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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研究论文集

发布时间:2024-07-07 20:35:33

汉代研究论文集

专著文集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周学鹰:《徐州汉墓建筑——中国汉代楚(彭城)国墓葬建筑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邹后本主编:《江苏考古五十年》秦汉部分,南京出版社,2000年。南京博物院邳州博物馆: 《邳州山头东汉墓地》 科学出版社2010年4月。刘尊志:《徐州汉墓与汉代社会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王恺、葛明宇:《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主编,夏凯晨、及巨涛副主编:《两汉文化研究》(第一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王中文主编,及巨涛、夏凯晨、刘玉芝副主编:《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孙厚兴、郭海林主编,夏凯晨、刘玉芝副主编:《两汉文化研究》(第三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综论尤振尧:《江苏汉代诸侯国的考古发现及其历史价值》,《南京博物院60周年纪念文集》,1993年出版。黄展岳:《汉代诸侯王墓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1期。郑绍宗、郑滦明:《汉代诸侯王陵的营建和葬制》,《文物春秋》2001年第2期。刘瑞:《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三题》,《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出版李银德:《徐州西汉楚王陵墓考古的发现与收获》,《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周保平、刘照建:《西汉楚王陵墓形制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2期。邱永生、刘照建:《江苏汉代王陵研究》,《东南文化》2005第5期。孙波:《西汉诸侯王墓的发现和研究》,《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刘照建:《西汉楚王陵墓制度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郝莉蓉; 杨孝军:《浅谈外来文化对汉代艺术的影响──从徐州狮子山汉楚王陵出土的金带扣谈起》,《四川文物》1997年第5期杨孝鸿:《欧亚草原动物纹饰对汉代艺术的影响——从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金带扣谈起》,《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及设计版)》1998年第1期申茂盛:《试论西汉初期汉廷对诸侯国军队控制的加强——从狮子山出土的兵马俑谈起》,《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暨两汉文化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2年。王恺:《徐州狮子山兵马俑与西汉楚国》,《江苏史论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狮子山楚王陵出土文物座谈会纪要》,《文物》1998年第8期王进南、刘尊志:《原始道教和早期佛教思想在徐州汉墓中的体现与反映》《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墓葬结构梁勇:《从西汉楚王墓的建筑结构看楚王墓的排列顺序》,《文物》2001年第10期。邱永生:《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园初步研究》,《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孟强:《从墓葬结构谈狮子山西汉墓的几个问题》,《东南文化》2002年第3期。耿建军:《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的结构特征及形成原因》,《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刘照建:《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天井成因考》,《考古》2006年第3期。耿建军:《徐州狮子山楚王墓陪葬人位置问题初探》,《蒋赞初先生八秩华诞颂寿纪念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9年。刘照建、梁勇:《楚王山汉墓群考古调查》,《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出版。周学鹰:《因山为陵葬制探源》,《中原文物》2005年第1期。刘尊志:《西汉晚期楚王(后)墓葬浅探》,《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马永强:《对徐州龟山和狮子山汉墓结构的几点认识》,《华夏考古》2008年第2期。汉墓墓主人研究王云度:《狮子山汉墓墓主刘戊说释疑》,《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五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宋治民:《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两个问题》,《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1期。耿建军:《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开凿时间考析》,《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刘照建、张浩林:《徐州狮子山汉墓墓主考略》,《东南文化》2001年7期。刘瑞:《狮子山楚王陵墓主考略》,《文博》2002年第6期。韦正:《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墓主的再认识》,《考古》2002年第9期。刘尊志:《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墓主再探》,《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孟强:《从随葬品谈徐州狮子山汉墓的墓主问题》,《考古》2006年第9期。耿建军:《刘戊还是刘郢(客)——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墓墓主之谜》,《中国考古谜案》,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冉如波、陈海霞:《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墓主身份及其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江汉考古》2007年2期。李春雷、李红:《徐州狮子山汉墓墓主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邱永生、茅玉:《北洞山王陵考略》,《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4期。葛明宇、孙凤娟:《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墓主应为夷王刘郢客》,《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19日。刘瑞:《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墓主考》,《考古》2008年第10期。葛明宇:《徐州北洞山汉墓年代与墓主探讨》,《考古》2009年第3期。刘照建、边策:《也谈北洞山西汉楚王墓的墓主和时代》,《东南文化》2010年第3期。蒋若是:《徐州龟山楚王陵及其家族墓葬制年代、葬制与钱币类型》,《徐州博物馆三十年纪念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器物研究李银德:《徐州出土西汉印章与封泥概述》西冷印社中国印学博物馆编《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冷印社出版社梁勇:《试论“大匠宫司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孟强:《西汉楚王刘注墓薄葬刻石浅析》《中国文物报》2010年2月17日。吕健、杜益华:《江苏徐州黑头山汉墓出土印章的几点认识》《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6辑李永乐:《馆藏汉代玉枕》《收藏》2010年第2期。赵赟、刘照建:《江苏邳州纪年东汉墓出土铜人造像考辩》《青铜文化研究》2010年第六辑。王恺:《浅说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玉器》,《东亚玉器》第二册,香港,1998年出版。王恺、王凌:《西汉楚王刘戊墓及出土玉器》,《收藏家》2000年第11期。张玉、李国安:《中国古代玉敛葬现象研究》,《彭城职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梁勇:《徐州出土汉代玉器的历史价值》,《光明日报》2003年4月8日。石荣传:《两汉诸侯王墓出土葬玉及葬玉制度初探》,《中原文物》2003年第5期。石荣传:《从两汉诸侯王墓出土玉器看汉玉艺术风格》,《文物春秋》2004年第1期。卢兆荫:《弥足珍贵的西汉楚王陵墓玉器》,《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田芝梅:《徐州出土汉墓玉器的分类》,《东南文化》2008年1期。王黎琳:《徐州出土汉玉概论》,《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谷娴子、 丘志力、李银德、 杨萍、 李榴芬:《西汉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玉器中的石墨包裹体》,《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6期。魏鸣:《鳞片式玉衣》,《文物天地》1987年第2期。卢兆荫:《再论两汉的玉衣》,《文物》1989年第10期。龚良孟强耿建军:《徐州地区的汉代玉衣及相关问题》,《东南文化》1996年第1期。李春雷:《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镶玉漆棺的推理复原研究》,《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1期。李银德:《汉代的玉棺与镶玉漆棺》,《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2001年。徐州市博物馆:《徐州狮子山楚王墓金缕玉衣修复》,《中国文化遗产》2004年第3期。王恺:《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和封泥对研究西汉楚国建制及封域的意义》,《文物》1998年第8期。赵平安:《对狮子山楚王陵所出印章封泥的再认识》,《文物》1999年第1期。韦正:《从出土印章封泥谈汉初楚国属县》,《考古》2000年第3期。黄盛璋:《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墓主与出土印章问题》,《考古》2000年第9期。耿建军:《试析徐州西汉楚王墓出土官印及封泥的性质》,《考古》2000年第9期。刘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封泥考释》,《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汪俊明 韦正:《从出土印章谈西汉王侯国行政关系》,《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吴荣曾:《从西汉楚国印章封泥看王国中央官职》,《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梁勇:《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印章与墓主问题的再认识》,《考古》2006年第9期。刘照建:《秦汉兵马俑形体差异探源》,《秦汉文化比较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年。张玉:《徐州汉兵马俑的再认识》,《考古与文物》2002年汉唐考古增刊。张振中:《徐州狮子山西汉兵马俑阵大揭密》,《文史春秋》2002年第3期。张玉、刘照建:《徐州地区西汉陶俑的发现及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02年第11期。邱永生、葛明宇:《狮子山楚王陵铁甲胄研究综述》,《中国文物报》2000年2月13日。申茂盛、阎红霞:《试论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铜质“鸡鸣戟”》,《秦汉文化比较研究一秦汉兵马俑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2年。杨泓:《徐州楚王陵墓出土兵器初论》,《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葛明宇、邱永生、白荣金:《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铁甲胄的清理与复原研究》,《考古学报》2008年第1期李银德:《徐州出土“明光宫”铜器及有关问题探释》,《江苏省考古学会论文·1984-1985合集》。邹厚本、韦正:《徐州狮子山西汉墓的金扣腰带》,《文物》1998年第8期。单月英、 黄琛:《大汉楚王的时尚腰带》,《文明》2006年第4期。李永乐:《徐州狮子山楚王墓金腰带扣面图案含义略考》,《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孙机:《徐州楚王墓出土文物珍品散记》,《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顾风:《寥若晨星珍比拱璧——徐州龟山汉墓石刻文字的发现与研究》,《书法丛刊》1998年第3期。赵雄伟:《先秦至西汉札甲形制的继承与演变》《文物鉴定与鉴赏》2010年第2期。文物保护王爱超:《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壁面病害原因分析及防治》,《山西建筑》2005年第13期万俐、徐飞、范陶峰、陈步荣:《徐州狮子山汉楚王陵彩绘陶俑的保护研究》,《文博》2009年第6期。

