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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政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5 02:54:15

汉代政论文

西汉初年,社会初定,文化方面较少限制,学术思想趋于活跃,很多文人意气风发,锐意进取,力图以自己的所学应用于社会,为国家服务,这就促进了政论文章的发展和繁荣。

政论文由先秦诸子文章发展而来,作者往往以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为主题,抓住当代国家、社会问题,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在书中,作者饱含炽热的感情,畅所欲言,文风纵横驰骋,气势恢宏。

汉初皇帝信奉黄老之学,各个学派都能参政。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掌控朝堂,排挤其他学派。

秦朝李斯的文章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汉初政论文有所发展,贾谊和晁错的文章对唐宋以后的散文创作有明显影响。汉武帝到西汉末,散文的主要成就是司马迁的历史散文《史记》。政论文方面,桓宽的《盐铁论》和刘向的奏疏继承了汉初政论文的传统。

东汉有班固的史传文学《汉书》,政论文有王符的《潜夫论》、崔是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王充的《论衡》等。

汉代辞赋的发展:

早期重要辞赋作家是贾谊,他的代表作品是《吊屈原赋》和《鹏鸟赋》。两赋均有兮字,楚辞向辞赋转化的痕迹非常明显,抒情性也较强,被称为“骚体赋”。到景帝、武帝时期,出现大赋,枚乘的《七发》是汉代大赋形成的标志。

大赋的结构特点是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篇末点题,微有讽喻。实际的效果是“劝百讽一”。大赋的代表作家是司马相如,代表作是《子虚》、《上林》二赋。大赋气势恢弘,语言张扬,气魄壮观,显示出大汉王朝的蓬勃气势。

汉代政论文的主题

汉初政论文是汉代文学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在中国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以往的专家、学者多关注汉初的个体作者,对汉初政论文的整体特点研究较少。实际上,汉初政论文的整体特点较为明显,如几乎相同的时代背景下政论文的文体兼备,语言真挚等方面,尤其是以贾谊、晁错等人更为鲜明。 第一章,引言部分。对汉初、政论文及其范围进行界定,对汉初政论文作者及其作品进行简要概括,同时叙述汉初政论文的研究现状。 第二章,介绍汉初政论文的时代背景。首先是汉初政治上的内忧外患。内部诸侯王,特别是同姓王势力强大而谋反成为政治动乱的内在隐患;外部匈奴的伺机侵扰给本以动荡不安的汉廷雪上加霜。其次是经济上的秩序混乱。汉初农业、商业本术倒置,从农的贫困、从商的富有,粮食积蓄匮乏;同时由于民间私铸的存在,币制混乱。最后是思想上的尊崇黄老和礼制僭越。黄老思想在汉初由于社会形势的需要而一跃成为当时的指导思想,然而儒学自秦朝至汉初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作为儒学重要思想的“礼”在汉初出现了种种僭越现象。 第三章,重点研究汉初政论文的针对性。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促成了汉初政论文的形成。积极入世的汉初政论文作者,尤其是贾谊和晁错,他们针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局势,写出一些针对性较强的政论文,或分析和解决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矛盾,或加强礼制建设和总结秦王朝短期灭亡的原因,借古喻今,以图汉廷的江山社稷牢不可摧,万世长存。 第四章,透析汉初政论文的文学性。主要从政论文的文体兼备、谋篇布局、语言特色和风格存异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分析政论文文体兼备的特点。汉初政论文处于骈文的形成和汉赋的发展时期,由于文体的相互交融,政论文中已具有了骈文的对偶和汉大赋的铺陈及主客问答这些基本特征,从骈、赋发展史的角度分别进行详细阐述。其次探讨文章的谋篇布局。汉初政论文的题目能预测和体现出文章的主要内容,文章的行文结构比先秦时期的散文更加合理,论据更翔实且方法多样,论证更符合逻辑。再次透析文章的语言特色。汉初政论文的语言特色包括感情真挚和语言形象两大方面内容,论述汉初政论文语言的感情化、直谏性、极端化和形象化特点。最后分析汉初政论文的个体风格。汉初政论文尽管具有以上共同点,但就个体作者而言,尤其是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文在文采上有重文、重质之别,并深入探讨其政论文有别的原因。 第五章,结尾部分。进一步探讨汉初政论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主要从汉初政论文对后世文人关心时势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两个方面入手,探讨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早期重要辞赋作家是贾谊,他的代表作品是《吊屈原赋》和《鹏鸟赋》。两赋均有兮字,楚辞向辞赋转化的痕迹非常明显,抒情性也较强,被称为“骚体赋”。到景帝、武帝时期,出现大赋,枚乘的《七发》是汉代大赋形成的标志。大赋的结构特点是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篇末点题,微有讽喻。实际的效果是“劝百讽一”。大赋的代表作家是司马相如,代表作是《子虚》、《上林》二赋。大赋气势恢弘,语言张扬,气魄壮观,显示出大汉王朝的蓬勃气势。其后,王褒的《洞箫赋》,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甘泉赋》、《河东赋》比较著名。但大赋文字艰涩,内容空虚,大赋没有很好流传,与这种文风有很大关系。东汉开始兴起京都赋,班固《两都赋》是早期代表作。其后张衡的《二京赋》也很有名。东汉后期,文人多怀才不遇,故抒情小赋应运而生。班彪的《北征赋》,张衡的《归田赋》,蔡邕的《述行赋》都很著名。但此类作品当推汉末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该赋语言犀利尖锐,对于当时黑暗政治给予了严厉的批判。西汉前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政论散文,最突出的代表是陆贾、贾谊和晁错。陆贾前后向刘邦上十二篇文章,后来结集成书,即《新语》。文章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语言精练,逻辑性强,有很强的说服力。贾谊是汉初最重要的政论家,《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著有散文五十八篇,其作品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一类是就具体问题写的奏疏,一类属于杂论。《陈政事疏》系统阐述自己的治国主张,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和对于长治久安的远见卓识。专题政论文的代表作是《过秦论》三篇,分别指出秦始皇、胡亥、子婴的过失,其中上篇最精彩。运用夸张铺陈的笔法,渲染秦帝国的辉煌强盛,再急转直下,用先扬后抑的手法,写其迅速土崩瓦解的衰颓,然后得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结论。贾谊之后的政论家是晁错,他是景帝的老师,对于当时出现的社会问题有清醒的认识,最著名的论文是《论贵粟疏》,逻辑谨严,有很强的说服力,但缺乏文采。被韩愈称为“后汉三贤”的王充、王符、仲长统都有专书传世。王充著有《论衡》、王符著有《潜夫论》、仲长统著有《昌言》。三人虽然不是文学家,但对于文学各有一些独到的看法,值得一读。

汉初皇帝信奉黄老之学,各个学派都能参政。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掌控朝堂,排挤其他学派。

散文到了汉代,又在国家政权启封建大一统的广阔社会背景之下,继续发展起来,取得很高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汉代散文在前世的基础上品类更加繁多,凡刘勰在《文心雕龙》文体论中所涉及的颂、赞、祝…等三十种散文文体都已独立出现,而每种文体往往又会细分为若干不同式样用途的小类,正如刘师培所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此外,汉代散文虽然大多为应用文,少有现代观念中的纯文学的散文,但在优秀作家手中“述理于心,著言于翰”,往往“杂用文绮”,锻炼成为语言运用的艺术,将直接的实用性与艺术的审美价值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从而成为文学史上成就斐然、影响巨大的文学现象。这些作品主要用于针对社会与国家大事,表达政治、哲学、伦理道德的思想观念、意见主张,以及在人与人之间住行诸如赞誉、思念、哀悼等情感的交流,有很强的工具性意义。而为了取得最佳效果,这些散文十分讲究如布局谋篇、句式结构、修辞藻饰等形式上的完美,又善运用比兴、取象的手法,在叙事、说理或感情抒发中,都追求感性的直观性。而且无论所涉及的是何种题材,即便是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也总是注入内心强烈的投入参与的意识,寄托自己的理想愿望、爱憎褒贬,从始至终流荡著主观激情,使得文章自然的洋溢着形式美、形象美与情感美,有很强的审美价值。正因如此,使得汉代散文不仅品类繁多,诸体大备,而且文质相生,异彩纷呈。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在汉代散文创作中出现了司马迁的伟大巨著《史记》,不仅以无与伦比的史学成就被公认为“史家之极则”(赵翼《廿二史札记》)、“史家之绝唱”(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而且也开创我国传记文学的新领域,并一举登上了无人能企及的高峰,使汉代散文愈加发射出璀璨的光辉。西汉前期的政论散文:西汉前期的散文主要是务实,求用的政论性文体,较之战国诸子之文,体裁、风格已有明显变化:有关治世的原则、见解和措施,而且比较深刻,也颇具文采。其中,以贾谊、晁错成就最高。贾谊是一位才高而命短的政治家、文学家,有专题性政论文:如《过秦》、《大政》等篇章;西汉中期的散文及创作:汉武帝至宣帝时期,文坛上空前繁荣。就散文而论,此时不仅出现了《淮南子》、《史记》两部大的散文著作,单篇的散文也有了新的发展。除了议论说理外,散文中言志抒情的成分有了增加。同时,受到汉赋的影响,散文的辞赋化也特别突出,司马相如等人的作品都有这个特点,其中《淮南子》以具有奇幻瑰丽的色彩:文章除了善于运用比喻、寓言之外,还运用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是反映荆楚一带人们的某些思想、观念与信仰;语言的富丽华美:用优美的语言来谈论哲学问题,《庄子》首开风气,《淮南子》则继其踵武;继承并发扬先秦诸子散文:特别是《庄子》的风格,往往寓哲理于物象的生动描绘中,或从横驰骋,或层层剖析,反复申说,或浪漫想像,奇伟宏富,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的价值取向。后期的散文:汉文章较之先前缺乏生气而流于经学气味,这与此时儒家地位的强化巩固有关,西汉后期的散文,首先值得重视的是桓宽的《盐铁论》。这是一部保存汉代有关经济、思想史料的极有权威的辩论专著。从散文角度说,也是一部别具特色的政论性散文专著,是散文的新发展;刘向的散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上疏言事的政论,一类是校书时所作的叙录,其中的《论起昌陵疏》颇为著名等;《史记》是汉代散文的最高成就,还是这一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所撰修的不朽巨著《史记》。它不仅是我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历史散文作品的顶峰,而且还开创了新的文学门类-传记文学,并为其树立了一座难以企及的丰碑。《史记》的艺术成就:高超的写人艺术、深沉的人生感慨、优秀的语言艺术等。《史记》在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集先秦之大成,又为后世之楷模,不仅在史学上的地位是空前的,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极高的,如: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自《汉书》起,正史在体裁形式上都是承袭《史记》。东汉前期的散文以《汉书》和《论衡》为代表。它们一为国史,一为私人著作,风格迥然不同,《汉书》贯穿了儒家的正统思想,《论衡》则表现了独立思考、自抒机杼的个性。东汉后期的散文:从整体上说,没有摆脱东汉一代模拟、因袭之风,也没有产生杰出的作家、伟大的作品,多数作家仍然是努力适应统治者的政策,思想贫弱,文采不足。但受到政治影响,议政之风盛行,因此,有些文人、学者,不再囿于神学迷信的专制统治或以疏奏议政,或著书立说品评人物,或纯作理论性清议,散文的范围有所扩充,品种有所增加,并且在思想内容、语体风格上也出现新的特色,如:论说性散文出现针砭时弊的倾向,作家的自主意识有所加强;书、檄、箴,不仅用来议政,也用来进行私人交际,特别是书,几乎成了求荐、荐人、酬谢等日常生活的专用品种。从整体上说,汉末虽没有杰出的作家,艺术成就不大,散文的风格缺乏西汉前期的气势,也没有东汉前期的朴实厚重,但是体裁品种有新的发展,记事说理的语言更趋清丽,风格也更为典雅。其中著名的作家有汉末“三子”。艺术成就:汉代的散文总体上来说,有著很高的成就。一方面出现象司马迁那样卓越的文学大师,在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的基础上,创造了富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和个性的文体,给后世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汉代的政论文,也在先秦散文基础上发起来一种新的散文体,对后世政论文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散文,无论在叙事或说理方面,或是在塑造人物、描写社会现实方面,都较先秦的散文有很大的进步,也表明了我国散文的新成就。(来源:中国散文网)

