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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崇拜研究论文

发布时间:2024-06-30 15:38:45

少数民族崇拜研究论文

1、《论宗教对古代城邦的作用》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85年第3期 (人大复印资料《宗教》1986年第 期全文复印)2、《关于历史上黄金时代理想及其历史观的类比考察》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90年第1期3、《对吐蕃宗教方位观的比较研究》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4、《藏传佛教对于死亡的伟大实践》(翻译)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1991年第3期5、《藏族乌龟神话及其神秘主义宇宙论散议》 《民族文学研究》1992年第2期(第一作者)6、《关于如莱杰的身世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初探》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第二作者)7、《藏族死亡观念研究》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8、《神奇的藏密瑜伽——中阴静修法》(编译) 《气功与科学》1992年第4期9、《“旺支” 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10、《藏族苯教神话及其象征思维概述》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11、《论宗教神灵系统的结构——一个宗教历史学的比较研究》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3/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宗教学》1995年第2期全文转载)12、《关于黄金时代理想的再评价问题》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13、《〈格萨尔王传〉中的三元象征观念解析》 《西藏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14、《玛桑格萨尔王及其相关氏族杂考》 《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获陕西省第5届(1998)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15、《锅、饮食、王权——〈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一段文字的文化学解读》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16、《印度教神秘主义及其宗教实践方式》《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4期17、《中国建木神话的体系及其渊源考——兼论与印度神话的关系》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18、《藏族传统史学的体系及其史学观念的总体特征》《中国藏学》1998年第3期19、《论宇宙原生物解体神话的程式主题及其内在意蕴》 《西藏研究》1999年第4期(第二作者)20、《适应与变迁——藏族传统文化观与现代文化观的矛盾及其解决方式》 (《中国藏学》1999年第4期 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00年第4期全文复印转载 )21、《敦煌写本(5)号残卷所涉及的吐蕃史的几个问题》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22、《分裂时期藏族史学的总体风格与特征》 《西藏研究》2002年第2期(《中国西藏》2002年第5期论点摘编)23、《藏族史学的起源与早期特色》 《西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24、《现代性与民族意识:关于西藏近代史上一次政治改革性质的社会学分析》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3/4期。(《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论点摘编)25、《盟誓文诰:吐蕃时期一种特殊的历史文书》《中国藏学》2002年第2期(《中国西藏》2003年第2期论点摘编)26、《西藏宗教与民间习俗中的象征主义人类学》《西藏研究》2003年第1期。27、《伏藏著作在藏族史学发展史上的史学价值与地位》《西藏研究》2003年第3期。28、《俄木隆仁与古尔——关于藏族苯教思想源流与波斯的关系》《西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29、《汉藏史学交流以及敦煌学术传统与吐蕃史学的关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历史学》2004年第10期全文复印转载)30、《摩尼教二元论对藏族本教及纳西东巴教的影响》《西藏研究》2004年第4期31、西藏农村家庭中的宗教空间及神灵体系,《纪念柳升祺先生百年诞辰暨藏族历史文化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12月。32 元明时期西藏综合体史书所反映的历史观念和笔法,《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6年第3期全文转载。33、试论苯教的宗教性质及与藏区民间宗教的关系,《西藏研究》,2006年第4期。古代西藏苯教制度化过程考析,《民族学报》(台湾),2006年,第25期。35、唐九宫算、藏族九宫历以及纳西族巴格图的比较研究,《中国藏学》,2007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7年第6期全文转载)。36、唐卡绘画中的曼陀罗图式与西藏宗教造像学象征的渊源,《西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37、文本话语与行为规范:西藏西藏宗教人物传记的史学史意义,《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宗教》2008年第2期全文转载,论文全文还收录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由瞿林东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一书中)。38、西藏传说时代的“绝地天通”事件与苯教的制度化,《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39、藏族传统宗教中的灵魂观念与祖先崇拜,《西藏研究》,2007年第3期。西藏宗教中的替罪羊观念及侣贡杰布仪式,《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4期。41、Textual discourses and behavior criterion: The historiographic significance of Tibetan biographies of the religious figures,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Number2-June, 、从我国现当代藏族史学研究看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8年第2期“学术专栏”195页转载)。43、代洛囊达——西藏民间的还阳故事与相关文本,《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8年第7期全文转载)。藏传佛教本地化及其早期特点,《西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45、藏区民间宗教信仰的地方组织及其社会性,《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46、敦煌吐蕃文献中的早期苯教神灵体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47、藏区乡村和民间社会中的巫师,《世界宗教研究》(第一作者),2009年第3期。48、藏族苯教的驱魔仪式“垛”及其对民间的影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49、西藏民间宗教中的“山神”——希达、念、赞神关系考析,《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50、简论清代学者贡布嘉撰述的藏文史书《汉区佛教源流》的史料来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一作者),2009年第5期。51、语言中的神圣意义——维特根斯坦与福柯思想对现代宗教语言哲学的启示(第一作者),《西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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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苗族的,不晓得如何写,不过可以提供些建议: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在毁坏当地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同时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总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对苗族而言,我们有我们独特的文化和深远的历史。文化内涵深厚,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惯常法的民族,也是第一个冶炼青铜的民族。现代苗族文化是多元而开放的,著名的苗族艺术有苗族芦笙舞,湘西苗鼓,湘西苗剧,苗族凳子舞,巴乌,苗琴,苗绣苗服,苗族蜡染等,苗族祖先古代发明了苗族历法-苗历。主要的苗族节日有:三月三,花山节(踩花山),六月六,苗年等。苗族因支系和地域分布的不同也可导致语言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对苗族而言,主要以稻米和玉米为主粮,过年有年糕,近似日本年糕的做法。苗族根据历史,有“盘瓠崇拜”,许多南方少数民族也有盘瓠崇拜,(《清史稿》:古西南夷多盘瓠遗种,曰僮,曰苗,曰瑶。。。。。。苗蛮尤多。),所以原则上苗族行医行药者不吃五爪动物。过年的时候,全家必须让自己的狗先吃(盘瓠:犬图腾),打苗人的狗视为对主人不敬。而苗族历史根据传说是这样的:苗族发源于上古九黎部落,其首领为蚩尤(苗文:Yeuf Chik),,蚩尤即为苗人共祖。蚩尤和炎黄部落发生战争,即历史上著名的涿鹿之战。炎黄部落九战九败,遂造指南车,乘大雾弥漫进攻蚩尤,蚩尤战败,传说蚩尤死后化为枫树,故有地方苗族自称"蒙”(苗文:Hmongb/Hmoob)意为“树心”的意思,枫树心生妹榜妹留(汉语意思:蝴蝶妈妈),妹榜妹留才生苗族远祖姜央。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论文

