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期刊撤销中国学者论文

我国国际论文的真实影响力分析MedPeer国内先进的医学科研服务人工智能平台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创造新的知识以解决未知的问题，科研论文作为传播科研成果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承载着记录科研成果和提供学术交流的任务。论文在国际发表，可以让更多的国外同行了解我国最新的科研成果,获得更高的国际影响力，所以在近20年里以SCI为代表的国际期刊论文成为我国科研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这样的科研管理政策下，我国学者往往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发表到国际期刊上，使得我国国际论文数量在过去20多年里出现“井喷”式增长。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我国的国际论文由1995年的13134篇增加到2017年的361220篇，翻了近28倍，我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发表国际论文最多的国家。虽然我国的国际论文在数量上取得了突破，但其质量及国际影响力却一直遭到质疑——我国国际论文的被引用次数虽然已经名列世界第二，但研究显示大量引用是来自我国同行的“自引”，而这种来自本国同行的引用不能完全代表文章的国际影响力。本研究对过去30年我国国际论文的被引用情况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以了解我国国际论文的被引及自引情况，获得真实的国际影响力。1. 研究综述引用与科研影响力科研评价的理论基础源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Merton的规范主义科学社会学理论——科学是一个有着规范、价值和奖励的社会制度，科学的本质在于创造知识、传播知识以获得同行的认可。基于这一理论，论文和著作成为科研成果的主要呈现方式，其数量也成为国外科研评价体系的主要指标。与此同时，科学社会学理论认为，引用是施引文章对被引文章的一种标记，里面承载着引用者对于被引文章的评价和认识，是一种对于科研成果表示感谢的认可，所以引文也成为评价科研成果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虽然Merton的规范主义理论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并奠定了科研评价的主要理论基础，但以瑞士著名心理学家Piaget为首的建构主义者却对科学知识的构建与价值提出了不同观点。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科学知识是在政治经济发展中形成的一种社会建构，知识的产生来源于人类对社会环境的体验而与自然环境无关。建构主义者强烈质疑“引用等同认可”的观点，认为引用是一种说服的工具——为了让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作者往往在自己文章中引用许多著名学者的文章，以显示其权威性。两种不同理论的存在引发了大量关于引文本质的实证研究，而两种理论都在某些实证研究的结果中得到了证实或部分证实，所以很难说规范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哪个更好，哪个能更准确地解读引文的本质。虽然目前没有统一的关于引文本质的理论，但规范主义理论仍然被广泛应用于科研评价实践中——论文被引用次数的多少被认为代表其学术影响力。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网络传播的广泛应用，许多学者意识到传统的科研评价仅局限于对发表文章数量和引用次数的计算，已经无法全面地反映科研成果及其影响力。Cronin说，早在2005年就提出需要将博客、网上点评、文章下载量和致谢都包括在科研评价中；Sugimoto等人认为，导师对学生的指导也是一种学术影响力的表现；Desrochers等人认为，社交媒体的曝光度与著作权、引用和致谢一样都代表学术影响力；Priem等人于2010年提出Altmetrics这一概念，认为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中的收藏、分享、提及等行为所反映的影响都应该算是科研成果的另外一种影响力——社会影响力。科学国际化法国著名生物学家Pasteur在19世纪就提出了“科学无国界”的概念，也算是科学国际化的最早倡导者,他的这一观点被后来的学者普遍接受,并深深植入西方的科研评价理论之中——科学研究不分国界而是为全人类服务的。然而，这一理论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视角出发，建立在国际学术出版资源被西方发达国家垄断、英语成为国际期刊垄断语言的背景下，并不能普遍适用于英语为非母语的发展中国家。英语为非母语的发展中国家学者为了获得所谓的国际影响力，不得不将自己最新的科研成果发表在发达国家的英语期刊上。在发表过程中，他们除了遇到潜在的语言或意识形态上的歧视，还要无偿甚至付费(开放获取期刊的版面费)将知识产权转让于人；而他们的国内同行为了了解这些最新的科研成果还不得不向发达国家的学术出版商支付昂贵的订阅费用。科学研究为发达国家创造和传播了知识，但很多时候是以发展中国家科研成果的流失为代价的。在二战结束后，随着其他传统学术交流语言(比如法语、德语) 的文章越来越少，英语逐渐占据国际学术交流语言中的垄断地位，在Web of Science收录论文中英语论文的比例由二战前的60%增加到目前的95%。英语对于学术交流语言的垄断导致对其他语种论文的歧视,非英语期刊很难被Web of Science收录，而非英语文章较少被国际同行引用。英语对学术交流的垄断也表现在选题上，许多研究某一国家、地区的本土化选题很难在英语国际期刊上发表。在追求科研国际化的趋势下，许多学者为了发表英语文章，不得不选择一些迎合国际化的题目，这使得许多本土化的研究受到挤压，这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一现象在我国的科研活动中也普遍存在，在我国国际论文数量翻了28倍的这25年里，国内论文数量仅仅增加了不到5倍，并且在2011年后出现下滑。为了满足科研考核的要求，我国学者更愿意选择国际化的选题以投稿Webof Sci-ence收录的国际期刊，而不选择只能在国内发表的本土化的选题。即使是既适合国际又适合国内发表的选题，大部分人更愿意发表到国外，从而造成国内大量的优质稿源外流，进而影响国内学者获取同行的最新研究成果。科研论文的国际影响力在传统的科研评价理论中，引文代表着引用者对于被引文章的认可与致谢，所以文章的被引数量往往被用来评价其代表的科研成果的质量。我国国际论文被引次数的增长也被认为是目前科研评价体系所取得的成就之一。然而，这一统计并没有排除我国同行的“自引”——文章被本国同行引用在科研评价上并不能代表其国际影响力。以往的研究发现，因为语言和研究内容接近，在引用文献时学者们更愿意引用本国同行的文章，这也导致部分国家国际论文的本国自引率较高。这种自引现象在我国学者中尤其明显。唐莉等人在2015年的研究中发现，我国学者的本国自引率高于其他国家学者，而这一结果也被后来的研究一一证实。