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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戏研究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8 20:48:40

傩戏研究论文

傩是民间传说驱除瘟疫的神。为驱除疫鬼,我国许多地方都有迎神赛会的习俗,赛会由巫师主持,内容主要是民间说唱与巫教的祭祀活动。从事祭祀演唱的人,都要戴面具,一唱众和,是世界最早的假面舞派对话动。这种赛会,在湘西称为傩戏,其中辰州傩戏已经入选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辰州傩戏是湘西傩戏中最神秘古老的一种,现在保留的剧目有《孟姜女》、《七仙女》、《龙王女》、《鲍三娘》四大本和《蛮八郎卖猪》、《三妈土地》、《观花教子》等小本戏。 辰州傩戏以保留较为鲜明的古巫遗风而独树一帜,被称为世界戏剧活化石,引起国际巫傩文化研究人员的注意与重视。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参加的沅湘巫傩文化研讨会,曾指定在古辰州辖地,今湖南沅陵县七甲坪镇召开。 七甲坪傩戏在鸣锣开唱前,先要在堂上设神坛,坛上供奉傩公傩娘,坛后要张挂彩绘的五岳神象。而且坛前还要布置彩纸扎的三洞桃源门,象征远古人类居住的岩洞。戏台则扎在堂屋门前。请班子的东家,目的是酬神许愿,因此他们请班子来演唱傩戏,被称为“还傩愿”。 还傩愿供奉的傩公傩母,传说是远古时候的两兄妹。有一天,兄妹俩的父亲,捉住了雷公,把它关在一口大缸里,准备杀了来吃,因为正好家中没有盐了,父亲就出门找盐,临走时一再交待兄妹俩,不可揭开缸上的盖子,千万别放跑了雷公。 兄妹俩当时答应的蛮好,可等父亲一走,就起了好奇心,想偷看雷公到底长的啥样。雷公于是哀求兄妹俩放它走,兄妹俩不敢,雷公就求给口水喝,对于这个要求,兄妹俩应允了。谁知雷公喝了水,一下就来了劲,它飞出大缸,现了原形。临别时,从口中拔出一颗牙齿交给兄妹俩说:“你们把这颗牙齿栽了,到天下发洪水时,牙齿会结出一个大葫芦,可保你兄妹二人逃生。”兄妹俩就照雷公的话做了。 后来,果然天象漏了似的,大雨不断,接连下了七七四十九天,大地洪水泛滥,所有陆地,全被淹没了,一切生灵,都让洪水吞噬了。人类只剩下傩氏兄妹俩靠着雷公牙齿为种,长出的葫芦舟,得以幸存。 洪水退后,上帝为重生人类,就下旨要傩氏兄妹结为夫妻。兄妹俩认为这有违伦理,起初都不愿意,后来上帝显出种种迹象,表明这是神的旨意,兄妹俩终于在经过相追、剖竹、高山滚磨等等后,确信了他们的婚姻是神的意愿,于是兄妹就成夫妻,人类又开始得到繁衍生存。这就是最古老的“血缘婚”。 因为傩氏兄妹虽然根据神的旨意,结为夫妻,但毕竟二人还是兄妹,内心存在着羞愧,于是每日相处,都以面具遮脸,这种面具,演化到后来,就成为人们还傩愿时必不可少的傩面具。 现在的傩面具,大多是工匠用木材雕刻而成。其时,在古代,傩面具通常都是青铜制成的。而这种以青铜制造面具的历史,大约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那时,生活在湘西崇山峻险中的古代先民,为纪念自己的首领蚩尤,也为了与大自然搏斗生存,无论是牧鱼还是游猎,都戴着狰狞恐怖的面具。即使在酬神还愿的歌舞娱乐时也不摘下,久而久之,就融入了傩戏之中。因傩戏的流传而将古代的这种假面舞戏剧形势保留了下来。 上古时代,中国主要有三大宗族集团,它们是夏族集团,夷族集团与黎苗集团。当时,黎苗集团生活于今河南中南部及湖北、湖南一带,其领袖人物就是蚩尤。在当时,由于湖南的金属矿特别丰富,很多裸露山外,森林被焚后,这些金属矿被熔化变形,而且比石头还要坚硬。这使黎苗部落最先掌握了冶炼技术,先于其它两大集团跨入青铜器时代。蚩尤指挥族人冶炼出铜剑、铜盔,并投入与夏族争夺中原的战争。 史书载蚩尤部“兽面鸟语”,就是指其部的动物头盔及民族语言。蚩尤的兵器与实力虽强于夏族,夏族首领轩辕(即黄帝)在用兵上却胜于蚩尤,他采用诱敌深入的运动战,把蚩尤引到夏族与夷族交界之处的涿鹿,使蚩尤劳师远征,终成疲惫之旅,而后大举反击,终于打败蚩尤军,擒杀蚩尤。 蚩尤残部,或降或逃。降的,渐渐与夏族融合,逃的,则逃过长江,躲进湘西大山,才免杀戮,得于生存。 为在恶劣环境下生存下去,幸存的人们虽远离了战争,但仍不丢弃造型狰狞的面具,他们戴着它,一是对蚩尤的缅怀,二是可以此吓住山中野兽。久而久之,历代相传,就演变为今天的傩神面具与傩戏。

傩戏,是由驱鬼避疫的祭仪舞蹈发展而来的一种剧种。明代时,由于大批汉族入滇,带来了“军傩”和“乡傩”,到清代,滇云傩戏十分活跃,并产生了不同剧种。如澄江的关索戏、昭通的端公戏、保山的香通戏和文山的梓潼戏。

云南傩戏是长期历史的积淀,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它是多种文化的载体,是边地汉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结晶,在研究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戏剧发生学、文学、美学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傩戏文化研究论文