1949年:《荷泽神会禅师(668—760)语录》,收入《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第31卷,河内1949年版,共X+120页;巴黎法兰西远东学院1974年再版。1956年:《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收入《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第39卷,西贡1956年版,共ⅩⅥ+332页,10幅图版;巴黎法兰西远东学院1977年再版。中译本,耿升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英译本正在付印中。1959年:《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巴黎,哈切特(Hachette)出版社1959年版,288页;1978和1990年由同一出版社再版。英译本,伦敦阿兰和昂温出版社1962年版,美国斯坦福大学1977年再版;匈牙利文译本,贡多拉,布达佩斯1980年版;中译本,中国文化大学,台北1982年版;意大利文译本,里佐利大学丛书,米兰1983年版;日译本,东京1990年版;中文新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964年:《前帝国时代的古代中国》,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现已5次再版。日译本,波兰文译本、英译本、意大利文译本均已出版。1970年:《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1卷(与吴其昱先生合作)。巴黎,辛格—波利尼亚克(Singer-Polignac)基金会1970年版,共408页。1972年:《中国社会史》,收入《世界之命运》丛书,巴黎,阿尔芒—科兰(Arman Colin)出版社1972年版,共766页和36幅插图;由同一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了修订第2版,共700页;同一出版社1990年出版了增订第3版,共700页。意大利文译本,埃诺迪译,都灵1978年版;德译本,安塞尔·韦拉克译,法兰克福1979年版;英译本,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1982、1983和1985年再版本;罗马尼亚文译本,麦里丹娜译,布加勒斯特1985年版;朝鲜文本,汉城1985年版;西班牙译本,巴塞罗那1991年版;中译本,耿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英文再版本正在付印中。1982年:《中国和基督教》,收入《历史文库》,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1982年版,共342页;1991年同一出版社再版本加入了一个副标题:《第一次冲突》。德译本,阿尔特米斯译,苏黎世和慕尼黑1984年版;意大利文译本,马里埃蒂译,卡萨列蒙菲拉托1984年版;英译本,剑桥大学出版社和人文科学会馆出版社,剑桥—巴黎1985年版;西班牙文译本,经济文化基金会,墨西哥1989年版;中译本(耿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日译本正在印制中。1991年:《唐甑的<潜书>》,译自中文,由谢和耐作序和注释。巴黎加利玛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版,收入《东方知识》丛书,1991年版,共346页。1994年:《中国的智慧,社会与心理》,收入《历史文库》,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1994年版,共398页。 1951年:《神会禅师传,禅宗史研究》,载《亚细亚学报》第239卷,1951年,第29—68页。1952年:《中国古代的行为》,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第7年,第1期,1952年1—3月,第31—38页。1954年:《神会语录补编》,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44卷,第2期,1954年,第453—466页。1955年a*:《沩山灵祜大师遗迹》,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45卷,第1期,1955年,第65—70页。1955年b:《中国的经济和人的活动》,载《评论界》杂志第103期,1955年12月,第1092—1102页。1956年:《宋代城市中的商贾与工匠》,载《中国宋代的艺术》,巴黎,塞尔努斯基(Cernuschi)博物馆1956年版,第10—11页。1957年a:《从敦煌卖契(9—10世纪)看中国的专卖制度》,载《通报》第45卷,第4—5期,1957(1958)年,第295—391页。1957年b:《汉文中的颜色表述》,载由I·梅耶松(Meyerson)主编的《颜色问题》,巴黎,国民教育刊物出版与发行处1957年版(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6系《综合丛书》,第295—299页)。1959年a:《唐代的经济和社会》,载由戴密微主编的《中国的面貌》第1卷,巴黎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1—85页(吉美博物馆丛刊,可供出售类图书第63卷)。1959年b:《唐代的中国在亚洲的影响》,载戴密微主编的《中国的面貌》第1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5—89页(吉美博物馆丛刊,可供出售类图书第63卷)。1959年c*:《中国的文字记载与历史》,载《心理学学报》第1卷,1959年1—3月,第31—40页。1960年a*:《中国5—10世纪的佛教徒中的火焚自杀》,载《汉学研究所论丛》第2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汉学研究所文库》第14卷),第527—558页。1960年b:《中国的铁器时代》,载《人文》杂志第1卷,第1期,1960年,第68—76页。1962年:《远东的历史》,载《历史学报》第3期,1962年,第107—118页。1963年*:《中国文字的形态及其心理功能》,载由郭恩(M.Cohen)主编的《各民族的文字和心理》,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63年版,第29—44页。1964年:《中国和朝鲜于公元前5—3世纪的思想演变》,与韦尔南(J.-P.Vernant)合作,载《纪尧姆·布岱学会会刊》第4套,1964年,第3期,第308—314页。后转载于韦尔南的著作集:《古代希腊的神话和社会》,巴黎,马伯乐(Maspero)出版社1974年版;巴黎,新发现出版社1988年再版,第81—91页。1966年:《敦煌写本中的租骆驼旅行契》,载《为戴密微先生祝寿的汉学研究论文集》,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汉学研究所文库》第20卷),第41—51页。1969年a:《中国车辆小考》,载由韦尔南主编的《古代希腊的战争问题》,海牙木冬出版社1969年版,第309—312页。1969年b*:《伊斯兰教鼎盛时期的中国城市考证》,载由胡拉尼(A.H.Hourani)和斯泰恩(S.M.Stern)主编的《伊斯兰城市》,牛津大学卡西雷书店1969年版,第77—85页。1970年a:为《中国佛教》和《中国》(1840年之前)而写的条目,载《世界百科全书》,巴黎,世界百科全书出版社1970年版(1989年版本的第4卷第399—403页和第5卷第510—532页)。1970年b:《中国的第2次“文艺复兴”》,载纪念奥德里古尔(A.G.Haudricourt)主编的《语言、技术、自然和社会文集》,巴黎,克林西克(Klincksieck)出版社1971年版,第33—36页。1972年:《论17和18世纪的中欧交流》,载《亚洲学报,东方文化研究所所刊》(东京)第23卷,1972年,第78—92页。日译文载《东方学报》第44卷,1972年,第1—21页。1973年a*:《利玛窦的归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国文化生活的演变》,载《宗教社会学档案》第36卷,1973年,第71—89页。中译文载《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西宁1986年版,第281—297页;《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91—122页。1973年b:《中国文明中的占卜术和科学观念》(日文),载《东方学报》第45期,1973年,第1—11页。1974年a:为《世界百科全书,宝鉴—索引》所写的《玄奘》、《黄巢》、《慧远》、《鸠摩罗什》和《李贽》等条目,巴黎,世界百科全书出版社1974年版。在1990年版中,“黄巢”条载第1658页,《慧远》条载第1665页,《鸠摩罗什》条载第1923页,《李贽》条载第2026页,《玄奘》条载第3736—3737页。1974年b:《小偏差和大偏差——中国》,载韦尔南主编的《占卜与理性》,巴黎,塞伊(Seuil)出版社1974年版,第52—69页。1974年c:《利玛窦的归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演变》,载《宗教科学前景的发展,中国的革命运动》,佛罗伦萨L·S·奥尔斯基出版社1974年版,第115—144页。1976年*:《中国社会和文化史讲座开课讲演》,1976年,共31页。1976年b:《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和基督教》,载《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论文集》(17—18世纪的法国北京传教区,这次讨论会1974年9月召开),巴黎,美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3—25页。中译文载《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55—67页。1977年:为托玛斯·德·博西埃尔(Thomas de Bossière)夫人的《17和18世纪中国宫廷中的一名比利时官吏——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年)传》,巴黎,美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Ⅶ——Ⅹ页。1978年*:《论中国古代法律中的责任观念》,载《中国的法律》一书,佛罗伦萨L·S·奥尔斯基出版社1978年版(《威尼斯文明研究丛书》第34卷),第127—136页。1979年a:《论1584年的第一部中文教理书的不同文本》,载鲍吾刚(W.Bauer)主编的《慕尼黑东方研究——中国中原和蒙古研究》(第25卷),《福赫伯(Herbert Frank)纪念文集》,威斯巴登,法兰兹·斯泰纳·韦拉克GMBH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407—416页。1979年b:《戴密微,1894—1979年)传》,载《通报》第65卷,第1—3期,1979年,第1—19页。1979年c*:《在大海的附近》,载安田朴(R.Etiemble)主编的《神话》,巴黎,迪迪埃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87—88页。1979年d:《17世纪的基督徒和中国人的世界观》,载《迪欧根尼》(Diogène)杂志第105卷,1979年1—3月,第93—115页;经修订的英译文载《中国的科学》,费城1980年版,第4卷,第1—17页;中译文载《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68—90页。1979年e:《敦煌写本中的一项缓税请状》,载由苏远鸣(Michel Soymié)主编的《敦煌学论文集》,日内瓦—巴黎德罗兹书店1979年版,第45—47页。中译文载《敦煌译丛》,兰州1985年版,第173—176页。1980年a:为荣振华(Joseph Dehergne)和李渡南(D.D. Leslie)的《从18世纪耶稣会士们的未刊书简看中国的犹太人》,巴黎,美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ⅩⅤ—ⅩⅦ页。1980年b:《普实克(Jaroslav Pruv? ek,1906—1980年)传》,载《通报》第66卷,第4—5期,1980年,第266—269页。1980年c:《帝国观念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载莫里斯·迪威执(Maurice Duverger)主编的《帝国的观念》一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97—416页。1981年a:《论17世纪的中国历史》,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81年5—6月,第3期,第467—472页。1981年b*:《静坐仪、宗教和哲学,论理学派的静坐》,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69卷(纪念戴密微的专刊号),1981年,第289—305页。1981年c:《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1891—1980年)传》,载《通报》第67卷,第1—2期,1981年,第1—3页。1981年d:《人或文牍,唐甑(1630—1704年)的政治观一瞥》,载埃克梅(D.Ekeimeier)和福赫伯主编的卡尔·宾格尔(Karl Bünger)纪念文集《东亚的国家和法律》,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1981年版,第112—125页。1982年:为德罗绘(Hubert Delahaye)、戴仁(Jean-Pierre Drège)和戴文保的著作《长城》写的序言,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82年版,第6—14页。1983年:《明末的中国社会》,载《东西方的一次撞击,利玛窦》,巴黎,塞夫勒中心1983年版,第33—43页。1984年a:《利玛窦时代的中国文化形势》,载《利玛窦研究学术讨论会文集》。玛切拉塔1984年版,第101—120页。1984年b:《马伯乐(Henri Maspero)的生平与著作》,载《纪念马伯乐文集》,巴黎,辛格—波利尼亚克基金会1984年版,第15—24页。1985年a:《近代中国和传统中国》,载《中国研究》第4卷,第1期,1985年,第7—13页。1985年b:为斯拉姆(S.R.Schram)主编的《中国国力的基础与极限》一书所写的导言,伦敦—香港,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导言第27—34页。1985年c:《敦煌写本中的碾户和梁户》,载《敦煌译丛》,兰州1985年版,第157—172页。1985年d:《敦煌写本中的一项缓税请状》,载《敦煌译丛》,兰州1985年版。1985年e*:《裸葬》,载《学者通报》,1985年1—9月,第3—16页。1985年f:《明代的传教士,评斯宾塞(J.Spence)的《论利玛窦的记法》,当时文献的补充,1985年9月25日,第1059—1060页。1986年a:《法国科学院院士戴密微传记和著作》,载《金石和美学科学院报告》,1986年7—10月,第595—607页。1986年b*:《中国16—17世纪的俱乐部、书院和会社》,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报告》,1986年11—12月,第676—685页。1986年c:《利玛窦的归化政策与当时的中国政局》,载《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1—297页。1987年a*:《论胡人的道德》,载《从苍穹到大地,从花园到炉灶,吕西安·贝尔诺(Lucien Bernot)纪念文集》,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1987年版,第676—685页。1987年b*:《中国的历史和农业》,载《东方经济社会史学报》第30卷,1987年,第221—228页。1987年c*:《论中国人的身心》,载《献给韦尔南的政治论文集》,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1987年版,第265—269页。1987年d:《在中国和反改革的欧洲之间最初撞击时另一方的看法》,载《第4届哥伦布研究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热那亚,哥伦布基金会1987年版,第265—269页。1987年e:《11—19世纪中国官府的组织、原则和实践》,载布罗什—莱内(F.Bloche-Lainé)和埃狄纳(G.Etienne)主编的《为国家服务》论集,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1987年版,第11—29页。1987年f:为施拉姆主编的《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与极限》写的导言,伦敦—香港,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9(15—27?)页。其法译文载《日佛会馆学报》1988年。1988年a:《他方的形象,中国的史学和人类学》,载《文集》第27卷,1988年,第65—76页。1988年b:为马若安(Jean-Claude Martzloff)的《中国数学史》写的序言,巴黎,马松出版社1988年版。1988年c*:《基督教在17世纪的中国的同化问题》,载由佛雷斯特(Alain Forest)和坪井主编的《天主教和亚洲社会》文集,巴黎—东京,阿尔玛塘—上智大学1988年版,第35—46页。1988年d*:《论儒教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东京亚洲文化研究所和上智大学1988年版,共17页(《亚洲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卷,第32期)。1988年e*:《论国家,17世纪中国和欧洲之比较》,载《日佛会馆学报》第50卷,1988年,第21—34页。1989年a*:《科学和理性,中国资料的新奇性》,载《科学史杂志》第62卷,第4期,1989年,第323—332页。1989年b:《中国思想概论》,载雅各布(A.Jacob):《世界哲学百科全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1—1595页。1990年a:《中国社会中儒教传统的影响》,载《思想》杂志第792卷第6期,1990年,第50一56页。1990年b:为许理和(Erik Zürcher)的著作《佛教、基督教和中国社会》写的介绍,巴黎,朱利雅尔出版社1990年版(于法兰西学院所作的报告、论文和讲义),第7—10页。1990年c:为詹嘉玲的《对三角和准确圆周率的速算法(1774年),在数学方面的中国传统与从欧洲传去的因素》著作写的序言,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1990年版,第79—88页。1990年d:《王夫之有关汉代法律的某些考证》,载由出间和许理和主编的《中国秦汉时代的思想和法律》,莱敦不里尔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2页。1991年a*:《应该怎样读史书,王夫之(1619—1692年)思想的一条小注》,载《日佛文化》第54卷,东京日佛会馆1991年3月版,第70—72页。另一种文本载《东方学报》(布拉格)第59卷,1991年,第152—161页。1991年b*:《中国17世纪的哲学家王夫之的智慧》,载格多夫尔(G.Godoffre)主编的《世界的智慧》论集,巴黎,法国大学欧洲学院1991年版,第97—104页。1991年c:《基督教在中国的首次同化尝试》,载《许理和新作集》(文学和艺术类),第213期,1991年9月14—15日,第67页。1991年d*:《论儒教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载由水口和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主编的《儒教和亚洲社会》,巴黎—东京,阿尔玛塘和上智大学,1991年版,第27—37页。1991年c:为戴廷杰(Pierre-Henri Durand)的著作《文士与政权,中华帝国时代的一次文字狱》写的序言,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出版社1991版,第9—11页。1992年a:为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的《为了生存和继续生存的三十六计》写的序言,巴黎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Ⅴ—Ⅶ页。1992年b:为《哲学百科全书,著作和辞书》所写的“戴震”、“王夫之”、“颜元”、“章学诚”和“张载”等条目,载第2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10—4011、4053—4054、4062—4063、4068—4069页(其实际出版时间为1993年)。1993年a:为詹嘉玲(Catherine Jami)和德罗绘(H.Delahaye)主编的《欧洲在中国,17—18世纪的科学、宗教和文化的相互影响》所写的导言,这是于高(Hugot)基金会组织的一次学术讨论会的文集(1991年10月14—17日),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1993年版,第5—13页。1993年b*:《中欧交流中的时空、科学和宗教》,同上引书,第231—240页。1993年c:《易变与不变》,载《人文科学研究文集》第100卷,1993年12月,第27—31页。1993—1994年:《中欧交流中的时空、科学和宗教》,载《中国科学》第11期,1993—1994年,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版,第92—102页(1993年b一文的英译文)。1994年:《中国人的变化观念》,载《中国的变化观念和感知》,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1994年版,第1—12页。(注:每篇论文出版时间之后带有*符号者,系指该文被再版而收入1994年的《中国的智慧》的文集中了)

汉代传统语言学主要著作有只知道一些近代的,希望对你有帮助1.历史语言学论文集 作者: 周及徐;2. 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 作者: 周祖谟著3. 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 作者: 周有光著4. 语言研究所卷(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5. 语言理论与语言学方法论 作者: 王远新

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

代表性论文有《浅谈语义及其类型》、《试谈英汉多义词比较》、《试谈英汉同义词比较》、《英汉对比研究管窥》、《试论英汉语法学的共同发展趋势》、《简论对比语言学的几个问题》、《谈谈语言和语言学》、《语篇与语境》、《关于对比语言学中的共性问题》、《关于建立翻译学的思考》、《小议汉语几类句子的英译》、《论我国近期的翻译理论研究》、《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和翻译理论建设》、《谈谈翻译科学的学科建设问题》、《译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译学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新认识》、《我国译学建设的形势与任务》、《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问题》、《试论英汉文化对比研究》、《关于建立对比文化学的构想》、《关于中西文化对比研究的几点认识》、《小谈方法论》等。译著有《继嗣佳人》合译(1986)《语义学》合译(1987)、《印度之行》第一版(1990)与重译版(2003)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合译(1992) 等。编著有《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合编(1990)、《翻译新论》合编(1994) 、《汉英对比语法论集》参编(1999) 、《译学新探》主编(2002) 、《语言多学科研究与应用》主编(2002)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3-4-5主编(2000、2002、2004) 等。

