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研究论文范文
哥们大学八成学文科的。我来写写看看能不能对你有所帮助。1.简介：广西地方风味名菜因地制宜，广采当地特产为原料，在配置上，突出主料，切配精细，讲究口味，注重节气时令变化及火候的把握。2.历史：广西风味名菜又称桂菜，起源于宋元时期。到了明清时期得以发展。3，特色：广西饮食特色为为：桂东南风味，桂北风味，桂西风味和少数民族风味。各色风味名菜：桂北地区：阳朔田螺酿，全州黄焖禾花鱼，荔浦扣肉，灵川狗肉，桂林荷叶鸭，龙城铁锅鱼桂南地区：南宁烧鸭，合浦珍珠螺肉汤，北海清蒸西施舌，龙州芝麻鸡，邕城脆皮鸡。桂东地区：梧州纸包鸡，陆川烤乳猪，玉林牛吧，容县红烧豆腐，西山乳泉鸡。桂西地区：环江腊香猪，魔芋豆腐，靖西腊鸭，油鱼，没六鱼。民族风味：侗家酸鱼，壮家三夹“红肠，猪肝，粉肠”，瑶族羊骨圆，毛南才牛肉，壮家五色糯米饭。
广西特色文化探究来源：24期中青班 作者：赖富强 点击数：519发布时间：2011/5/3 9:52:55广西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地质地貌、沿海沿边的区位优势、多民族聚居区以及不同时期的变迁和发展，孕育出广西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丰富多彩。一是山水文化。美甲天下的广西山水，构筑了广西特色山水文化的灵魂。从历代文人墨客的山水诗词到纵览千年的各类石刻，从徐霞客的八桂足迹到现代人的广西游记，从千百年的传说到漓江画派的出现，都体现了广西山水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广西寻找山水文化的体验，让人身心愉悦，领悟倍升。经过历史的沉淀，广西有非常经典的山水文化。比如桂北山水文化，这一由桂林山水为主题的经典组合，除了三山两洞一条江（象鼻山、伏波山、叠彩山、芦笛岩、七星岩、漓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文化烙印和传奇故事外，还有桂林王府的独秀峰、兴安灵渠、桂海碑林等许多地方所沉淀的丰富山水文化，让人在山水中体验文化，在文化中领会山水，从而使心灵得到升华。体验到“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云中的神呵，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 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等许许多多的山水文化。而古今中外的名人在游漓江时兴奋和感受，更成为这条被誉为“天下最美的江”凝聚出山水文化的灵魂。又比如徐霞客广西足迹的山水文化。《徐霞客游记》是我国古代一部文学、地理学名著。在《徐霞客游记》的60多万字中，描述和记载广西部分就达到其三分之一还偏多的21万字，这给广西的山水文化留下了十分丰厚的一笔。1637年农历闰四月初，徐霞客由湖南入广西，历游全州、兴安、桂林、永福、柳州、柳城、融县、象州、武宣、桂平、陆川、玉林、北流、容县、贵县、横县、邕宁、南宁、隆安、天等、大新、崇左、扶绥、宾阳、上林、忻城、宜山、河池、南丹等地。1638年农历三月底，从南丹入贵州。徐霞客在广西整整一年，走遍广西大部分地区。《游记》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他是第一个系统地考察研究广西溶岩地貌的学者。通过细致的观察分析，他对岩洞、石钟乳、伏流、落水洞、漏斗洼地等的成因都作了科学的解释 。想要与古人进行对话式的山水文化体验，徐霞客在广西的足迹路线是理想的选择。红水河奇石文化是广西山水文化的精华之一。红水河是珠江水系西江上游的干流，因流经红色砂贝岩层水色红褐得名。沿途群峰夹谷，河床深邃。红水河石天下奇。近年来，红水河因产奇石而闻名于世。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叫绝。红水河奇石是被激流漩涡“啃咬”出来的，红水河仿佛一位才艺高超的雕刻大师，把一块块毫无生命的石头，雕刻成一块块百态千姿、晶莹坚硬、栩栩如生、饱含生命色彩、人见人爱的奇石。不管大小轻重，品位高低，每一块石头都有自己的主题、情调和风格，且各领风骚，互不谦让，令人感叹。 红水河石造就了广西的奇石市场，造就了广西的奇石文化，使红水河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奇石之河”。近年来，赏石成为一种时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奇石文化也越来越普及。奇石也成为许多收藏家的青睐之物。沿广西红水河出发，可作令人意想不到的奇石文化的深度体验。二是历史文化。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广西文化的精华所在。远古文化、史前文明、古镇古村、抗战文化等等，遍及八桂大地，在这茫茫史海中如何选择历史文化的精华，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必须根据出土文物、考古发现以及各地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遗产）的挖掘状况，才能找到比较理想的广西历史文化的精华所在。远古文化与史前文明在八桂大地星罗棋布，是广西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的地方就有许多。如“柳江人”遗址的白莲洞，位于柳州市南郊莲花山上，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是著名人类学家裴文中教授提议筹办的我国第一座洞穴科学研究的综合性博物馆，陈列了大量的古人类和哺乳动物的化石。大约距今5万年以前“白莲洞人”已经会缝制衣服，用火和熟食，构成的白莲洞文化。白莲洞文化及附近的在人类学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白莲洞遗址已经成为中外人类学家关注的科研场所、科普课堂和旅游胜地。而在80万年前的地层发现的百色盆地旧石器时代遗址，有石器加工场、用火遗迹等，表明有一群晚于80万年前的古人类在百色盆地活动，这些古人类曾在这里制作工具，在寒冷的冬天燃起篝火取暖或者烧烤食物。如位于百色市右江区的大梅遗址、田东县的坡洪遗址、田阳县的那赖遗址。证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士提出的所谓“两个文化圈”的理论是不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先后在来宾、柳州、柳城、桂林、荔浦、百色、灵山等地发现10多处重要的古人类及脊椎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广西已成为国内继北京周口店之后又一古人类研究的热点地区。其中重要的发现有麒麟山人、柳江人、白莲洞人和甑皮岩人4处古人类化石产地及百色古人类文化遗址、南宁顶蛳山遗址等。 更值得一提的是“左江远古文明”。 在连亘左江数百公里的悬崖峭壁上，一幅幅用赭红颜料平涂的人物、动物、器物画像。画面一般距离江面20-40米，最高的达120米左右。画像大小不一，有的3米，有的仅四五十厘米。据1985年的综合考察，左江流域崖壁画已发现79个地点、178处、280组。宁明花山崖壁画，以规模宏大、场面壮观、图像众多而居左江崖壁画之冠，是左江崖壁画的代表，这里已建成较好的旅游景区。体验广西的历史文化，广西博物馆是一个很好的场所，除出土文物及考古发现外，还有许许多多各类别的历史文化，如铜鼓文化、非物质文化等等。近年来，广西古镇古村的开发成为体验历史文化之旅的重要景点景区。素有“梦境家园”之美称的昭平黄姚古镇，保存着目前全国最完整的明清时期古建筑群之一。古镇按照九宫八卦图布局建筑，始建于宋朝开宝年间，明清时期得到大发展。现在的古镇保留了完整的明清时期古建筑，透视出悠久的历史和昔日的繁华。钦州灵山的大芦村是广西目前较大的明清民居建筑群之一，房屋结构功能齐全，明末清初岭南豪宅的建筑风格明显，显露出强烈的宗法制度观念意识。古宅依山傍水，古静幽深，藏有文天祥手迹等大量的文物珍品，见证着历史的辉煌，最宝贵的是这里藏有三百多副明、清时期创作的传世楹联，有着珍贵的人文历史研究价值和欣赏价值，所以又有“中国楹联第一村”之誉。南宁的扬美古镇建于宋代，是当时方圆近百公里的商品集散地，也是辛亥革命党人黄兴、梁列亚进行革命活动的根据地，有著名的魁星楼、清代一条街、明清古建筑群等景点。广西的古村古镇很多，如玉林的高山村、兴业的庞村、富川的秀水村、灵川的大圩镇、靖西的旧街等，各地都有较好的保护和开发，是体验广西历史文化的理想之地。在广西抗战文化方面，有许许多多的整理和挖掘，在此难以一一罗列。抗战时期，桂林作为国统区的文化之都，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教育界人士，他们当中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夏衍、田汉等。这些文化界著名人物来到桂林后，与桂林的同行们一起兴办各种社会团体，通过电台广播、发行报刊杂志、举办各种展览和文艺演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南宁昆仑关战役是中国国民政府发动反攻的决策与日本侵略军当局发动“一号作战”计划硬碰硬的结果，是整个桂南会战的核心战役。此战为中国军队首次以攻坚战打败日本“钢军”的光辉战例，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是确实值得后人敬仰的浓彩一笔。三是民族文化。广西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个世居民族，此外还有25个少数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丰富多彩并富有独特魅力的文化，是广西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以“唱、跳、吹、斗、踩”五大特色为代表符号的广西民族文化，渗透到广西各地的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方式，也是人们体验广西民族文化的最重要方面。“唱”，即唱山歌，是岭南少数民族尤其是壮族传情达意的重要生活方式。“跳”，即跳舞，是广西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中的重要表现形式，“跳”的内容十分丰富，如壮族、瑶族、彝族都跳铜鼓舞，侗族、苗族、彝族都跳芦笙舞等等。“吹”，即吹奏，如吹芦笙，甚至吹树叶。这是广西多个少数民族民俗活动中的主要内容，其中尤以广西的苗族与侗族最为典型。“斗”是广西多个少数民族传承的民俗活动中，“斗”动物的内容十分丰富，有斗马、斗牛、斗鸡、斗鸟、斗狗等。“踩”，即踩堂、踩高跷、踩火海刀山。 在对广西民族文化的体验中，刘三姐文化是其精华所在。在刘三姐的出生地宜州，在刘三姐文化的发展和传播的柳州、桂林，都有许多能够深度体验刘三姐文化的景点景区，如宜州的流河寨、柳州的鱼峰山、桂林的刘三姐风情园等等。桂北少数民族风情文化线路是对广西民族文化的经典体现。柳州—融水—三江—龙胜—桂林 ，集中了岭南地区民族文化的“风情四绝”。 “壮族的歌、瑶族的舞、苗族的节、侗族的桥”，构成了最经典的岭南“风情四绝”，叫人无比赞叹。当然，广西的许多少数民族自治县、自治乡都是民族文化的蕴藏和体验之地。最能体现广西民族文化的是常年不断的少数民族传统节庆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各地大大小小的节日就有330多个，平均下来几乎是天天都有节庆。四是宗教文化。广西的宗教文化可分为原始宗教文化和外来宗教文化两大部分。广西民间在每年固定时间举行的祭祀仪式，大多保留着原始宗教的形态。特别是一些世俗化的民间祭祀活动，主持人往往是公众推选出来的有权威的中老年人或是在当地有影响的所谓神职人员。如桂西南一带在每年的正月或八月间举行的“祭月请神”，通过祭祀月神，请月神以“神魂附体”，请月神下凡与人们对话等。这种仪式较多的保留着早期氏族社会宗教活动的遗风，即宗教活动是全民的，是由民族首领所主持的。在桂西北的东兰、凤山、南丹、天峨等地，每年的正月初一举行以青蛙为崇拜对象的宗教祭祀仪式。届时，全村的男女老少到四周寻找青蛙，最先找到青蛙者鸣炮报讯，这位第一个找到青蛙的人便是当然的祭祀主持人。而在靖西一带，每年举行祭祀鸡血藤和铜锣的活动，由村人推举出村中德高望重者主持向祖先神灵献祭，然后再长者的带领下，众人围绕着放在木桩上的一条粗大的鸡血藤，一边敲响铜锣，一边跳起粗狂的舞蹈，祈求五谷丰登，人畜平安。历史上广西先民虽然没有统一和严密的宗教组织和教义，但民间对自然神、对祖先的祭祀包括对远祖以至故去的亲长的供奉、祭祀形式，各兄弟民族大同小异，按岁时祭祀之外，还举行一些各地自己世代相传的族群习俗活动。比较有影响的是梧州的龙母庙，是广西最大的原始宗教场所。广西的外来宗教主要有道教、佛教、天主教以及儒教等。桂东地区是体验广西宗教文化的最主要线路，从梧州—玉林—贵港，有影响的宗教旅游胜地很多。道教文化方面，中国有道教三十六洞天，其中，广西有三个洞天，占全国道教洞天总数的十二分之一，都在桂东地区。根据道教洞天的排位，广西的洞天分别排在第二十、二十一和二十二位。它们分别是：容县的都峤山洞——周回一百八十里，名曰宝玄洞天，在容州普宁县，仙人刘根治之。桂平的白石山洞——周回七十里，名曰秀乐长真天，在郁林州南海之南也，又云和州含山县，是白真人治之。北流的勾漏山洞——周回四十里，名曰玉阙宝圭天，在容州北流县，属仙人钱真人治之。佛教文化方面，桂东地区在岭南一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桂平西山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名山,又称思灵山。