傩【nuó】舞,又叫"大傩"、"跳傩",俗称"鬼戏"或"跳鬼脸"。它渊源于上古氏族社会中的图腾信仰,为原始文化信仰的基因,广泛流传于各地的一种具有驱鬼逐疫、祭祀功能的民间舞蹈,是傩仪式中的舞蹈部分,一般在大年初一到正月十六期间表演。原是古代祭祀性的原始舞蹈,舞者配戴形象狰狞的面具,装扮成传说中的"方相氏",一手持戈、一手持盾,边舞边"傩、傩……"地呼喊,奔向各个角落,跳跃舞打,搜寻不祥之物,以驱除疫鬼,祈求一年平安。现存傩舞主要分布在江西、安徽、贵州、广西、山东、河南、陕西、湖北、福建、云南、广东等地,各地分别有"跳傩"、"鬼舞"、"玩喜"等地方性称谓。 这种历史悠久的民间舞蹈,一般有两种表演形式:一种由主角四人表演,表演者头戴面具如冠,身着兽皮,手执戈盾,口中发出"傩、傩"之声。另一种由十二人组成,每人朱发画皮,手执数尺长的麻鞭,甩动作响,并高呼各种专吃恶鬼、猛兽之神名,起舞时各有音乐伴奏。文化价值:傩在漫长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融合了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戏剧学、舞蹈学、美学等多种学科内容,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 傩吸收了儒道释文化因子。一是吸收了它们的神灵体系,壮大了傩坛威力。赣傩神(面具)有紫微大帝、太白金星、真武大帝、八仙、刘海、张天师、马(灵官)赵(朗)关(公)温(琼)四天将、六丁六甲等道教神仙和护法神将,也有如来佛、弥勒佛、观音、金刚、阎罗、目连、十八罗汉、四大天王、哼哈二将等佛教菩萨和护法神;还有韩擒、寇准、范仲淹、包拯、秦叔宝、尉迟恭、华佗、孙思邈等儒家人物和英雄神将。二是借用它们的礼仪制度,丰富自己的驱鬼逐疫仪式,如赣傩中的道教斋醮仪式和符咒语,南丰傩中的儒家行为规范和礼仪乐制。三是表达它们的思想内容,扩展傩舞傩戏的娱乐功能,如赣傩中道教神驱邪斩妖节目和道家五行观念,释家普求众生的节目和因果报应思想,儒家读书入仕的节目和"神道设教"思想等。赣傩兼收并蓄,有多元宗教文化特色。 傩融合了上古神话传说。有的神话直接与傩有关,如颛顼时傩以驱疫鬼之子神话、神荼郁垒缚鬼饲虎神话、黄帝杀蚩尤以其形厌邪魅神话、黄帝以次妃嫫母为方相护丧神话等。有的神话节目反映了上古人类与自然斗争和社会斗争,如赣傩中《开天辟地》的盘古神话、《后羿射日》的羿射十日神话、《傩公傩婆》的伏羲女娲创生神话、《二郎发弓》的高求子神话、《跳白》的白泽神兽言鬼神之事神话、《跳判》的钟馗不同来历神话、灌口二郎神部将《解傩》逐疫的李冰治水神话,以及《猴子悬梁》、《猢狲与蟾》、《捉猿精》、《孙悟空》反映的猿猴图腾神话等等。赣傩中的神话传说,折射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影像。 傩蕴含了戏剧发生和发展因素。宋代朱熹说过:"傩虽古礼而近于戏。"在南丰,南宋不仅有《观傩》诗描写的早期傩戏演出,还有迄今为止最早移植"永嘉戏曲"的记载;南丰宋代传入的清源真君傩神,是明代汤显祖记载的宜黄戏神;南丰广泛流行的傩舞与新田孟戏,与广昌明代流传的孟戏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赣地开新戏台仪式,吸收了赣傩祭祀仪式;地方戏演出前的《加官》、《魁星》、《灵官》,分明来自傩舞;赣傩的《目连救母》、《古城会》、《天门阵》、《水漫金山》等节目,又引自戏曲或木偶戏。这些,为傩戏艺术研究提供了鲜活材料。 傩吸附了中国民俗文化。乡傩与民俗结合形成傩俗。赣傩习俗包括物质傩俗、社会傩俗、精神傩俗等多种文化事象,如傩庙装饰、宅院驱邪、傩服求子、傩饭禳灾、傩名辟疫、傩舞祝寿、傩事禁忌、方相送丧等等。赣傩多在春节期间活动,民俗文化更浓。在南丰,上百个傩班出坊跳傩,送福迎祥,娱神娱人,联络族众,和谐邻里。元宵前后,乡民又将傩舞、傩仪与戏曲演出、灯彩游艺、民俗礼仪等结合起来,纵情欢愉,宣泄情感,满足了广大群众对美好未来的企盼。 傩还创造了自己的传承体系。乡傩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参与者都是农民,仅南丰就有3000多农民艺人,按各村情况组成族傩班、村社班、私家班。弟子不限,既有5人一班,也有24人一班,大家和睦相处,平等相待。为首者或按资升迁,或众人推选,或抓阄确定,有大伯、正印、头首、坐案、老座、傩长等称呼。管理方法因地制宜,有族姓世袭、轮流负责、共同参与等多种形式。资金自筹,收入平分。赣傩艺人创造的管理模式和传承方法,体现了农民的非凡智慧。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傩舞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巫傩活动在赣鄱大地可上溯到殷商。经三千年的沿袭、发展,江西傩文化形成了历史积淀丰厚、原始形态古朴、文化遗存众多、文化体系完整等鲜明的特点;江西傩事活动分布广泛,其中的许多民俗遗存和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据 1995 年调查统计,全省有 25 各县(市)有傩事活动,保留的傩舞傩戏节目 247 各;江西傩被学术界誉为古代文化的“活化石”,倍受瞩目,多次应邀远赴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及香港、台湾地区表演、交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据《山海经》记载,夏朝帝泄十二年,在华北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商族首领亥,赶着牛群去有易国(地当今河北易水流域),有淫秽不轨之事,被有易国王绵臣杀死。亥的儿子微,“假师千河伯,以伐有易”。最后消灭了有易国,杀了绵臣。微,又叫上甲微或上甲。也说微是名,上甲是字。他与夏帝泄是同一时代人,约在公元前19世纪初叶。从商族始祖契到汤建立商朝前共14代,微是第8代,处在当中。他是商族历史上一位重要的领袖,消灭了有易国,替父报了仇,为商争了光。为祭祀亡父又创建了“?五祀”之礼。(禓,shang ),一是鬼名,指非正常死亡之鬼,称为“强死鬼”;二是礼名,禓礼;三是行祭,动词。五祀,有五种祭祀对象:门、窗、井、灶、中霤(屋檐或堂屋)。禓五祀,《说文解字》示部说:“禓,道上祭”,要将亥的尸体从有易国运回,当然也有一个“道上祭”的过程。而微创建的是“禓五祀”,还不是一般的“道上祭”。在当时,禓五祀很可能是一个完整的仪典,因为?鬼死得冤,特别不安分,所以禓礼要将门、窗、井、灶、屋檐(堂屋)都搜索驱赶一遍,以免有强死鬼被遗漏。可见,禓礼比傩礼更细、更费力气。后代则把禓和五祀,分成两类仪典。创禓五祀本来祭祀亡父,但其深层意图或许是为增强国力,以征服邻国,并夺取夏王政权。这是商族历史上的一大转折,从此商族不断壮大。甲,是天干之始,殷人将天干应用于天文、历法、农业生产、宗族谱系和宗教信仰等多方面,使商族在科学、文化方面逐渐发达,乃至超过夏王朝的实力,这应当都是在上甲微手上加速发展起来的。商禓,就是商傩。饶宗颐说:“按?#91;即禓,与傩字同”。东汉学者郑玄注《礼记·郊特牲·乡人禓》说:“禓,或为献,或为傩。”这样说来,实际上它是一礼三用。你看:第一,傩,驱赶一般的鬼疫,是定期的。第二,禓,不定期。因系驱赶强死鬼——非正常死亡之鬼,所以要比傩礼更激烈,更复杂,需要将门、窗、井、灶和屋檐(或堂屋)等处都要搜索驱赶干净。第三,献,上甲微祭祀亡父亥,必有献。 中国古代的礼,是一种基本政治制度,关系到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礼从风俗中提炼而来。礼就是法,违礼就是违法。礼又是一种宗教,古代的礼也是由国家组织和管理的宗教活动。所以,中国宗教史常称其为“国家宗法制宗教”。中国古代的礼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类,称为五礼。两千多年的古代历史,也是五礼的历史。汉族统治者用这个系统,掌管中央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用这个系统。甚至民国时期也将当时的礼仪制度都纳入五礼分类中。古代的傩礼,有两大任务:一、定期驱傩;二、为死去的帝王将相送葬。它至少与军礼和凶礼有关。所以,要了解和研究傩文化,也需要多少知道一点五礼的常识。简单的说:一吉礼,是对天神地祗和宗庙(祖先)的祭祀之礼。封禅就是历代最大的吉礼。二凶礼,是指伤亡灾变之礼,包括水旱、饥馑、兵败、寇乱等礼,以丧礼最为重要。三军礼,主要是指军武之礼,有亲征、遣将、受降、凯旋、大射等礼。傩礼,多数朝代都归于军礼。四宾礼,是指君臣、父子等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中央与地方、中国与外国之间关系的仪典。五嘉礼,则是指登基、册封、婚冠、宴乐、颁诏等“喜庆”之礼。傩礼,在五礼中是军礼的一个项目,它本身就是一种带军事性质的行动,诚如唐代贾公颜疏所说,傩礼“亦是武事”。周代傩礼的主角方相氏,由掌管军政军赋的大臣夏官大司马领导。方相氏本人没有爵位,不在士大夫阶级之列,却是掌管驱鬼逐疫的下层专职军官。方相氏被称为“狂夫”,就是因为他们是个子高、力气大、本领强的军中能人。由此可见,周代傩礼的礼意是“军人战胜鬼疫”。 傩戏是一种从原始傩祭活动中蜕变脱胎出来的戏剧形式,是宗教文化与戏剧文化相结合的孪生子,积淀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宗教文化和民间艺术。这种戏曲艺术形式,曾经一度遍布三湘四水,省内的苗、侗、瑶、土家族村寨都有其活跃的身影,是我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湘西称之为傩堂戏、傩神戏、土地戏、师公子戏,湘南称为师道戏、狮子戏、脸子戏,湘北一带则称为傩愿戏、姜女儿戏,湘中称为还傩愿、老君戏等。傩是古代驱疫降福、祈福禳灾、消难纳吉的祭礼仪式。巫傩歌舞逐步溶入了杂技、巫术等内容,扮演因素、表演因素也增多了,并与其他地方戏剧种有所借鉴与交流,甚至出现了傩、戏杂陈的局面。随后,我省各地的巫傩活动出现了逐渐戏曲化的倾向,剧目日渐增多。到了清代的同治、光绪年间,傩戏已初步脱离了傩坛,登上了戏台,而且常年都可以演出。到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傩戏还进入到热闹的城镇演出。新中国成立之后,傩戏的封建迷信色彩受到抑制。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傩戏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消失,但在我省的一些地方还保存着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湘西、湘南、湘北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活动着一些业余的或半职业化的傩戏剧团。 宫廷特设的专职驱疫赶鬼的军官方相氏,是宫廷傩礼的主角。他头上顶着熊皮,再从肩部披下。熊皮的头部装着四只金黄的眼睛,穿着褐色的上衣和红色的裙子,左右手分别挥舞着盾和戈,率120名“罪隶”,狂呼狂叫地在宫中一个一个房间地搜索鬼疫,把它们驱赶出宫去。《周礼·夏官》是这样写的:“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百隶索室驱疫”。这就是西周宫廷傩礼的基本式样,就是那么简单,那么粗犷。“黄金四目”是什么意思,学界还有很多争论。清代孙诒让认为:方相氏的面具,不是装在熊皮的头部,而是将黄金铸成的四只眼睛用索串连起来,然后两端挂在耳朵上,四只金眼布置在鼻子的两边。这种说法有合理的成分,现今江西乐安的“鸡嘴”和“猪嘴”面具,就类似此法。西周有罪、蛮、闽、夷、貉五种奴隶,后四种都是外族俘虏。罪隶,则是周族内部因罪被贬为奴隶的人,其中挑选120 名,平时在百官官府做“家中小事”(轻微劳动),举行傩礼时,则由方相氏率领在宫中驱疫赶鬼。傩礼中的“百隶”是个概数,实际上是120名。周代的礼制相当繁复,大多追求庄严隆重,配有乐舞。却也保存着像傩礼这样粗糙的礼典。这种宫廷傩礼后世称为“周之旧制”,当做傩礼的样板。它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朝廷规定必须举行的礼典。