《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史》由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应梁主编,林超民任副主编。1990年12月由民族出版社(北京)出版,上中下三册,115万字。现民族出版社拟于近期出版修订本。20世纪开始,民族史逐步从政治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民族史学是中国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也是民族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梁启超先生在20世纪初开始倡导新史学,即提出了民族史的科目,并作了初步研究。至20世纪30年代开始,吕思勉、林惠祥、王桐龄、吕振羽等学者,先后编撰出版数种《中国民族史》。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史研究工作,由国家民委直接领导和主持编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为55个少数民族各编了一部本民族的简史。近年来,诸多学者专家共同编写的《大百科全书?民族卷》问世,先后出版了翁独健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等。许多民族史学工作者所撰写的族别史、地区民族史、断代民族史论著相继问世。这些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民族史奠定了基础。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出版后,不少知名学者发表书评,给与高度评价,认为是研究中国民族史难得的创造性硕果,是我国民族史著作林中一株挺出的新秀,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本书荣膺中国图书奖、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本书具有以下主要特色:第一, 它突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性。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悠久的历史;从秦汉至清灭亡,不论封建王朝如何更迭,不论哪个民族是统治民族,中国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各民族和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都是在各个历史时期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的疆域是不断变迁的,有时统一,有时分裂,但是我国的疆域大体上还是稳定的。我国疆界早在汉代,由于匈奴、鲜卑的内附,就包有北至漠北与外兴安岭的广阔地域;由于南粤的臣服,而囊括南至南海的辽阔地区;由于西域各国的归降,西域都护府的建立, 而管辖西域之地;由于夫余、挹娄的内附,使疆界东至于海上;由于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将版图扩展到怒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流域。历代王朝大体保持了这个疆域。我国今天的多民族国家正是从这个传统发展而成。中国传统疆域是由南部水田农业区、北方旱地农业区与北部草原游牧区组成的。我国历史上畜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自然形成了经常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是我国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正是这个经济基础,促使我国各族共同缔造了多民族的国家。尽管多次分裂,最终仍归于统一,每次统一的版图大体相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时受中原王朝直接统治,有时受间接统治,但各民族间的联系并未因此中断,仍然在相互依存中共同发展。由于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与中原相比较为落后,历代王朝为适应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在这些地区设置的政权,其形式与内地不同,如秦汉时期的属国、道、边郡,唐宋时期的羁縻府州,元明清时期的土官、土司,史称“羁縻政权”,政权形式不同,属于中国统一的整体则毫无差异。有些少数民族虽也建立过独立的政权,但没有脱离中国整体历史的发展。中国是以汉族为主干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中国不因为建立王朝的民族不同而异;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汉族和中原王朝,也包括各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地方政权。中国的历史疆域,不仅包据中原王朝的辖区,也包括少数民族政权的辖区。统一的概念,主要是指政权而言;整体的概念,则是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内在联系与凝聚。政权的统一,是在整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具体原因,有时只有一个政权,有时有几个政权存在,但整体并没有改变。本书将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纳入一个整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论述,各民族的个性恰到好处地显示于共性之中。第二, 本书突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本书按照中国历代王朝的顺序来叙述中国各民族历史。历代王朝尤其是中央王朝的更迭演进及其几千年不断的连续性,是中国历史有别于世界其他各国历史的一个明显特征。王朝的兴衰更迭,是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变迁以及各民族活动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影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及各民族的发展。以王朝发展的顺序这一客观存在为线索来笼括中国各民族的发展,不惟脉络清晰,而且多民族国家的同一性连贯性也由此上升到突出地位。事实上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清等大一统王朝就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历代王朝的兴亡大都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有着内在的联系;少数民族的兴衰与中央王朝的统治也紧密相关。本书不是简单地以王朝更迭为线索编写各民族历史,而是在具体阐释中,将二者结合融会于一体,深刻揭示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历史规律。这正是本书有别于以往中国民族史和一般中国通史著作的显著特点第三, 本书突出各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的有机性。中国各民族成长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过程。任何民族都不是孤立的地发展演变的。每一个民族都必须与周围的民族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民族关系对每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都产生重大影响,有时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各民族间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也使各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将民族关系史作为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实事求是地反映各民族之间的不可分离的有机联系和日益强化的凝聚力,并进而揭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本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更加鲜明。第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不仅十分注意汉文文献,也注意吸收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尤其注意采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丰富资料,尽可能多地吸收近年来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使本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治 教育 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是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及其实践的需要,是增强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需要,也关系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少数民族政治思想教育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少数民族政治思想教育论文 浅谈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摘 要】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存在着很多问题,淡薄的 文化 意识、弱化的竞争意识、错误的宗教意识、落后的心理健康意识。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缺乏时效性和针对性的不良后果。 经验 化的教育是没有办法达到与时??进、科学发展统筹兼顾的。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民族团结 一、完善在民族政策和法律方面的教育缺失 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者要全面把握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加强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宗教政策的宣传教育,要充分了解各民族的本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民族习惯等,以维护民族团结稳定的高度来提升少数民族学生安定工作。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和文化观。加强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祖国的认同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社会主义道路认同感以及对中华文化的良好认知。 二、加强民族团结教育 在加强少数民族学生民族团结教育的过程中,教育他们自觉维护我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自觉树立反对民族分裂的决心、维护民族团结的信念、培养维护祖国统一的责任感等。通过定期组织学生进行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民风民俗展览、民族知识答题竞赛、以及各民族的文艺演出等各种民族主题活动,增强各民族学生对五十六个民族的了解,对中华民族的整体客观认同,也促进他们对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的了解,使各民族文化传统在最大范围内得到更好的交流与分享,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建立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 三、加大理想信念教育 要着力加大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理想信念的教育,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三观”。学校要有规划的制定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 工作计划 ,定期 总结 工作的开展情况并做有效的工作分析,总结经验,解决在实际工作中容易产生的特殊问题。学生院长和辅导员要扎下心来深入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以“耐心、爱心、真心、悉心、责任心”的“五心”原则,做他们的知心朋友,帮助他们解决在生活学习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四、加深心理健康教育 由于升学的需要,少数民族大学生从本民族文化环境来到非本民族文化环境,这使得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心理落差,并出现孤独感、压抑感、无归属感等不良的情感体验。所以,各类高校心理咨询中心除需开展常规的心理咨询工作,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正常的心理卫生普及教育之外,还要系统的研究分析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特点,与辅导员老师保持密切联系,共同努力针对有特殊问题的少数民族学生进行分层规划,逐步教会他们掌握自我调节和驾驭自己心理的知识,增强自身抵抗能力。 五、拓宽创业和就业教育 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依赖于该地区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建设,因此,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创业就业的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那就要求我们少数民族学生占一定比例的二级学院,要以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的统筹计划为依托,加大少数民族学生就业信息的搜集和归纳,建立畅通的信息传输 渠道 ,使及时准确的就业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少数民族学生处;提前做好少数民族学生个性化的职业生涯规划,使学生能遵循自身特点,提早培养职业责任感,有助于 毕业 后顺利就业;积极探索各种教育模式,例如讲座、 报告 会、专场招聘等形式,多角度的实现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帮扶。 六、强化舆情激化事件中的思想教育 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尤其是具有自己本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他们对所见所闻的一些不理解或误解,因而导致了一定范围内的群体性情绪波动以及较为激烈的言行反应,使原本的小矛盾扩大,进而导致非理性行为发生的事件,我们将其定义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舆情激化事件。舆情激化事件的应急对待是目前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个重点难题,这就要求作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者的我们要遵循以下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作用,消除舆情激化事件的根本原因。第二,灵活选择政治教育的载体,积极消除舆情激化事件的现实因素。第三,创建较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平台,分析舆情激化事件存在的内在因素,做到防微杜渐、未雨绸缪,从根本上预防、杜绝、消除各类突发事件的隐患。 七、提升校园文化渗透教育、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加强校园文化设施建设,加强校园文化中的精神内涵建设,将国家对于大学生在思想教育方面的理念与校园文化活动的宗旨彼此渗透结合,营造出适合民族精神培养的文化氛围,创造适合大学生积极向上的学习生活环境。根据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特点,积极利用各种学生活动平台,尤其是文艺活动,让少数民族学生更好的发挥自己在音乐、舞蹈方面的特长,自信的融入到集体之中,更好的加强各民族学生之间的团结,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大融合。 八、加强生活中的人文关怀 做好国家助学贷款、生源地贷款的申请工作。对少数民族的“三困”学生,要做好帮扶工作,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鼓励他们参加以勤工俭学为目地的各种 社会实践 活动。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奖助学金的评定,也要本着倾斜照顾的原则,使少数民族大学生真正的感受到来自学校的人文关爱和来至国家政府的深切关怀。与学校教学机构沟通,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分槽 饲养 ”。对于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高等数学、大学英语、大学语文等公共课程起点低、提高难度大的特点,组织相关授课教师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的制定授课计划和合理的安排学分学时,组织优秀学生对他们小班补课,结对帮扶,帮助他们按时完成学业。 综上所述,着力解决在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塑造少数民族大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重要目标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因此,我们应着眼地域特性、民族特征,并客观的考虑到他们在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实际特点,全面客观的不断完善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努力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引导他们走健康发展之路,实现我们所期待的“精神成人、专业成才”的高等学校教育理念。 猜你喜欢: 1. 少数民族政治思想论文 2.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论文 3.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论文 4. 浅谈思想政治方面的论文 5. 民族宗教信仰论文

