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金庸英雄崇拜分析
刚好前两天我也写了一篇 笑傲江湖之江湖 当然 不是区区三千字能概括的 我这里也暂时先分析了笑傲江湖中的五岳剑派 希望对你有帮助 闲来无事又把笑傲江湖原著以及吕颂贤版得笑傲江湖重新翻看了一遍，不由相较多年之前又多了一分理解，多了一分感受。 《笑傲江湖》为金庸后期的作品，其中少了射雕的憨厚，神雕的迷茫，而多了一分人情世故。自古有言：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而笑傲中的种种勾心斗角，人情世故何尝又不是金大侠纵横多年的一份感受？ 江湖自古分为正邪两派，其中正派之中又分少林，武当，丐帮其次为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东岳泰山又为五岳剑派，再其次为峨眉，崆峒，青城大小诸派。 书中对于峨眉，崆峒，丐帮诸派泼墨并不多，峨眉，崆峒等小派暂且不说，为何独独对丐帮这江湖第一大帮却也言之甚少呢？我想其中是有原因的，从射雕到天龙八部几乎每一部小说里都会有丐帮的踪迹，丐帮帮众遍布天下高手如云，人数更是比所有门派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由此可见在金大侠眼中，丐帮是人民的帮会，而笑傲江湖所讲的 正是五岳剑派乃至少林武当之间的勾心斗角多少于丐帮的声誉有损，故才着墨甚少。丐帮全书中也有出场过，那就是令狐冲被围困少林侥幸密道脱险后躲于屋梁之上，而最先发现的人其实是丐帮帮主，但是并未点破可见在金大侠眼中丐帮帮主的见识绝不次于少林掌门。 事件一切之初源于林家福威镖局的灭门惨案，众所周知为辟邪剑谱所致，而主谋正是青城派掌门余沧海，过去常常会唾弃青城派卑鄙无耻，现如今看来却是不难理解的，福威镖局林总镖头有名无实，武功平平却独占着辟邪剑谱，犹如三岁小孩手持黄金而不知用，外人难免垂涎三尺，只不过各大门派碍于面子谁也不愿撕破脸去受其他门派的耻笑，于是余沧海和塞北名驼木高峰诞生了，他们海其实只是各大门派的出头鸟，也是最无辜的替罪羊，即使最终死到临头也未曾掩饰过自己的罪行，他们是小人，名副其实的小人，真小人！即使他们不出手，也自会有旁人出手，只不过因为他们这样的小人物出了头，才遭致身败名裂背负万古骂名。 再谈谈五岳剑派，五岳剑派中以嵩山为首，其他四派次之，而实力最弱的为南岳衡山，南岳衡山向来随大流，不问世事，门派武功更是起源于杂耍，剑法以怪著称，突施奇袭有余高手对决却是五派之中最弱的，一曲潇湘夜雨莫大先生虽然形迹诡异，为人神秘，个人觉得确实五派之中最具自我保护意识的，他既无野心，也不好勇斗狠更不会去行侠仗义，在他眼中，一切江湖恩怨与己无关，高高挂起。而正是他这样的原则才使他成为五岳剑派中唯一幸存的掌门，这才是大智慧！相比较而言他的师弟刘正风，生性痴迷音乐，也才由此招致灭门之祸，可见当初他们师傅传位于莫大先生着实眼光深远，说道刘正风，这里我不得不多说两句，刘正风杀身之祸源于与魔教长老曲阳的结识，从而又上演了一幕乔峰的聚贤庄一战，只不过乔峰为情，他却为义，乔峰自有盖世气概源于自身无牵无挂即使自己身死也无遗憾，可刘正风不同上有父母，下有妻小，但是在武林同道要求他去杀害曲洋时却不曾犹豫，即使全家被杀也不曾皱一下眉头，有此为大义，谁人能及？他也正是我在金庸小说中最钦佩的人之一。 东岳泰山，武功以刚猛著称，其掌门天门道人更是有勇无谋，凡事只知义气用事，虽为人侠义，却也最终败于阴谋诡计之手，可叹却是注定的。 北岳恒山，向来与世无争钻研佛法 普度众生，也因此它成为五派之中唯一行侠仗义的正义之师，恒山三定，更是目光卓越，虽为法门中人却不拘小节，为事张弛有度，明辨是非，他们的死在我看来是最可惜的，很多人问为什么定逸师太临死之时不将凶手就是岳不群告诉令狐冲而将恒山派委托给他，起初我也很不解，如今看来其实不尽如是，定逸师太明知令狐冲虽行为不羁，为人放荡，但是对自己的师门却从不敢忤逆， 她没有告诉他一来知道令狐冲即使知道是谁杀的也无法给她报仇，二来更会让令狐冲心目中慈父形象的岳不群毁于一旦，这对令狐冲来说无疑是绝大的打击，在群侠围攻少林的节骨眼上，如果让他知道此事，他必定分心，甚至可能因此导致群侠的全军覆没，宁可自己死了也不忍见苍生涂炭，可见其慈悲心肠实为女中当之无愧的豪杰！转而将恒山派托付于令狐冲，外人看来不过是不拘小节，如今看来我却觉得她用心良苦，一来：令狐冲实为正人君子，绝不会对自己的弟子有所图谋，再者武功甚高，也唯有他能保护恒山派一众弱小，二来：令狐冲行为不羁，为人放荡，但是对于礼教规矩却从不敢触犯，自己将掌门之位托付于他，他也多少会有收敛，第三：江湖众所周知令狐冲与魔教勾结，正派中人个个欲除之而后快，如果他当上掌门责可免去杀身之祸，第四：令狐冲与魔教圣女情深意重，如无门派收留极有可能会加入魔教，而江湖正派从此又要多上一个如此大敌。由此可见定逸师太虽为女辈，其武功虽远不如少林主持，但其见识，对于佛法的参透却决不输于少林主持。让人不能不钦佩！ 西岳华山，中岳嵩山两派实力较之其余两派都要强些，华山派掌门岳不群雅号君子剑，在江湖上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这才是岳不群最终走向不归路的根源，相比较而言虽然他也极攻于心计，但是却没有嵩山掌门左冷禅那一份野心，之所以驱走令狐冲实为令狐冲不但青出于蓝，而且江湖各门各派都对令狐冲礼敬有佳，对自己却视若不见，实为平生第一大奇辱，自己号称君子剑名声在正派之中更是人人闻而敬之，受此大挫对于令狐冲多加排斥也是人之常情，而他处心积虑谋得辟邪剑谱也并非为了一己私欲，而是为了能够光大华山派，自己也才更有面子，总而言之不是江湖造就了岳不群，而是虚荣造就了他，最终也是虚荣毁了他。 左冷禅责不同，为了五岳剑派合并，费尽周折，处心积虑吞并武林。在争夺辟邪剑谱的人中他应该算是最不把其放在心上的，他想得到辟邪剑谱也不过是为了能让自己的盟主位置能够坐的更稳些，如果不是机关算尽却被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知道欲练此功必先自宫的话，我想他八成不会去练那辟邪剑谱，他一生为了权力而活，却最终败在权力脚下。 不觉都半夜了还好多想写，无奈夜深，暂且搁置，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建议你去看看七侠五义
侠义精神给风起云涌，快意恩仇的金庸小说写学理性的文字解述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好在金庸的小说并不如同旧文学时期的武侠小说，而有了它独特的文风和思想蕴含。使得今天我要谈得这一范畴能轻易找到一种以文化为中心的角度去阐述。金庸的小说侧重于一个“侠”字，所以就不得不先提及金庸笔下几个脍炙人口的主角，他们往往都是从乱世之中成就侠名的英雄，或是在列强蜂起，武林大乱，民不聊生，外患内忧不断的两宋，或是在时局跌宕，各地为王的明清之交，因而诞生了萧峰、郭靖、杨过、张无忌、袁承志等等历经风雨后终成伟名的侠士，所以把《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等列为金庸最具盛名的代表作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几部小说中的主角已经突破了旧武侠小说中传统侠客的作用不仅限于行侠仗义，更是要进一步为国家与民族而出生入死，退一步为了天下苍生而奋不顾身，这也是儒教伦理所规定的侠之大着素有的风范，不知不觉中，这样具有一定限制的儒教伦理已经成为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精神龙骨，撑起了金庸笔下庞大的武林社会和政治王朝。《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是一位典型的儒家大侠，他是一个有道德标准的人，所以从一开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已经有了最原始的标准。这样的一个侠客是值得尊敬的，但是这个人物缺乏他的个性，这就是儒教的限制所在之一，所以在“射雕三部曲”的第二部《神雕侠侣》中，金庸塑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一个偏激、反叛的性情中人——杨过。与传统的郭靖不同，杨过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从儒教的观念来看，杨过或许没有郭靖那么值得人们尊敬，但他也有过为了守住襄阳城而奋勇杀敌，为了不违背良心而放下血海深恨于千军万马中救出郭靖，虽然易地而处郭靖也会这样做，但郭靖这样做是因为儒教伦理的影响，是最初它的六位师父和丘处机等人帮他建立的一个世界观，而杨过却是情之所至的流露，所以最后他不是像郭靖那样一辈子守在襄阳城，而是与小龙女幽居古墓，不闻人间之事。