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墓葬研究论文
汉代墓葬结构 先秦两汉文献讨论墓葬制度时通常有二方面的重点，一是有关墓葬制度发展，一是墓葬制度的等级问题。前者可以藉由墓葬的建筑形制讨论社会对死后世界的观念，而后者则是说明墓葬可以反映出社会阶级为基础的丧葬礼仪。 曾子曾说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句话不但是他个人的期望，也可以反映丧葬之礼在当时社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中国史上重视丧葬的情况，至少从那些商王大墓的存在已经可以窥知端倪。到了春秋，大墓及丧礼制度的出现都可作为那个社会中人们对於葬礼重视的象徵。到了战国，虽然也有一些薄葬的言论出现，但这些主张却恰好说明厚葬是整个社会的大势所趋。这并非说所有考古发掘得到的墓葬均为厚葬。而是说，一般人即使实际没有能力实行厚葬，仍然会有一种要求厚葬的企望，这正说明战国以来，普通墓葬会高级身分所使用的陶礼器陪葬品的重要原因。 竖穴墓与砖室墓基本结构与辨识方式 在整个汉帝国或汉文化圈之内，墓葬形制大约可分为主流与旁支两类。主流墓葬形制，是继承先秦以来的竖穴木椁墓、土洞墓、以及由此二者发展出来的横穴砖室墓，是汉代墓葬普遍形制。支流方面，则如四川的崖墓、山东的石板墓、东北地区的贝墓等，属於具有地方特色的墓葬形制，因此其特殊性高，较不普及。因此，为了帮助读者对汉代墓葬基本结构有所认识，以下我们将挑取主流墓葬形制中的竖穴木椁墓及砖室墓作详细介绍。竖穴木椁墓 汉代竖穴木椁墓的基本结构与先秦木椁墓相同，即由地面垂直向下开掘一长方形土圹，作为放置棺椁的墓室。椁室之构造一般均为长方箱形，椁板结合方式以凹槽榫卯为主。椁内可再分隔出不同大小之空间，以放置棺木及随葬品。棺木之形状，仍以长方箱形为主，亦有头部较宽之例，至於现代普遍使用的弧形棺盖则极为少见。棺板之结合以榫卯或棺钉为之。椁室之外，填土亦有各种类型，大抵为防潮而设者有白膏泥及木炭，少数墓底有排水设施。而在挖掘墓室时为方便，其墓坑口通常呈斗形。另外在楚文化影响区内，墓道为相当普遍的墓葬设置之一，可能是为施工方便而设，与墓主身分之高低并无绝对之关系。 砖室墓之型制与起源典型砖室墓的建造，基本上乃先由地面向下掘一竖坑，在竖坑底部横开一穴，再在此横穴中以块砌成墓室，置棺其中。有些砖室墓筑有斜坡墓道，也有的砖室即筑於竖穴之底部，不再开横穴由於使用砖块砌法的不同，砖室墓的墓可以发展成相当复杂的形式。 值得说明的是砖室墓的墓葬形式并非突然出现於西汉中期，其源头也许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山西、陕西地区所使用的土洞墓习俗。土洞墓的洞穴形制其实与砖室墓的横穴概念相似，即由地面向下开掘一竖穴墓道，到底部之后，再向旁边横挖一洞穴，最初做为放置随葬品之用的龛室，后来逐渐扩大，成为放置棺木之墓室。不过战国时期的洞穴为宽浅洞，到后来才转变为深长洞。 另外，在战国晚期河南地区还出现一种竖穴空心砖椁墓。这种墓穴的构造基本与竖穴木椁墓相同，唯木椁的部分转由大型长方空心砖砌成的椁室所代替，砖椁内仍置木棺。由此类墓的规模和随葬品看来，墓主的身分不可能太高，可能为低级官吏或士人。 结构转变的社会文化基础 汉代为我国古代墓葬方式发生大转变的时代。以来为墓葬主流的竖穴木椁土坑墓，在汉代转变为砖室墓。若我们相信一个汉人处理死者的方式基本上乃是根据一套固定的习俗，而这习俗也反映出社会中所普遍流行的价值观与宗教观，因此这习俗的变动也代表人们在某些信仰的想法上，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方面的情况有了改变。 对於砖室墓的出现，我们可以从由砖块筑成之椁室要比木椁耐久这点讨论，使用砖筑墓是否来自於一种想要使墓室永远不朽的希望？但此种希望又为何起始於中较低阶层呢？有人主张这是由於当地缺乏木材，因而经济力量较差的人就用的砖来代替。 不论事实是否如此，至少我们从墓葬结构的转变推测，汉代的砖室墓很可能就是将竖穴砖椁墓的砖椁移置到洞室墓的。就如郑州出土的一批战国初年至初年墓葬中，依年代早晚顺序排列，最早为竖穴土坑，次为竖穴空心砖椁墓�9�6其次为土洞墓，再而为土洞空心砖椁墓，也就是横穴砖室墓，最后有狭长土洞，证明墓葬形制的发展是有其传承及脉络可循的。 考古网站： 中国考古网
汉代诸侯王墓一般分为崖洞室墓、竖穴岩坑墓和竖穴土圹墓。所以问题问的应该是“崖洞室墓”或“崖洞墓”，而非“洞崖墓葬”。从地域上看，因山为藏的竖穴岩坑墓和崖洞墓主要见于地处南方地区的长沙王墓、楚王墓和部分梁王墓。从年代上看，西汉文帝时期开始出现了"因山为藏"的墓葬崖洞墓（楚王山陵和狮子山楚王陵）；截止到武帝时期共发现竖穴岩坑墓5座、崖洞墓11座；到武帝以后因山为藏的竖穴岩坑墓和崖洞墓开始扩散，在东部的山东地区（鲁王墓、济北王墓、昌邑王墓、淄川王墓）和北部的河北地区（中山王墓）出现；西汉末年至东汉，诸侯王墓中的崖洞墓消失。以下是部分崖洞墓的发现概况：（一）中山王墓西汉中山国位于今河北省中部偏西，易水南，原为中山郡，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始封国,都卢县（今河北定县），辖十四县，是汉代较大的诸侯王国。现发现西汉王、后陵三座[4]。1.中山靖王刘胜墓[5] 1968年发现的中山靖王刘胜墓（满城1号墓）和其妻窦绾墓（满城2号墓），位于今河北省满城县（汉北平县）西南的陵山主峰，整体位置处于中山国北部，其都之东北。两墓南北并列，相距120米。墓穴凿于山岩石中，均为大型崖洞墓，墓门朝东。刘胜墓全长米，最宽处米，最高处米；窦绾墓容积与之类似。两墓形制与结构基本相同，由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等六部分。墓道斜坡式。墓道口用两堵土坯墙封门，两土坯墙之间灌以熔化的铁水，铸成一道铁墙。墓室内有完整的排水系统。两墓随葬品众多，各按用途置于各室。各出金缕玉衣一件。刘胜墓甬道和南耳室共置实用的车6辆、马16匹、狗11只、鹿1只。窦绾墓出大车3辆、小车1辆、马13匹。墓中出土随葬的铜器铭文"中山内府"和纪年"卅四年四月"是推断墓葬年代的重要依据。由于满城中山王刘胜夫妇墓是目前所见少有的未经盗扰的墓葬，因而其布局结构可为其他墓葬研究提供参考。（二）曲阜九龙山鲁王墓西汉鲁国位于今山东省中南部、泰安市与济宁市交辖地带。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改封子淮阳王刘馀为首代鲁王，都治鲁县（今曲阜）。其后子孙安王刘光、孝王刘庆忌、顷王刘劲、文王刘睃相继袭封，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被王莽废除[14]。九龙山鲁王墓位于今曲阜县城南9公里处，共发现5座，东西并列，墓门皆向南，为凿于半山腰的崖洞墓。发掘的4座墓均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和四个耳室组成。2、3、4号墓墓室皆由前、后室组成，前室两侧又各置两个侧室。5号墓较小，为单室墓。4墓各置3车和马若干匹，均位于墓道侧的二耳室中。甬道侧的二耳室主要放置粮食、禽畜和食品。前室两侧的四侧室主要放置礼乐器、生活用具及钱币等。3号墓出"王庆忌"铜印，发掘者依此将其定为鲁孝王刘庆忌之墓[15]，但有人对此持异议[16]。（三）长清济北王墓西汉济北国原为齐国济北郡（今山东省东阿县及其周围地区）。因在清除诸吕势力中有功，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东牟王刘兴居被封为济北王，都卢县（今长清西南），次年因反叛兵败自杀，国除。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复立齐悼惠王子、安都侯刘志为济北王。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徙淄川。次年，徙衡山王刘勃为济北王，传三代，至刘宽时国除[17]。1995年在山东省长清县（今济南市长清区）西南、西汉济北国国都卢县东北四公里双乳山发现大型汉墓两座[18]，一大一小，东西并列。清理一座，为"甲"字形石圹竖穴式木椁墓，坐南朝北，主要由封土、墓道、墓室等几部分组成。墓道与墓室之间有阙门。