(1)民族性。从根本上说,民族就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每个民族的经济活动都有自己的特点,或从事牧业、或经营农业、或擅长渔牧业等。在同一产业中,不同的民族也有着不同的生产模式。(2)地域性。少数民族都有着自己相对固定虎供港佳蕃簧歌伪攻镰的居住区域,该区域的自然条件直接影响着该少数民族经济活动的方式、范围等特性。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的巨大差别,直接来自于少数民族居住区域的差异性。(3)相对落后性。在大多数国家,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落后于本国境内的主体民族。尽管我们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直到今日少数民族地区的总体经济水平与汉族地区还有着较大的差距。(4)复杂性。民族地区的经济一般比较复杂。不仅有一般地区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还有其特殊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和宗教问题相交织,就使得民族问题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特征。(5)国际性。在许多国家有相当大一部分少数民族居住在边境地区,有的民族甚至是跨境而居。我国大约有30多个民族居住在边境地区,这些民族经济的模式、发展范围和程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国外民族经济的严重影响。

偶像崇拜形成原因研究论文

谁都有自己的偶像偶像观一般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偶像的认识停留在感情层面,即“我喜欢他”;二是对偶像的认识提升到理性层面,即“我要成为他那样的人”。这两个层面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像是一柄“双刃剑”,既可成为青少年“见贤思齐”、励志上进的强大动力,又可成为青少年因对其盲目选择而迷失自我的“心灵鸦片”。所以,树立正确的偶像观,“取其利而去其弊”,“取其长而补己短”,是青少年塑造自我圆满人格的必由之路,也是青少年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所以只要您自己掌握好这个度那绝对是受益于自己的希望对您有所帮助你喜欢杰克逊,这比较正常,他与你同时代,正面报道多,而且他是音乐奇才,舞蹈大师,根据他风靡程度来说,令你着迷情理之中。但说到崇拜希特勒。关于他的生平,他的思想主张,你能了解多少?估计问你几个常识问题都不一定答的出来。一个没多少历史知识的人说喜欢希特勒,纯属扯淡,就跟无知少年喜欢穿骷髅头服饰一样!从另一面讲,法西斯一直被批判。你认为崇拜他就有人会觉得你特牛,特叛逆吗?太幼稚了。告诉你特立独行不是这么玩的。如果让你详细叙述下为什么崇拜希特勒,他的哪些个人魅力或行为主张是让你着迷的?也许你当时都答不出个所以然。所以说,你不病态,你属于希望引起别人注意的。不算MJ就不用说了我的偶像“一个图腾的标志”阿道夫我也比较欣赏!要不是阿道夫德国估计已经成为法国的附属国了!阿道夫的存在是促进世界大发展的必要!没有战争就不会有和平就不会有高尖端的技术发展!是那次战争触发了人类加快脚步研究的必要!虽然他很残暴但是也可以算是一个历史人物!

偶像,总是人们叙述的焦点和议论的中心,或是才华横溢的,或是一枝独秀的,或是驰骋疆场,攻无不克的,战无不胜的;甚至于他们的一些细微之处让我们感动的,从这种感到中,从这种感动中,让我们找到了坚定的理由。 大凡为青少年所喜爱的,都是些活力四射,潮气蓬勃的歌星影星。诚然,他们是时代的象征,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精神文化。然而他们又像魔鬼一样令大多数青少年人为之魂牵梦绕。湖北省有一年轻青年,过分崇拜刘德华,因而放弃家中的老父老没母,发誓今生今世一定亲眼见上刘德华一面。于是奔驰到刘德华的演唱会,天赐良机,她见到了刘德华。可追星的欲望仍不能得到满足,痴心使她不能自拔。其父气急败坏,在接她回家的时候跳楼自杀。而她仍然吃迷不悟,依旧进行着自己的计划。 血的教训告诉我们要学会有选择的崇拜偶像,要适时适度,适可而止。不要总是迷恋于别人的音容笑貌或宏伟事业而不能自拔,要学会鉴别,要将对别人的倾慕化作自己工作过程中的动力。 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认为要崇拜英雄,崇拜对国家和社会有贡献的人。据记栽,大名人柏拉图有一位学生当时就非常崇拜自己的老师。老师的思想、精神好的生活习惯,都被学生引为己有。在想老师学习的生涯中,学生在不断的充实自己,完善自己,最终,这位学生也成了一位像老师一样有名的人物。什么样人才应该作为我们的偶像?唱与不唱——一个国家的尊严。以其精湛的唱功,扎实的打功,漂亮的演技闻名于世的梅兰芳先生,一生都奉献在了人民艺术的崇高事业上,为祖国戏剧的发展而宵衣旰食,但当祖国母亲遭到外敌的入侵时,他毅然决然的畜起胡须,宁愿终止自己所溺爱的事业,也坚决不为日本强盗唱一字一句,其赤子之心,昭然天下。他要唱,但更唱给普天下的百姓听;他不唱,也正是出于满腔爱国的热血。从偶像梅兰芳身上,我们对爱国,对人格尊严的感悟更加深了,信念更加坚定。做与不做——一个公仆的奉献为打击恶势,除暴安良,她奔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歪斜的田埂上,破旧的门槛前。人民永远势她心头的牵挂。曾有人对她说:“做个局长,只要舒舒服服做做表面,何必奔波忙碌呢?”她用行动作出了回答。她走了,长歌当哭,十里长街,白花胜雪,挽幛如云,她势人们心中永远的丰碑!她做,与人民有益的事,她不做,也是出于对人民的爱。在她的心中,有对人民最虔诚的尊重!白花皑皑,铁骨铮铮。有任长霞作为偶像,万民之富!她的奉献,她的执着永远是人心中的一团火!为与不为风华正茂,被无情地判上双耳失聪,许多人认为,他,完了。因为他是一个音乐家。可他没有屈服,用牙咬着筷子,手拨动橡皮筋:“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它妄想使我屈服,生活是这样美好,活它一千辈子吧!”他谱写9首交响曲,32首钢琴奏响曲,1首小提琴奏鸣曲,16首弦乐回重奏证明了他的顽强不屈,努力奋斗。他所为,因为他对音乐的热爱,对生命的渴望,他不为,也是出于咬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谁听了这句震聋发的话部位之动容?持之以恒,永不放弃,让我们的偶像贝多芬熠熠,生辉!没有个拉丹东峰孕育的第一滴水,就没有长江的波澜雄壮,浩荡千里;没有数倍体积于树冠的发达根系的滋养,就没有大树的高可参天,遮天蔽日;没有一腔热忱,无私奉献,持之以恒的偶像们的活跃,就没有世界的蒸蒸日上,欣欣向荣!让我们选择合适的偶像,向着他们的足迹,汲取他们的长处,不断的完善自己,想更深更远的海洋迈进!

在学习、工作乃至生活中,许多人都有过写作文的经历,对作文都不陌生吧,借助作文可以宣泄心中的情感,调节自己的心情。如何写一篇有思想、有文采的作文呢?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高中我看追星现象议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在如今的娱乐化大爆炸时代,追星族越来越多,所带来的粉丝消费也在呈指数型增长。那么追星是好是坏,是否就代表着花痴、疯狂呢?追星是否只是空穴来风呢?