作者。论文题目。发表期刊名称,年份,卷号(期号):起始页码-终止页码。巴巴适适论文吧 提供专业的在读博士创建的论文辅导团队

国内的英汉对比研究早期的有严复的《英文汉话》,这个时期还有马建忠、黎锦熙、赵元任、王力和吕叔湘等都对汉外对比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赵元任和吕叔湘在英汉对比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赵元任1933年就发表了A Preliminary Study of English Intonation(with American Variants) and Its Chinese Equivalents,后来又出版了《国语入门》、《语言问题》、《汉语口语语法》和《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等。他总结说:“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研究的科学结论。”吕叔湘1942年出版《中国文法要略》,明确提出“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各种语言表现法的共同之点和特殊之点”,并在书中“把汉语同印欧语尤其是英语作了画龙点晴式的比较”。1947年出版了《中国人学英语》,他在序言中说:“我相信,对于中国学生最有用的帮助是让他认识英语和汉语的差别。1977年发表了《通过对比研究语法》的著名演讲,第二年亲自招收了我国第一个英汉对比语法专业的3名硕士生(陈平、廖秋忠、王菊泉),应该说,英汉对比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正式诞生了。吕叔湘为《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题词:“指明事物的异同所在不难,追究何以有这些异同就不那么容易了。而这恰恰是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题词高屋建瓴地为这个学科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所以成了学者反复引用的名言。现在我国对比语言学领域的代表人物包括:许余龙、潘文国、王菊泉、刘重德、杨自俭等。

我刚写了三万字的毕业论文,很仔细的研究过了,关于出版社和出版年份我已经帮你查证过了,正确格式如下:李雪慧. 时评反腐败[M].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杨柏夏. 反腐败研究第四集[M]. 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李文生. 腐败防治论[M].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

汉代墓葬研究论文

汉代墓葬结构 先秦两汉文献讨论墓葬制度时通常有二方面的重点,一是有关墓葬制度发展,一是墓葬制度的等级问题。前者可以藉由墓葬的建筑形制讨论社会对死后世界的观念,而后者则是说明墓葬可以反映出社会阶级为基础的丧葬礼仪。 曾子曾说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句话不但是他个人的期望,也可以反映丧葬之礼在当时社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中国史上重视丧葬的情况,至少从那些商王大墓的存在已经可以窥知端倪。到了春秋,大墓及丧礼制度的出现都可作为那个社会中人们对於葬礼重视的象徵。到了战国,虽然也有一些薄葬的言论出现,但这些主张却恰好说明厚葬是整个社会的大势所趋。这并非说所有考古发掘得到的墓葬均为厚葬。而是说,一般人即使实际没有能力实行厚葬,仍然会有一种要求厚葬的企望,这正说明战国以来,普通墓葬会高级身分所使用的陶礼器陪葬品的重要原因。 竖穴墓与砖室墓基本结构与辨识方式 在整个汉帝国或汉文化圈之内,墓葬形制大约可分为主流与旁支两类。主流墓葬形制,是继承先秦以来的竖穴木椁墓、土洞墓、以及由此二者发展出来的横穴砖室墓,是汉代墓葬普遍形制。支流方面,则如四川的崖墓、山东的石板墓、东北地区的贝墓等,属於具有地方特色的墓葬形制,因此其特殊性高,较不普及。因此,为了帮助读者对汉代墓葬基本结构有所认识,以下我们将挑取主流墓葬形制中的竖穴木椁墓及砖室墓作详细介绍。竖穴木椁墓 汉代竖穴木椁墓的基本结构与先秦木椁墓相同,即由地面垂直向下开掘一长方形土圹,作为放置棺椁的墓室。椁室之构造一般均为长方箱形,椁板结合方式以凹槽榫卯为主。椁内可再分隔出不同大小之空间,以放置棺木及随葬品。棺木之形状,仍以长方箱形为主,亦有头部较宽之例,至於现代普遍使用的弧形棺盖则极为少见。棺板之结合以榫卯或棺钉为之。椁室之外,填土亦有各种类型,大抵为防潮而设者有白膏泥及木炭,少数墓底有排水设施。而在挖掘墓室时为方便,其墓坑口通常呈斗形。另外在楚文化影响区内,墓道为相当普遍的墓葬设置之一,可能是为施工方便而设,与墓主身分之高低并无绝对之关系。 砖室墓之型制与起源典型砖室墓的建造,基本上乃先由地面向下掘一竖坑,在竖坑底部横开一穴,再在此横穴中以块砌成墓室,置棺其中。有些砖室墓筑有斜坡墓道,也有的砖室即筑於竖穴之底部,不再开横穴由於使用砖块砌法的不同,砖室墓的墓可以发展成相当复杂的形式。 值得说明的是砖室墓的墓葬形式并非突然出现於西汉中期,其源头也许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山西、陕西地区所使用的土洞墓习俗。土洞墓的洞穴形制其实与砖室墓的横穴概念相似,即由地面向下开掘一竖穴墓道,到底部之后,再向旁边横挖一洞穴,最初做为放置随葬品之用的龛室,后来逐渐扩大,成为放置棺木之墓室。不过战国时期的洞穴为宽浅洞,到后来才转变为深长洞。 另外,在战国晚期河南地区还出现一种竖穴空心砖椁墓。这种墓穴的构造基本与竖穴木椁墓相同,唯木椁的部分转由大型长方空心砖砌成的椁室所代替,砖椁内仍置木棺。由此类墓的规模和随葬品看来,墓主的身分不可能太高,可能为低级官吏或士人。 结构转变的社会文化基础 汉代为我国古代墓葬方式发生大转变的时代。以来为墓葬主流的竖穴木椁土坑墓,在汉代转变为砖室墓。若我们相信一个汉人处理死者的方式基本上乃是根据一套固定的习俗,而这习俗也反映出社会中所普遍流行的价值观与宗教观,因此这习俗的变动也代表人们在某些信仰的想法上,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方面的情况有了改变。 对於砖室墓的出现,我们可以从由砖块筑成之椁室要比木椁耐久这点讨论,使用砖筑墓是否来自於一种想要使墓室永远不朽的希望?但此种希望又为何起始於中较低阶层呢?有人主张这是由於当地缺乏木材,因而经济力量较差的人就用的砖来代替。 不论事实是否如此,至少我们从墓葬结构的转变推测,汉代的砖室墓很可能就是将竖穴砖椁墓的砖椁移置到洞室墓的。就如郑州出土的一批战国初年至初年墓葬中,依年代早晚顺序排列,最早为竖穴土坑,次为竖穴空心砖椁墓�9�6其次为土洞墓,再而为土洞空心砖椁墓,也就是横穴砖室墓,最后有狭长土洞,证明墓葬形制的发展是有其传承及脉络可循的。 考古网站: 中国考古网