墓室南北长25米、东西宽米，深5米，底部倾斜，南高北低。椁室位于墓室的底部中央偏北，葬具为二椁三棺，外椁与内椁之间分为东、西、南、北4个边箱。墓葬中发现铜器、玉器、漆器、铁器、陶器、金饼、钱币等随葬品2000余件，墓主未着金缕玉衣，但有玉覆面、玉枕、玉手握等随葬。墓中共发现马车5辆，其中大车3小车2、另有马1匹。所出20枚金饼中有7枚刻画有"王"字，发掘者推测墓主为西汉末代诸侯王刘宽之墓[19]，但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20]。（四）昌乐淄川国王后墓淄川国位于山东省中部偏北（今临淄、寿光、昌乐三县交界地带），为原西汉临淄郡属地。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2年），封齐悼惠王子刘贤为淄川王，都治剧县（今昌乐西北）。景帝三年（公元前152年），刘贤因叛乱被诛。同年徙济北王刘志为淄川王，传八世，王莽篡位（公元8年）的第二年废，历时170余年[21]。1987年在山东省昌乐县县城西六公里处发现两座西汉墓葬，东西并列。发掘一座，为凿山竖穴石坑洞室墓，由甬道、南室、北室及四个耳室组成。墓道作竖井式，边长四米，深米，墓道底部接甬道。南北两室分别开凿于甬道两头，四耳室则分别凿于北室的西、北、东三壁上，南室、北室及四个耳室均为圆角方形或长方形，弧形顶，并设门框、木门。墓中出有"淄川后府"封印85枚和"淄川宦谒"铜灯，故定为淄川王后墓，与之并列的另一墓推测为淄川王墓，年代在西汉中期[22]。（五）巨野昌邑王墓昌邑国位于今山东省西南部、菏泽和济宁两市交辖地带，属汉代山阳郡。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武帝立子刘髆为昌邑王，都昌邑（今金乡西北），传二世国除。昌邑王墓位于今山东巨野东南，为凿山竖穴石室墓，由墓道、封土、墓坑和墓室等四部分组成。墓道长米，前部宽米，置木车1辆、马4匹。墓道内垒筑两堵石墙。墓门也以石墙封堵。墓室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室置漆器、铜器；后室低于前室50厘米，有二层台，室中置一棺一椁。棺内外有大批玉器、铁兵器，铭刻的铜器和药石。墓坑和墓上坟丘均采用夯土石块分层填筑。根据地望与史料接合推测墓主为公元前100年封于此的昌邑王刘髆墓。（六）章丘济南王墓公元前164年汉文帝分封齐悼惠王的儿子刘辟光为济南国王，公元前154年，刘辟光参加"七国之乱"，兵败自杀后济南国除[29]。危山济南王墓位于山东省章丘市之西的平原与山地交界处，2003年经考古勘探发现。整个陵区分为主墓室、半山腰陶制品制作区及陪葬坑、山脚东部陪葬坑及墓区、山脚西部陪葬坑和墓群四个区。主墓室位于危山顶部，墓上有半圆形封土和地上建筑。墓室为甲字形竖穴岩坑墓，大致20米见方，墓道长40余米。半山腰陶制品制作区发现三座烧制车马俑的陶窑。山腰东部发现两座车马俑坑和一座墓葬，陪葬墓已被盗，但仍残存有铜弩机、铁镞、弹丸等武器和陶罐、盆、漆壶、盘等生活用品。年代在文景之际。危山汉墓兵马俑坑是我国目前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咸阳杨家湾汉兵俑和江苏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后的又一重要兵马俑发现地，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30]。（七）徐州楚王墓西汉曾三次封楚，公元前202年高祖封异姓诸侯王韩信于楚，都下邳（今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但很快被除，未留下王陵遗迹。公元前201年，刘邦封其异母弟刘交于楚，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至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因第八代楚王刘延寿谋反除国，为第二次封楚。公元前51年，宣帝封子刘嚣为第九代楚王，亦都彭城，传三代，至王莽时绝[38]。目前基本上可以认定为楚王或后陵的有8座，为：小龟山汉墓(南墓、北墓)、东洞山汉墓（M1、M2）、北洞山汉墓、驮篮山汉墓（M1、M2）和狮子山汉墓及其兵马俑陪葬坑。均为"凿山为藏"，且均属于西汉时期。其中北洞山汉墓、狮子山汉墓、驮篮山汉墓（M1、M2）四墓坐北朝南，都有长墓道，墓室结构近似，年代较早；其余四墓则坐东朝西，墓道短、甬道较长，墓室结构略同，年代较晚。下面分别介绍：1.小龟山汉墓[39] 位于徐州市西北8公里九里区小龟山。此墓由两条墓道衔接两条甬道，南北平行并列，两条甬道后各有一墓室，实际上是一组夫妇异穴合葬墓。二墓结构基本相同，均由墓道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和若干侧室、耳室组成。南墓全长米，北墓长米。从残存遗物判断，前中后室象征前庭、中堂、后寝，耳室和侧室为车马库、仓库、饮食库和庖厨室之属。由于南墓出土"刘注"龟钮银印一方，故认定其为第六代楚王刘注夫妇之墓，年代在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在该墓之西有其附属墓，编号龟山汉墓M1。2.东洞山(石桥)汉墓[40]位于徐州市区东北下淀乡石桥村南，洞山北麓，为崖洞墓，两墓道南北平行并列，相距仅10米。南墓规模较大，全长61米，墓道长米，甬道长46米，甬道北侧有一耳室，甬道后接前室、后室附4个侧室。北墓墓道已毁，甬道长米，后接一主室。出土器物167件，其中铭刻"明光宫"、"王后家"、"赵姬家"铜器多件，故推定北墓墓主为某代楚王后，南墓墓主为某代楚王。 3.北洞山汉墓[41]位于徐州北10公里京杭大运河的北岸，系石室墓，早年曾被盗。由墓道、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组成，全长米。主室坐北朝南，前有墓道、甬道，甬道中用巨石堵塞。主体建筑有侧室、耳室、前堂、后寝8间，主室墙面用石粉涂平，髹漆后再涂朱砂，用以防腐防潮。附属建筑共计11间，当为其府库仓储，有储藏室、更衣室、浴间、厨房、井、灶、厕所等，还有舞乐宴饮的场所。该墓虽曾被盗，但还清理出有金器、铜编钟、门锁铺首、弩机箭头、玉器、漆器、陶俑、钱币等珍贵文物。其中半两钱总数约有七八万枚。此外还出有铜印，如"楚宫司丞"、"虹之左尉"等印。7个小壁龛有彩绘陶俑，共222躯，历史、艺术价值较高。墓中出土有金缕玉衣的玉片五六十片。 4.驮篮山汉墓[42] 位于徐州市东北郊驮篮山东西两山丘的南麓，两墓均坐北朝南，东西并列，甬道内均以大型塞石封堵，自西向东编为一、二号墓。一号墓墓道长26米，洞室长米，两侧凿有三组对称耳室，后面是前堂和后寝。二号墓结构亦同，只不过稍小点。两墓不仅有常见的前堂、后寝、耳室等，还设置有厕间、沐浴室、武库等。墓室雕琢细致平整，以澄泥涂遍，外敷朱漆加以装潢，墓室四周并有排水的设施。两墓早年被盗，仍出土文物千余件。两墓形制相近，建筑风格及出土文物时代特征一致，均属西汉早期。一号墓的墓室规模均优于二号墓，并发现有用以贮藏铁甲和兵器的武库，故推断一号墓主人应为男性，二号墓是附葬墓。5.狮子山汉墓及其兵马俑陪葬坑[43] 位于徐州市东郊的狮子山汉墓 "凿山为藏"，墓全长117米，面积851平方米。由外墓道、内墓道、天井、耳室、甬道、侧室、棺室和陪葬墓等部分组成。墓主所着金缕玉衣为用4000片和田玉作质料的上好玉。此墓共清理出汉半两钱17万枚之多。东西排列的3个小耳室未经盗扰，清理出金带扣4个，每个重390克，金羊头浮雕饰物。此外还见大量玉器、铜容器、铜兵器等。此外，在墓室里还出土了大量的铜官印，总数有200多枚，封泥80余枚，这为研究西汉早期楚王国官制、区域地理及中央与诸侯国的行政关系提供了翔实资料。更为重要的是，在该墓以西约500米处发现一处附属该墓的兵马俑坑，目前共知有3处，出土兵马俑2000余件。这在汉代诸侯王墓中是少见的。徐州8座楚王墓，目前仅有龟山2号墓可确定墓主为第六代楚王刘注及后，其余墓墓主争议均较大。西汉有楚王12个，早于刘注的有刘交、刘郢（郢客）、刘戊、刘礼、刘道。由于大家在北洞山汉墓、驮篮山汉墓（M1、M2）和狮子山汉墓四墓早于刘注墓已形成共识，因而有关这四墓的墓主也就在刘交、刘郢（郢客）、刘戊、刘礼、刘道之间产生分歧，目前尚无定论[44]。