宫廷每年定期在春、秋、冬各举行一次。冬季是在除夕进行,由于天气最为寒冷,要求全国上下全都要各自参加不同等级的傩礼,称为“大傩”,奴隶也得参加。第二,它是原始傩仪意念的遗存。主角方相氏还是半人半兽的打扮。长期继承着驱赶“无形之鬼”的格式(傩传到日本则很快改用有形之鬼。中国和韩国有些地方后来也用有形之鬼)。整个傩礼不信神,更不求神。傩礼驱疫总是驱之必胜,凭的是方相氏的凶丑和力量。第三,它保留了浓厚的原始群舞成分。整个仪式简单、粗犷,没有迎神送神等多余的程序。只是在傩礼前,有个“舍萌”仪式,是为天子求来年吉梦的,也是为傩礼开路。而傩礼本身宗教因素很淡。方相氏与百隶驱疫,也只表达一种疾恶如仇的情绪,没有其他情节。 上古的傩,简单而又粗犷,保持着浓厚的原始群舞特点。进入秦汉时期,由于信仰和艺术活动的新发展,要求傩礼也要有所提高。从秦和西汉的傩礼开始,逐渐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和程序。先是在方相氏和百隶的基础上加进了童男童女,东汉前期又将童男童女改成只有童男担任的“侲子”。到了汉末,更增添了“十二兽吃鬼歌”及其表演过程。晋代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记载的这种汉末傩制,其他所有后汉史书全都没有提及。其中,十二兽(又称“十二兽神”或“十二神”)的多数出典无从查考,被十二兽“吃”的十一疫大多也找不到来源。这很可能是这种傩制经历的时间极短,又逢兵荒马乱,使典故失传,终成千古之谜。“十二兽吃鬼歌”的内容是说:甲作、巯胃、雄伯、腾简、揽诸、伯奇、强梁、祖明、委随、错断、穷奇、腾根十二位神兽,分别要吃鬼虎、疫、魅、不祥、咎、梦、磔死、寄生、观、巨、蛊等十一种鬼疫;最后还要劝鬼疫赶快逃跑,不然就会被十二兽掏心、挖肺、抽筋、扒皮,以致被十二兽吃掉。十二兽中能找到明确出典的有四种:①雄伯,传说中能吃“魅”的神。②伯奇,即百劳鸟、鵙 。他本来是人,其父轻信后母谗言将他杀死,变成伯奇鸟,父亲发现错杀后,便射死了后母。伯奇变成了鸟,但心明如镜,故能知恶梦、吃恶梦;③强梁,又叫疆良,虎首人身,四蹄长肘,能衔蛇操蛇的神。强梁与祖明一起共同吃磔死、寄生两类鬼疫;④穷奇,像牛,一身长着坚硬的刺猬毛,其声如狗,吃人。又说像虎,长长的尾巴,爪如钩,手如锯。它专吃正直忠良的人,却细心侍候奸邪恶劣的人,是一个奇得不能再奇的“穷奇”。穷奇与腾根一起,能吃流传最广的鬼疫蛊。可见,十二兽出身都不好,连根基很正的伯奇,人们也嫌他的叫声会令人家死人。不过,司马彪记载的这种傩仪的整体结构是清楚的。它有一个“先倡→后儛→再驱疫”的简单情节,整个仪式就是一出雏形傩戏。即:开始,由太监中的艺人中黄门带领120 名侲子倡(似唱非唱,似说非说)“十二兽吃鬼歌”;接着是“方相与十二兽儛”(请注意:这是带单人旁的舞字,强调的是其表演成分)。中国戏剧史专家任半塘《唐戏弄》一书说:“汉制大傩,以方相斗十二兽,以斗始,而以舞终。”斗,是镇服十二兽的过程,令其改恶从善;舞,是方相率领十二兽和120名侲子,在宫中一间一间房子地赶鬼出宫。120名侲子们各自手摇拨浪鼓(鼗鼓),鼓声和人的呼号声,惊天动地,声势十分浩大,鬼疫还能不被吓跑吗! “傩起源于原始狩猎活动”的假说,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同。这种假说认为,它有一个从驱兽到驱傩的发展过程。狩猎,是人类延续了几百万年的生产项目,再驱赶中猎取动物是一种基本的技能。经历了旧石器时代长期的狩猎实践,人们不断观察和摹仿动物行为,在狩猎之余也会手舞足蹈,以表达狩猎成功的喜悦和对动物的喜爱,并力求摹仿得逼真。这便是原始驱赶式群舞,一种最接近自然状态的艺术。稍晚,发明了面具狩猎法,人们靠着面具伪装,接近和袭击野兽变得比较容易,狩猎成功率大为提高。人们便以为面具本身具有某种力量,因而产生了崇敬甚至敬畏面具的心理,早期的狩猎面具是假形和假头。在原始假面驱赶式群舞与原始巫术结合之后,逐渐演变成原始假面式巫舞;进入新石器时代,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驱赶巫舞逐渐转向以农耕为主题,成为农业社会的驱赶式巫舞。生活在不同地区的早期人类,本来就有相对不同的生活状况。私有财产的出现,促成了社会的大分化。在我国,就有定居的旱作农业、稻作农业、半定居农业、草原游牧业、高原农牧业等不同经济类型同时并存。最迟到青铜时代,便形成了中原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北方萨满文化等不同文化形态。至少在考古学上,它们之间有着质的区别。进而造就了许多不同形态的假面驱赶巫舞。在中原,则形成原始傩仪。这种原始傩仪应当有这样一些特点:最初是随意、杂乱无章的,没有整齐的步伐,摹仿的是追捕动物时的速度和效率。没有程式,无需继承,每次的舞姿可以不同。但是,少不了“驱逐状“这个基本形态语言;要披兽皮(准假形)或戴兽皮假形面具,跟真狩猎时一样做动物打扮,并且力求摹仿得逼真。 我国各地有数不清的傩神,也有数不清的戏神。稍稍辨认就可以发现,傩神和戏神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首先,民间普遍称唐明皇为戏神,但早在明代,湖北蕲州的傩队,就抬着唐明皇的神像四方游走,可见唐明皇也是傩神。同样,二郎神、老郎神、太子神,都兼有傩神和戏神的双重身份。其次,戏神的偶像,往往为童子相。旧时戏班中的婴孩道具就是戏神的偶像,演员上台前要对着木偶道具作揖,祈求上台演出平安顺利。这个婴孩道具被称为唐明皇或老郎神。内蒙古、河北、天津和东北三省普遍流行“供彩娃子”习俗,“彩娃子”为一男一女两个木雕的小童,身着彩色衣裤。演员上台前要对“彩娃子”燃香扣拜。陕西、河南的戏神“庄王爷”也是木刻的童子,清康熙时甘肃某戏班直称戏神为“童子爷”。傩神的偶像也往往是木雕的童子相。江西有不少傩班供奉傩神太子,把一个童子偶像摆在祭桌上,演出前后都要对着“太子”祭拜;傩班演员的衣服上,写着“傩神太子”几个字。南丰县石邮村的“傩神庙”中供奉的傩神就是少年童子相。安徽贵池傩戏的神像,是一个高二尺馀的农村小孩儿形象。福建邵武有“太子菩萨”信仰,其偶像为一木雕小孩。傩戏品种之一的福建龙岩师公戏,把一婴孩砌末称作“太子爹”,演出前后有迎送“太子爹”仪式。贵州傩仪也有“送太子”仪式,偶像是一个约一尺长的木雕男童偶像,其生殖器被刻意雕出。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傩神与戏神的相似,不仅反映出戏源于傩这一事实,而且反映出童婴崇拜、生殖崇拜在我国根深蒂固。傩的根本目的是驱逐疫鬼,因为疫鬼使人生病、致人死亡。在先民们看来,童婴是最容易生病、夭折的,因而为童婴驱逐疫鬼早在上古已成为傩的基本目的之一。同时,妇女不能生育或不生男婴,也被看成是疫鬼作祟,所以傩中包含着生殖崇拜的旨义是不奇怪的。早在汉代,宫中大傩便使用120个10岁到12岁的童子,而江苏南通一带流行的傩戏至今被称为“僮子戏”,反映出人们延续后代的强烈愿望。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文献的民族。有关巫风傩俗的记载泛见于经、史、子、集。经、史主要记载宫廷“大傩”的仪式程序;子、集大都记载民间“乡傩”的形态。记载固然丰富,却“述而不作”,缺乏条分缕析的研究。继王国维之后,20世纪30年代,留学日本的学者岑家梧著《图腾艺术史》一书。书中主要介绍西方学者有关原始图腾艺术的研究视角以及成果,同时附录《中国图腾跳舞之遗制》一文,对中国古代文献中与图腾相关的巫风傩俗进行了归纳。作者认为,中国远古传说中的“百兽率舞”,就是原始人类拟兽舞蹈的遗绪。文中还梳理了经、史、子、集中的典型事例,以及各地民间习俗中的牛舞、祈年舞、贵州苗族的“跳月”、海南黎族的“盘瓠舞”等等,文中写道:关于傩舞、傩的起源,传说皆运用模拟动物的跳舞以驱逐四方疫鬼。春秋前后,傩舞习俗的用意已转为驱邪逐疫。百戏、角抵也演变为民间节令的娱乐形式之一。然跳舞中的动作、仪仗、身体装饰仍然有模仿动物的用意,所表现的图腾跳舞的痕迹至易找寻。这一观点具有“发现”的价值,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不过,仅仅局限于“拟兽”的图腾因素,未及其它。戏剧史学者也很快注意到了这一点。周贻白在40年代完成、1953年出版的《中国戏剧史》第一章“中国戏剧的胚胎”中这样写道:最初祀神的乐舞本属巫觋。三代以下,乐舞虽渐用于娱乐,但……亦仅仪式的一部分。其歌者或舞者为优为巫,很难分别。汉代……承接了周秦之制,……祀祭所用依然崇尚旧有的仪式,不过规模已较不同。如“驱傩”一项,虽为仪典,实以舞蹈方式出之。……这形式虽或来自民间,但其形式仍很庄重,由此,反衬出乐曲的发展完全依仗着民间的来源。这里涉及了巫傩与戏剧的关系,强调了民间的创造。由于巫傩涉及封建迷信,50年代以后,渐渐被视为学术禁区。1956年春、1957年夏,文化部中国舞蹈研究会、中国舞蹈家协会曾两次组织调查小组,对江西、广西遗存的傩舞进行过调查、记录,此后便不再进行。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巫风傩俗自然属于被扫荡的“牛鬼蛇神”之列,研究无从谈起。无庸讳言,巫傩现象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然而它所负载的人文的、历史的、艺术的信息,却是难以取代的珍贵资料。80年代初,随着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相关的课题才被提到日程上来。随即,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当时的美术家协会主席华君武认为:巫傩面具是“民间艺术的宝库”;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禺惊叹:巫风傩俗所负载的文化现象是我们民族的又一道“文化艺术长城”,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戏剧史或许将因此而改写”。在各地一系列研讨活动的基础上,1988年11月,中国傩戏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标志着有关巫风傩俗的研究进入了集团性研究的层面。该学会成立至今12年,团结、联络来自戏剧界、民俗界、舞蹈界、美术界、音乐界等领域的300余名学者,成果颇丰。据统计,会员们撰写的专著有20余部,论文1000余篇。又与台湾学者合作,出版巫风傩俗的调查报告及民间傩戏、地戏、目连戏剧本集80余种。还与有关单位合作,自1990年至2002年,在全国各地区举办国际性学术研讨会近10次之多,为弘扬我国的传统傩文化作出了极大努力。此外,各地区举办的调查考察、学术研讨、展览、表演、中外互访等活动不计其数。毫无疑义,80年代以来,巫风傩俗以及傩戏的研究业已成为学术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傩”起源于我国古代驱鬼逐疫的原始宗教活动仪式,后来演变成兼容祈祷与逐疫、娱神娱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态。“傩”原始古朴,扎根于群众土壤之中,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虽然夹杂着一些迷信色彩,却无损于其艺术灵气。傩文化的流传方式在我国各地都可找到踪迹,萍乡做为“中国傩文化之乡”其产生的傩文化,是其他各地所不能比拟的。萍乡不但保存了完整的傩庙有50多处,傩面具500多具,还有全面表现傩文化深刻内涵的傩舞及其服装,傩兵器、傩轿、傩苻、傩签、傩卦等等,及一脉秘传的口诀,歌词、法水、起师等等,为我们进行傩文化研究,发掘宗教文化,民俗文化,艺术文化而留下的宝贵遗产。萍乡的傩文化三宝俱全,无愧于“中国傩文化之乡”。博大精深的傩文化,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萍乡历史上为傩文化发达之域,素有“五里一将军,十里一傩神”之称。傩文化三宝(傩庙、傩面具、傩舞)遗存极为丰富:48座宋元明清遗存下来的古傩庙,经过整修,展示着昔日的风彩;一千多枚形态各异(包括佛、道、儒、俗各种神面具)的古傩面具,为我们展示着萍乡傩从商周到明清时期的发展脉络;被誉为戏剧舞蹈“活化石”的(120折)萍乡傩舞,淋漓尽致地展示着“剪恶除凶”、“护士安邦”、“降吉纳福”等古傩意蕴