早在1999年，Bookstein和Yitzhaki发现，本国自引率会影响对不同国家科研评价的结果；Ladle等人则提出，需要在科研成果国际影响力的评价中排除自引；Bakare和Lewison更是提出，一个新的指标"Country Over Citation Ratio"(国家引用率) 来描述不同国家的自引率。也有相关研究探讨我国国际论文的本国自引率问题。Shu和Lariviere发现，我国有些国际论文被国内同行大量引用，从而形成一种国际影响力巨大的错觉；Shehatta和Al-Rubaish也发现，中国国际论文的本国自引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需要在衡量中国论文国际影响力时据此予以调整。然而，在我国的各项科技统计中还没有对本国自引和他引进行区分，所以我们尚不知道在排除本国自引之后我国国际论文的真实影响力，这也是本研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2. 研究问题本研究的目的是用科学计量学的方法分析我国国际论文的真实影响力——在排除我国同行自引的情况下，我国国际论文的被引用情况及其所代表的国际影响力。为此我们将探讨以下三个问题：在过去30年里，我国国际论文的自引率是如何变化的?如果排除自引的影响，我国国际论文的真实国际影响力究竟如何?我国国际论文的真实国际影响力是否因学科而异?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科研成果的传播不局限于期刊论文的形式，诸如图书馆借阅次数、网络浏览和下载次数等都可以反映科研成果的影响力，但在传统的科学计量学研究中仍然倾向于使用引文和引用次数来分别代表科研成果的传播及其产生的影响——因每一次引用都可以视作引用人对被引文献的一种认可和致谢。3. 研究方法为了回答以上三个问题，我们提取1990至2015年Web of Science收录的论文及其引文数据，以了解不同国家、不同学科在国家层次的自引情况，最终计算出我国国际论文的真实国际影响力，并在不同国家、不同学科之间进行比较。首先从Web of Science核心库中提取1990至2015年发表的所有研究论文(文件类型=ar- ticle)，总数为23382313篇；同时提取这些论文从发表当年到发表后3年的所有引文数据(比如2015年发表的文章在2015至2018年间的用数据) ，因为相对较长的调查期(3年)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出论文的引用情况。所有提取的文章(包括引文)根据第一作者的国家确定文章的来源国家，无论文章有多少个合作者，合作者来自多少个国家，一篇文章只有一个来源国家，以避免国际合作文章的来源国被重复计算。如果引用文章和被引文章的来源国相同，即可认定是国家层次的自引。与此同时，使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学科分类系统”(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Classification)将所有Web of Science论文分入14个一级学科(见表1)，以分析不同学科自引率的变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与“ Web of Science学科分类”(Web of Science Categories) 允许将同一期刊分到多个学科不同的是，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学科分类系统中，一个期刊只能被分到一个学科中，这样也避免了同一篇文章在不同学科中被重复计算的可能。为回答前文的三个问题,我们利用收集的数据计算出相应的指标。首先，通过论文的引用文章来源中本国文章的比例计算出历年各国(包括中国)在国家层次上的文章自引率,以回答第一个问题。然后，在排除自引的数据后，重新计算历年各国(包括中国)的文章国际引用率(国际引用次数/ 发表文章总数)和国际引用比(被国际引用文章数/发表文章总数)，以回答第二个问题。最后，深入分析2015年发表文章的数据，按学科分别计算出各国(包括中国)在各个学科的引用率并加以比较分析，从而回答第三个问题。4. 研究结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国际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都成倍增长，被Webof Science收录的研究论文(article)数量由1990年的6044篇增长到2015年的288856 篇；而论文在发表后3年(含发表当年)被引用次数也相应地从7809次增加到2329399次，两个数据都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与此同时，我国国际论文的自引率也由1990年的增加到2015年的，而在同期内全球包括西方七个主要工业国家(同时也是世界前十的论文发表大国)的自引率均有下降——全球自引率由1990年的下降到2015年的，原来自引率最高的美国在同期由下降至，而其他几个西方主要国家的自引率均已下降到40%以下。目前我国是论文自引的第一大国，自引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而且自引率增长的趋势还在继续(见图1)。如图2所示，在不排除自引的情况下，我国国际论文的引用率在2013年超过全球论文的平均引用率，由1990年的增加到2015年的，不仅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而且仅次于美、英、德三国，排名世界第四。如图3所示，在被引用文章比例上，我国国际论文也由1990年的增长至2015年的，不仅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与西方主要国家相差无几。但是，这些国际影响力的数据在排除了自引之后大幅下降，我国论文的国际引用率虽然在过去30年里不断增长，但在2015年仍然只有，不仅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而且在全球只能排在第128 位。而在论文国际引用比上，我国在2015年的论文国际引用比只有，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在全球只能排在第136位。如果我们深入分析，2015年发表的文章及其在随后3年里的被引情况，可以得到各个学科内全球和我国的自引率及其对科学计量学指标的影响。如表2所示，在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学科分类系统划定的14个一级学科中,我国国际论文的自引率在其中12个学科中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只在临床医学 () 和物理()两个学科中自引率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和)。如果不考虑自引的影响，我国国际论文的引用率在一半学科中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在剩下一半学科中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如果将本国的引用排除在外，我国国际论文的国际引用率在除临床医学(比)和物理(比)外的其他12个学科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在不排除自引的情况下，我国有9个学科的论文引用比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在自引被排除后，只有艺术(比)、临床医学(比)、物理 (比)、健康卫生(比 )和社会科学(比)五个学科的论文引用比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最后，我们对2015年的所有论文进行引用来源追踪(见图4)，发现最喜欢引用本国文献的不是我国学者而是美国学者。