石桥二墓稍晚于刘注墓，有可能为后于刘注的刘纯或刘延寿夫妇墓。（八）永城梁王墓在西汉历史上曾四封梁国，公元前202年，刘邦封异姓王彭越为梁王，都定陶（今山东定陶），公元前197年因叛乱国除。同年封子刘恢，公元前181年，吕后徙恢为赵王，改封吕产为梁王，一年后吕产因叛乱被诛。公元前178年，封文帝子揖为梁王，后坠马死。公元前168年，改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称梁孝王，都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这是西汉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封梁。由于孝王曾几次对中央构成威胁，公元前144年，孝王死后，梁国一分为五，除长子共王外，其余四王皆一代而终，封国并入汉郡。共王后传七代，至王莽篡汉后，国除[49]。根据历史资料，西汉梁国的八代九王墓都葬在今河南省商丘地区永城县东北部的芒砀山群，目前已在该区保安山、黄土山、夫子山、铁角山、南山、窑山和僖山发现大型陵墓18座，经发掘可以认定为梁王（后）的大约8座：保安山一、二、三号墓，柿园村汉墓，窑山一、二号墓和僖山一、二号墓。其中以保安山梁孝王、后墓保存较好[50]。保安山一号墓位于保安山南峰，以山为陵，墓顶有封土，并发现大面积的建筑遗迹。整个陵区用夯土筑成平面近方形的大陵园，南北长约900米，东西宽约750米。在东门外有类似阙的建筑。两墓均为开凿在山岩之中的大型崖洞墓，由墓道、甬道、耳室、主室、回廊及许多侧室组成。甬道两侧有3个耳室、1个侧室。甬道后通主室，主室两侧有6个侧室，四周凿成回廊，回廊四角有四个角室。惜因墓内盗掘一空，对各室性质无法判断。保安山二号墓在北峰，距一号墓约200米，二者南北并列，亦为大型崖洞墓。只是规模更大，由东西两墓道、三甬道、前庭、前室、后室、回廊及30个侧室构成。前庭北壁两侧室为车马厩室，东甬道两侧的四侧室出有成束的剑、镞等兵器和车马器。前室（又称"东宫"）出土宴饮器具，估计象征为墓主待客之所。"东宫"两侧有6个侧室，应为庖厨和仓储之所。后室（又称"西宫"）象征墓主后寝之所。根据勘查结果两墓使用同一陵园，考虑到其位置关系及墓中所出刻有"梁后园"的铜印，发掘者推测为梁孝王夫妇墓。但对两墓具体所属有人持异议[51]。保安山三号墓位于梁孝王墓陵园范围之内，为土坑竖穴结构，形制较小，曾遭盗扰，现发现金缕玉衣残片586枚，玉璧、玉环、玛瑙贝、青铜镜等遗物若干，根据所出半两钱，发掘者推测该墓为梁孝王夫人墓。柿园汉墓所在山为保安山南部的余坡，墓上原有高大封土，周围原有陵园建筑。墓葬结构为依山开凿的崖墓，从西向东依次为墓道、甬道，最后是主室、巷道及各个侧室。墓全长米，面积平方米。墓葬曾遭盗扰，但仍发现大量有价值的文物。其中墓道底部东南角所发现的钱窖有钱币225万枚，均为汉半两钱。墓中还发现随葬车25辆及分属于100多匹马的马饰件。墓室顶部的壁画绘制技术代表了西汉绘画的最高水平。根据各种材料综合分析，墓葬年代在下西汉景帝至武帝早年之间。窑山两座汉墓南北并列，均为"甲"字型石室结构墓。由于两墓曾遭盗扰，原遗物摆放情况已不清，各发现金缕玉衣残片一套，其他玉礼器、青铜器等文物若干。根据墓葬形制推测为西汉晚期某代梁王墓。河南僖山一号墓，为凿山竖穴墓。地面上有封土，墓道用408块塞石封堵。墓室用方形石块垒砌四壁，墓口以长石条封盖。墓主着金缕玉衣，出土了精美鎏金器、玉器等。该墓体现了从黄肠题凑向黄肠石过渡的特点，年代在西汉晚期[52]。僖山二号墓与之背向而葬，结构为竖穴石室墓，出土玉衣片若干及玉礼器和玛瑙、铜钱等，应为某代梁王后墓。参考资料：黄展岳：《汉代诸侯王墓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孙波：《西汉诸侯王墓的发现和研究》，《汉代文化与汉代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墓葬结构部分
镇墓器物：
守墓石雕：置于墓葬外或墓门前的石雕像，有时作动物形象，有时则以人物或神祇为肖像。
镇墓兽：古人放置在墓前或墓中的野兽像，常作想象中面目睁拧或具有避邪能力神兽，如天禄、避邪、或獬豸等。
镇墓俑：其用处如同镇墓兽一般，目的在以长相奇特或惊人的偶像保护墓葬，避免邪灵入侵。
墓葬种类：
竖穴墓：竖穴墓是从地上垂直向下开挖一个墓坑作为棺室的墓葬种类，与今日台湾所流行的土葬方式相似。
不过汉代正式的竖穴墓还需加上木椁，以隔出几个放置随葬品的空间。
砖室墓：砖室墓顾名思义是指以砖块作为建造墓室的材料，砖的种类有很多，比较特出的是空心砖。
砖室墓的规模往往较竖穴墓为大，完整的砖室墓如同生人的住屋一般，包括有前室、中室、后室及耳室等房间。
崖墓：崖墓基本上是依山开凿的横穴墓；由外而内通常有墓道、甬道、墓室及墓室等四部分。
黄肠题凑墓：黄肠题凑墓墓穴基本上与一般木椁墓相同，为竖穴士坑，其特点在使用大量长短宽厚相同的枕木「黄肠」环绕在椁室四周，形成一面护墙，此墙又称「题凑」。
这种「题凑」起初可能只是环绕在椁室的外围，形成保护椁室的围墙。
墓葬结构：
墓道：砖室墓中由墓门进入墓室的主要走道。
腰坑：竖穴墓未到棺椁前的壁面上横开一个小坑，多做为器物放置室，如同砖室墓中的耳室。
椁：棺材外面的套棺。
耳室：耳室是指在砖室墓的墓道或主室旁，加开的小室作为随葬器物放置区，功能相似于竖穴墓的腰坑。
墓坑口：墓坑口专指竖穴墓的入口，主要分为斗口式及阶梯式。
甬道：连接墓道及墓室的小道。
随葬品部分
食器：
灶：即炊物之处。
豆：古代的盛食器皿。
案：长方形的桌子。
古时吃饭用或置物的器具称案，分有足与无足两种。
桔槔：取井水用的汲水器具。
釜：古代的烹饪器具，主要用来蒸饭。
樽：古代的盛酒器具，有三足，分成盆形、筩形两大类。
甑：用来蒸饭的炊具。
为底小口大的盆形器，底部有可透入蒸汽的孔。
篲：竹帚。
辘轳：井上汲水的起重装置。
与桔槔不同处在于辘轳用于深井。
铁锸：铲土用的农具。
箸：筷子。
瓮：陶器，口小腹大，是盛液体的容器。
如「酒瓮」。
坛：为腹大而长的小口瓦器。
瓿：古时盛酱醋的小瓮。
罐：泛称圆形的盛器或涤洗用具。
卮：盛酒的圆器。
锺：盛酒的器具。
现在用「盎」字。
如「酒锺」。
钵：圆形的盛器或涤洗用具。
觚：古代时盛酒的器具。
匜：注水或盛酒的器皿。
匏型器：古代时用兽骨做的解绳结的锥子。
鼎：三条腿两个耳子的青铜器。
可以做种种用途，如烹饪、炼丹、煮药、煎茶、焚香等等。
又相传是夏禹铸九鼎作传国之宝。
所以改朝换代说「鼎革」「定鼎」。
敦：古时盛黍稷的器具。
鏊：烙饼用的平顶锅。
鋗：古代时用兽骨做的解绳结的锥子。
盉：古代的调味器，青铜器。
魁：羹斗。
指容器头部大且柄长的盛食器。
鐎斗：附把手的小盆。
为温热或烹煮器。
形状似今日炒菜锅，但锅底较深。
角：酒器。
形状似动物的犄角。
衣物
平巾帻：巾帻为汉代男子的服饰，属身份低微者拥有。
平巾帻，即是平顶的巾帻。
而官宦在戴冠时，也需先戴上巾帻才戴冠。
冠：男子在20岁时开始戴冠，同时举行戴冠礼，以表示成年。
冠为中国古代帝王与官吏戴的礼帽。
胜：古代女子头上戴的装饰品。
引申为祥瑞之物。
进贤冠：汉代文儒戴的帽子，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
绶带：即丝带。
主要是系帷幕或印纽的丝带。
古代常用不同颜色的丝带来表示官吏的身份。
住屋建筑
铺首衔环：「铺首」即是门上设以衔环的底座，以兽形为花样，其质材为铜，表面涂以金银。
「铺首衔环」即铺首嘴里咬着环。
阙：古时陵墓、宫庙等建筑物，入口处设立一对高大亭观形建筑称作阙，是一种标志性的建筑。
庑殿：古代建筑屋顶的一种。
由一条正脊和四条垂脊连接四个斜坡面所组成。
干栏式屋：中国南方民医为躲避瘴疫或蛇虫侵扰，故将住屋离地而造，人们并利用楼梯进屋廊。
歇山顶：由一个四面斜坡之屋面，与正脊等形划坡或四坡的屋顶形式。
悬山顶：传统建筑双坡屋顶形式之一。
特点为屋面两侧伸出山墙之外。
望楼：军队、海岸或城堡中另筑的高楼，用来观测敌情、气象或通报等等。
碓房：碓是石制的舂米具。
专门用碓舂米的作坊叫「碓房」。
庄园：中国古代的一种封建制度。
由地主将大规模土地租给佃农耕种，收取租金的田地。
囷：圆形谷仓。
瓦当：即瓦头，多为正圆形。
部分瓦当刻有文字或图样。
瓦垄：
藻井：中国宫殿式建筑涂画文彩的天花板。
曲尺式屋
楼阁式屋
三合式屋
车马交通
大车：有卷棚的车，可载物兼载人。
四维：
轩车：两边有蕃板的车，古代大夫乘坐。