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更有浔城半边山”之称。这“半边山”就是指桂平西山。西山有水汽洗濯，又似天外之云，无尘埃污染，再有古树参天，清泉甘洌，怪石嶙峋，石径曲幽，有“人间仙境”之美誉。广西佛教协会的驻地就在桂平市的西山，这里虽然离桂平市城区不到两公里，却是一处非常幽静的修行之地。西山是广西最早的佛教传播地之一，早在唐朝时，就有人在山上的岩洞里出家修行；宋代时营建了上寺——南华古寺，清朝顺治年间修筑了下寺——洗石庵。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界的多位高僧曾在西山的寺庙中担任住持，他们当中有全国知名高僧、曾任广西佛教协会秘书长、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巨赞法师和现任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的释觉光法师；著名佛教大师、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释宽能法师自1949年来到下寺洗石庵主持佛事，一直到1989年圆寂，再也没有离开西山，1989年涅槃时，还留下了三颗舍利子，这不仅说明大师是有道高僧，还证明了西山是佛教的吉祥之地。“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是中国人对年长者过生日的祝福语，就出自贵港市的南山上，岩壁上尚留“不老松”摩崖石刻。座落于此地南山寺是千年古寺，岭南名刹。宋仁宗皇帝亲书“景祐禅寺”匾额赐给南山寺。因此，南山寺又名景祐禅寺，寺里还有非常珍贵的菩提树。梧州的四恩寺，是岭南现代第一寺，气势恢宏，以“报三宝恩、父母恩、国土恩、众生恩”为寄托。除桂东地区外，广西较有影响的宗教文化场所还有上林的莲音寺、柳城的开山寺、柳州观音禅寺、桂林的栖霞寺、阳朔的鉴山寺以及被誉为“楚南第一名刹”的全州湘山寺等等。儒教文化方面，恭城文庙是广西保存最完整的孔庙，也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创建于明朝永乐八年，寺庙建筑飞檐高翘，重檐歇山式，琉璃瓦盖，金碧辉煌。历代以来，每年的春仲月（农历二、八月），都要在大成殿举行隆重的祭孔活动。南宁孔庙也是体验儒教文化的重要场所。在天主教文化影响方面，广西主要集中在北部湾的北海、钦州、防城等地，尤其是涠洲岛，岛上居民大部分信仰天主教，天主教是这里惟一的宗教。在1860年前后，法国传教士踏上了涠洲岛的土地，开始在这里传播天主教，发展教徒，建造了“涠洲天主教堂”，也传播了天主教的宗教文化。此外，伊斯兰教文化在广西也有零星的传播和影响。五是海洋文化。广西的海洋文化集中在北部湾沿海地区，对广西海洋文化的体验，主要在海上丝路文化和南珠文化方面。“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开辟的通往东南亚，继而越过印度洋到达波斯等地的海运航道。从秦汉时期开始，我国中原及南方沿海地区的商贩就把陶瓷、布匹、丝绸等商品装船，通过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发往斯里兰卡、印度等地，再转运至埃及、罗马等国，而东南亚及欧洲商人则通过这条航道带来毛织品、玻璃器皿等异域珍品。“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与西北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一起，成为连接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桥梁。在广西合浦县一个名为“古城头村”的地方发现了西汉时期的船步（即现在的码头），这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码头。这一重大的考古发现，证实了广西合浦一带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当时，这里是繁忙的国际贸易港口，中国南方出产的丝绸、瓷器从这里装船运往东南亚和波斯地区，而西域运来的毛织品、琉璃制品等在这里登岸，销往全国各地。南珠文化方面，北部湾所产的珍珠被历代的皇亲贵族所宠爱，《西厢记》、《红楼梦》等名著中关于贵妇人的描写，往往都离不开合浦珍珠。公元前100多年的汉代，合浦、钦州、防城一带就已盛产珍珠，历代皇帝都派人到此地采集，有“白龙珠城”、七池八寨之说。采集最盛期是明弘治12年，年产珍珠最高达28000多两。合浦珍珠曾几经兴衰，却一直以“西珠（欧洲）不如东珠（日本），东珠不如南珠（合浦）”的“南珠”闻名于世，其中“夜明珠”和当地所属营盘珠被誉为世界珠王，因而合浦有珠乡之美称。这里还流传着“珠还合浦”的故事。六是福寿文化。福寿文化在我国由来已久，追求长寿、福气和好远人皆有之。广西的福寿文化除了与全国的一致性外，又有其独特的地方福寿文化。广西作为一个生态大省和长寿福地，广西的福寿文化更多体现在养生体验方面。经过多年来中外专家学者的研究和多届国际长寿养生研讨会的举办，广西的福寿文化具有更广的视野和更深的造诣。广西的福寿文化之旅，首推广西巴马县、凤山县一带的盘阳河流域，这是世界公认的长寿之乡，长寿人口比例高居世界著名长寿地区之首。巴马、凤山的长寿老人多生活居住在盘阳河一带。在这条河流两岸，你只要随便走走，就可以遇见百岁老人。百岁兄弟、百岁姐妹、百岁夫妻在这一带也不罕见，盘阳河也因此被世人誉为“世界长寿之河”。巴马也是至今唯一荣获《世界长寿之乡》国际证书的地方，每年慕名而至的国内外游客数以万计，他们在盘阳河畔休闲养生，使这里的福寿文化得到不断的深化和传播，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养生理念和福寿文化知识。在桂林的永福县，众多优秀的民间传统文化中,福寿文化别具特色,被列为桂林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永福县素有“福寿之乡”的美誉，其深厚的福寿文化的底蕴中，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共性,又有地方文化的个性。永福的福寿文化可分为福文化和寿文化。其代表便是县城凤山顶上的“福”字石刻和百寿镇百寿岩中的“百寿图”石刻，这是永福县福寿文化的标志。此外，还有沿海地区东兴一带的滨海福寿文化和位于北回归线上的南宁大明山的福寿养生文化，都有其鲜明的地方特色，是体验广西福寿文化的好去处。七是饮食文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文化作为大众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广西的饮食文化体现在其多元化、特色化、健康化和时尚流行化等方面。广西的饮食文化之旅可渗透到八桂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一些最偏远的地方，往往都有意想不到的美食和独特的饮食文化。从大体上分，广西的饮食文化可分成桂北饮食文化、桂南饮食文化、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和北部湾沿海饮食文化。广西是多民族聚居和多文化共存发展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出不同的餐饮文化，也有不同的饮食习俗。长期以来，广西各地不断创造和保存着各自原有的地方菜色，形成具有鲜明特色和口味独特的广西菜，也叫桂菜。不管到广西的哪个地方，甚至是某个县某个乡，都会有一两种美食或一两道名菜让人怦然心动，叫人永生难忘。广西菜的特别之处在于其绿色、保健、长寿，在于其土生土长的原生态。正所谓“健康美食，吃在广西”。但同时，广西人接纳外来的饮食文化也是不遗余力的。根据广西各地的居民分布状况和生活习惯，粤菜、湘菜、川菜、东北菜、潮州菜以及东南亚地区的风味菜，在广西各城市都很有市场，首府南宁更是全国各地多路菜系和东南亚菜系荟萃融合的地方。但一般来说，桂北地区吃湘菜比较普遍；桂东桂南地区则比较流行粤菜。尤其是北部湾沿海地区，所吃菜系与广东粤菜相差无异。广西饮食文化的一大特点是时尚流行化，在南宁、柳州、桂林等较大城市，往往每年大家都喜欢集中吃一两个菜似的。
提要民俗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旅
游资源,开发民俗文化旅游是顺应当今世界旅
游的发展趋势。
广西有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旅游资源,只有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合理布
局,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来开发民俗文化
旅游,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民俗文化与旅游业两
者更好地融合,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拉
动广西各民族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一、民俗文化、民俗旅游的概念、特征
(一)民俗文化与民俗旅游的概念。
民俗是
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历程中创造的民间文
化，包括民间习俗、信仰及广泛流传在民间的
一切技术与文艺。
民俗文化，则是世间广泛流
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包括存在于民间的
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
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
民俗文化内容丰富
多彩，有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居住
样式、节庆典礼、宗教信仰、传统服饰、民间艺
术、烹调技艺、工艺特产、音乐歌舞等，它以丰
富的文化内涵及特有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广大
的海内外游客。
民俗旅游是一种新型的、高层次的文化旅
游类型，它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为
背景，以各种民俗文化事项和民俗活动为资
源，并通过挖掘整理和再现或艺术加工的手
段，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服务的一种具有鲜明的
民族性和地方特色的社会经济现象。
它将成为
现代旅游的主流之一。
各民族地区多姿多彩的
风土人情、风韵别致的文物古迹、情趣怏然的
民间文娱活动，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国内外游
客。
(二)民俗旅游的特征“。
民俗旅游”有着自
身的特征，突出的有以下四点：
1、质朴的民间性。
民俗源于民间生活，体
现民间生活，包含着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与
语言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总显示出浅显不定
的功能作用，成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所不可或
缺的基本手段。
民俗是伴随着生活的需要而自
然形成，历久传承的文化形态，而非朝廷的、官
府的、寺庙的等上层文化或宗教文化的简单代
表。
因此，民俗旅游应取材于民间风俗，才会显
示出其固有的特色。
2、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民俗体现民族
的生活，并因各民族生存空间不同而各有差
异。
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正反映出
民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民俗旅游的开发
应以本地资源为依托，不应胡乱建设、猎奇，这
样才使旅游产品具有当地特色和民族气息。
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
3、情趣的乐观性。
民间生活追求向上的、
乐观的，应与悲观绝缘，民俗旅游的开发要以
娱乐、审美、认识、教化等功能的习俗为体裁，
让游客在旅行当中感受到生活与劳动的乐趣
与美感，杜绝以迷信、不健康的内容作为民俗
旅游产品去开发。
4、主体的对外性。
民俗源于本地民间生
活，是经过世代相传而存留下来的。
因此，民族
地区对自己的民族本身或当地群众没有太大
的吸引力。
在文化渊源上讲，与民俗旅游创办
主体的血缘关系越远越是具有吸引力，所以国
外或省外游客就成为民族地区最大的客源。
二、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现状
(一)民俗文化村、园。
目前，广西建有许多
的民俗文化村（风情园），这是广西最主要的民
俗文化旅游产品。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广西
各地先后建成了融水贝江苗寨、贺州瑶族风情
园、龙脊壮寨、三江侗寨、金秀瑶寨，还有正在
凌云县兴建的凌云土司民俗文化村等旅游项
目，使广西的民俗文化旅游更加丰富，更具吸
引力。
游客通过实地的旅游活动，能亲身体会