汉代论文范文

汉语言文学是一门有关语言的专业,其对语言文字的修养及其能力也是相对较高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汉语言文学的毕业论文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重视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不是应用型较强的专业,为适应当前的就业形式,本文提出从两个角度指导该专业的教学:从实用性的角度,优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和强化课程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从创新的角度,突破专业限制,进行教学内容创新,并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丰富他们的知识结构,增强其在社会立足的本领。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教学探讨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

汉语言文学专业很难和一些实用性较强的专业,如工程、建筑、医学、会计等一样获得准确的职业定位,更是很难直接和应用型人才挂钩。它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是体现人文精神的最直接的载体,担当着传承与提升全民语言与文化素质的重任[1]。其主干内容是中外的优秀文学文化遗产,而核心内容则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对自身、他人、集体、民族、国家,乃至对人类的一种认识与社会责任感。为此,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在于:所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从事人的工作的,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学不体现在应用性,而是体现在对社会观念与精神取向的影响上;不注意直接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等。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当前就业压力的增大,教学实用主义成为了教学的主要目标,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而言,也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之上,积极和社会接轨。

2用实用性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给出该专业的就业方向为教师、各类编辑职务、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但事实上,该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岗位大多集中在政府机关、教育科研、新闻出版、企业公司等中国单位,还有少数人涉足律师、房地产、金融外贸等新兴行业。由此可见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较宽的职业适应性,但同时,由于相关行业存在文秘、新闻、广告、公共管理专业的毕业生,造成了对他们较大的冲击力。从现实意义来看,从实用性的角度指导教学应注意:

优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包含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有必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课程进行优化:精简课程内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教学内容,强化核心内容;优化课程结构,按照学科发展的当下高度来考虑学科基础,设计课程内容体系;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写作学和文学概论中的文体学知识。

强化课程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以就业的观点指导教学改革,就必须讲求专业的实用性,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社会上立足。结合该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即现代“读”、“写”、“说”这三个方面的能力,必须加以强化[2]。该专业的实用性教学应体现在五个方面:古今各种文体的阅读能力,现代各类文体的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语文教学能力,信息调研能力等。学校和教师必须精心设置课程体系,安排教学内容,形成本专业课程的应用模块,通过系统的应用技能课程的设置,以保证学生在学校能够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获得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应用能力,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

3用创新的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创新包括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思维创新等。本文强调:

突破专业限制,进行教学内容创新。该专业的学生就业范围较广,但往往不精,竞争力上不如其他专业学生。鉴于该专业的特殊性,教学过程中不必过分拘泥于语言与文学本身,而可以结合汉语言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就业现状,对学生进行相关职业技能的培养。事实上很多新专业如新闻、广告、文秘,甚至公共管理基本上都是从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发展而来的。因此,在保证专业根基扎实的前提下,应打破人为设定的专业界限,以便更大限度地发挥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优势。如教育与教学、新闻传播、文秘与公关、社区文化管理、广告文案等等都可以设计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模块,学生通过这些模块的学习获得动手能力和从业能力。

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要求学生具备丰厚的东方文化底蕴。该专业有极强的文化特征,其教学直接影响学生对汉语的感情,对东方文化的亲合及从中汲取创新精神动力,并影响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因此汉语言教学中必须重视对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3]。首先,教师应有强烈的创新教育意识,思想上要勇于开拓,力求提出独特的、新的教育活动思路,行为上善于探索,潜心实验,不断总结和不断进取。在教学中不能满足做文化的传声筒,要适当的通过文化评论等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思维,并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思考,如博客,新媒体等多种文化传播方式都可以成为学生思考的问题。其次要勤于思敏于行,发展创新思维能力。教师应以其丰富的知识做背景,在教学中不断抛出新观点,给学生以震撼,激励他们也去发现、思考、创新。可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必须在不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敏于行。沉默寡言不是该专业的个性,只有言行结合,才能让学生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思考的动力。

参考文献

[1]伍建华.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本思路[J].2008,(11):204-205.

[2]陈吉猛.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初探[J].中国电力教育,2008,(9):74-76.[3]丁琴海.大学人文教育的几点思考[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7,(3).

解析汉语言文学教学方式创新

摘 要:对于汉语言文学的陈旧的教学方法进行实施改革办法,对于现阶段的素质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保证,要求教师在教授基础知识以及讲解的过程中,还要对于学生自身的人文关怀进行加强,对于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资源进行发展利用,做到学生在对课本知识进行学习的时候,还可以对自身的认知能力进行提高,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成为国家未来发展的栋梁。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教学方式;创新

1 导言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给当前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带来了新的工作契机。整合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系统知识,创新好教学方法,现代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才能彰显其独特魅力,不断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让汉语言文学教学工作趋于领先的水平。

2 我国汉语言文学教学的现状

学生基础薄弱

汉语言文学对学生的语文素养要求高,尤其是对文言文,要求学生具有较好的理解和表达能力,能自行阅读和理解文言文,如对通假字、同音字等,要求学生有较为系统的文学知识。但我国大学生由于高中进行文理分科,并没有投入大量的精力在语文上,更别说相对晦涩难懂汉语言了,导致我国学生普遍文科基础薄弱。此外,大部分学生对汉语言的兴趣不大,很多是"被选"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大学期间也没有通过扩大阅读量等方式提高自己的基础。

教学只注重知识理论而缺乏实践

目前我国很多地区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只对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有要求而对学生的合理利用所学知识的要求很低甚至不作要求。不能否认汉语言文学的理论性很强,但是在这个世界飞速发展的21世纪,理论型书呆子的需求量很小,现在社会更多的是需要知识储备丰富、实践操作能力强的双向人才。教师只要求学生记忆理论知识,会使学生理论和实践严重脱节,实际应用表达水平严重不足,现在的社会需要用言语把自己推销出去,这时候的口语表达水平就十分重要了。简单的说在参加面试时面对面试官都不能巧妙的展示自己的才能特长,怎能赢得面试人员的青睐?口语表达看似简单却是个人素质的全面体现,具备较高的口语能力足以体现一个人的德、学、才、识。所以,我们现在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不能单纯的要求记忆理论知识更要强化学生的实践意识及能力。

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师资队伍专业水平不够

随着时代的发展,汉语言文学本来就已经渐渐变得冷门,再加上其教学方式传统落后,导致社会中人们普遍对汉语言文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大幅度减少,所以,能够真正胜任汉语言文学教学的老师一直在减少,而且由于现在社会风气的败坏,导致学校在招聘教汉语言文学老师的门槛一直在降低,所以,有越来越多没有足够资历能力的人进入学校鱼龙混珠。而且,由于学校对汉语言文学这一学科的不重视,给教汉语言文学的老师安排了很多政务,使得老师对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变成一种兼职,学校的行政工作非常繁重杂乱,如此繁杂的工作已经导致老师精疲力竭,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投身于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中去,导致学校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一直荒废,无法进步。

3 汉语言文学教学方式需要改革创新

需要加强学生的实践意识

汉语言文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但是也不能一味的进行理论知识的灌输,应该注重汉语言文学的实践性。加强学生的实践性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很巧妙的锻炼学生的实践意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多增加互动,在互动中可以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在参与中实践的能力也能够得到提升。同时我们的教学要把重心由听放到说、读、写上,在课堂上可以随机安排学生进行口语练习,例如可以设置特殊的场景让学生模拟当事人自由发挥随即表演,安排这样的实践活动可以锻炼提升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在理论学习中适当穿插汉语言文学实践活动,这样可以很巧妙的将理论和实践结合。也可以给学生布置主题限时演讲、汉字听写大会、诗歌朗诵会等形式多样的课堂活动,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锻炼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更好的与人交流。实践证明学生对于参与性、实践性教学的积极性兴趣高涨,教学效果良好。

对汉语言文学的教材进行改革创新

如今的教育都是以开放教育为主且着重培养实用型人才,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重教学的实践性。首先。我们应该做的是对汉语言文学的教材内容进行改革创新,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汉语言文学的教材内容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适应新形势下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发展,以必要的理论知识为核心,在教材中融入更多的实践性强的实验应用,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对汉语言文学的研究能力。

教学过程中要做到理论和实践之间有效的结合

在对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不能单单的让汉语言文学整体的教育方法方式仅仅停留在教育的表面。学校对于汉语言文学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应当做到推陈出新,一定要打破陈旧传统的汉语言教育方式模式,真正做到提高整个汉语言文学自身教学过程中的社会适用性。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实践具体的过程中,参与教学的教师一定要摒弃陈旧的教学方式,一味的对学生进行灌输知识,采取单一呆板的教学模式,教师要充分的结合讲授法和引导法以及采取探究式的学习方法以及采取小组合作的办法等诸多的形式进行教学,实现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教师应从学生学习兴趣出发,赋予汉语言文学教学新的时代语言,开创新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格局,让学生能够从内心深处喜欢汉语言文学学习。

4 结论

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方式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对于这方面人才的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带动学习兴趣,老旧的教学方式必须改革创新。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中我们应该摒弃循规蹈矩的教学思想,积极的创新的教学方式,让汉语言文学的文化精髓通过创新教学的模式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赵君玉.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的实施[J].才智,2014,07:292.

