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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篇涉假论文被国际期刊撤稿

发布时间:2024-07-03 08:30:37

107篇涉假论文被国际期刊撤稿

当地时间4月20日,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宣布一次性撤回107篇来自中国的医学论文,发表时间为2012年至2016年。撤稿原因是论文作者通过“第三方”中介投稿,伪造虚假同行评审。换而言之,论文作者“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因虚假同行评议而大规模撤稿,暴露的是从作者投稿动机、第三方作弊机构、期刊审稿机制整个论文发表链条的问题。

第三方中介机构的存在,同行评议机制的漏洞

“在中国,有一定证据表明,提供所谓语言编辑服务的第三方机构(注:一些提供论文代投服务的机构)在操纵评审流程上发挥了作用。”施普林格细胞生物学及生物化学编辑总监彼得·巴特勒(Peter Butler)参加了此次的调查,他对澎湃新闻()表示,同行评审及投稿过程中的造假问题是全球性的,并非任何国家所特有。

除了第三方中介,期刊是不是应该承担部分失职责任也成为热议。

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官方网站透露,在4月18日,中国科协就撤稿事件会见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说:“作者和‘第三方’中介确实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但2015年撤稿事件发生后,出版集团没有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理应对此承担责任。”(注:在2015年、2016年,《肿瘤生物学》因虚假同行评议,进行过两次批量撤稿。)

这涉及到此次撤稿的共同原因是论文伪造同行评议。

同行评议是决定一篇投稿论文能不能在期刊发表的重要机制。一般而言,论文作者向期刊投稿后,期刊编辑会邀请具有专业知识、和作者没有利益相关的学者,评议论文的价值和质量。期刊主编在同行评议的基础上决定是不是接收论文。

同时,和很多期刊的做法一样,《肿瘤生物学》此前规定,论文作者可以向期刊推荐评审这篇论文的合适专家。此举本是为了让细分领域的研究能有对口的专家进行评审,但这本基于科研诚信的制度同时意味着有空可钻。

造假者或是提供伪专家名单,或是提供真专家的假邮箱。如果期刊选择他们作为审稿人,会得到一份第三方中介机构发来的热情洋溢的正面评议回执,从而“助推”论文发表。

在和中国科协的会谈中,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表示:“在撤稿事件中,出版集团确实存在期刊编辑对评审专家信息、评审专家评审意见审核不严格等问题,正在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完善内控机制,出版集团已经解除与涉事期刊的合作。”

为何医生群体成为这批撤稿论文的主体

据澎湃新闻()统计,被撤稿的107篇论文作者来自125家中国研究机构、4个国外研究机构。其中,相比高校研究人员,此次被撤稿的论文作者大部分来自国内各大医院。山东大学附属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大学附属医院成重灾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等三甲医院在列。

值得一提的是,统计来自各大医院的第一作者所属科室时,泌尿外科和普外科的比重最多,分别占比13%、12%,其次是神经外科,占比7%。

统计来自各大医院的第一作者所属科室时,泌尿外科和普外科的比重最多。来源: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

医生群体的身影出现在此次撤稿事件中,和目前国内的医生评价体系有所关联。医生晋升、评职称需要论文,有的医院还会对论文发表在哪一类期刊有硬性要求,比如需要是被SCI(科学引文索引,是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之一)收录的文章。

比如,据《知识分子》披露,在国内某三甲医院的“卫生技术医师系列评聘标准”文件中,要满足“正高标准”的第一条要求便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本专业研究性论著,SCI单篇影响因子大于等于,或影响因子大于等于的2篇以上,或影响因子大于等于的4篇以上。

这意味着医生若想晋升,在问诊之余还需撰写医学论文,根据医院评价体系来选择合适的期刊投稿。此次宣布撤稿的《肿瘤生物学》期刊是国际肿瘤及生物标记物学会(ISOBM)的官方期刊,2015年的影响因子为。它虽然是肿瘤学领域偏低级别的期刊,但仍属于被SCI收录的一类。