杨过是一个典型的道家之侠，这样的侠义明显要比郭靖来得更潇洒豪放，不愧称之为“西狂”。从《神雕侠侣》中就已经看到金庸对这种儒教伦理是拒绝的，嘲讽的，所以他的后期小说的思想已渐渐倾向于佛教，这时期中他最杰出的作品《天龙八部》于此诞生了，这是一部“以佛教的透彻智慧正面观照大千世界，以大慈悲，大法力来化解人世无穷冤孽的真正杰作”。（何平语）八部天龙，各属欲界，尽管业报不一，但终入轮回，渐然俱尽。小说中为恶之人必有为恶之因，为善之人必有为善之果，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苦恼和孽缘，然而业报不一，冤冤相报，最后在佛学的智慧海中落叶归根。小说中的主角萧峰最后却仍然没有从儒教伦理中解脱出来，然而小说结尾处他出于对汉人契丹“杀来杀去，不知何日方了”的恐惧，终于从儒教伦理中跨出一步为天下百姓的生命而不得已以下犯上劫持了耶律洪基，但最后他却仍退一步回到了儒教伦理并只能引箭自裁，被扼杀在儒教强烈的汉人中心主义和汉人正统论之下。萧峰之死，为金庸所有的侠者故事打上了句点。“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杨过小时候住在桃花岛的时候，黄蓉就教了他这样一句话，结果这句话最后改变了杨过生命中很多瞬间。然而金庸封笔退隐江湖之后，武林中却很少再出现真正的侠之大者，那些生生死死的悲壮也再未出现过。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对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可以写这些议论文：1 笨鸟先飞，从郭靖成为一代大侠，论低智商人士的成才之路；2 从黄蓉武功进步缓慢，论东方女性事业心的缺失；3 从郭靖和黄蓉多桀的爱情，看金庸浪漫的爱情观；4 从降龙十八掌沦为二流武功，论洪七公和郭靖要付的主要责任；5 丐帮堕落，论洪七公和黄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6 为什么说欧阳锋是一位医药天才和一位优秀的化学家？7 论黄药师和缥缈峰的关系；8 为什么说杨康是被丘处机毁掉的；……
有关英雄崇拜的论文题目
当这个人一旦被树立成先进，作为典型的话，他会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变成为不是人，如果这个人是个坏人，他可以在更短的时间里面变成不是人。当时不管你是好人、坏人，只要你出名了，你就不是人。现在大家看看雷锋，也许在质疑下面的雷锋，他更加的有血有肉 ，更加的亲切。他不仅是人，而且是一个很有意思，很可爱的年轻人。更是一个优秀的战士，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雷锋叔叔是神我表示敬畏。我说的是神，是雷锋精神。整个中国，整个民族，如果你去质疑雷锋精神的必要和不必要，这将会是一个民族的悲剧。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英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历史阶段，是不可能没有英雄的。因为人类对英雄有着本质上的，基因里的一种英雄崇拜情结。所以，我们可以没有钱，我们可以穷，但是我们真的不能没有英雄。我们要保卫雷锋精神。一个没有偶像的时代还是时代吗？一个没有偶像的青春还是青春吗？正确地选择你的偶像，就是正确的选择你的人生。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英雄者，有凌云之壮志，气吞山河之势，腹纳九州之量，包藏四海之胸襟！肩扛正义，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的辩证道理，其本旨离不开“国”“民”两字。《载敬堂集·民说》：“国之兴，盗贼随英雄立功；国之败，官吏同无赖轻法。”文旨关涉着这种精神。英雄者，拥有藐视一切之能力，傲视群雄之气势，世人对其不但敬畏，而且难以捉摸。古今中外，英雄如天上星群，多不胜数。然最为特别者，皆寥寥可数，而终极完美者则放眼望去皆无，皆因没人达到上述之要求，即使宇宙再大，皆无长生不灭者。然若果有此人，皆生命之总和，方能达到长盛不衰。在国家出现危难之时，总有一些人挺身而出，为国效力，这样的人，称为英雄。在每个人的心底，都有着当英雄的渴望，就连王振也不例外，他出征也是希望得到这个称号。
掌握好题目 围绕题目 做议论 也可以参考上面的 不要抄袭 因为太长
拜伦式英雄论文参考文献
拜伦式英雄:在拜伦的《东方叙事诗》中，出现了一批侠骨柔肠的硬汉，他们有海盗、异教徒、被放逐者，这些大都是高傲、孤独、倔强的叛逆者，他们与罪恶社会势不两立，孤军奋战与命运抗争，追求自由，最后总是以失败告终。拜伦通过他们的斗争表现出对社会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同时反映出自己的忧郁、孤独和彷徨的苦闷。由于这些形象具有作者本人的思想性格特征，因此被称作“拜伦式英雄”。"拜伦式英雄"是指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作品中的一类人物形象。他们高傲倔强，既不满现实，要求奋起反抗，具有叛逆的性格；但同时又显得忧郁、孤独、悲观，脱离群众，我行我素，始终找不到正确的出路。例如，抒情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贵公子哈洛尔德，《东方叙事诗》之一《海盗》中的主人公康拉德，哲理剧《曼弗雷德》中的主人公曼弗雷德，等等。这类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具有矛盾性：一方面，他们热爱生活，追求幸福，有火热的激情，强烈的爱情，非凡的性格；敢于蔑视现在制度，与社会恶势力誓不两立，立志复仇，因此，他们是罪恶社会的反抗者和复仇者。另一方面，他们又傲世独立，行踪诡秘，好走极端，他们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斗争中单枪匹马，远离群众，而且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因而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拜伦式英雄"是个人与社会对立的产物，也是作者思想的特点和弱点的艺术反映。这类人物形象相继出现于拜伦笔下，这对于当时英国的封建秩序和资产阶级市侩社会进行的猛烈冲击，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们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悲观厌世情绪，又往往会给读者带来消极的作用。俄国的文艺批评家另林斯基和诗人普希金都曾指出"拜伦式英雄"的思想弱点及其危害性。
中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理想问题的论文
［论文摘 要］ 浪漫主义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一直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各国人们在表达心中对于未来美好理想的作品中都充满了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在大方面相似的同时，他们又各具时代特色和国域特色。本文试从比较中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理想问题入手，分别从社会理想，生活理想，人物理想三个方面阐述了中西方浪漫主义的不同以及其原因。