汉代诸侯王墓一般分为崖洞室墓、竖穴岩坑墓和竖穴土圹墓。所以问题问的应该是“崖洞室墓”或“崖洞墓”,而非“洞崖墓葬”。从地域上看,因山为藏的竖穴岩坑墓和崖洞墓主要见于地处南方地区的长沙王墓、楚王墓和部分梁王墓。从年代上看,西汉文帝时期开始出现了"因山为藏"的墓葬崖洞墓(楚王山陵和狮子山楚王陵);截止到武帝时期共发现竖穴岩坑墓5座、崖洞墓11座;到武帝以后因山为藏的竖穴岩坑墓和崖洞墓开始扩散,在东部的山东地区(鲁王墓、济北王墓、昌邑王墓、淄川王墓)和北部的河北地区(中山王墓)出现;西汉末年至东汉,诸侯王墓中的崖洞墓消失。以下是部分崖洞墓的发现概况:(一)中山王墓西汉中山国位于今河北省中部偏西,易水南,原为中山郡,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始封国,都卢县(今河北定县),辖十四县,是汉代较大的诸侯王国。现发现西汉王、后陵三座[4]。1.中山靖王刘胜墓[5] 1968年发现的中山靖王刘胜墓(满城1号墓)和其妻窦绾墓(满城2号墓),位于今河北省满城县(汉北平县)西南的陵山主峰,整体位置处于中山国北部,其都之东北。两墓南北并列,相距120米。墓穴凿于山岩石中,均为大型崖洞墓,墓门朝东。刘胜墓全长米,最宽处米,最高处米;窦绾墓容积与之类似。两墓形制与结构基本相同,由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等六部分。墓道斜坡式。墓道口用两堵土坯墙封门,两土坯墙之间灌以熔化的铁水,铸成一道铁墙。墓室内有完整的排水系统。两墓随葬品众多,各按用途置于各室。各出金缕玉衣一件。刘胜墓甬道和南耳室共置实用的车6辆、马16匹、狗11只、鹿1只。窦绾墓出大车3辆、小车1辆、马13匹。墓中出土随葬的铜器铭文"中山内府"和纪年"卅四年四月"是推断墓葬年代的重要依据。由于满城中山王刘胜夫妇墓是目前所见少有的未经盗扰的墓葬,因而其布局结构可为其他墓葬研究提供参考。(二)曲阜九龙山鲁王墓西汉鲁国位于今山东省中南部、泰安市与济宁市交辖地带。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改封子淮阳王刘馀为首代鲁王,都治鲁县(今曲阜)。其后子孙安王刘光、孝王刘庆忌、顷王刘劲、文王刘睃相继袭封,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被王莽废除[14]。九龙山鲁王墓位于今曲阜县城南9公里处,共发现5座,东西并列,墓门皆向南,为凿于半山腰的崖洞墓。发掘的4座墓均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和四个耳室组成。2、3、4号墓墓室皆由前、后室组成,前室两侧又各置两个侧室。5号墓较小,为单室墓。4墓各置3车和马若干匹,均位于墓道侧的二耳室中。甬道侧的二耳室主要放置粮食、禽畜和食品。前室两侧的四侧室主要放置礼乐器、生活用具及钱币等。3号墓出"王庆忌"铜印,发掘者依此将其定为鲁孝王刘庆忌之墓[15],但有人对此持异议[16]。(三)长清济北王墓西汉济北国原为齐国济北郡(今山东省东阿县及其周围地区)。因在清除诸吕势力中有功,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东牟王刘兴居被封为济北王,都卢县(今长清西南),次年因反叛兵败自杀,国除。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复立齐悼惠王子、安都侯刘志为济北王。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徙淄川。次年,徙衡山王刘勃为济北王,传三代,至刘宽时国除[17]。1995年在山东省长清县(今济南市长清区)西南、西汉济北国国都卢县东北四公里双乳山发现大型汉墓两座[18],一大一小,东西并列。清理一座,为"甲"字形石圹竖穴式木椁墓,坐南朝北,主要由封土、墓道、墓室等几部分组成。墓道与墓室之间有阙门。墓室南北长25米、东西宽米,深5米,底部倾斜,南高北低。椁室位于墓室的底部中央偏北,葬具为二椁三棺,外椁与内椁之间分为东、西、南、北4个边箱。墓葬中发现铜器、玉器、漆器、铁器、陶器、金饼、钱币等随葬品2000余件,墓主未着金缕玉衣,但有玉覆面、玉枕、玉手握等随葬。墓中共发现马车5辆,其中大车3小车2、另有马1匹。所出20枚金饼中有7枚刻画有"王"字,发掘者推测墓主为西汉末代诸侯王刘宽之墓[19],但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20]。(四)昌乐淄川国王后墓淄川国位于山东省中部偏北(今临淄、寿光、昌乐三县交界地带),为原西汉临淄郡属地。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2年),封齐悼惠王子刘贤为淄川王,都治剧县(今昌乐西北)。景帝三年(公元前152年),刘贤因叛乱被诛。同年徙济北王刘志为淄川王,传八世,王莽篡位(公元8年)的第二年废,历时170余年[21]。1987年在山东省昌乐县县城西六公里处发现两座西汉墓葬,东西并列。发掘一座,为凿山竖穴石坑洞室墓,由甬道、南室、北室及四个耳室组成。墓道作竖井式,边长四米,深米,墓道底部接甬道。南北两室分别开凿于甬道两头,四耳室则分别凿于北室的西、北、东三壁上,南室、北室及四个耳室均为圆角方形或长方形,弧形顶,并设门框、木门。墓中出有"淄川后府"封印85枚和"淄川宦谒"铜灯,故定为淄川王后墓,与之并列的另一墓推测为淄川王墓,年代在西汉中期[22]。(五)巨野昌邑王墓昌邑国位于今山东省西南部、菏泽和济宁两市交辖地带,属汉代山阳郡。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武帝立子刘髆为昌邑王,都昌邑(今金乡西北),传二世国除。昌邑王墓位于今山东巨野东南,为凿山竖穴石室墓,由墓道、封土、墓坑和墓室等四部分组成。墓道长米,前部宽米,置木车1辆、马4匹。墓道内垒筑两堵石墙。墓门也以石墙封堵。墓室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室置漆器、铜器;后室低于前室50厘米,有二层台,室中置一棺一椁。棺内外有大批玉器、铁兵器,铭刻的铜器和药石。墓坑和墓上坟丘均采用夯土石块分层填筑。根据地望与史料接合推测墓主为公元前100年封于此的昌邑王刘髆墓。(六)章丘济南王墓公元前164年汉文帝分封齐悼惠王的儿子刘辟光为济南国王,公元前154年,刘辟光参加"七国之乱",兵败自杀后济南国除[29]。危山济南王墓位于山东省章丘市之西的平原与山地交界处,2003年经考古勘探发现。整个陵区分为主墓室、半山腰陶制品制作区及陪葬坑、山脚东部陪葬坑及墓区、山脚西部陪葬坑和墓群四个区。主墓室位于危山顶部,墓上有半圆形封土和地上建筑。墓室为甲字形竖穴岩坑墓,大致20米见方,墓道长40余米。半山腰陶制品制作区发现三座烧制车马俑的陶窑。山腰东部发现两座车马俑坑和一座墓葬,陪葬墓已被盗,但仍残存有铜弩机、铁镞、弹丸等武器和陶罐、盆、漆壶、盘等生活用品。年代在文景之际。危山汉墓兵马俑坑是我国目前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咸阳杨家湾汉兵俑和江苏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后的又一重要兵马俑发现地,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30]。(七)徐州楚王墓西汉曾三次封楚,公元前202年高祖封异姓诸侯王韩信于楚,都下邳(今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但很快被除,未留下王陵遗迹。公元前201年,刘邦封其异母弟刘交于楚,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至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因第八代楚王刘延寿谋反除国,为第二次封楚。公元前51年,宣帝封子刘嚣为第九代楚王,亦都彭城,传三代,至王莽时绝[38]。目前基本上可以认定为楚王或后陵的有8座,为:小龟山汉墓(南墓、北墓)、东洞山汉墓(M1、M2)、北洞山汉墓、驮篮山汉墓(M1、M2)和狮子山汉墓及其兵马俑陪葬坑。均为"凿山为藏",且均属于西汉时期。其中北洞山汉墓、狮子山汉墓、驮篮山汉墓(M1、M2)四墓坐北朝南,都有长墓道,墓室结构近似,年代较早;其余四墓则坐东朝西,墓道短、甬道较长,墓室结构略同,年代较晚。下面分别介绍:1.小龟山汉墓[39] 位于徐州市西北8公里九里区小龟山。此墓由两条墓道衔接两条甬道,南北平行并列,两条甬道后各有一墓室,实际上是一组夫妇异穴合葬墓。二墓结构基本相同,均由墓道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和若干侧室、耳室组成。南墓全长米,北墓长米。从残存遗物判断,前中后室象征前庭、中堂、后寝,耳室和侧室为车马库、仓库、饮食库和庖厨室之属。由于南墓出土"刘注"龟钮银印一方,故认定其为第六代楚王刘注夫妇之墓,年代在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在该墓之西有其附属墓,编号龟山汉墓M1。2.东洞山(石桥)汉墓[40]位于徐州市区东北下淀乡石桥村南,洞山北麓,为崖洞墓,两墓道南北平行并列,相距仅10米。南墓规模较大,全长61米,墓道长米,甬道长46米,甬道北侧有一耳室,甬道后接前室、后室附4个侧室。北墓墓道已毁,甬道长米,后接一主室。出土器物167件,其中铭刻"明光宫"、"王后家"、"赵姬家"铜器多件,故推定北墓墓主为某代楚王后,南墓墓主为某代楚王。 3.北洞山汉墓[41]位于徐州北10公里京杭大运河的北岸,系石室墓,早年曾被盗。由墓道、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组成,全长米。主室坐北朝南,前有墓道、甬道,甬道中用巨石堵塞。主体建筑有侧室、耳室、前堂、后寝8间,主室墙面用石粉涂平,髹漆后再涂朱砂,用以防腐防潮。附属建筑共计11间,当为其府库仓储,有储藏室、更衣室、浴间、厨房、井、灶、厕所等,还有舞乐宴饮的场所。该墓虽曾被盗,但还清理出有金器、铜编钟、门锁铺首、弩机箭头、玉器、漆器、陶俑、钱币等珍贵文物。其中半两钱总数约有七八万枚。此外还出有铜印,如"楚宫司丞"、"虹之左尉"等印。7个小壁龛有彩绘陶俑,共222躯,历史、艺术价值较高。墓中出土有金缕玉衣的玉片五六十片。 4.驮篮山汉墓[42] 位于徐州市东北郊驮篮山东西两山丘的南麓,两墓均坐北朝南,东西并列,甬道内均以大型塞石封堵,自西向东编为一、二号墓。一号墓墓道长26米,洞室长米,两侧凿有三组对称耳室,后面是前堂和后寝。二号墓结构亦同,只不过稍小点。两墓不仅有常见的前堂、后寝、耳室等,还设置有厕间、沐浴室、武库等。墓室雕琢细致平整,以澄泥涂遍,外敷朱漆加以装潢,墓室四周并有排水的设施。两墓早年被盗,仍出土文物千余件。两墓形制相近,建筑风格及出土文物时代特征一致,均属西汉早期。一号墓的墓室规模均优于二号墓,并发现有用以贮藏铁甲和兵器的武库,故推断一号墓主人应为男性,二号墓是附葬墓。5.狮子山汉墓及其兵马俑陪葬坑[43] 位于徐州市东郊的狮子山汉墓 "凿山为藏",墓全长117米,面积851平方米。由外墓道、内墓道、天井、耳室、甬道、侧室、棺室和陪葬墓等部分组成。墓主所着金缕玉衣为用4000片和田玉作质料的上好玉。此墓共清理出汉半两钱17万枚之多。东西排列的3个小耳室未经盗扰,清理出金带扣4个,每个重390克,金羊头浮雕饰物。此外还见大量玉器、铜容器、铜兵器等。此外,在墓室里还出土了大量的铜官印,总数有200多枚,封泥80余枚,这为研究西汉早期楚王国官制、区域地理及中央与诸侯国的行政关系提供了翔实资料。更为重要的是,在该墓以西约500米处发现一处附属该墓的兵马俑坑,目前共知有3处,出土兵马俑2000余件。这在汉代诸侯王墓中是少见的。徐州8座楚王墓,目前仅有龟山2号墓可确定墓主为第六代楚王刘注及后,其余墓墓主争议均较大。西汉有楚王12个,早于刘注的有刘交、刘郢(郢客)、刘戊、刘礼、刘道。由于大家在北洞山汉墓、驮篮山汉墓(M1、M2)和狮子山汉墓四墓早于刘注墓已形成共识,因而有关这四墓的墓主也就在刘交、刘郢(郢客)、刘戊、刘礼、刘道之间产生分歧,目前尚无定论[44]。石桥二墓稍晚于刘注墓,有可能为后于刘注的刘纯或刘延寿夫妇墓。(八)永城梁王墓在西汉历史上曾四封梁国,公元前202年,刘邦封异姓王彭越为梁王,都定陶(今山东定陶),公元前197年因叛乱国除。同年封子刘恢,公元前181年,吕后徙恢为赵王,改封吕产为梁王,一年后吕产因叛乱被诛。公元前178年,封文帝子揖为梁王,后坠马死。公元前168年,改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称梁孝王,都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这是西汉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封梁。由于孝王曾几次对中央构成威胁,公元前144年,孝王死后,梁国一分为五,除长子共王外,其余四王皆一代而终,封国并入汉郡。共王后传七代,至王莽篡汉后,国除[49]。根据历史资料,西汉梁国的八代九王墓都葬在今河南省商丘地区永城县东北部的芒砀山群,目前已在该区保安山、黄土山、夫子山、铁角山、南山、窑山和僖山发现大型陵墓18座,经发掘可以认定为梁王(后)的大约8座:保安山一、二、三号墓,柿园村汉墓,窑山一、二号墓和僖山一、二号墓。其中以保安山梁孝王、后墓保存较好[50]。保安山一号墓位于保安山南峰,以山为陵,墓顶有封土,并发现大面积的建筑遗迹。整个陵区用夯土筑成平面近方形的大陵园,南北长约900米,东西宽约750米。在东门外有类似阙的建筑。两墓均为开凿在山岩之中的大型崖洞墓,由墓道、甬道、耳室、主室、回廊及许多侧室组成。甬道两侧有3个耳室、1个侧室。甬道后通主室,主室两侧有6个侧室,四周凿成回廊,回廊四角有四个角室。惜因墓内盗掘一空,对各室性质无法判断。保安山二号墓在北峰,距一号墓约200米,二者南北并列,亦为大型崖洞墓。只是规模更大,由东西两墓道、三甬道、前庭、前室、后室、回廊及30个侧室构成。前庭北壁两侧室为车马厩室,东甬道两侧的四侧室出有成束的剑、镞等兵器和车马器。前室(又称"东宫")出土宴饮器具,估计象征为墓主待客之所。"东宫"两侧有6个侧室,应为庖厨和仓储之所。后室(又称"西宫")象征墓主后寝之所。根据勘查结果两墓使用同一陵园,考虑到其位置关系及墓中所出刻有"梁后园"的铜印,发掘者推测为梁孝王夫妇墓。但对两墓具体所属有人持异议[51]。保安山三号墓位于梁孝王墓陵园范围之内,为土坑竖穴结构,形制较小,曾遭盗扰,现发现金缕玉衣残片586枚,玉璧、玉环、玛瑙贝、青铜镜等遗物若干,根据所出半两钱,发掘者推测该墓为梁孝王夫人墓。柿园汉墓所在山为保安山南部的余坡,墓上原有高大封土,周围原有陵园建筑。墓葬结构为依山开凿的崖墓,从西向东依次为墓道、甬道,最后是主室、巷道及各个侧室。墓全长米,面积平方米。墓葬曾遭盗扰,但仍发现大量有价值的文物。其中墓道底部东南角所发现的钱窖有钱币225万枚,均为汉半两钱。墓中还发现随葬车25辆及分属于100多匹马的马饰件。墓室顶部的壁画绘制技术代表了西汉绘画的最高水平。根据各种材料综合分析,墓葬年代在下西汉景帝至武帝早年之间。窑山两座汉墓南北并列,均为"甲"字型石室结构墓。由于两墓曾遭盗扰,原遗物摆放情况已不清,各发现金缕玉衣残片一套,其他玉礼器、青铜器等文物若干。根据墓葬形制推测为西汉晚期某代梁王墓。河南僖山一号墓,为凿山竖穴墓。地面上有封土,墓道用408块塞石封堵。墓室用方形石块垒砌四壁,墓口以长石条封盖。墓主着金缕玉衣,出土了精美鎏金器、玉器等。该墓体现了从黄肠题凑向黄肠石过渡的特点,年代在西汉晚期[52]。僖山二号墓与之背向而葬,结构为竖穴石室墓,出土玉衣片若干及玉礼器和玛瑙、铜钱等,应为某代梁王后墓。参考资料:黄展岳:《汉代诸侯王墓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孙波:《西汉诸侯王墓的发现和研究》,《汉代文化与汉代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墓葬结构部分

镇墓器物:

守墓石雕:置于墓葬外或墓门前的石雕像,有时作动物形象,有时则以人物或神祇为肖像。

镇墓兽:古人放置在墓前或墓中的野兽像,常作想象中面目睁拧或具有避邪能力神兽,如天禄、避邪、或獬豸等。

镇墓俑:其用处如同镇墓兽一般,目的在以长相奇特或惊人的偶像保护墓葬,避免邪灵入侵。

墓葬种类:

竖穴墓:竖穴墓是从地上垂直向下开挖一个墓坑作为棺室的墓葬种类,与今日台湾所流行的土葬方式相似。

不过汉代正式的竖穴墓还需加上木椁,以隔出几个放置随葬品的空间。

砖室墓:砖室墓顾名思义是指以砖块作为建造墓室的材料,砖的种类有很多,比较特出的是空心砖。

砖室墓的规模往往较竖穴墓为大,完整的砖室墓如同生人的住屋一般,包括有前室、中室、后室及耳室等房间。

崖墓:崖墓基本上是依山开凿的横穴墓;由外而内通常有墓道、甬道、墓室及墓室等四部分。

黄肠题凑墓:黄肠题凑墓墓穴基本上与一般木椁墓相同,为竖穴士坑,其特点在使用大量长短宽厚相同的枕木「黄肠」环绕在椁室四周,形成一面护墙,此墙又称「题凑」。

这种「题凑」起初可能只是环绕在椁室的外围,形成保护椁室的围墙。

墓葬结构:

墓道:砖室墓中由墓门进入墓室的主要走道。

腰坑:竖穴墓未到棺椁前的壁面上横开一个小坑,多做为器物放置室,如同砖室墓中的耳室。

椁:棺材外面的套棺。

耳室:耳室是指在砖室墓的墓道或主室旁,加开的小室作为随葬器物放置区,功能相似于竖穴墓的腰坑。

墓坑口:墓坑口专指竖穴墓的入口,主要分为斗口式及阶梯式。

甬道:连接墓道及墓室的小道。

随葬品部分

食器:

灶:即炊物之处。

豆:古代的盛食器皿。

案:长方形的桌子。

古时吃饭用或置物的器具称案,分有足与无足两种。

桔槔:取井水用的汲水器具。

釜:古代的烹饪器具,主要用来蒸饭。

樽:古代的盛酒器具,有三足,分成盆形、筩形两大类。

甑:用来蒸饭的炊具。

为底小口大的盆形器,底部有可透入蒸汽的孔。

篲:竹帚。

辘轳:井上汲水的起重装置。

与桔槔不同处在于辘轳用于深井。

铁锸:铲土用的农具。

箸:筷子。

瓮:陶器,口小腹大,是盛液体的容器。

如「酒瓮」。

坛:为腹大而长的小口瓦器。

瓿:古时盛酱醋的小瓮。

罐:泛称圆形的盛器或涤洗用具。

卮:盛酒的圆器。

锺:盛酒的器具。

现在用「盎」字。

如「酒锺」。

钵:圆形的盛器或涤洗用具。

觚:古代时盛酒的器具。

匜:注水或盛酒的器皿。

匏型器:古代时用兽骨做的解绳结的锥子。

鼎:三条腿两个耳子的青铜器。

可以做种种用途,如烹饪、炼丹、煮药、煎茶、焚香等等。

又相传是夏禹铸九鼎作传国之宝。

所以改朝换代说「鼎革」「定鼎」。

敦:古时盛黍稷的器具。

鏊:烙饼用的平顶锅。

鋗:古代时用兽骨做的解绳结的锥子。

盉:古代的调味器,青铜器。

魁:羹斗。

指容器头部大且柄长的盛食器。

鐎斗:附把手的小盆。

为温热或烹煮器。

形状似今日炒菜锅,但锅底较深。

角:酒器。

形状似动物的犄角。

衣物

平巾帻:巾帻为汉代男子的服饰,属身份低微者拥有。

平巾帻,即是平顶的巾帻。

而官宦在戴冠时,也需先戴上巾帻才戴冠。

冠:男子在20岁时开始戴冠,同时举行戴冠礼,以表示成年。

冠为中国古代帝王与官吏戴的礼帽。

胜:古代女子头上戴的装饰品。

引申为祥瑞之物。

进贤冠:汉代文儒戴的帽子,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

绶带:即丝带。

主要是系帷幕或印纽的丝带。

古代常用不同颜色的丝带来表示官吏的身份。

住屋建筑

铺首衔环:「铺首」即是门上设以衔环的底座,以兽形为花样,其质材为铜,表面涂以金银。

「铺首衔环」即铺首嘴里咬着环。

阙:古时陵墓、宫庙等建筑物,入口处设立一对高大亭观形建筑称作阙,是一种标志性的建筑。

庑殿:古代建筑屋顶的一种。

由一条正脊和四条垂脊连接四个斜坡面所组成。

干栏式屋:中国南方民医为躲避瘴疫或蛇虫侵扰,故将住屋离地而造,人们并利用楼梯进屋廊。

歇山顶:由一个四面斜坡之屋面,与正脊等形划坡或四坡的屋顶形式。

悬山顶:传统建筑双坡屋顶形式之一。

特点为屋面两侧伸出山墙之外。

望楼:军队、海岸或城堡中另筑的高楼,用来观测敌情、气象或通报等等。

碓房:碓是石制的舂米具。

专门用碓舂米的作坊叫「碓房」。

庄园:中国古代的一种封建制度。

由地主将大规模土地租给佃农耕种,收取租金的田地。

囷:圆形谷仓。

瓦当:即瓦头,多为正圆形。

部分瓦当刻有文字或图样。

瓦垄:

藻井:中国宫殿式建筑涂画文彩的天花板。

曲尺式屋

楼阁式屋

三合式屋

车马交通

大车:有卷棚的车,可载物兼载人。

四维:

轩车:两边有蕃板的车,古代大夫乘坐。

斧车:为车的坐厢中立大斧之车,主要为公卿以下、县吏以上的官吏乘坐。

轺车:无蔽,是吏民都可乘坐的轻便车,多用一马拉载,在汉画中出现最多。

骈车:有蔽的车,四面都有衣蔽,等级较高。

大多为女子所乘。

辎车:类似于骈车,同为有蔽的车,与骈车不同是辎车前无衣蔽,且为男女通乘。

轓车:有车耳,车舆两侧向外反卷者,可鄣轮泥并作扶手。

安车:坐乘的车,有四匹马,汉画像中多当作主车。

生活娱乐

六博:古代的博戏。

博指箸,一套博具中有六根箸,故称六博。

此外,赌者双方各有六枚棋子,六黑、六白,开始前先投箸,以决定棋子的走法。

弄丸:双手快速的抛接若干颗球,通常一手接球,数颗悬空,连续不停。

又称"抛丸"或"戏丸"。

弄瓶:

旋球:

旋盘:

橦戏:

迭案:在桌上倒立。

ㄊㄠˊ 鼓:两旁有耳的小鼓,类似今日的波浪鼓。

握住它的柄摇动,两旁的耳还会自击。

建鼓:建鼓原本置于官府大门的前面。

官府启闭,击鼓为号。

要向官府伸冤,也可击鼓。

汉画有些建鼓画在官府之前,也有不少成为百戏音乐表演中的乐器之一,有两人在鼓的两侧,手持鼓搥击鼓。

竽:属笙类乐器。

三十六簧,比笙大,管数也较多。

在整个合奏中,竽是主要的旋律乐器,同时也是诸乐的定音标准。

排箫:管乐器名。

将竹管编连起来,依序从吹低音的长管到吹高音的短管排列,分有32管的大箫与16管的小箫,排箫常用于合奏。

笙:管乐器的一种。

由13根长短不同的竹管所组成,每根竹管皆有一个簧。

埙:古乐器名。

其材质大都以陶为主,故又称陶埙。

音孔从一到三、五个不等,现今的埙音孔有五六个。

管:箫、笛一类的乐器统称。

瑟:弹拨乐器。

钟:敲击乐器。

罄:敲击乐器。

铙:敲击乐器。

匣:藏放东西的小箱子。

笥:用竹或苇作成,用来盛饭或放衣物的方形器具。

筒:竹管,宽口,用来放置器物。

如伞筒或邮筒(古代寄信用的竹筒)。

洗:盛水东西的用具。

如「笔洗子」。

盂:盛液或饮食物的容器。

如「水盂」「痰盂」。

水丞:文具名。

贮存砚台墨水的容器。

奁:为古代盛梳妆用品的器具,引申为嫁妆的总称。

贮贝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用来贮存贝壳货币的容器。

五铢钱:钱名,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一八一年)开始铸造,重五铢,上有「五铢」篆字。

自汉迄隋,都有治铸,但形制大小不一。

铁,是古重量单位名,二十四铢等于一两。

纺纶:纺纱的轮轴。

锭:古代通货名,将金、银铸成固定的形式,通「铤」。

熏炉:焚香用具。

流行于汉晋。

博山炉:炉体呈半球形,上有镂空山峦形盖,山上饰羽人,走兽等,象征海上仙山博山,故名。

麟趾:以麒麟角趾作为造型的金银货币。

网坠:绑在渔网周围的石头,帮助渔网沈入水底。

镰:农家收割或割草的用具,通常叫「镰刀」。

犁:耕开田土的农具。

箕:簸去米糠的圆形竹器,真径三尺,边有矮沿。

如「簸箕」。

虎子:古时做成虎形的便器。

针衣:放置针线的布袋。

玦:半环形的玉佩。

璧:平面圆形的玉,中间有孔的叫璧。

璜:半圆形的佩玉。

<> 觿:古代时用兽骨做的解绳结的锥子。

巫医军事

弩:以机械来发射的弓,又称窝弓,射程非常远,相传为黄帝所发明。

斧钺:古时斩刑所用之刑具。

戟:古兵器。

结合戈与矛的一种长枪,其竿端附有枝状的利刃。

钩镶:为一种钩、推两用的兵器。

其中部装有小盾牌,用以抵挡乱剑挥砍,而钩则可勾住对方的武器,因此钩镶的使用常与另一兵器配合。

利用钩镶勾住敌人的兵器,再用另一兵器挥砍。

铠甲:古时战士穿的铁甲。

铁锤:古兵器名。

以铁为锤,柄上端有一个用金属作成的圆球物,可以击人。

环首刀:古时斩刑所用之刑具。

匕:短剑。

因剑首形状像汤匙(匕),故名之。

矛:古代的一种武器,长杆上头有带刃的铁尖,能剌人;也叫「矛子」。

戈:古兵器,像戟,横刃。

弓箭:作远距离攻击的武器。

簇:细小竹箭。

医工盆:医疗用具。

此盆在口沿及器壁上皆刻有「医工」两字,应为医官的使用器具。

灌药器:成斗状,可以帮助病人服食药物。

过滤器:共分两层,上层为筛状盆,下层为普通盆,用来过滤及搜集流质物。

医针:西汉医疗器具,针细长,柄部截面为方形,到了针身截面转为圆形柄上部有小孔。

为中国古代针刺医术的重要工具。

五管瓶:又称「五管瓶」。

由于造型特殊,出土时也有粮食痕迹故又称「粮仑」、「粮罂」或较有宗教味道的「魂瓶」。

其特征是在罐顶有五个瓶口,中间一个较大,另四小瓶围在旁边。

罐肩的则装饰以鸟兽或人物形象。

司命神:「司命神」是楚国五神其中一位,主要管理生死,故出现形象常识手持簿集。

此司命神作男子状,右手持书囊(又说五弦琴),左手抱一婴孩,是汉代人经常祭祀的神祇之一。

占拭:占星或占卜工具由天盘地盘组成,天盘圆形直径6公分,地盘为方形,天盘中心镶北斗七星,内圈刻十二月神,外圈刻二十八星宿。

地盘内圈刻天干,外圈刻地支。

为东汉盛行天圆地方学说的产物。

神怪祥瑞

九尾狐:青丘之山,有兽,此兽因有九尾,体态如狐,故称九尾狐。

相传它所发出的声音像小孩,其肉可食,且对食者有益。

再者,它还象征子孙繁衍,因此,被后人归为祥瑞。

汉画像中常出现于西王母图中。

三足乌:相传三足乌为日之精,长喙利爪,并且替西王母取食。

女娲:相传女娲是我国古代神话中具有各种能力的女神,如烁石补天、搏土作人、掌管婚嫁、制作乐器等……。

伏羲:传说华胥氏一女子,在"雷泽"地方,无意间踩到了一个巨人的脚印上,因而怀孕生下了伏羲。

相传伏羲为蛇身人首,具有圣德,掌治春天,制造八卦,及司婚制乐的男神。

伏羲女娲:在汉画像石中,伏羲、女娲头戴冠帽,身穿 *** 穿的宽袖大袍,腰部以下是蛇躯,且屡见不鲜。

对于他们的传说,有的说为兄妹,有的说为夫妻,又有的说是由兄妹变为夫妻。

但主要的说法是他们本为兄妹,遭遇洪水,世间仅存他俩,因而结为夫妻,传衍人类。

成为人类的始祖, 并保护与造福着人类。

羽人:又称'飞仙'。

全身为羽毛,双臂为翼,在云中飞行。

此即古人对仙人的描述。

西王母:西王母在古人心中的形象是:蓬头散发,豹尾虎齿且善于狂啸,头戴首饰,居住于昆仑山,旁有许多侍者替她服务的一位女神。

汉代西王母的传说流传甚广,甚而 *** 正式规定祭祀西王母,主要是因为西王母她拥有不死药,与当时汉代人追求长生不死的愿望相谋而合,因此在汉画像石中常可看见关于西王母的作品,再者或许是上述原因,使的在画像中的西王母面色与体态并非文献上所说的那样恐怖,反而庄重大方,雍容华贵。

东王公:相传东王公居住在东荒山中,为东海中之男仙领袖,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常与西王母并列。