辰州傩戏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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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晃侗族傩戏流行于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贡溪乡四路村天井寨,因演出时在“咚咚”的鼓声、“推”的小锣声之中跳跃进行,“咚咚推”由此而得名。

“咚咚推”起源难以查考,天井寨最早的居民为龙姓侗族人,明永乐年间的1419年从靖州迁来。龙姓人说:“‘咚咚推’头在靖州,尾在天井。”依此推论,这种傩戏,很有可能是明代由靖州传来的。

天井寨旧时有盘古庙、飞山庙各一座,春节期间每庙一年,轮流祭祀,祭祀时必演“咚咚推”。每逢天灾或瘟疫时,也要演唱“咚咚推”。

“咚咚推”有简单情节的舞蹈,一部分是具有戏剧雏形的傩戏。所有的演唱全部用侗语。它的剧目有反映本民族生活的《跳土地》、《癞子偷牛》、《老汉推车》等;也有《关公捉貂蝉》、《古城会》等以关公为主角的三国戏。

“咚咚推”的音乐多由当地山歌、民歌发展而成,常用的曲调有“溜溜腔”、“石垠腔”、“吟诵腔”、“垒歌”等。

“咚咚推”的表演在舞蹈中进行,演员的双脚一直是合著“锣鼓点”,踩着三角形,不停地跳动。老艺人介绍,这种踩三角形的舞蹈,是根据牛的身体而来,牛的头和两只前脚是一个三角形,牛的尾巴和两只后脚又是一个三角形。是侗族的农耕文化孕育了“咚咚推”。

侗族源于我国古代百越的一支,秦汉时称为“骆越”,魏晋以后称为“僚”,侗族就是僚的一部分。古代文献史册上称侗族为“洞人”、“峒人”、“洞蛮”等,其自称为“甘”,宋时音译为“仡伶”,明以后称“峒僚”“峒蛮”“峒苗”,或误称为“苗”。新中国成立后,称为侗族。

侗族人在唐宋以前就已定居于此地。先民为百越中的骆越,或干越的后裔。至今仍保留了较多骆越人的习俗和文化。

侗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分南北两个方言区。侗族原无本民族的文字,使用汉字。后来以侗语南部方言为基础,以贵州省榕江话为标准音。信仰多神、崇拜自然物的原始宗教。

新晃侗族傩戏,仅存于新晃侗族自治县贡溪乡四路村的天井寨一处,湖南境内别无侗傩。

早期的傩堂戏角色,以其面具造型来识别。行当以生、旦、净、丑四行为主体,随后向更细致的分行方面发展,但是,无论是傩堂正戏还是大本戏,均以“对子戏”为主,或小生、小旦,或小丑、小旦,或老生、老旦。

傩戏长期在傩坛演出,艺人多为法师出身,其剧目又多具宗教色彩,某些剧中人物亦为傩坛所祀神祗的化身,因此,傩戏的表演具有浓烈的宗教风格。

傩戏根植于农村,因此也收到了一些民间歌舞和说唱的表演成分。清末,七甲坪的傩戏艺人与辰州戏艺人互相交流融会,形成今天带有辰州高腔唱腔的傩戏腔。

通过这种文化上的交流,促进了傩戏的表演艺术的程式化,同时也收到了少量袍靠戏程式和点将、起寨、过兵等。

傩戏声腔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法师腔、傩坛正戏腔和傩戏腔这三个发展阶段。法师腔是傩坛法师所哼唱的曲调。

旋律多口语化节奏自由,属朗诵体。只是具备了某些戏曲化因素。傩坛正戏腔多属法事程序,正戏腔是发展傩戏腔的基础,其旋律和节奏虽简单,但音乐形象已渐鲜明,行当已成形,唱腔结构已渐严谨。

傩堂戏腔随同傩堂小戏,大本戏的形成而产生。它承袭了全部巫傩音乐的遗产,保持了浓郁的“巫风”,成为湖南省戏曲音乐系统中自成一格的古老声腔。

巫傩艺术有着“封闭式”的历史,互相很少进行横向交流。均以当地语言为其舞台语言。因此,强烈的地方性就成了它的重大特征,虽有局限性,但体现了他丰富多彩的音乐性。

沅陵七甲坪辰州傩戏共有21种曲调,常用曲调有“姜女调”、“范郎调”、“下池调”,特殊情节中亦有“差兵调”、“过关调”,多五声征、角调式,亦有羽调式和角商交替调式。情调古朴,旋律具山歌特色。

在傩祭中,面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傩祭之风盛行的商周时期,为了在摊祭中获得强烈的祭祖效果,主持傩祭的方相氏佩戴着“黄金四目”面具。《周礼·夏官》说: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末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摊,以索室驱疫。

方相氏成了驱鬼逐疫、消灾纳吉的神化形象,那模样神秘可畏。

在摊戏表演中,面具则成了傩戏造型艺术的重要手段,也是傩戏最为重要、最为典型的道具。演员佩戴面具是傩戏区别于其他戏剧的重要特征。

新晃侗族傩戏现存面具36副,其中三国人物12副,包括关公、刘备、张飞、关平、周仓、王允、吕布、貂蝉、华佗、蔡阳、甘夫人、糜夫人。其中关公面具使用率最高,所有三国戏,关公均有出场。

傩神2副,包括姜良、姜妹。传说中的侗族人祖先。此面具不为演员所戴;仅供冲傩时供奉。

神鬼面具6具,包括土地、雷公、雷婆、小鬼公、小鬼婆、瓜精。

动物面具3具,包括公牛、母牛、狗。

其他人物13具,包括刘高、官员、秀才、巫师、王婆、强盗、癞子各1具;差役2具、兵丁4具。

新晃侗族傩戏的头饰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剧中各种角色戴上面具之后,头上均缠约8尺长的黑色丝帕,帕两端从脑后长拖于地,表演时,头帕自双肩搭过,双手各执一端进行各种象征性的表演。

新晃侗族傩戏是发生在元代之前、宋时的戏剧在南方的遗存,它至少已经存活了660至700余年;是我国早期南戏传承至今的“活化石”。

新晃侗族傩戏的存在,证明了贵州地戏,并非“明太祖朱元璋派颍川侯傅友德率兵30万出征云南,从江南各省大量移民来此‘填南’,而由军队带入贵州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并非明代受弋阳腔影响而形成的戏剧形式。

正如《天府掳瘟》所描述:“新晃侗族傩戏不信巫术不驱傩,而祭祖。”说明我国戏剧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咚咚推”正好是这一阶段存在于世的证明。

傩戏的演出剧目有《孟姜女》、《庞氏女》、《龙王女》、《桃源洞神》、《梁山土地》等,此外还有一些取材于《目连传》、《三国演义》、《西游记》故事的剧目。

1956年,中央民间音乐普查小组曾对新晃县贡溪乡四路村天井寨“咚咚推”音乐进行过调查。1981年,新晃文化馆吴声先生深入天井寨调查,撰写了《新晃侗族傩戏源流及艺术特点初探》,揭开了新晃侗族傩戏的神秘面纱;1992年,经怀化市群众艺术馆抢救,天井寨村民根据记忆制作了全坛面具,恢复了新晃侗族傩戏的演出。

傩戏(拼音:nuóxì),也称为傩舞,是中国地方戏曲剧种之一。约在元明时由古代傩仪发展而成。初是以歌舞演故事,待到钟馗形象在傩仪中出现,傩戏才应运而生。钟馗打鬼的故事始见于唐人传奇志怪小说集《逸史》,戏曲里的钟馗形象即从小说移植而来,演钟馗3次进京应试,因权相杨国忠作梗,不中,愤而身亡。玉皇大帝悯其刚正不阿,敕封判官,统领天下鬼怪;青黄赤白黑五鬼不服,大闹,被钟馗降服。傩戏流行于四川、贵州、安徽贵池、青阳一带以及湖北西部山区。戴柳木面具的演员扮演传说中的驱除瘟疫的神──傩神,用反复的、大幅度的程序舞蹈动作表演,多在固定的节日演出。极具原始舞蹈风格。傩戏又称傩堂戏、端公戏,是在民间祭祀仪式基础上吸取民间戏曲而形成的一种戏曲形式,广泛流行于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陕西、河北等省。傩戏源于远古时代,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既娱神又娱人的巫歌傩舞。明末清初,各种地方戏曲蓬勃兴起,傩舞吸取戏曲形式,发展成为傩堂戏、端公戏。傩戏于康熙年间在湘西形成后,由沅水进入长江,向各地迅速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艺术风格。湖南、湖北的傩堂戏吸收了花鼓戏的表演艺术,四川、贵州的傩戏吸收了花灯的艺术成分,江西、安徽的傩戏则吸收了徽剧和目连戏的养料。中国的傩戏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源于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傩祭。到商代(前1600-前1046)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用以驱鬼逐疫的祭祀仪式,这就是傩舞。傩舞的发展对中国的地方戏曲有影响。由于历史背景和所接受的艺术影响不同,傩戏分为傩堂戏、地戏、阳戏三种。地戏是由明初“调北征南”留守在云南、贵州屯田戍边将士的后裔屯堡人为祭祀祖先而演出的一种傩戏,没有民间生活戏和才子佳人戏,所演都是反映历史故事的武打戏。而阳戏则恰恰相反,它是端公法师在作完法事后演给活人看的,故以演出反映民间生活的小戏为主,所唱腔调亦多吸收自花鼓、花灯等民间小戏。傩戏活化石—关索戏 流传在澄江县阳宗小屯村的关索剧,为玉溪地区一个属古老傩戏范畴的剧种。此剧种何时形成,是本地原有还是外地传入,尚待考证。据关索戏老艺人龚向庚提供的情况推断,此剧种可能是外地的一个傩戏支派,在清初顺治年间传入小屯。初为古代用以驱邪逐疫的傩祭舞蹈仪式,后来逐渐从傩舞向着表达故事情节的小戏形式发展。逐渐发展成娱神娱人兼有的古老而独特的戏剧。澄江的傩戏为何以相传为蜀汉大将的关索命名,无文献可考。关索剧的表演特点是不设舞台,不化妆,也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戴上面具(脸壳),穿上服装,带上兵器即可出场表演。行当有生、旦、净三行,而且多以净行为主,角色以面具和服饰区别。演出时无弦索伴奏,全用鼓点(也不正规)指点起落。一般情况是由小军或马童先上场,道说情况以后,即开始各种各样的翻滚动作以吸引观众,继而生角上,在表演中说说唱唱,唱唱打打,没有固定程式(也可能是继承不全),演员可以自由发挥。关索剧的声腔比较复杂,为无弦伴奏,伴唱参杂其间。有说源于高腔,但从某些曲调分析,又杂合当地民歌小调,颂佛唱经的旋律,更为明显的是吸收滇剧腔调。无固定板式,演唱者不受音域节奏的限制,即便同一曲调,各人所唱均有。关索戏曲于年节演出。演出期间,有一套成规仪式贯串始终。如每年演出前的祭药王、练武。正月初一日起开始演出时的按日出巡、踩村、踩街和踩家,每次演出时开头第一个节目必演《点将》,当日演出结束后的辞神,正月十六日全部演出结束后的装戏箱、送药王,均有其固定的程序后要求。

