语存在的复杂关系之中，去追寻“带有性别指向的主体之轨迹的构造”，在不协调的多重嘈杂的话语言说之中进行意义的探究。

当然，作者也提醒读者对诸如此类的妓女行为不应求意过甚，不应参与莱拉·阿卜·卢格霍德（Abu-lughod Lila）所说的“抵抗的浪漫传奇”［8］。即提醒读者不要将妓女这些行为进行“颠倒性”读解，例如：从妓女作妾或妓女告状还可读解出这是妓女被约束在多重隶属关系之中的社会安排。在识别妇女能动性的事例上，贺萧表示“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些事件，既不夸大也不加浪漫”［1］29。这点其实很难达到，所以作者也承认“历史记载中有太多的静默无声，有太多的无法解决的含混和暧昧，因此我们对能动性事例的阐述最终仍会受到根本的制约”［1］29，这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愚侠之举。

规范的员工安全行为是始终贯穿于安全文化建设的一条主线，也是确保企业安全生产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公司按照每个岗位操作流程分解工序，制定详细的安全操作标准，用标准来约束员工的作业行为，通过科学规范的养成训练，不断扭转员工在作业中的“低、老、坏”行为习惯；组织员工对规范标准进行系统学习培训，使员工熟记安全理念、明确行为禁忌、规范作业行为、掌握操作标准，经过严格的考核测试，成绩合格持证上岗。

（三）“女性主义”的现代性审视

作者一再强调“我从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处学到的是关注一切范畴的不稳定性，关注语言的构造作用而不仅仅是其反映的功能。”［1］11因为历史复原的虚妄性，所以贺萧对史料的“无缝隙”性叙事保持警惕，同时放弃了创造浑然一体与了无接缝的文章的执念。这种从历史记载中聆听“静默”，探寻沉默之后的存在性，与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倡导的“症候性阅读”相似。阿尔都塞要求在阅读中穿透有形文字,读出空白读出失语,从而真正把握作者写作文本的“深层理论问题式。”［3］

贺萧在书中还结合中国半殖民化的特殊语境，提出了“套中人下属群体”的概念。“在半殖民地的上海，几乎每个中国人在同另一个人的关系中都可成为下级、从属者。”［1］29即使地方上有权势的军阀在政治上也会受到殖民势力的打压，所以当时中国“下属群体”身份具有广泛性。一些阶层①当时上海的上层人士，例如文人知识分子。②西方殖民者。③娼妓。④1949年之后的中国先是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从属单位，后仍处于全球政治经济的欠发达的下属群体。⑤例如第二部分《愉悦》中讲述有些妓女当小妾来换取金钱以及到法院里状告鸨母等。⑥通常是工人和农民。既享有特权又受他人②奴役，他们会以等级更为低下的群体③作为“隐喻”，传达自我阶层的从属性。甚至1949年之后，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虽然已成为“社会话语主要塑造者”，但仍处于“下属群体”地位④。因此，20世纪中国大多数群体都具有多重性，作者将其定名为“套中人下属群体”——“既要替‘下面的’人说话，又要表示出自己有别于‘下面’，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同‘上面的’人搞联合并面对后者说话”。［1］30作者也注意到如此“宽泛”界定“下属群体”会失掉研究效用，但基于中国特殊化语境，作者不得不坚持这一界定。

（四）淡化中国传统及意识形态的西方视角

因为贺萧的西方文化身份，其受中国传统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影响极少，所以她在分析一些史料之时，采用西方视角看待中国问题，反而会有一些差异性的研究成果。在第二部分《愉悦》中，作者发现在当时的指南书与小报中描写的高等妓女不仅在妓院的业务中，而且在涉及民族大义的历史事件上，也呈现出行动的积极性，而非是受害者。例如，在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多地举行抗议活动。高等妓女也响应号召，宣布暂停营业，散发传单，支持全市罢工，抗议“国耻”［9］35。1906 年中国设法回购洋人的铁路投资，一个妓女捐款1000元，受到了官方赞许。1914年，高等妓女成立了“青楼进化团”宣讲爱国和进步思想。在指南书和小报中，贺萧读解出了“那是个女人的世界，女人在其中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她们可以选择自己的伴侣，可以安排自己的工作环境”［1］17，这些“自主性”是当时中国社会即便是体面人家的妇女都难以享受到的。史料中记载高等妓女“姘戏子”、“养小鬼”、“磨镜子”等事情，贺萧对此的评述是“女人养男人，控制男人，尽管不言明却已直逼传统的性别身份安排”［1］112，甚至是动摇了权利的性别身份。作者的西方的文化身份，自然屏蔽掉中国传统中“男尊女卑”、“妓女戏子不入流”等观念的渗透，难能可贵地发现了20世纪中国娼妓中的女性现代意识的痕迹。

贺萧研究中国近百年的娼妓史就是想勾勒出“地形图谱”——“指明事实、事实的制造者和事实的诠释者之间的游移不定的关联”［1］13，即“寻找历史记载的对象、记载历史的人和我们自己这三个方面互相之间的游移不定的关系”［1］14。贺萧在书中提及这种做法是对罗伯特·伯考弗的“种族语境”的实践与超越，但是这与福柯“考古学”中关注细部断裂和非连续性更为相像。