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同时
可以间接传播该地的民俗文化，对扩大该地的
旅游知名度，树立品牌形象有一定的积极作
用。
(二)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含民族博
物馆）主要是对民族建筑或民俗实物的展示与
介绍。
这类产品以广西民族文物苑为代表，该
苑位于南宁市广西博物馆陈列大楼后面，1988
年建成开放，总投资280万元，占地万平方
米，是以广西民族建筑为主题，苑内有铜鼓巨
雕、镇边大炮，建有壮族“干栏”、瑶家竹楼、苗
家吊脚楼、侗族鼓楼、侗乡风雨桥、毛南族民居
等，还建有榨油、碾米、造纸、制陶、榨糖等民间
手工作坊，均极富有民族乡土气息。
另外，靖西
县壮族博物馆、融水苗族自治县苗族博物馆和
金秀瑶族自治县瑶族博物馆，分别展出以介绍
壮族、苗族、瑶族历史和民俗风情为主的实物
和图片，特别的壮锦、苗锦和瑶族蜡染工艺品
更是这些民族民俗文化的精华。
值得一提的
是，我国首座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已于2004年
11月26日在广西南丹县正式对外开放。
(三)民俗旅游节庆活动。
广西有11个少
数民族，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节
日，且场面盛大，别具民族风情。
如壮族的蚂拐
节、牛魂节，苗族的苗年、芦笙节、
补充：
节，瑶族的盘王节、达努节，侗族的侗年、花炮
节、冬节，仡佬族的吃虫节、拜树节、春耕节，京
族的哈节，仫佬族的依饭节、牛马节，彝族的跳
公节，毛南族的分龙节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节
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蕴涵着浓厚的文化内
涵。
现已开发的南宁国际民歌节、桂林山水历
史文化节、柳州三月三歌节、阳朔的渔火节和
啤酒节、北海的珍珠节、凭祥的边关节等现代
节日活动，映托出浓厚的现代文化氛围，同时
也给人们增添了不少的生活乐趣。
(四)服饰、饮食、建筑文化。
民族服饰是民
俗中最直观的东西，能够突出一个民族特有的
习俗，给身临其境的游客深刻强烈的印象。
广
西各民族人民着衣多姿多彩，给人耳目一新的
补充：
感觉。
例如，侗族妇女喜欢穿金戴银，其服饰多
为短衣长裙，衣服的各个部位都配上花边和飘
带，白褶裙层层叠，穿戴起来，显得绮丽多姿。
“吃”是旅游活动的六要素之一，也常常被人们
赋予审美、艺术、礼仪、禁忌等文化内涵。
广西
物产丰饶，一年四季瓜果飘香，茶酒饭菜风味
独特。
壮、侗、苗、瑶居民多为干栏式建筑，一般
以木为原料，穿榫凿卯，很少用钉，却很牢固耐
用，苗族、彝族“的吊脚楼”就颇具特色，侗族的
三江程阳风雨桥和马胖鼓楼就是这种木结构
建筑体系的杰出代表，也是侗族传统文化的重
要标志。
(五)民间歌舞、游艺与民族手工艺品。
广
西素“有歌海”之美誉，刘三姐就是壮族民歌的
杰出代表。
每年三月三举行的歌圩，场面盛大，
一片歌的海洋。
壮族的山歌、扁担舞，瑶族的长
补充：
鼓舞、瓦鼓舞，侗族大歌、情歌，彝族的阿细跳
月，京族的哈歌、花棍舞、毛南的罗海歌，苗族
的板凳舞，仡佬族的牛筋舞等，都千姿百态，风
情各异。
每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节令广西的山歌
走向了国际舞台，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和
传唱，从某种程度上推广了广西的民俗文化。
丰富多彩的民间游艺和戏剧给各族人民增添
了不少生活乐趣，侗家斗牛、苗族斗马，紧张激
烈，扣人心弦。
广西各民族人民心灵手巧，擅长
织染、刺绣、编织、雕刻。
苗族的刺绣、瑶族的挑
绣，手工精巧，图案优美生动。
毛南族的编织和
雕刻，独具民族风格，此外，石雕、玉雕、木雕、
贝雕、竹编、藤编、珍珠、绣球等民间工艺品久
负盛名，深受游人喜爱。
三、调整思路,实施民俗文化旅游的整体
开发策略
西部少数民族游牧文化研究论文
蒙古族是赤峰市主体民族，有着待人热情诚恳的传统美德，以粗犷豪放、胸怀担荡、诚实热情著称。居住蒙古包。 饮食以粮、乳、肉、奶茶为主。其中奶豆腐、奶茶、黄油、奶酒最具特色，全羊、手扒肉是招待贵客的宴席，独具民族特色。 奶品：黄油、奶豆腐、酸奶、奶皮、奶酒、炒米奶茶手扒肉 服饰，男女老幼皆穿长袍腰带，穿高腰靴子。 长袍：长袍是蒙古族人民自古以来所喜爱的服饰，袍子肥大、不开叉，尤其是牧人放牧时，可以暖身御寒。 腰带：穿蒙古袍必须扎腰带，一般用布或绸缎制作，颜色和袍子要协调一致，多为丈二长。 蒙古族的最高礼节是敬献哈达。 献哈达也是蒙古族的一项高贵礼节。献哈达时，献者躬身双手托着递给对方，受者亦应躬身双手接过或躬身让献者将哈达挂在脖子上，并表示谢意。 蒙古族人骑马、驾车接近蒙古包时忌重骑快行，以免惊动畜群；若门前有火堆或挂有红布条等记号，表示这家有病人或产妇，忌外人进入；客人不能坐西炕，因为西是供佛的方位；忌食自死动物的肉和驴肉、狗肉、白马肉；办丧事时忌红色和白色，办喜事时忌黑色和黄色；忌在火盆上烘烤脚、鞋、袜和裤子等；禁止在参观寺院经堂、供殿时吸烟、吐痰和乱摸法器、经典、佛像以及高声喧哗，也不得在寺院附近打猎。 祭敖包、草原盛会--那达幕是蒙古族的传统活动和特有的民族风情。 每年农历5月13日举行祭敖包。祭敖包是蒙古族的传统祭祀活动 那达慕，蒙古族语意为娱乐游艺，是蒙古族传统的群众性集会。那达慕始于13世纪初，当时那达慕只举行射箭、赛马或博克的某一种比赛。如今的那达慕除了传统的男儿三艺博克、赛马、射箭比赛之外，还增添了乌兰牧骑文艺演出、放映电影、篝火晚会等等新内容，同时开展经贸活动，进行物资交流，还要表彰劳动模范，其内容和形式都 有了很大的丰富和发展，那达慕这一古老的活动正焕发出新的活力，已成为融文体、经贸、旅游于一体的草原盛会。 那达慕盛会传统的项目为男儿三艺比赛，即博克（摔跤）、赛马、射箭。 充分展示灿烂的马背民族文化。 蒙古族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少禁忌，主要有： 火忌 水忌 产忌 蒙古族在养牧、围猎方面有独特风俗。蒙古族自古以来为游牧民族 围猎是蒙古族古老的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
马克思把史诗产生的这一时期称为“军事民主制”[①]时代，恩格斯称之为“英雄时代”[②]。这一时期，社会是以氏族和部落为基本单位，人类也已站在文明的门槛之上。母权制让位给父权制，私有制逐渐产生，氏族和部落之间经常爆发战争。这时，人类对自然力的崇拜让位于对氏族祖先和本部落英雄人物的崇拜。这些英雄人物成为史诗的主人公，他们的功绩，构成史诗的主要内容。严格说来，史诗中的最高统帅，不是国王和君主，他往往是部落军事联盟的统帅。希腊史诗《伊利亚特》中的“勇士的统帅”亚加米农，并不是希腊人的最高国王，而是作为围城盟军的最高统帅出现的，这是战争的需要。战争的胜利品由全体人民来分配，这就是军事民主制。恩格斯说：“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的氏族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不过我们也看到，它的瓦解已经开始”[③]。随着财产积累，发生阶级差别，部落战争开始变为对财产和奴隶的抢劫和掠夺,“一句话，财富被当做最高福利而受到赞扬和崇敬”[④]。这就是国家产生前的社会状况，也是英雄史诗产生的广阔背景。史诗产生于造就英雄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学(民间的口头创作)也伴随着社会一同向前发展。这一发展，也为史诗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中国各民族的英雄神话、英雄传说、民族起源和迁徙诗歌，融进史诗的内容之中，变为史诗的开端。比如一般史诗从英雄诞生开始。民族诗歌体裁的发展，在语言和表现形式上为史诗的创作也作好充分的准备，所以史诗的产生标志着一个民族文学成熟期的到来。关于史诗的分类，有些著作分为创世史诗(或古老史诗、原始性史诗)和英雄史诗[⑤]，这种分类是否恰当，有待讨论。创世史诗或创世纪，严格说来不属于史诗范畴，而属于神话范畴。前面讲到各民族的英雄神话，民族族源神话，民族迁徙神话，它们确曾起过神话与史诗的纽带作用。在各民族的创世纪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创世纪和后世的英雄史诗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即创世纪中的英雄，神性超过人性，在创作上幻想代替了现实。在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中，特别是古代的游牧民族中，英雄史诗特别发达，有些形成了发达的史诗群。号称中国三大英雄史诗的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早已被列入世界著名英雄史诗之林，引起国内外学者的瞩目。此外，如蒙古族的《智勇王子希热图》，《红色勇士谷诺干》、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哈萨克族的《阿勒帕米斯》等等，也都是著名的英雄史诗。它们和长篇英雄史诗一起，在中国文学史上表现出划时代的意义。英雄史诗在中国一些少数民族中产生和流传，并不是文学史上出现的偶然现象，它是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也就是它以长篇的韵文体制，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各民族的英雄史诗，以它绚丽多彩的作品，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宝库，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上史诗的空白，同时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史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创造了独特的艺术画廊，不愧为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但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它只是在口头流传，或以各种手抄本的形式展转传播。作为各民族文学史上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并没引起中国一些文学史家们的注意。和国外对于英雄史诗的研究相比，我们对史诗的研究尚处于启蒙阶段，和国内对于外国英雄史诗的介绍和研究，如对荷马史诗、印度史诗等的介绍和研究相比，也有着很大差距。比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谁也不否认它在中国以及世界英雄史诗中的桂冠地位。它的产生时代目前无定论，有说产生于十—世纪，有说产生于十三世纪，也有说产生于十四、五世纪。实际上这部史诗产生的年代，比学者们争论的时代要早得多。从史诗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它无疑产生在藏族社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那种部落纷争、战争频繁的年代里。最初可能是一些歌颂格萨尔的短篇史诗。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才演变发展成现在所具有的庞大体制和规模。这种规模究竟有多大，未见全貌。一般说法，整个史诗有六十多部，一百二十多万诗行。它的流传简直成了一个迷。目前发现的不仅有藏文本，而且有蒙文本。“藏文本流传在广大的藏族居住地区，也流传在土族，纳西族等地区和尼泊尔、不丹、拉达克几个国外地区。蒙文本流传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等蒙古族居住地区，在国外流传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等地区”[⑥]。这部史诗早就引起国外许多学者的重视，法文、英文，德文、印度文的部分翻译本，成为国外学者研究《格萨尔王传》的珍贵资料。早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1776年)俄国的旅行家帕拉莱斯，就曾在俄国出版过他的《格萨尔的故事》。十九世纪三十年代(1839年)，俄国的斯英迪特在彼得堡印行蒙文《格萨尔王传》，并译成德文出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俄国的郭增对《格萨尔王传》的人民性艺术性进行评论，并译出七章蒙文本的《格萨尔故事》。1902年，法国的弗兰克从西藏搜集了藏文手抄本《格萨尔王传》，并于1905年在印度出版了藏英对照本《格萨尔王本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的德维尼尔女士，十八岁时到青海地区，拜藏族永格登为义父，记录了藏族艺人说唱的一部分《格萨尔王传》，后译成法文，1931年在巴黎出版。另外法国学者石泰安也曾到中国四川藏族地区搜集《格萨尔王传》，1956年在巴黎出版了《林土司本西藏的格萨尔王传》，又写成《格萨尔王传研究》一书[⑦]。这说明《格萨尔王传》实具有世界影响。相形之下，我们对这部史诗的研究远远落在外国学者后边。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也同《格萨尔王传》的情况相似。这部史诗共八部，二十多万诗行，在柯尔克孜地区广泛流传，“玛纳斯奇”(专门演唱玛纳斯的民间艺人)朱素甫·玛玛依能演唱全部史诗，他是活着的荷马，对柯尔克孜族文学和中国文学有独特的贡献。这部史诗已记录完备，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艰巨的研究任务。蒙古族长篇史诗《江格尔》，主要流行于西蒙古，即新疆的阿尔泰山区和额尔齐斯河流域的蒙古族聚居区，即卫拉特蒙古族之中。目前已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在卫拉特蒙古族中还在不断发现新的异文。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如此浩繁，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领域。它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需要一支庞大的队伍。只靠少数人无法弄清这笔遗产的蕴藏情况，无法清理现存的文献资料，也无法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如果说民间文艺学科是一门边缘学科的话，对史诗的研究尤其是这样。