[2]张晔.当代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之我见[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3,07:90.

[3]徐景宏.论汉语言文学教学策略及教学改革[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3,28:113+115.

[4]次旺罗布.浅析汉语言文学教学改革与创新[J].课程教育研究,2014,06:95.

汉语言文学审美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促进其更好的发展,对于做好汉语文学审美 教育 有一定价值,要准确把握汉语言文学特性与时代审美特征,深入研究审美问题,进一步促进汉语言文学的创新发展。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汉语言文学 毕业 论文 范文 ,供大家参考。

《 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讨 》

人文应用型人才是集 文化 思想与实践应用于一体的全面性人才,可以在学习中不断地提升文化情怀与自身素养,并能够渗透到工作实践中,影响社会。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学习文学史、哲学史等社会科学知识,它的精神价值一直对人内心的修习产生重要作用。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

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我国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培养了无数学者与优秀人才,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深化课程,开始涉及到互联网、对外交流等方面,扩大了专业学习内容。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是针对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进修学习,中外世界文学、哲学、历史等方面是课程必修内容,而随着时代进步,这些文化信息越来越多,理论知识也越来越广,所以,专业人才技能也随之进步。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长久积累文学、历史、哲学等知识,使得学生自身文化思想层面高、文笔扎实、思维跳跃,在写作、分析、引经据典方面优越于其他人。

二、人文应用型人才

应用型人才包括诸多方面,人文应用型人才只是其中一个分支,主要就是针对文学素养高的人文科学方面的人才。人文应用型人才有两大特点:一是文学素养程度高,精神价值高于物质,将我国特有的百家思想和西方自由平等尊重的思想集于一体,提倡新的文化思想素养;二是针对我国提倡的“人才需要 社会实践 ”观念,应该将自身专业技能用于社会实践,并能在社会实践中将优秀的人文精神感染给身边的人,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将这种优秀的人文思想传播给社会,对社会造成良好影响,改善社会不良风气。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人文应用型人才的主要培养对象,需要将自身的技能在社会实践中体现出来,人文知识是人精神层面的慰藉,而应用于实践便是人的精神产物,需要有良好的培养模式才能将精神与实践相结合。

三、培养模式

(一)课程改革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人文素养和知识技能是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可以保证精神境界的教育。所以,课程设置应该多开设实践应用课程,确保学生人文精神的学习有用武之地,而不再只是存在于脑海心间。现代社会注重的就是人才的实践能力, 经验 丰富的人与初出茅庐的学生肯定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课程向实践改革是必需的,可以多增加学生专项能力写作、古典文学演讲、 辩论 等课程,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语言能力”“文学能力”突出出来。

(二)社会实践

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大多从事编辑、写作、文秘等文职工作,强调良好的文化底蕴,但是没有经过社会的历练,学生就不会懂得工作的性质。所以,在人才培养上,应该固定让学生参加社会工作的实践,比如假期去一些社区、机构、公司做兼职工作,既可以有工作经验又可以提升实践能力。

(三)多元化学习,专业性人才

汉语言文学专业包括文秘、新闻、教育等单独模块,在进行人才培养时,可以多方面学习,但是,术业有专攻,老师可以帮助学生对自己的发展前景进行规划,进行专业培养。我国教育要求人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只有专业人才专攻其事,才能将自身能力完全施展。所以,在汉语言的学习中,文化知识的培养固然重要,但也要认清自身特点,将人文知识分门别类,针对自己精通的模块专业学习,其他模块辅助学习,这样才能做好人文应用型人才。

四、结语

大众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印象就是文化素质高的文学人才,对于专业性能不够了解,但应用型人才是时代发展的必需品,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必须在拥有文化素养的同时不断增强自身各项技能才能在未来的工作生活中更有优势。所以汉语言文学专业需要不断开拓新思路,增强全方位的人才培养模式,增强自身人力资本,更好地适应社会要求。

《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创新能力提高策略 》

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竞争的不断加剧,各行各业对创新型人才都有非常大的需求。但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仍缺少一定的创新能力,需要对其创新能力进行培养。因此,需要对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在创新方面的问题进行改正,从而提升其创新能力。

1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基本现状

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基本状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第一,教学内容缺乏时代性。当前一些大学不能根据时代发展变化,及时对教材进行调整,致使教学内容老套;第二,缺乏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意识。当前一些大学教师仍是上完课就走,缺乏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不利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2增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创新能力的意义

增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利用与开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但随着时间的推进,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一定的问题,需要对其进行调整和改进。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创新能力,无异于为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添加了生机,给汉语言的利用与开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第二,有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学生在养成创新意识以后,会有增强其实践的动力,进而在此过程中,使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得到锻炼。

3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创新能力的 措施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教学内容的丰富与完善,对教学环节的改进,以及增强学生创新意识,关注学生的感受三个方面着手,只有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养成了自主创新的意识,才能有效推动学生的实际行动,使其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完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

汉语言专业学生需要具备的 基本素养 之一就是拥有审美能力,尤其是体现学生人文素养的文学审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审美能力,不仅关系到其对专业知识学习的敏感度,对其未来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高级文秘需要具备的特质之一就有审美能力,因此加强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而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专业课中,文学理论课是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主要课程之一,对于学生对于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和创造能力具有重要影响。这就要求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根据班级学生的 兴趣 爱好 ,选择恰当的文学作品对作品中的语言运用、技巧的使用等进行鉴赏分析,进而增强学生的审美能力。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在班级组建讨论小组等形式,增强学生对该方面内容的兴趣,促使学生有意识的增强自身的审美能力。

丰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环节

助理、教师等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将来主要从事的职位,这就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然而在实际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却缺乏一定的重视,因此要求对其进行一定的改革创新,强化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能力的培养,使其能够得到一定的重视,促使其具备工作中应具备的能力。例如,现代汉语教师在上课时,不要仅仅局限在教材之上,而是应该在立足教材的基础上,超越教材。由于大学中通常都会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学生,因此在发音上也会存在差异。教师就可以利用这种情况,在将中国七大方言时,分别选取代表,让学生自己体会感受,各地方语言的不同,从而加深学生对该知识点的理解。或者教师可以在班级组织一次 作文 比赛,针对学生中的病句等问题进行讲解,从而帮助学生增强对学生语言交际等能力的培养。

关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感受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需要较高的写作能力,写作能力不仅是学生专业能力的体现,更是对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反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的专业素养,从其写作水平就可以体现。因此,学校在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写作方面的力度一定要加强,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第一,提升学生的理论修养。在培养学生的理论修养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丰富学生的阅读量等方式,增强学生的思想深度与高度,使其在阅读分析以后,理解 文章 的内涵;第二,加强学生的用词的准确度。当前很多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存在词汇量贫乏,并且不能正确使用使用的现象,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这种情况,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从而改善当前这种状况,使学生在写作时可以做到用词精准简洁;第三,加强对学生语法的掌握。当前很多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语法的过程中,仍不能有效的掌握其中的使用 方法 ,需要教师根据班级学生对语法掌握的实际状况,采取有效地措施与方法,加强对语法的学习,从而使学生在进行写作的过程中,能够灵活使用语句,降低出错率,进而增强学生的写作水平,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