例2以修建养鸡场，节约用料为情境，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中最优化问题的能力．通过在竹篱笆长度一定的条件下，探求最大养鸡场场地面积的过程中，让学生体会最优化的数学思想．本题的解答需要考生经历从实际问题中提炼出数量关系，将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建立数学模型——求解数学模型——检验数学模型，最后得出结论的过程．

对于通过工具得到的度量和度量单位，与通过抽象得到的数的最大区别是，这时的度量不仅不能舍去事物的物理背景，还要抓住物理背景的本质，基于物理背景的指标构建用于度量的类，不同的类度量采用不同的度量方法．比如，这些指标可以是长度、重量、容量、速度等．度量方法可以因人而异、多种多样，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必须借助工具．虽然度量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是为了传播和交流的需要，必须建立统一的度量语言，这就是度量单位⑥ ．

二、质疑与商榷

“没有完美之著作”，这本书同样存在让人质疑、值得商榷之处。

（一）西方视域下对中国刻板的“他者”定位

基于福柯考古学中对“沉默史实”的关注，作者在书中也试图采用从“下属群体意识”切入的方法，探寻娼妓在史实记载中被隔绝的声音，这是西方视域下勇敢的研究尝试。“下属群体”是历史学家拉那基·古哈（Ranajit Guha）提出的概念，意思是“低等人群”，这个群体“无论从阶级、种族、年龄、社会性别、职务还是任何别的意义上说，都具有南亚社会中处于从属、下等、次要地位的一般特性”［5］36。作者在书中还提及葛亚特里·斯皮瓦克对“下属群体意识”的质疑。葛雅特里·斯皮瓦克（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认为下属群体不可能拥有独立、自主叙述历史的权利，“就在它被揭示出来的时候就已被抹平了”［6］287，“如果说在殖民主义的语境中，下属群体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女性下属群体更是处在浓重的暗影中”［7］32。

其次，在将中国视为“他者”的前提之下，贺萧论述有关“洋娼妓”以及娼妓对洋人健康威胁时，总会流露出一种凌驾于“下属群体”（中国）之上的种族优越感（西方）。第一部分《历史记载与等级制度》中，贺萧单列出了“洋娼妓与‘冒险家的乐园’”这一内容，列举了一些“外国作者构造出他们想象中白种女子遭受中国男人摧残的可怕故事”［1］50，同时指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外国妓女也是分等级的（俄妓是欧美妓女中人数最多、地位最低的，日妓在受嘲笑之余，又被视作为洁净和精致的）。这是史料（西方史料）记载，非作者评析，但因“书写娼妓业的中国作者对在华外籍娼妓很少注意”［1］52，作为读者我们就得格外关注这些“西方史料”的选择。贺萧曾在书中提醒读者要警觉书写的构造而不仅仅是其表述及反映功能，所以我们也要警觉作者对史料的选择，为什么她会选择列举这些史料？在史料背后，贺萧传达了什么？第九章《性病》开章提出“到了20世纪20年代，西方信息资源中这样的警告①对性病的警告。②“干客”是妓女与嫖客没有发生性行为。③“湿客”是妓女与嫖客发生了性行为。④“恩客”是妓女与嫖客落了相好。⑤处女，没有性行为的雏妓。⑥有了性行为之后的妓女。已很常见，他是殖民主义总体关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227。可能是翻译语词选择的问题，但其中“关怀”这一字眼仍将作者的种族优越感显露无疑。贺萧在此章还单独列出一部分——“医学权威和专业性问题”，这些内容都是在讲中国城市中的外国医生和在外国培训过的中国医生对性病的关注。其中“权威”“专业性”的标题设置，同样显示出对“他者”（弱者/中国）拯救之举的颂扬。在“指南书及性病对于个人的威胁”这一部分中，贺萧再一次在末尾补充了“外国妓女的威胁性”论述，她指出“有关外国妓女及那些为外国人服务的妓女的警告，其语言多有按国力排列的味道。欧美和美国女人一般被列为比较卫生的一类，相对来说染病的较少”［1］249。作者之前曾说过在中国的指南书中对外国妓女很少关注，这些论述就有作者自我观点阐述之嫌！