在我看来,“追星”二字,若只放在娱乐圈的明星身上便太狭隘了。什么是“星”,可以是某个科学家,艺术家,也可以是某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更可以是某个领域的佼佼者,只要他有某些值得你仰望、赞叹的东西,都是值得追的。我毫不隐瞒地说,我也在追星,是一个毕业于新加坡理工大学研究生物方面的研究员。我甚至连所追的“星”的姓名、样貌都不知道,看似很可笑,但我却好像在追逐某种梦想、某种生活似的傻傻地追,刨根到底,我在仰望别人优异成绩的同时,也在向往、赞叹别人丰富多彩的旅游生活,被他们的优秀所折服。追星只是在追逐某种梦想、某种生活、某种期待,仅此而已。

万事万物都有两面性,当一切超过“适度”一词时,所有好的一面便全部向坏的一面倾斜、移动、重压。在新闻上不乏可以看到“某某粉丝为见到偶像一面倾家荡产……”又或“粉丝自杀……”等类似报道,触目惊心,又让人不由心生叹惋。追星是一个单方面的伪社交,对方可能连你都不知道是谁,不过可以把其当做成爱好,在过程中获得快乐,甚至获得动力、信心。

犹记前年的“十一”假期,父母陪同我去上海看某明星的演唱会。当时的兴奋与激动溢于言表,可在我回来之后反而对他的热情淡了很多,不知道在对什么失望,是因为他所谓“一张照片一张脸”,还是现场的表现不如想象中的惊艳,亦或是自己不够铁杆。总之对他依然关注但并不特别热切,倒像一个站在一边冷静关注的旁观者。追星有时在被现实打破后,可能并不如你想象那么好,但一番略显盲目与幼稚的热情倒是难得,你可以趁机将其放在你的方向与目标上,跌跌撞撞地以此为支撑动力向前冲,岂不是更好吗!

那么,如何做到“适度”呢?首先要端正态度保持自我。苏轼的“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已为我们启示,在任何情况下做到保持自己的本初之心,不管有没有人注意到,认真做好自己。其次是量力而行。可以理解粉丝们有着学生时代的追逐与疯狂,但是要在热情与燃烧之余,留下理智的影子,学会无论在时间、财力亦或是精力上量力而行,因为太沉重的追逐,任何人都受不起。最后便是维持自己的生活节奏。三毛有一句话:学会主宰自己的生活,即使孑然一身也不算太坏的结局……那份柳暗花明的喜乐和必然的抵达,在于我们自己的修持。

追星没有错,只要为自己的理智留下一席之地,把追星当做一种精神上的支持与并肩战斗,在各自人生道路上努力,看着他们的努力,自己也能受到鼓舞继续前行。

“追星族”这个词对于大家来说并不生疏,现在的明星越来越多了,追星也随之愈演愈烈。追星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个姑且不说,但作为学生,我认为追星应该有目的的追,不能盲目地追。

大部分人都有自己崇拜的明星,而将他们作为自己的偶像,大都是因为他们长的帅、漂亮或喜欢听他们的歌,看他们演的戏。有的人说自己很了解自己的偶像,并搜集了许多关于偶像的资料。他们所谓的了解就是知道明星的爱好,喜欢的颜色,喜欢吃什么等等。他们以为了解了这些就称得上是一个超级funs了。而知道这些对自己有什么用呢?这样做无非是在浪费时间做无聊的事。有些人更为可笑,为了自己的偶像居然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记得在一张报纸上曾经看到这样一则报道:“一个女孩因为没买到自己偶像的演唱会门票而起了自杀的的念头。这样做值得吗?要我说,这样的人就太无知了,为了一个和自己不相干的人,居然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人也太傻了。

而另一部分人追星却是有目的的。我也赞同像他们那样的追星族。他们所喜欢的明星不只是因为美和帅,也不只是因为他们会唱歌,会表演,更重要的是,他们所追求的是明星的气质以及他们成功的经历。他们不会经常无聊地去搜集明星的资料,更不会因为某一个明星而放弃自己的生命。因为在他们眼里,自己崇拜的明星是他人生道路上一个榜样,追星是为了帮助自己进步。

许多明星之所以成名,是因为他们付出了许多心血和汗水。他们的人生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许多明星的品质都值得我们学习。比如郑智化,他虽然是残疾人,但他身残志不残,毅然选择了自己所喜爱的事业——演艺。他靠坚强的意志,唱出了许多好听的歌,大家都熟悉的《水手》就足以证实。……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不值得我们崇拜吗?王杰也是一个有名的歌手,他的成名不是靠运气,而是凭自己的实力取得的,他所走的人生道路是艰辛的。曾被生活所压迫的他,从未向命运低过头,他当过推销员,出租车司机,不管生活多么苦,他总是以微笑来面对,最终走向了成功。难道这样不向困难低头的精神不值得我们学习吗?像这样的明星不胜枚举,这样的明星值得我们崇拜,值得我们敬仰。

不管你是多么的抱怨命运的不公,还是碰到多么大的困难,你都没有理由说放弃,只要你确定自己的目标,并且向着自己的目标不断奋斗,只要你不说放弃,那么你一定会成功。

愿真正的追星族越来越多,让追星不仅仅成为一种时髦,更多的是成为学习上和生活上的动力。

无论那个时代,都不缺乏明星,当然,追星之人也不在少数。

柳永天性风流,文采熠熠,生前便有“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永”的盛景,死后众多歌妓前去吊唁。白居易的诗闻名于天下。荆州有一名叫葛清的街卒,“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诗,凡三十余处”,“若人问之,悉能反手指其去处,沾沾自喜”。此等疯狂,令人惊叹。现今,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追星现象更是普遍。然而有这样一群人,以偶像为天,以偶像的话为真理,以偶像的喜好来要求自己,关于偶像,一言不合便开骂。甚至有人在现实生活中为偶像与父母发生争执甚至有人与断绝关系,这样的新闻屡见不鲜,甚至还有增长的趋势。我们将之形象的称为“脑残粉”。而今,随着网络的发展,很多脑残粉化身“键盘侠”,本着“我偶像最大”的理念,在网络上恶意攻击他人,污染网络环境,然而更加令人惊讶的是,总有一群不明事理的群众加入进来,使脑残粉的队伍更加壮大。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使人不禁拷问,追星,是否真的无错。

回望历史,追星之人并不在少数。李白曾在谢灵运住处赋诗一首,“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以表达自己对谢的敬慕之心;杜甫曾作《赠李白》、《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等十五余首诗赠与李白,对李白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王安石在作文《四家诗选》中以杜甫为第一,认为杜诗是“非人之所能焉”,对杜甫的赞赏有加。

除了对才能出众的人推崇外,人们还对容貌出彩的人喜爱有加。《世说新语》中记载“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卫玠到底有多貌美,已无从所知,但从这只言片语中,便可得知,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喜爱与追求从未停止。

纵观古今,无论被追的对象是才华横溢的人物,或是一幅美丽的皮囊;无论是追求的人是肤浅无知,还是境界高远;无论年龄大小,心智成熟与否,追星都是一次自我感情的释放,更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渴望。

追星本无错。错的是那些盲目追星的人们,用对偶像狂热的言语和浮夸的举动来掩饰内心的浮躁与空洞;把屏幕上的一行行恶语当做所谓时髦的毒舌犀利。错的是为追星丧失自我,三观崩塌的那些人。追星本身并非什么错事。如同李白之于谢灵运,杜甫之于李白,王安石之于杜甫,这样的追星倒也不失为妙谈一桩。