迎宾山歌诗词

西南傩文化研究论文

巫傩活动在赣鄱大地可上溯到殷商。经三千年的沿袭、发展,江西傩文化形成了历史积淀丰厚、原始形态古朴、文化遗存众多、文化体系完整等鲜明的特点;江西傩事活动分布广泛,其中的许多民俗遗存和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据 1995 年调查统计,全省有 25 各县(市)有傩事活动,保留的傩舞傩戏节目 247 各;江西傩被学术界誉为古代文化的“活化石”,倍受瞩目,多次应邀远赴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及香港、台湾地区表演、交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据《山海经》记载,夏朝帝泄十二年,在华北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商族首领亥,赶着牛群去有易国(地当今河北易水流域),有淫秽不轨之事,被有易国王绵臣杀死。亥的儿子微,“假师千河伯,以伐有易”。最后消灭了有易国,杀了绵臣。微,又叫上甲微或上甲。也说微是名,上甲是字。他与夏帝泄是同一时代人,约在公元前19世纪初叶。从商族始祖契到汤建立商朝前共14代,微是第8代,处在当中。他是商族历史上一位重要的领袖,消灭了有易国,替父报了仇,为商争了光。为祭祀亡父又创建了“?五祀”之礼。(禓,shang ),一是鬼名,指非正常死亡之鬼,称为“强死鬼”;二是礼名,禓礼;三是行祭,动词。五祀,有五种祭祀对象:门、窗、井、灶、中霤(屋檐或堂屋)。禓五祀,《说文解字》示部说:“禓,道上祭”,要将亥的尸体从有易国运回,当然也有一个“道上祭”的过程。而微创建的是“禓五祀”,还不是一般的“道上祭”。在当时,禓五祀很可能是一个完整的仪典,因为?鬼死得冤,特别不安分,所以禓礼要将门、窗、井、灶、屋檐(堂屋)都搜索驱赶一遍,以免有强死鬼被遗漏。可见,禓礼比傩礼更细、更费力气。后代则把禓和五祀,分成两类仪典。创禓五祀本来祭祀亡父,但其深层意图或许是为增强国力,以征服邻国,并夺取夏王政权。这是商族历史上的一大转折,从此商族不断壮大。甲,是天干之始,殷人将天干应用于天文、历法、农业生产、宗族谱系和宗教信仰等多方面,使商族在科学、文化方面逐渐发达,乃至超过夏王朝的实力,这应当都是在上甲微手上加速发展起来的。商禓,就是商傩。饶宗颐说:“按?#91;即禓,与傩字同”。东汉学者郑玄注《礼记·郊特牲·乡人禓》说:“禓,或为献,或为傩。”这样说来,实际上它是一礼三用。你看:第一,傩,驱赶一般的鬼疫,是定期的。第二,禓,不定期。因系驱赶强死鬼——非正常死亡之鬼,所以要比傩礼更激烈,更复杂,需要将门、窗、井、灶和屋檐(或堂屋)等处都要搜索驱赶干净。第三,献,上甲微祭祀亡父亥,必有献。 中国古代的礼,是一种基本政治制度,关系到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礼从风俗中提炼而来。礼就是法,违礼就是违法。礼又是一种宗教,古代的礼也是由国家组织和管理的宗教活动。所以,中国宗教史常称其为“国家宗法制宗教”。中国古代的礼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类,称为五礼。两千多年的古代历史,也是五礼的历史。汉族统治者用这个系统,掌管中央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用这个系统。甚至民国时期也将当时的礼仪制度都纳入五礼分类中。古代的傩礼,有两大任务:一、定期驱傩;二、为死去的帝王将相送葬。它至少与军礼和凶礼有关。所以,要了解和研究傩文化,也需要多少知道一点五礼的常识。简单的说:一吉礼,是对天神地祗和宗庙(祖先)的祭祀之礼。封禅就是历代最大的吉礼。二凶礼,是指伤亡灾变之礼,包括水旱、饥馑、兵败、寇乱等礼,以丧礼最为重要。三军礼,主要是指军武之礼,有亲征、遣将、受降、凯旋、大射等礼。傩礼,多数朝代都归于军礼。四宾礼,是指君臣、父子等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中央与地方、中国与外国之间关系的仪典。五嘉礼,则是指登基、册封、婚冠、宴乐、颁诏等“喜庆”之礼。傩礼,在五礼中是军礼的一个项目,它本身就是一种带军事性质的行动,诚如唐代贾公颜疏所说,傩礼“亦是武事”。周代傩礼的主角方相氏,由掌管军政军赋的大臣夏官大司马领导。方相氏本人没有爵位,不在士大夫阶级之列,却是掌管驱鬼逐疫的下层专职军官。方相氏被称为“狂夫”,就是因为他们是个子高、力气大、本领强的军中能人。由此可见,周代傩礼的礼意是“军人战胜鬼疫”。 傩戏是一种从原始傩祭活动中蜕变脱胎出来的戏剧形式,是宗教文化与戏剧文化相结合的孪生子,积淀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宗教文化和民间艺术。这种戏曲艺术形式,曾经一度遍布三湘四水,省内的苗、侗、瑶、土家族村寨都有其活跃的身影,是我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湘西称之为傩堂戏、傩神戏、土地戏、师公子戏,湘南称为师道戏、狮子戏、脸子戏,湘北一带则称为傩愿戏、姜女儿戏,湘中称为还傩愿、老君戏等。傩是古代驱疫降福、祈福禳灾、消难纳吉的祭礼仪式。巫傩歌舞逐步溶入了杂技、巫术等内容,扮演因素、表演因素也增多了,并与其他地方戏剧种有所借鉴与交流,甚至出现了傩、戏杂陈的局面。随后,我省各地的巫傩活动出现了逐渐戏曲化的倾向,剧目日渐增多。到了清代的同治、光绪年间,傩戏已初步脱离了傩坛,登上了戏台,而且常年都可以演出。到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傩戏还进入到热闹的城镇演出。新中国成立之后,傩戏的封建迷信色彩受到抑制。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傩戏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消失,但在我省的一些地方还保存着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湘西、湘南、湘北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活动着一些业余的或半职业化的傩戏剧团。 宫廷特设的专职驱疫赶鬼的军官方相氏,是宫廷傩礼的主角。他头上顶着熊皮,再从肩部披下。熊皮的头部装着四只金黄的眼睛,穿着褐色的上衣和红色的裙子,左右手分别挥舞着盾和戈,率120名“罪隶”,狂呼狂叫地在宫中一个一个房间地搜索鬼疫,把它们驱赶出宫去。《周礼·夏官》是这样写的:“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百隶索室驱疫”。这就是西周宫廷傩礼的基本式样,就是那么简单,那么粗犷。“黄金四目”是什么意思,学界还有很多争论。清代孙诒让认为:方相氏的面具,不是装在熊皮的头部,而是将黄金铸成的四只眼睛用索串连起来,然后两端挂在耳朵上,四只金眼布置在鼻子的两边。这种说法有合理的成分,现今江西乐安的“鸡嘴”和“猪嘴”面具,就类似此法。西周有罪、蛮、闽、夷、貉五种奴隶,后四种都是外族俘虏。罪隶,则是周族内部因罪被贬为奴隶的人,其中挑选120 名,平时在百官官府做“家中小事”(轻微劳动),举行傩礼时,则由方相氏率领在宫中驱疫赶鬼。傩礼中的“百隶”是个概数,实际上是120名。周代的礼制相当繁复,大多追求庄严隆重,配有乐舞。却也保存着像傩礼这样粗糙的礼典。这种宫廷傩礼后世称为“周之旧制”,当做傩礼的样板。它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朝廷规定必须举行的礼典。宫廷每年定期在春、秋、冬各举行一次。冬季是在除夕进行,由于天气最为寒冷,要求全国上下全都要各自参加不同等级的傩礼,称为“大傩”,奴隶也得参加。第二,它是原始傩仪意念的遗存。主角方相氏还是半人半兽的打扮。长期继承着驱赶“无形之鬼”的格式(傩传到日本则很快改用有形之鬼。中国和韩国有些地方后来也用有形之鬼)。整个傩礼不信神,更不求神。傩礼驱疫总是驱之必胜,凭的是方相氏的凶丑和力量。第三,它保留了浓厚的原始群舞成分。整个仪式简单、粗犷,没有迎神送神等多余的程序。只是在傩礼前,有个“舍萌”仪式,是为天子求来年吉梦的,也是为傩礼开路。而傩礼本身宗教因素很淡。方相氏与百隶驱疫,也只表达一种疾恶如仇的情绪,没有其他情节。 上古的傩,简单而又粗犷,保持着浓厚的原始群舞特点。进入秦汉时期,由于信仰和艺术活动的新发展,要求傩礼也要有所提高。从秦和西汉的傩礼开始,逐渐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和程序。先是在方相氏和百隶的基础上加进了童男童女,东汉前期又将童男童女改成只有童男担任的“侲子”。到了汉末,更增添了“十二兽吃鬼歌”及其表演过程。晋代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记载的这种汉末傩制,其他所有后汉史书全都没有提及。其中,十二兽(又称“十二兽神”或“十二神”)的多数出典无从查考,被十二兽“吃”的十一疫大多也找不到来源。这很可能是这种傩制经历的时间极短,又逢兵荒马乱,使典故失传,终成千古之谜。“十二兽吃鬼歌”的内容是说:甲作、巯胃、雄伯、腾简、揽诸、伯奇、强梁、祖明、委随、错断、穷奇、腾根十二位神兽,分别要吃鬼虎、疫、魅、不祥、咎、梦、磔死、寄生、观、巨、蛊等十一种鬼疫;最后还要劝鬼疫赶快逃跑,不然就会被十二兽掏心、挖肺、抽筋、扒皮,以致被十二兽吃掉。