斧车：为车的坐厢中立大斧之车，主要为公卿以下、县吏以上的官吏乘坐。
轺车：无蔽，是吏民都可乘坐的轻便车，多用一马拉载，在汉画中出现最多。
骈车：有蔽的车，四面都有衣蔽，等级较高。
大多为女子所乘。
辎车：类似于骈车，同为有蔽的车，与骈车不同是辎车前无衣蔽，且为男女通乘。
轓车：有车耳，车舆两侧向外反卷者，可鄣轮泥并作扶手。
安车：坐乘的车，有四匹马，汉画像中多当作主车。
生活娱乐
六博：古代的博戏。
博指箸，一套博具中有六根箸，故称六博。
此外，赌者双方各有六枚棋子，六黑、六白，开始前先投箸，以决定棋子的走法。
弄丸：双手快速的抛接若干颗球，通常一手接球，数颗悬空，连续不停。
又称"抛丸"或"戏丸"。
弄瓶：
旋球：
旋盘：
橦戏：
迭案：在桌上倒立。
ㄊㄠˊ 鼓：两旁有耳的小鼓，类似今日的波浪鼓。
握住它的柄摇动，两旁的耳还会自击。
建鼓：建鼓原本置于官府大门的前面。
官府启闭，击鼓为号。
要向官府伸冤，也可击鼓。
汉画有些建鼓画在官府之前，也有不少成为百戏音乐表演中的乐器之一，有两人在鼓的两侧，手持鼓搥击鼓。
竽：属笙类乐器。
三十六簧，比笙大，管数也较多。
在整个合奏中，竽是主要的旋律乐器，同时也是诸乐的定音标准。
排箫：管乐器名。
将竹管编连起来，依序从吹低音的长管到吹高音的短管排列，分有32管的大箫与16管的小箫，排箫常用于合奏。
笙：管乐器的一种。
由13根长短不同的竹管所组成，每根竹管皆有一个簧。
埙：古乐器名。
其材质大都以陶为主，故又称陶埙。
音孔从一到三、五个不等，现今的埙音孔有五六个。
管：箫、笛一类的乐器统称。
瑟：弹拨乐器。
钟：敲击乐器。
罄：敲击乐器。
铙：敲击乐器。
匣：藏放东西的小箱子。
笥：用竹或苇作成，用来盛饭或放衣物的方形器具。
筒：竹管，宽口，用来放置器物。
如伞筒或邮筒（古代寄信用的竹筒）。
洗：盛水东西的用具。
如「笔洗子」。
盂：盛液或饮食物的容器。
如「水盂」「痰盂」。
水丞：文具名。
贮存砚台墨水的容器。
奁：为古代盛梳妆用品的器具，引申为嫁妆的总称。
贮贝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用来贮存贝壳货币的容器。
五铢钱：钱名，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一八一年）开始铸造，重五铢，上有「五铢」篆字。
自汉迄隋，都有治铸，但形制大小不一。
铁，是古重量单位名，二十四铢等于一两。
纺纶：纺纱的轮轴。
锭：古代通货名，将金、银铸成固定的形式，通「铤」。
熏炉：焚香用具。
流行于汉晋。
博山炉：炉体呈半球形，上有镂空山峦形盖，山上饰羽人，走兽等，象征海上仙山博山，故名。
麟趾：以麒麟角趾作为造型的金银货币。
网坠：绑在渔网周围的石头，帮助渔网沈入水底。
镰：农家收割或割草的用具，通常叫「镰刀」。
犁：耕开田土的农具。
箕：簸去米糠的圆形竹器，真径三尺，边有矮沿。
如「簸箕」。
虎子：古时做成虎形的便器。
针衣：放置针线的布袋。
玦：半环形的玉佩。
璧：平面圆形的玉，中间有孔的叫璧。
璜：半圆形的佩玉。
<> 觿：古代时用兽骨做的解绳结的锥子。
巫医军事
弩：以机械来发射的弓，又称窝弓，射程非常远，相传为黄帝所发明。
斧钺：古时斩刑所用之刑具。
戟：古兵器。
结合戈与矛的一种长枪，其竿端附有枝状的利刃。
钩镶：为一种钩、推两用的兵器。
其中部装有小盾牌，用以抵挡乱剑挥砍，而钩则可勾住对方的武器，因此钩镶的使用常与另一兵器配合。
利用钩镶勾住敌人的兵器，再用另一兵器挥砍。
铠甲：古时战士穿的铁甲。
铁锤：古兵器名。
以铁为锤，柄上端有一个用金属作成的圆球物，可以击人。
环首刀：古时斩刑所用之刑具。
匕：短剑。
因剑首形状像汤匙（匕），故名之。
矛：古代的一种武器，长杆上头有带刃的铁尖，能剌人；也叫「矛子」。
戈：古兵器，像戟，横刃。
弓箭：作远距离攻击的武器。
簇：细小竹箭。
医工盆：医疗用具。
此盆在口沿及器壁上皆刻有「医工」两字，应为医官的使用器具。
灌药器：成斗状，可以帮助病人服食药物。
过滤器：共分两层，上层为筛状盆，下层为普通盆，用来过滤及搜集流质物。
医针：西汉医疗器具，针细长，柄部截面为方形，到了针身截面转为圆形柄上部有小孔。
为中国古代针刺医术的重要工具。
五管瓶：又称「五管瓶」。
由于造型特殊，出土时也有粮食痕迹故又称「粮仑」、「粮罂」或较有宗教味道的「魂瓶」。
其特征是在罐顶有五个瓶口，中间一个较大，另四小瓶围在旁边。
罐肩的则装饰以鸟兽或人物形象。
司命神：「司命神」是楚国五神其中一位，主要管理生死，故出现形象常识手持簿集。
此司命神作男子状，右手持书囊（又说五弦琴），左手抱一婴孩，是汉代人经常祭祀的神祇之一。
占拭：占星或占卜工具由天盘地盘组成，天盘圆形直径6公分，地盘为方形，天盘中心镶北斗七星，内圈刻十二月神，外圈刻二十八星宿。
地盘内圈刻天干，外圈刻地支。
为东汉盛行天圆地方学说的产物。
神怪祥瑞
九尾狐：青丘之山，有兽，此兽因有九尾，体态如狐，故称九尾狐。
相传它所发出的声音像小孩，其肉可食，且对食者有益。
再者，它还象征子孙繁衍，因此，被后人归为祥瑞。
汉画像中常出现于西王母图中。
三足乌：相传三足乌为日之精，长喙利爪，并且替西王母取食。
女娲：相传女娲是我国古代神话中具有各种能力的女神，如烁石补天、搏土作人、掌管婚嫁、制作乐器等……。
伏羲：传说华胥氏一女子，在"雷泽"地方，无意间踩到了一个巨人的脚印上，因而怀孕生下了伏羲。
相传伏羲为蛇身人首，具有圣德，掌治春天，制造八卦，及司婚制乐的男神。
伏羲女娲：在汉画像石中，伏羲、女娲头戴冠帽，身穿 *** 穿的宽袖大袍，腰部以下是蛇躯，且屡见不鲜。
对于他们的传说，有的说为兄妹，有的说为夫妻，又有的说是由兄妹变为夫妻。
但主要的说法是他们本为兄妹，遭遇洪水，世间仅存他俩，因而结为夫妻，传衍人类。
成为人类的始祖， 并保护与造福着人类。
羽人：又称'飞仙'。
全身为羽毛，双臂为翼，在云中飞行。
此即古人对仙人的描述。
西王母：西王母在古人心中的形象是：蓬头散发，豹尾虎齿且善于狂啸，头戴首饰，居住于昆仑山，旁有许多侍者替她服务的一位女神。
汉代西王母的传说流传甚广，甚而 *** 正式规定祭祀西王母，主要是因为西王母她拥有不死药，与当时汉代人追求长生不死的愿望相谋而合，因此在汉画像石中常可看见关于西王母的作品，再者或许是上述原因，使的在画像中的西王母面色与体态并非文献上所说的那样恐怖，反而庄重大方，雍容华贵。
东王公：相传东王公居住在东荒山中，为东海中之男仙领袖，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常与西王母并列。
凤凰：古人传说中象征祥瑞的神鸟。
雄的称凤，雌的称凰。
三珠果：相传三珠树生于赤水之北，其树如柏，又有说其形状像扫帚，叶皆为珠，因称三珠果。
盘古：在中国神话传说中，盘古为开天辟地之人。
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张目为昼，闭目为夜。
在他死后，血液化为江河，肌肉化为田土，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发髭变为星辰等。
太一：又作"泰一"。
即天帝之意。
开明兽：相传开明兽居于昆仓山，身大似虎。
嘉禾：又称"大禾"，长得非常茁壮的禾稻。
古时用以表祥瑞之意。
朱草：传说中一种红色的瑞草。
相传只有在太平盛世时才出现。
历史人物
周公：周公为周文王之子，周武王的弟弟，名旦。
在周武王死后，辅佐成王，并制礼作乐。
项橐：他是七岁神童，传说孔子也曾向他请益。
其言能让孔子当为法戒。
皋陶：虞舜之臣，偃姓，又称咎繇。
相传为东夷族的领袖，被舜任命为掌管刑法，后被禹选为继承人，因早死，为继位。
关龙逢：夏朝末年的忠臣。
夏桀昏庸无道，关龙曾多次直谏，因而被桀所杀。
召公：名奭。
因采邑于召，称为召公。
曾辅佐武王伐纣，受封于燕，为周朝燕国的始祖。
成王时与周公分陕而治，陕以西由他管理。
晋献公：春秋时代，晋武公之子，名诡诸。
在位26年，灭虞虢诸小国。
申生：春秋时代，晋献公之太子。
因晋献公宠爱骊姬，欲立与骊姬所生之子奚齐为王，将申生派于曲沃，后因骊姬的捏造事实，使得申生自杀而亡。
奚齐：晋献公之庶子，骊姬之子。
献公卒，被立为王，后被里克所杀。
卓子：春秋晋国人，奚齐的弟弟。
在奚齐死后，继承王位，不久也被里克所杀。
骊姬：春秋时代骊戎之女。
晋献公攻获骊戎，被夺之，立为夫人，生奚齐、卓子。
献公死后，其子相继继位，但接被里克所杀，骊姬之后也被里克鞭杀于市。
齐景公：春秋齐国国君，齐庄公之弟，名杵臼。
在位时，好治宫室，抽取重税，用刑残酷。