每一年的年终总会有一些“新词”出现,用以代表这一年所发生过的“热点”事件。对于马上就要结束的2019年来说,“学术不端”这个词绝对不会被落下。但“学术不端”绝不是2019年才出现的新词,关于这一词最早什么时候出现我们无从得知,也无法考证,但可以这样说,自从人类有了治学之术,就有“学术不端”出现。然而近几年国内外屡屡爆出的“学术不端”行为着实让人咋舌,而更使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之中又不乏有学术大牛的身影频频出现。前面说“学术不端”渊源已久,那么为什么本应是象征着真理、科学、诚信的学术净土上会一直伴生这样格格不入的“异类”,为什么在这个对其“人人喊打”的时代,这种理应早被灭绝的“异象”却还屡见不鲜,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今年年初,“翟博士”一句“不知道什么是知网”的无心之言,却迅速激起热心网友的“好奇心”,感慨于这个时代网络这把双刃剑所拥有巨大力量,很快“翟博士”引以为豪的学术成就就被“好奇的”网友们翻了个底朝天,自此打响了2019年学术不端的“第一枪”。而这一枪不仅打掉了假博士的学霸人设,使“学术不端”进入了大众视野,也开启了今年“学术不端”的链式反应。从三月份到五月份接连爆出的研究生论文抄袭事件一直到最近涉及诸多知名教授、杰青、两院院士的学术丑闻,使得2019年的学术圈的“瓜”越来越大。       那么到底什么是“学术不端”呢?借助网络,可以搜索到很多关于学术不端行为的解释,综合起来学术不端一般是指违反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行为,在国际上一般用来指捏造数据(fabrication)、篡改数据(falsification)和 剽窃 (plagiarism)三种行为。但更广泛的像一稿多投、侵占学术成果、伪造学术履历等行为也可包括进去。学术不端行为在世界各国、各个历史时期都曾经发生过,现在也还发生着,但是像目前的中国这样如此泛滥,以至于严重到快被称为学术腐败的地步,却是罕见的。其表现形式不仅在人数众多、发生频繁,机构多样,而且表现在涉及范围广到了上至院士、教授、下至研究生、本科生的各个层面。       早在两年前,国际权威医学杂志《肿瘤生物学》就将多达107篇的中国医学论文集中撤稿,以至于创下“国外学术期刊单次撤稿量最多,单个期刊撤稿总量最多,中国学者遭集体撤稿总量最多”的一系列记录,这次撤稿风波也使得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的学术声誉遭受重创。鉴于今年年初“翟天临事件”再一次使学术不端行为映入大众眼帘,于是各大高校相继发出《联合宣言》,高呼严厉打击学术不端行为,内部自纠自查,让学术回归纯粹。伴随着这一季毕业生对一夜间突然升高查重率的郁闷叫苦声,19年5月29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发布了《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行业标准(CY/T174-2019)。各大高校、科研机构也陆续开展了关于学术道德建设,科研诚信培养相关的课程以及讲座。一时间多种措施齐上好像控制住了这个多年来的顽疾,但很快,随着时间推移,后续又有相关学术不端行为被报道出,这时我们再也不能像一开始一样,仅仅把这一切都归于中国高校缺乏对学生的学术道德、学术规范的教育这一个原因。       有人认为,使中国的学术不端那么难管的原因一个是学术不端这一概念一直难以界定,因为不同的时期对于不同文化学科背景的人们来说学术不端的定义都是有分歧的。第二就是调查代价高,对于部分学术不端难以完全防范,相应的管理策略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有时只能查出过去的不端行为,对于防范未来并没有什么作用。第三就是现在大多都为合作式科研,因此对于发现的学术不端行为责任划分不明确,没有具体的行为责任人接受应有的处罚,以至于每次发现学术不端行为最终结果都是“躲过这一阵风声就没事了”,最后不了了之。结果引来更多的人效仿,不仅没有起到管控作用,反而促进了这种行为发生。       作为一个才刚刚涉足科研半步的小白,正准备好好拼搏一番时,却听闻了这么多令人不敢相信的学术不端行为,这中间又涉及了那么多代表你所奋斗领域顶峰的学术大牛,以至于我刚刚才树立起来的科学信仰差点崩塌,真的感觉到非常痛心。当今的科研环境“灌水”现象普遍发生,就我所涉及的生物医学来说,“灌水”的难度低到了什么程度简直不可想象,以至于有人说:生物医学是门玄学,实验做不出来,就P个图,实验做不出来,那就先想结论,已经有了结论,就把数据往结论上做,反正没人看的出来。但真正的科研之路,是漫长、艰苦和枯燥的。学术研究是由人来做的,难免会出现错误,无意的错误可以被改正,这无关学术道德,但有意的错误是存在主观恶意的,违背了学术道德,应该受到相应的舆论谴责和处罚。       人之持身立事,常成于慎,而败于纵。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是科研工作者的立身之本。学术不端,科研失信,不仅践踏了科学尊严,还浪费了相关共同体的时间和资源,损害了国家的科研形象。学术不端是顽疾,但不是绝症,治得好,我们也一定、必须要把它治好,而要做到这些不仅需要相关部门继续发力出台落实监管措施,更需要我们每一个参与学术科研的个体做到洁身自好,谨言慎行,拒绝一些学术不端行为,从决定要做科研那一刻起就杜绝“划水”。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地方照不到太阳,但只要我们能时刻记得自己最初为什么出发,心里有目的地,那么无论这一路多么曲折,我们也不会迷失在黑暗之中,耐心守得云开,总会看见月明。参考资料: 年出现了哪些值得反思的学术造假和学术不端行为,后续如何,带来了怎样的启示? - 言深的回答 - 知乎 2. 冰点调查-学术不端行为,你怎么看?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2012-08-31 3.一个科研狗对“南开校长曹院士论文造假事件”的完全剖析。毕导.

朋友,你这问题问的,不放心又能怎么样?生病了不看医生,是不是就等于在家里等死呢?

食物还有很多造假呐,假大米,假鸡蛋,假面粉,假馒头,造假的人没有他们做不到,只有咱们想不到,但是民以食为天,假的东西太多就不吃饭了吗?那不也是等死啊。

在中国,哪里最繁忙,医院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人口基数大,增长快,到哪里都是人。有人就有人生病,就要看医生,就要设立医院,国家现在对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力度,其中就鼓励大学生到乡村设立卫生室,方便老百姓看病就医。

我们不能因为这524名医生论文的造假否定中国成千上万的医疗工作者为人民服务的辛苦和成果。更有很多科研人员一辈子都奉献在医学上,值得我们尊敬。

很多媒体放大政府的不足,医院的不足,致使很多老百姓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医生,稍微有医生治病有些问题和纰漏,马上组织亲戚进行医闹,但是以后有病了还是要去看医生,何必呢,互相理解。

因为我有家人是在医院工作的,她们确实很辛苦,她们为病人付出的精力绝对不亚于病人家属。在她们眼里,任何生命都是平等的,都有尊严继续活下去。

之前有个病人家里实在没钱给孩子看肺炎,真的太穷了,她们医院就组织捐款。而这样的捐款更不是一次两次了,所以,你说你是拿钱去看病,他们应该尽职责,但希望每一份工作都能被尊重,谢谢。

另外,中国人死要面子也是个问题。

这次论文造假就有一些人死要脸皮,其实古代就有流浪的医生治病救人,为的不是名利,而是真正能帮病人解决身体的痛苦,而医学论文本身的价值很大,可以帮助很多年轻的医生学习,也可以为医学上做出贡献,可是有些人把投机取巧,造假的论文,大肆宣扬,看,我多牛逼,我能写出这样的论文著作,吧啦吧啦的,这样对他们在医院的升迁,评级等等都有好处。

这些没有良心的伪君子,活该被曝光!

是不是麻姐难得三关这么正?