凤凰:古人传说中象征祥瑞的神鸟。

雄的称凤,雌的称凰。

三珠果:相传三珠树生于赤水之北,其树如柏,又有说其形状像扫帚,叶皆为珠,因称三珠果。

盘古:在中国神话传说中,盘古为开天辟地之人。

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张目为昼,闭目为夜。

在他死后,血液化为江河,肌肉化为田土,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发髭变为星辰等。

太一:又作"泰一"。

即天帝之意。

开明兽:相传开明兽居于昆仓山,身大似虎。

嘉禾:又称"大禾",长得非常茁壮的禾稻。

古时用以表祥瑞之意。

朱草:传说中一种红色的瑞草。

相传只有在太平盛世时才出现。

历史人物

周公:周公为周文王之子,周武王的弟弟,名旦。

在周武王死后,辅佐成王,并制礼作乐。

项橐:他是七岁神童,传说孔子也曾向他请益。

其言能让孔子当为法戒。

皋陶:虞舜之臣,偃姓,又称咎繇。

相传为东夷族的领袖,被舜任命为掌管刑法,后被禹选为继承人,因早死,为继位。

关龙逢:夏朝末年的忠臣。

夏桀昏庸无道,关龙曾多次直谏,因而被桀所杀。

召公:名奭。

因采邑于召,称为召公。

曾辅佐武王伐纣,受封于燕,为周朝燕国的始祖。

成王时与周公分陕而治,陕以西由他管理。

晋献公:春秋时代,晋武公之子,名诡诸。

在位26年,灭虞虢诸小国。

申生:春秋时代,晋献公之太子。

因晋献公宠爱骊姬,欲立与骊姬所生之子奚齐为王,将申生派于曲沃,后因骊姬的捏造事实,使得申生自杀而亡。

奚齐:晋献公之庶子,骊姬之子。

献公卒,被立为王,后被里克所杀。

卓子:春秋晋国人,奚齐的弟弟。

在奚齐死后,继承王位,不久也被里克所杀。

骊姬:春秋时代骊戎之女。

晋献公攻获骊戎,被夺之,立为夫人,生奚齐、卓子。

献公死后,其子相继继位,但接被里克所杀,骊姬之后也被里克鞭杀于市。

齐景公:春秋齐国国君,齐庄公之弟,名杵臼。

在位时,好治宫室,抽取重税,用刑残酷。

武庚:殷纣王之子,名禄父。

武王伐纣后,任命武庚续殷,管理商之遗民。

武王殁,与管叔蔡叔叛变,被周公所杀。

管叔:管叔鲜。

周武王弟,周公兄,封于管。

武王死后,周公摄政辅佐成王,管叔与蔡叔挟武庚叛变,周公东征,被杀。

晏婴:春秋齐人,字平仲,人称晏平仲。

其父晏弱于齐灵公26年死后,继任齐国的大夫,历任灵公、庄公、景公三世。

以节俭力行,诤谏直劝,名显诸侯,主张以「礼」治国。

古冶子:春秋人,曾以勇力事奉齐景公。

有一次随景公渡黄河,河里的大鳖咬住驾车左边马匹的脚,马受惊便拉着车奔入急流中,古冶子逆流百步,又顺水九里,把那只鳖杀了。

田开疆:春秋齐人。

与古冶子、公孙接共以武力事景公。

曾助景公打败敌人三军。

公孙接:曾接连与二虎搏斗,并获胜利。

以武力胜景公。

历史故事

二桃杀三士:春秋时,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以勇力侍奉齐景公,因恃宠而骄,宰相晏婴建议景公除去三人,于是设陷请景公赐二桃于三人,论功而食。

结果其中二人各说自己的功劳,先拿了桃子。

第三位说完以后,前两位觉得自己功劳不如,反先拿桃,是贪功不知谦恭,非真勇士的行为。

于是归还桃子而自杀,第三位觉得自己独活是不仁不义,也自杀。

孔子见老子:据《史记》记载,孔子曾问礼于老子。

老子是一位博学长者,掌管周朝 *** 的图书档案。

孔子向他请教时还带了不少学生。

周公辅成王: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即位,由周公、邵公辅政。

周公代行征讨,更治礼作乐,开周室八百年太平之基。

成王年长,周公即还政,成为汉代人心目中的先圣之一,也是人臣的楷模。

汉朝士大夫喜欢以周公作榜样。

季札挂剑: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出使晋国,途中路过徐国,并拜谒徐君,徐君喜欢季札身上配戴的宝剑,但因为出使上国需佩带宝剑,所以未赠与。

在回国的路上,又经过徐国,得知徐君已死,季札即将剑赠于嗣君。

随从即说:此剑为吾国之宝,况徐君已死,又何必赠之?季札说:虽徐君已死,但我心中已默许,怎可因徐君之死而违背诺言?于是将剑赠于嗣君,嗣君不受,季札即将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而去。

泗水升鼎:据《史记》记载,周代九鼎之一落入泗水。

秦始皇东巡过泗水,遣人打捞,鼎升起又掉落,失去踪影。

这个故事象征秦始皇上不应天命,下不得人心。

仓颉造字:相传仓颉为黄帝的史官,有四只眼睛,他观察鸟兽的足迹而创造文字。

荆轲刺秦王:战国时代,荆轲奉燕太子丹之命,赴秦刺杀秦王政。

于是伪装进献樊于期首级与燕督亢地图,荆轲在见秦王时,即以匕首刺杀秦王,但未成功,而不幸被杀。

雕刻技法

高浮雕:

浅浮雕:

透 雕:

阴线刻:

雕刻花纹

垂幛纹:

八叶纹:

水波曲线纹:

水波纹:

直线纹:

卷云纹:

斜线纹:

陶 纹:

菱形纹:

其它

羽葆:以鸟羽连缀为装饰。

后用于仪仗中,为华盖之饰。

便面:主要用来遮面,盖扇之类,可用来赶马,具长柄,为矩形的大扇。

流苏:古时用五彩羽或丝线制成的繐子,多用作车马、帐幕、楼台等的垂饰。

笏:古时臣子上朝手中执的竹版。

节:符节。

古代使者所持以表信物,也是执行王命的凭信。

琅玕:似玉的美石。

锦囊:用锦制成的袋子,古人大多用以藏诗稿或重要文件。

棨戟:古代用木制成的一种符信,其形状似戟,有加衣套。

古时官吏出行在通过关口或抵达目的地时,用以证明身份的仪仗。

督邮:汉置,为郡府属吏。

主要掌管督送邮书,此外还代替郡守监察诸县,宣布教令,以及抓盗贼,审囚犯,收缴租赋等。

分东、南、西、北、中部,称五部督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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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知道宝宝问题妈妈知道立即下载汉代墓葬特点?墓穴的结构陪葬品大都放什么?特别是帝王的坟墓更多十分钟内有问必答,下载百度知道立即下载满意回答汉代是相对稳定繁荣的封建大帝国,为强化封建统治,统治者借助经济基础和宗法意识形态,掀起厚葬之风,使汉代的葬制、葬礼、墓园、墓室及随葬品都超出历朝历代。辽南汉墓深受内陆影响,但因地方性的诸多因素,又出现极为突出的特点。辽南汉代墓葬有两个极为突出的特点,一个是用贝壳作墓室材料而形成的贝墓,仅在辽南集中出现(接近辽南的山东长山岛少量存在)。二是反映氏族宗法制度的“族坟墓’,亦为内陆所少见。贝墓存在于辽南的沿海地区,已发掘的有100余座。贝墓是以海蛎、海螺、蛤蜊、鲍鱼壳、海帽等为主要材料建成的墓室。做法是先掘好土圹,在墓底铺一层贝壳,四周竖立木板为椁,入墓后盖上木板,空隙处塞实贝类,然后封土。据文献记载,最早的贝墓出现于春秋时期,《左传》记载:“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这里说的“蜃”,便是贝类,《辞海》解读是大蛤。郑玄解释:“蚌蛤之蜃,犹塞也,将井椁塞下以蜃,御湿也。”所以用贝壳筑墓,是因为贝壳坚硬不朽,又防御潮湿,保护尸体不易腐坏(《周礼·地官》)。辽南贝墓最早由日本人于1931年发掘数座。新中国成立至今,辽宁考古工作者于1954年发掘大连市营城子41座;1957年发掘旅顺口李家沟26座;1975年至1978年发掘普兰店市花儿山乡30余座。此外,还在瓦房店市、金州区、旅顺口区,大连湾等沿海地区分别发掘数十座。辽南贝墓绝大多数出现在西汉时期,东汉初期仅有少部分。其墓葬形制与内陆一致。西汉前期多为单室墓,中期多为夫妻分室合葬墓,后期多为夫妻同室合葬墓,后期至东汉初期为贝石墓(即以贝壳与卵石或石椁合筑)和贝砖墓(以贝壳与长方形素砖合筑)为主。辽南的贝墓之多、之集中,为我国各地区的墓葬所仅见。其原因是辽南地区近海,人们养成喜爱贝类的食俗,因长期经验,发现贝壳坚硬而又隔绝潮湿,所以取来作为墓葬的材料。再是辽南沿海的贝类丰富,30多年前,海水落潮时潮出的贝类蛤蜊遍布、锥螺成堆,汉代自当更为丰富。从发掘的贝墓分析,许多贝类,尤其是锥螺内脏完好,说明是在筑墓时现从海水中取来的。但是,随着砖石结构的墓葬产生与发展,贝墓逐渐消失。因为贝壳筑墓毕竟没有砖石使用方便,砖石可以砌出宽大整齐的墓室,贝壳零散,作为墓葬材料,要借助木板。当人们的生活居室的主要建筑材料以砖和石为主后,墓室自然也就要改用砖石。所以,西汉后期以前为贝墓,后期至东汉初期为贝石,贝砖配合使用,到东汉中期已不再有贝墓。贝墓起源并集中在辽南,山东长海县受辽南的影响也出现少量贝墓,而内陆地区不见贝墓, 内陆省的沿海也少有发现。第二个特点是“族坟墓”异常突出,是先秦“同族相葬”制度的延续。宗族是以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形态,是上古氏族公社的基本社会结构。进入阶级社会后,奴隶主进一步强化宗族、宗法,以此统治人民。与当时的土地国有制相适应,与严密的宗法制度相配合,死者也按宗法制度“同族相葬”,这就是历史典籍中说的“族坟墓”。这种墓葬制度,在西周和战国时期极为盛行。然而,战国末年各国变法导致土地私有制逐渐合法化。西汉时土地自由买卖,使墓地也逐步成为一家一户所有的私有财产,“族坟墓”制度遂被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家族墓地,不同的家族根据其地位选择墓地,强宗豪族的墓地连绵多代,但一般家族世代族人增多,各房各支,各家都可以自择墓地,这就造成了”族坟墓”的瓦解。

古代汉语研究论文

提供一些简单好写的古代汉语论文的选题,供参考。1.论汉字的性质 2.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3.许慎六书说论评 4.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 5.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6.“‘何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7.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8.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9.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10.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11.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12.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13.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 14.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 15.汉字考释方法述评 16.汉字析形方法研讨 17.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18.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 19.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 20.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 21.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22.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 23.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 24.形声字起源试论 25.甲骨文形声字研究 26.《说文》省声研究 27.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 28.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 29.汉字前途讨论述评 30.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31.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 32.论汉字的音义联系 33.江永“女书”源流研究 34.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 35.主谓间“之”字探源 36.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 37.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可以写某个具体的字的字体、读音、字义的演变

古代汉语教学与中学文言文教学如何有效衔接,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汉语教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论文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改革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传承

论文摘要:古代汉语是高等院校中文类专业的主干课和基础课,承担着培养学生的古代汉语素养和古代典籍解读能力等教学任务。这门课程沙及到哲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的内容,甚至包括天文、律历、姓氏名号、职官等文化常识,可谓内涵丰富、外延广阔。而以上这些内容,正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在当前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改革更应该侧重于观照传统文化的解读方式,将传统文化的传承视作其重要任务之一。

和我国高校的其他课程一样,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也刻不容缓。新时期的古代汉语课程改革,我们认为在发挥其“工具性”作用的同时,更应该提倡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人文素质 教育 、审美情操培养等多方面的功能,对此,笔者已撰文讨论。本文就古代汉语教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相关问题试做讨论。

一、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谈起

我们到的教学材料表明,古代汉语这门课,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时期,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各有不同。据王力先生说,“有的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 作文 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话,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学者们重新考虑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以提高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从.此,古汉语的教学改革开始,并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自从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编写并出版适用于全国高校文科专业的第一套古汉语教材以来,古代汉语课有了较为确定的内容,即采用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结合的原则,并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古汉语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从此,古代汉语课程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教学目的,即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

培养这一能力就是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等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以上这些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知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观照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将其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本身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

我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内涵包括睿智的哲学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伦理体系、辉煌的文学艺术、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诸方面。古代汉语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它的内容就是以上传统的优秀文化内容的复合体。

现行古代汉语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作为参照,学者们或采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原则,如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振家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或主要突出文选和通论两部分,如易国杰主编的《古代汉语户。但他们的教材都彰显了我国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为例(以下简称王本),仅就文选部分和通论所承载的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加以讨论。

王本《古代汉语》在文选部分选取了《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经典的史学作品,还有《诗经》、《离骚》、唐宋古文、唐宋诗词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作品(尤其是正统的儒家作品),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古代汉语教材的课文中比比皆是。

有反映个人修养的,如《论语·学而》,讲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说明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作为古汉语的教学内容,必然使学生通过学习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与学关系的,如《礼记·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一观点到现在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论语 ·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叹息时所说的话,意思是个人对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人不能逃避现实。

另外教材所选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其中的 名言 :“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体现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忧,后于人乐的传统道德观念。以上这些都是古人优秀的品质,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可使学生受到熏陶,起到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通论是现行古汉语教材都非常重视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王本《古代汉语》“通论”涉及到文字学、训沽学、音韵学的诸多内容,还涉及到文体、修辞等语言学知识,古代的姓氏名号、车马宫室、职官、乐律、天文历法等丰富的文化知识。以文字学知识来说,包括“汉字的构造,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等内容,给我们揭示了汉字和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汉字的书体有甲骨文、金文、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 草书 、行书等。