武庚：殷纣王之子，名禄父。
武王伐纣后，任命武庚续殷，管理商之遗民。
武王殁，与管叔蔡叔叛变，被周公所杀。
管叔：管叔鲜。
周武王弟，周公兄，封于管。
武王死后，周公摄政辅佐成王，管叔与蔡叔挟武庚叛变，周公东征，被杀。
晏婴：春秋齐人，字平仲，人称晏平仲。
其父晏弱于齐灵公26年死后，继任齐国的大夫，历任灵公、庄公、景公三世。
以节俭力行，诤谏直劝，名显诸侯，主张以「礼」治国。
古冶子：春秋人，曾以勇力事奉齐景公。
有一次随景公渡黄河，河里的大鳖咬住驾车左边马匹的脚，马受惊便拉着车奔入急流中，古冶子逆流百步，又顺水九里，把那只鳖杀了。
田开疆：春秋齐人。
与古冶子、公孙接共以武力事景公。
曾助景公打败敌人三军。
公孙接：曾接连与二虎搏斗，并获胜利。
以武力胜景公。
历史故事
二桃杀三士：春秋时，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以勇力侍奉齐景公，因恃宠而骄，宰相晏婴建议景公除去三人，于是设陷请景公赐二桃于三人，论功而食。
结果其中二人各说自己的功劳，先拿了桃子。
第三位说完以后，前两位觉得自己功劳不如，反先拿桃，是贪功不知谦恭，非真勇士的行为。
于是归还桃子而自杀，第三位觉得自己独活是不仁不义，也自杀。
孔子见老子：据《史记》记载，孔子曾问礼于老子。
老子是一位博学长者，掌管周朝 *** 的图书档案。
孔子向他请教时还带了不少学生。
周公辅成王：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即位，由周公、邵公辅政。
周公代行征讨，更治礼作乐，开周室八百年太平之基。
成王年长，周公即还政，成为汉代人心目中的先圣之一，也是人臣的楷模。
汉朝士大夫喜欢以周公作榜样。
季札挂剑：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出使晋国，途中路过徐国，并拜谒徐君，徐君喜欢季札身上配戴的宝剑，但因为出使上国需佩带宝剑，所以未赠与。
在回国的路上，又经过徐国，得知徐君已死，季札即将剑赠于嗣君。
随从即说：此剑为吾国之宝，况徐君已死，又何必赠之？季札说：虽徐君已死，但我心中已默许，怎可因徐君之死而违背诺言？于是将剑赠于嗣君，嗣君不受，季札即将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而去。
泗水升鼎：据《史记》记载，周代九鼎之一落入泗水。
秦始皇东巡过泗水，遣人打捞，鼎升起又掉落，失去踪影。
这个故事象征秦始皇上不应天命，下不得人心。
仓颉造字：相传仓颉为黄帝的史官，有四只眼睛，他观察鸟兽的足迹而创造文字。
荆轲刺秦王：战国时代，荆轲奉燕太子丹之命，赴秦刺杀秦王政。
于是伪装进献樊于期首级与燕督亢地图，荆轲在见秦王时，即以匕首刺杀秦王，但未成功，而不幸被杀。
雕刻技法
高浮雕：
浅浮雕：
透 雕：
阴线刻：
雕刻花纹
垂幛纹：
八叶纹：
水波曲线纹：
水波纹：
直线纹：
卷云纹：
斜线纹：
陶 纹：
菱形纹：
其它
羽葆：以鸟羽连缀为装饰。
后用于仪仗中，为华盖之饰。
便面：主要用来遮面，盖扇之类，可用来赶马，具长柄，为矩形的大扇。
流苏：古时用五彩羽或丝线制成的繐子，多用作车马、帐幕、楼台等的垂饰。
笏：古时臣子上朝手中执的竹版。
节：符节。
古代使者所持以表信物，也是执行王命的凭信。
琅玕：似玉的美石。
锦囊：用锦制成的袋子，古人大多用以藏诗稿或重要文件。
棨戟：古代用木制成的一种符信，其形状似戟，有加衣套。
古时官吏出行在通过关口或抵达目的地时，用以证明身份的仪仗。
督邮：汉置，为郡府属吏。
主要掌管督送邮书，此外还代替郡守监察诸县，宣布教令，以及抓盗贼，审囚犯，收缴租赋等。
分东、南、西、北、中部，称五部督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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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知道宝宝问题妈妈知道立即下载汉代墓葬特点？墓穴的结构陪葬品大都放什么？特别是帝王的坟墓更多十分钟内有问必答，下载百度知道立即下载满意回答汉代是相对稳定繁荣的封建大帝国，为强化封建统治，统治者借助经济基础和宗法意识形态，掀起厚葬之风，使汉代的葬制、葬礼、墓园、墓室及随葬品都超出历朝历代。辽南汉墓深受内陆影响，但因地方性的诸多因素，又出现极为突出的特点。辽南汉代墓葬有两个极为突出的特点，一个是用贝壳作墓室材料而形成的贝墓，仅在辽南集中出现(接近辽南的山东长山岛少量存在)。二是反映氏族宗法制度的“族坟墓’，亦为内陆所少见。贝墓存在于辽南的沿海地区，已发掘的有100余座。贝墓是以海蛎、海螺、蛤蜊、鲍鱼壳、海帽等为主要材料建成的墓室。做法是先掘好土圹，在墓底铺一层贝壳，四周竖立木板为椁，入墓后盖上木板，空隙处塞实贝类，然后封土。据文献记载，最早的贝墓出现于春秋时期，《左传》记载：“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这里说的“蜃”，便是贝类，《辞海》解读是大蛤。郑玄解释：“蚌蛤之蜃，犹塞也，将井椁塞下以蜃，御湿也。”所以用贝壳筑墓，是因为贝壳坚硬不朽，又防御潮湿，保护尸体不易腐坏（《周礼·地官》）。辽南贝墓最早由日本人于1931年发掘数座。新中国成立至今，辽宁考古工作者于1954年发掘大连市营城子41座；1957年发掘旅顺口李家沟26座；1975年至1978年发掘普兰店市花儿山乡30余座。此外，还在瓦房店市、金州区、旅顺口区，大连湾等沿海地区分别发掘数十座。辽南贝墓绝大多数出现在西汉时期，东汉初期仅有少部分。其墓葬形制与内陆一致。西汉前期多为单室墓，中期多为夫妻分室合葬墓，后期多为夫妻同室合葬墓，后期至东汉初期为贝石墓(即以贝壳与卵石或石椁合筑)和贝砖墓(以贝壳与长方形素砖合筑)为主。辽南的贝墓之多、之集中，为我国各地区的墓葬所仅见。其原因是辽南地区近海，人们养成喜爱贝类的食俗，因长期经验，发现贝壳坚硬而又隔绝潮湿，所以取来作为墓葬的材料。再是辽南沿海的贝类丰富，30多年前，海水落潮时潮出的贝类蛤蜊遍布、锥螺成堆，汉代自当更为丰富。从发掘的贝墓分析，许多贝类，尤其是锥螺内脏完好，说明是在筑墓时现从海水中取来的。但是，随着砖石结构的墓葬产生与发展，贝墓逐渐消失。因为贝壳筑墓毕竟没有砖石使用方便，砖石可以砌出宽大整齐的墓室，贝壳零散，作为墓葬材料，要借助木板。当人们的生活居室的主要建筑材料以砖和石为主后，墓室自然也就要改用砖石。所以，西汉后期以前为贝墓，后期至东汉初期为贝石，贝砖配合使用，到东汉中期已不再有贝墓。贝墓起源并集中在辽南，山东长海县受辽南的影响也出现少量贝墓，而内陆地区不见贝墓， 内陆省的沿海也少有发现。第二个特点是“族坟墓”异常突出，是先秦“同族相葬”制度的延续。宗族是以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形态，是上古氏族公社的基本社会结构。进入阶级社会后，奴隶主进一步强化宗族、宗法，以此统治人民。与当时的土地国有制相适应，与严密的宗法制度相配合，死者也按宗法制度“同族相葬”，这就是历史典籍中说的“族坟墓”。这种墓葬制度，在西周和战国时期极为盛行。然而，战国末年各国变法导致土地私有制逐渐合法化。西汉时土地自由买卖，使墓地也逐步成为一家一户所有的私有财产，“族坟墓”制度遂被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家族墓地，不同的家族根据其地位选择墓地，强宗豪族的墓地连绵多代，但一般家族世代族人增多，各房各支，各家都可以自择墓地，这就造成了”族坟墓”的瓦解。
夏商周墓葬及丧葬制度研究论文