十二兽中能找到明确出典的有四种:①雄伯,传说中能吃“魅”的神。②伯奇,即百劳鸟、鵙 。他本来是人,其父轻信后母谗言将他杀死,变成伯奇鸟,父亲发现错杀后,便射死了后母。伯奇变成了鸟,但心明如镜,故能知恶梦、吃恶梦;③强梁,又叫疆良,虎首人身,四蹄长肘,能衔蛇操蛇的神。强梁与祖明一起共同吃磔死、寄生两类鬼疫;④穷奇,像牛,一身长着坚硬的刺猬毛,其声如狗,吃人。又说像虎,长长的尾巴,爪如钩,手如锯。它专吃正直忠良的人,却细心侍候奸邪恶劣的人,是一个奇得不能再奇的“穷奇”。穷奇与腾根一起,能吃流传最广的鬼疫蛊。可见,十二兽出身都不好,连根基很正的伯奇,人们也嫌他的叫声会令人家死人。不过,司马彪记载的这种傩仪的整体结构是清楚的。它有一个“先倡→后儛→再驱疫”的简单情节,整个仪式就是一出雏形傩戏。即:开始,由太监中的艺人中黄门带领120 名侲子倡(似唱非唱,似说非说)“十二兽吃鬼歌”;接着是“方相与十二兽儛”(请注意:这是带单人旁的舞字,强调的是其表演成分)。中国戏剧史专家任半塘《唐戏弄》一书说:“汉制大傩,以方相斗十二兽,以斗始,而以舞终。”斗,是镇服十二兽的过程,令其改恶从善;舞,是方相率领十二兽和120名侲子,在宫中一间一间房子地赶鬼出宫。120名侲子们各自手摇拨浪鼓(鼗鼓),鼓声和人的呼号声,惊天动地,声势十分浩大,鬼疫还能不被吓跑吗! “傩起源于原始狩猎活动”的假说,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同。这种假说认为,它有一个从驱兽到驱傩的发展过程。狩猎,是人类延续了几百万年的生产项目,再驱赶中猎取动物是一种基本的技能。经历了旧石器时代长期的狩猎实践,人们不断观察和摹仿动物行为,在狩猎之余也会手舞足蹈,以表达狩猎成功的喜悦和对动物的喜爱,并力求摹仿得逼真。这便是原始驱赶式群舞,一种最接近自然状态的艺术。稍晚,发明了面具狩猎法,人们靠着面具伪装,接近和袭击野兽变得比较容易,狩猎成功率大为提高。人们便以为面具本身具有某种力量,因而产生了崇敬甚至敬畏面具的心理,早期的狩猎面具是假形和假头。在原始假面驱赶式群舞与原始巫术结合之后,逐渐演变成原始假面式巫舞;进入新石器时代,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驱赶巫舞逐渐转向以农耕为主题,成为农业社会的驱赶式巫舞。生活在不同地区的早期人类,本来就有相对不同的生活状况。私有财产的出现,促成了社会的大分化。在我国,就有定居的旱作农业、稻作农业、半定居农业、草原游牧业、高原农牧业等不同经济类型同时并存。最迟到青铜时代,便形成了中原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北方萨满文化等不同文化形态。至少在考古学上,它们之间有着质的区别。进而造就了许多不同形态的假面驱赶巫舞。在中原,则形成原始傩仪。这种原始傩仪应当有这样一些特点:最初是随意、杂乱无章的,没有整齐的步伐,摹仿的是追捕动物时的速度和效率。没有程式,无需继承,每次的舞姿可以不同。但是,少不了“驱逐状“这个基本形态语言;要披兽皮(准假形)或戴兽皮假形面具,跟真狩猎时一样做动物打扮,并且力求摹仿得逼真。 我国各地有数不清的傩神,也有数不清的戏神。稍稍辨认就可以发现,傩神和戏神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首先,民间普遍称唐明皇为戏神,但早在明代,湖北蕲州的傩队,就抬着唐明皇的神像四方游走,可见唐明皇也是傩神。同样,二郎神、老郎神、太子神,都兼有傩神和戏神的双重身份。其次,戏神的偶像,往往为童子相。旧时戏班中的婴孩道具就是戏神的偶像,演员上台前要对着木偶道具作揖,祈求上台演出平安顺利。这个婴孩道具被称为唐明皇或老郎神。内蒙古、河北、天津和东北三省普遍流行“供彩娃子”习俗,“彩娃子”为一男一女两个木雕的小童,身着彩色衣裤。演员上台前要对“彩娃子”燃香扣拜。陕西、河南的戏神“庄王爷”也是木刻的童子,清康熙时甘肃某戏班直称戏神为“童子爷”。傩神的偶像也往往是木雕的童子相。江西有不少傩班供奉傩神太子,把一个童子偶像摆在祭桌上,演出前后都要对着“太子”祭拜;傩班演员的衣服上,写着“傩神太子”几个字。南丰县石邮村的“傩神庙”中供奉的傩神就是少年童子相。安徽贵池傩戏的神像,是一个高二尺馀的农村小孩儿形象。福建邵武有“太子菩萨”信仰,其偶像为一木雕小孩。傩戏品种之一的福建龙岩师公戏,把一婴孩砌末称作“太子爹”,演出前后有迎送“太子爹”仪式。贵州傩仪也有“送太子”仪式,偶像是一个约一尺长的木雕男童偶像,其生殖器被刻意雕出。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傩神与戏神的相似,不仅反映出戏源于傩这一事实,而且反映出童婴崇拜、生殖崇拜在我国根深蒂固。傩的根本目的是驱逐疫鬼,因为疫鬼使人生病、致人死亡。在先民们看来,童婴是最容易生病、夭折的,因而为童婴驱逐疫鬼早在上古已成为傩的基本目的之一。同时,妇女不能生育或不生男婴,也被看成是疫鬼作祟,所以傩中包含着生殖崇拜的旨义是不奇怪的。早在汉代,宫中大傩便使用120个10岁到12岁的童子,而江苏南通一带流行的傩戏至今被称为“僮子戏”,反映出人们延续后代的强烈愿望。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文献的民族。有关巫风傩俗的记载泛见于经、史、子、集。经、史主要记载宫廷“大傩”的仪式程序;子、集大都记载民间“乡傩”的形态。记载固然丰富,却“述而不作”,缺乏条分缕析的研究。继王国维之后,20世纪30年代,留学日本的学者岑家梧著《图腾艺术史》一书。书中主要介绍西方学者有关原始图腾艺术的研究视角以及成果,同时附录《中国图腾跳舞之遗制》一文,对中国古代文献中与图腾相关的巫风傩俗进行了归纳。作者认为,中国远古传说中的“百兽率舞”,就是原始人类拟兽舞蹈的遗绪。文中还梳理了经、史、子、集中的典型事例,以及各地民间习俗中的牛舞、祈年舞、贵州苗族的“跳月”、海南黎族的“盘瓠舞”等等,文中写道:关于傩舞、傩的起源,传说皆运用模拟动物的跳舞以驱逐四方疫鬼。春秋前后,傩舞习俗的用意已转为驱邪逐疫。百戏、角抵也演变为民间节令的娱乐形式之一。然跳舞中的动作、仪仗、身体装饰仍然有模仿动物的用意,所表现的图腾跳舞的痕迹至易找寻。这一观点具有“发现”的价值,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不过,仅仅局限于“拟兽”的图腾因素,未及其它。戏剧史学者也很快注意到了这一点。周贻白在40年代完成、1953年出版的《中国戏剧史》第一章“中国戏剧的胚胎”中这样写道:最初祀神的乐舞本属巫觋。三代以下,乐舞虽渐用于娱乐,但……亦仅仪式的一部分。其歌者或舞者为优为巫,很难分别。汉代……承接了周秦之制,……祀祭所用依然崇尚旧有的仪式,不过规模已较不同。如“驱傩”一项,虽为仪典,实以舞蹈方式出之。……这形式虽或来自民间,但其形式仍很庄重,由此,反衬出乐曲的发展完全依仗着民间的来源。这里涉及了巫傩与戏剧的关系,强调了民间的创造。由于巫傩涉及封建迷信,50年代以后,渐渐被视为学术禁区。1956年春、1957年夏,文化部中国舞蹈研究会、中国舞蹈家协会曾两次组织调查小组,对江西、广西遗存的傩舞进行过调查、记录,此后便不再进行。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巫风傩俗自然属于被扫荡的“牛鬼蛇神”之列,研究无从谈起。无庸讳言,巫傩现象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然而它所负载的人文的、历史的、艺术的信息,却是难以取代的珍贵资料。80年代初,随着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相关的课题才被提到日程上来。随即,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当时的美术家协会主席华君武认为:巫傩面具是“民间艺术的宝库”;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禺惊叹:巫风傩俗所负载的文化现象是我们民族的又一道“文化艺术长城”,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戏剧史或许将因此而改写”。在各地一系列研讨活动的基础上,1988年11月,中国傩戏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标志着有关巫风傩俗的研究进入了集团性研究的层面。该学会成立至今12年,团结、联络来自戏剧界、民俗界、舞蹈界、美术界、音乐界等领域的300余名学者,成果颇丰。据统计,会员们撰写的专著有20余部,论文1000余篇。又与台湾学者合作,出版巫风傩俗的调查报告及民间傩戏、地戏、目连戏剧本集80余种。还与有关单位合作,自1990年至2002年,在全国各地区举办国际性学术研讨会近10次之多,为弘扬我国的传统傩文化作出了极大努力。此外,各地区举办的调查考察、学术研讨、展览、表演、中外互访等活动不计其数。毫无疑义,80年代以来,巫风傩俗以及傩戏的研究业已成为学术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贵州铜仁土家族地区,是我国保存傩戏最完整、演出傩戏最多的一个傩文化圈,国内外专家都十分关注。传统的摆手舞、八宝铜铃舞、跳丧舞古朴刚健,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浓厚的生活气息。