【内容提要】本文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利用田野调查和有关的文献资料，在对草原生态民族区草原生态现状认识的基础上，对于草原生态和蒙古族的民间环境知识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论文以蒙古族的游牧传统和环境知识为中心，从蒙古族的游牧技术传统、居住格局、轮牧的方式以及蒙古族的宗教价值与环境伦理等方面，较为全面地揭示了这些民间的与环境有关的知识，直接间接地对于草原生态的保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进而对于造成草原生态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冲突所造成的“农牧矛盾”作了基本的分析。最后，笔者指出，对这些民间的知识体系，在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要考虑其合理的内涵。草原生态/环境知识/文化传统/游牧民族/草原生态民族区/农耕民族在复杂多元化的社会中，不同的群体孕育了各自的社会观，留下了与自然环境有关的社会表现、态度和行为模式等遗产，同时也能看到围绕着生态问题的文化冲突和矛盾。这些遗产主要表现在民间的环境知识中，这一民间知识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民间环境知识主要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对人文环境的控制和人与自然的协调理念。学者们在描述环境变化时，常常无视文化因素，我们的着重点并不在于认识文化上的差异如何影响环境，而在于怎样把对文化因素作用的考虑同环境变化相联系。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源十分贫乏。同时，我国资源破坏严重，矿产资源滥采乱挖、采富弃贫，浪费惊人；淡水、森林、草原、耕地在开发、灌溉、采伐、载畜、开垦等方面问题不少。其中人口压力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人口压力和过度开发，使中国成为荒漠化土地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这样一个由多种生态环境、多个民族和多元文化所组成的国土上，民族间的关系，很多是和环境观念的冲突、破坏环境的行为有关的。而这种生态环境恶化的后果，就是给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直接的负面影响，使发展本身陷入了一种低度循环的陷阱。因此多元文化的共存、共生和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在这一背景下，在进行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时考虑少数民族的文化个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本身就符合中国社会的内在特点，同时也是对各民族文化的一种尊重。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密切相关。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对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生态环境的适应和改造过程中创造和形成的，因而各民族由于生存空间的特点、生活方式的不同，其对自然资源管理利用和文化传统也就各具特色。中国的生态恶化情况，在少数民族地区特别突出。从生态类型上，可分为草原生态民族区、森林生态民族区和山地农耕民族区等。在此我们以代表草原生态民族区的蒙古族的民间环境传统为例，来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草原生态民族区与草原现状 草原生态区，主要分布在从东北平原西部，经内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南缘一线以西，即从北纬51°到28°的广阔范围内，绵延4500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9%。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和四川等10个少数民族聚居省区，基本上构成了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畜牧带。在这些区域内居住的43个少数民族中，有19个民族以从事牧业为主，有代表性的民族有蒙古、部分鄂温克和达斡尔族、哈萨克、裕固、塔吉克、柯尔克孜、塔塔尔、藏族等。作为占地球陆地面积47%的草地及其生态系统的研究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据世界资源报告，牧场养活着3000-4000万游牧人口及提供着大量的食物资料，然而，由于过度放牧，开垦草场，短期行为的政策及攫取最大利润的纯经济观念，导致草原出现沙漠化及草场退化的趋势。诸多的草原研究专家及草原计划的推行者，在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深切体会到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导致草原利用情况的不断发生变化，改善草场是技术问题也是复杂的社会问题。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牧草种植的研究认为：“由于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政治、宗教的因素，使得进一步扩大栽培牧草的面积受到限制。在粮农组织从事草原和饲料作物开发工作的大多数国家中，这些因素的作用是错综复杂的。这项工作的未来发展，取决于乡村社会学家或政治家为牧草的栽培所创造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条件。[1](P42)又据世界资源报告，印度次大陆牧场的恶化是与过度放牧、干旱化、管理不当所致，最近几年出台的牧场发展计划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在南撒哈拉非洲牧场管理及牲畜的发展上，各机构的投资、援助大多以失败而告终，人们深切地感到开发过程中需要当地人民参加，需要和当地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相结合。[2](P116-117)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为草原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然而目前在草原生态系统的研究中，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对之进行研究的报告为数甚少。在世界资源报告中，在提到中国牧场状况时，认为全部土地的41%用于放牧，25%的草原退化，其趋势为水土流失正危险地加速，丧失生产力，沙漠化，退化快于再生；在谈及其原因时报告认为，(1)人口压力；(2)27%的沙漠化由过度放牧造成；(3)政府50年代的重农轻牧；(4)将现有的稀疏和优良草原开垦为农田；(5)城市发展加重了对现存草原的压力；(6)群体放牧；(7)对草和饲草作物管理不善等。这诸项原因事实上都与人的因素有关。中国约有草地面积400万平方公里，占全世界草地面积的，占我国国土面积的，放牧面积占世界第三位，仅次于澳大利亚和前苏联。中国的牧区应分为两大地区，北方“游牧”区和南方“农业”区，从东北平原到青藏高原，从海南山地到黄海之滨，都有草地分布，其中内蒙古草原是面积最大的温带草原。但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对草原只利用不建设，我国草地不仅生产力较低而且有30%的草地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中。草原研究长久未引起人们注意，50年代前全国没有一处草原研究机构，50年代后，开始在有关农牧院校培养草地科技人才，1964年中国农科院创办了草原研究所，之后，四川、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区相继创办了草原研究所及草原生态研究所，有关省区也建立了草地工作站或草原工作队。70年代末期，中科院分别在内蒙古与青海建立了两个草地生态定位站，开始从生态系统角度开展草地研究。在这些研究中，都提到由于人为的因素而导致了诸多的后果。我们不能否认，自然科学这么多年来对草原生态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成绩，有了很多的科学积累，这些基础也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必不可缺的根据。然而人是经由什么途径采取什么方式来影响草原生态的？其自身的社会结构、文化体系、价值观念与之的关系如何？却很少给予关注。草原资料是中国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据卫星遥感调查技术统计，1995年与80年代中期的数字相比，退化（不包括轻度退化）草地从13亿亩增加到20亿亩，10年中增加7亿亩，已构成资源与环境的重大问题之一。草地沙化是个更为严重的问题，草地每年减少65-70万公顷；北方草地退化面积达90%以上；全国可利用草地每年以2%的速度加速退化；2亿头牲畜因灾死亡。资料显示，在我国草地沙化的原因中，盲目开垦占；过度放牧占；过度樵采草地植物占。中国的沙漠专家警告，如果不采取措施，到本世纪末，有8万平方公里土地将沙漠化。学者们在描述环境变化时，常常无视文化因素。很多学者在谈及关于草原退化的问题时，常常把此用“公有地悲剧”理论来解释。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G•哈丁提出“公有地悲剧”，即“公用权悲剧”概念，地球资源被看作是公共财产，在此它的公共拥有，实际上不存在任何所有权，而只表现为公用权，所有社会公民都可以随意利用它。哈丁把这种公共财产比作公有草地，谁都可以在草地上放牧，每一位牧民为了从放牧中取得更多的好处，按照费用最少、效益最大的原则，总是力图增加畜群的数量，但是谁也不进行草地建设的投资。这样，随着畜群增加，草原的质量急剧下降，最后草场完全退化，不能再放牧牛羊。这就是草地公用权的悲剧。[3]在这里每个人追求自己最大的个人利益，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导致所有人的利益被损害。这一解释，事实上是纯粹的经济学中的利益最大化的观点，而忽略了草原主体民族对于自身家园环境朴素的环境保护意识与实践。我们的重点并不在于认识文化上的差异如何影响环境，而在于怎样把对文化因素作用的考虑同环境变化相联系。在复杂多元化的社会中，不同的群体孕育了各自的环境观，且留下了通过历史传递下来的包括全部生物和非生物因素以及与自然环境有关的社会表现、态度、构成、行为模式等遗产。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在草原生态区这一特定的生态环境下，产生出与之相应的游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及其文化体系。游牧的蒙古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孕育出自身的游牧传统和有关保护环境的知识。二、蒙古族的游牧传统与环境保护（一）游牧技术的传统 在传统游牧社会，畜牧业的生产技术是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具有其自身的质量标准。它是世世代代连续发展的产物，没有明确的体制，技术和社会文化是紧连在一起的。 在一般人看来，游牧民族在广袤的上苍赐予的无垠的草地中生活，不存在土地意识。其实不然，游牧的蒙古族对放牧草地的利用和保护甚为关心。随季节而移动，本质上就是出于对草地利用的经济上的选择。牧人对放牧地的选择与自然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对所生活的草原中的草地的形状、性质、草的长势、水利等等具有繁锐的观察力。