其实吧,我一直三观都很正的呐,我可是嫉恶如仇的女侠。

愿世界和平,医生就是医生,病人就是病人,医生尽职做好本事治病救人,病人信任医生配合治疗。

就酱紫 。

中国107篇论文被国际期刊撤下

一般由时间(指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指事件发生的地方)、人物(指事件的中心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构成。 第一,要交代明白。无论记人记事,还是写景状物,一般都要交代明白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否则文章就不完整。第二,线索清楚。虽然观察的角度、记述的方式可以不同,但每一篇文章都应当有一条关联材料、统贯全篇的中心线索,否则文章就会松散。

7月27日,受到社会关注的《肿瘤生物学》集中撤稿事件的相关事实核查工作已完成,科技部、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公布调查处理结果。

调查显示,被撤稿的107篇论文共涉及作者521人,其中11人无过错,486人不同程度存在过错,其他尚待查实的24人将按程序先纳入科研诚信“观察名单”。对各责任人将视情节作出相应处理。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科技部已暂停了21名涉事作者参加的20个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的立项程序,待责任确定后,对无过错作者的项目将恢复立项程序。自然科学基金会对将撤稿论文作为研究工作基础列入2017年度科学基金申请书中的51个项目采取了终止项目评审的措施。

工程院暂停了1名涉事作者的院士候选人资格。下一步,联合工作组将督促各涉事作者所在单位严格按照程序作出具体处理决定,并将处理决定在本单位网站公布,确保调查处理落实到位。

希望能够早日处理存在过错的人员。

据报道,在“107篇中国论文被撤稿”事件发生后,近日施普林格出版社旗下期刊《细胞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Cell Biochemistry and Biophysics)》再次发布撤稿说明,撤销3篇出自中国作者的论文。其中一篇涉及重复发表,两篇涉及未经授权使用相关资料的情况。

报道称此次撤稿事件中的作者以及所在单位,其中陕西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科研科的工作人员回复称,“已经知道了撤稿这个事情,正在跟学校调查,但结果还没有出来”,其他问题则不方便透露。

据悉施普林期刊在“作者指示”中明确提出,提醒作者注意“在出版的作品中,嵌入的插图、任何可想象的类型的数据、引文等等一些内容,都需要版权所有者的书面许可,才能在手稿中使用和确认。”而本次被撤稿的3篇论文,出版方认为作者涉嫌使用了未经授权和许可的资料以及其他团队的手稿。

施普林格总部对外发言人回复称:“此次撤稿为普通撤稿,与此前发生的Tumor Biology撤稿没有关联。相关情况,请参考撤稿声明。”

知名国际期刊连撤9篇国人论文

体现出我们国家的实力,说明我们国家论文还是很优秀的,人们发表的东西非常多,有很多的人才,科研水平有了进步。

据报道,在“107篇中国论文被撤稿”事件发生后,近日施普林格出版社旗下期刊《细胞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Cell Biochemistry and Biophysics)》再次发布撤稿说明,撤销3篇出自中国作者的论文。其中一篇涉及重复发表,两篇涉及未经授权使用相关资料的情况。

报道称此次撤稿事件中的作者以及所在单位,其中陕西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科研科的工作人员回复称,“已经知道了撤稿这个事情,正在跟学校调查,但结果还没有出来”,其他问题则不方便透露。

据悉施普林期刊在“作者指示”中明确提出,提醒作者注意“在出版的作品中,嵌入的插图、任何可想象的类型的数据、引文等等一些内容,都需要版权所有者的书面许可,才能在手稿中使用和确认。”而本次被撤稿的3篇论文,出版方认为作者涉嫌使用了未经授权和许可的资料以及其他团队的手稿。

施普林格总部对外发言人回复称:“此次撤稿为普通撤稿,与此前发生的Tumor Biology撤稿没有关联。相关情况,请参考撤稿声明。”

我觉得这一排名的意义就是我国的期刊研究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也代表着也非常的优秀的成果,中国的学者是很厉害的,教育成果也是非常的显著的,学生们都是很出众的。

作者 赵广立

大连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徐永平近来感到非常愤懑。

7年前,团队在 PLOS ONE 上在线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近日,这篇论文被该杂志编辑宣布撤回,撤稿理由是:该研究违背了动物福利(不合理使用麻醉剂及不合理实施安乐死方法)的政策。

目前该论文所有在世的作者坚决不同意撤稿。

“拒绝撤稿的原因很简单, PLOS ONE 杂志的做法完全不可接受。虽然 PLOS ONE 编辑部自觉理亏——承认失误并对作者表示歉意,但仍未能基于我们提供的25件证据进行客观评价,而是主观武断地认为我们没有遵守实验动物伦理,简单粗暴地对待我们严肃的科研,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徐永平在独家回应《中国科学报》时说道。

期刊与作者争执不下

那些涉及实验动物的科研项目,除了要遵守常规的学术规范外,还有一条不能触碰的红线,就是实验动物伦理。

该伦理公认遵循“3R”原则,即替代(Replacement)、减少(Reduction)和优化(Refinement)。

其中,“替代”是指“尽可能采用其他方法而不使用动物进行实验,或者优先使用低等动物而非高等动物进行实验”;“减少”是指“在不影响科研目的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减少实验动物的使用数量”;“优化”是指“通过改进实验条件,优化实验技术路线,避免或减轻对实验动物造成的痛苦”。

“优化”与保障动物福利直接相关,要遵循“五项原则”:实验动物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不受(额外)痛苦、伤害疾病的自由,生活无恐惧和无悲伤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

前述徐永平团队的研究,被质疑的正是“优化”这一点。

PLOS ONE 动物研究咨询小组的一位成员认为,因不合理使用麻醉剂或不合理实施安乐死方法,实验水貂有被剥夺动物福利保障的嫌疑。

编辑部提出“尽管水合氯醛被认为是不可靠的麻醉剂,并在已知其被描述为腹膜刺激物的情况下,仍通过腹腔注射给药”;此外他们还认为“研究中二氧化碳的使用不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安乐死方法,文章中描述的人道终点可能不足以防止可避免的痛苦”。

针对这些质疑,《中国科学报》向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顾问孙全辉寻求咨询。

后者表示,作者团队在麻醉剂的使用以及实验动物人道终点处置方面可能存在动物福利问题。他表示,从现有信息来看,实验没能遵循“优化”原则,也没有选择最适合实验动物的麻醉剂,这不仅影响实验动物的福利,也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不过,徐永平团队有不同意见。

徐永平向《中国科学报》表示:“关于 PLOS ONE 撤稿理由中提及的实验动物福利相关问题早在7年前的审稿阶段既已做出详细回应,之后论文被接收发表。接收发表本身就充分说明论文中的动物实验达到了 PLOS ONE 的伦理标准。如果 PLOS ONE 当初认为论文中的动物实验研究未达到他们所谓的伦理标准,他们当时完全可以拒稿,“我们也可以另投其他杂志”。

因此,对于上述指控,团队认为完全不可接受,且正在寻求法律途径向 PLOS ONE 编辑部进行申诉,“以维护中国科学家的尊严和声誉”。

一个著名案例:Nature高被引论文一样被撤

事实上,因“动物福利”原因被撤稿,徐永平团队并不是孤例。

一个著名案例发生在Nature上: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学者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快报论文,也被指责违反了“优化”原则,未能保障实验小鼠不受额外痛苦,并最终遭撤稿。

