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考古论文

历史学，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依靠文献资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学科. 考古学,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我们的学术传统，考古学与历史学更是不可分离的兄弟，它们的目标大致相同，都以揭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为己任，所以夏鼐先生将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比作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传统历史学主要是从古代文献中发掘研究资料，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学也越来越关照考古学，历史学一些关键的研究领域离开了考古学就会一筹莫展。就历史考古学而言，考古学与历史学更是难分彼此。在学理上，主要是研究对象和方法不同；在学科建制上，二者彼此独立，界限很清楚，不存在谁属于谁的问题；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研究者往往要综合运用二者的资料，有时甚至难以分割（例如古文字学）。研究对象：历史学研究的是史料，最基本的史料就是文献，亦即文字信息。所以文字发明之前的历史和未被文字记录的历史，自然是历史学研究的短板。考古学研究的是实物，是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有形的、能观测到的东西，包括遗迹、人工遗物和自然遗物。它的特点也很明显，就是绝大多数遗存本身没有文字，考古材料不能自己说话，只能被人代言；而且并非所有的人类活动都能产生有形的遗存，历史上的语言、哲学概念和信仰体系等很可能未留下任何直接证据就消失了。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了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方法差异极大，即使是研究同一领域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也基本是分工合作的状态，很少有人能兼通两者。考古学获取资料的基本途径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基本方法是地层学、类型学、埋藏学、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还有五花八门的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可以统称为科技考古。历史学不太容易概括出特别的方法，是所谓“史无定法”，但是最基本还是用来处理文献的，如音韵、训诂、版本、辨伪、考据，稍为特别的比如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法等等，当然也有异数，比如强调田野工作的历史人类学、口传史学等等，在这里“史料”的概念就不局限于书写的文字，在理论和历史哲学方面则较考古学发达，流派也多。

未发现文物在建设中的补救（目前各地建设部门与考古部门缺少沟通）城市化建设日益扩大，在开发建设中，施工单位缺乏考古常识，因此，有很多未发现遗迹极可能被永久破坏。如何补救成为焦点。供参考。

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文化是有层次的。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

考古研究生论文

考古小论文的格式：论文名称：论文名称亦即研究课题名称。它必须能反映你的研究的主要情况，切忌名不符实或戴“大帽子”。在强调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前提下，表现出较好的文学性，简短明确而有吸引力。摘要：论文必须要写摘要。摘要的作用是让阅读者先简要了解一下研究的主要情况，看看有无必要看全文。所以摘要写得不好，别人就不会看全文。好的摘要能简明清楚地表述你的研究的创新点和成果，一般字数在300字左右，它是整个研究的高度浓缩，需要有相当的概括和表达能力。关键词：能反映研究主要信息归类的几个词语，主要为文献分类编排提供信息。课题由来：简要表述研究课题最初是怎么来的或者说是如何引发的，反映这一课题确立的一些背景情况。这一要素能自然地引出了你的后续部分，同时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创新研究的真实性。正文部分：一、研究目的：写明开展这一研究的具体目的意义。目的必须相当明确具体，二、三行字的表达就够了。有较多的小论文把研究目的写得很空、很模糊、很长，这是目的不明确的表现。二、研究方法与过程：这部分要讲清研究用的是什么科学方法？用到了哪些器材，一些特殊的器材还要说明来处。研究过程的表述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要详细而有条理地进行阐述，要具体到别人照阐述重复做一遍也能得到研究结果。这一要素有很多小论文写得很短，甚至空缺，这样的小论文就不可能有说服力，连真实性都成问题。三、研究结果：这部分表述的是研究所获得的原始数据的整理情况，应该用图表结合文字说明来表达。