综上所述,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各大高校都有的专业,其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也是不容小觑的。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教学中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需要不断对其进行改进。为此,各大高校应该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教学进行调整,通过对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的改变,增强学生的创新的能力,使其成为社会所需的人才,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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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研究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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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荷泽神会禅师(668—760)语录》,收入《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第31卷,河内1949年版,共X+120页;巴黎法兰西远东学院1974年再版。1956年:《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收入《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第39卷,西贡1956年版,共ⅩⅥ+332页,10幅图版;巴黎法兰西远东学院1977年再版。中译本,耿升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英译本正在付印中。1959年:《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巴黎,哈切特(Hachette)出版社1959年版,288页;1978和1990年由同一出版社再版。英译本,伦敦阿兰和昂温出版社1962年版,美国斯坦福大学1977年再版;匈牙利文译本,贡多拉,布达佩斯1980年版;中译本,中国文化大学,台北1982年版;意大利文译本,里佐利大学丛书,米兰1983年版;日译本,东京1990年版;中文新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964年:《前帝国时代的古代中国》,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现已5次再版。日译本,波兰文译本、英译本、意大利文译本均已出版。1970年:《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1卷(与吴其昱先生合作)。巴黎,辛格—波利尼亚克(Singer-Polignac)基金会1970年版,共408页。1972年:《中国社会史》,收入《世界之命运》丛书,巴黎,阿尔芒—科兰(Arman Colin)出版社1972年版,共766页和36幅插图;由同一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了修订第2版,共700页;同一出版社1990年出版了增订第3版,共700页。意大利文译本,埃诺迪译,都灵1978年版;德译本,安塞尔·韦拉克译,法兰克福1979年版;英译本,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1982、1983和1985年再版本;罗马尼亚文译本,麦里丹娜译,布加勒斯特1985年版;朝鲜文本,汉城1985年版;西班牙译本,巴塞罗那1991年版;中译本,耿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英文再版本正在付印中。1982年:《中国和基督教》,收入《历史文库》,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1982年版,共342页;1991年同一出版社再版本加入了一个副标题:《第一次冲突》。德译本,阿尔特米斯译,苏黎世和慕尼黑1984年版;意大利文译本,马里埃蒂译,卡萨列蒙菲拉托1984年版;英译本,剑桥大学出版社和人文科学会馆出版社,剑桥—巴黎1985年版;西班牙文译本,经济文化基金会,墨西哥1989年版;中译本(耿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日译本正在印制中。1991年:《唐甑的<潜书>》,译自中文,由谢和耐作序和注释。巴黎加利玛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版,收入《东方知识》丛书,1991年版,共346页。1994年:《中国的智慧,社会与心理》,收入《历史文库》,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1994年版,共398页。 1951年:《神会禅师传,禅宗史研究》,载《亚细亚学报》第239卷,1951年,第29—68页。1952年:《中国古代的行为》,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第7年,第1期,1952年1—3月,第31—38页。1954年:《神会语录补编》,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44卷,第2期,1954年,第453—466页。1955年a*:《沩山灵祜大师遗迹》,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45卷,第1期,1955年,第65—70页。1955年b:《中国的经济和人的活动》,载《评论界》杂志第103期,1955年12月,第1092—1102页。1956年:《宋代城市中的商贾与工匠》,载《中国宋代的艺术》,巴黎,塞尔努斯基(Cernuschi)博物馆1956年版,第10—11页。1957年a:《从敦煌卖契(9—10世纪)看中国的专卖制度》,载《通报》第45卷,第4—5期,1957(1958)年,第295—391页。1957年b:《汉文中的颜色表述》,载由I·梅耶松(Meyerson)主编的《颜色问题》,巴黎,国民教育刊物出版与发行处1957年版(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6系《综合丛书》,第295—299页)。1959年a:《唐代的经济和社会》,载由戴密微主编的《中国的面貌》第1卷,巴黎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1—85页(吉美博物馆丛刊,可供出售类图书第63卷)。1959年b:《唐代的中国在亚洲的影响》,载戴密微主编的《中国的面貌》第1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5—89页(吉美博物馆丛刊,可供出售类图书第63卷)。1959年c*:《中国的文字记载与历史》,载《心理学学报》第1卷,1959年1—3月,第31—40页。1960年a*:《中国5—10世纪的佛教徒中的火焚自杀》,载《汉学研究所论丛》第2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汉学研究所文库》第14卷),第527—558页。1960年b:《中国的铁器时代》,载《人文》杂志第1卷,第1期,1960年,第68—76页。1962年:《远东的历史》,载《历史学报》第3期,1962年,第107—118页。1963年*:《中国文字的形态及其心理功能》,载由郭恩(M.Cohen)主编的《各民族的文字和心理》,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63年版,第29—44页。1964年:《中国和朝鲜于公元前5—3世纪的思想演变》,与韦尔南(J.-P.Vernant)合作,载《纪尧姆·布岱学会会刊》第4套,1964年,第3期,第308—314页。后转载于韦尔南的著作集:《古代希腊的神话和社会》,巴黎,马伯乐(Maspero)出版社1974年版;巴黎,新发现出版社1988年再版,第81—91页。1966年:《敦煌写本中的租骆驼旅行契》,载《为戴密微先生祝寿的汉学研究论文集》,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汉学研究所文库》第20卷),第41—51页。1969年a:《中国车辆小考》,载由韦尔南主编的《古代希腊的战争问题》,海牙木冬出版社1969年版,第309—312页。1969年b*:《伊斯兰教鼎盛时期的中国城市考证》,载由胡拉尼(A.H.Hourani)和斯泰恩(S.M.Stern)主编的《伊斯兰城市》,牛津大学卡西雷书店1969年版,第77—85页。1970年a:为《中国佛教》和《中国》(1840年之前)而写的条目,载《世界百科全书》,巴黎,世界百科全书出版社1970年版(1989年版本的第4卷第399—403页和第5卷第510—532页)。1970年b:《中国的第2次“文艺复兴”》,载纪念奥德里古尔(A.G.Haudricourt)主编的《语言、技术、自然和社会文集》,巴黎,克林西克(Klincksieck)出版社1971年版,第33—36页。1972年:《论17和18世纪的中欧交流》,载《亚洲学报,东方文化研究所所刊》(东京)第23卷,1972年,第78—92页。日译文载《东方学报》第44卷,1972年,第1—21页。1973年a*:《利玛窦的归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国文化生活的演变》,载《宗教社会学档案》第36卷,1973年,第71—89页。中译文载《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西宁1986年版,第281—297页;《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91—122页。1973年b:《中国文明中的占卜术和科学观念》(日文),载《东方学报》第45期,1973年,第1—11页。1974年a:为《世界百科全书,宝鉴—索引》所写的《玄奘》、《黄巢》、《慧远》、《鸠摩罗什》和《李贽》等条目,巴黎,世界百科全书出版社1974年版。在1990年版中,“黄巢”条载第1658页,《慧远》条载第1665页,《鸠摩罗什》条载第1923页,《李贽》条载第2026页,《玄奘》条载第3736—3737页。1974年b:《小偏差和大偏差——中国》,载韦尔南主编的《占卜与理性》,巴黎,塞伊(Seuil)出版社1974年版,第52—69页。1974年c:《利玛窦的归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演变》,载《宗教科学前景的发展,中国的革命运动》,佛罗伦萨L·S·奥尔斯基出版社1974年版,第115—144页。1976年*:《中国社会和文化史讲座开课讲演》,1976年,共31页。1976年b:《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和基督教》,载《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论文集》(17—18世纪的法国北京传教区,这次讨论会1974年9月召开),巴黎,美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3—25页。中译文载《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55—67页。1977年:为托玛斯·德·博西埃尔(Thomas de Bossière)夫人的《17和18世纪中国宫廷中的一名比利时官吏——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年)传》,巴黎,美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Ⅶ——Ⅹ页。