有经验的老人，即使在夜间骑马，用鼻子就能嗅到附近的草的种类和土质；对于外地人来说，茫茫的草原千篇一律，而对牧民来说却认为草原上千差万别，并能清楚地区别各自的特征。又如非洲的马萨依人，其惟一的收入来源是牲畜，其文化给与他们一种制度，凭借这种制度可以保持贫瘠地区的土地不受损害，其做法是在旱季将一部分土地弃置不用，以使放牧地区的土地处于良好状态。 放牧的草地和农田一样，是一种生产资料，通过人的干预将植物生产的各种植物性产品进一步转化成各类动物性产品。作为放牧地本身也是一种可更新的土地资源。在没有人为干扰的情况下，草原生态系统基本上是自我维持的，能流规模相对地保持着稳定状态。而放牧制度本身就是人的行为在作用于草地后，在草地上放牧时的基本利用体系。其中规定了家畜对放牧地利用的时间和空间上的通盘安排。每一放牧制度包括一系列的技术措施使放牧中的家畜、放牧地、放牧时间有机地联系起来。放牧制度有两大类型，一为自由放牧，二为划区轮放。 在传统游牧社会，蒙古族对于放牧草地的利用和保护有着一套合理的方式。他们会从水和草两方面来考虑放牧。从“水”的方面来说，牧场一般限于沿河流湖泊一带的地方，从“草”的方面来讲，每一块牧场承载的牲畜种类和数量是有限定的。随季节而移动，本质上就是出于对草地利用的有效的选择，否则他们不会去冒着冬天的严寒和冰雪、早春的凛冽的寒风、夏日的酷暑和虫害，逐水草而牧。 在内蒙古游牧地带牲畜转场是根据气候的变化对牲畜放牧营地（营盘）进行季节性的更换。由于不同的放牧营地，其自然气候环境、地形和地势、水源等条件的不同，使得牧草的类型和生长发育状况也会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为了合理利用草场资源，使牲畜在全年各个不同时期都能获得较好的饲草供应，在蒙古族传统游牧活动中，一般每年从春季开始都要进行牲畜转场。这种转场，在一些气候、植被条件差异较大的地方，一年要进行四次，称为四季营地；而在一些地势平坦，气候、植被条件差异较小的地方，一年只进行两次，即冬春为一营地，夏秋为一营地。冬春营地称为冷季草场，夏秋营地称为暖季草场。四季营地以夏、冬季营地为主，而春、秋营地利用时间较短，属于过渡性营地。两季营地的冷季草场利用时间也长于暖季草场的利用时间。这些具体的时间都是在历史积累和传承的过程中沿袭下来的。而内蒙古牧区牲畜转场时间表就是这一特点的反映。 表一 内蒙古牧区牲畜转场时间 四季营地 两季营地地区 春 夏 秋 冬 夏季 冬季呼伦贝尔盟北部牧区 5月上旬 6月下旬 9月上旬 11月下旬 6月上旬 10月下旬锡林郭勒盟北部牧区 4月下旬 6月中旬 9月中旬 11月上旬 5月中旬 10月下旬乌兰察布盟北部牧区 4月中旬 6月中旬 9月下旬 11月中旬 4月下旬 11月上旬西部牧区 3月下旬 6月下旬 9月下旬 11月下旬 4月上旬 11月上旬表一见王文辉主编《内蒙古气候》第219页，气象出版社，1990年。在笔者调查的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在50年代前的较长一段时间内，牧民每年于阴历三月间，选好无风雨的日子，先在较远距离的牧地放火，以迎春雨期的到来，使牧草得以很好地发芽。（50年代后，不分具体地域自身之特点，取缔此中所谓的破坏草地的落后方式）五月初，牧草开始逐渐生长发育。此时搬回蒙古包放牧，如马群500匹为一群，编成数组，30里牧地，只够马群15日就食，然后转移它处，过30日或15日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即轮牧。一直到九月下旬十月初之间，水草枯竭，牧者开始带马群回家，此时不能远牧，至十一月后赴冬营盘。其他牲畜的牧法有所不同，但季节移动却是相同的[4]。“夏天到山坡，冬天到暖窝”，这就是牧业生产活动中的牲畜转场对气候变化的一种适应，也是为了给牲畜选择一个良好的气候环境。牧民们还通过长期的实践，认识到部分山地草场和山麓地带草场在水热条件的垂直分布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安排牲畜转场时，还结合了中小地形的局地小气候特点（如坡向、谷地走向等），暖季草场一般选择在海拔较高的高山、阴坡、岗地或台地；冷季草场多选择在海拔较低的向阳、背风的坡地、谷地或盆地。营盘因地势视草场来设，每年3-5户，相距数华里，一家一户以游牧为主，很少定居。20世纪30年代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宿营地就是一例，一般每个宿营地有3-4户，宿营地之间的距离一般为1公里到2公里之间，最近的地方也有300米的距离。[4] 这种格局及轮牧方式，有利于对草场的保护。至今在牧区的当地蒙古族人的放牧方式仍较多地考虑草场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我国在大跃进、文革期间在牧区常套用农区的做法，搞集中建队，有的还仿农村的样式建立“牧民新村”，以定居多少作为衡量牧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这种政策由于未考虑合理安排定居地点和草场的关系，使其布局大多地方不甚合理，居民点附近的草场因过牧和牲畜往来践踏而过早地退化、沙化，远一点又不能利用，畜草矛盾突出，有的草场大面积退化。这是在决策过程中忽视民族文化传统，又找不到现代科学方法所致。 此外，在笔者近年来调查的土默特蒙古族，现虽变为农耕蒙古族，但在历史上这一支蒙古族对草原经营有着一套严格的制度。16世纪，土默特蒙古很重视畜牧业，在放牧方式上曾采取过一些好的办法，他们继承“行则车为室，止则毡为庐，顺水草便骑射为业”的传统游牧方式，同时采取过分群放牧的牧人专业化放牧等形式。据《明史》载，当时放牧者的分工有“亦儿歌赤”（羯羊倌）、“亦马赤”（山羊倌）等。土默川上的许多村名如“霍拉各气”（放绵羊羔者）、“添密”（放骆驼者）等，都是阿勒坦汗时代分牧办法保留在村名上的印记。明末清初，土默特蒙古昼则逐水草放牧，夜则将牲畜圈入栏内，据有关资料记载，有石头栏、土围栏、木栅栏。到乾隆年间，本地区专门从事畜牧业的人逐渐减少，土默特蒙古开始盖房筑屋、逐渐定居，且只能在分配给自己的尚未开垦的户口地和官滩牧地内放牧。[5][P237) 又如马戎等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北部一纯牧区的研究资料显示了蒙古族一种半游牧半定居的经营与居住方式，如在这个牧业社区，特别注意夏营盘、秋营盘之间的轮牧制度，其目的还是为了保护草场。[6]（二）宗教信仰与环境保护 主要的宗教对社会基本的态度和价值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不同的文化中，宗教活动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与各自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宗教起源于人对自然力的信仰：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它与自然保护的关系由来已久，宗教思想注意在人和自然的协调中寻求内心的安详平静。现在，在新的形势下，宗教界人士更自觉地把宗教活动与自然保护结合起来，建立宗教力量与自然保护力量的强大联盟，从而使宗教文化向生态文化的方向发展。在蒙古族游牧文化中，其喇嘛教所呈现的因果法则，慈悲心怀，对整体性的把握、调和的原则，自然地孕育了一套人、畜、草关系的生态哲学，此种哲学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维护与自然的平衡。古代的蒙古族信仰萨满教，从13世纪元朝开始，蒙古上层改信红派喇嘛教，但广大牧民仍信萨满教。从16世纪后，许多王公贵族开始接受格鲁派喇嘛教，并积极在牧民中传播。清代，特别是乾隆以后，对喇嘛教更采取全面保护和奖励的政策。清廷不仅鼓励各盟旗兴修大批寺庙，而且由皇帝亲自敕建庙宇。喇嘛教在蒙古游牧社会中流行起来，一直到现在在游牧地带喇嘛教仍为蒙古族的主要宗教。 朴素的游牧生活方式、生活于其中的草原、单调的大自然是决定游牧民族的思想如世界观及宇宙观的主要因素。对大自然的观感以及合理的（非指控工合理的而言）思考，也多以此为基础。放牧与狩猎在当时均需以集体协作方式进行，这对蒙古民族的集体观念和互相协作精神的形成有决定的影响。他们所处的环境使他们又同大自然融为一体。然而由于人们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再加上“过于宽大的大自然，使人类依赖于自然，像儿童依赖引绳一样，这种情形，使人类自身的发展，不成为一个自然的必要。”从而形成顺服自然的价值观。 自古“长生天”就是蒙古族崇拜的最高对象和一切权力的来源。蒙古可汗们的诏书里，开头就用“长生天底气力”一语，在《蒙古秘史》一书里，有许多处记载成吉思汗祭天祝祷之事。在当时的人看来，可汗受命于天，婚姻、事实要得天助，死后也要走上天路。为此人人敬天畏天，而不敢做背天之事。这是衡量人心的尺度，也是社会公认的标准。其宗教的宇宙观，形成了萨满教，而此萨满教正是游牧文化的基础。佛教普及后，在蒙古人的心里，在天上之上又加上了佛，也就是在原有的尺度上，又加上了佛教的教义与要求。但即使在喇嘛教得到国教的地位之后，萨满教的遗迹仍在民众的习俗中存在着。 萨满教是蒙古族等民族共同信奉的宗教，各民族的萨满教信仰开始于氏族社会末期。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对自然现象的不理解，认为经常带来灾害的山川、河流、日、月、风、雨、雷等和人一样有生命、有意志，从而产生对它的崇拜，这种宗拜实质上是对自然力的崇拜。蒙古人的萨满教已发展到了神灵崇拜阶段，即认为一切自然物都有神灵主宰，神灵居于自然物内，崇拜的对象不是物体本身而是主宰这些物体的神灵，同时也对先祖的魂灵进行崇拜。萨满教中的“萨满”是满—通古斯语族的语言，原意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在鄂温克语中有“知晓”、“通晓”的意思。在这里指的是那些能够传达天意或能够与神灵沟通的人。 萨满教的自然神系统主要以无生命的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之神为主。在萨满教的观念中，宇宙万物、人世祸福都是由鬼神来主宰的，所以，在萨满教的自然神系统中，天地神系统占首要地位。如地神，也称地母女，掌握万物生长，祈求丰收、保佑平安要对它进行祭祀；天神（腾格里），即长生天，掌管人世间的万事万物；而敖包，聚居多种神灵的地方，一般是在山岗、山顶、路旁等地用石块、沙土堆成圆形的土包，蒙古语直译为“堆”，是天神、土地神、雨神、风神、羊神、牛神、马神等神灵居住的地方，每年按季节举行祭祀仪式，由萨满司祭，他们祈求敖包保佑牧业生产。除此之外，认为土地、山川、丘陵、湖泊等均由各神灵分别掌管。所以，在萨满教的自然观中，自然是神格化和人格化的观念体系，自然崇拜有着一定的伦理基础和逻辑基础。[7]正因为萨满教崇尚的是自然万物有灵论，并且常常把自然事物本身同神灵等同看待，因而对待自然往往是爱护有加，是自然而然的生态保护论者。所以，蒙古族具有优良的生态保护意识传统，这种传统反对对草原、森林、湖泊、河流的滥垦、滥伐和污染。正是在这种优良的传统意识的维护下，在蒙古族的游牧地带，能够保留下来“蓝天白云、草原森林、湖泊河流，一片绿色净土”的迷人画卷。 佛教传入后，萨满教逐渐衰微，许多王公贵族信奉了佛教，但是萨满教继续在民间流传，成为平民的宗教。萨满教观念的继续存在及表达，客观上是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一种朴素的自然哲学。 16世纪70年代，阿勒坦汗引入藏传佛教——黄教，并由土默特蒙古部落传遍整个蒙古地区。从明代末年到清朝中叶，喇嘛教（黄教）在蒙古族地区非常发达。在蒙古的喇嘛教体系中，所呈现出来的因果法则、慈悲心怀、整体性的探讨、调和的原则等等，事实上孕育了人地关系中的一种生态哲学，此种宗教观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自然的平衡。 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游牧民的文化体系中也孕育了一些不利于草原平衡的文化习惯。传统社会的蒙古族，把牲畜数量的多少视为财富、地位的象征（现在牧区出栏率低这一文化特点也是一个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超载放牧。有如在东非，那里的游牧部落努力繁殖畜群，认为数目越多越好，在他们看来，牧口不仅供应食物，同时也是资本，牲畜成为各种社会关系活生生的象征——婚姻、友谊等各种社交活动都包括象征地交换牲畜这项内容。拥有牲畜是财富惟一的真实形式，由此而超出了环境的承载能力。 游牧与农耕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它们所依据的生态体系亦不同，前者具有非常精巧的平衡而后者则为一种稳定的平衡。具体来说，游牧是人们以文化的力量来支持并整合于被人类所改变的自然之平衡的生态体系结构。这是对自然环境的一种单纯适应，而农耕则以生产力的稳定与地力的持久为其特色。在中国的草原生态区，这一互为依托的生态体系，常常被来自民族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等因素所打破，这一点在北方的沙漠草原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具体表现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历史上的冲突。在中国历史上，自匈奴政权与汉王朝相对峙之始，在中国北方一直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游牧民族政权与农耕的中原王朝相对立，并在对立中发生冲突，不过，其中民间的往来并未受到政权的控制。而大规模汉族农耕民向游牧区域的移动却是在19世纪末期以后。这些从事农耕的汉族农民向草原社会的不断渗透，特别是在农牧结合部，导致了两种生产方式和文化的冲突。