这里要强调的是必须是对原始数据的整理结果，而不是原始数据的简单罗列。文字说明是对图表中数据进行简要而有重点的阐述或概括。四、结论和分析：它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研究成果即结论，二是对这个结论的简要推论。有较多的论文用研究结果代替结论和分析，这样的论文是不完整的，缺失了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五、收获与体会：这是青少年科学小论文参加创新成果竞赛特有的一个要素，同样不可或缺。这里主要表达通过这样一个研究过程，在提升个人科学素养和其它方面所取得的提高和感想，在这一部分，还不要忘了对完成这一课题研究及其论文撰写指导帮助的老师或其它人员的感谢。六、参考文献：罗列所参考的书籍、杂志等文献的名称、出版年份、作者姓名以及重点参阅过网站的名称、网址等主要信息。一则表达对作者的尊重，二也反映了你的研究的起点。以上十大要素是相辅相成的，是缺一不可的。科学类论文用词造句要强调科学性和客观性，尽量要用科学俗语，并且客观地表达，切忌感情化、情绪化用语。文章总的篇幅，一般控制在2千到3千字左右为合适。另外，多看看一些优秀的青少年科学小论文对提高撰写水平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3000字的小论文，建议你题目最好小一点！不知道你是刚刚涉及考古还是怎么？所以给你几个建议1.找一个遗址中的一种遗迹或遗物进行探讨。这个相对专业，但上中国知网就有很多。如：半坡的环壕研究，看《西安半坡》;汉代桂宫瓦当研究，看《汉长安城桂宫 1996~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2.讨论一下考古与其他专业的关系。如：中国考古学与文物学的关系（大一是我就写过类似的）看中国考古学通论、中国考古史、考古十八讲、文物学概论之类的。这个相对简单。写一下区别、源流，写一下相互应该借鉴之处就可以了。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论文提纲也可以用最简单的格式和分类，简单明了地说明论文的目的、依据和意义，甚至是两句话。这种提纲往往是用于科学论文，而且在对于各种概念有相互联系而不是孤立的出来讨论的情况下。如果总要分出1、2、3......点来写的话，往往会变成“八股文”的模式，这样的论文往往是应付式的论文，其真正的科学价值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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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摘要:根据三峡考古中发现的巴文化遗存、遗物资料,论述了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的关系,并强调加强二者结合的研究,以及考古学在巴文化研究中的地位等。关键词:三峡; 考古; 巴文化始于本世纪初的三峡考古,发现和发掘了大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遗物,从200多万年前的“巫山猿人”到“长阳人”,再到新石器时代及进入阶级社会后,不同时代都发现了不同的文化遗存和遗物。在这些文化遗存、遗物中,有不少内容与巴文化有关(或者说带有巴文化因素)。从已有的考古资料获悉,三峡地区出土了不少新石器时代以前的动物化石和人骨、牙齿等标本,我们不敢妄加断定它就是巴文化的始祖或源头,或与巴文化有直接关系,但它说明在很早以前就有人类(或早期人科)在三峡活动则是无疑的。同时,根据学术界多年来对巴文化的研究,巴文化有诸多问题(如起源问题等),尚存在争议。那么,我们对三峡新石器时代以前的遗存、遗物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分析其与巴文化究竟有无关系,或许能对巴文化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予以澄清。到了新石器时代,从三峡地区目前发现的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不同的文化看,不仅它们自身有一定的因袭、继承关系,而且更与巴文化的关系密切。我们以这几种文化的个性特征(质地、颜色、形状、纹饰等)看,不但这几种文化之间有诸多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成分,而且与后来夏商时期被人们所公认的巴文化遗存、遗物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比如,圜底器类,早在距今7000多年以前的城背溪文化时期就普遍流行了,在宜昌路家河遗址堆积层中出土圜底器多达上千件,这类器物在后来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直到商周的巴文化遗址中都沿袭了下来,以致于圜底器夏商时期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又如,尖底器类,在鄂西的大溪文化中就有发现,后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遗存中,也常出现这类器物。在枝江关庙山、宜昌清水滩等大溪文化遗存中都出土有尖底器,在相当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宜都红花套、宜昌中堡岛、白庙等遗址堆积层中,也出土有尖底器。