商、周王墓几乎没有被考古工作者发现，第一个原因应该是历史久远，没有文献可以参考。第二个原因是很多上周墓葬都受到盗墓贼的侵袭。第三个原因是很多墓葬讲究的是不留痕迹。第四个原因是因为当时生产力低下，导致很多东西难以保存下来。在很多考古工作当中，几乎很少有商周时期的王墓，基本上都是后面朝代的，之所以会这样，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造成。第一个原因应该是历史久远，没有文献可以参考。因为商周距今有好几千年，虽然历史上一直都有史官记载历史大事记，不过兵荒马乱，战争不断，经历那么久的朝代更迭之后，很多史料早就遗失了，基本上能够被发现的都是在史料当中能够找到踪迹的。因此，对于商周王墓的发现，后世往往无迹可寻，所以难度加大。第二个原因是很多上周墓葬都受到盗墓贼的侵袭。历朝历代很多墓葬都曾受过盗墓贼的狠手，不能保证商周王墓逃过一劫。因为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陪葬制度，所以富人的陪葬品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很多盗墓贼就会铤而走险，开始盗墓。第三个原因是很多墓葬讲究的是不留痕迹。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很多墓葬都是一个土堆的样子，其实商周的墓葬往往是不留痕迹的，这个和当时的葬俗有关系。以前都是不封土也不留痕迹，没有什么地面标志，加上时间久了，很难被发现。第四个原因是因为当时生产力低下，导致很多东西难以保存下来。那个时候金属的用品还比较少，很多都是木质和陶瓷的，这些都是很难保存的，随着时代的更迭，部落的迁移，我们很难找到墓葬真正的所在地。以上就是商周王墓很少被发现的原因。
可见《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朱凤翰先生编写，在业内权威性相当强。也是新一轮研究的开端。
历史比较久远，对商周的记载几乎是空白，当时实行的不封土不埋标志的习俗有关，缺乏确切地文字记载和书籍的辨认。
《周礼》、《仪礼》和《礼记》
宋朝墓葬综合研究论文
俺不是盗墓的~~
墓室，正方形，边长240厘米，高127厘米。地面分为三阶：墓道内有一砖铺地面，比墓道高出6厘米；其后又高出6厘米，4块方砖平砌；其后又高出12厘米，平砌方砖，形成棺床。四壁（除墓门外）平砌错缝，转角处竖有仿木半圆形立柱。棺床上平砌5层镶嵌花纹砖一周，
丁字砌，后壁设假门、假窗。假门为仿木双扇木门，左扇上雕以半侧身侍女像，倚门而立，掩口含笑，环状髻，花巾绕头一周。假窗由桯、棂组成，隔间坐造。四角距榷床厘米处起叠涩，砍出贴角五层，上承墓室上部八角顶。贴角出层后，四角二分成八角，层层叠涩5厘米。
在西充县晋城镇鹿岩山村212国道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在施工中发现了一座古墓。施工人员当即联系了西充县文物局管理部门，挖掘工作随即有序展开。
两边墓室的墓门上分别刻有莲花花纹图样，墙体上则分别刻有鹿含仙草、豹子等动物图样。目前，省文物专家已进入墓地进行勘探，初步判断该墓地为宋代古墓。
扩展资料
考古分析
1、神宗以前，即崇宁以前，合水北宋砖墓基本上与吉岘乡沟门前五代砖墓接近，不过造型上已经有了明显进步，出现了仿木构件和八角形叠涩四斗藻井和券顶式洞室，但仍无任何花纹砖出现。
2、北宋神宗时期，即崇宁年间，合水北宋砖墓已经有了明显改变，出现了花纹砖、假门、假窗，结构相对复杂，砖雕工艺日臻完善。
3、神宗以后，即崇宁年间以后，到宋徽宗政和以前，合水北宋的砖墓更为复杂，不但出现了花纹砖、假门、假窗，还出现了须弥座等。
4、宋徽宗政和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彩绘砖室墓，雕砖艺术进一步发展，内容更为丰富。
5、宋代砖室墓内均有四五具人骨架，置于棺床之上。说明这一时期的墓葬，为一家族的合葬墓（寇正勤）。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宋代墓葬
百度百科-南方地区宋代墓葬研究
使我们的文明进了一大步，也让我们对古代有了更深的了解，可以写在历史书上。
有利于更加了解宋朝的文化，更好地让人们见证宋朝的风土人情，让人们了解祖先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丰富我国的历史文化资料，更全面地了解宋朝。
隋炀帝墓葬考古研究论文
隋炀帝杨广简介（569年―618年），隋朝的第二位皇帝。在位14年。“统一江山”、“修通运河”、“西巡张掖”、“三游江都”、“三驾辽东”可以概括他一生所为。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差的皇帝之一。
说法一：禁卫军活活勒死的
锐意尽失的隋炀帝晚年常引镜自照，对萧后和臣下说：“好头颈，谁当斫之！”
然而，当隋炀帝死的那天来临的时候，禁卫军哗变了，隋炀帝怕被杀头，便从身上解下一条绢带，递给禁卫军头领，让他把自己活活勒死了，死时年仅50岁。同时被处死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隋炀帝死后，肖皇后和宫人用床板做了三口小棺材，将其装硷，草草埋葬了。后来，江都太守陈核又把他改葬在江都城西的吴公台下，以后又移葬雷塘。
民间传说，因隋炀帝作恶多端，他葬在哪里，雷就轰到哪里。隋炀帝墓后来渐渐荒芜。直到清朝嘉庆年间，才被住在雷塘附近的扬州学者阮元发现，现陵前有阮元重修时所立的碑，碑上刻有当时的书法家、扬州知府伊秉授所书"隋炀帝陵"四个大字。
说法二：被叛军宇文化及所弑而终
南朝后主是在隋炀帝即位那年即604年死去的，当时，这位雄心勃勃的新皇帝赐给死去的陈后主一个贬称"炀"，意思是说他一生贪图花天酒地而荒疏了政务。显然，他是在嘲弄这个亡国之君。但是，没想到，14年之后，隋炀帝自身，也被大家称为了“隋炀帝”。
大业十四年三月十一丙辰日（618年4月11日），隋炀帝于江都被叛军宇文化及所弑而终。隋炀帝死前，宇文化及煽动叛军将之包围，炀帝闻变，仓皇换装，逃入西阁。被叛军裴虔通、元礼、马文举等逮获，炀帝说：“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为首邪？”化及命令封德彝宣布炀帝罪状。炀帝说：“卿乃士人，何为亦尔？”德彝一时惭愧退下。炀帝爱子赵王杲，才十二岁，在帝侧，号恸不已，叛军裴虔通将其斩杀，血溅御服。炀帝欲饮毒酒自尽，叛军文举等不许，遂命令狐行达将其缢弑，享年五十岁。
隋江都太守陈棱找到炀帝灵柩，粗备天子仪卫，改葬于江都宫西吴公台下，当时牺牲的王公，皆埋葬在炀帝坟茔的两侧。唐平江南后，以帝礼改葬雷塘。
隋炀帝陵墓在扬州被意外发现，引起全国考古界和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2013年4月15日，扬州市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两座墓葬中已经发掘的那座为隋炀帝陵。
虽然墓主身份已确定，但这座墓是否一定就是唐高祖李渊为隋炀帝所建？墓志对被认为是暴君的隋炀帝作何评价？还有很多谜团待解。
记者赶到位于扬州邗江区西湖镇司徒村曹庄的考古工地时，考古人员正在用蓝色彩钢将古墓周边围挡起来。考古工地位于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上，由于发现重大，目前考古工作已经暂停，待专家论证后再对另一座墓葬进行发掘。
新闻发布会上，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束家平介绍，去年底工地施工时就发现了少许古代碎砖，但因为建筑垃圾太多，难以开展考古工作。今年春节后，工地全面平整土地，考古队进场，通过勘探发现了两座砖室古墓。已经发掘的隋炀帝墓包括墓室、耳室和甬道，长米，宽约5米，只能算中小规模的墓葬，当时并没想到这居然是座帝陵。
他说，隋炀帝陵历史上被盗过，加上以前民房就建在墓葬上方，因此墓顶遭到了破坏，在墓葬内，考古人员发现了铜铺首、玉腰带、铜钱和铁钉等十几件文物，数量虽少，但等级很高。
4只铜铺首不但鎏金，而且体积巨大，应该是用在棺椁上的。而玉腰带外面包金，就是人们常说的金镶玉，这两类陪葬品并非普通官员可以享用，证明墓主身份非凡。不过，考古人员在墓葬中并未发现棺椁和骨骼的遗存，这也许与隋炀帝陵在历史上多次迁移有关。
证明墓主身份最有力的证据是墓志，上面清楚地写着“S故帝墓I”，墓志中“S大业十四年”正是隋炀帝被叛军缢死的公元618年，而“帝崩于扬州”“……于流珠堂”，清楚写明皇帝杨广死后萧后埋葬他的地点。正是根据这些内容，专家们认定墓主为隋炀帝。
这处考古工地位于扬州西部，而之前被公布为文保单位的隋炀帝陵是在城北槐二村，两者相距约5公里。槐二村所在的雷塘，正是唐朝为隋炀帝修建的陵墓所在地。
史料记载，隋炀帝死后，最初由萧皇后将其葬在江都宫流珠堂，后大将陈棱感念其恩，将其葬在吴公台下。唐朝建立后，唐高祖李渊以帝礼将其陵迁至雷塘。束家平在发布会上说：“隋炀帝在唐初改葬雷塘有明确记载，但现在墓地却在5公里外的曹庄被发现，其中的缘由还有待考古发掘去解决。这里究竟是不是吴公台，和江都宫、雷塘到底是什么关系，目前仍然是个谜。”