一、贵州民族大学教务处登录入口 贵州民族大学教务管理系统登录入口为 ,学生可以复制该网址到浏览器地址进入登录页面。 二、贵州民族大学简介 贵州民族大学创建于1951年5月17日,隶属贵州省人民政府,是新中国创建最早的民族院校之一,是贵州省重点建设高校、贵州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民委共建高校、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等次高校,也是接收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的高等院校。学校现有两个校区,花溪校区坐落于山清水秀、被誉为“高原明珠”的贵州风景名胜区贵阳市花溪区,大学城校区坐落在产城融合创新、生态文明示范的贵安新区,占地面积共2825亩、校舍面积共73万平方米。学校有纸质图书214万册、电子图书115万册、数字资源33TB、电子期刊万种。 学校拥有一支结构合理、发展趋势良好的师资队伍。现有教职工1571人,其中正高职称人员180人(其中二级教授13人),副高职称人员563人;具有博士学位人员302人,硕士学位人员809人,博士生、硕士生指导教师431人。其中,有国家“*”领军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科技人才、贵州省核心专家、贵州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黔灵学者”、贵州省省管专家、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贵州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贵州省高校教学名师等近百人。 学校面向全国招生,现有全日制在校生20722人,另有合作办学独立学院本科生11013人。自建校以来,为社会输送10万余各级各类人才,成为贵州乃至西南地区各行业和学科领域的骨干力量。 经过67年的建设发展,学校已经发展成为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工学为主要学科,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9个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形成了以本科教育为主体,研究生教育、预科教育、继续教育协调发展的办学格局。学校设有商学院、法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文学院、外国语学院、传媒学院、数据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机械电子工程学院、化学工程学院(民族医药学院)、生态环境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旅游与航空服务学院、音乐舞蹈学院、美术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等19个学院;设有预科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教育学院等管理与教学机构;设有合作办学独立学院人文科技学院;建有信息与数据中心、工程技术人才实践训练中心、图书馆、学报等教学辅助单位。 学校目前设有74个普通本科专业,10个一级学科硕士点,52个二级学科学术型硕士点,9个专业学位硕士点, 1个一级学科博士点,5个研究生工作站。国家级建设平台有4个国家级特色专业,3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1门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有2个国家民委重点学科,3个国家民委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有3个区域一流学科,12个省级重点学科(其中5个省级特色重点学科),3个区域一流专业,8个省级特色专业,7个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3个区域一流课程群;有2个省级重点实验室,4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个2011省级“协同创新中心”,3个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4个省级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2个省级人才培养基地;有2个区域一流师资团队,5个省级教学创新团队,1个省级科技创新人才团队。 学校十分重视科研工作。设有社会建设与反贫困研究院、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研究院、贵州民族艺术研究院、贵州山地旅游与民族经济研究院、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西南傩文化研究院、水书文化研究院、法学研究院、贵州民族科学研究院、贵州世居民族文化研究院、民族建筑设计研究院、贵州茅台镇酒文化研究院和“多彩贵州”文化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民族文化大数据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喀斯特湿地生态研究中心。另外,贵州省民族文化学会、贵州省苗学会、贵州省布依学会、贵州省侗学会、贵州省彝学会、贵州省土家学会、贵州省仡佬学会、贵州省水家学会、贵州回族学会等9个省级民族学会及其研究机构均挂靠我校,形成了较强的民族民间文化与民族问题的研究矩阵。 近五年来,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819项,其中国家级科研课题86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招标项目2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1项;获省部级以上各类科研奖78项。教师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120余篇,其中SCI、EI、ISTP检索及核心期刊论文1288篇,出版专著206部。 目前,学校已建设成为贵州少数民族干部培训基地、贵州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基地、贵州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基地、贵州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基地、贵州民族体育教学基地、贵州世居民族文化研究基地、法制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基地、贵州民族文化生态研究基地,成为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智库。我校积极开展并探索校校、校企、校地、校所以及国际合作的协同育人机制和开放式办学的途径,有力地推动了我校的建设发展,为更好地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学校重视对外交流与合作,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新加坡、荷兰、马来西亚等国家的高校和港、台地区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互派留学生、学术交流、合作办学、教师培训和科研合作。现有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老挝、越南、柬埔寨、哈萨克斯坦、蒙古、泰国、马里、尼日利亚、加纳、卢旺达、孟加拉国、尼泊尔、塔吉克斯坦、乌克兰、赞比亚等23个国家留学生257人。 学校先后5次被国务院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2次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16次被中宣部、团中央和国家教育部评为全国大学生优秀志愿者服务队和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先进单位,先后获全国‘三五’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全国‘四五’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教育部依法治校示范学校。校党委先后3次被评为全省先进党委,学校先后被评为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贵州省文明单位、贵州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贵州省‘五五’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贵州省优美校园、贵州省绿色大学。 学校历来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中央有关部委、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与亲切关怀,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李瑞环等同志先后到我校视察。江泽民同志来我校视察时,作了“发展民族教育、加强民族团结”的题词,并为我校题写校名;我校50华诞,江泽民同志又为我校在内的全国几所民族院校共同题写了“努力发展民族教育,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题词;胡锦涛同志任贵州省委书记时亲自与我校师生在学校花溪校区共同植下“共青林”。

1傩是一种面具.2一般用来祭祀。3、汉代就有傩的雏形

贵州傩面具研究论文

文化再生产就是以文化为生产资料来生产文化,这已成为当今民间文化发展的常见方式。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旅游语境中乾州古城文化的再生产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旅游语境中乾州古城文化的再生产研究全文如下:

摘 要 :文章将乾州古城置于旅游发展语境中,把握古城文化景观的空间布局特征,理解古城文化景观的内在历史底蕴及当代价值,并分析制约乾州古城文化景观再生产的多种力量因素,把握古城文化景观再生产的内在本质及其文化表征意义。

关键词 :乾州古城;再生产;文化旅游

一、文化资源的存在

乾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距今约有1752年历史。从古时的军事重地到商业发展的交通要塞,乾州古城的历史文化十分丰富。它曾是南长城军事防御线上重要的指挥中心,清朝中衰之战――乾嘉苗民起义的主战场,流传着1925年川军熊克武部队炸不开乾州石城的传奇故事;它曾开通司马、镇溪(峒河)、武溪(??溪或万溶江)三大水系,商旅直底洞庭与汉口,条条官道分别通往泸、凤、永馁、思南、印江、茶桐、秀山等地;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战略的转移,修筑了湘川公路及乾州至所里(吉首)的公路支线,水陆并进,创造了乾州古城的辉煌。

乾州古城文化景观资源亦是丰富。从军事防御性建筑到祠堂会馆、楼阁古塔、古城巷道、河道码头及明清时期的特色建筑群随处可见。古城内北城门、胡家塘古民居群、罗荣光故居、文庙、抗日文化纪念馆、杨岳斌故居、观音阁、节孝牌楼、万溶江画舫观光、三王阁风雨桥等,都极具民族特色。从建筑景观价值看,古城的选址、城防的设置、街道的规划布局,除了具有鲜明的军事特征外,更具有层次丰富的民间特色,同时也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①。世代居住此地的土家族、苗族、汉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古城光辉灿烂的文明史。阳戏、辰河高腔、傩戏、汉戏、苗剧是古城里的主要戏种。四月八、赛龙舟、六月六、玩龙灯、耍武术、赶秋对歌、游“春”会、赶庙会、跳鬼、巫术绝技、赶场等民俗节庆活动,充分体现了古城人民的古朴民风。

乾州古城自身的丰富文化资源,契合了湘西州对旅游资源的发掘和开发。2009年2月,州委书记何泽中在州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建设一个龙头、一个集散中心、两条风景线、三个核心景点圈、实现六个增值”的“11236”旅游发展思路,为湘西旅游产业格局画好了蓝图②。其中“三大景点圈”之一就是乾州古城景点圈。因此,乾州古城的打造是必然的结果,开发乾州古城,成为实现湘西旅游战略格局中重要的一环。

二、文化景观的再现

古城镇的旅游发展是以文化资源为主导的,构成古镇旅游文化资源的要素,既有有形的实物,如:古街区、古民居、寺庙宗祠等能明确的被感知的东西;也有无形态的意境,如:古城镇的民风民情、古韵氛围等,可通过人们的体验所感知的东西。可以说,古城镇的打造即是对古城镇文化空间的一种再造。因此,不仅要在硬件即能明显感知的物质形态上下功夫,保持其全面而真实的风貌,更要在软件即通过体验才能感知的非物化形态上下功夫,注重文化氛围、场景的营造,让有形的和无形的要素都能很好的展现出来,体现古城镇旅游的特色。

(一)物质空间的再造――古镇古街重塑建

2005年,乾州古城被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这为乾州古城的保护和重建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当时乾州古城破坏严重,核心景区面目全非。吉首市政府引进了大汉集团对古城主街区进行了恢复式开发建设。对古城北城门、文庙、胡家塘、三门开城楼、风雨桥、观音阁、贞节牌楼、田碑林坝和田碑林茶馆等标志性景点进行了修复,修整了杨岳斌、罗荣光、张一尊、翦伯赞等名人故居,清理了万溶江河道并建设了沿河游道。其建设工作主要围绕古城核心保护区域内的人民南路、迎宾路、建新路、乾正街、东门巷、观音阁街、万溶江等旅游主线展开。

从2005年至今,乾州古城内景点的修复已基本完成。对76栋有保护价值的典型古民居实施挂牌保护,完成了6个文保单位和22栋重点居民的修缮,完成21处单位房屋和420 栋民居的仿古改造,涉及建筑面积万平方米,拆除临时建筑、违章建筑和不协调建筑四层以上部分5000平方米。景点重点项目建设停车场及游客服务中心已投入使用。在此基础上,乾州古城还规划了六大旅游主题浏览区:文庙文化展示区、胡家塘传统民居群、城隍庙民俗风情观光区、万溶江观光休闲区、解放路传统商业街、抗战标语展示区。这些“历史遗迹”是地方文化的代表,都借助于现代方法得以“复原”,并在复原的基础上针对旅游市场的需要进行了相应的建设和改造。