到夏商时期,这类底器在巴人遗存中更是比比皆是,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到了夏商时期,三峡地区的巴文化遗存、遗物就更多了,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川东的涪陵小田溪、陈家坝子,忠县洽甘井沟,巫山大昌坝、双堰塘、江东嘴、云阳李家坝等;鄂西有秭归鲢鱼山、朝天嘴、杨泗庙、宜昌路家河、中堡岛、三斗坪、前坪、白庙子、下岸溪、葛洲坝、江南的望洲坪、宜都的红花套、毛溪套、向家沱、石板巷子、长阳的香炉石……等,其中,仅在鄂西地区就达数十处之多。在相邻地区的湖南石门、桑植、澧县、泸溪、麻阳、龙山、辰溪、岳阳等地,均发现这类遗存。在这些遗存中,遗物以石器、陶器为主,石器有石片、石锛、石凿、石斧、石镟等,常见的石片可能用于宰、割、剥皮或刮鱼鳞等,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器形主要有圜底器、灯座形器、尖底器、三足器等,如:圜底釜、平底罐、鼓肩罐、圈足豆、细长柄豆、花边口沿口器、尖底杯、三足规鬲、三足禾皿、鸟首形器把、大口尊、器盖、器座等。陶器的纹饰主要有绳纹、弦纹、方格纹、蓝纹、划纺、米粒状纹、太阳纹、贝纹、S形纹、云雷纹、泥饼纹、焦叶纹等。夏商时期巴文化遗存遗物的这些特点与前面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特点有不少相似之处是不言而喻的。说明三峡地区的不少原始文化遗存遗物与夏商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的巴人遗存遗物,是一个不同时期自身发展先后的继承和递变关系,夏商时代的巴人文化遗存是由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遗存直接发展而来的。巴被秦灭以后,巴人后裔土家族也继承了不少前人的文化因子,在其器物上保留了不少前人的文化特点。例如,至今三峡地区仍能找到土家族(目前已不仅限于土家族了)使用的圜底罐(民间俗称鼎罐或鼎锅),笔者认为这很可能与新石器时代的圜底器有关。可见,三峡地区具有独立地方特点的属于巴文化范畴的考古学文化,至少始于七、八千年前的城背溪文化,以后一直沿袭下来,并发展为以后的土家物质文化所继承,由此亦可见巴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巴人历史之悠久。通过考古工作,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的考古发现与发掘,我们在前述的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中就找到了巴文化的物质文化因素,而在此之前(即新石器时代以前)的三峡考古学文化中是否存在巴文化的因素,目前尚不敢作肯定的回答,有待于以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但至少在7000多年以前就有一支巴人在三峡地区活动着,并创造了拥有其自身文化特点的石器文化和陶器文化则是有根据的。这相对于过去不少人认为巴人主要在夏商或战国秦汉时期才在三峡频繁出现的时间观点已大大提前。在三峡地区出土的巴文化遗存遗物中，表现巴文化与楚文化交融的遗物亦不少，如在湖北巴东西瀼口、官渡口等地的战国墓遗存中，或者巴式柳叶剑、钺与楚文化的鼎、敦、壶共出一墓，或者巴墓与楚墓共处一墓地，月其中有的陶器组合是楚族的礼器组合。M8出土有巴人的柳叶形剑和楚人的鸟嘴状戈。80年代，在秭归清理的两座墓中，都是巴人的虎钮钅享于、雨钟、铜征、柳叶剑和楚式陶鼎、敦壶及铜剑、铜刻刀同出。在重庆涪陵小田溪的巴人墓葬里出土的成套编钟，是仿楚式编钟铸造的。1994年，考古工作者在重庆开县余家坝墓地试掘一座墓里，随葬品有巴式铜鍪和全套的巴式青铜兵器，也有带楚文化风格的陶豆，这是川东地区继涪陵小田溪之后又一处重要的巴人墓地。在同年试掘的云阳李家坝遗址，在其I区的“春秋时代地层中出有楚式鬲和矮巴豆”，其Ⅱ区“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一处最大巴人墓葬群”。这些巴、楚遗物同出于一个遗址或墓葬的现象，反映了两个民族文化交往和两种文化的交流，这对研究巴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在三峡地区，巴文化与中原文化等其它文化也多有交流，如在三峡出土的鼓腹罐、三足鬶、盉、大口尊等，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还是纹饰特点，都与中原地区同类器物有相似之处，正是两种文化交融的结果。巴人和巴文化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落户于三峡，是与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生产习惯、生活习俗等息息相关的。首先是因为三峡丰富的水和渔猎资源给他们提供了生活的便利。巴人早期居住的特点是濒水而居，以鱼类为主要生活来源，故在选举首领时，也是以浮舟、掷剑的水平高低来决定其当选与否，可见巴人与水、与鱼、与船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正因为如此，巴人才在三峡地区定居了下来。同时，也正因为三峡有着丰富的水资源，才给这里的交通航运事业创造了条件，也使得这里自古以来就成为交通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其次，巴人强悍的民族性格和勇武的精神情操也是其能够留守的重要因素。在三峡出土的兵器不少,如戈、矛、剑、钺等,反映了巴人强悍、劲勇的民族精神。