［论文关键词］ 浪漫主义 社会理想 生活理想 人物理想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浪潮主要是产生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十九世纪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其源头可以追述到古希腊时期。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要比西方早几百年，有很多理论体系并不完善，但其对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浪漫主义文学最主要的特征是抒发个人主观情感、展望未来美好理想。中西方浪漫主义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现了他们心中对于未来的美好理想，但在大方面相似的同时，他们又各具时代特色和国域特色。
一、社会理想——脱离人间的桃花源与现实世界的乌托邦
中国关于社会理想的描述，从先秦时期开始就已存在。屈原在《离骚》中，展现了其对于美好世界的向往；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则是为人们塑造了一种与世隔绝的桃源仙境，在这里生活的人们，自耕自食，不问政事，“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作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的唐代诗人李白，更是在《梦留天姥吟留别》里，借梦境表达出自己所向往的仙人之境，一个相敬相爱，雍雍穆穆的极乐世界。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在其小说《巨人传》里，向人们展现了一个美好的乌托邦蓝图——特莱美修道院，反映了当时在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于美好、和平、幸福生活的向往；在德国作家歌德的《浮士德》里，浮士德用生命建造的海滨乐园则是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所梦想的理性王国的蓝图。
可以说，中国作家笔下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脱离人间的桃花源，并没有具体展现；而西方作家笔下的理想社会，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乌托邦，虽然是描绘的未来世界，但是却是描绘具体，蓝图清晰。这是由于当时时代所造成的。中国当时正处于封建社会统治时期，社会长期停滞，缺乏先进思想指导，因此古典浪漫主义作家很难具体描绘未来乌托邦社会，只能采用托古改制、游历仙境等间接方式展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西方由于有很多先进的社会思想作指导，因此他们有可能具体展现乌托邦的理想社会，使读者读后能受到莫大的鼓舞。
二、生活理想——超自然的曲折幻想和坦率自信的'直接追求
西方作家所描述的生活理想多是关于个人主体的幸福。文艺复兴时期，他们多是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婚姻幸福。在莎士比亚的早期作品中，就有大量是以歌颂生活、爱情为主题的。到了十九世纪，这种追求个人爱情幸福的生活理想逐渐升华成一种反封建、争取自由的事业理想。雪莱的长诗《伊斯兰的起义》塑造的革命夫妻莱昂和茜丝娜就是这一形象的典型代表。
中国作家对于生活理想的描述，更多的不是爱情，而是将笔触放到了追求功名利禄、叙述人伦上。这并不是说中国文人的生活理想中没有爱情，《牡丹亭》和《孔雀东南飞》中那种令人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也有很多，但在这些爱情故事当中也会掺杂一些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像《西厢记》中，莺莺的母亲不同意女儿和张生在一起，直到张生考取了状元才默许这段婚事。
因此对于生活理想中的爱情，中国不如西方影响深远。这是因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爱情婚姻历来是由父母、媒人包办，青年男女受到封建制度和思想的压制，几乎没有自由恋爱的权利。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当中歌颂自由爱情的作品较少。
除了生活理想的内容、题材不同之外，中西方作家对于这种理想的表达方式也大相径庭。
中国古代作品表现生活理想时多是曲折含蓄，往往采用一些超自然的方式，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有的采用打破生死界限的浪漫主义手法，使生前不能在一起的男女情侣，死后能够得到幸福，如汤显祖的《牡丹亭》。有的作品在结尾处加入一段幻想，来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如《孔雀东南飞》。还有一些作品是通过鬼神的力量帮助弱者达到伸冤雪恨的目的，从而实现人们心中的生活理想，像关汉卿的《窦娥冤》。
而西方作品表现生活理想更加直接了当。往往是一种主人公坦率自信的去争取自由幸福的个人生活理想。
中西方作家之所以表现方式不同，与他们生活的时代分不开。中国由于资本主义不发达，封建社会各种制度对人们的压制，束缚了人们对生活理想的大胆追求，所以人们只得采取那些曲折含蓄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生活理想。而西方浪漫主义作家生活的时代，封建主义逐渐没落，资本主义发展，作家对于战胜封建势力、对于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了信心，所以他们能够用直截了当、大胆热情的笔触去构建美好生活的蓝图。
三、人物理想——性格单一的超人和个性化的普通人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理想人物大概可分为三种类型：
1.积极向上的叛逆英雄
他们积极向上，对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热心与力量。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为了摆脱现有的生活，追求更高的目标，敢于与魔鬼缔约，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还是显示出其英勇的胆识。这也表现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有胆有谋的可贵品质。还有雪莱笔下的普罗米修斯为了建立没有纷争和压迫的大同世界，敢于与封建暴君斗争，这也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斗争精神。
2.拜伦式英雄
他们敢于反抗现实，但是又摆脱不了身上固有的恶习，不愿与人民群众为伍，由于脱离群众，而陷入到忧郁和孤独的状态之中。最典型的是拜伦创作的一系列人物。这种英雄人物身上所带有的特点，是资产阶级革命性已经消失、无产阶级革命尚未成熟的时代的叛逆者身上所特有的性格。
3.“世纪儿”
他们对现实不满，有理想但是却对未来缺乏信心，因此终日无所事事。像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笔下的勒内、缪塞在《一个世纪儿的忏悔》里塑造的沃达夫都是这一类型的代表。这一时期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丧失了一切的贵族青年。表现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地位那种悲观绝望的精神状态、阴暗的心理和郁郁寡欢的情怀。
中国古典浪漫主义作品中对于理想人物的塑造，虽不如西方类型清晰，但是却也有较为鲜明的代表。以下举两个最为典型的例子：
(1)屈原在《楚辞》中化身的灵均
屈原在《楚辞》中通过灵均即“我”，表达了很多高尚的品格，例如坚忍不拔的民族气节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2)孙悟空
孙悟空成为人们心中理想人物的原因主要有二：首先，它是一个敢于反抗专制暴政的叛逆形象，这主要体现在它取经之前。取经之前，孙悟空偷吃蟠桃、大闹天空，将一个叛逆者形象活生生的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也客观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对暴君的不满和反抗。其次，它是一个智慧无穷、降妖除魔的英雄形象，这主要体现在它取经途中。救王妃、公主，帮百姓、僧人……这些英勇行为都深深的印刻在我们脑海里，这也客观的反映了广大人民心目中理想的化身：智慧、侠义、勇敢并存的英雄。