1978年*:《论中国古代法律中的责任观念》,载《中国的法律》一书,佛罗伦萨L·S·奥尔斯基出版社1978年版(《威尼斯文明研究丛书》第34卷),第127—136页。1979年a:《论1584年的第一部中文教理书的不同文本》,载鲍吾刚(W.Bauer)主编的《慕尼黑东方研究——中国中原和蒙古研究》(第25卷),《福赫伯(Herbert Frank)纪念文集》,威斯巴登,法兰兹·斯泰纳·韦拉克GMBH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407—416页。1979年b:《戴密微,1894—1979年)传》,载《通报》第65卷,第1—3期,1979年,第1—19页。1979年c*:《在大海的附近》,载安田朴(R.Etiemble)主编的《神话》,巴黎,迪迪埃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87—88页。1979年d:《17世纪的基督徒和中国人的世界观》,载《迪欧根尼》(Diogène)杂志第105卷,1979年1—3月,第93—115页;经修订的英译文载《中国的科学》,费城1980年版,第4卷,第1—17页;中译文载《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68—90页。1979年e:《敦煌写本中的一项缓税请状》,载由苏远鸣(Michel Soymié)主编的《敦煌学论文集》,日内瓦—巴黎德罗兹书店1979年版,第45—47页。中译文载《敦煌译丛》,兰州1985年版,第173—176页。1980年a:为荣振华(Joseph Dehergne)和李渡南(D.D. Leslie)的《从18世纪耶稣会士们的未刊书简看中国的犹太人》,巴黎,美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ⅩⅤ—ⅩⅦ页。1980年b:《普实克(Jaroslav Pruv? ek,1906—1980年)传》,载《通报》第66卷,第4—5期,1980年,第266—269页。1980年c:《帝国观念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载莫里斯·迪威执(Maurice Duverger)主编的《帝国的观念》一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97—416页。1981年a:《论17世纪的中国历史》,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81年5—6月,第3期,第467—472页。1981年b*:《静坐仪、宗教和哲学,论理学派的静坐》,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69卷(纪念戴密微的专刊号),1981年,第289—305页。1981年c:《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1891—1980年)传》,载《通报》第67卷,第1—2期,1981年,第1—3页。1981年d:《人或文牍,唐甑(1630—1704年)的政治观一瞥》,载埃克梅(D.Ekeimeier)和福赫伯主编的卡尔·宾格尔(Karl Bünger)纪念文集《东亚的国家和法律》,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1981年版,第112—125页。1982年:为德罗绘(Hubert Delahaye)、戴仁(Jean-Pierre Drège)和戴文保的著作《长城》写的序言,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82年版,第6—14页。1983年:《明末的中国社会》,载《东西方的一次撞击,利玛窦》,巴黎,塞夫勒中心1983年版,第33—43页。1984年a:《利玛窦时代的中国文化形势》,载《利玛窦研究学术讨论会文集》。玛切拉塔1984年版,第101—120页。1984年b:《马伯乐(Henri Maspero)的生平与著作》,载《纪念马伯乐文集》,巴黎,辛格—波利尼亚克基金会1984年版,第15—24页。1985年a:《近代中国和传统中国》,载《中国研究》第4卷,第1期,1985年,第7—13页。1985年b:为斯拉姆(S.R.Schram)主编的《中国国力的基础与极限》一书所写的导言,伦敦—香港,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导言第27—34页。1985年c:《敦煌写本中的碾户和梁户》,载《敦煌译丛》,兰州1985年版,第157—172页。1985年d:《敦煌写本中的一项缓税请状》,载《敦煌译丛》,兰州1985年版。1985年e*:《裸葬》,载《学者通报》,1985年1—9月,第3—16页。1985年f:《明代的传教士,评斯宾塞(J.Spence)的《论利玛窦的记法》,当时文献的补充,1985年9月25日,第1059—1060页。1986年a:《法国科学院院士戴密微传记和著作》,载《金石和美学科学院报告》,1986年7—10月,第595—607页。1986年b*:《中国16—17世纪的俱乐部、书院和会社》,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报告》,1986年11—12月,第676—685页。1986年c:《利玛窦的归化政策与当时的中国政局》,载《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1—297页。1987年a*:《论胡人的道德》,载《从苍穹到大地,从花园到炉灶,吕西安·贝尔诺(Lucien Bernot)纪念文集》,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1987年版,第676—685页。1987年b*:《中国的历史和农业》,载《东方经济社会史学报》第30卷,1987年,第221—228页。1987年c*:《论中国人的身心》,载《献给韦尔南的政治论文集》,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1987年版,第265—269页。1987年d:《在中国和反改革的欧洲之间最初撞击时另一方的看法》,载《第4届哥伦布研究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热那亚,哥伦布基金会1987年版,第265—269页。1987年e:《11—19世纪中国官府的组织、原则和实践》,载布罗什—莱内(F.Bloche-Lainé)和埃狄纳(G.Etienne)主编的《为国家服务》论集,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1987年版,第11—29页。1987年f:为施拉姆主编的《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与极限》写的导言,伦敦—香港,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9(15—27?)页。其法译文载《日佛会馆学报》1988年。1988年a:《他方的形象,中国的史学和人类学》,载《文集》第27卷,1988年,第65—76页。1988年b:为马若安(Jean-Claude Martzloff)的《中国数学史》写的序言,巴黎,马松出版社1988年版。1988年c*:《基督教在17世纪的中国的同化问题》,载由佛雷斯特(Alain Forest)和坪井主编的《天主教和亚洲社会》文集,巴黎—东京,阿尔玛塘—上智大学1988年版,第35—46页。1988年d*:《论儒教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东京亚洲文化研究所和上智大学1988年版,共17页(《亚洲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卷,第32期)。1988年e*:《论国家,17世纪中国和欧洲之比较》,载《日佛会馆学报》第50卷,1988年,第21—34页。1989年a*:《科学和理性,中国资料的新奇性》,载《科学史杂志》第62卷,第4期,1989年,第323—332页。1989年b:《中国思想概论》,载雅各布(A.Jacob):《世界哲学百科全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1—1595页。1990年a:《中国社会中儒教传统的影响》,载《思想》杂志第792卷第6期,1990年,第50一56页。1990年b:为许理和(Erik Zürcher)的著作《佛教、基督教和中国社会》写的介绍,巴黎,朱利雅尔出版社1990年版(于法兰西学院所作的报告、论文和讲义),第7—10页。1990年c:为詹嘉玲的《对三角和准确圆周率的速算法(1774年),在数学方面的中国传统与从欧洲传去的因素》著作写的序言,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1990年版,第79—88页。1990年d:《王夫之有关汉代法律的某些考证》,载由出间和许理和主编的《中国秦汉时代的思想和法律》,莱敦不里尔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2页。1991年a*:《应该怎样读史书,王夫之(1619—1692年)思想的一条小注》,载《日佛文化》第54卷,东京日佛会馆1991年3月版,第70—72页。另一种文本载《东方学报》(布拉格)第59卷,1991年,第152—161页。1991年b*:《中国17世纪的哲学家王夫之的智慧》,载格多夫尔(G.Godoffre)主编的《世界的智慧》论集,巴黎,法国大学欧洲学院1991年版,第97—104页。1991年c:《基督教在中国的首次同化尝试》,载《许理和新作集》(文学和艺术类),第213期,1991年9月14—15日,第67页。1991年d*:《论儒教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载由水口和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主编的《儒教和亚洲社会》,巴黎—东京,阿尔玛塘和上智大学,1991年版,第27—37页。1991年c:为戴廷杰(Pierre-Henri Durand)的著作《文士与政权,中华帝国时代的一次文字狱》写的序言,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出版社1991版,第9—11页。1992年a:为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的《为了生存和继续生存的三十六计》写的序言,巴黎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Ⅴ—Ⅶ页。1992年b:为《哲学百科全书,著作和辞书》所写的“戴震”、“王夫之”、“颜元”、“章学诚”和“张载”等条目,载第2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10—4011、4053—4054、4062—4063、4068—4069页(其实际出版时间为1993年)。1993年a:为詹嘉玲(Catherine Jami)和德罗绘(H.Delahaye)主编的《欧洲在中国,17—18世纪的科学、宗教和文化的相互影响》所写的导言,这是于高(Hugot)基金会组织的一次学术讨论会的文集(1991年10月14—17日),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1993年版,第5—13页。1993年b*:《中欧交流中的时空、科学和宗教》,同上引书,第231—240页。1993年c:《易变与不变》,载《人文科学研究文集》第100卷,1993年12月,第27—31页。1993—1994年:《中欧交流中的时空、科学和宗教》,载《中国科学》第11期,1993—1994年,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版,第92—102页(1993年b一文的英译文)。1994年:《中国人的变化观念》,载《中国的变化观念和感知》,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1994年版,第1—12页。(注:每篇论文出版时间之后带有*符号者,系指该文被再版而收入1994年的《中国的智慧》的文集中了)