对学生来说,从汉字人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我国历史上对汉字较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可以说汉字本身及许慎依据汉字形体结构阐释字义的过程,都积淀着丰富的古代传统文化信息。《说文解字》通过说解汉字展示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容,陆宗达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古代社会生产、古代的科学、古代医疗学、社会制度等,包括范围很广阔。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已经不单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古汉语知识学习,而是观照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识空间扩大了很多。

还有一些关于古代的姓氏名号、服饰、车马、宫室、天文等方面的内容,给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空间就更大了。比如,我们通过学习“古代的姓氏名号”,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称字”,所以,称别人的“字”以示尊重。我们知道了古人还可以有“号”,如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还有谧号,而溢号往往根据此人生前品行业绩而定,如陶渊明溢号“靖节先生”,显然是依据其高洁之行得来的。

学了天文律历,我们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将音乐中的十二律对应岁时的十二月,再读陶渊明的《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就知道“律中无射”实际指的是9月份,是用乐律名称表达时序,因为“无射”刚好和“季秋”时节相对。学生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接纳、传承的过程。 三、当前的文化大背景决定了古代汉语课堂应该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曾一度出现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势头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论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于不顾。就拿节日习俗来讲,人们迷恋于“ 圣诞节 ”、“情人节”,不管是否符合国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乐意“拿来”,使传统文化备受冷落。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传统文化有了回归的趋势。如,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四大发明、中 国画 、 武术 、中国戏曲、皮影戏、古代音乐等等。开场戏《击击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古老而热情的迎接贵宾的喜庆仪式,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意蕴。

2009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传统节日, 清明 节、 端午节 、 中秋节 等重要传统节日和 春节 一同作为法定假日,这将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因为中国每个传统节日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还有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 留学 ,“孔子学院”在许多国家的建立等,都为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为高校的教育者,我们有责任加人到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更应该走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队伍的最前列。从这个方面讲,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应义不容辞地将古状汉语课堂作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主阵地,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四、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 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教师是严峻的挑战,不仅要求古汉语教师要有专业献文化素养,还要有好的 教学 方法 。我们所说的“专业的文化素养”主要指古汉语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还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面,对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天文、教育、哲学、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进行古代汉语教学。

“好的教学方法”贝组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或者技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唤起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导他们去探究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加人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的队伍中来。具体来说,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如讲到《论语》时,教师应结合现实,引导学生感受古人为人处事的准则、教书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

再次,改革教学方法。古代汉语教师不能一成不变地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而应及时地运用新的教学手段,多样化的教学活动,精心组织古汉语教学,注重弘扬民族精神。比如,运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文化解读的教学模式、生动活泼的图片等再现古文字、历史、诗词画面,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准确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识的积极意义,从而受到美的熏陶。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适时地对高校古代汉语课程进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的改革。这种改革的重点正如东北师范大学张世超教授所讲:“我们的古汉语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字、词、句、语法等知识的讲解上,我们更要通过《论语》、《古文观止》、教材中的优秀篇目来塑造学生的品格,了解我们华夏悠久灿烂的文化传统,并要将之发扬光大。”

【论文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传统文化传承

【论文摘 要】古代汉语教材中含有大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有益营养,古代汉语教学活动和教学过程也存在大量的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良好机会。作为教师,应当充分利用好这个优势,想方设法,为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提升学生人生境界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古代汉语作为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历史学、中文秘书学、教育学、哲学等许多文科专业都需开设的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课程,它在承担起培养学生古书阅读能力的同时,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我们的教学自然应当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方法,肩负起育人的职责。

一、古代汉语教学的传统文化传承作用

(1)促进华夏文明生生不息。古代汉语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具有非同寻常的社会作用,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从事古代文化典籍研究的人已日渐减少;另一方面古文化距离我们又比较遥远,古代文献资料又是用文言写成的,这种语言对现代人来说已日渐陌生,这更增加了文化传承的难度。古代汉语是学习、传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基础所在,要使文明延续,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掌握古代汉语文言这把开门的“钥匙”,才能让我们领略无限风光,在阅读、思考、传承和创新中继承文明,使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家园。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中华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文化是针对文化的传承而言的,它强调的是文化的本源和沿着这个本源传承下来的全部遗产,是迄今为至中华民族经过筛选、淘汰,不断丰富又不断增长的人文精神的总和。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伟大的高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此传承文化时,对那些缔造过我们民族精神,价值趋向的核心思想必须继承下来,它是我们精神的家园。

(3)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学生作为一名合格社会公民,主要应解决做“人”的问题。古代汉语教学,要在着眼字、词、句教学的同时,更注重领会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人文情怀,在堂堂“君子之文”中,重德修能,体味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时代发展到今天,多元文明渗透到许多领域,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不同程度的冲击。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文明的成果,我们寄希望于有识之士的倡导,寄希望于普通民众的热爱,更寄希望于对古代汉语教学的更上层楼,因为它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其他专业无可比拟的优势。

(4)发挥传承文化的载体作用。古代汉语课要发挥文化载体的作用,担负起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职责,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因为这关系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繁衍。学习古代汉语,有助于掌握古代优秀文化遗产,提高全民族的道德修养,坚定民族自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民族的凝聚力。倾注了无数先哲心血的这笔财富是由文言文这种语言形式写成的,要了解这些文化,必须具备阅读经典作品的能力。

(5)发挥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的鉴别作用。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深邃厚重。漫长的岁月里,祖先为我们留下了璀璨夺目的文化典籍,这些遗产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医药、卫生、服饰、礼仪、典章制度等诸多领域,它们都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而这一切都是以古汉语文言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继承和研究它,要去粗取精,为今天服务,就必须扫除语言文字障碍。这就必须熟悉古汉语的语词、语言、语法构造,以做到游刃有余。

二、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

再次,改革教学方法。古代汉语教师不能一成不变地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而应及时地运用新的教学手段,多样化的教学活动,精心组织古汉语教学,注重弘扬民族精神。比如,运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文化解读的教学模式、生动活泼的图片等再现古文字、历史、诗词画面,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准确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识的积极意义,从而受到美的熏陶。

参 考 文 献

[1]张雪辉.重视传统文化传承的理念与语文教学转向[J].基础教育参考.2006(8)

[2]韩振.传统文化是古汉语教学的重心——张世超教授访谈录[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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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现代汉语的论文

【论文主题词】 现代汉语语法;比较;解读

【论文摘要】 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本文主要从现代汉语的句法和词法两个方面探讨了如何轻松、快速和准确地解读文言文。

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运用现代汉语的语法知识,不仅可以清晰地透视文言文语法现象,快速准确地解读文言文,而且对初次大量接触文言文的初一、高一学生来说,运用这些方法可以更加轻松有效地学懂文言文,从而很好地传承祖国的文化遗产。

一、运用现代汉语句法知识,进行古今句式比较,正确理解句意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我”,“他”是主语,“欺”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

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

论文摘要: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三个阶段。“句处理”是实现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这一关键性的技术难关。其中遇到的问题比较多:词性的判断;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歧义现象分析等等,最根本的方法是语言学家尽可能地把语言中的这些现象通过归纳、分析、总结出规律,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以便利于计算机处理。 论文

关键词:中文信息处理 现代汉语语法 句处理

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就是汉语信息处理,又称中文信息处理。中文信息处理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字处理”、“词处理”分别与汉字和词汇有关,在此主要谈谈“句处理”。

句处理的主要内容是,怎样使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如现代汉语)的句子的意思,又怎样使计算机生成符合自然语言规则的句子。“句处理”所需要的语言知识,将是一种涉及到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诸方面的综合性知识。目前。大家都深感现有的关于汉语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中文句处理的需要。单就句法方面的情况说。在中文信息处理过程中将会不断遇到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许多问题在人看来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计算机就解决不了。也有一些问题,本身在学术界就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就给中文信息处理增加了更大的困难。

用计算机来处理中文信息,遇到了很多困难,从现代汉语语法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词性的判断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汉语的词性判断主要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不同的词,词性意义可能不同,同一个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词性意义也可能不同,汉语中,大多数词有固定的词性,但有些词的用法比较特殊。例如:

1。他花了十块钱买了一盆花。

2。你用那个锁把门锁上。

3。他比雷锋还雷锋。

这三个句子中分别有两个“花”、“锁”、“雷锋”。但它们只是音同、形同,词性和意义都不同。句子1中的第一个“花”是动词,“花费”的意思,第二个“花”是名词,“植物”的意思。句子2中的第一个“锁”是名词,即“锁子”的意思,第二个“锁”是动词,是“锁住”的意思。句子3中第一个“雷锋”是名词,表示人名,第二个“雷锋”是形容词,表示“雷锋的精神、品质等”。具有一定语言知识的人大体上都能分清它们的区别。从传统语言教学的角度来讲,句子1中的两个“花”是词形、读音相同,但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且两个“花”的意思之间没有联系,所以属于同音词。句子2中的两个“锁”,也是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但两个“锁”意思间有联系,所以属于兼类词。句子3中的两个“雷锋”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意思也有联系,但第二个“雷锋”属于词类活用。Ⅲ从教学的角度看,这种分类比较细致,便于人们的理解和掌握,但是,从中文信息处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法太细,不便于计算机掌握。

目前,在中文信息处理中,是这样来定义兼类词的:亢世勇认为“兼类词有广义兼类词和狭义兼类词。广义兼类词就是中文信息处理中所说的现代汉语的同形词,对于计算机而言,只要词形相同,不管读音是否相同、意义是否相通,是同形异音词、同形同音词,还是一词多义、一词多种用法,都是相同的,都要从多个当中选一个。狭义的兼类词就是指一般的现代汉语着作定义的,‘同形同音、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且具有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语法功能的词”’。陆俭明认为,兼类词是“指同字形、同音而意义不同或词性不同的词”。如果按这种定义理解,以上三个句子中的两个“花”、“锁”、“雷锋”都可以称之为兼类词。因为,中文信息处理的目的是让计算机能根据具体环境判断出词的词性,从而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就可以了。尽管如此,但是,汉语词类是多功能的,一类词不需要发生词形变化就可以充当不同的句子成分,不同类的词可以充当相同的句子成分,这样就给兼类词区分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因而,兼类词的选择是计算机词性自动标注的一个“瓶颈”。尽管信息处理专家运用了规则排歧、统计概率排歧或者两者结合起来等多种方法进行排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方法、一种系统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二、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所以。语序和虚词成了汉语中表示语法的主要手段。有些短语、句子的结构不好理解,需要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分析。例如:

A组:a。陕西+甘肃+宁夏 (“陕西+甘肃+宁夏”三者为联合关系)

b。中国+(北京+陕西)(“中国”与“北京陕西”是偏正关系。“北京”与“陕西”是联合关系)

C。中国(陕西(西安))(“中国”与“陕西西安”是偏正关系,“陕西”与“西安”也是偏正关系)这一组中的abe三个短语对人来说,都很容易分清楚,但计算机目前还很难区分,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就得把三个处所名词组合在一起构成a类、b类、e类不同关系的条件与规则研究清楚,并将这些条件与规则加以形式化输入到计算机内。

B组:开始讨论(述宾关系)分析研究(联合关系)研究结束(主谓关系)

取下来(述补关系) 看完再说(连谓关系) 叫他回来(兼语关系)

生产管理(定中关系) 讽刺说(状中关系) 介绍写(不构成合法的句法关系)

这组是现代汉语里“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的种种不同的结构关系,对人来说,通过讲解大致可以分辨,可是让计算机要分清楚,就非常难,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总结出“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各种不同句法关系的具体规则。换句话说,“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在什么条件下一定构成合法的什么句法关系,能构成什么样不同的句法关系,我们至今还说不清楚。

C组:天气好——好天气(主谓——偏正)很好——好得很(偏正——述补)

来人了。——人来了。(述宾——主谓)

一张票三元钱。——三元钱一张票。(主谓——主谓)这一组都是由于语序的不同而形成的结构和意义都不同的短语和句子。这些结构对人而言,稍加学习就可以理解,但这些给计算机理解意思增加了难度。需要人们把这些语序的`变化形成的不同的结构概括出规律来,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输入到计算机里。

三、歧义现象

现代汉语短语结构的歧义是进行汉语句法分析的一大障碍。“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计算机面对的歧义,不只是我们人所能感觉到的诸如下面这样一些句子的歧义现象:

(1)他正在输血。(他正给病人输血。/他病了,正输血。)

(2)看望的是病人。(你看望的那个人是病人。/看望你的那个人是病人。)

(3)我们急需进口产品。(我们急需进口的产品。/我们急需从国外进口产品。)

某些在人看来不存在歧义的句子计算机会认为有歧义。例如:

(4)a他被警察叫去罚了一百块钱。

b他被警察叫去写了一份检查。例(4)a句和b句,在人的眼里结构是不一样的。a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一直管到底。全句意思是“他被警察叫去,他被警察罚了一百块钱”:而b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只 管到“叫去”,管不着“写了一份检查”。可是,计算机分辨不清楚。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我们就得将“PP+VPI+VP2”(PP代表介词结构,VP1和VP2分别代表紧挨着的不同的动词性词语)这种结构中的PP对后面动词性词语管辖的范围及其条件与规则进行充分、准确的描写,并加以形式化,“交给”计算机。而这一类现象与规则我们过去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更不用说研究了。

其实以上所举的例子都存在歧义问题,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

中文信息“句处理”的研究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最早进行“句处理”研究工作就是基于规则展开的,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基于规则的“句处理”研究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难关,主要是语言学家所提供的语言规则远远不能满足信息处理的需要。目前,为了解决好中文信息处理中的“句处理”难题,出现了一个竞相研究、竞相发展的局面。对于句处理,提出的各种策略和途径,归纳起来。主要有基于规则和基于统计这两种策略。基于规则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基于统计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语料库真实文本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各种策略和途径,目前,我们还很难说哪一种是唯一正确的。各种策略和途径,表面看不同,其实,最终都需要依赖可靠的汉语知识来驱动计算机正确处理自然语言(汉语)。因此,“无论是比较传统的基于规则的处理策略,还是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基于统计的方法,在对语言知识的需求这一点上实际上都是共同的。所不同者,走规则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比如以带有合一条件的规则形式给出)。而走统计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的语料库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比如以一定的数据结构记录的统计结果等)。两种路线孰优孰劣,不能笼统判断,只能跟具体的应用目标结合起来,由实践结果来评价。”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因此,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攻克难关,实现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的目标,使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参考文献:

1、兰宾汉、邢向东:现代汉语(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48.