有人曾说,真正的追星,是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成为像他那样杰出而伟大的人。不是口头上的喜爱,是将他当做夜空中最亮的星,去充盈自己。不求像偶像那般闪耀,但求不负自己,不负初心。

保持本心,培养鉴别黑白是非的能力,不盲目追星。于此,共勉。

当今社会,“追星”也成了一种时尚。“追星”,就像社会生活给青少年出的选择题,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还是独立思考、理性行动,需要我们找出正确答案。

其实,“追星”不一定是坏事,它也有好的一面。明星们哪个没有坚强的意志?没有优点?主要还是在于我们如何抉择。明星们对我们是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的,有的人会梦想着将来能成为明星,这就需要有件事的文化功底。更何况,“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明星的前提条件便是能吃苦耐劳、有坚强的意志。

看过这样一则故事:

刚刚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庄园举办了一场慈善晚宴,旨在为非洲贫困儿童募捐,应邀者都是富商和名流。晚宴即将开始时,小露西来到庄园门口,她手里捧着瓷罐。

“抱歉!除了工作人员,没有请柬的人不能进去。”保安说。

“叔叔,慈善不是钱是心,对吗?”小露西问保安,保安愣住了。

“我知道收到邀请得人有很多钱,他们会拿出很多钱,我没有那么多,但这是我所有的钱,如果我真的不能进去,请帮我把这个带进去吧!”说完,她把储蓄罐递给保安。

巴菲特被她深深感动了,把她带进了庄园。当晚,巴菲特捐出了300万美元,比尔·盖茨捐出800万美元,而仅捐出30美元25美分的小露西却成为了当晚的明星!

显然,我们对明星的理解始终停留在华丽的外表、排场等方面。真正的明星,需要的更是一颗博爱之心,需要以自己的吸引力来感染其他人奉献出爱心。再如“壹基金”的创始人李连杰,他说“演戏是我的职业,而公益慈善是我终生的事业。”我们真正应该崇拜的、追随的,应该是他们身上这种奉献精神,是他们无私的爱心。

“追星”,不应该用“盲目”之类的词来形容,只是得自己把握好分寸,寻找到适当的目标。这样的“追星”,才有意义、有价值,才是我们应推崇的!

现在这个时代,有许多的人都喜欢追星,又特别体现在我们中小学生这一大片。现在的中学生把追星都看得很重要,有时甚至胜过生命。

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女生非常的崇拜刘德华,她几乎买了刘德华的所有唱片,在她的卧室里面全是刘德华的画报,她非常想与刘德华见一面,于是拿了家里的钱去香港找刘德华,而到了香港却没有找到刘德华,她非常的伤心,但她却没想到过家中的父母,家里的父母都非常担心,自己的孩子外出了那么多天,还未回家,会不会出什么事,父母两人恨恨的吵了一架,这一架让他们俩离了婚,而在香港的女儿什么也不知道,爸爸由于伤心过度,自己跳河自尽了。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追星的危害性,让一个家庭彻底破裂。

追星这一现象对我们中学生是不利的,既影响了学习,而且还会让自己的成绩大幅度下降,我们不要一味的去崇拜,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他们不是我们崇拜的对象。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学习,应该好好的去向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们学习,他们才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同学们追星真的不适合我们。

同学们,好好学习吧,不要一味的去追星了。

生活中,“追星”是普遍存在着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喜爱的明星,所崇拜的偶像。我们平时,总是说谁是谁最忠诚的粉丝。但“追星”对吗?我不知道,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

有人说,“追星”是错的,因为它会让一个人对自己的“偶像”如痴如醉,而不再重视自己的学习,自己的生活。我想这句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我们在书中,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们为了自己的“偶像”而吵架的例子简直是多如牛毛。有人会像自己的偶像一样穿着,一样打扮,刻意地去改变自己。其实,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必要去为了谁,去改变自己本身的面貌。自己有几斤几两,不会因相貌的变化而变化。

也有人说,“追星”是对的,因为他会让你去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去让我们体会到一个明星成名背后所遇到的艰难险阻,让我们学习明星在困难面前那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有人说,当明星是世界上最美的差事,拍一个电影,一部电视剧,甚至是一个广告,都会有几百万的身价。其实他们曾经遭受过常人难以忍受的挫折与打击,才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赞同他的说法。他是换一个角度去看待明星,去体会明星。

对于“追星”现象,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只是因为明星的片面之处而去喜欢他,崇拜他。更多的是要学习他们为梦而战的品质。因为没有人知道一个明星的成名背后要付出多少,没有人知道他要承受多大的打击,多大的痛苦……

提起“追星”就会有人问那是好还是坏呢?那就要看你“追星”的程度和追星的原因啰!所以我觉得“追星”是有利也有弊呀!

弊在哪呢?首先一些人“追星”是因为看到明星长得美,长得帅就盲目地追求爱慕她们的美貌,为她们神魂颠倒。据报道。一个女孩十分崇拜一位女明星,所以便不惜当掉家产去整容,要整成和那位女明星一个样,结果在整容过程中失败了,不但没整成,反而弄得毁容。还有说一位女孩十分喜欢刘德华,她家里并不是很富有,她见到刘德华买过的,穿过的衣服都要买,一次,她听说刘德华要在哪里开演唱会,她就让父亲卖掉值钱的东西和她一起去找刘德华,结果她不但没有找到刘德华,自己的父亲却因为经不起饿跳海自杀了。如果盲目地“追星”那就是这种结果。

利又在哪呢?当然追星也有好的一面啦!如果一些人追求明星们的高尚精神,自己也学习这种精神那就是有益的。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男孩,他十分敬佩刘翔,他喜欢他那种毫不怕困难,努力奋发的精神。于是他就下定决心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这种精神,要向他学习。当他考试时,失败时他就会对自己说:“要有像刘翔一样的精神!”所以不管有多困难他都挺了过来,最终他终于考上了大学,实现了人生目标。

总而言之,“追星”是有利也有弊,如果想要驾驶好这艘船就看你能否有好的技巧,让自己取得好的一面。

“你偶像是谁?你有他的写真集吗?你看过他演唱会吗?……”我不屑一句,“我不追星。”现在社会,追星成为了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不追星在班里和同学们是没有共同话语的——比如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大部分追星的人,都是因为明星长得帅、长得美,就盲目的追求他们的美貌,为他们神魂颠倒。看着他们为偶像的疯狂,我被震惊了。有人为了买到自己偶像演唱会的门票,不惜身体健康半夜带着黑眼圈坐在电脑前抢购门票;有人为了买到偶像穿过的衣服,用过的东西,不顾父母阻挠,不惜倾家荡产……我笑了,真的觉得他们好愚昧,明星,他也只是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只是名气大了点罢了。为他们寝食不安,为他们愿意放弃一切。作为一名学生,到头来,不都是什么也没得到。荒废了学业,浪费了青春。

不是不赞同追星,只是觉得作为一名学生,应该适可而止。而且追的明星不该是反面教材,那样会让自己误入歧途;追星不能只看到明星的外表,应该追求明星们的高尚精神,以他们为学习的目标,完善自己的个性。犹如我的哥哥,他曾经是一个成绩很差的学生。他很喜欢刘翔的坚持不懈,遇困难不退缩。于是他以刘翔为目标,经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追星是一门学问,作为一名正处于求学阶段的学生,希望大家不要迷失了方向,误入了歧途。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信息被注入到人们的生活中。现在电视、手机上随处可以见到一些流量明星,因为影视公司的精心包装和网络中的信息传播,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明星。

中学生的追星现象较为严重,具体表现为:追求明星同款、买各种明星海报、每次电视上出现有关明星的内容就不顾形象大喊大叫……家长认为追星严重影响到了中学生的学习生活,于是有些家长就采取了很多强制性的措施:撕掉明星画报、没收掉那些“不三不四”的明星同款服饰等等。可是,家长的这些“善意”举动反而引起了子女们的极力反抗,让家长们很头疼,学生们的学习也因为执着于与家长的对抗而变得一塌糊涂。