同时,三峡还出土了不少钅享于,编钟等乐器,又反映出巴人开朗、豁达的性格和艺术修养。在这种精神作用下,巴人濒水而居,据险守关,在这里开发、进取、发展,从而长期稳居于此,巴文化也因此在这里源远流长。总之,我们应重视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的结合,这不仅对早期巴文化的研究,以及对巴文化及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都有作用,而且对后来的土家文化研究也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研究土家文化,就必须研究巴文化,而研究巴文化,又不得不研究其源头,深究其源头,又不得不与考古学发生联系。所以,考古学将在巴文化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字数：3558字

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

考古论文情况研究

考古发掘现场保护中的环境因素及影响谈到文物的保护，与之相关的文物环境因素是不容回避的话题。文物的埋藏与保存环境就像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一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各种各样的环境条件及因素会对文物的保存与保护产生不同的作用，形成不同的后果，而对于考古发掘中的文物保护来讲，周边环境的复杂带来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为文物保护工作增加了相当的难度，甚至直接影响到保护工作的成败，这一点通过汉阳陵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工作的实践，能够切实感受到各种环境因素对保护的影响，因此说在考古现场的文物保护中，相应环境问题的研究对文物的保护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做好考古现场保护工作，首先涉及到考古现场保护工作的内容及现场环境研究的内涵。所谓考古发掘现场的环境问题研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指发掘前文物埋藏于地下的状况，即埋藏环境，由于长时间处于较为恒定的封闭状态，在缺氧条件下，加之土壤酸碱度、压力、温湿度等因素较为恒定，这种长期形成相对稳定的文物埋藏环境，使文物遭受腐蚀的速率逐渐趋缓，相应起到了保护文物的作用；其二，是指从发掘工作开始以后文物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这时候一切对出土文物产生作用的外部变化因素，包括温湿度、光照射、空气污染、虫害及微生物等等都是需要了解的内容，研究它们的存在、发生与变化的规律对文物产生的影响，从而制定相应的对策解决文物保护中的难点问题。通常所说的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是指一切配合考古发掘中同步进行的保护工作，主要是常说的抢救性保护，其次就是遗址、遗迹类现场保护，考古现场保护是做好文物保护最初也是最重要一个环节，这一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文物保护的最终结果，目前其重要性越来越受到文物保护专家、考古学家的重视。由于发掘工作的进行，地下文物原有的稳定、平衡的环境遭受破坏，这一环境骤变过程直接产生包括肉眼能观察到的有机质文物腐化、灰化等现象，无机质文物存在酥解、破损等延续性破坏的发生，如果没有有效的现场保护工作将会使一些极为重要的遗物遗迹仅仅存在于绘图、照片之中。而现场保护工作就是采用必要的技术手段和适当的保护材料支持，在第一时间内有效控制紧急危害的发生，如临时性加固、区域环境控制、器物科学起取等，为进一步保护奠定基础。相对于抢救性保护，由于特殊要求需现场展示的遗址类文物以及特殊情况下目前无法提取遗迹、遗存的保护，也属于考古现场的保护问题。汉阳陵考古发掘现场保护状况基本类似于后者，根据汉阳陵发展规划的要求与设计，它是在遗址、遗迹上建立的保护性博物馆，因此保护工作也围绕着现场展示进行，以下通过保护工作中具体实例说明与环境间的不可分割性。——考古发掘现场的环境调查了解保护对象的基本情况是任何保护工作的前题，而像野外考古发掘现场受周边复杂外部因素的影响比较明显、直接，因此说从文物保存环境角度来讲，及时掌握文物所处环境及周边相关因素的影响，可综合评价造成文物破坏的外部因素及目前文物状况，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解决文物的有效保护问题。汉阳陵帝陵考古发掘现场，目前所作的防护措施是采取钢结构框架支撑、顶棚用玻璃钢瓦防护，现有的状况仅能防止雨水直接冲刷和阳光曝晒，其它方面的作用不明显。阳陵文物中环境因素起作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为：1．温湿度的剧烈变化。温湿度的作用在于促进各种文物破坏反应的进行，是文物遭受损害的根本因素。而阳陵发掘现场近似露天的条件，温湿度也自然随着一天的变化而随时波动，根据我们简单的温湿度记录显示，日气温波动范围达20℃以上、湿度变化超过30％－40％，特别是冬夏两季面临着持续高温和寒冬结冻还造成文物的物理性破坏，以及其它化学作用和微生物生长等生物作用。因温湿度剧变而引发的木质遗迹文物失水开裂问题已成为保护中的一大难题。2．坑壁坍塌。