(二)心理空间的再造――“湘西坊”创业园的创办

作为旅游景区外在形象、内在文化的综合反映,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成功与否直接影响旅游经济效益的好坏。旅游纪念品的生产应立足当地,无论是工艺品还是土特产都应有明显的地方标志性,这样不仅能提高游客的购买兴致,还能起到宣传作用。

为做好地方特色旅游纪念品的开发项目,以加快旅游产品集散中心建设为目标,湘西自治州、吉首市劳动保障部门以湘西文化为主线和纽带,乾州古城为依托,大力建设集创业孵化、创业培训、项目交流、产品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创业基地――“湘西坊”创业园,大力发展特色商品产业、民族经典文化产业、地方饮食产业和旅游休闲娱乐产业。2010年,湘西州政府在国家工商局注册了“湘西坊”商标。同年2月5日,湘西坊名优特旅游商品一条街在乾州古城内正式开街,湘西坊淘宝旗舰店、百工坊、百味街、能工巧匠创业园等项目亦相继启动,“湘西坊”旅游商品品牌正式确立。

(三)意识空间的再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的进驻

从传统到现代,在整个中国社会转型和变迁的大环境下,乾州古城,这一有着四千多年历史的古镇,发生着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冲击――意识空间快速被现代生活方式肢解为碎片,但同时这些碎片又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地被再造。旅游开发让乾州古城整体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再具有鲜明的村落建制。意识空间的再造主要是通过“旅游化生存③”实践而实现的。“旅游化生存”又可分为两种具体形态:生活化生存、舞台化生存。 生活化生存是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的特点,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现、使用、保护和传承融入到古城的日常生活中。2011年5月10日,湖南省湘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园在吉首市乾州古城揭牌开园。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由非遗展示馆、百工坊、百味坊、百戏坊等组团构成,集研发、展演、销售、休闲为一体。再造的文化空间里,游客可以看到工艺大师现场织锦,绘制苗画,雕刻傩面具、砚台、菊花石、手工制作粘贴画等,可以亲身感受湘西民族民间文化的博大精深,亦使古老的民间手工重获新生。

舞台化生存指经过艺术加工和提炼,将传统文化搬上“舞台”,使其转化为舞台表演艺术向游客展示,且随着规模的扩大,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旅游表演业。2011年5月,以“格朗渡”为名,在湘西吉首市乾城巫傩堂内,由湘西州格朗渡艺术团表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景演出正式开演,演出通过湘西1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现场演示,把湘西的风土人情、文化、历史渊源集中呈现在舞台上。目前该节目已经成为让游人了解湘西的一个主打节目。

三、多方力量的共同发声

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文中表示,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它的形成不是一种力量的塑造,而是各种不同力量最终“妥协、交易而形成的”。乾州古城一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正是不同力量作用的结果。

(一)政府主导

文化资本的不断再生产过程,政府的力量不可忽视。旅游开发模式主要为三种:政府主导模式:政府运用掌握的城市规划审批权力对文化旅游开发进行宏观的管理;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模式:政府成立相应的旅游开发项目公司,相关资产以政府财政划拨的形式注入项目公司;经营权出让模式:地方政府将管辖范围内的旅游景点开发出来后,通过出让旅游开发经营权的方式,吸引投资商介入古镇旅游开发。从旅游开发模式中可以看出,政府是公共旅游资源的最大整合和调配者,是行业运行和发展的“游戏规则制定者”。一方面,政府为了使民族文化旅游更好的发展,必须使民族文化不断传承;另一方面,为了打造民族地区旅游文化品牌,增强旅游文化的可视性,就必须在民族地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来吸引注意力。从乾州古城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看,政府在其中起着主导地位,其主要活动是由政府牵头投入巨额资金开发修复,同时制定一系列的管理政策和规定来规范乾州古城以及乾州旅游方面的管理。

(二)市场推动

旅游业的发展方向是引起文化资源重构与民间文化重组的重要因素。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很多文化被重构,很多如民族风情园等充满民族特色的景区都是为了旅游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而在以文化为主题的景区中,基本都有民族歌舞表演,这些表演者大都是旅游公司聘请的,他们对原有文化进行了选择性的传承。乾州古城的被挖掘开发过程亦是迎合了市场经济的需求。2004年,作为吉首市人民政府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湘西州五十年州庆重点工程“锦绣乾城”项目正式进入规划阶段。由政府牵头引进的大汉集团在此项目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看好的亦是在文化遗产旅游新兴下,乾州古城的潜力。旅游公司的招商为古城旅游发展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锦绣乾成的打造,一方面对原有的乾州古城进行了多方位的复原,另一方面又使得乾州古城的发展区别于历史的轨迹,成为了一个集特色土产购物、民俗表演、品牌餐饮、旅游休闲、商务会所、宾馆住宿为一体的4A级仿古旅游商业风情小镇。市场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撑,文化的再生产使得传统民族文化被重新挖掘开发出来,显示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专家学者发掘

文化学者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脑④。民族地区的人民在学者们的帮助下,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的民族民间传说,通过文物和历史遗址来确定当地的民族历史文化,并由此重新构建新的民族文化资源,为旅游者描绘或是说虚拟了一个新的有着深厚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⑤。湘西州文化学者为乾州古城开发做了大量的考证,从其历史人物、文化民俗、建筑风格等等各方面进行了资料的整理,对乾州古城的开发方向做了一个历史文化的再构建。杨良华《乾州风韵》、盛天宁《清代中衰之战――乾嘉苗民起义研究》等著作,便是以乾州为蓝本而著。

另外,在专家学者的发掘和旅游开发中,许多民族传统节庆里的禁忌与章法逐渐淡化消失,民族礼仪不再具有传统的祭祀性,取而代之的是娱乐性,节庆不再是本民族的节日,而变成了游客与当地人的共庆。如乾州古城正月十五火烧龙仪式,本是靠天吃饭的土家族先民,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一种意识,带有浓厚的稻作文化及神灵崇拜的烙印。由于专家学者的发掘和旅游开发的需要,它成了一种带有娱乐性、观赏性的节目,烧龙的形式也在变迁的过程中更具戏剧化。

综上所述,乾州古城的打造,向我们展现了文化景观在旅游语境下的当代变迁过程。它并非是单纯的对历史景观的修复,而是各种力量因不同的利益需要,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的变迁具有再生产性。通过对古城再造模式的研究及动力机制的分析,对其他地区的古城镇旅游化打造具有指导意义。

★基金项目:吉首大学校级科研项目资助(编号:13JDY024)。

注释:

①张群.“凤凰古城的保护开发思路”[J].安徽农业科学,2008(12).

②吴刚.乾州古城:吹响湘西旅游第三次创业的号角[EB/OL]. ,2011-12-29.

③旅游化生存:是指借助旅游之力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有效利用、开发成可供游客游览、体验、学习、购买的旅游产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生存、发展的模式.

④赵德利.主导?主脑?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角色定位[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6(01).

傩戏面具在傩戏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傩戏的不可分割的一大部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傩戏面具对于傩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到傩戏文化中具体去看看它都有什么意义和作用吧。 傩戏面具的作用和意义: 古代,傩祭、傩戏的流行面很广,西南地带、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嫩江流域都有流行。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演进,傩祭、傩戏在嫩江流域、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一带则日趋衰亡。 然而偏僻的西南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带,长期以来交通闭塞、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形成的封闭性社会环境和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个性,以及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的惨透,为傩祭和傩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以贵州为中心的广阔地带,包括贵州全省、云南东都、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和西南部、广西北部,时至今日仍为摊祭和傩戏流行的地区,而且保存的傩戏最多、品种最全、特色最为显著。这一地区丰富多彩的傩戏群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即地戏、傩堂戏、变人戏。 在傩祭中,傩戏面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傩祭之风盛行的商周时期,为了在摊祭中获得强烈的祭祖效果,主持傩祭的方相氏佩戴着"黄金四目"面具。 >说:“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末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摊,以索室驱疫。”方相氏成了驱鬼逐疫、消灾纳吉的神化形象,那模样神秘可畏。在摊戏表演中,傩戏面具则成了傩戏造型艺术的重要手段,也是傩戏最为重要、最为典型的道具。演员佩戴傩戏面具是傩戏区别于其他戏剧的重要特征。 伴随傩祭而产生和发展的傩戏面具,源远流长,丰富多彩。除了>等等诸多历代文献对傩戏面具作了较为生动和形象的描述外,多年来一些地方已出土和发现了不少属于远古、上古、中古、近古的傩戏面具实物和面具图像,发现近代以来的傩戏面具的实物则更为丰富。 例如四川巫山大溪出土的双面石雕人面、山东腃县岗上村出土的玉雕人面、甘肃永昌鸳鸯池出土的石雕人面、辽宁牛梁河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泥塑女神头像等等就是远古时期很有代表性的傩戏面具。河南安阳和浚县、北京房山和平谷、陕西西安和城固等地出土的青铜面具则是商周时期(上古)傩戏面具的典型代表。 广西西林出土的西汉青铜面具、江苏徐州出土的西汉玉质面具、湖南溆浦出土的汉代滑石吞口等等正是中古时期的典型傩戏面具。近古和近代以来遗存的傩戏面具,全国算起来,可谓成千上万,其中一部分是通过考古发掘得到的,更大一部分直至现在仍在民间流传或为傩戏艺人收藏。 傩戏面具的文化意义: 尽管傩戏面具被赋予了复杂而神秘的种种宗教和民俗的含义,但它本身却不失为艺术百花园的珍品。它本身就是一种造型艺术,遵循着它自身的艺术规律与原则。其造型,往往因角色的不同而有差异。 其表现手法主要以五官的变化和装饰来完成人物的剽悍、凶猛、狰狞、威武、严厉、稳重、深沉、冷静、英气、狂傲、奸诈、滑稽、忠诚、正直、刚烈、反常、和蔼、温柔、妍丽、慈祥等等性格的形象塑造。 从戏剧角度讲,面具具有艺术代言体的功能,什么角色一般佩戴什么面具都有讲究。同时,各种千姿百态的面具造型一经展示,便让人获得无穷的艺术美感。剽悍之美、凶猛之美、狰狞之美、刚烈之美、英气之美……无不显示其中。 傩戏面具的各种艺术造型、质料选择、色彩运用、功利目的、民俗意象等等,都因地域、民族、文化、审美等方面的不同而有差异。也正因为如此,傩戏面具于是更加表现得千变万化、多姿多彩。下面对地戏、傩堂戏、变人戏这么三种典型傩戏及其面具分别作一概略介绍并略加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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