在所有对2015年论文的引用论文中，美国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有是本国同行的文章,而中国学者引用本国文献的比例为 ,其他西方主要国家均低于40%。不同的是：因为有大量其他国家的引用，2015年美国论文的自引率只有；相比之下我国2015年国际论文被其他国家引用较少，自引率高达，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国际论文的真实国际影响力仍然较弱。5.研究探讨以往对我国论文自引率的研究发现，我国学者喜欢自引是因为对国内同行的研究成果更了解、更容易获取，而外国学者的文献由于高额的期刊订阅费用而难以获取，这使得我国学者更多地引用本国文献。也有研究认为，随着我国国际论文数量的增长，我国国际论文自引率随着可引用文章数量的增加而增长属于自然现象。但是，本研究对我国国际论文高自引率的原因却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国际论文占有率在20世纪，美国一直是全球自引率最高的国家——这与其所发表的国际论文数量不无关系，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发表国际论文最多的国家，某些学科甚至一半以上的论文都是来自美国，考虑到美国学者的研究在大多数学科中都处于领先水平，所以美国学者许多时候“不得不”引用本国同行的文章。如图5所示，美国的论文自引率与其论文数量在全球的占有比例具有高度相关性，相关系数高达——美国论文的自引率基本上就是随着其论文数量在全球所占比率的下降而下降。我们也在英国和我国的国际论文中发现了这种相关性——英国自引率也是随着其国际论文占有率的下降而下降，两者的相关系数为；我国国际论文的自引率则是随着我国国际论文数量在全球所占比率的增加而增加，其相关系数为。然而，一个国家的国际论文自引率和占有率的相关性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国际论文的高自引率。通过比较可以从数据中看到差异：当美国的论文自引率为60%时，其论文数量在全球占比大概为36%；而当其论文自引率为50%时，其论文数量的全球占比大概为24%；我国国际论文数量在全球占比只有时，其自引率就已经超过50%了；而论文数量在全球占比刚过12%时，自引率就已经达到60%。当然，从这一角度来讲,自引率和国际论文占有率的相关性只能解释我国在过去30年间自引率的增长，但无法解释在同样占有率的情况下为什么我国国际论文的自引率远高于其他国家。文献的可获取度在科学文献数量呈指数增长的时代，无人可以阅读与自己研究相关的所有文献,而文献的接近性和可获取性将直接影响施引者的引用行为。我国学者更倾向于引用本国同行的文章与获取国外文献的难度相关——这里的难度既包括由于高额版权费用而放弃订阅，也包括由于语言原因放弃阅读。二战之后，通过购买和兼并，商业出版社不断增加其在学术期刊市场的份额,国际学术出版市场由一个竞争的时代进入寡头垄断时代。垄断的结果就是国际期刊订阅费用水涨船高，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不得不取消部分期刊订阅，许多国内学者经常为了免费下载一篇同行的论文而在网上寻求帮助。虽然现在获取国际文献已比二三十年前容易许多，但还是无法像获取国内文献那样便捷，这也导致国内学者较少引用国外文献，转而更多引用国内同行的文章。然而，从施引文章来看我国学者对国外文献的引用其实并不少。在2015年所发表的文章中,我国国际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只有是本国文献，相比之下美国学者的论文中有的参考文献来自美国文献。我国国际论文高自引率并不是因为我国学者只引用本国文献，而是因为我国国际论文较少被其他国家的学者引用。目标置换效应与学科差异科学研究是为了创造并传播知识，但在科研政策的强大导向作用下这一目的出现了“目标置换效应”(GoalDisplacement Effect)。许多国际论文是为了发表而发表，这样的文章无法获得其他国家学者的认可与致谢。这一点从论文引用比上反映得十分明显，在排除自引以后，美国仍然有3/4以上的论文被引用，而我国国际论文只有2/3获得来自国外同行的引用。我国论文自引率高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国外学者的引用太少，换句话说，我国国际论文的国际影响力确实不足。另外，科研国际化的政策往往没有考虑到不同学科的差异。在研究主题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医学、物理等学科领域，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其他国家学者，所研究的都是类似或相关的主题，在这些学科领域我国国际论文收到的国际引用也较多；而在研究主题非常本土化的人文社科领域，本土化的研究论文很难被国际期刊录用，即使录用后也只有有着相同背景和研究方向的本国同行会去引用，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人文社科领域国际论文的自引率超过70%，而临床医学、物理的自引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6. 研究总结通过分析过去30年我国国际论文的被引情况，发现我国国际论文的国际影响力因为国内同行的自引而被高估，其真实国际影响力也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具体的研究发现包括如下三个方面：我国国际论文的自引率在过去 30 年里不断增长,目前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在排除自引的影响后，我国国际论文的国际影响力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我国国际论文的国际影响力因学科而异，在排除自引后我国国际论文仅在临床医学和物理两个学科领域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本研究的发现对于我国科研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科研评价导向鼓励甚至要求科研成果在国外发表却没有考虑学科差异,在评估论文的国际影响力时没有考虑自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虽然我国发表国际论文的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但国际影响力仍然有限，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国际论文由于研究主题的原因很难获得国际同行的引用。这种学科差异应该在制定科研评价政策时予以考虑，同时从科研管理的角度出发，人文社科领域研究不需要强调国际化，而应该立足中国大地，研究中国问题，更多地满足国内的需求。