阳陵地处咸阳原上，地质形成较晚，为三级失陷性黄土，这种土壤结构松散，含沙量较大，故极易开裂，失水收缩量大，因此将形成塌陷，起壳、脱落。近两年多来，坑壁四周多处塌落且形势愈发危急。3．降尘及风沙的作用。咸阳原是西安以北的一道天然屏障，而对处于原上的阳陵文物来讲降尘及风砂的破坏作用较其它地方明显，除去机械磨损的破坏、文物表面的风化，空气尘埃降落于文物表面成为有害气体、微生物的载体而产生作用，另外这种尘土在文物表面影响到观赏性，出于参观需求经常性的清扫带来损害。4．动物昆虫的破坏。在划定保护范围之前，发掘现场为种植农田。经考古发掘后，由于文物中有大量的木质文物和坑道木框架，经常年腐化，遗迹的腐殖物形成了坑道独特的营养生态条件，且周边杂草丛生及现场安全需要的灯光，诱集了大量的农田害虫进入坑道，威胁、破坏文物。5．微生物、低等植物的大量滋生。同上原因，坑道独特的生态环境，使微生物自身需求得到满足，及高温高湿的外部条件和目前为了保护文物环境的相对稳定所采取覆盖塑料布的因素，在阳陵造成了大量微生物、低等植物的泛滥，也成为危及文物安全的重要隐患。除此之外，其他如因发掘暴露造成的地下水分散失、裂隙及粉化等表面风化因素的加重；光线及紫外线的辐射等都直接或间接的起到破坏作用。——文物保护中的环境作用考古发掘现场的文物保护，任何一项实际工作中更应该注重现场环境的各种影响，许多在室内条件下能够完成的工作，而在田野却因操作条件的不确定性导致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讲，外界环境条件往往左右着保护工作的成败。如选择适当的加固保护材料是一常用的技术手段，但是在现场加固中，更应考虑加固材料的合理性与适用性，以满足复杂情况下对材料的要求。以阳陵木质及木质彩绘遗迹的加固为例，由于木质的腐朽，埋藏环境中的土壤颗粒或矿物质成分在水及其他地质营力的作用下逐渐地填充到木质糟朽降解以后留下的空间，形成仅有器形的土质车辆及马匹等遗迹，由于上述土壤化过程使其质地结构疏松、脆弱且不定型，现有条件根本无法从现场提取出来，只有在现场保留下来。此类问题在实验室内能得到妥善处理，但是在发掘现场中对加固材料的要求需同时满足以下几方面的需求，即材料与水的兼容性、具备优良的透气性、耐候性、渗透性，还有在加固过程中保持土质表面不产生失水开裂等。目前来看，现有的保护技术和材料，无法达到满意效果，其原因就是无法排除现场外界环境条件的作用。还有由于微生物的任意生长与繁殖，对文物的侵害而特别是对有机质文物及彩绘颜料的损伤是极其致命的。在阳陵发掘现场由于存在诸多的不利因素，微生物的防治就显得极迫切，经反复摸索，多次实验结合现场环境下气温变化大、水分散失快的特殊条件，在防霉剂的应用上选择以丙二醇作为载体，这样能有效控制水分的快速散失，从而大大提高了使用效果。在虫害的控制方面，通过采取药剂封闭熏蒸，饵诱杀施放药带，坑道喷雾及四周加装防虫网等技术防治技术外，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周边环境杂草丛生及现场安全需要的灯光，仍然会诱使大量害虫产生再次进入坑道威胁文物，在这种情况下有效阻止害虫发生的手段就是环境的隔离，即加装防虫隔离网，对于这种大面积的除虫工作是迫不得已进行的，真正有益的工作是作好虫害的预防，同时采取必要措施破坏虫类适宜的生存环境。——现场保护中的环境控制文物处于地下经过一段时间后，随着这种埋藏环境趋于稳定，这其中的文物也就处于一个相对、暂时的动态平衡之中，但随着发掘进行固有平衡被破坏，特别是温湿度骤变、光辐射等对文物产生一突变过程。这一过程正是导致文物毁坏的重要原因，加之出土后环境条件的反复波动，增大了破坏反应的进行，从长远考虑，文物的环境保护问题是文物保护研究中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对文物实施保护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控制文物所处环境，为文物营造一个相对稳定、单独存在的空间。从稳定的文物环境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可以通过阳陵南区从葬坑8号坑文物保护示范工程中表现出来。8号坑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斯洛文尼亚文物保护机构共同建造，按照最初设计思路是通过在封闭条件下，采用控制温湿度、冷光源照明及空气过滤与交换系统等技术手段，为其中清理出土的现场文物营造稳定的环境条件，但由于资金和项目执行中的问题，该项目没有完成，目前8号坑仅为封闭条件，未安装使用其它调控设备，虽然如此，由于它达到了阻止温度剧烈波动的效果且长期保持着高湿度，经过6年多时间出土文物保存较好，仍然起到了很好的保护效果，与其他同期的出土物相比较，产生了明显的差别。在汉阳陵帝陵从葬坑博物馆的建设方案中，其下沉式地下现场展示也是出于环境因素的考虑，将着眼点放在营造较为稳定的现场环境，即通过控制文物所处小环境来达到阻止出土文物免遭破坏的目的。综上所述，环境因素对发掘现场保护的影响实际体现在防与治两方面，具体表现为三个步骤：首先环境调查就是找出病因；而克服各种影响文物保护的不利因素解决好现场保护的难题，就是治；所谓防，就是尽可能的创造和控制良好的外部条件和适宜的保存环境，这就像人类创造和改善生存环境一样，坚持预防为主，才是文物保护的根本出路。发掘现场文物的保护问题必须与环境相协调，只有解决好各环境条件对文物产生的作用与文物现存状况之间矛盾，才能做好现场保护工作。来源：中国文物报作者：赵西晨希望回答对你有用