2012年,原作者们在Nature上发表了一篇勘误,在更新部分图表的同时,上传了小鼠肿瘤图片。

没想到这张照片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只见实验中小鼠体内的肿瘤巨大,直径远超,这严重违背了麻省总医院关于动物实验伦理的规定。

从作者的视角,实验组和对照组小鼠肿瘤生长速度、肿瘤大小差异越大,越能够得到更好的统计结果;但对于实验动物而言,肿瘤生长越大,则意味着越严重的精神和肉体苦痛。显而易见,它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动物福利和伦理的关照。

不过,实验小鼠成瘤直径大小准则在不同研究机构是不同的。英国一研究小组在2010年发布的准则是不超过,而美国部分研究机构的准则是不超过2cm。目前,业内普遍接受的小鼠肿瘤最大直径为。

值得一提的是,被撤的这篇论文曾被综合性文献数据库Web of Science认定为高被引论文,引用率高居前1%。在数百次引用中,近半数是在2015年作者团队勘误后继续引用的。

动物福利,容易“踩坑”

因实验动物伦理及福利问题引发的争议,还有许多难以定论的“悬案”。

面对重重压力,论文作者向预印本平台bioRxiv提交了撤稿申请;但不久,作者又发文称,已向后者写信停止撤稿,并表示“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做了一次动物实验”。

多篇论文因实验动物伦理或福利保障问题陷入争议,也结结实实给大家提了个醒,这项工作如不在平时加以注意,很容易“踩坑”,甚至面临论文被撤回的风险。

一般而言,涉及动物实验的文章,规范的做法是要注明3个要点:要在实验过程严格遵守“3R原则”并在文章中写明,同时明确实验已通过实验动物伦理审查,并标注相应审批号。

然而现实情况是,这项工作在国内常被人忽略。

苏美洋依、邓巍于2020年发表在《中国比较医学杂志》上的《关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的几点建议》中报道称,2015-2017年,我国有15种生物医学期刊的531篇涉及实验动物的文章中,只有115篇明确说明通过了本单位的动物伦理审查,其中仅13篇标注了审批号。

孙全辉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国内研究机构和高校等单位大都成立了动物伦理委员会,但实验动物福利保障措施还未完全落实到位,部分科研人员的动物福利意识也有待进一步提升。另外,一些机构虽然设立了动物伦理委员会,但经常流于形式,未能有效发挥保护动物福利的审核监督作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高虹认为,中国科学成果不乏由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问题遭到质疑,个别事件已影响到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公众对科学研究的认可度。中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被退回事件也时有发生,其中由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问题遭到的质疑,严重影响了中国 科技 大国形象和 科技 创新能力提升。因此,重视动物福利伦理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参考资料:

2.李丹,郭玉莹,邓昊,高珊,徐士欣. 实验动物麻醉剂使用的福利伦理问题研究进展[J].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2017, 27(9):87-91.

3.《学术不规范案例:引起动物福利伦理争议的动物实验》2019-06-13

国际期刊撤回已发表64篇论文

因为外国人更注重创新和发展,但中国对普通孩子的教育都只是应试教育

2015年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先后两次大规模撤回论文,第一次是3月底该集团旗下的BMC出版公司,撤回43篇学术文章。第二次8月18日,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撤回旗下10本学术周刊上发表的64篇科研论文,涉事论文的作者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两次共撤回论文数量为107篇。两年后的今天,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的一本杂志Tumor Biology《肿瘤生物学》一次性撤稿107篇,从斯普林格提供的名单看,涉及的作者全部来自中国,不乏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名校,可谓成群结队。两个107篇显然是巧合,但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我们深思。

所有这些被撤销的来自中国论文中,医学论文占大多数。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医学,或中国的医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最大,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能清楚解释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这反映出我国当今学术评价方面的一个特殊矛盾,集中反映到医生这个群体。

这背后的基本逻辑是,医生晋升需要论文,不同级别的医院有不同的要求,普通医院需要国内期刊,比较大的医院需要核心期刊,一些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则要求必须是SCI收录。可以到到,哪些被撤稿的杂志,都是SCI收录的,作者基本都是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或三甲医院的医生。难道中文期刊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肯定不是,有人说问题更严重,只是因为很少有人去追究。

根子是在学术评价方法的粗暴简单,只考虑杂志影响因子,不考虑论文的具体内容,导致许多跨专业,跨领域的论文出现,因为只要是SCI,只要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就符合晋升条件,根本不看论文具体内容,这岂不是怪事。一些脑子灵活的人,利用这个评价缺陷,花钱购买论文。有更灵活的人,通过研究杂志审稿过程,利用某些杂志审稿要求作者推荐审稿人的漏洞,大肆伪造假审稿人,自己审自己的文章,但审稿过程都有记录,积累多了,如果进行调查,就很容易被鉴别出来。

所有医生都被逼迫发表论文,不同级别的医院有不同的要求,要求中文杂志的因为没有被核查,只能算侥幸。而SCI杂志相对要求高许多,尤其是出现系统性事件,更容易被识别和暴露。

SCI杂志有档次高低的区分,低档次SCI杂志一般对学术不端的容忍度比较高,整个学术社会的关注度也比较低,即使有一些问题,大部分也不会追究。整个国际学术界存在的问题可能非常大,真正被暴露和识别的比例肯定比较小。如果在非常有名的杂志上,存在问题的文章往往会引起更多人关注,被要求调查和撤回的几率就会增大,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小保方被撤稿论文。每年《自然》和《科学》这类级别的杂志都会有一些文章被撤稿,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科研评价体系的主要问题是三个,一是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没有发自内心爱护科学研究,二是过分看重量化指标,忽视主观或同行评价,三是对学术不端的容忍度太高。

中国的科研人员规模很大,但真正热爱科研,全身心投入科研的科研人员比例不高,许多科研人员都是用科研作为养家糊口的工作,没有真正的喜欢,被动科研的情况比较多。这方面尤其突出的是许多医院医生,本来他们真的职业是临床医生,做科研完全是为晋升职称,缺乏真正从事科研的内在动力,当然也缺乏从事科研的时间和平台条件,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一些打擦边球的论文,实在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的现象,许多医生发表的论文都是基础研究,都纯粹是用动物模型,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的基础医学研究,和临床问题相距甚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样的文章不需要太多条件,一个人都可以完成,许多临床研究则难以单兵作战。