一、造假手段低劣，但国内高校并未察觉

《光明日报》披露的三起中国论文被撤事件分别是：

2015年3月，英国BMC出版社（BioMedCentral出版社）撤回43篇论文，其中有41篇出自中国学者之手。

2015年8月，全球著名的学术期刊出版集团斯普林格也撤回旗下10个学术期刊已发表的64篇论文，而这些文章也是全部来自中国。

2015年10月，世界著名学术出版集团爱思唯尔撤销旗下5种学术期刊中的9篇论文，这9篇论文全部来自中国。

网上类似的学术造假漫画非常多，也从侧面看出网友对这类问题的忧虑。

被老外查出论文造假，肯定是一件丢人的事，然而更丢人的是被查出的过程。国科协副主席黄伯云介绍：“这41篇中国论文，出现了不同作者、不同评审人使用相同电子邮箱的情况，这显然不合常理。”

不同作者、不同评审人用同一邮箱，简单讲就是张三、李四、王五三位作者写完论文后，分别发给赵六、陈七、朱八三位导师评审。但张三、李四、王五三个人用的是同一个邮箱，赵六、陈七、朱八三个人用的也是同一个邮箱。

不仅如此，据爱思唯尔集团全球总裁Philippe Terheggen所述，有些作者提供的审稿人邮箱IP地址竟和作者自己的IP地址一样。很明显，这些作者提供虚假审稿信息，违反了投递论文的惯例和科研规范，而论文的真实性和学术价值也随之丧失，撤稿成为必然结果。

这背后的故事不难推敲：三篇论文是同一个组织写出来的，三位评审老师也是同一组织编出来的，走这么一套程序，满足了“论文必须由同行评审人给出修改意见”这一规定，于是可以顺利发表。

当地时间4月20日，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宣布一次性撤回107篇来自中国的医学论文，发表时间为2012年至2016年。撤稿原因是论文作者通过“第三方”中介投稿，伪造虚假同行评审。换而言之，论文作者“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因虚假同行评议而大规模撤稿，暴露的是从作者投稿动机、第三方作弊机构、期刊审稿机制整个论文发表链条的问题。

第三方中介机构的存在，同行评议机制的漏洞

“在中国，有一定证据表明，提供所谓语言编辑服务的第三方机构（注：一些提供论文代投服务的机构）在操纵评审流程上发挥了作用。”施普林格细胞生物学及生物化学编辑总监彼得·巴特勒（Peter Butler）参加了此次的调查，他对澎湃新闻（）表示，同行评审及投稿过程中的造假问题是全球性的，并非任何国家所特有。

除了第三方中介，期刊是不是应该承担部分失职责任也成为热议。

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官方网站透露，在4月18日，中国科协就撤稿事件会见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说：“作者和‘第三方’中介确实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但2015年撤稿事件发生后，出版集团没有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理应对此承担责任。”（注：在2015年、2016年，《肿瘤生物学》因虚假同行评议，进行过两次批量撤稿。）

这涉及到此次撤稿的共同原因是论文伪造同行评议。

同行评议是决定一篇投稿论文能不能在期刊发表的重要机制。一般而言，论文作者向期刊投稿后，期刊编辑会邀请具有专业知识、和作者没有利益相关的学者，评议论文的价值和质量。期刊主编在同行评议的基础上决定是不是接收论文。

同时，和很多期刊的做法一样，《肿瘤生物学》此前规定，论文作者可以向期刊推荐评审这篇论文的合适专家。此举本是为了让细分领域的研究能有对口的专家进行评审，但这本基于科研诚信的制度同时意味着有空可钻。

造假者或是提供伪专家名单，或是提供真专家的假邮箱。如果期刊选择他们作为审稿人，会得到一份第三方中介机构发来的热情洋溢的正面评议回执，从而“助推”论文发表。

在和中国科协的会谈中，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表示：“在撤稿事件中，出版集团确实存在期刊编辑对评审专家信息、评审专家评审意见审核不严格等问题，正在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完善内控机制，出版集团已经解除与涉事期刊的合作。”