中西方作家虽都在作品中表达了他们心目中的人物理想，但是他们笔下所塑造出的英雄人物，却并不相同。
西方绝大多数是十八、十九世纪欧洲中小资产阶级民主阶层的代表。他们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虽然是理想人物，但是并没有超凡入胜，他们拥有一般人的缺点和优点。所以说，西方塑造的浪漫主义理想人物大多是个性化的普通人。
中国浪漫主义理想人物和西方相比，性格比较单一。大多数是受到各个时代人民普遍推崇和敬仰的时代英雄。他们的主导性格鲜明突出，但是却缺乏各自的个性。所以说，中国塑造的浪漫主义理想人物多是个性单一的超人。
虽然中国古典浪漫主义和西方成熟的浪漫主义体系相比，显得并不完善，但是其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今后的发展还是奠定了基础。中国浪漫主义作家通过自身对当时时代社会的体验，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与西方世界完全不同的有民族特色的理想天堂！
［参考文献］
［1］郑克鲁：《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勃兰兑思：《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4］郑克鲁：《外国文学作品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叛逆拜伦式英雄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叛逆”。他们的叛逆不仅仅是针对于具体的权威与暴政，而且还会指向社会准则与习俗，最终，这种叛逆还会上升为对抽象的命运的叛逆。而对于命运的叛逆又常常被具体化为或是投射到现存的权威与暴政的反抗之中。例如，哈罗德以远游的方式叛离社会；曼弗雷德以死亡向人类的宿命发起挑战;该隐则激烈地叛逆意识形态的权威——上帝。 同时，与古典文学中的英雄不同，拜伦式英雄带有某种非英雄性，如拜伦式英雄身上的忧郁、傲慢，自我同一性;例如，《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中有着这样的诗句：“（哈罗德）时常在他狂欢无度的时候，奇特的痛苦会突然使他蹙紧眉间，似乎是记起了不共戴天的夙仇，又仿佛心底潜藏着失恋的哀怨。”应该说，拜伦式英雄的叛逆是高度个人性的，他以自身的个性与情感去挑战一切。如哈罗德独自叛离资产阶级社会；曼弗雷德独自背负起所有自身和人类的罪孽，并独自以毁灭来抗拒命运。他们表现出拜伦式英雄的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形象。他们的孤独是不可避免的，是自我放逐的一种必然结果。拜伦在东方叙事诗中，以浓郁的抒情基调、强烈的主观性、主人公的非凡品质、感情的夸张、异国情调、驰骋的想象力等特征获得了自己的独特的创作风格。他的诗叙事并不遵循情节的自然顺序，而是选择最鲜明的情节，从命运的关键处切入，以爆炸性的方式展开；形象塑造上也一再赋予主人公以自己的特性，让主人公在走入极端的情感和意图中显示孤傲叛逆的性格。 悲剧性拜伦式英雄具有深刻的悲剧性，悲剧的含义是某种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拜伦式英雄悲剧性在于其理想主义的努力的失败，他们往往怀着满腔热情，夸父逐日般地奔向永恒的理想，但最终还是不免会失败，甚至毁灭个体生命。他们悲剧的根源仍在于其个体性。个体性意味着有限性，他们试图以有限的个体去穷尽宇宙的奥秘，摆脱自身乃至人类的悲剧性处境，并达到自由和完整的境界，这本身就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按基督教的教义去解释，这是一种原罪——傲慢。恰尔德·哈罗德等形象表现的万念俱灰、悲观绝望的情绪，正是拜伦同样情绪的体现;而曼弗罗德至死不向天国妥协，最后孤独死去的描写，以及由此表现出的“世界悲哀”的哲学，可以说是拜伦对所谓理想世界绝望心情的反映。《曼弗雷德》的写作受到了歌德《浮士德》的启示。像浮士德一样，曼弗雷德对科学知识失去信心，同时非常不满现实；他又不同于浮士德，他摒弃宗教，拒绝跟魔鬼订约。他不管任何外在的黑暗力量的威胁，绝对依靠自我，决不放弃尊严、自由和意志，在无止境的失望和深深的罪疚痛苦中，他否认一切现存世界秩序而只求遗忘和死亡。《曼弗雷德》表达了拜伦“世纪悲哀”的哲学，主人公曼弗雷德则成为“拜伦式英雄”最成熟的形象。当然，拜伦也承认人的本质的内涵是自由。但是他凭借自己的聪明已经领悟到，在他所生活的制度里，人的自由本质是不可能实现的，所谓“理想的世界”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因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以消灭人的自由为代价的。拜伦在作品中表现出的绝望与悲哀，与其说是他的消极，还不如说是他的深刻。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事实，愈来愈证明拜伦预感的正确。拜伦式英雄的无一例外的悲剧性结局从某些方面来说正是他们的勇气、真诚与责任感的一种表现，折射出人类的激情与理性。 反映自我“诗如其人”。拜伦的诗歌一定程度地反映着他的性格心理特征。崇尚自由、反抗一切形式的压迫，是拜伦思想的突出特征。自由思想在诗人身上是一种有血有肉的东西，它有时是一种愤怒的情绪，有时是反抗的力量，有时是热爱的感情，有时则是思考的品性。在同欧洲的基督教正统教义、伪善道德、封建贵族制度、君主政体和一切形式的暴政的斗争中，它作为一种激动人心的感召力深深影响了被压迫民族的历史和未来。与这种思想紧密相连的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而且正是后者赋予了自由思想以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拜伦不止一次地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失望悲观和孤独高傲的天性。正是这种忽视人民的作用的思想，使拜伦创造了一系列“拜伦式的英雄”。这些主人公都与社会对立，是具有反抗性格的叛逆者，但大多数是个人反抗。他们高傲孤独，没有人民的支持，结局是悲惨的。毫无疑问，“拜伦式英雄”的实质是拜伦个人的写照，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升华。 拜伦式英雄在生活经历、人格表征、世界观和政治思想上都折射着拜伦的影子，身子打着拜伦深深的烙印，血管里流着拜伦的血，思想里闪着拜伦灵魂的火花，是披着拜伦式英雄外衣的拜伦。拜伦式英雄身上折射出的鲜明的双重人物性格正是拜伦本人思想和性格中的双重性的外在表征。拜伦在其诗歌中塑造出的一系列理想化的拜伦式英雄中所折射出的双重人物性格正是拜伦理想和现实错位的一种折射，体现了现实和他人生的理想矛盾。在拜伦式英雄的身上，拜伦寄托了他的灵魂，借着拜伦式英雄的躯壳，拜伦实践了他心中的所想，他游历了欧洲和东方，记录了所见所闻和所感，借拜伦式英雄之口，拜伦说出了他的思想、追求、抱负以及他对他所处的世界的看法，借着拜伦式英雄的外衣，拜伦抨击了社会的种种罪恶，歌颂了和激励了为自由而战的各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同时也正是借着拜伦式英雄，拜伦表现出了他在政治上、思想上、人生观、世界观和性格上的双重性。而这种双重性却来源于拜伦的理想和现实的错位。这种理想和现实的错位造就了拜伦式英雄的性格上的双重性。 “拜伦式英雄”是个人与社会对立的产物，也是作者思想的特点和弱点的艺术反映。这类人物形象相继出现于拜伦笔下，这对于当时英国的封建秩序和资产阶级市侩社会进行的猛烈冲击，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们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悲观厌世情绪，又往往会给读者带来消极的作用。俄国的文艺批评家另林斯基和诗人普希金都曾指出拜伦式英雄的思想弱点及其危害性。 