汉族在这一冲突中立住脚后，以其自身农耕的方式，在草原生态区开垦草原，迫使一部分从事游牧的蒙古族北迁或就地转化为汉族式的农民。这种大量的移民浪潮对草原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经过数代的开垦，甚多的草原被开垦为农田，其固有的生态体系受到严重的破坏。而这种以经营农业的思想来经营草原的方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如笔者调查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白音锡勒牧场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仅明显退化草场就达20%以上。[8]可见，从历史上的“移民实边”开垦草原到建国后的“四滥”（滥砍、滥牧、滥垦、滥采）等都对草原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蒙古民族对生态适应的民间环境知识，当然这并不是我们所探讨的环境问题的全部。但对这些民间的知识体系，在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要考虑其合理的内涵。事实上，在可持续发展中，人们已意识到当地民众对环境问题的观念，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管理环境的方式，只有在环境计划中反映当地的信念、价值和意识形态时，社区才给予支持。那种认为环境的传统知识是简单的、静止不变的观点，正在迅速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发展项目在如何利用、管理环境上，正在利用当地的环境知识。当然，我们也不能固守在传统的氛围中，我们所寻求的是传统知识体系与现代科学的最佳结合点。不过，纯粹的依靠知识与技能来保护环境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人们树立一定的环境伦理观和道德。【参考文献】[1]联合国粮农组织．禾本科牧草[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0．[2]世界资源报告(1988-1989)[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3]Hardin, tragedy of the 162:1243-48.[4]贺杨灵．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M]．第二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5]土默特志[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6]马戎、李鸥．草原资源的利用与牧区社会发展[C]．潘乃谷、周星．多民族地区：资源、贫困与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7]色音．东北亚的萨满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8]Maguoqing,On the Social and Culture FactorsAffectingtheDeterioration of Gras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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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论文
提要民俗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旅
游资源,开发民俗文化旅游是顺应当今世界旅
游的发展趋势。
广西有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旅游资源,只有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合理布
局,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来开发民俗文化
旅游,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民俗文化与旅游业两
者更好地融合,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拉
动广西各民族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一、民俗文化、民俗旅游的概念、特征
(一)民俗文化与民俗旅游的概念。
民俗是
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历程中创造的民间文
化，包括民间习俗、信仰及广泛流传在民间的
一切技术与文艺。
民俗文化，则是世间广泛流
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包括存在于民间的
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
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
民俗文化内容丰富
多彩，有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居住
样式、节庆典礼、宗教信仰、传统服饰、民间艺
术、烹调技艺、工艺特产、音乐歌舞等，它以丰
富的文化内涵及特有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广大
的海内外游客。
民俗旅游是一种新型的、高层次的文化旅
游类型，它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为
背景，以各种民俗文化事项和民俗活动为资
源，并通过挖掘整理和再现或艺术加工的手
段，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服务的一种具有鲜明的
民族性和地方特色的社会经济现象。
它将成为
现代旅游的主流之一。
各民族地区多姿多彩的
风土人情、风韵别致的文物古迹、情趣怏然的
民间文娱活动，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国内外游
客。
(二)民俗旅游的特征“。
民俗旅游”有着自
身的特征，突出的有以下四点：
1、质朴的民间性。
民俗源于民间生活，体
现民间生活，包含着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与
语言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总显示出浅显不定
的功能作用，成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所不可或
缺的基本手段。
民俗是伴随着生活的需要而自
然形成，历久传承的文化形态，而非朝廷的、官
府的、寺庙的等上层文化或宗教文化的简单代
表。
因此，民俗旅游应取材于民间风俗，才会显
示出其固有的特色。
2、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民俗体现民族
的生活，并因各民族生存空间不同而各有差
异。
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正反映出
民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民俗旅游的开发
应以本地资源为依托，不应胡乱建设、猎奇，这
样才使旅游产品具有当地特色和民族气息。
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
3、情趣的乐观性。
民间生活追求向上的、
乐观的，应与悲观绝缘，民俗旅游的开发要以
娱乐、审美、认识、教化等功能的习俗为体裁，
让游客在旅行当中感受到生活与劳动的乐趣
与美感，杜绝以迷信、不健康的内容作为民俗
旅游产品去开发。
4、主体的对外性。
民俗源于本地民间生
活，是经过世代相传而存留下来的。
因此，民族
地区对自己的民族本身或当地群众没有太大
的吸引力。
在文化渊源上讲，与民俗旅游创办
主体的血缘关系越远越是具有吸引力，所以国
外或省外游客就成为民族地区最大的客源。
二、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现状
(一)民俗文化村、园。
目前，广西建有许多
的民俗文化村（风情园），这是广西最主要的民
俗文化旅游产品。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广西
各地先后建成了融水贝江苗寨、贺州瑶族风情
园、龙脊壮寨、三江侗寨、金秀瑶寨，还有正在
凌云县兴建的凌云土司民俗文化村等旅游项
目，使广西的民俗文化旅游更加丰富，更具吸
引力。
游客通过实地的旅游活动，能亲身体会
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同时
可以间接传播该地的民俗文化，对扩大该地的
旅游知名度，树立品牌形象有一定的积极作
用。
(二)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含民族博
物馆）主要是对民族建筑或民俗实物的展示与
介绍。
这类产品以广西民族文物苑为代表，该
苑位于南宁市广西博物馆陈列大楼后面，1988
年建成开放，总投资280万元，占地万平方
米，是以广西民族建筑为主题，苑内有铜鼓巨
雕、镇边大炮，建有壮族“干栏”、瑶家竹楼、苗
家吊脚楼、侗族鼓楼、侗乡风雨桥、毛南族民居
等，还建有榨油、碾米、造纸、制陶、榨糖等民间
手工作坊，均极富有民族乡土气息。
另外，靖西
县壮族博物馆、融水苗族自治县苗族博物馆和
金秀瑶族自治县瑶族博物馆，分别展出以介绍
壮族、苗族、瑶族历史和民俗风情为主的实物
和图片，特别的壮锦、苗锦和瑶族蜡染工艺品
更是这些民族民俗文化的精华。
值得一提的
是，我国首座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已于2004年
11月26日在广西南丹县正式对外开放。
(三)民俗旅游节庆活动。
广西有11个少
数民族，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节
日，且场面盛大，别具民族风情。
如壮族的蚂拐
节、牛魂节，苗族的苗年、芦笙节、
补充：
节，瑶族的盘王节、达努节，侗族的侗年、花炮
节、冬节，仡佬族的吃虫节、拜树节、春耕节，京
族的哈节，仫佬族的依饭节、牛马节，彝族的跳
公节，毛南族的分龙节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节
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蕴涵着浓厚的文化内
涵。
现已开发的南宁国际民歌节、桂林山水历
史文化节、柳州三月三歌节、阳朔的渔火节和
啤酒节、北海的珍珠节、凭祥的边关节等现代
节日活动，映托出浓厚的现代文化氛围，同时
也给人们增添了不少的生活乐趣。
(四)服饰、饮食、建筑文化。
民族服饰是民
俗中最直观的东西，能够突出一个民族特有的
习俗，给身临其境的游客深刻强烈的印象。
广
西各民族人民着衣多姿多彩，给人耳目一新的
补充：
感觉。
例如，侗族妇女喜欢穿金戴银，其服饰多
为短衣长裙，衣服的各个部位都配上花边和飘
带，白褶裙层层叠，穿戴起来，显得绮丽多姿。
“吃”是旅游活动的六要素之一，也常常被人们
赋予审美、艺术、礼仪、禁忌等文化内涵。
广西
物产丰饶，一年四季瓜果飘香，茶酒饭菜风味
独特。
壮、侗、苗、瑶居民多为干栏式建筑，一般
以木为原料，穿榫凿卯，很少用钉，却很牢固耐
用，苗族、彝族“的吊脚楼”就颇具特色，侗族的
三江程阳风雨桥和马胖鼓楼就是这种木结构
建筑体系的杰出代表，也是侗族传统文化的重
要标志。
(五)民间歌舞、游艺与民族手工艺品。
广
西素“有歌海”之美誉，刘三姐就是壮族民歌的
杰出代表。
每年三月三举行的歌圩，场面盛大，
一片歌的海洋。
壮族的山歌、扁担舞，瑶族的长
补充：
鼓舞、瓦鼓舞，侗族大歌、情歌，彝族的阿细跳
月，京族的哈歌、花棍舞、毛南的罗海歌，苗族
的板凳舞，仡佬族的牛筋舞等，都千姿百态，风
情各异。
每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节令广西的山歌
走向了国际舞台，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和
传唱，从某种程度上推广了广西的民俗文化。
丰富多彩的民间游艺和戏剧给各族人民增添
了不少生活乐趣，侗家斗牛、苗族斗马，紧张激
烈，扣人心弦。
广西各民族人民心灵手巧，擅长
织染、刺绣、编织、雕刻。
苗族的刺绣、瑶族的挑
绣，手工精巧，图案优美生动。
毛南族的编织和
雕刻，独具民族风格，此外，石雕、玉雕、木雕、
贝雕、竹编、藤编、珍珠、绣球等民间工艺品久
负盛名，深受游人喜爱。
三、调整思路,实施民俗文化旅游的整体
开发策略
《艺术收藏与鉴赏》