为何医生群体成为这批撤稿论文的主体

据澎湃新闻（）统计，被撤稿的107篇论文作者来自125家中国研究机构、4个国外研究机构。其中，相比高校研究人员，此次被撤稿的论文作者大部分来自国内各大医院。山东大学附属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大学附属医院成重灾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等三甲医院在列。

值得一提的是，统计来自各大医院的第一作者所属科室时，泌尿外科和普外科的比重最多，分别占比13%、12%，其次是神经外科，占比7%。

统计来自各大医院的第一作者所属科室时，泌尿外科和普外科的比重最多。来源：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

医生群体的身影出现在此次撤稿事件中，和目前国内的医生评价体系有所关联。医生晋升、评职称需要论文，有的医院还会对论文发表在哪一类期刊有硬性要求，比如需要是被SCI（科学引文索引，是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之一）收录的文章。

比如，据《知识分子》披露，在国内某三甲医院的“卫生技术医师系列评聘标准”文件中，要满足“正高标准”的第一条要求便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本专业研究性论著，SCI单篇影响因子大于等于，或影响因子大于等于的2篇以上，或影响因子大于等于的4篇以上。

这意味着医生若想晋升，在问诊之余还需撰写医学论文，根据医院评价体系来选择合适的期刊投稿。此次宣布撤稿的《肿瘤生物学》期刊是国际肿瘤及生物标记物学会（ISOBM）的官方期刊，2015年的影响因子为。它虽然是肿瘤学领域偏低级别的期刊，但仍属于被SCI收录的一类。

中国学者论文再遭国际期刊撤回

现任河北科技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生命科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16年5月2日，韩春雨作为通讯作者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成果，即发明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NgAgo-gDNA，向已有的最时兴技术CRISPR-Cas9发起了挑战。论文发表后，在国内外引发强烈关注，甚至被部分媒体誉为“诺奖级”实验成果。但此后不久，该论文内容就陷入争论：有人提出韩春雨的试验无法重复，有人说可以重复，彼此争论不休、难有定论。

在国内外学者几番公开质疑其可重复性过去一年后，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关于新基因编辑技术NgAgo-gDNA的论文已由《自然-生物技术》撤回。

北京时间8月3日，《自然-生物技术》发布声明称，撤回韩春雨团队于2016年5月2日发表在该期刊的论文。据悉论文撤回，是韩春雨主动申请撤回。

韩春雨出生于1974年，现为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本科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就读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在学术出版里，受到广泛质疑的论文在期刊的调查和协调下，往往由论文作者主动向期刊申请撤稿，以减少对论文作者科学信誉的伤害，同时避免更多的科研工作者继续引用该论文。

此前，该论文甫一发表，韩春雨团队及其报告的NgAgo技术得到了诸多喝彩声。论文中所描述的NgAgo技术是利用格氏嗜盐碱杆菌（Natronobacterium gregoryi）的Argonaute核酸内切酶，以DNA为介导进行基因编辑，简称NgAgo-gDNA。

在论文中，韩春雨团队使用NgAgo-gDNA技术，在哺乳动物细胞基因组上的47个位点进行了100%的基因编辑，效率为。按照韩春雨团队的实验结果，该技术效率之高，能媲美已有“基因魔剪”之称的CRISPR-Cas9，对基因的特定位点进行准确地剔除、添入等。

但同年7月以来，该论文的可重复性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质疑。在按照韩春雨论文所述的方法进行实验后，他们无一例外地没有看到NgAgo技术有能编辑基因的迹象。

2016年7月，来自澳大利亚、美国、西班牙的学者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公开发声，表示无法看到韩春雨论文中的实验结果，为避免资源浪费，呼吁科研工作者停止使用NgAgo技术。

2016年10月，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等13位中国生物学家联名在媒体上公开发声，表示无法重复该实验结果，呼吁有关部门启动学术调查。

同年11月，国内外20位生物学家联名在国际期刊《蛋白质与细胞》上发表学术通讯，正式以学术规范的形式，质疑韩春雨团队该论文的可重复性。20位学者在各自的实验室进行了重复实验，但在不同细胞系和生物中无法检测到NgAgo技术所产生的基因编辑现象。

同月，来自美国、德国和韩国的生物学家在《自然-生物技术》发表通信文章，同样报告了该实验无法重复。

与通信文章同时发表的，还有《自然-生物技术》的一篇“编辑部关注”及声明，“提醒读者对原论文结果（韩春雨课题组论文）的可重复性存有担忧”，并表示正在调查该论文，原作者“补充信息和证据来给原论文提供依据是非常重要的”。

不到两个月后的2017年1月，《自然-生物技术》发言人发表声明，表示获得了与NgAgo系统可重复性相关的新数据，在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需要调查研究这些数据。

在被质疑的一年时间里，韩春雨不愿公开实验记录，并表示他的实验可重复，他正在不断改进实验效率。韩春雨还曾表示，其他实验室无法重复，80%的原因是实验用的细胞被污染了。