考古证据和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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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沄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素以治学勤奋严谨、博闻强记著称，并通晓英、日、俄、朝等多种语言。1962年，林先生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师从著名甲骨文和商史学家、吉林大学教授于省吾先生攻读甲骨文金文专业研究生，1965年毕业当年即发表《说王》一文，为学术界树立了将考古证据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研究历史问题的典范。此后至今，林先生从这一独特视角不断进行学术耕耘，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商代的社会形态与家族形态、周代礼制的兴衰演变，以及先秦时期北方和东北地区的民族与文化构成等重大领域，都提出了影响深远、自成一家的学术观点，为中国先秦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代表作收入《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目前，林沄先生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评议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考古学科组评审委员、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史学会、考古学会、古文字学会理事等职。《林沄学术文集》本文集收入林沄在1965年到1998年发表的论文共50篇。由于涉及的学科领域较多，故略按论文内容性质分类，同类论文按所论年代之先后编次，同一论题的论文按发表时间排列。主要内容分述如下：1、在古文字考释方面，结合考古实物解释古文字造字本义，立论坚实可信，尤其是《说王》（1965）一文首先提出中国古代钺作为军事统率权的象征而演变为王的权杖，说明中国王权起源于军事统率权，已被考古和古史研究者普遍接受。而且不断被新的考古发现证实。2、在文字学理论方面，《王、士同源及相关问题》（1994）首次全面、详细分析了甲骨文中的“一形多读”现象——同一个字形，有两种不同的读音并代表不同的语义。后来在《古文字转注举例》（1997）中又用更多的实例，论证了这种存在于古汉字早期阶段的用字方式也就是传统六书说中的“转注”。是一种创新的见解。3、在甲骨断代学方面，《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1981）用考古学上的类型学和地层学的分析有力支持了李学勤提出的“二系说”，而且重新讨论了甲骨断代的方法，对后来的甲骨断代研究有积极意义。《无名组卜辞中父丁称谓研究》（1984）提出了字体是分类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这种方法在后来黄天树对殷墟王卜辞断代研究的专著中得到实际的应用，证明可行。4、在利用地下出土的文献资料研究商周历史方面，《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1978）和《对早期铜器铭文的几点看法》（1981）两文从卜辞和金文两方面对商代的家族形态作了有新意的探讨，朱凤翰《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中给予好评，并加以进一步细化的研讨。《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1982）从卜辞记载对中国古代诸侯制和“服”制作了重新诠释，进一步扩大研究视野而形成的《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1986）一文，被《新华文摘》摘编论点。该文提出中国最早的国家是由平等的聚落发展为功能有分化的都邑群构成，再发展成多个都邑群构成的更复杂的组织。实际上开近年流行的从聚落考古角度探讨文明形成过程的先河。5、在商周考古方面，《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1987）己获第一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故内容从略。《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1980）是中国学者首次对这种起源于中国辽宁而传播到朝鲜半岛和俄国滨海地区的青铜器的全面系统研究。用类型学方法建立了这种剑的编年系列，讨论了它的区域分化，纠正了族属的误解。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关于青铜弓形器的若干问题》（1980）把弓形器考定为挂缰钩。和俄国考古学家的见解不谋而合。《东胡与山戎的考古探索》（1995）一文中提出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喇叭口式耳环渊源于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耳环，已被近年在中俄境内的新考古发现证实。6、在研究中国东北和北方的考古遗存和文献中记载的古族的对应关系方面，《论团结文化》（1985）论证了团结—克罗乌诺夫卡文化遗存即沃沮族的遗存，国内外已公认为定论。《西岔沟型铜柄铁剑与老河深、彩岚墓地的族属》（1993）论证了老河深二期遗存为代表的考古遗存应该是夫余遗存，获越来越多的赞同。