是的，这个杂志是北大和CSSCI双核心，很权威的国家级核心期刊。民族艺术简介2008年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10-2011年CSSCI来源刊《民族艺术》刊发各类关于中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研究的文章，尤其欢迎选题独特、材料丰富、方法新颖、视野开阔的文稿，提倡立体性跨学科研究。 专业学术性刊物。发表中国各民族文化艺术研究方面的论文及调查报告。 刊名：民族艺术主办： 广西区文化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 周期： 季刊 出版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语种： 中文; 开本： 国标32 ISSN： 1003-2568 CN： 45-1052/J 历史沿革： 现用刊名：民族艺术 创刊时间：1985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刊 名：民族艺术(Ethnic Arts Quarterly)ASPT来源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核心期刊中国期刊网来源刊主办单位：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主管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社 长：廖明君周 期：季刊出 版 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语 种：中文开 本：国标32创 刊 年：1985办刊宗旨：《民族艺术》刊发各类关于中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研究的文章，尤其欢迎选题独特、材料丰富、方法新颖、视野开阔的文稿，提倡立体性跨学科研究。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3-2568国内统一刊号：CN 45-1052/J邮发代号：48-58单 价：地 址：广西南宁民主路11-4号邮政编码：530023电 话：电子邮件：欢迎广大读者通过邮局订阅《民族艺术》( 邮发代号： 48- 58, 2008 年每册定价 元）。如在当地订阅有困难或需破季订阅、单册购买，可汇款到《民族艺术》杂志社发行部邮购。本刊尚有少量1987 年、1988 年、1989 年1- 4 期，1990 年2、3、4期、1993 年1、4 期、1994年1、3、4期、1995 年第2 期、1996 年2、3、4期、1997 年1、2 期，每册 元( 含邮费）。1998 年3、4 期，1999 年、2000 年、2001 年1- 4 期，每册8 元( 含邮费） 。2002 年、2003 年、2004 年、2005年、2006 年1- 4 期，每册10 元( 含邮费）, 2007 年1- 4 期，每册 元( 含邮费） 。欢迎购阅。地址：广西南宁市民主路11- 4 号邮政编码：530023《民族艺术》杂志社电话：(
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论文
家庭传承模式面临现实冲击儿童是民族文化血脉的继承者和文化基因的承载体。儿童获得文化传承的知识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比如土家族、畲族等民族，有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的文化靠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孩子自一出生就开始了文化传承与习得的过程。这种家庭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是人类最古老、最强韧的关系之一。但是在今天，这种关系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将孩子留在了农村，出现了大批“留守儿童”。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长年在外务工的青壮年人数在10万左右，其中80%是朝鲜族，留守儿童达到3万多人，其中个别学校的个别班级有85%以上的学生是留守儿童。在中西部地区，留守儿童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儿童。这种人口流动的趋势带来了文化生态的改变，民族文化的家庭传承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青壮年在经济发达地区创业、成家而后定居，置身于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化底蕴的城市，民族传统习惯的保持更加困难。文化生态具有不可再生性，传统纽带一旦被割断，要想再重新拾起难上加难。另外一个冲击来自集中规模办寄宿制学校。有些农村地区开始推行低年级寄宿制学校，三年级小学生基本要求到各所属的乡镇完全小学寄宿。这样，学生的学习条件的确得到了改善，但长年的寄宿生活使少数民族学生与家庭的接触大大减少，使得那些原本依附于本民族文化之上的儿童的个人行为和经验日渐淡薄，对本民族的认同也随之减弱。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学校教育能否扛起文化传承的大旗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人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学校教育。在不少学校，民族文化的教育也已经开始。云南省昆明市明德民族中学通过开设“民族常识”、“民族文化”、“阿语基础”等课程对学生进行教育，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现行课程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即以校为本开发的课程）体系；贵州省贵阳市民族中学将民族知识校本课、民族体育、民族歌舞、民族手工艺制作纳入各年级教学计划，全校100％的学生都能得到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六中则以学校大型活动和常规活动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的民族文化活动；江苏省南通市西藏民族中学把藏语文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开展民族历史文化教育和民族节庆活动，让这些与父母相隔千里的藏族学子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民族文化氛围。但是记者了解到，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其一，师资缺乏民族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教师。在不少民族学校，师资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湖北省仙桃市沔城回民中学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专业的民族教师，教民族文化课程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兼职教师，真正懂得回族文化内涵的教师则更少，参加过培训的教师根本没有，上课方式还很呆板。”在青海省西宁市，有的民族学校因为缺少具备相关教学能力的教师，把开设阿语课的任务交给了清真寺承担，由清真寺阿訇对学生进行普及性的知识教育。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民族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要想再解决民族文化课程的师资问题，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其二，语言危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寄托着深厚复杂的民族情感。对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来说，民族语言是他们最古老、最辉煌的成就，是他们世世代代创造能力的主要表现。为了保护民族语言，我国在条件成熟的民族地区实行了双语教育。如新疆、内蒙古、吉林延边、西藏等地，都开展了双语教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民族出版物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也成绩斐然。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民族语言的传承情况令人担忧，很多语言现在正在成为濒危语言。比如满语，现在全国能讲满语的人也就100人左右，而精通满语的人不足50人，而且多数都年龄偏大。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校校长高春梅说：“我小时候居住在达斡尔族自然屯，所有达斡尔族的孩子都用母语交流，甚至连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孩子也都会用达斡尔语交流。如今在民族地区，40多岁的汉族兄弟还能用达语交流，但是达斡尔族的青少年却很少会说母语了，人与人交流的主导语言完全变成了汉语。”达斡尔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语言的传承面临更大挑战。同样在东北，赫哲语也没有文字记载，现在能说赫哲语、懂赫哲族历史的也就20多人。在我国，像达斡尔族、赫哲族这样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一共有29个。民族语言的危机，部分来自于民族成员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本民族的弱势地位是由文化造成的，产生了对民族耻于认同的心理，导致青少年对自己的“母语”不熟悉、不了解、不喜欢的不正常状况，对有关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任何了解，甚至表现得极为冷漠。民族语言的危机还源于社会经济的压力。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学习民族语言之后的出口问题是教师、家长关注的焦点。近几年来，受到中韩贸易的影响，朝鲜族语言成为了香饽饽，有些汉族学生甚至转到朝鲜族学校读书学习。但是其他一些民族语言的学习，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有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语言不实用，没有保留的价值，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转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民族学校的学生也大量流入汉族学校学习。即使在开展双语教学的民族地区，这样的现象也不鲜见。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民族成员的观念，形成“文化自觉”，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其三，关注不够学校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但在不少地方，民族学校的发展非常艰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集中办学的推进，不少民族学校面临被兼并的危险。一些民族学校迫于生存压力，更改了校名。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目前国家的政策倾斜性还不强，资金扶持的力度不够。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师资培训、民族文化活动的开展等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做保障，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民族中小学还处于自发阶段，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再加上民族地区相对贫困，发展举步维艰。在很多地方，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缺乏整体规划。其四，传承困惑民族文化包含一个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在学校传承中，如何去梳理这些内容，如何界定传承的范围，哪些文化可以注入时代元素使其走得更远，都是困扰民族学校的难题。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如何发挥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解决生源问题，如何应对当前应试教育的影响，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提高升学率的矛盾，是这些地区民族学校的校长最头疼的问题。部分民族学校领导缺乏民族感情,忽略了传承、弘扬、保护民族文化的职责，还有的认为，民族文化进校园是一种作秀，是一种形式主义，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措施不力。