《自然-生物技术》撤稿声明全文：

是该数据说话的时候了

一项宣称通过Argonaute酶实现基因编辑的研究被撤回，这显示了论文发表后的同行评议在全天候媒体时代的重要性。

本期，韩春雨及同事撤回了发表于去年5月的一篇论文。该论文称，短5磷酸化单链DNA可引导格氏嗜盐碱杆菌核酸内切酶（NgAgo）产生双链断裂，实现对人类基因组的编辑。论文一发表，便引起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媒体的竞相报道。但是很快，在推特、博客和其它社交媒体的助燃之下，有关该研究可重复性的质疑开始迅速增多。去年11月，本刊发表了“编辑部关注”（Editorial Expression of Concern），提醒科研界留意这些可重复性方面的担忧。为了最终解决这个争议，多个研究小组在数月里生成了更多的实验数据。如今尘埃落定，这也是世界各地的许多实验室为澄清NgAgo的功能而付出的大量时间、精力和资金的证明。

韩春雨的这篇论文自去年发表后所产生的影响力，再怎么夸张地说也不为过，尤其是在论文的来源地中国。中国媒体纷纷进行报道，以大标题宣告一项全新基因编辑系统的发现。这无疑是一篇中国去年被报道最多的论文；媒体监测公司融文（Meltwater）的数据显示，仅在论文发表后的最初两个月，就有将近4000篇相关的中文新闻报道。

NgAgo的轰动之处集中在它有可能补充，甚至取代CRISPR/Cas9基因编辑系统之一点上。NgAgo有望以一个目标序列进行基因编辑（Cas9不仅需要目标序列，还需要另外一个附近的识别（PAM）序列）。而且，初始数据还显示了它在其它方面的优势，如引物的稳定性更强（DNA相对于Cas9采用的RNA），增强特异性，减少基因组编辑脱靶，改善在基因组富含GC区域的活性，以及使所用的试剂更易于合成和处理。

如果说这一切都听上去太过美好而令人难以置信，那么去年夏天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实验室无法重复该论文所报告的基因组编辑功能，质疑声便开始出现了。在各种基因组编辑会议上，在新闻讨论组和电子邮件中，这篇论文成为最热话题之一。这很快便引起媒体注意，有关该初始报告有效性的正反两方面的声音开始交锋。我们内部的图像完整性筛查没有发现韩春雨论文的明显异常，复查数据的三位外部评审人也持相同观点。

在此期间，《自然-生物技术》一直与科研界保持联络，关注各种为重复论文所做的持续努力。最终，在编辑们的协调下，三个独立小组的成果形成了一篇单独的反驳性论文，并通过了同行评议(Nat. , 768 773, 2016)。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去提醒读者留意该论文可能存在问题，我们将正式的“编辑部关注”发表在该篇论文所在的网址上，此举得到包括韩春雨在内的两位论文作者的支持。

我们也询问了论文作者是否可以解答科研界为何难以重复他们的结果。于是，去年12月，韩春雨及同事，还有另外几个与本刊联系的独立研究小组，提供了新的数据，称已经重复了NgAgo基因编辑活性。

现在，距原论文发表已过去了一年多，了解到当初曾报告说初步成功重复出实验结果的独立研究小组，无法强化初始数据，使其达到可发表的水平。类似的，在征求专家评审人的反馈意见后，判定韩春雨及同事提供的最新数据不足以反驳大量与其初始发现相悖的证据。现在确信韩春雨的撤稿决定是维护已发表科研记录完整性的最好做法。

这篇有关NgAgo的论文发表出来，并不是科研过程的结束，而是开始。与任何其它发表出来的报告一样，正是广大的科研共同体对相关方法进行了检验，识别潜在的错误来源，验证试剂并优化试验。在本例中，有多位敬业的研究者个人对已发表实验方法的各种细节进行检验，并完成记录翔实和有对照组的反驳性研究 (Protein Cell 7, 913, 2016; Cell Res. 26, 1349 1352, 2016; PLoS One, 12, e0177444, 2017)。

这篇NgAgo论文也显示了社交媒体的利与弊。显然，这些平台对于迅速提醒广大科学界留意该论文可能存在的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也抬高了人们的预期，以为有关这篇论文的问题是直截了当，可以快速解决的。然而，关于NgAgo的各种问题是无法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就能澄清的，这是有原因的。即使是简单的实验也需要花费数周来准备、实施、分析和解决出现的问题。另外于事无益的是，那些进行可重复性研究的人，其付出的努力往往得不到回报——这样的工作单调乏味，没有资金支持，还吃力不讨好。

难怪在希望得到快速、明确答案的全天候媒体和公众眼中，论文发表后的同行评议流程似乎慢得让人沮丧。但是，当涉及生物学时，往往没有明确的答案。当研究重复性时，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那就是这需要花时间来做。就这篇有关NgAgo的论文而言，现在是时候了，数据已经说话了。

韩春雨，男，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理学博士，现任河北科技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生命科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韩春雨事件指的是韩春雨撤稿事件。

2016年5月2日，韩春雨作为通讯作者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成果，即发明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NgAgo-gDNA，向已有的最时兴技术CRISPR-Cas9发起了挑战。

2016年8月2日，《自然-生物技术》发表声明称，“已有若干研究者联系本刊，表示无法重复这项研究。本刊将按照既定流程来调查此事。作为在自然科研旗下期刊发表论文的条件之一，作者须将材料、数据、代码和相关的实验流程及时向读者提供，不可加以不当限制”。

2017年1月9日，以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浙江大学基础医学院研究员沈啸为发明人的专利—以Argonaute核酸酶为核心的基因编辑技术，因申请人未在规定期限内答复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该专利的申请被视为撤回，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该专利申请的“视为撤回通知书”。