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4月11日），一名英，小字阿摐，华阴人（今陕西华阴），隋文帝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伽罗次子[1] ，隋朝第二位皇帝。生于大兴，[2] 开皇元年（581年）立为晋王，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立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七月继位。在位期间开创科举制度，修隋朝大运河[3] ，营建东都、迁都洛阳，对后世颇有影响，然而频繁的发动战争，如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加之滥用民力，致使民变频起。造成天下大乱，直接导致了隋朝的覆亡。大业十四年（618年），骁果军在江都发动兵变，杨广被叛军缢杀。唐朝谥炀皇帝，隋恭帝杨侗谥世祖明皇帝，[4] 夏王窦建德谥闵皇帝，《全隋诗》录存其诗40多首。
今天看完了《隋唐英雄》，忍不住来品一品隋炀帝。说到隋炀帝，就忍不住在心里骂上两句，他可是继秦始皇之后的历史上第二大暴虐皇帝。虽然隋炀帝暴虐，但他还是对中国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大运河。隋炀帝杨广，华阴人，生于隋京师长安，是隋朝第二代皇帝。隋文帝杨坚、独孤皇后的次子，开皇元年立为晋王，开皇二十年十一月立为太子，仁寿四年七月继位。他在位期间修建大运河（开通永济渠、通济渠，加修邗沟、江南运河），营建东都洛阳城，开创科举制度，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因为滥用民力，造成天下大乱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618年在江都被部下缢杀。隋炀帝下令开挖修建南北“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秋万代。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最长的运河。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隋炀帝造隋朝大运河有功，但是他太耗费民力，每次一召一百万人民，男的没了召女的，民心惶惶：后来他又费了大量民力，造大船南游，这是他后来灭亡的导火索之一
匈奴墓葬研究与考古发现论文
这是真的发认出匈奴的，特殊人工，这很正常，修罗当时正在俄罗斯一带侵略中华大地，他们也屡次侵犯嗯，而且翅膀人很强悍，引起了中华民族的强烈分开，把他们最终赶了出去
夏朝作为华夏第一王朝，却留下了无数谜团。虽然在河南偃师已经发现了考古学上早于商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但由于缺少关键的文字自证材料，所以未敢轻易下定论。
直到今天，依然有部分学者对夏墟的存在提出不同的观点，有说夏朝应当在甘青一带寻找，也有说夏朝都城应当在晋南或陕北石峁，还有的说三星堆就是夏朝遗存。
然而，无论是时间、空间还是二里头文化所呈现的广域王权面貌而言，都与夏朝高度吻合，而甘肃青海至今没有发现与夏文化有关联的直接考古学证据。
另外，根据现有的考古学发现，山西晋南已知的纳入夏文化范畴的二里头东下冯类型，从时间上略晚于二里头文化，所以晋南“夏墟”之称的由来，更大的可能是夏亡时夏桀逃亡地或夏遗民北逃时所带来的旧称。
著名 历史 学家徐中舒曾总结过，“ 地以大小为名，原有对称之意，故地称小，新迁称大 ”，所以山西地面多有大夏、夏墟的名称。
分子人类学家曾对二里头出土人骨的线粒体DNA做过比对，发现二里头人群和河南、山东、山西等地的汉族人群遗传关系非常接近，印证了夏亡后时的确有大量夏遗民逃入山西，甚至更西北的地方。
至于三星堆，它的祭祀坑埋藏年代为公元前1131年—公元前1012年，也就是商朝晚期到西周初期。而三星堆文化的时间框架则是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即公元前1680年—公元前1610年）至西周初年。
这是因为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中出土了二里头二期典型器物—陶盉，陶盉在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有着从雏形到成熟酒器的清晰发展脉络，这一点已经得到考古验证，而在成都平原，陶盉这类酒器却是突然出现的，这也就决定了三星堆文化上限必然晚于二里头文化。
换言之，三星堆文化也不可能是夏文化，否则又该如何解释比它时间更早，在时空和地域（崇山一带）上与夏朝吻合度更高的二里头遗址呢？
从三星堆发现的夏文化的典型器物牙璋判定，三星堆文化显然是夏遗民和巴蜀土著居民共同创造的文化，并且夏遗民掌管着宗教祭祀权，所以，在夏朝灭亡牙璋普遍衰落的大背景下，三星堆的牙璋不仅出现了铜制、金制，甚至还升格为三星堆人精神世界的祭祀重器。
二里头遗址到今天只发现了20余种刻划符号，且绝大多数刻在大口尊的内口沿上，而三星堆遗址则只发现了7个刻划符号。由于刻画符号无法连字成句，只能代表某个个体器物，甚至不具备普适性，不能成为文明载体，故学界并不认为二里头、三星堆发现文字。
不仅如此，另一个与夏文化有着极强关联的草原政权—匈奴，同样也没有发现文字。
据《史记》记载：“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 ”。《括地谱》也言：“ 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中国谓之匈奴 ”。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匈奴是夏朝后裔”是司马迁一厢情愿的附会，西方学者从中亚和西欧等地发现的匈奴墓葬人骨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也认为匈奴不可能是夏人后裔。
不过，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匈奴并非族名，而是一个政权名称，它的人群结构异常复杂，在蒙古草原发现的匈奴墓葬中，人种类型均为蒙古人种（黄种人）就说明了这一点。
首先 是相同器型的发现。圜形器是夏朝同宗伯国昆吾的典型器物，多出土于山西、陕北、内蒙中南部地区，与夏人北迁路线吻合。在远到贝加尔湖，近到蒙古、内蒙出土的匈奴墓葬中，大量发现了以圆腹罐为主的陶器，且罐在随葬品中占有显著优势，这与夏朝随葬习俗高度相似（夏文化又被称作罐文化）。
其次 ， 在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发现了二里头式建筑，造型与建筑方式与二里头九区相似，且出土有夏文化的圆腹罐；喀喇沁旗发现的石磬、赤峰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出土的陶爵，都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特征。
第三， 匈奴虽以游牧为生，但在祭祀祖先时却专门筑城。蒙古国考古发现的高瓦—道布古城建有大型建筑物，有柱础，土为黑灰质，高台周围分布许多小建筑，蒙古考古学家普尔赉认为属于庙宇性质，在建筑风格上颇有二里头宗庙的遗风（宗庙祭祖正是中国中原王朝所特有的）。
第四， 匈奴尚黑，崇拜龙，人死后有棺有椁不封不树，都是华夏古礼。
这些证据，虽然不能将匈奴与夏朝后裔画等号，但却至少说明了夏朝灭亡后，夏遗民将二里头文化带入了草原，并影响了匈奴上层的精神世界。
二里头、三星堆、匈奴，都有着发达的青铜文化，但也无一例外的没有文字，那么为什么跟夏朝有关联的文明体，会呈现如此奇特的景象呢，难道夏文化是无文字文化吗？