（二）“愉悦”的矛盾性——诱发想象的“窥视”视角

作者在第十五章《历史、回忆与怀旧》开篇提及《旧［地名］的烟赌娼》、《旧上海娼妓秘史》等记录娼妓史实时会出现一些矛盾性——“编书者毫不动摇地反对这些罪恶的习气，但书中却用很大的篇幅描写这些习俗本身，这反倒使现在的人更容易想象从前的情景了”［1］93，贺萧指出孙国群在《旧上海娼妓秘史》中一再强调自己是为了揭露这一罪恶制度，但是书中描写当时淫业鲜艳而入胜的景致，对读者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其实，历来对娼妓业史料的陈述，都极易陷入色欲窥视的境地。此书中，贺萧同样遭遇了她所批驳的其他书写者的矛盾性，诱发了读者（尤其是男性读者）的“窥视”欲望。前面提及贺萧这本书中写得最详细、最精彩就是第二部分——“愉悦”，从女性主义视角我们可以读解出作者在深挖当时中国娼妓体现的女性现代性痕迹，但是有些史料同时又是在揭秘高等妓女的隐私。例如：第四章“情感事务”，作者极为细致的列举了高等妓女与“干”客②、“湿”客③、“恩”客④不同的关系，详尽描写了小先生⑤的初次性活动和仪式（“点大蜡烛”、“梳栊”、“开苞”或“破瓜”），还介绍大先生⑥如何选择客人，如何“出局”①妓女出去应酬。②妓女之间的同性恋。③乡下人。④冤大头。⑤此书中其他部分大都分为二章或三章。⑥源于娼妓回忆录，这类书有《上海六十年花界史》《沪人宝鉴》《花国百美图》《海上冶游备览》《柔箱韵史》等。⑦主要是李伯元《游戏报》，吴研人的《笑报》以及《晶报》。⑧例如：《申报》。⑨例如：《神女》《新女性》《马路天使》等。⑩例如：李银河、潘绥铭等。“出堂差”，如何“养小鬼”“姘戏子”，甚至还有如何“磨镜子”②，如何当情妇、做小妾。书中还介绍了高等妓女如何被聘用、典押或卖绝，巨细无遗地列举了指南书中教客人如何招妓叫局、打茶围、办花酒、设赌局，如何避免当“阿木林”③和“瘟生”④。另外，第二部分《愉悦》在体例设置上，共分四章⑤，可见作者对此部分的“用功”，当然这部分也最讨读者喜欢。

这种诱发“窥视”视角的书写缘由，一方面来自书写对象——“娼妓”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定位，女性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在影视传播中，一直都处于“被看”“被凝视”“被窥视”的位置，而娼妓与性有关，自然就是被“窥视”的对象；另一方面“娼妓”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隐喻”，在殖民主义视角下，中国最为东方文化景观的代表一直是西方“窥视”的对象。

高中化学教学在高三复习阶段，涉及很多的微型专题.如：NA阿伏加德罗常数的正误判断、燃料电池电极反应式的书写、陌生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书写、同分异构体书写等.尤其是比较基础，注重方法，记忆性比较多的专题很适合设计成微课，供学生课下学习，课堂上老师进行适当的答疑和总结，这样可以节省复习的时间，提升学习效率.

（三）研究娼妓的文本狭窄与体例不均

在第一章《导演：认识与记忆》中，贺萧指出本书研究资料来源有两类——一是游记、指南书⑥和被称为“蚊虫报”的通俗小报⑦，主要是以报道名妓为主；另一个是主流报纸⑧，报道各级别妓女的情况，描述妓女怎么被压迫及如何危害社会。在论述1949年之后的中国娼妓时问题时，贺萧主要引用了一些中国的研究论著，报告文学及通俗书刊。由此可见，作者对中国20世纪上海娼妓业的研究文本只限于书写文字资料。当时，在电影、戏剧、绘画等领域均有对上海妓女的表现，尤其是电影。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看电影是极受观众喜爱的娱乐形式，以老上海妓女为原型的电影作品⑨较多。但是，作者都没有将其纳入研究范畴之中，研究文本受到局限，论题得不到充分论证。另外，本书开篇强调写作的时间上限（19世纪末）到下限（20世纪80及90年代），概述整个20世纪的上海娼妓问题。但是，从内容体例分布来看，作者用笔最多的是20世纪20到40年代的娼妓问题，而49年之后娼妓问题涉及相对较少。由此呈现出了“虎头蛇尾”“用笔不均”的写作缺憾。

新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体制的变革，中国国内的“性”研究⑩更为丰富，能否与西方进行一种对比研究？“娼妓”从古至今都是个“话题”，是折射历史、文化、社会症候的“照妖镜”，而“怎么拿”“怎么看”“怎么照”，最值得深思。

参考文献：

［1］贺萧著，韩敏中，盛宁译．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Hershatter Gail．The Hierarchy of Shanghai Prostitution,1919-1949［J］．Modern-China,1989,15（10）．

［3］张一兵．析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社会科学），2002（3）．

［4］张一兵．认知考古学:活化的话语档案与断裂的谱系发现——福柯《认知考古学》解读［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6）．

［5］Ranajit Guha and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M］．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6］Spivak GayatriChakravorty．Can theSubaltern Speak？［M］．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

［7］Ranajit Guha and Gayatri Chakravorty．Subaltern Stud⁃ies:Deconstructing Historiography［M］．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M］．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8］Abu-lughod Lila．The Romance of Resistanca:Trac⁃ing Transformations of Power through Bedouin Women［J］．American Ethnologist,1990,17（2）．

［9］汤国祯，朱大陆，杜黎．上海轶事［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