2018年8月31日晚，河北科技大学公布韩春雨团队撤稿论文的调查处理结果称，未发现韩春雨团队有主观造假情况。撤稿论文已不再具备重新发表的基础，有关方面按照规定已取消了韩春雨所获得的荣誉称号，终止了韩春雨团队承担的科研项目并收回了科研经费，收回了韩春雨团队所获校科研绩效奖励。

扩展资料

韩春雨研发出基因编辑新技术NgAgo-gDNA的成果发表在英国《自然·生物技术》上，向此前最先进的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发起了挑战，该成果打破了国际基因编辑技术的垄断，实现了中国高端生物技术原创零的突破，有望成为新一代“基因剪刀”。

《自然》杂志执行主编尼克坎贝尔评论说：“虽然这项新技术还处于初期，但有一些理由让我们相信它与现在普遍使用的CRISPR-Cas9技术相比有多种优势，特别是在更精准的基因编辑方面。”

基因编辑技术指能够让人类对目标基因进行“编辑”，实现对特定DNA片段的敲除、加入等。而CRISPR/Cas9技术自问世以来，就有着其它基因编辑技术无可比拟的优势，技术不断改进后，更被认为能够在活细胞中最有效、最便捷地“编辑”任何基因。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韩春雨

中国107篇论文被国际期刊撤下

一般由时间（指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指事件发生的地方）、人物（指事件的中心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构成。第一，要交代明白。无论记人记事，还是写景状物，一般都要交代明白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否则文章就不完整。第二，线索清楚。虽然观察的角度、记述的方式可以不同，但每一篇文章都应当有一条关联材料、统贯全篇的中心线索，否则文章就会松散。

7月27日，受到社会关注的《肿瘤生物学》集中撤稿事件的相关事实核查工作已完成,科技部、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公布调查处理结果。

调查显示，被撤稿的107篇论文共涉及作者521人，其中11人无过错，486人不同程度存在过错，其他尚待查实的24人将按程序先纳入科研诚信“观察名单”。对各责任人将视情节作出相应处理。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科技部已暂停了21名涉事作者参加的20个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的立项程序，待责任确定后，对无过错作者的项目将恢复立项程序。自然科学基金会对将撤稿论文作为研究工作基础列入2017年度科学基金申请书中的51个项目采取了终止项目评审的措施。

工程院暂停了1名涉事作者的院士候选人资格。下一步，联合工作组将督促各涉事作者所在单位严格按照程序作出具体处理决定，并将处理决定在本单位网站公布，确保调查处理落实到位。

希望能够早日处理存在过错的人员。

据报道，在“107篇中国论文被撤稿”事件发生后，近日施普林格出版社旗下期刊《细胞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Cell Biochemistry and Biophysics）》再次发布撤稿说明，撤销3篇出自中国作者的论文。其中一篇涉及重复发表，两篇涉及未经授权使用相关资料的情况。

报道称此次撤稿事件中的作者以及所在单位，其中陕西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科研科的工作人员回复称，“已经知道了撤稿这个事情，正在跟学校调查，但结果还没有出来”，其他问题则不方便透露。

施普林格总部对外发言人回复称：“此次撤稿为普通撤稿，与此前发生的Tumor Biology撤稿没有关联。相关情况，请参考撤稿声明。”

知名国际期刊连撤9篇国人论文

体现出我们国家的实力，说明我们国家论文还是很优秀的，人们发表的东西非常多，有很多的人才，科研水平有了进步。

施普林格总部对外发言人回复称：“此次撤稿为普通撤稿，与此前发生的Tumor Biology撤稿没有关联。相关情况，请参考撤稿声明。”

我觉得这一排名的意义就是我国的期刊研究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也代表着也非常的优秀的成果，中国的学者是很厉害的，教育成果也是非常的显著的，学生们都是很出众的。

作者赵广立

大连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徐永平近来感到非常愤懑。

7年前，团队在 PLOS ONE 上在线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近日，这篇论文被该杂志编辑宣布撤回，撤稿理由是：该研究违背了动物福利（不合理使用麻醉剂及不合理实施安乐死方法）的政策。

目前该论文所有在世的作者坚决不同意撤稿。

“拒绝撤稿的原因很简单， PLOS ONE 杂志的做法完全不可接受。虽然 PLOS ONE 编辑部自觉理亏——承认失误并对作者表示歉意，但仍未能基于我们提供的25件证据进行客观评价，而是主观武断地认为我们没有遵守实验动物伦理，简单粗暴地对待我们严肃的科研，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徐永平在独家回应《中国科学报》时说道。

期刊与作者争执不下

那些涉及实验动物的科研项目，除了要遵守常规的学术规范外，还有一条不能触碰的红线，就是实验动物伦理。

该伦理公认遵循“3R”原则，即替代（Replacement）、减少（Reduction）和优化（Refinement）。

其中，“替代”是指“尽可能采用其他方法而不使用动物进行实验，或者优先使用低等动物而非高等动物进行实验”；“减少”是指“在不影响科研目的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减少实验动物的使用数量”；“优化”是指“通过改进实验条件，优化实验技术路线，避免或减轻对实验动物造成的痛苦”。

“优化”与保障动物福利直接相关，要遵循“五项原则”：实验动物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不受（额外）痛苦、伤害疾病的自由，生活无恐惧和无悲伤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