量化评价指标对学术评价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但是量化评价并不能完全准确地评价学术质量,对少数高质量研究,量化甚至会出现笑话。因为真正特别创新的研究,往往只有少数人才能明白。只有哪些比较热门时髦的研究,才能容易获得比较好的量化评价。因此国际一般是把量化指标和主观指标结合起来使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同行评价的重要地位。同行评价虽然带有非常大的个人和主观因素,如果使用公平合理,能更准确地获得某个研究和某个学者在该学术领域的相对地位。

国际学术界对学术不端基本上都是零容忍,只要出现了学术不端问题,这个学者基本上失去在学术上的生命。但是在中国,这种情况非常少见,许多学者带病任职的情况非常普遍。导致这样问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长期不重视学术品行的学术文化,二是学术不端有普遍性和多发性问题,有罚不责众的情况。中国的学术发展速度非常快,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双双提高,但是中国的学术内涵的提高速度相对不够,这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对学术不端的态度过于温和。

注明本文来自孙学军科学网博客

一般由时间(指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指事件发生的地方)、人物(指事件的中心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构成。 第一,要交代明白。无论记人记事,还是写景状物,一般都要交代明白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否则文章就不完整。第二,线索清楚。虽然观察的角度、记述的方式可以不同,但每一篇文章都应当有一条关联材料、统贯全篇的中心线索,否则文章就会松散。

诺贝尔奖的得主基本上都是外国人,中国人很少,因为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教育方式是不同的,培养的方式不同,自然培养出来的人也不同,而且诺贝尔奖的评奖方式也就是决定这个奖颁给谁的组委会,他更多的是清政府与外国的这些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家做的并不多。

诺贝尔奖是世界范围内非常有影响力的奖项,在物理在化学方面,经济方面可能有着较大的影响力,西方国家也更多的有这些学科的流派创始人,或者简单的说就是这些学科的起始都是在外国的国家在欧洲,在美国我们国家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因为上世纪的时候经历历史的巨变,我们虽然改革开放之后有了快速的经济发展,但是在科学的发展程度上,我们还远远没有到达那样的程度。

无论是数学的相关流派,微积分概率论,这些创始者都是在欧洲经济学相关的理论,在美国这些理论都不是我们发起的,我们虽然能够学习能够了解,但是想突破原有的框架去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都能认可的东西很难很难,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可能一直都是学习,我们国人有一个非常好的性格特点,就是我们可以学习一样东西,学的很快,我们可以将这些知识完整的复制下来,记得很清楚,但是在创新方面不够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诺贝尔奖的设立他更多就在物理化学经济等方面,而这些方面却又都不是我们所擅长的,因为无论是物理上的牛顿三大定律,力学的相关原理还是经济学方面的这些微观宏观理论,都不是我们所发起的,都是外国人所创建的,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