在传承的模式上，如何突破现有的模式，使传承的载体从显性向隐性渗透，使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融入到少数民族学生的血液中，而不仅仅是表面光鲜亮丽的文艺演出，这又是一个难题。在学校教育充分发挥出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之前，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氛围的保护更加紧迫。在一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民族传统技艺濒临消失之前，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如何实现与学校教育的对接，考验着政府与学校的决心和智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如果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破解传承中的难题，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我是不知道啦！嘿嘿，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最富时代感的研究课题。我国民族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把研究的重点从过去的社会形态理论转向了各个民族具体的文化现象和现代化进程，涌现出了一批有关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应用性成果，但有关布依族社会文化发展变迁的研究成果还比较稀少，缺乏较深入的调查和理论研究。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布依族人口为2971460人，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居第十位，是少数民族中较大的民族。布依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世代居住在贵州红水河、南北盘江沿岸，是贵州的原住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世代传承的民族文化。社会的发展和制度的变革，改革开放的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至当今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使得原本封闭落后的布依族社会与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也在发生着显在或隐性的变迁，对这些文化变迁事项的描述和变迁深层原因的挖掘，以及对变迁所带来的对布依族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的分析探讨，成为当今布依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在对布依族聚居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以文化人类学关于变迁的研究成果及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民族学等相关理论为理论依据，运用主位和客位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对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变迁现象进行历时性的纵向梳理，并在共时性的背景下进行适当的比较研究。试图总结出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和特点，并反思其得失及何以得失，以期能对布依族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和现代化起到理论上的指导作用，并期望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范式能对研究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提供参考。 本论文共分为八章: 绪论部分阐明了本论文选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并介绍了与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状况及最新动态，一及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的主要思路。 第一章在系统地介绍国内外关于文化变迁的理论的基础上，对变迁理论进行了归纳总结，同时介绍了本文拟采用的文化变迁理论。 第二章介绍布依族的历史源流。布依族是旧石器时代水城人、穿洞人、猫猫洞人以及飞虎山新石器时代古人类的后裔，是建立群柯国的主体民族，经过夜郎时代与濮人、越人融合而突出地继承濮人和越人的文化特征，开始形成单一的民族濮越(布依)人。 第三章首先对布依族社会文化植根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基础进行论述，并在此基础用文化模式的有关理论上分析布依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布依族文化的民族个性。 第四章通过展示田野调查的生动材料，对调查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归纳、分析，详细介绍布依族衣食住行方面变迁以及闲暇生活的变化，并进一步论述变迁的原因。 第五章重点介绍了布依族社会传承和整合系统，即传统社会组织、官方委任的行政系统、乡规民约、婚姻及家庭的特点和变迁的表现。 第六章对布依族地区的民族教育的历史沿革进行介绍，研究了现存的问题，分析了制约发展的因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第七章对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进行了理论分析，主要对变迁的阶段、表现形式和动因进行了总结。 第八章对布依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认为民族文化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应积极进行民族文化的自我扬弃，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并实现异质文化互动，从而形成新的进步的民族文化，真正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和民族文化的全球化。 关键词: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发展 目录 绪论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二、与选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及最新研究动态 三、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 第一章国内外文化变迁理论概述 第一节国外文化变迁理论 第二节国内文化变迁理论 第三节本文拟采用的变迁理论 第二章布依族历史源流 第一节布依族族源与族称 第二节远古时期的布依族先民 第三节春秋战国时期的布依族先民 第四节秦汉至宋朝时期的布依族先民 第五节元朝到明朝时期的布依族 第六节清朝时期的布依族 第七节近代以来的布依族 第三章布依族文化植根的环境和文化个性 第一节布依族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 第二节布依族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 第三节布依族文化个性 第四章布依族物质文化变迁 第一节绚丽多彩的服饰的变迁 一、传统服饰特点 二、服饰的变迁 第二节厚重的饮食习俗的变迁 一、布依族的饮食习俗 二、饮食的变迁· 第三节体现农耕文化的建筑文化变迁 一、建筑的特点 二、居住的变迁 第四节交通与通讯方式的变迁 一、交通运输 二、邮电通讯· 第五章社会传承和整合系统及其变迁 第一节社会聚合的组织纽带 一、民间传统的社会组织 二、官方委任的行政系统 三、民族区域自治 四、习惯法与乡规民约 第二节婚姻与家庭的擅变 一、留传千古的婚恋习俗的变迁 二、婚姻的变迁 三、家庭的擅变 第六章喜忧参半的民族教育 第一节布依族教育概述 第二节双语教育 第三节存在的问题及其造成的影响 第四节制约教育发展的因素 第五节发展布依族教育的建议 第七章对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变迁的阶段 第二节变迁的动因分析 第八章现代化进程中研究和发展布依族社会文化 第一节研究民族文化变迁的目的和意义 第二节布依族文化现代化发展中的影响因素 第三节可持续发展:一种新的选择
西晋少数民族内迁史实研究论文
自西晋永兴元年（304年）成汉建立起至439年北魏灭北凉结束；南至今淮河，北至阴山，西至葱岭，东至海，东北至鸭绿江下游以北，西南至澜沧江以东，相继建立了十六个分裂割据政权。入主中原的五个主要部族称五胡；史称这一时期除中原主王朝以外的各个主要政权为“五胡十六国”。 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对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向往。此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样，都是追慕先进的地域和理念。就像现在很多人想移民一样。影响：:第一，促进了民族融合，共同发展。第二，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
西晋统一中国之后，分封政策导致的八王之乱以及之后的永嘉之乱，常年战争让中原人口猝减，尔后中原汉人为避战乱和政策南迁使得长江以北人口更加稀少。外加藩王对峙引入了胡人势力即少数民族，且胡人势力逐渐坐大，藩王灭亡之后，胡人进驻了此时的长江以北，也就是说少数名族这时候内迁了。
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是发生于中国西晋时期的一场皇族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引发的内乱，因皇后贾南风干政弄权所引发。
八王之乱的十六年中，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人民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的力量消耗殆尽，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爆发。“五胡乱华”、西晋灭亡，八王之乱是其重要原因。
扩展资料：
西晋统治时期，中国北部、东部和西部，尤其是并州和关中一带，居住着许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
在汉族的影响下，这些内迁的外族逐渐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胡汉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但在交融的同时，胡汉亦存在一定的矛盾，例如并州的匈奴人成了汉人的奴婢，当军作战，更有甚者被地方官员押往他乡卖，因而激起了境内各民族的反抗；
而各族上层人物亦往往利用本族人民，实行割据。西晋以后之五胡乱华、永嘉之乱亦肇基于此。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八王之乱
西晋末年，中原地区大乱。周边部族内徙建立割据政权，酿成永嘉之乱，建兴四年（316年）匈奴王刘曜攻陷长安，俘虏晋愍帝，西晋亡。中央朝廷受到威胁，晋建武年间，建武元年（317年）晋元帝司马睿准备到建康（今南京）建都，任王导为丞相军咨祭酒。东晋渡江后，中原汉族士族等臣民相随南逃，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王导依赖南渡的北方士族，团结江东豪强，协助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 由于东晋统治者安于江南，不以恢复中原为意，门阀大族致力于南方的庄园经营。北方大族及大量汉族人口迁徙江南，使得江南的名士与渡江的中原人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自曹魏以来，中国的文学发展一直处于大步前进的时期，其中以东晋年间的文人最为著名。东晋出现了山水诗人谢灵运、田园诗人陶渊明等人，他们对旧体诗作出改革，为将来隋、唐的诗文盛世创造了前提条件。在社会生产上，北方的手工业技术与南方的技术相互融合，使东晋的手工业水平比西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下的北方农民和土著农民辛勤劳动，开辟南方广大的山泽荒野，促进了江南的开发，促进了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