这种英雄热情的理想实质是一种带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色彩的英雄主义，它既具有个人主义的因素，又有着人道主义的诉求。西方浪漫主义的精神内核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要求以自然状态的自我为中心来确立人生态度，充分发挥人的自主自决的主体精神，反对一切对人性的约束与压迫。拜伦作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不论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诗歌创造中都把个人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拜伦早期的诗作中，无论是海盗康拉德、“读神者”该隐，还是不断思考和探索的哈洛尔德，均以脱离群众的叛逆者的形象出现，无不带有个人主义的特征。 但拜伦的英雄主义并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他对个体自由的崇拜也不是单纯的自我崇拜。在《唐瑛》中诗人表现了深广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作品的主人公唐璜自始至终都有一颗同情、善良和博爱的人道主义的心。他爱山川大海，爱纯洁的女人，爱被压迫和被凌辱者，爱整个人类，他的爱深广博大；同时他又憎恨制造战争、引发流血、导致贫穷和苦难的暴君，他的恨也深入骨髓。在《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中诗人列举了1809年塔拉维拉之役，表明了态度。他严历谴责了拿破仑的侵略战争，指出这种战争是拿人民的鲜血和生命向战神献祭： 死神葡甸着，在计算他的收获。因为今朝三个强国集合在他跟前，送来他最心爱的东西一一血的贡献。诗中拜伦对西班牙上层贵族也作了辛辣的讽刺。国难当头之时，他们竟还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这里除了贵族，人人都称得上高贵，只有堕落的贵胃，‘甘心做敌人的奴才。同时他还呼吁希腊人起来反抗，自食其力争取民族解放：世世代代做奴隶的人们啊！你们知否？谁要获得解放，就必须自己动手，必须举起白己的右手，才能战胜？高卢人或莫斯科人岂能对你们公正？ 因此拜伦的英雄主义并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而是一种社会理想，是为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与自由民主的理想，拜伦的英雄热情的道德观倡导的是自由、独立和平等，重点强调的是人的自由和人的参与，这与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社会伦理观念相统一。而且拜伦对于唯我主义也表示过厌恶，他在《唐璜》中就曾对贝克莱主教的唯我主义进行过批判。 纵观拜伦的一生，他才华横溢却张狂放荡；身体有缺陷但内心强大;具有鲜明的个人主义倾向却又对处于弱势无援地位的工人怀有深切的同情；厌恶社会却又怀有美好的社会理想，并坚持不懈地为之战斗。具有英雄热情的拜伦同其诗歌中的人物一样充满了矛盾而复杂的因素:既有个人主义又有人道主义，既有撒旦精神又有博爱思想。这使拜伦的人生与个性充满了传奇性、浪漫性和时代性。 拜伦式英雄代表着时代的精神，是资本主义兴起，资产阶级革命，浪漫主义思潮等共同作用的产物。他反映了19世纪初期英国和欧洲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理，对社会的失望情绪和对现实的反抗精神。拜伦式英雄同时又是拜伦个人思想和生活的写照，表现出了他的个人英雄主义特征。一方面，他是个人主义者，强调个人性;另一方面，他是英雄，敢于以个体的力量来对抗环境与时代。拜伦式英雄是文学作品中的“统辖性人物，即同时代人寄予崇拜与同情的范型。” 唐磺是拜伦笔下最后的一个“拜伦式英雄”。这个身穿西班牙服装的英国贵族青年的“暴发户”，是一个勇敢漂亮调镜风流的纹给哥儿，他与其它“拜伦式英雄”的区别，在于不直接同社会发生冲突。恰恰相反，他是靠妥协，顺应环境的诱惑，任其摆布。唐磺的冒险经历是“爱情”通向政治，靠美貌获取有权势的贵妇的青睐，平步青云，摇身一变而成为社会要职的高等官吏。“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唐磺这个形象所体现的思想与构成长诗基调的对现实社会的辛辣讽刺，恰恰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明显地反映了拜伦勋爵的思想矛盾性和复杂性。 唐磺这一形象的意义，就在于，在客观上仅仅是对堕落的贵族上流社会生活与道德的暴露。值得注意的是，拜伦对于突然发迹的贵族唐瑞的讽刺与批封，是远逊于对他的赞赏。这就不能不使人认为：唐磺这个人物是多么鲜明地反映出拜伦的贵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与艺术趣味。同时，也使读者看出拜伦对过去通过反抗取得个人发展的道路最后的放弃。难怪有些人认为拜伦和雪莱不同，拜伦是倾向于实际的。既然作者本人尚且如斯，顺理成章，唐磺这一形象，也就表明了另一种个人发展的形式，这就是向贵族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腐败生活与道德妥协，适应上流社会的实际统治者的权势无限制地发展个人的利欲和要求。唐磺的归宿，说明了作者后期对社会的善恶抽象的理解。已为冷静的思考所取代，而过往的浪漫激情已向现实的“务实”观点而转化。在当时欧洲反动势力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神圣同盟的暂时压力面前，使拜伦无法在幻想中自我陶醉，而唐磺的道路和他所采取的务实态度，同青年时期拜伦的热情巳相距甚远。即使作者的最初创作意图，是想使他的主人公、最后出现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但根据唐磺这一形象自身的发展逻辑推理下去，唐磺是很难扮演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风流人物，因为务实的现实主义远胜于浪漫主义的激情。 唐磺真的能成为大革命的赞助者吗？这一点恐怕连拜伦本人也无一定的把握。春风得意的唐磺，到那时对革命所抱的敌意，也恐怕不会亚于英国当时的贵族资产阶级。一个人最了解自己的莫过于自己，像拜伦这样敏感的诗人，他是知道自己的，这恐怕也是拜伦中断长诗的一个潜在因素吧！所以，唐磺这个形象、较之以前的“拜伦式英雄”均要更鲜明。更具休地说明拜伦世界观的极端个人主义性质。从哈洛尔德—康拉德—曼弗雷德—唐磺的发展线索来看，“拜伦在三十六岁逝世是一种幸福。”革命导师马克思对拜伦所作的“反动的资产者”的断言。的确是对拜伦发展史的真切结论和至理名言。 有人将拜伦比喻为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安泰”，因为“安泰”只要接触到大地母亲，就得到巨大的力量。拜伦也是如此，只要他接触人民运动，拜伦的思想和创作就有巨大的动力，否则就孤独、忧郁、仿徨、悲观。这个比喻多么贴切，遗憾的是拜伦和他的理想中的“英雄”，正因为没有靠拢大地母亲，所以才成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叛逆者。其悲剧是纵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勇气，惜无“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
少数民族崇拜研究论文