汉代传统语言学主要著作有只知道一些近代的,希望对你有帮助1.历史语言学论文集 作者: 周及徐;2. 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 作者: 周祖谟著3. 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 作者: 周有光著4. 语言研究所卷(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5. 语言理论与语言学方法论 作者: 王远新

汉代青铜器论文

青铜器伪造,可谓五花八门,防不胜防,简要介绍几类 (一)蚌埠货:蚌埠仿古铜器作坊,大大小小有上百家,铜坯多在山西订做的,也 有自家铸造的,主要以电解腐蚀与化肥腐蚀为主,水坑干坑均有,从商周到汉代 造型齐全,特点是胎体厚重,锈色松而鲜艳,没蓝锈,器内做不好,有的带范线, 但不做垫片,绝大多数不过关。各大古玩市场地摊都能看到。 (二)河南刀:市面上杀人最凶的就是河南造假青铜,河南刀全国闻名,远销海外, 河南电解作伪铜器也很多,蓝锈以染色为主,水洗易掉色。河南的老铜改装,多 用树酯漆做锈,很嫩火烧易燃。老铜器机械后刻工比较有名,多是素鼎素瓶,刻 细小回纹,经局部腐蚀,容易蒙人,细心可看出机械刀削轮廓比较锋利,多不过 关,河南的拼装,包皮,移植锈己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各大古玩市场均能看 到有河南人放过来杀人的假货,其中有些后错金,宝剑后磨花,己到了乱真的地 步。 (三)陕西错:陕西老铜后错做的非常好,有的锈色处理,可谓天衣无缝,不挑出 金银丝,几乎看不出是后错,还有一种错银方法更奇了,用铝合金粉末压缩到铜 胎凹槽内,这种工艺不适合老铜。普通铜镜,能雕出头版,能改成战国镜,镜背 水银沁做的也好,还能在老剑上镀出几何形花纹。江浙一带的藏家易上当。 (四)阜阳工:前几年阜阳水坑做的很好,现在基本是老铜贴工,素的老铜器贴上 树酯合成的战国工,非常逼真,阜阳铜器修复也是全国一流,他们能将鎏金残片 拚成鎏金怪兽,接缝处理的非常好,上手感觉比较熟,油性重。 (五)荆州造:生坑假货遍布市场的时候,湖北荆州,枣阳一带却研制出高仿水坑, 有的高仿品范线垫片都有,瓶足内模还在,身上还有丝织品腐烂痕迹,器物工艺 流畅,重量很轻没脆声,铜质也对,有的还做出轻微损坏,足以乱真。这类主要 仿战国大尺寸器物,浅浮雕工艺为主,铜坯成型后,经火烧薰黑,再埋入土中腐 蚀,由于皮壳厚度不够,器物易露铜,口沿油性重,花纹版模深浅不均,见过一 次就会识别了。 对青铜仿制做假的重点区域作了五项归纳,它们分别是蚌埠货、河南刀、陕西 错、阜阳工、荆州造。四年过去了,上述地方的青铜作假又呈现出新态势,因一 些因素限制,我所了解到的只能粗略写一些: 一:蚌埠货。 四年过去, 蚌埠产品己广为人所知, 以前密集的作坊己是门庭冷落, 好多仿铜的改行玉器加工、经营奇石等等,也有仿铜的辗转去了成都等地,仿制 一些巴蜀文化铜马、摇钱树,以及三星堆、滇文化特征的产品,蚌埠现有的仿古 作坊,电解做旧的技术并没什么改进,不怎么生产高仿品,以纯工艺品为主,主 要仿制汉以上纹饰精美,工艺复杂的产品,简单做一下绿皮,因为是精美的纯工 艺品,客商多来北京,广州等地,有的也销往港澳及海外。因为这类产品是纯工 艺品,范线僵硬,胎体厚重不做垫片。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类纯工艺品,却时常 有人发到收藏论坛当做国宝叫卖。 二;河南刀。现在河南仿铜日新月异,不断有新产品出来,错金银、鎏金、后工、 后刻铭工、后镶松石,新旧拼装、改造、包皮、移植锈己无所不能。河南电脑刻 工的产品己不多见,高仿红斑绿锈仿商周的比较多,以觚、爵常见器物为主,很 少有水坑品种,新型拼装采用更先进的铜焊技术,做得好的器物外表肉眼无法看 出接口,器内接缝为树酯做锈,完全过关的不多,伪刻铭文的字口略僵,细心可 看出起刀收刀痕迹,市面常有河南包老铜皮的成套编钟,铜片接缝处理采用铜焊 接, 以前针扎刀刮可鉴别出的方法完全失效, 凡成套编钟弹指敲击象是塑料声音, 都有问题。 以前采用不干胶贴在铜器与兵器上再腐蚀仿做错金花纹的工艺均己淘 汰,纯新铸造的工艺没什么改进,孔雀蓝仍然做不出,仿制孔雀蓝依然靠油彩染 色,少数移植锈是从废铜上整块剥下,再用胶粘上仿制品上,新手看这类锈,最 好用刀刮一下,从北京广州返销河南的东西也多,多是前些年用胶水修复过的, 又重新流到河南精加工,于是河南真货多,假货也多,成了全国青铜集散中心。 三;陕西错。陕西高仿错金,己从各类老铜后错转向新工艺品,多是臆造品,类 似河南的部分产品陕西、山西均有作坊仿制,老铜错铝合金几乎看不到了,河南 有种高仿老剑后错金,工艺力度很逼真,金丝上有结晶锈,剑格、同心圆镶有松 石,据说这类产品出自陕西,很多是专门针对江浙收藏家特制的,我听浙江有位 擅长鉴定铜器的朋友说过,浙江爱好收藏的企业家,人手一把越王勾践剑、或吴 王夫差戈,再过几年,也许会迅速扩大到国内外的收藏家人均一把,有朝一日来 个华山论剑,场面肯定十分壮观。 四;阜阳工。安徽阜阳的树脂贴工,随着藏友对其特征的认识,己经没了市场, 因为这类产品的铜坯子多是用废旧残破铜器胶水粘接的, 几年后胶水失效铜片纷 纷裂开散架,以前贩运这类伪铜器到南方各地的,多不敢来了,还有些砸在手上 的,常发在收藏论坛试图蒙出去,阜阳修复铜器的也从树脂补添工艺改为青铜铸 造。阜阳工的时代基本己经终结。 五;荆州造。荆州的高仿水坑依然在生产,荆州造兵器与铜镜后刻工,己经名扬 天下,高仿品供不应求,其中荆州仿造铜兵器己达到乱真的地步,荆州仿制铜剑 基本都是水坑,做旧后微有毛口,极易迷惑人,这类铜剑,长短宽窄尺寸应有皆 有,老剑新剑后磨花的品种,以菱型几何纹最为逼真,还有些臆造的龙纹凤纹之 类,铜兵器错金也是荆州造一大特色,也有错得好的,但大多是画蛇添足,比如 剑把顶端错一圈铭文,筒型把上很窄的剑格上也错上细如针丝的铭文,也有所谓 烙银的铜矛,其特征均是水坑,皮壳厚度不够易露白铜,铜矛管内常塞有一截烂 木头,铜剑有时还配上黑漆剑鞘,漆壳上描有楚式花纹,并用坑泥和水浸泡,然 后用塑料纸包着出售。荆州铜镜后刻工多采用素镜,或厚胎不值钱的镜子,纯手 工玉雕机雕刻,镜面保持原貌,背面纹饰多是仿汉与战国镜为主,皮壳处理的很 好,但钮部多有破绽,纹饰油性重,象擦过皮鞋油似的,因其产量有限,见过这 类产品人并不多,据说仿家附近宾馆常年有人住着等货。 五;其它。有一种仿品去年上市,我到现在还没弄清产地,造型仿商周中高档器 物为主,呈亮皮壳,有范线没有铭文,器内修胎不规整,厚薄不均,胎体轻巧, 声音不响,材质非常脆,器耳与器足易断裂,器外有红斑绿锈,还有结晶样石灰 锈,从断裂处看,并非青铜铸造,鼎之类很厚的实心耳与足,手电钻打下去呈褐 色粉末状,不见铜屑,从工艺流程上看,象是金属粉末模压的,到各大古玩市场 放货的贩子,多自称是湖南宁乡出土,这类伪品按常规方法鉴别极易走眼,因此 上当的也大有人在。学习青铜器鉴定的意义及鉴定青铜器的方法学习青铜器鉴定的意义青铜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是世界冶金铸造史上最早的合金。中国 古代青铜器是中国的国粹,中国的艺术品当中只有青铜器是被全世界所公认的。 从夏代起源, 经过商周、 秦汉至宋代金石学诞生, 从单一的收藏, 变为一种学问, 一种研究对象。青铜器的价值被世界公认主要是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 大门被打开,外国人进入中国,发现中国的青铜器造型独特,做工精美。在西方 国家里,18 世纪才出现抽象派和印象派的青铜器造型,在中国 3000 年以前就有 了,所以外国人非常喜欢我国的青铜器。如今像牛尊、羊尊、马尊等大部分流散 在国外,中国青铜器的艺术地位在世界上可与西方的油画、雕塑相提并论,在世 界的各大博物馆里都有一个专门的中国青铜器馆。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美术馆,无 不把中国青铜器作为馆藏重器,历代收藏家更是把收藏青铜器作为镇宅之宝,世 代相传。如今盛世兴收藏,青铜器更是收藏家们竞相追逐的宝贝。 中国青铜器的发展经历了历史的不同时期, 它的风格从庄严的艺术风格转向 了朴实、简洁、明快,同时青铜器的社会功能也从祭祀用的礼器逐渐转变成实用 器具。青铜器的纹饰则由庄重的饕餮纹、夔纹到富有韵律的窃曲纹、环带纹,再 发展为清新的蟠螭纹、宴乐、攻战纹等,其间动物纹饰狰狞的超自然魔力逐渐减 弱,直至丧失。这种纹饰的变化不仅仅是因为制造工艺或者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 引起的,同时与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及社会的变革也存在一定的联系。青铜器纹饰 的产生是中国劳动人民勤劳、朴实、聪颖、智慧的结晶,是体现人们美好心愿的 依托物,是人们与大自然抗争、共存、达到“天人合一”朴素心愿的具体表现, 他们用高超的铸造技艺,为我们留下象征中华文明的艺术瑰宝。 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 古资料来看,我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 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 代铜器相比拟。 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 视的原因之一。青铜文化的变迁体现了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文化内涵的变迁。 因此,学习青铜器鉴定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具有着深远的意义。 青铜器的鉴定方法 青铜器的鉴定方法青铜是指红铜与锡、铅等其他化学元素的合金,因颜色呈青灰色而得名,其 质地坚硬,我们平时所说的铜质在鉴定中很重要的一个门类,在早期的青铜中, 其颜色有很多是发深红色的,很多人都把这样的铜红青铜,这种铜质在坚硬程度 上远不如后来冶炼出的青铜坚硬,青铜铜质的演变,是一个由深红到青色到黄铜 的一个过程,其中在唐代出现了白铜大多用于制造铜镜,到了明代有一些红铜的 艺术品,但是其铜制的提纯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比如宣德炉,清代大多 是红铜,这些不同的铜质由于配比的关系远不如现在铜质的质地,由于青铜配比 的比例数据并不统一所以造假者制出的铜器质地上还是很容易辨别的, 但是现在 有很多人将老铜器回炉使得制造出的铜质很逼真, 但是这种方法的不足就是破坏 了包浆。古代青铜器是贵族的奢侈品或者是兵器或者是车马器,它有很严格的使 用机制,也有严格的制造机制,除了一些简单的民用器之外,漂亮的文饰复杂的 礼器 、酒器、祭器都是古代上层社会文化的缩影。青铜器大件的东西要不没有, 一旦出现,就绝对不是粗制滥造的东西。掌握好每个时期的文饰是很重要的,因 为在和伪造者之间是一个比拼知识的过程, 只有拥有了足够多的知识之后才会找 到一些细微的漏洞,从美学的角度上讲,古代青铜器文饰都很流畅,生动,而且 就我们今人来看有很强烈的时代气息,而伪造的文饰呆板没有力度,有的地方还 会出现一些很锋利的铜渣,铭文是一个比较难的鉴定,有阳铸和阴铸之分,除了 要知道一些简单的字的写法之外,也要讲究美观和力度,阴刻的文字要去观察它 底子和锈色的统一。 前面提到包浆。包浆是青铜器经历了时间洗礼之后,铜质地发生了一系列的 化学反应之后所产生的依附于青铜器的“外壳”,它包括地子和铜锈两部分,地子 是离“铜骨”最近的一层锈,在地子之外的就是我们见到的普通意义上的铜锈了, 由于坑口的不同,它所呈现出的样貌也就各有不同,在出土地点好的地方会出现 干坑的硬锈,还有沙坑的贴骨锈,枣红皮等等一眼开门的锈,它们的特点是锈色 贴骨坚硬,已经与铜融于一体,很难清除,还有南方的水坑,出土地过于潮湿的 脏坑,一些传世的物件或者经过人们不断的把玩之后,表面显的油亮,或者是绿 漆古或者是黑漆古,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方一些干坑口中,有一种‘泛金’的 皮壳,让人感觉它的质地是黄铜或者有溜金的感觉,这种皮壳并没有溜金器那样 的亮丽,显的暗淡了许多,这种皮壳虽然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贴骨锈,但是却也 是比较开门的皮壳,它并不易仿造,以上罗列的古铜锈只是铜锈的一个大的方向 上的分类,即使同一种坑口的铜器所显示出的铜锈也并不是相同的!正因为铜锈 的种类如此繁多,而很多初入收藏的人由于所见铜锈有限,所以它也就成了仿造 者重点去仿制的要点之一了,仿制者仿制铜锈大概有这么几种方法: (一)化学方法仿制铜锈,用化学药品仿制出的铜锈,大多锈色很浮,没有 贴骨的感觉,它直接把药品施于铜器之上也就没有地子可言了,它只有绿锈而绿 锈也多是呈现粉末状的,如果用坚硬的工具去检查的话,可以发现。而古铜的绿 锈很难见到那么多的粉末。就目前来说,红斑和宝石蓝是很难仿造的,假铜器上 的红斑,大多是铁锈,仔细去观察的话还是很容易辨别的,一是颜色 二是结构。 这种方法制出的包浆太过刻意, 给人很夸张的感觉, 也就是大家感觉过了的原因。 即使经过长时间的把玩也不会改变那种松软的质地。 (二)将真铜锈粘贴上器物之上,这种方法造出的皮壳很具杀伤力,但是如 果仔细观察的话,这种锈下面是没有地子的,而且由于胶水的粘和大多是成块状 的而且很难具有真铜器包浆那种自然统一的感觉。 (三) 直接将铜器埋藏于地下若干年,这种方法造出的铜锈很容易识别, 锈色很浮,很容易清除。 在现代青铜器的伪仿品越来越多,仿制的技术水平也越来越高,鉴定一件青 铜器的真伪主要的方法就是针对千穷百态的仿制手段逐一击破。 李行杰 200900301026 电控系自动化 091 班