1799年8月，拿破仑在远征埃及时，意外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拉希德村挖出了一块黑色玄武岩石碑断片，上面刻写着三种稀奇古怪的文字。1822年，精通拉丁文、古希腊文以及汉语的天才语言学家商博良最终破译了石碑内容，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罗塞塔石碑。
罗塞塔石碑是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上面分别用古埃及象形文（献给神明）、埃及草书（平民使用）、古希腊文（统治者使用）书写了同样的内容。
关于罗塞塔石碑本身，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但罗塞塔石碑文字内容，却给了我们探讨夏文字的一个旁证，即：夏朝会不会像古埃及一样，也在不同群体中间分别通行不同的文字呢？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成熟文字，是商朝的甲骨文，但事实上，甲骨文是祭祀文字，类似于古埃及对象形文的使用，并不属于商朝通行文字，更非平民所能用的。
甲骨文的出土已经是晚清时候，而2000多年前的司马迁，却在《史记》中清楚地记录了商王世系，经过与甲骨文比对，高度吻合。
不仅如此，传世文献中对于商朝事迹的记载，远比单纯祭祀祖先的甲骨卜辞丰富的多，这印证了《尚书》“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的说法，即在殷商王朝建立之前，当时就已经有一套文字系统了。
那为什么商朝世俗体和祭祀体不能都用甲骨文呢？其实，金文与甲骨文的差异性，就已经说明了古人在不同的用途和不同的载体上，会使用不同的文字体系。
中国世俗文字的统一，已经是秦以后的事，战国时代各国所用世俗文字尚且不同，又何况夏商时代还存在另外一套专供祭祀所用的文字写法？
夏商周三代，经历了神权至上、神权与世俗权并驾齐驱，再到世俗权力至上三个发展阶段。
比如著名的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就是典型的神权至上，掌管神权的群体是最高统治者，国家可以把主要财富全部用来祭祀，而不是用来给上层贵族享乐。
夏朝、商朝同样如此，夏、商君主不仅是世俗权力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国家神权的最高掌管者。直到商朝末年时，由于祭祀占用了大量国家资源，导致商朝无法有效应对东西两面的战争需要，故而纣王开始改革祭祀制度，将神权降到了世俗权力之下。周王朝建立后，则彻底变成了世俗政权，周天子的祭祀，变成了纯粹的礼制。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三个阶段，所以，在极度重视祭祀的夏商时代，文字中祭祀体的重要性远远高于世俗体，而掌管祭祀体的正是大祭司乃至君主等少数群体，即文字只在少数群体中传播。
但也正因如此，决定了祭祀体的载体，必然不同于下层平民所使用的陶器，商朝用的是甲骨，而夏朝使用什么，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夏朝的祭祀习俗是“ 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埋，……祭风曰磔 ”，即烧、砸和掩埋，所以，夏朝目前所能发现的只有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却没能发现类似甲骨文一样的成熟文字。
就连甲骨文本身的发现，也是个意外。试想，如果不是甲骨的坚硬易保存，如果不是王懿荣对中药龙骨的偶然把玩，那么作为商朝祭祀体的甲骨文，同样会遭到毁灭。
事实上，在陶寺遗址中就已经发现了书写在朱书扁壶的成熟文字，脱离了刻画符号阶段，与现代汉字一脉相承。既然夏文化的陶寺文化就有了文字，那么作为更发达的青铜文明的夏文化，也必然存在文字，只可惜，由于独特的祭祀文化的存在，这种早期文字未能流传下来。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
只是在西迁过程中，融合了月氏、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人种，形成了一个新种族匈奴。对于司马迁这一结论，千百年来人们深信不疑，然而现代DNA检测，却颠覆了这一结论。
上世纪90年代，在蒙古国的呼尼河畔，考古专家发现一座匈奴大墓群，共有大小墓葬400多座，其中甲字型匈奴贵族大墓有670座，被命名为“高勒毛都1号墓地”。
2001年，考古学家更有震惊世界的发现，还是在呼尼河畔，高勒毛都1号墓地的150公里之处，发现了一座更大的匈奴大墓群，发现98座甲字型贵族大墓，其中就有已知最大的匈奴墓葬，即M1大墓群，面积超过2500平，1个主墓和30 个陪葬墓。
显然，如此大规模的墓葬，除了匈奴单于，其他人没有资格拥有，M1大墓群的主墓应该是匈奴大单于的墓葬。学者根据陪葬品及史料记载，推测墓主是复株累若鞮单于，公元前31—前20年在位（王昭君第二任匈奴丈夫）或者乌珠留若鞮单于，公元前8—13年在位。
通过对匈奴单于遗骨DNA检测，有了一个颠覆性的结论：墓主人的父系Y染色体R1a1a1b，也即我们熟知的雅利安人（古印欧人种的一支）。
可见，从匈奴单于DNA结论来看，匈奴并非夏朝后裔，而是印欧人种（白种人）。
学者外蒙古中部额金河谷、外蒙古东部都日格等多个匈奴贵族墓葬追根溯源，发现北匈奴父系Y染色体携带印欧人种基因，再次佐证了这一点。
分子人类学对匈奴墓葬的分析显示，北匈奴包括欧亚混血的南西伯利亚类型，以及少量高加索人种的塞种遗存。
从DNA角度来看，已经推翻了《史记》对匈奴来源的记载。不过，司马迁记载虽错，但却也留下了匈奴来源的线索。
《史记·匈奴列传》：其攻战，斩虏首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
匈奴人有猎头习俗，在战争中砍下敌人的头颅是荣誉的象征，可以得到部落的赏赐。匈奴人大败大月氏之后，将月氏王的头盖骨做成了酒器。令人奇怪的是，高加索人种中的斯基泰人也有这一习俗，还有如何用敌人头骨制作酒器的详细说明，以及被猎杀者的身份越高，所制成的酒杯档次就越高，如果是有身份的人往往要镶上金边，甚至缀以宝石等。显然，二者应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过，针对众多匈奴普通墓葬的DNA研究发现，匈奴人群父系成分极为复杂，除了携带印欧人种基因之外，还有更多的北亚黄种人、中亚等人种基因。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其实很简单就是融合。
《汉书》记载“东胡强而月氏盛”。春秋战国之际，匈奴并不强大，一度臣服于东胡，把爱妾都献给东胡王；同样，西边的大月氏也极为强大，匈奴不得已，只好送质子于月氏。其实，战国时期还有林胡、楼烦等都不比匈奴差，比如楼烦甚至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学习对象。
即便到了战国末期，匈奴还不是最强的部落。然而，秦末战乱给了匈奴机会，让匈奴得以一统北方。可想而知，在这一过程中，匈奴其实融合了大量民族，形成了一个“新匈奴”，因此基因成分肯定比较复杂，而印欧白种人只是极少一部分。
尽管史书没有记载匈奴最初情况，但可想而知，从匈奴出现到战国末期，肯定也融合了大量民族，再到一统草原，因此匈奴基因必然极为复杂。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司马迁之前，没有史书记载匈奴起源，为何司马迁却突然认为匈奴是夏朝后裔？关于这一点，有两个猜测。
一，当时有史书记载，司马迁阅读过，只是后世已经失传，所以司马迁坚信匈奴是夏朝后裔。而且，《山海经·大荒北经》称“犬戎与夏人同祖，皆出于黄帝”，司马迁或由此认为匈奴是犬戎的一个分支，因此也可以说是夏朝后裔。
二，司马迁希望平息战争，将匈奴虚构成夏朝后裔，那么汉朝与匈奴就同出一源，都是华夏后人，兄弟之间就应该摒弃残酷的战争，希望汉武帝或汉朝等以“德政”来感化匈奴这个远兄。这是司马迁的“微言大义”，儒家仁爱思想的表现。
此墓出现使用大量婴儿幼童为“殉葬品”的匈奴王，不过由于匈奴并没有文字，因此也不知道这个匈奴王属于哪一位，但足以可见其残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