1、《论宗教对古代城邦的作用》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85年第3期 （人大复印资料《宗教》1986年第 期全文复印）2、《关于历史上黄金时代理想及其历史观的类比考察》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90年第1期3、《对吐蕃宗教方位观的比较研究》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4、《藏传佛教对于死亡的伟大实践》（翻译）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1991年第3期5、《藏族乌龟神话及其神秘主义宇宙论散议》 《民族文学研究》1992年第2期（第一作者）6、《关于如莱杰的身世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初探》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第二作者）7、《藏族死亡观念研究》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8、《神奇的藏密瑜伽——中阴静修法》（编译） 《气功与科学》1992年第4期9、《“旺支” 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10、《藏族苯教神话及其象征思维概述》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11、《论宗教神灵系统的结构——一个宗教历史学的比较研究》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3/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宗教学》1995年第2期全文转载）12、《关于黄金时代理想的再评价问题》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13、《〈格萨尔王传〉中的三元象征观念解析》 《西藏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14、《玛桑格萨尔王及其相关氏族杂考》 《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获陕西省第5届（1998）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15、《锅、饮食、王权——〈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一段文字的文化学解读》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16、《印度教神秘主义及其宗教实践方式》《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4期17、《中国建木神话的体系及其渊源考——兼论与印度神话的关系》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18、《藏族传统史学的体系及其史学观念的总体特征》《中国藏学》1998年第3期19、《论宇宙原生物解体神话的程式主题及其内在意蕴》 《西藏研究》1999年第4期（第二作者）20、《适应与变迁——藏族传统文化观与现代文化观的矛盾及其解决方式》 （《中国藏学》1999年第4期 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00年第4期全文复印转载 ）21、《敦煌写本（5）号残卷所涉及的吐蕃史的几个问题》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22、《分裂时期藏族史学的总体风格与特征》 《西藏研究》2002年第2期（《中国西藏》2002年第5期论点摘编）23、《藏族史学的起源与早期特色》 《西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24、《现代性与民族意识：关于西藏近代史上一次政治改革性质的社会学分析》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3/4期。（《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论点摘编）25、《盟誓文诰：吐蕃时期一种特殊的历史文书》《中国藏学》2002年第2期（《中国西藏》2003年第2期论点摘编）26、《西藏宗教与民间习俗中的象征主义人类学》《西藏研究》2003年第1期。27、《伏藏著作在藏族史学发展史上的史学价值与地位》《西藏研究》2003年第3期。28、《俄木隆仁与古尔——关于藏族苯教思想源流与波斯的关系》《西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29、《汉藏史学交流以及敦煌学术传统与吐蕃史学的关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历史学》2004年第10期全文复印转载）30、《摩尼教二元论对藏族本教及纳西东巴教的影响》《西藏研究》2004年第4期31、西藏农村家庭中的宗教空间及神灵体系，《纪念柳升祺先生百年诞辰暨藏族历史文化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12月。32 元明时期西藏综合体史书所反映的历史观念和笔法，《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6年第3期全文转载。33、试论苯教的宗教性质及与藏区民间宗教的关系，《西藏研究》，2006年第4期。古代西藏苯教制度化过程考析，《民族学报》（台湾），2006年，第25期。35、唐九宫算、藏族九宫历以及纳西族巴格图的比较研究，《中国藏学》，2007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7年第6期全文转载）。36、唐卡绘画中的曼陀罗图式与西藏宗教造像学象征的渊源，《西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37、文本话语与行为规范：西藏西藏宗教人物传记的史学史意义，《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宗教》2008年第2期全文转载，论文全文还收录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由瞿林东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一书中）。38、西藏传说时代的“绝地天通”事件与苯教的制度化，《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39、藏族传统宗教中的灵魂观念与祖先崇拜，《西藏研究》，2007年第3期。西藏宗教中的替罪羊观念及侣贡杰布仪式，《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4期。41、Textual discourses and behavior criterion: The historiographic significance of Tibetan biographies of the religious figures，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Number2-June, 、从我国现当代藏族史学研究看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8年第2期“学术专栏”195页转载）。43、代洛囊达——西藏民间的还阳故事与相关文本，《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8年第7期全文转载）。藏传佛教本地化及其早期特点，《西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45、藏区民间宗教信仰的地方组织及其社会性，《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46、敦煌吐蕃文献中的早期苯教神灵体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47、藏区乡村和民间社会中的巫师，《世界宗教研究》（第一作者），2009年第3期。48、藏族苯教的驱魔仪式“垛”及其对民间的影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49、西藏民间宗教中的“山神”——希达、念、赞神关系考析，《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50、简论清代学者贡布嘉撰述的藏文史书《汉区佛教源流》的史料来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一作者），2009年第5期。