在中国古代早期的工艺美术中,如果说陶器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时期的象征,那么青铜工艺便可成为奴隶社会工艺美术的典型代表。 人类经历了原始公社时代的漫长跋涉之后,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在中国,作为奴隶社会文明标志的,是青铜工艺。史家把奴隶制时代称为“青铜时代”。 青铜器的发达的铸造工艺充分体现了中国奴隶制社会时期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它的丰富多彩的造型和纹饰,集中反映了中国劳动人民杰出的艺术创造。 1.什么是青铜器 青铜是铜和锡铅的合金,因为红铜(纯铜)的熔点很高(1083C),而硬度较低,加入锡,可以降低熔点(700—900C),而且增加硬度,在应用上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人类在使用铁器以前,广泛地使用青铜铸造各种器具。 2.青铜器的分类 青铜器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功能上大体可分为四类: (1)礼器:商周时期,一些日用青铜器由于用作祭祀和典礼时的陈设而被赋于特殊意义,成为青铜礼器。如鼎、鬲、尊等。 (2)乐器:到春秋时期,乐器在祭祀和典礼中更是不可缺少,所谓“钟鸣鼎食”即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如饶、钟、铃、鼓等。 (3)兵器:现出土的兵器以春秋战国时最多。有戈、钺(yue)、矛、剑、镞(zu)等。 (4)工具及车马具:如犁、锄、镰、铲、斧等。 此外,青铜日用器从用途上的主要分类有:食器、酒器、水器、日用杂器四种。其中以食器、酒器为主。 3.青铜工艺在造型和纹饰的主要特征: 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青铜工艺的突出 成就,是丰富多样的造型和纹饰,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艺术风格。 中国的青铜工艺,以商、周两代的青铜器为代表,如最重要的是所谓青铜礼器——鼎。鼎是古代的煮食器,其造型特征为由腹、足、耳三部分组成。腹可以盛物,足可以扬火,耳可以穿杠搬运。鼎是青铜礼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品种,它的实用意义是盛放或烹煮食物,但它的价值却体现在对礼治的维护上。一般多用于奴隶主阶级的祭祀和宴饮,具有区别尊卑贵贱的功能,是奴隶主统治权力的象征。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 如《司母戊方鼎》,形式厚重华丽,充满了神秘、威慑的色彩。司母戊方鼎是迄今出土的所有鼎中最大最重的,它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1939年3月,这只鼎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中,因鼎太重太大,移动困难,人们便想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仅锯一足,便锯不断,于是悄悄地把鼎埋起来。后来消息走漏,日本人来搜索未成,便出价70万圆伪币收购,当地人们巧妙地送出另外一鼎,算将此鼎留下。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大鼎重新掘出,但已失去一耳(后来补上),先存放于安阳县政府。同年十月底,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当地驻军将大鼎作为寿礼,用专车运抵南京,保存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后来,国民党政府曾想将此鼎运往台湾,终因过于困难,才打消了这一念头,建国后,此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已成为镇馆之宝。 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神秘色彩逐渐淡化,风格趋向简朴,追求朴素、典雅之美。如《孟鼎》,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 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逐渐变成供统治阶级享用的生活用品。青铜器的造型趋向轻灵、奇巧,装饰手法写实,纹饰也易于理解。如,莲鹤方壶》,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另外《曾侯乙编钟》是最重要的出土文物,编钟共56件,分上、中、下三层。经检测每件编钟不仅都能发音,而且能发两个不同的音,可以 演奏各种现代乐曲,而且音质纯正,音色优美。这是 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保留着原有音响的一套特大型定音古乐器,也是世界上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12个半音的乐器。 (录象:曾侯乙编钟) 秦、汉时期,由于铁器和漆器比青铜器更方便,从 而逐步取代了青铜器,青铜器便向轻便、精巧、实用的生活用器和观赏器方向发展,它们往往以实用和美观的高度统一而引人注目。 (录象:青铜工艺) 这个是青铜器辨别真伪的论文 伪造青铜器主要是为了牟利,而仿造青铜器则是出于对古代文化的尊重与爱好,或是出于复古以宣扬传统礼教之目的,所以仿古与伪造二者制作的目的与性质均不同,由此在器物上也表现出某些不同的特点,有必要加以区别。唐代以来各个时期仿古作伪的情况大致可概括为四句话:唐宋为仿,元明是变,清代在改,民国是。现将其基本情况概述如下。 古代青铜器的仿造 仿造先秦青铜器的历史约可以追溯至宋代,当时金石学兴起,公私皆以收藏商周青铜器为乐事,宋宫廷曾据内府所藏商周青铜礼乐器大量仿造,以为郊庙之用。特别是政和年间,由于徽宗酷喜古物,常命良工仿制新得之古器,故所制尤多(见翟耆年《榴史》)。但南宋之后,铜器常被销毁铸币,宋代仿制古器传至今日者为数较少。但宋代仿古之风延续至元、明、清时代。元代时诏修诸路府州邑县之庙宇以供春秋祭祀。元成宗时为此设置了出蜡局(《元史·祭祀志》),以仿制古祭器。明代的仿造规模甚大,留传于世者亦较多。明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因见郊坛宗庙及内廷所陈设之鼎彝均非古制,遂生复古之心,于是在宣德三年敕谕工部仿照宋人《考古图》、《博古图》诸书所记商周青铜器器形,铸造仿古铜器,此外亦令仿造内府所藏名窑四款式典雅者铸铜器 。当时所铸以上两类仿古铜器达三千三百余件。这些仿古铜器,除部分归宫廷留用外,还奉敕分与诸王府,因而得以流传至各地(《宣德彝器图谱》)。明末崇祯年间潞王朱常汸(号“敬一主人”)亦曾大批仿制古铜器。 仿古铜器有以下特征: 一是常铸有铭文表明是仿制品,宫廷所仿多铸有本朝年款,例如宣德三年工部奉敕仿制之商周青铜器器底多铸有篆文书写的“宣德”二字。明末潞王所仿制器则有“潞国制”字样,并有器物编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间宫廷仿商周铜器亦有“大清乾隆年制”铭文。历代地方官吏仿制品除注明年款外,还注明官称姓名。 二是仿制品在形制与气韵上多与原器有差异。这是因为既是仿造,不像作伪,故不必追求逼真,往往是只求形似,而不严格遵从古制,甚至还有所变化,体现种种时代风格。宋代仿古器因多以商周原器为模式,故在形制上较为相像,但与原器相比,造型略显呆滞、粗拙,且体形一般较大,特别是鼎、爵、斝等器。此外将仿古器纹饰与商周器物纹饰仔细对照亦可看出其不够准确,形象多有变异,如北京故宫所藏宋仿商簋与商簋形制颇相如,但其颈部与圈足所饰夔纹形象与地纹均较商代纹饰失真且粗糙。元代时仿古铜器往往有自行改造之处,并不拘泥古代形制,如1981年从湖南常德慈利征集所得元代铜簠,双环形耳与波带形足均为随意改造之表现,而且口下有直壁,是春秋早期以后形制,但纹饰却饰西周晚期与春秋早期的重环纹,亦与真器不合。明代宫廷仿制品因多据宋人著录书铸造图样,宋人所绘本就有不严格处,故明代仿制品即更走形,其中有的虽与商周真器外形相近,但纹饰变形却十分严重、此种情形由上文所举宣德三年所仿制之商簋即可得见。又如:明宣德三年工部所铸“周公乍文王”鼎,引自《宣德彝器图谱》,虽亦有用早期青铜器之大致形象,但无论是扁足与扉棱造型,还是纹饰、铭文,皆非周初之制,而尤以纹饰更显随意性。《善斋吉金录》著录之“永保用鼎”,虽作立耳、蹄足,但颈、腹形制与纹饰及铭文字体均与先秦古器不类,容庚先生指出:“此明代物。1987年12月云南石屏乾阳山玉皇阁修复过程中,曾于石壁发现仿古铜鼎,有可能是明代地方上所铸仿制品,虽大体上是仿照商周鼎形,但蹄足形制相差甚远,颈下饕餮纹变形极明显,鼎腹饰垂叶三角纹颇不合古制,铭文字体取自宋人《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九“丝女鼎”。最初曾被发现者定为西周铜鼎。由于判定明显错误,很快即被纠正。 清乾隆以前宋至明代仿古铜器已有不少藏储于清内府,乾隆年间编成的“西清四鉴”等书中所著录铜器,有的 即使从描绘得不甚准确的器形、纹饰中亦能看出是这一阶段的仿制品,例如所谓周蟠龙尊(实是壶形)、周夔风鼎。后一器为错金银器,形制本于商、西周早期鼎制却饰错金银纹饰,显然是一种变通与改造的仿古手法。容庚先生提出:“金银错之商周器十九皆伪",显然是对的,但这种器物多数当属于仿古器,应被视为艺术作品。 清代宫廷继续铸造仿古铜器,风格与明代近似,即外形有商周铜器部分特征,但往往对局部加以多方面的改造,如上述清仿古方鼎,饕餮纹作蝴蝶状,口颈下夔纹口、身皆臆作,底纹呆扳无变化,扁足形制与其上纹饰亦均不合古制,较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仿古器的风格与水平。 明清两代的仿古铜器,有几种常见而形制较特殊的器型,如百环尊,出戟大尊等。此外,明代仿古器还可见贯耳觚,清代可见方口觚。 综言之,历代仿古铜器最重要的共性即多只是大体取商周铜器之外形,但在局部(如部分结构与纹饰,特别是纹饰方面)多有随意变形。因此即使未有铭文标明为仿制品,只要对商周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之时代特征有一定的了解,仿制品与商周真器不合之处并不难看出。所以从总体而言,仿制器还是较易辨识的。 青铜器器的伪造与辨别 一.青铜器伪造历史之概况。 青铜器的伪造在宋以前即存在,但伪器较大量的出现尚始于宋代,当时金石学之兴起。固然促进了对古代青铜器与金文的研究,但公私收藏之风的兴盛,也使青铜器买卖成为古董商人逐利之手段,伪造之器进应运而生。今日研究青铜器的学者们多认为,宋代宫廷既大量仿铸古铜器,自然就培养出一批作伪器之高手。 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中有《古钟鼎彝器辩》一节,曾提到伪古铜器作假色泽与假锈的方法,可见铜器作伪在宋代时已发展为一专门的技术。元明两代亦有铸造伪铜器的,明人曹昭在《格古要论》卷六中有“伪古铜”一小节,专讲伪铜器作假锈色之方法与辨别要点。显然当时作伪铜器与鉴别真伪皆已有相当经验。此外,明人高濂在《论新铸伪造》(《遵生八牋》十四:二八)曾记载,元代时杭州姜娘子、平江(今苏州)王吉二家即为当时铸作名家,其“制务法古,式样可观”。所制器或亦有被充作古青铜器流入市场的。宋至明历代伪制品中较精致者,在清代甚至充斥于内府,故乾隆时所编专著录内府藏器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与《乙编》四书.(旧称“西清四鉴”。现学者或称“乾隆四鉴”),有铭之器一千一百七十六件,容庚先生认为其中伪器与可疑器近42%,其中虽有因未亲见而估计不当者,然此种估计总不致太过分。 清乾隆以前之元明两代与清初伪造技术较低,器形、纹饰多仿照宋人青铜器著录书籍中之图像,铭文亦多属杜撰,故伪器较易辨识。清乾隆之后,金石学复兴,此时的情况正如徐中舒先生所描述的:“一般学土大夫们对于铜器的观念跟着也就推进一点。他们要利用这些器铭来解释文字,证明经、子,他们买一件古董,总要注意它有字没字。这中间价钱当然差得很远”。有铭青铜器价值远高于无铭器,这一事实进一步刺激了—些古董商与作伪者渔利之心,乃多于真器上增刻假铭,一般是根据真器铭仿制、照搬,间或亦有改造、拼凑。与此同时,整体铸造伪器、伪铭之作伪业也渐于山东潍县、陕西西安等地形成中心。 民国以后,古青铜器出土甚多,提供了大量真器范本,加之历代作伪技术不断积累,至此时已近于炉火纯青的地步,特别是这时候青铜器海外市场被开拓,于是作伪的水平与数量均大大超过前代。此外,作伪的区域性中心也增多起来,上海、北京均集中了一批作伪高手,除于真器增制假铭外,全器伪造亦较多见。今日国内外公私文物收藏者所藏伪制青铜器有相当大的比例即是属于民国以后制作的。 二. 本世纪青铜器辨伪之主要成果。 伪制青铜器的历史既如此长久,特别是近代以来伪器的大批量制造,便青铜器辨伪问题在民国时期即已成为青铜器研究中一项重要内容。1936年徐中舒先生作《论古铜器之鉴别》文(《考古社刊》第四期,1936年),开首第一句话即言:“如果要把古铜器当作一门学问看待,那么,我们第一件当做的事就无过于真伪的鉴别了。”可见辨伪在此时已为学者高度重视。在此之前,近代学者中仅有著名学者与收藏家陈介棋,以他丰富的经验对判定伪器提出过具体的见解(《簠斋尺牍》)。此外,1914年王国维撰《国朝金文著录表》(1915年, 上虞罗氏雪堂丛刻本),于各器类下均开列伪器及疑伪之器。王氏所判定因其多未见原器而所据仅铭文,故未必均得当,然实有开凿之功。