《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1992）首次从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上向《史记·匈奴列传》以来的戎狄即胡的传统观念提出质疑。正逐步得到海峡两岸学者的响应。7、在研究俄国远东南部的古代中国文化遗存方面，如《完颜忠墓神道碑与金代的恤品路》（1976）、《马其顿城堡、元碑和辽金砖塔》（1982），《赫哲族萨满教神像画中的历史真实》（1975）等文，纠正了俄国、日本、中国学者过去对这些遗存的不正确认识，被东北史研究论著多次引用。8、古文字研究方面，林沄先生师从著名学者于省吾先生，并长期作为于先生助手，《甲骨文诂林》就是林先生亲手抄写，厚厚四大册，字迹工整俊秀。林先生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成果丰硕，除了已经出版两本学术文集外，其出版的专著《古文字简论》（84年第一版名为《古文字学研究简论》），为古文字学习的必读书目。林先生的古文字方面的学生很多已成为当今学界的著名学者，如华南师大的白于蓝教授、武汉大学的李天虹教授、东北师大张世超教授、吉林大学周忠兵副教授等。所研究方向：商周考古东北考古古文字学讲授课程：商周青铜器商周考古文献导读先秦历史文献导读商周考古研究专题与学科最新进展教育经历：— 北京大学考古系吉林大学历史系甲骨文金文专业工作经历：吉林大学科研处贮备研究生辽宁省复县十七中— 吉林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 吉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吉林大学考古系、古籍研究所—至今吉林大学考古系、文学院科研项目：夏至战国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形成的历史过程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疆出土青铜器集成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学术论文：说王《考古》 1965年6期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 1979年中国东北系青铜剑初论《考古学报》 1980年2期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 1982年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 1984年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86年6期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1 文物出版社1987年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辽海文物学刊》 1989年2期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3年1-2合刊戎狄非胡论《金景芳九五诞辰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6年4月古文字转注举例《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 1997年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燕京学报》新十四期 2003年5月真该走出疑古时代吗？——对当前中国古典学取向的看法《史学集刊》 2007年3期论欧亚草原的卷曲动物纹《燕京学报》新二十四期 2008年5月著作教材：《古文字学简论》，中华书局，2012年。（旧版《古文字研究简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6年）《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年《林沄学术文集》（二）科学出版社 2008年获奖情况：《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1995年《林沄学术文集》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一等奖空缺） 2003年社会兼职：1991年9月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考古学科评审组成员1997年5月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2000年9月-2004年11月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长2004年6月起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1991年3月起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1989年6月起中国考古学会理事1998年9月-2004年4月中国史学会理事2002年9月-2008年6月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2000年8月起吉林省学位委员会委员1992年4月起国家古籍整2010年起吉林大学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