为此,我查阅了相关资料,总结出“中学生追星是成长的表现,应适当地鼓励他们追‘星’”这一观点。虽然有时会超常规一点,但这都属于正常现象。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也会慢慢理解并自己做出调整。

据我所知,大多数中学生“追星”仅限于听一些该明星的歌曲、追一些该明星的有关影视剧、搜集并收藏一些该明星的画板等等。若仅仅是这样的话,我认为父母不应该过多干涉孩子追星,在孩子紧张学习之余,让他们听听流行歌曲放松一下,也是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

如果父母发现孩子追星,不妨尝试着同孩子一起追星。父母只有对孩子追的"星"有所了解,才能与孩子有共同话题,才能更好地交流。同时,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对于孩子的行为发表的客观理性的评论,对孩子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也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青少年的我们往往会把这些明星当做生活中的榜样和楷模、人生努力的方向。父母可以尝试针对孩子对偶像的热情进行适当干预,把热情转化为努力前进的动力,为孩子的成长指导好正确的目标和方向。

父母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带孩子去了解各方面的“明星”。在学校里、班级中也应该树立楷模,树立各种明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让孩子去崇拜“学习之星”“礼仪之星”“劳动之星”等各种“明星”,更加有利于培养孩子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你继续发光,我努力跟上。

在关系杂乱的娱乐圈里我认识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位明星,他干净澄亮,眼里有星辰和大海,出淤泥而不染。我希望自己是在正确的时间认识到了一位正确的演员,我希望他可以保持初心不变,我希望他永远岁岁平安。

事实上,我并不是一个很足的追星女孩,甚至可以说自己是三心二意,就像抖音评论里面所说的“看一部剧爱一个人”。我并不知道对于他我可以坚持多久,但是讲真的,他是第一个让我在备忘录的男明星,也是第一个愿意让我自己花点小钱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周边,我愿意去了解他,追逐他。

追星这个词很普遍,可是很多人打着追星的带着粉丝的头衔去“控制”明星,给自家的明星招黑。明明追星一词是那么的积极向上,可总有那么一些人要侮辱并且诋毁追星一词。追星,追光追逐阳光一直,你在前我在后。是追星而不是摘星,不要试图去摘星,会违背自己的意愿,会离开自己的初心。

第一眼见他是从电视上的大屏幕上,八月的某一天,他穿着学校的校服,在我的眼里演绎,我没有妄图想成为女主角,只是心里一想“哇哦,这个明星好帅啊,好爱”然后我每天最期盼的就是每天的星期几拿着小板凳来看他的电视剧,我似乎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再后来,我向朋友们都安利他,说他如何如何好,甚至我还对自己说希望能粉久一点,别再三心二意了。

我开始买关于他的所有东西,壁纸和聊天背景都换成了他,我开始了解他所有的事情,把抖音的视频大部分全都刷成了他,每次一打开抖音,陷入眼帘的是他。在一个晚上,我搜索全部的资料,加入粉丝群,关注他所有的账号,查看他的行程,虽然说我只是在800多万粉丝的其中一员,虽然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喜欢他,虽然我只是一个萌新,可我仍然喜欢到不要不要的,这大概就是追星的快乐吧。

我在八月的某一天,在电视的大屏幕上认识了一位演员,他明媚似阳光,叫我不敢忘。他爱笑,会做饭,喜欢小孩,每年的六月一日都会祝福我们小朋友,有点胆小,非常宠粉,他阳光,他是少年。

我的追星日记未完待续。

希望每一个追星的女孩子都可以见到那个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偶像,希望你们能够理智追星,希望你们可以和优秀的人一起进步,愿每个追星女孩和她们的偶像可以岁岁平安。

我追星并不会像别人一样去买海报,大雨天拼车去看演唱会。我追星更像一种敬仰,化作我好好学习的动力。

第一次看见她的文章是在一次考试成绩出来以后。那天回到家,妈妈并没有责怪我,但从她的神情上看出,她既生气,又很难过——考试考砸了,而且还是期末考试。在那淅淅沥沥下着小雨的天气,想听一首自我安慰的歌,无意间点进了同桌发给我的链接,看到了一篇小说,然后又情不自禁看了起来,最后又不自觉的笑了,笑着笑着豆大的泪珠噼里啪啦的滚落下来,落在手背,又温又凉。

从那以后,我便有了好好学习的动力,我把手机里的游戏删了,制订了一个自主学习的课表,业余时间偷偷地看“她”写的小说,我的心态也越变越好。

又是一年期中考试,我奋笔疾书,到了写作文的时候,又受到她的启发,把作文的文风写得幽默风趣。发试卷的当天,我早早的来到了学校,老师也来了,她把我拉了过去,满脸微笑地对我说:“你这次考得很好,算了一下,你的总分是全班第一,特别是你的语文,占了很大的优势呢!”我笑了。晚上一回到家,我就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妈妈。妈妈听了也十分高兴,带我出去吃了一顿大餐。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想把她告诉妈妈,可又不知道为什么,不敢说。妈妈看了出来,问道:“你是有什么事想告诉我吗?”我点了点头,说:“我最近很敬仰一位作家,很崇拜她的文笔,也喜欢她的文风,这次考试作文的文风就是受她的影响。”妈妈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挺惊讶的,你年纪这么小,思维方式却又不同于一般同龄人,以前还担心你会不会因追星等原因导致成绩下降,最后步入歧途,现在看来应该是不会了,如果你口中的‘她’能帮助你面对生活,面对学习,那我也就不担心了。”我松了一口气,笑了。

有一天,妈妈过来问我:“你上次说的‘她’到底是谁呀?”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不知道她的真名,只知道她的笔名,叫‘墨香铜臭’,我们一般都叫她‘秀秀’。”“那,她为什么叫这个笔名啊?”“那是因为秀秀上大学的时候想选文学,可她妈妈偏让她选经济,说让她以后赚钱了又可以业余进行文学创作,这不是既‘墨香’又可以‘铜臭’吗?”妈妈又问:“那她现在去哪了呢?”我沉默了……

我的偶像,她,可能正在“生老四”吧!

与崇拜偶像的议论文,你可以写当前比较红的,当红明星也可以写为国家保家卫国的将军和士兵,也可以写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和导弹事业奋斗的科学家,科学院士们都可以