l941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出版,不仅在详细地总结历代辨伪经验的基础上归纳了识别伪器的若干重要原则,并首次对伪造作了较科学的分期(书中一些基本观点在1958年出版的《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充实),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此之前,容先生还曾作过许多具体的辨伪研究,1925至1927间曾因工作多接触清内府旧藏器,因作《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燕京学报》第五期,1929年),对所谓“西清四鉴”中所收铜器及铭文作了甄别,其中一部分器物的真、疑、伪差别问题后来在《商周彝器通考》中又作了修订。与容氏所作研究同时,也有学者写过辨伪文章,如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金陵学报》三卷二期,1938年),后又作补篇》(《考古社刊》第五期,1936年),又如上举徐中舒氏的论文。民国时期重要的有价值的辨伪论著大致如上述。 近二十年来,对于青铜器辨伪问题,又先后有一些重要著作发表,无论在科学性上还是精细程度上都有新进展,作者中有的曾在文物界多年从事青铜器保管、修复工作的,故所论更为经验之谈。七十年代中最重要的带有 理论性的著作是张光裕《伪作先秦彝器铭文 疏要》(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74年6月),此书首先详尽地考察了历史上古铜器仿造与伪造的史实,说明了不同朝代仿造与伪造器物之手法、工艺特点与历代辨伪之认识水平;继而详论作伪之方法、类别,尤着重于铭文之作伪的研究。本书还详论了铜器鉴别之态度、方法,对已有成果从方法论角度作了科学的评判与总结。此书还有下篇,名《六十字以上的先秦器疏证》,引五十五件伪器。 八十年代以来有较多的青铜器辨伪论著发表,其中重要的有: 陈佩芬《青铜器辩伪》(《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三期,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上海博物馆丰富馆藏标本为资料,从铸造技术角度指出伪器之破绽,说明伪器重于原器之事实(这是以往很少具体阐明的)。该文所论伪铭、伪纹饰多为伪制品中之上品,故分析其漏洞与弊病,极有助于辨伪水平之提高。 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铜器辨伪浅说(上、中、下)》(《文物》1989年8、11、12期),多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中之历代伪器与仿制品之标本,详析历代宫廷与民间所作仿古铜器与伪铜器之形制、纹饰、铭文特点,生动形象,并有重要资料价值。文中还列举、分析近现代作伪高手之作品,在综论辨伪方法时,文章亦多结合实物标本,对作伪的手法之剖析甚为详细。所有这些,对实际的辨伪工作都极为有益。 刘雨《乾隆四鉴综理表》(中华书局、1989年),在容庚先生研究西清金文基础上,对乾隆时之“四鉴”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整理,对容氏判定伪器之器重作审定,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书末附“伪及疑伪器号表”,为科学利用“四鉴”提供了极大的方遍。 除以上著作外,尚有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铭文辨伪录》(《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辑,1985年),着重于对清代与民国期间铜器作伪作深入研究;王文昶《故宫博物院藏部分青铜器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1期)与《铜卣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利》1983年2期);王荣达《从修复角度谈商周青铜器的真伪鉴定问题》(《考古与文物》1987年2期);杜乃松《宋元明清铜器鉴定概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4期)。杜文对宋至清代的仿制铜器有比较细致的说明,是其独到之处。 近年来,铜器辨伪已由对器表诸方面的考察转向依靠现代科技术手段去考察铜器内部结构,比如用高强度x光透视机观察商周铜器内部的垫片以判定真伪。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世贤对毛公鼎真伪问题的研究,详见下文。 下文对青铜器辨伪的概述即参考了上述诸家之见解。 三.伪造青铜器之主要类型与辨别。 伪造青铜器有四种主要类型,下面分述这四种类型的造伪手法与辨别之要点: (一)真器改造 即将真器加工、改造为不合定规的奇特形制。属此类者还有不同手法。 手法一,将真器主体添加部件。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殷代晚期或西周早期觯,器真,内底有真铭“父乙”二字,现此器口沿部横出一流、颈上又加了鋬,流、鋬皮色皆与器身不同,显然是后配的。又该院所藏约西周早期之卣,失盖与提梁,现此器双半环耳各增加一衔环,意欲改造成西周晚期壶形,但造型、纹饰仍与此期壶有异。 手法二,将分属几件真器的残件拼凑成一件,多数不遵器制,或在部分真器残件上任意新铸接上不符合器制的部件,此种手法造出的器形亦由于非牛非马较易被识破,上引明代高濂《新铸伪造》(《遵生八栈》十四:二八)称此种手法为为“改锹”,并云其曾在京师见到以古壶盖制腹,以旧鼎耳为耳,屑凑古墓碎器飞龙脚为足,以致“小而可用,花纹制度,人莫 不爱”。但如此生拼硬凑,毫无规则,显然很好识别。此种手法伪造出来的器物,在清宫廷内府收藏品中即有,如《西清古鉴》六;十一“蟠夔纹鼎”,为取之上半截甄部,下突接三鼎足,显得颇为怪异。又如同书十:四十“周兽环尊”是在车上添加兽形饰与铺首衔环为双耳,下接三半环以为足,拼成一不伦不类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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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发明,它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也是金属治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发明后,立刻盛行起来,从此人类历史也就进入新的阶段-青铜时代。 中国使用铜的历史年代久远。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曾出土一件半圆型残铜片,经鉴定为黄铜。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相对西亚、南亚及北非于距今约6500年前先后进入青铜时代而言,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较晚,但却不能否认它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存在一个铜器与石器并用时代,年代距今约为5500~4500年。中国在此基础上发明青铜合金,与世界青铜器发展模式相同,因而可以排除中国青铜器是由境外传播而来之说。 “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治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其功能(用)均为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 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等重要场合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一、形成期 距今4500~4000年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形成期的铜器有以下特点: 1、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黄铜。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两件带孔红铜牌饰;河南省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件含锡7%的青铜容器残片;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黄铜残片。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刀、锥、钻、环和铜境,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锻打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比较先进。 2、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但是应当承认当时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黄色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模仿的金属柳钉,如果认为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当时的青铜器已经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 3、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一般居民也拥青铜制品。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等的几何文饰,绝无三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感。 二、鼎盛期: 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饕餮纹,本身就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还有像鸟、像凤、像人的。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 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 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如人形的灯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从的装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人头像,大小均超过正常人,均长耳突目,高鼻阔口,富于神秘色彩,应是神话人物。 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现在一般叫金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文字以铸成者为多。凹入的字样,称为阴文,少数文字凸起,称阳文。商代和西周,可以说铭文都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用锋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成的铭文。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已经是刻制的,连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汉墓的三件极为典重的礼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铭文可以传流不朽,因此要长期流传的事项必须铸在青铜物之上。因此,铭文已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 三、转变时期; 转变时期一般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但是具体到某些青铜器,精美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如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掘获的两乘铜车马。第一乘驾四马,车上有棚,御者为坐状。这两乘车马均为青铜器铸件构成,大小与实际合乎比例,极其精巧。车马上还有不少金银饰件,通体施以彩绘。第二乘马,长、高米,可以说是迄今发掘到的形制巨大、结构又最复杂的青铜器。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因而本网对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研究,至隋唐为止。 追问: 复制别人的 这个我刚看过 鄙视这类团队 回答: 我只是代表我 不代表团队啊·········· 追问: 额 这话我喜欢 采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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