国际期刊撤销中国学者论文

我国国际论文的真实影响力分析MedPeer国内先进的医学科研服务人工智能平台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创造新的知识以解决未知的问题,科研论文作为传播科研成果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承载着记录科研成果和提供学术交流的任务。论文在国际发表,可以让更多的国外同行了解我国最新的科研成果,获得更高的国际影响力,所以在近20年里以SCI为代表的国际期刊论文成为我国科研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这样的科研管理政策下,我国学者往往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发表到国际期刊上,使得我国国际论文数量在过去20多年里出现“井喷”式增长。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我国的国际论文由1995年的13134篇增加到2017年的361220篇,翻了近28倍,我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发表国际论文最多的国家。虽然我国的国际论文在数量上取得了突破,但其质量及国际影响力却一直遭到质疑——我国国际论文的被引用次数虽然已经名列世界第二,但研究显示大量引用是来自我国同行的“自引”,而这种来自本国同行的引用不能完全代表文章的国际影响力。本研究对过去30年我国国际论文的被引用情况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以了解我国国际论文的被引及自引情况,获得真实的国际影响力。1. 研究综述 引用与科研影响力科研评价的理论基础源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Merton的规范主义科学社会学理论——科学是一个有着规范、价值和奖励的社会制度,科学的本质在于创造知识、传播知识以获得同行的认可。基于这一理论,论文和著作成为科研成果的主要呈现方式,其数量也成为国外科研评价体系的主要指标。与此同时,科学社会学理论认为,引用是施引文章对被引文章的一种标记,里面承载着引用者对于被引文章的评价和认识,是一种对于科研成果表示感谢的认可,所以引文也成为评价科研成果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虽然Merton的规范主义理论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并奠定了科研评价的主要理论基础,但以瑞士著名心理学家Piaget为首的建构主义者却对科学知识的构建与价值提出了不同观点。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科学知识是在政治经济发展中形成的一种社会建构,知识的产生来源于人类对社会环境的体验而与自然环境无关。建构主义者强烈质疑“引用等同认可”的观点,认为引用是一种说服的工具——为了让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作者往往在自己文章中引用许多著名学者的文章,以显示其权威性。两种不同理论的存在引发了大量关于引文本质的实证研究,而两种理论都在某些实证研究的结果中得到了证实或部分证实,所以很难说规范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哪个更好,哪个能更准确地解读引文的本质。虽然目前没有统一的关于引文本质的理论,但规范主义理论仍然被广泛应用于科研评价实践中——论文被引用次数的多少被认为代表其学术影响力。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网络传播的广泛应用,许多学者意识到传统的科研评价仅局限于对发表文章数量和引用次数的计算,已经无法全面地反映科研成果及其影响力。Cronin说,早在2005年就提出需要将博客、网上点评、文章下载量和致谢都包括在科研评价中;Sugimoto等人认为,导师对学生的指导也是一种学术影响力的表现;Desrochers等人认为,社交媒体的曝光度与著作权、引用和致谢一样都代表学术影响力;Priem等人于2010年提出Altmetrics这一概念,认为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中的收藏、分享、提及等行为所反映的影响都应该算是科研成果的另外一种影响力——社会影响力。 科学国际化法国著名生物学家Pasteur在19世纪就提出了“科学无国界”的概念,也算是科学国际化的最早倡导者,他的这一观点被后来的学者普遍接受,并深深植入西方的科研评价理论之中——科学研究不分国界而是为全人类服务的。然而,这一理论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视角出发,建立在国际学术出版资源被西方发达国家垄断、英语成为国际期刊垄断语言的背景下,并不能普遍适用于英语为非母语的发展中国家。英语为非母语的发展中国家学者为了获得所谓的国际影响力,不得不将自己最新的科研成果发表在发达国家的英语期刊上。在发表过程中,他们除了遇到潜在的语言或意识形态上的歧视,还要无偿甚至付费(开放获取期刊的版面费)将知识产权转让于人;而他们的国内同行为了了解这些最新的科研成果还不得不向发达国家的学术出版商支付昂贵的订阅费用。科学研究为发达国家创造和传播了知识,但很多时候是以发展中国家科研成果的流失为代价的。在二战结束后,随着其他传统学术交流语言(比如法语、德语) 的文章越来越少,英语逐渐占据国际学术交流语言中的垄断地位,在Web of Science收录论文中英语论文的比例由二战前的60%增加到目前的95%。英语对于学术交流语言的垄断导致对其他语种论文的歧视,非英语期刊很难被Web of Science收录,而非英语文章较少被国际同行引用。英语对学术交流的垄断也表现在选题上,许多研究某一国家、地区的本土化选题很难在英语国际期刊上发表。在追求科研国际化的趋势下,许多学者为了发表英语文章,不得不选择一些迎合国际化的题目,这使得许多本土化的研究受到挤压,这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一现象在我国的科研活动中也普遍存在,在我国国际论文数量翻了28倍的这25年里,国内论文数量仅仅增加了不到5倍,并且在2011年后出现下滑。为了满足科研考核的要求,我国学者更愿意选择国际化的选题以投稿Webof Sci-ence收录的国际期刊,而不选择只能在国内发表的本土化的选题。即使是既适合国际又适合国内发表的选题,大部分人更愿意发表到国外,从而造成国内大量的优质稿源外流,进而影响国内学者获取同行的最新研究成果。 科研论文的国际影响力在传统的科研评价理论中,引文代表着引用者对于被引文章的认可与致谢,所以文章的被引数量往往被用来评价其代表的科研成果的质量。我国国际论文被引次数的增长也被认为是目前科研评价体系所取得的成就之一。然而,这一统计并没有排除我国同行的“自引”——文章被本国同行引用在科研评价上并不能代表其国际影响力。以往的研究发现,因为语言和研究内容接近,在引用文献时学者们更愿意引用本国同行的文章,这也导致部分国家国际论文的本国自引率较高。这种自引现象在我国学者中尤其明显。唐莉等人在2015年的研究中发现,我国学者的本国自引率高于其他国家学者,而这一结果也被后来的研究一一证实。早在1999年,Bookstein和Yitzhaki发现,本国自引率会影响对不同国家科研评价的结果;Ladle等人则提出,需要在科研成果国际影响力的评价中排除自引;Bakare和Lewison更是提出,一个新的指标"Country Over Citation Ratio"(国家引用率) 来描述不同国家的自引率。也有相关研究探讨我国国际论文的本国自引率问题。Shu和Lariviere发现,我国有些国际论文被国内同行大量引用,从而形成一种国际影响力巨大的错觉;Shehatta和Al-Rubaish也发现,中国国际论文的本国自引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需要在衡量中国论文国际影响力时据此予以调整。然而,在我国的各项科技统计中还没有对本国自引和他引进行区分,所以我们尚不知道在排除本国自引之后我国国际论文的真实影响力,这也是本研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2. 研究问题本研究的目的是用科学计量学的方法分析我国国际论文的真实影响力——在排除我国同行自引的情况下,我国国际论文的被引用情况及其所代表的国际影响力。为此我们将探讨以下三个问题:在过去30年里,我国国际论文的自引率是如何变化的?如果排除自引的影响,我国国际论文的真实国际影响力究竟如何?我国国际论文的真实国际影响力是否因学科而异?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科研成果的传播不局限于期刊论文的形式,诸如图书馆借阅次数、网络浏览和下载次数等都可以反映科研成果的影响力,但在传统的科学计量学研究中仍然倾向于使用引文和引用次数来分别代表科研成果的传播及其产生的影响——因每一次引用都可以视作引用人对被引文献的一种认可和致谢。3. 研究方法为了回答以上三个问题,我们提取1990至2015年Web of Science收录的论文及其引文数据,以了解不同国家、不同学科在国家层次的自引情况,最终计算出我国国际论文的真实国际影响力,并在不同国家、不同学科之间进行比较。首先从Web of Science核心库中提取1990至2015年发表的所有研究论文(文件类型=ar- ticle),总数为23382313篇;同时提取这些论文从发表当年到发表后3年的所有引文数据(比如2015年发表的文章在2015至2018年间的 用数据) ,因为相对较长的调查期(3年)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出论文的引用情况。所有提取的文章(包括引文)根据第一作者的国家确定文章的来源国家,无论文章有多少个合作者,合作者来自多少个国家,一篇文章只 有一个来源国家,以避免国际合作文章的来源国被重复计算。如果引用文章和被引文章的来源国相同,即可认定是国家层次的自引。与此同时,使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学科分类系统”(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Classification)将所有Web of Science论文分入14个一级学科(见表1),以分析不同学科自引率的变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与“ Web of Science学科分类”(Web of Science Categories) 允许将同一期刊分到多个学科不同的是,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学科分类系统中,一个期刊只能被分到一个学科中,这样也避免了同一篇文章在不同学科中被重复计算的可能。为回答前文的三个问题,我们利用收集的数据计算出相应的指标。首先,通过论文的引用文章来源中本国文章的比例计算出历年各国(包括中国)在国家层次上的文章自引率,以回答第一个问题。 