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论文

家庭传承模式面临现实冲击儿童是民族文化血脉的继承者和文化基因的承载体。儿童获得文化传承的知识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比如土家族、畲族等民族,有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的文化靠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孩子自一出生就开始了文化传承与习得的过程。这种家庭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是人类最古老、最强韧的关系之一。但是在今天,这种关系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将孩子留在了农村,出现了大批“留守儿童”。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长年在外务工的青壮年人数在10万左右,其中80%是朝鲜族,留守儿童达到3万多人,其中个别学校的个别班级有85%以上的学生是留守儿童。在中西部地区,留守儿童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儿童。这种人口流动的趋势带来了文化生态的改变,民族文化的家庭传承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青壮年在经济发达地区创业、成家而后定居,置身于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化底蕴的城市,民族传统习惯的保持更加困难。文化生态具有不可再生性,传统纽带一旦被割断,要想再重新拾起难上加难。另外一个冲击来自集中规模办寄宿制学校。有些农村地区开始推行低年级寄宿制学校,三年级小学生基本要求到各所属的乡镇完全小学寄宿。这样,学生的学习条件的确得到了改善,但长年的寄宿生活使少数民族学生与家庭的接触大大减少,使得那些原本依附于本民族文化之上的儿童的个人行为和经验日渐淡薄,对本民族的认同也随之减弱。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学校教育能否扛起文化传承的大旗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人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学校教育。在不少学校,民族文化的教育也已经开始。云南省昆明市明德民族中学通过开设“民族常识”、“民族文化”、“阿语基础”等课程对学生进行教育,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现行课程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即以校为本开发的课程)体系;贵州省贵阳市民族中学将民族知识校本课、民族体育、民族歌舞、民族手工艺制作纳入各年级教学计划,全校100%的学生都能得到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六中则以学校大型活动和常规活动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的民族文化活动;江苏省南通市西藏民族中学把藏语文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开展民族历史文化教育和民族节庆活动,让这些与父母相隔千里的藏族学子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民族文化氛围。但是记者了解到,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其一,师资缺乏民族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教师。在不少民族学校,师资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湖北省仙桃市沔城回民中学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专业的民族教师,教民族文化课程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兼职教师,真正懂得回族文化内涵的教师则更少,参加过培训的教师根本没有,上课方式还很呆板。”在青海省西宁市,有的民族学校因为缺少具备相关教学能力的教师,把开设阿语课的任务交给了清真寺承担,由清真寺阿訇对学生进行普及性的知识教育。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民族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要想再解决民族文化课程的师资问题,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其二,语言危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寄托着深厚复杂的民族情感。对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来说,民族语言是他们最古老、最辉煌的成就,是他们世世代代创造能力的主要表现。为了保护民族语言,我国在条件成熟的民族地区实行了双语教育。如新疆、内蒙古、吉林延边、西藏等地,都开展了双语教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民族出版物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也成绩斐然。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民族语言的传承情况令人担忧,很多语言现在正在成为濒危语言。比如满语,现在全国能讲满语的人也就100人左右,而精通满语的人不足50人,而且多数都年龄偏大。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校校长高春梅说:“我小时候居住在达斡尔族自然屯,所有达斡尔族的孩子都用母语交流,甚至连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孩子也都会用达斡尔语交流。如今在民族地区,40多岁的汉族兄弟还能用达语交流,但是达斡尔族的青少年却很少会说母语了,人与人交流的主导语言完全变成了汉语。”达斡尔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语言的传承面临更大挑战。同样在东北,赫哲语也没有文字记载,现在能说赫哲语、懂赫哲族历史的也就20多人。在我国,像达斡尔族、赫哲族这样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一共有29个。民族语言的危机,部分来自于民族成员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本民族的弱势地位是由文化造成的,产生了对民族耻于认同的心理,导致青少年对自己的“母语”不熟悉、不了解、不喜欢的不正常状况,对有关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任何了解,甚至表现得极为冷漠。民族语言的危机还源于社会经济的压力。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学习民族语言之后的出口问题是教师、家长关注的焦点。近几年来,受到中韩贸易的影响,朝鲜族语言成为了香饽饽,有些汉族学生甚至转到朝鲜族学校读书学习。但是其他一些民族语言的学习,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有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语言不实用,没有保留的价值,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转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民族学校的学生也大量流入汉族学校学习。即使在开展双语教学的民族地区,这样的现象也不鲜见。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民族成员的观念,形成“文化自觉”,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其三,关注不够学校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但在不少地方,民族学校的发展非常艰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集中办学的推进,不少民族学校面临被兼并的危险。一些民族学校迫于生存压力,更改了校名。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目前国家的政策倾斜性还不强,资金扶持的力度不够。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师资培训、民族文化活动的开展等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做保障,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民族中小学还处于自发阶段,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再加上民族地区相对贫困,发展举步维艰。在很多地方,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缺乏整体规划。其四,传承困惑民族文化包含一个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在学校传承中,如何去梳理这些内容,如何界定传承的范围,哪些文化可以注入时代元素使其走得更远,都是困扰民族学校的难题。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如何发挥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解决生源问题,如何应对当前应试教育的影响,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提高升学率的矛盾,是这些地区民族学校的校长最头疼的问题。部分民族学校领导缺乏民族感情,忽略了传承、弘扬、保护民族文化的职责,还有的认为,民族文化进校园是一种作秀,是一种形式主义,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措施不力。在传承的模式上,如何突破现有的模式,使传承的载体从显性向隐性渗透,使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融入到少数民族学生的血液中,而不仅仅是表面光鲜亮丽的文艺演出,这又是一个难题。在学校教育充分发挥出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之前,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氛围的保护更加紧迫。在一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民族传统技艺濒临消失之前,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如何实现与学校教育的对接,考验着政府与学校的决心和智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如果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破解传承中的难题,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我是不知道啦!嘿嘿,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最富时代感的研究课题。我国民族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把研究的重点从过去的社会形态理论转向了各个民族具体的文化现象和现代化进程,涌现出了一批有关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应用性成果,但有关布依族社会文化发展变迁的研究成果还比较稀少,缺乏较深入的调查和理论研究。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布依族人口为2971460人,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居第十位,是少数民族中较大的民族。布依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世代居住在贵州红水河、南北盘江沿岸,是贵州的原住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世代传承的民族文化。社会的发展和制度的变革,改革开放的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至当今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使得原本封闭落后的布依族社会与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也在发生着显在或隐性的变迁,对这些文化变迁事项的描述和变迁深层原因的挖掘,以及对变迁所带来的对布依族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的分析探讨,成为当今布依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在对布依族聚居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以文化人类学关于变迁的研究成果及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民族学等相关理论为理论依据,运用主位和客位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对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变迁现象进行历时性的纵向梳理,并在共时性的背景下进行适当的比较研究。试图总结出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和特点,并反思其得失及何以得失,以期能对布依族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和现代化起到理论上的指导作用,并期望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范式能对研究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提供参考。 本论文共分为八章: 绪论部分阐明了本论文选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并介绍了与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状况及最新动态,一及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的主要思路。 第一章在系统地介绍国内外关于文化变迁的理论的基础上,对变迁理论进行了归纳总结,同时介绍了本文拟采用的文化变迁理论。 第二章介绍布依族的历史源流。布依族是旧石器时代水城人、穿洞人、猫猫洞人以及飞虎山新石器时代古人类的后裔,是建立群柯国的主体民族,经过夜郎时代与濮人、越人融合而突出地继承濮人和越人的文化特征,开始形成单一的民族濮越(布依)人。 第三章首先对布依族社会文化植根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基础进行论述,并在此基础用文化模式的有关理论上分析布依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布依族文化的民族个性。 第四章通过展示田野调查的生动材料,对调查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归纳、分析,详细介绍布依族衣食住行方面变迁以及闲暇生活的变化,并进一步论述变迁的原因。 第五章重点介绍了布依族社会传承和整合系统,即传统社会组织、官方委任的行政系统、乡规民约、婚姻及家庭的特点和变迁的表现。 第六章对布依族地区的民族教育的历史沿革进行介绍,研究了现存的问题,分析了制约发展的因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第七章对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进行了理论分析,主要对变迁的阶段、表现形式和动因进行了总结。 第八章对布依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认为民族文化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应积极进行民族文化的自我扬弃,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并实现异质文化互动,从而形成新的进步的民族文化,真正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和民族文化的全球化。 关键词: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发展 目录 绪论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二、与选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及最新研究动态 三、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 第一章国内外文化变迁理论概述 第一节国外文化变迁理论 第二节国内文化变迁理论 第三节本文拟采用的变迁理论 第二章布依族历史源流 第一节布依族族源与族称 第二节远古时期的布依族先民 第三节春秋战国时期的布依族先民 第四节秦汉至宋朝时期的布依族先民 第五节元朝到明朝时期的布依族 第六节清朝时期的布依族 第七节近代以来的布依族 第三章布依族文化植根的环境和文化个性 第一节布依族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 第二节布依族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 第三节布依族文化个性 第四章布依族物质文化变迁 第一节绚丽多彩的服饰的变迁 一、传统服饰特点 二、服饰的变迁 第二节厚重的饮食习俗的变迁 一、布依族的饮食习俗 二、饮食的变迁· 第三节体现农耕文化的建筑文化变迁 一、建筑的特点 二、居住的变迁 第四节交通与通讯方式的变迁 一、交通运输 二、邮电通讯· 第五章社会传承和整合系统及其变迁 第一节社会聚合的组织纽带 一、民间传统的社会组织 二、官方委任的行政系统 三、民族区域自治 四、习惯法与乡规民约 第二节婚姻与家庭的擅变 一、留传千古的婚恋习俗的变迁 二、婚姻的变迁 三、家庭的擅变 第六章喜忧参半的民族教育 第一节布依族教育概述 第二节双语教育 第三节存在的问题及其造成的影响 第四节制约教育发展的因素 第五节发展布依族教育的建议 第七章对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变迁的阶段 第二节变迁的动因分析 第八章现代化进程中研究和发展布依族社会文化 第一节研究民族文化变迁的目的和意义 第二节布依族文化现代化发展中的影响因素 第三节可持续发展:一种新的选择