前述徐永平团队的研究，被质疑的正是“优化”这一点。

PLOS ONE 动物研究咨询小组的一位成员认为，因不合理使用麻醉剂或不合理实施安乐死方法，实验水貂有被剥夺动物福利保障的嫌疑。

编辑部提出“尽管水合氯醛被认为是不可靠的麻醉剂，并在已知其被描述为腹膜刺激物的情况下，仍通过腹腔注射给药”；此外他们还认为“研究中二氧化碳的使用不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安乐死方法，文章中描述的人道终点可能不足以防止可避免的痛苦”。

针对这些质疑，《中国科学报》向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顾问孙全辉寻求咨询。

后者表示，作者团队在麻醉剂的使用以及实验动物人道终点处置方面可能存在动物福利问题。他表示，从现有信息来看，实验没能遵循“优化”原则，也没有选择最适合实验动物的麻醉剂，这不仅影响实验动物的福利，也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不过，徐永平团队有不同意见。

徐永平向《中国科学报》表示：“关于 PLOS ONE 撤稿理由中提及的实验动物福利相关问题早在7年前的审稿阶段既已做出详细回应，之后论文被接收发表。接收发表本身就充分说明论文中的动物实验达到了 PLOS ONE 的伦理标准。如果 PLOS ONE 当初认为论文中的动物实验研究未达到他们所谓的伦理标准，他们当时完全可以拒稿，“我们也可以另投其他杂志”。

因此，对于上述指控，团队认为完全不可接受，且正在寻求法律途径向 PLOS ONE 编辑部进行申诉，“以维护中国科学家的尊严和声誉”。

一个著名案例：Nature高被引论文一样被撤

事实上，因“动物福利”原因被撤稿，徐永平团队并不是孤例。

一个著名案例发生在Nature上：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学者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快报论文，也被指责违反了“优化”原则，未能保障实验小鼠不受额外痛苦，并最终遭撤稿。

2012年，原作者们在Nature上发表了一篇勘误，在更新部分图表的同时，上传了小鼠肿瘤图片。

没想到这张照片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只见实验中小鼠体内的肿瘤巨大，直径远超，这严重违背了麻省总医院关于动物实验伦理的规定。

从作者的视角，实验组和对照组小鼠肿瘤生长速度、肿瘤大小差异越大，越能够得到更好的统计结果；但对于实验动物而言，肿瘤生长越大，则意味着越严重的精神和肉体苦痛。显而易见，它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动物福利和伦理的关照。

不过，实验小鼠成瘤直径大小准则在不同研究机构是不同的。英国一研究小组在2010年发布的准则是不超过，而美国部分研究机构的准则是不超过2cm。目前，业内普遍接受的小鼠肿瘤最大直径为。

值得一提的是，被撤的这篇论文曾被综合性文献数据库Web of Science认定为高被引论文，引用率高居前1%。在数百次引用中，近半数是在2015年作者团队勘误后继续引用的。

动物福利，容易“踩坑”

因实验动物伦理及福利问题引发的争议，还有许多难以定论的“悬案”。

面对重重压力，论文作者向预印本平台bioRxiv提交了撤稿申请；但不久，作者又发文称，已向后者写信停止撤稿，并表示“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做了一次动物实验”。

多篇论文因实验动物伦理或福利保障问题陷入争议，也结结实实给大家提了个醒，这项工作如不在平时加以注意，很容易“踩坑”，甚至面临论文被撤回的风险。

一般而言，涉及动物实验的文章，规范的做法是要注明3个要点：要在实验过程严格遵守“3R原则”并在文章中写明，同时明确实验已通过实验动物伦理审查，并标注相应审批号。

然而现实情况是，这项工作在国内常被人忽略。

苏美洋依、邓巍于2020年发表在《中国比较医学杂志》上的《关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的几点建议》中报道称，2015-2017年，我国有15种生物医学期刊的531篇涉及实验动物的文章中，只有115篇明确说明通过了本单位的动物伦理审查，其中仅13篇标注了审批号。

孙全辉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国内研究机构和高校等单位大都成立了动物伦理委员会，但实验动物福利保障措施还未完全落实到位，部分科研人员的动物福利意识也有待进一步提升。另外，一些机构虽然设立了动物伦理委员会，但经常流于形式，未能有效发挥保护动物福利的审核监督作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高虹认为，中国科学成果不乏由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问题遭到质疑，个别事件已影响到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公众对科学研究的认可度。中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被退回事件也时有发生，其中由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问题遭到的质疑，严重影响了中国科技大国形象和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因此，重视动物福利伦理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参考资料：

2.李丹，郭玉莹，邓昊，高珊，徐士欣. 实验动物麻醉剂使用的福利伦理问题研究进展[J].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2017, 27(9):87-91.

3.《学术不规范案例：引起动物福利伦理争议的动物实验》2019-06-13

中国国际期刊论文数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Nature、 Science、cell三大期刊共发表2362篇文章，2018年我国在三大期刊发表论文332篇，占这三种期刊当年全部论文总数(2157篇)的。

意味着我们国家的论文是非常优秀的，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国家的文化水平很高。

这些国际顶尖学术期刊2017年共发表论文10803篇,其中中国论文699篇,占总数的,排在世界第4位。美国的高被引论文数为72156篇，仍居第1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