然后,在排除自引的数据后,重新计算历年各国(包括中国)的文章国际引用率(国际引用次数/ 发表文章总数)和国际引用比(被国际引用文章数/发表文章总数),以回答第二个问题。最后,深入分析2015年发表文章的数据,按学科分别计算出各国(包括中国)在各个学科的引用率并加以比较分析,从而回答第三个问题。4. 研究结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的国际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都成倍增长,被Webof Science收录的研究论文(article)数量由1990年的6044篇增长到2015年的288856 篇;而论文在发表后3年(含发表当年)被引用次数也相应地从7809次增加到2329399次,两个数据都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与此同时,我国国际论文的自引率也由1990年的增加到2015年的,而在同期内全球包括西方七个主要工业国家(同时也是世界前十的论文发表大国)的自引率均有下降——全球自引率由1990年的下降到2015年的,原来自引率最高的美国在同期由下降至,而其他几个西方主要国家的自引率均已下降到40%以下。目前我国是论文自引的第一大国,自引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而且自引率增长的趋势还在继续(见图1)。如图2所示 ,在不排除自引的情况下,我国国际论文的引用率在2013年超过全球论文的平均引用率,由1990年的增加到2015年的,不仅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而且仅次于美、英、德三国,排名世界第四。如图3所示,在被引用文章比例上,我国国际论文也由1990年的增长至2015年的,不仅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与西方主要国家相差无几。但是,这些国际影响力的数据在排除了自引之后大幅下降,我国论文的国际引用率虽然在过去30年里不断增长,但在2015年仍然只有,不仅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而且在全球只能排在第128 位。而在论文国际引用比上,我国在2015年的论文国际引用比只有,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在全球只能排在第136位。如果我们深入分析,2015年发表的文章及其在随后3年里的被引情况,可以得到各个学科内全球和我国的自引率及其对科学计量学指标的影响。如表2所示,在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学科分类系统划定的14个一级学科中,我国国际论文的自引率在其中12个学科中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只在临床医学 () 和物理()两个学科中自引率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和)。如果不考虑自引的影响,我国国际论文的引用率在一半学科中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在剩下一半学科中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如果将本国的引用排除在外,我国国际论文的国际引用率在除临床医学(比)和物理(比)外的其他12个学科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在不排除自引的情况下,我国有9个学科的论文引用比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在自引被排除后,只有艺术(比)、临床医学(比)、物理 (比)、健康卫生(比 )和社会科学(比)五个学科的论文引用比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最后,我们对2015年的所有论文进行引用来源追踪(见图4),发现最喜欢引用本国文献的不是我国学者而是美国学者。在所有对2015年论文的引用论文中,美国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有是本国同行的文章,而中国学者引用本国文献的比例为 ,其他西方主要国家均低于40%。不同的是:因为有大量其他国家的引用,2015年美国论文的自引率只有;相比之下我国2015年国际论文被其他国家引用较少,自引率高达,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国际论文的真实国际影响力仍然较弱。5.研究探讨以往对我国论文自引率的研究发现,我国学者喜欢自引是因为对国内同行的研究成果更了解、更容易获取,而外国学者的文献由于高额的期刊订阅费用而难以获取,这使得我国学者更多地引用本国文献。也有研究认为,随着我国国际论文数量的增长,我国国际论文自引率随着可引用文章数量的增加而增长属于自然现象。但是,本研究对我国国际论文高自引率的原因却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国际论文占有率在20世纪,美国一直是全球自引率最高的国家——这与其所发表的国际论文数量不无关系,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发表国际论文最多的国家,某些学科甚至一半以上的论文都是来自美国,考虑到美国学者的研究在大多数学科中都处于领先水平,所以美国学者许多时候“不得不”引用本国同行的文章。如图5所示 ,美国的论文自引率与其论文数量在全球的占有比例具有高度相关性,相关系数高达——美国论文的自引率基本上就是随着其论文数量在全球所占比率的下降而下降。我们也在英国和我国的国际论文中发现了这种相关性——英国自引率也是随着其国际论文占有率的下降而下降,两者的相关系数为;我国国际论文的自引率则是随着我国国际论文数量在全球所占比率的增加而增加,其相关系数为。然而,一个国家的国际论文自引率和占有率的相关性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国际论文的高自引率。通过比较可以从数据中看到差异:当美国的论文自引率为60%时,其论文数量在全球占比大概为36%;而当其论文自引率为50%时,其论文数量的全球占比大概为24%;我国国际论文数量在全球占比只有时,其自引率就已经超过50%了;而论文数量在全球占比刚过12%时,自引率就已经达到60%。当然,从这一角度来讲,自引率和国际论文占有率的相关性只能解释我国在过去30年间自引率的增长,但无法解释在同样占有率的情况下为什么我国国际论文的自引率远高于其他国家。 文献的可获取度在科学文献数量呈指数增长的时代,无人可以阅读与自己研究相关的所有文献,而文献的接近性和可获取性将直接影响施引者的引用行为。我国学者更倾向于引用本国同行的文章与获取国外文献的难度相关——这里的难度既包括由于高额版权费用而放弃订阅,也包括由于语言原因放弃阅读。二战之后,通过购买和兼并,商业出版社不断增加其在学术期刊市场的份额,国际学术出版市场由一个竞争的时代进入寡头垄断时代。垄断的结果就是国际期刊订阅费用水涨船高,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不得不取消部分期刊订阅,许多国内学者经常为了免费下载一篇同行的论文而在网上寻求帮助。虽然现在获取国际文献已比二三十年前容易许多,但还是无法像获取国内文献那样便捷,这也导致国内学者较少引用国外文献,转而更多引用国内同行的文章。然而,从施引文章来看我国学者对国外文献的引用其实并不少。在2015年所发表的文章中,我国国际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只有是本国文献,相比之下美国学者的论文中有的参考文献来自美国文献。我国国际论文高自引率并不是因为我国学者只引用本国文献,而是因为我国国际论文较少被其他国家的学者引用。 目标置换效应与学科差异科学研究是为了创造并传播知识,但在科研政策的强大导向作用下这一目的出现了“目标置换效应”(GoalDisplacement Effect)。许多国际论文是为了发表而发表,这样的文章无法获得其他国家学者的认可与致谢。这一点从论文引用比上反映得十分明显,在排除自引以后,美国仍然有3/4以上的论文被引用,而我国国际论文只有2/3获得来自国外同行的引用。我国论文自引率高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国外学者的引用太少,换句话说,我国国际论文的国际影响力确实不足。另外,科研国际化的政策往往没有考虑到不同学科的差异。在研究主题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医学、物理等学科领域,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其他国家学者,所研究的都是类似或相关的主题,在这些学科领域我国国际论文收到的国际引用也较多;而在研究主题非常本土化的人文社科领域,本土化的研究论文很难被国际期刊录用,即使录用后也只有有着相同背景和研究方向的本国同行会去引用,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人文社科领域国际论文的自引率超过70%,而临床医学、物理的自引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6. 研究总结通过分析过去30年我国国际论文的被引情况,发现我国国际论文的国际影响力因为国内同行的自引而被高估,其真实国际影响力也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具体的研究发现包括如下三个方面:我国国际论文的自引率在过去 30 年里不断增长,目前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在排除自引的影响后,我国国际论文的国际影响力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我国国际论文的国际影响力因学科而异,在排除自引后我国国际论文仅在临床医学和物理两个学科领域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本研究的发现对于我国科研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科研评价导向鼓励甚至要求科研成果在国外发表却没有考虑学科差异,在评估论文的国际影响力时没有考虑自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虽然我国发表国际论文的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但国际影响力仍然有限,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国际论文由于研究主题的原因很难获得国际同行的引用。这种学科差异应该在制定科研评价政策时予以考虑,同时从科研管理的角度出发,人文社科领域研究不需要强调国际化,而应该立足中国大地,研究中国问题,更多地满足国内的需求。