51、语言中的神圣意义——维特根斯坦与福柯思想对现代宗教语言哲学的启示（第一作者），《西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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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苗族的，不晓得如何写，不过可以提供些建议：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在毁坏当地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同时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总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对苗族而言，我们有我们独特的文化和深远的历史。文化内涵深厚，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惯常法的民族，也是第一个冶炼青铜的民族。现代苗族文化是多元而开放的,著名的苗族艺术有苗族芦笙舞，湘西苗鼓，湘西苗剧，苗族凳子舞，巴乌，苗琴，苗绣苗服，苗族蜡染等，苗族祖先古代发明了苗族历法-苗历。主要的苗族节日有：三月三，花山节（踩花山），六月六，苗年等。苗族因支系和地域分布的不同也可导致语言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对苗族而言，主要以稻米和玉米为主粮，过年有年糕，近似日本年糕的做法。苗族根据历史，有“盘瓠崇拜”，许多南方少数民族也有盘瓠崇拜，（《清史稿》：古西南夷多盘瓠遗种，曰僮，曰苗，曰瑶。。。。。。苗蛮尤多。），所以原则上苗族行医行药者不吃五爪动物。过年的时候，全家必须让自己的狗先吃（盘瓠：犬图腾），打苗人的狗视为对主人不敬。而苗族历史根据传说是这样的：苗族发源于上古九黎部落，其首领为蚩尤（苗文：Yeuf Chik)，，蚩尤即为苗人共祖。蚩尤和炎黄部落发生战争，即历史上著名的涿鹿之战。炎黄部落九战九败，遂造指南车，乘大雾弥漫进攻蚩尤，蚩尤战败，传说蚩尤死后化为枫树，故有地方苗族自称"蒙”（苗文：Hmongb/Hmoob)意为“树心”的意思，枫树心生妹榜妹留(汉语意思：蝴蝶妈妈），妹榜妹留才生苗族远祖姜央。
金庸毕业论文答辩
演讲是阐明事理或抒发情感，进行宣传鼓动的一种语言交际活动。演讲同时也是一种对自身沟通能力的提升。
【篇一】毕业答辩演讲稿
晚上好，我叫xxx，来自xx专业，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xxx》。我的毕业论文资料真实、可靠，是我在xxx老师的指导下，独立地进行研究所完成。在那里我向肖老师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向各位老师参加我的论文答辩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我将从：研究资料，研究的目的和好处、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优缺点进行介绍，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
首先，我谈一谈这篇毕业论文的资料：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四部分：
第一部分：类比引入法，其中包括：表达形式类比法、基本性质类比法、运算方法类比法。
第三部分：设疑引入法，其中包括：问题引入法、悬念引入法、谜语引入法。
第二部分：故事引入法，其中包括：历史引入法、情景引入法、幽默引入法。
第四部分：直接引入法。
其次，我谈谈这篇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在开始这个课题的研究的时候，我首先收集了超多初中数学课堂的案例以及一些相关的文献，并对这些案例、文献进行分析、研究。之后从收集到的材料中总结出一些我个人觉得其引入是十分高效的一些方法和案例，然后请肖老师给意见，然后对不足的地方进行修改。最后，对总结出来的方法和案例进行分门别类，并再次增加一些案例。从而使得这篇论文资料更加充实。
再次，我谈一谈这篇论文的研究目的和好处：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课堂引入是课堂教学的起步阶段。课堂讲授的引入是学生能否用心主动学习新知识的关键。因此初中数学课堂的高效引入在新课程改革中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在日常教学中，如何科学地做到高效引入是我们一向探究的问题。为了在必须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帮忙广大初中数学教师高效地引入新课，从而吸引住学生的注意力，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使学生主动地去学习以到达预期的教学效果，本文对初中数学课堂的高效引入进行研究。
课堂导入是课堂教学的主要环节，它的成与败直接影响着课教学的效果。用心的思维活动是课堂教学成功的关键，而高效的导入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思维兴趣，所以教师在新课引入时就应注意采用恰当的导入来激发学生的思维，以引起其对新知识新资料的用心探求。
最后，我谈一谈这篇论文的优缺点：
这篇论文的优点：其一是研究的课题还是比较新颖的，对自己以后的从教之路也很有帮忙，其二是课堂引入方法的分类别具一格。
缺点是：由于我自身的水平所限对某些概念和方法的理解还不是很深刻，思考肯定还不够深刻也不够全面。此外虽然我已经很仔细的检查过了，但是依然可能还存在必须的错别字或语句不是很通顺的地方。
虽然我尽可能地收集材料，竭尽所能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进行的论文写作和分析，但论文还是存在着不足之处，分析不透彻或者推荐不具体，还有待改善。所以请各位老师提出宝贵的推荐，让我在今后的学习与工作中做到更好。
我的陈述完毕，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谢谢！
【篇二】毕业答辩演讲稿
早上好！
我叫×××，20xx级社会学专业学生。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社会学视野下金庸小说中的婚恋观》。我的指导老师是xxx老师。从确定选题、拟定提纲、完成初稿，到最后定稿，我得到了张老师的精心细致指导，使我很快掌握了论文的写作方法，并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论文的写作。不管这天答辩的结果如何，我都会由衷的感谢指导老师的辛勤劳动，感谢各位评委老师的批评指正。
截至目前，在学术界有关金庸武侠小说的论著十分多，但尚无从社会学视野下对金庸小说中婚恋观的研究。选取金庸小说作为毕业论文的写作题材，一方面是因为我对金庸小说比较喜欢，包括由金庸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的确，金庸小说不仅仅向我们展现了侠客的快意恩仇，还借用江湖这个社会，使人物摆脱传统社会的束缚或少受社会制度的束缚。男女侠客不问出身，不讲家庭地位、社会背景，只讲两性相悦、以情相许，能实现真正好处上的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另一方面结合当今社会现实，许多现象与金庸小说中的情节有一些相似，揭示其中的联系，警示世人，以倡导和谐的、理想的婚姻。
在这篇论文中，主要采用了资料分析和现实比较的写作手法，各部分安排按照先典型分析，具体对照现象，理论分析，再阐明现代性特征的层次进行。具体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为所归纳的金庸小说中的五种感情类型；
第二部分为金庸小说中与现实相对应的婚姻类型；