少数民族三农问题研究论文

哈哈,写民族理论的论文啊?!我也在网上找了一些,摘些给你族自身的发展问题。民族自身的发展问题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其中社会经济是支撑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民族的政治、文化发展是民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参与国家和制度建设的程度是其发展的一种标志。民族的发展还表现在民族体制规模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族关系是民族和民族之间交往联系的状态。民族之间关系的状况既有团结合作,也有冲突对抗。就世界民族发展过程的规律而言,民族之间团结合作是主流,但由于民族差异,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是重要现象。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在民族形成后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民族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与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密切联系着的。在多民族国家中,由各民族共同利益而构成的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任何单个民族的利益,都必须服从于国家的整体利益。民族问题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敏感性、国际性和重要性的特点。新时期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方面的大量矛盾都集中表现在发展上,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造成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人们心理上的不平衡。首先与沿海地区相比差距大,而且有不断扩大的态势。中国发展战略是先东部、后西部,梯次发展,这种方式带动了整个经济的腾飞,但实际上也把西部放在后发展的位置上。相对而言,集中在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相对较大。 其次民族地区城乡差距大。 第三贫困问题比较突出。当前一些民族地区贫困问题仍然非常严重。这些地区社会教育程度低,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下,自我发展能力弱。地方财政困难,财政收支差距大,文教卫生事业落后,民族地区地方病种多,患病率高。同时民族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和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对宗教问题处理不慎或不当,也会影响民族关系甚至酿或冲突。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同我国的民族实际相结合,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的原则,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基本的观点和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民族问题将长期存在。 (2)社会主义阶段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兴旺的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将继续存在。 (3)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只有在解决整个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才能逐步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 (4)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都对祖国的文明做出了贡献,都应该一律平等,应该加强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维护国家的统一。 (5)大力发展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是我国现阶段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各民族要互相帮助,实现共同进步和繁荣。 (6)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 (7)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是做好民族工作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 (8)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交织在一起,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还要注意全面正确地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具体政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坚持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平等是中国民族政策的基石。经过6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障民族平等的法律规范体系,各民族平等权利依法得到保障。民族团结是中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国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国民族政策的根本立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采取措施扶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投资力度,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新的活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各地在工作中放手使用和大胆提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发展少数民族科教文卫等事业。在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方面,国家坚持从少数民族的特点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积极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教育事业。在发展少数民族科技事业方面,国家采取了许多特殊措施,如:重点培养、培训少数民族科技人员,在普通高等院校有计划地招收少数民族学生或举办民族班;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引进人才和先进技术设备,扶植提高传统科技,提高经济效益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事业方面,国家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卫生队伍的建设,大力扶持发展民族医药事业等。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支持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鼓励各民族加强文化交流,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都得到充分尊重和较好发展。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重要会议,都提供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等7种少数民族文字的文件译本和这7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同声翻译。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表现在服饰、饮食、居住、婚姻、礼仪、丧葬等多方面。国家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政府对少数民族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加以保护。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在我国,宗教和民族有着紧密的联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是我们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一贯政策。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还采取很多措施,以保障少数民族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生活。国家对佛教的庙宇、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其他宗教的寺庙和教堂以及各种文物古籍,采取保护政策。一些名寺古刹还被列为国家或地方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国家出资进行维护和修缮,中央财政还为此设立了专项资金。在探索处理民族问题的道路上,美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中有值得参考之处: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和“民族大熔炉”。由于历史原因,印第安人、非裔和亚裔等所谓“有色人种”,都曾遭受种族歧视。今天,各族在国家稳定的前提下和谐生存、共同发展,有几条原则值得我国参考。首先,少数民族政策服从国家至上、统一原则。美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在南北战争期间遇到过一次空前绝后的挑战。解放黑奴运动始于南北战争,南北战争的目的是统一国家,解放黑奴只是手段。林肯总统曾说:“最高目的在保存联邦,既不是保奴,也不是废除隶。如果不放奴隶能保联邦 ,就一个不放;如果解放奴隶就能保联邦,就全部解放。” 少数民族问题通常是民族关系问题,可以通过少数民族政策解决。但政策的实施需要一个稳固的政权。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少数民族在一个国家机器中得到保障,前提是服从国家至上和统一大原则。如加拿大魁北克省,可以是一个国家统一的问题。在这种情势下,少数民族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可能引发国家分裂,必须慎重。其次,少数民族政策服从国家法制原则。美国的少数民族是发达国家中最多的,但民族矛盾却并非最突出。没有法制高于一切原则,这么多民族很难共处。美国有个“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1961年3月,肯尼迪总统为解决当时社会中存在的严重的种族歧视,成立了“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监督全国范围内与联邦政府有经济往来的机构,要求这些机构在就业方面保证平等,消除肤色和种族歧视,后来发展成为“平权法案”。再次,少数民族政策服从国家发展原则。南北战争前后,美国的国家发展建立在廉价的农奴制基础上。当时政治家不可能跳出生产力发展水平,奢谈废黑。林肯在选总统前主张废黑,也是因为其支持者的北方资本家需要自由工人。非裔获得民权,则是七八十年后的事。直到今年,美国才有了首位非裔总统。 关于历史上对印第安人、非裔和亚裔的歧视,美国人也在不断反省。目前,美国已有7个州向非裔做出道歉。 美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与其国家政策连在一起,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更不是一成不变的政策,一直在错误中不断调整改进。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不会自行消失,还将长期存在下去。社会主义社会是各民族发是繁荣时期,而不是民族消亡时期。民族存在的长期性,决定了民族问题存在的长期性。 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解决要依靠发展,民族问题也不例外。社会主义制度下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任务就是积极创造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具体地说,就是稳步进行社会改革,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消除民族间的发展差距,努力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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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其中占全国总人口9%左右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我国欠发达的西部及其它边远落后地区。全国592个贫困县其中西部有334个,占64%。西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3%。与东部相比,西部人口素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东部平均每100人中科技人员18名,西部2名;东部人均受教育时间达10年零8个月,西部人均为3年零6个月;西部地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个百分点,东西部的综合人才差距10:1。西部虽然总面积5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56%。地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特别是科技、教育和文化发展严重滞后,制约西部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过程中,将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普工作提到突出的位置上来,是十分重要而紧迫的,这事关民族地区的兴旺发达和社会稳定的大局。

问题太大。就少数民族地区教育问题谈些建议:1)中央财政补助,率先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幼儿园到高中阶段免费教育;2)对少数民族的文字、民俗等物质或非物质文化予以保护;3)对教育资源进行提升;4)适当提高大学录取比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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