一、造假手段低劣,但国内高校并未察觉

《光明日报》披露的三起中国论文被撤事件分别是:

2015年3月,英国BMC出版社(BioMedCentral出版社)撤回43篇论文,其中有41篇出自中国学者之手。

2015年8月,全球著名的学术期刊出版集团斯普林格也撤回旗下10个学术期刊已发表的64篇论文,而这些文章也是全部来自中国。

2015年10月,世界著名学术出版集团爱思唯尔撤销旗下5种学术期刊中的9篇论文,这9篇论文全部来自中国。

网上类似的学术造假漫画非常多,也从侧面看出网友对这类问题的忧虑。

被老外查出论文造假,肯定是一件丢人的事,然而更丢人的是被查出的过程。国科协副主席黄伯云介绍:“这41篇中国论文,出现了不同作者、不同评审人使用相同电子邮箱的情况,这显然不合常理。”

不同作者、不同评审人用同一邮箱,简单讲就是张三、李四、王五三位作者写完论文后,分别发给赵六、陈七、朱八三位导师评审。但张三、李四、王五三个人用的是同一个邮箱,赵六、陈七、朱八三个人用的也是同一个邮箱。

不仅如此,据爱思唯尔集团全球总裁Philippe Terheggen所述,有些作者提供的审稿人邮箱IP地址竟和作者自己的IP地址一样。很明显,这些作者提供虚假审稿信息,违反了投递论文的惯例和科研规范,而论文的真实性和学术价值也随之丧失,撤稿成为必然结果。

这背后的故事不难推敲:三篇论文是同一个组织写出来的,三位评审老师也是同一组织编出来的,走这么一套程序,满足了“论文必须由同行评审人给出修改意见”这一规定,于是可以顺利发表。

当地时间4月20日,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宣布一次性撤回107篇来自中国的医学论文,发表时间为2012年至2016年。撤稿原因是论文作者通过“第三方”中介投稿,伪造虚假同行评审。换而言之,论文作者“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因虚假同行评议而大规模撤稿,暴露的是从作者投稿动机、第三方作弊机构、期刊审稿机制整个论文发表链条的问题。

第三方中介机构的存在,同行评议机制的漏洞

“在中国,有一定证据表明,提供所谓语言编辑服务的第三方机构(注:一些提供论文代投服务的机构)在操纵评审流程上发挥了作用。”施普林格细胞生物学及生物化学编辑总监彼得·巴特勒(Peter Butler)参加了此次的调查,他对澎湃新闻()表示,同行评审及投稿过程中的造假问题是全球性的,并非任何国家所特有。

除了第三方中介,期刊是不是应该承担部分失职责任也成为热议。

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官方网站透露,在4月18日,中国科协就撤稿事件会见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说:“作者和‘第三方’中介确实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但2015年撤稿事件发生后,出版集团没有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理应对此承担责任。”(注:在2015年、2016年,《肿瘤生物学》因虚假同行评议,进行过两次批量撤稿。)

这涉及到此次撤稿的共同原因是论文伪造同行评议。

同行评议是决定一篇投稿论文能不能在期刊发表的重要机制。一般而言,论文作者向期刊投稿后,期刊编辑会邀请具有专业知识、和作者没有利益相关的学者,评议论文的价值和质量。期刊主编在同行评议的基础上决定是不是接收论文。

同时,和很多期刊的做法一样,《肿瘤生物学》此前规定,论文作者可以向期刊推荐评审这篇论文的合适专家。此举本是为了让细分领域的研究能有对口的专家进行评审,但这本基于科研诚信的制度同时意味着有空可钻。

造假者或是提供伪专家名单,或是提供真专家的假邮箱。如果期刊选择他们作为审稿人,会得到一份第三方中介机构发来的热情洋溢的正面评议回执,从而“助推”论文发表。

在和中国科协的会谈中,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表示:“在撤稿事件中,出版集团确实存在期刊编辑对评审专家信息、评审专家评审意见审核不严格等问题,正在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完善内控机制,出版集团已经解除与涉事期刊的合作。”

为何医生群体成为这批撤稿论文的主体

据澎湃新闻()统计,被撤稿的107篇论文作者来自125家中国研究机构、4个国外研究机构。其中,相比高校研究人员,此次被撤稿的论文作者大部分来自国内各大医院。山东大学附属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大学附属医院成重灾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等三甲医院在列。

值得一提的是,统计来自各大医院的第一作者所属科室时,泌尿外科和普外科的比重最多,分别占比13%、12%,其次是神经外科,占比7%。

统计来自各大医院的第一作者所属科室时,泌尿外科和普外科的比重最多。来源: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

医生群体的身影出现在此次撤稿事件中,和目前国内的医生评价体系有所关联。医生晋升、评职称需要论文,有的医院还会对论文发表在哪一类期刊有硬性要求,比如需要是被SCI(科学引文索引,是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之一)收录的文章。

比如,据《知识分子》披露,在国内某三甲医院的“卫生技术医师系列评聘标准”文件中,要满足“正高标准”的第一条要求便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本专业研究性论著,SCI单篇影响因子大于等于,或影响因子大于等于的2篇以上,或影响因子大于等于的4篇以上。

这意味着医生若想晋升,在问诊之余还需撰写医学论文,根据医院评价体系来选择合适的期刊投稿。此次宣布撤稿的《肿瘤生物学》期刊是国际肿瘤及生物标记物学会(ISOBM)的官方期刊,2015年的影响因子为。它虽然是肿瘤学领域偏低级别的期刊,但仍属于被SCI收录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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