第三部分为关于金庸小说中择偶的社会学分析，分为宏观和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宏观方面的主要理论有：对于择偶的个人主义解释；择偶的社会文化解释；择偶梯度理论；同类匹配理论。微观方面的理论有：1、相似性理论；2、需求互补理论。从以上这些择偶理论我们能够做出如下推论：相似性原则是择偶的基本规律。无论从哪个理论角度这个结论总是成立的，虽做出如下推论：相似性原则是择偶的基本规律。无论从哪个理论角度这个结论总是成立的，虽然对具体是什么相似有些争议。在外在社会条件上贴合同类匹配，内在条件上又贴合需求互补，这似乎就是最完满的理想婚姻模式。
第四部分为金庸小说中婚恋观的现代性特征；在金庸小说中，男女侠客不问出身，不讲家庭地位、社会背景，只讲两性相悦、以情相许，能实现真正好处上的恋爱自由，而这些观念无疑与现代人的恋爱观相合。
第五部分：结论。
社会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小说是反映生活、憧憬生活、甚至能够改造生活、提升生活品质的艺术。在某些传统思想仍在侵蚀当代人的这天，在已经冲破封建罗网，人们获得充分的个性自由，能够勇于追求自我感情的这天，回味金庸小说中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感情婚恋，对我们仍有启迪。金庸小说中的感情不仅仅反映了作者心目中的感情观，也折射出传统文化孕育下的群众无意识及现代人的情感困惑与矛盾境况，从而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因此，我们应当超越以感情为基础的内涵性婚姻和以现实利益为基础的功利性婚姻的简单对立，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来构建一种理想的婚姻模式综合权衡模式。
限于各种条件的制约，个性是本人理论水平所限，使得本论文对金庸小说中婚恋观的现实好处仅停留在比较粗浅的层面，尤其是理论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和探索。
最后，再次感谢张红老师在我的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悉心帮忙与指导；其次我要感谢各位专业师在这四年来对我的教育与培养，没有你们的教导，也就没有我的这天；最后也要感谢本专老业同学这几年来对我的关心与支持，和你们生活在一齐的日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恳请各位老师、同学进行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篇三】毕业答辩演讲稿
大家好！
我是来自酒店管理xx班的xxx，十分荣幸参加我们的毕业生论文答辩！我的论文题目是《浅析如何提升饭店服务质量》。在此我要十分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陈爱华老师！因为之前一向在浙江工作，没有太多空闲时间去寻找论文资料，所以工作的时候，我就一向在想我要找到一个怎样的题目利于我写作？最后，我结合自己学习和实习的经验，针对于自己认为酒店服务当中的不足或是确实需要改善的地方写出了自己的感受。由于时间仓促，写出的论文瑕疵较多，还好有陈老师的帮忙斧正，这才顺利完成！甭管这天答辩的结果如何，我都要感谢给予我这次帮忙的老师和同学。
文已经上交了- -大致内容就是我说的那些，就是要毕业论文答辩，想要答辩的PPT以及答辩演讲稿
尊敬的评委老师：早上好!我叫×××，XXXX级社会学专业学生。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社会学视野下金庸小说中的婚恋观》。我的指导老师是张红老师。从确定选题、拟定提纲、完成初稿，到最后定稿，我得到了张老师的精心细致指导，使我很快掌握了论文的写作方法，并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论文的写作。不管今天答辩的结果如何，我都会由衷的感谢指导老师的辛勤劳动，感谢各位评委老师的批评指正。截至目前，在学术界有关金庸武侠小说的论著非常多，但尚无从社会学视野下对金庸小说中婚恋观的研究。选择金庸小说作为毕业论文的写作题材，一方面是因为我对金庸小说比较喜欢，包括由金庸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的确，金庸小说不仅向我们展现了侠客的快意恩仇，还借用江湖这个社会,使人物摆脱传统社会的束缚或少受社会制度的束缚。男女侠客不问出身,不讲家庭地位、社会背景,只讲两性相悦、以情相许,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另一方面结合当今社会现实，许多现象与金庸小说中的情节有一些相似，揭示其中的联系，警示世人，以倡导和谐的、理想的婚姻。在这篇论文中，主要采用了内容分析和现实对比的写作手法，各部分安排按照先典型分析，具体对照现象，理论分析，再阐明现代性特征的层次进行。具体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所归纳的金庸小说中的五种爱情类型;第二部分为金庸小说中与现实相对应的婚姻类型;第三部分为关于金庸小说中择偶的社会学分析，分为宏观和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宏观方面的主要理论有：对于择偶的个人主义解释;择偶的社会文化解释;择偶梯度理论;同类匹配理论。微观方面的理论有：1、相似性理论;2、需求互补理论。从以上这些择偶理论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论：相似性原则是择偶的基本规律。无论从哪个理论角度这个结论总是成立的，虽做出如下推论：相似性原则是择偶的基本规律。无论从哪个理论角度这个结论总是成立的，虽然对具体是什么“相似”有些争议。在外在社会条件上符合“同类匹配”，内在条件上又符合“需求互补”，这似乎就是最完满的理想婚姻模式。第四部分为金庸小说中婚恋观的现代性特征;在金庸小说中,男女侠客不问出身,不讲家庭地位、社会背景,只讲两性相悦、以情相许,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恋爱自由,而这些观念无疑与现代人的恋爱观相合。第五部分：结论。社会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小说是反映生活、憧憬生活、甚至能够改造生活、提升生活品质的艺术。在某些传统思想仍在侵蚀当代人的今天,在已经冲破封建罗网,人们获得充分的个性自由，能够勇于追求自我爱情的今天,回味金庸小说中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爱情婚恋,对我们仍有启迪。金庸小说中的爱情不仅反映了作者心目中的爱情观，也折射出传统文化孕育下的“集体无意识”及现代人的情感困惑与矛盾境况，从而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因此，我们应当超越以爱情为基础的内涵性婚姻和以现实利益为基础的功利性婚姻的简单对立，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来构建一种理想的婚姻模式——综合权衡模式。限于各种条件的制约，特别是本人理论水平所限，使得本论文对金庸小说中婚恋观的现实意义仅停留在比较粗浅的层面，尤其是理论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和探索。最后，再次感谢张红老师在我的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悉心帮助与指导;其次我要感谢各位专业师在这四年来对我的教育与培养，没有你们的教导，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最后也要感谢本专老业同学这几年来对我的关心与支持，和你们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恳请各位老师、同学进行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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