2、亢世勇: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177.

3、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1.

4、詹卫东: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2.

你要是能给点分,我会多给一些 中古汉语语音与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的关系 普通话语音是对中古汉语语音的继承和发展,这与中古音对上古音的继承一样,都是汉语语音发展的必然结果。 1、中古音与普通话语音声母的关系 从中古音到普通话语音,声母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变化: 1)中古全浊声母一律清化,变成同部位的清声母,平声变为送气清声母,仄声变为不送气清声母。 2)中古禅、邪二母为擦音,禅母为舌尖后擦音,邪母为舌尖前擦音,到现代汉语普通话,禅、邪二母各有一部分变成同部位的塞擦音。 3)影、喻、疑、微合流,除个别字外,都变成零声母。 4)见、溪、群三母分为两类,开口呼、合口呼变成现代汉语普通话的[]、[]、[],齐齿呼、撮口呼变成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同样原因,精、清、从、心、邪也分为两类,一类为[]、[]、[],一类为[]、[]、[]。就是说,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声母[]、[]、[]来源于中古的见、溪、群和精、清、从、心、邪两组声母。 5)知、彻、澄与照、穿、神、审、禅合流,变成现代汉语普通话的[Ƨ]、[Ƨ]、[Ƨ]。 2、中古汉语语音与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韵母的关系 从中古音到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韵母的演变主要表现为简化。许多韵尾相同、韵腹相近的韵母都合并为一个韵母了。当然,也有中古一个韵母分裂为现代汉语普通话几个韵母的情况。中古有61个四声相承的韵类,90个韵母(入声不另立,与相配的阳声合而为一) ,现代汉语普通话为39个韵母,由此可知从中古到现代,韵母总数减少了近三分之二。粗略地说,从中古汉语语音到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韵母最明显的变化有以下五点: 1)中古入声韵尾[]、[]、[]全部消失,变成相应的阴声韵。 2)中古收[]韵尾的韵母,全部变成收[]韵尾的韵母。 普通话[]韵母是中古音没有的,它来自中古歌、戈、麻、齐、微等韵的一部分字。 普通话[]韵母来自中古支、脂、之韵的一部分字。 5)中古音只有开、合两呼,普通话有开、齐、合、撮四呼。大致说来,中古开口洪音字,普通话仍为开口呼;中古开口细音字,普通话为齐齿呼;中古合口洪音字,普通话为合口呼;中古合口细音字,普通话为撮口呼。 3、中古汉语语音与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声调的关系 普通话四声也是直接从中古四声演变而来。从中古到现代,声调的继承与发展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1)中古去声仍为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去声,这一类字声调古今没有变化。 2)中古平声字分化为阴平、阳平两类,分化原则是声母的清浊,中古清声母字为阴平,中古浊声母字为阳平。 3)中古上声字变成上声、去声两类,演变的条件是声母的清浊,中古全浊声母变成去声,其余字仍为上声。 4)入声消失,入声字分别归到相对应的阴声韵的平、上、去三声里去,人们称这种变化叫“入派三声”。入派三声是就平声不分阴阳而言,如果按普通话阴、阳、上、去四声说,也可叫“入派四声”。 中古四声演变成普通话四声的情况,可以画成下表: 中古调类 普通话调类 中古调类 阴平(诗、飞) 阴平 阴入(黑、击) 阳平(人、才) 阳平 阴入(竹、急) 阴上(古、袄) 上声 阴入(尺、乞) 阳上(你、武) 阴入(切、设) 阳上(坐、社) 阴去(变、世) 去声 阳入(食、服) 阳去(阵、用) 阳入(入、药) 上表括号内是例字,从中可以看出,只有入声变化复杂。入声分阴阳,清声母为阴入,浊声母为阳入。阳入只派入阳平、去声,多数变成去声,少数变成阳平;阴入派入阴、阳、上、去四声都有,其中二分之一派入去声,三分之一派入阳平,二者合计占阴入声字的六分之五,剩下的六分之一派入阴平和上声,其中派入上声最少。

随着社会体制的改革,综合型应用型人才逐渐成为了社会的主要需求对象,而缺乏实际应用性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逐渐开始没落,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缺乏市场竞争力,单纯的文化素养无法满足社会的职能要求。

【1】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问题思考分析

【提要】

对此,本文简要的探讨了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问题,并对具体的实施对策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综合型人才;汉语言

文学专业是由中文学专业演变过来,拥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能够塑造学生高尚的精神品质与人文情怀,从而让学生拥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团队协作意识和调节能力。

其次,汉语言文学专业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和鉴赏以及写作运用,让学生拥有了良好的问题分析能力、思维创新能力和口语交际能力。

这些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都为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奠定了基础。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特点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历史悠久

我国汉语言文学专业从成立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

当前,在我国各所著名高校、师范学院以及文科类学校都设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其主要课程包括现代汉语、中国文化概论、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美学、写作等。

通过近百年的教育体制改革和完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和教学课程基本已经趋于成熟和稳定,是高校所有专业中最具有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的专业之一,也是我国民族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独特魅力,充分挖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潜藏价值,能够有效的推动我国经济、文化以及科研的发展和创新。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以培养学生文化素养

为主要目标无论是现在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还是以前的中文学专业,都是以培养学生文化素养为主要目标,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的诗人、作家以及文学爱好者。

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和社会需求导向,许多高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上又开设了文秘学和传播学等相关专业,文秘学包括经贸文秘、医学文秘等,传播学也分为广播影视文艺学、汉语言文学与文化传播等,

这些课程的开设都是将汉语言与其他应用性学科互相交叉、互相融合,既加强应用性学科的文化素养,又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社会应用价值,培养能力与文化兼备的高素质综合型人才。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性比较薄弱

汉语言文学专业更加注重文学知识的积累,以及情感体验分析和运用,其主要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口语以及书面表达能力,发掘学生的真、善、美,继承和发扬民族的精神品质和崇高追求。

所以,相对而言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性比较薄弱,而且更多的是运用在文学写作上,这些思维层面上的情感体验和精神追求,没有与实践相结合,就显得“假、大、空”,更是被人们贬之为“无病呻吟”,其主要原因就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际应用性较差,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对人们综合能力的要求。

二、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有效对策

(一)完善教学体制

首先,在各高校中要加强汉语言文化专业应用性的理念建设,让学生和教师都能随着社会的发展需求而完善自身综合能力,在培养文化素养的同时提高汉语言文化的实用性;其次,要加强汉语言文化专业的师资力量,

虽然我国汉语言文化专业经过了百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拥有丰厚的师资力量,可是社会始终在进步,教师体制的改革也在不断完善中,所以汉语言文化专业还要融入新鲜的血液,为该专业带来蓬勃发展的朝气,为该专业的实用性价值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最后,在汉语言文化专业的课程设置上,也要进行合理安排,要文化修养和实际应用并重,大力的拓展应用性语言课程,例如商务文化、国际文化、职场文化等。

(二)改善教学方式

汉语言文化专业教学不能沿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式,要以学生为中心,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文化素养的同时更应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更加丰富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也要融入新的教学理念,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利用多媒体设备和电子技术来提高教学质量。

(三)改变学生评价体系

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评价体系一般都是由出勤率、课堂表现、课后作业以及期末检测组成,主要是由卷面成绩来评判学生的学习优劣和综合素质,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

因此,学生的评价体系,除了书面成绩,还要结合行为方式、思维能力、实践能力、灵活运用能力等综合进行评判,才能有效的提高教学质量和汉语言文化专业的应用性。

三、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全球化、全球文化一体化发展,促使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提高,要将汉语言文学充分的融入到实际生活中,将文学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生活中分析问题和调整状态的能力,利用得体的语言表达、高尚的人格魅力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操守来确保应用性活动的顺利完成.

作者:施祥爱 单位:山西省太原理工大学

【2】汉语言文学角度看中国商文化传播

摘要:中国的铸造历史源远流长,以商代的青铜器铸造为代表,铸造的生活、祭祀用品为我们研究商代的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尤其是铸造礼器,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

基于此,本文重点介绍商代文化特征在铸造礼器上的传播形式,以汉语言文学为重要载体,分析铸造礼器的文化传播表达方法。

关键词:铸造礼器;汉语言文学;传播

商代(约公元前1600-约公元前1046年),青铜器的铸造技术逐渐成熟。

铸造礼器的制作工艺水平为当时铸造技术最高,而商代铸造礼器上遗留的文字,成为我们解读商文化的入口。

因此,笔者从汉语言文学传播角度,探索商文化在铸造礼器上的传播和传承。

一、铸造礼器的发展和工艺

礼器的制作在中国古代铸造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典型和标志。

(一)铸造礼器的起源与发展

礼器是专门为贵族打造的,是其举行祭祀、丧葬、出征、筵席等活动时的重要用品。

中国的铸造有几千年的历史,古代铸造工艺绝大部分体现了礼器铸造上。

而好的铸造技术、铸造工匠、铸造材料等,大都集中在大城市并且主要为贵族服务。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些时候,铸造的物品主要是生活用品,例如:鼎、斛等,都是为了吃饭、饮酒而准备的。

随着铸造技术的成熟,工艺难度也愈来愈低,铸造的物品也越来越成为礼仪活动的器物,开始从实用物品延伸到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用品。

到了商代,铸造技术更加炉火纯青,达到全盛时期,铸造礼器包括用于祭祀的鼎、炉等,也包括筵席上用到的斛、觥、勺等,以及音乐文艺活动中的编钟等,铸造礼器成为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繁荣的标志,也是时代文明的象征。

(二)铸造礼器的制作工艺

包括礼器在内,铸造物品的工艺大致一致。

其原理流程为熔炼之后将液体浇注于相应模具中,待溶液冷却固化后便可得到相应形状,再经过精细加工,成为生活用品或者礼器。

铸造礼器的制作工艺大体需要三个环节:首先,是模具的制作。

主要是根据礼器的需要,由砂、陶等特殊材料制作成模具。

模具的好处是可以反复使用,而且制造出来的成品在形状、大小、细节上趋于一致,适用于大量、标准化的礼器的制作和铸造。

其次是溶液的浇注。

将需要铸成礼器的材料加热成液态,在具有充分流动的性能下,浇注进模具中,待冷却后就变成了想要的'器皿形状。

在商代,用于铸造的原材料主要是铜元素、铁元素和锡元素等,其优点是在自然界中来源广泛、开采容易、成本低廉,热熔的技术要求比较低。

最后,就是从模具浇注出的作品的加工和打磨处理。

将冷却凝固后的礼器从模具中取出,进行细节的打磨和处理,使其表面光滑、美观。

虽然原理和制作工艺大体一致。

但是具体到商代的铸造礼器上的生产流程的各个技术环节,以及某些技术难度在当时是怎么克服的,至今我们不清楚、不明确,还有许多的步骤和细节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探索和挖掘。

(三)铸造礼器的历史意义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礼器出土,通过对礼器的解读,成为我们了解一段历史的主要载体。

因此,铸造礼器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实用意义古代生产技术单一,许多的生产生活资料都非常匮乏。

木材、陶器等相对轻巧,但是不经久耐用,易磨损和结构性破坏。

铸造器皿的出现,使人们在饮酒、吃饭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更加精美的器物,同时也增加了用品的使用寿命。

因此,铸造礼器在当时来讲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2.艺术意义无论是铸造礼器的造型,还是礼器上的花纹和图案,都体现了当时的社会主流艺术的取向和审美。

也体现了当时铸造工匠的精湛的艺术造诣,成为古代社会艺术水平的杰出代表。

这为我们审视古人的思想、审美、工艺以及社会文化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3.文化意义铸造礼器代表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代表了当时社会文化的主流意识。

同时,礼器铸造对当时的社会来说,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

也是中华民族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大禹所铸的鼎,即代表了国家的权力。

商代的司母戊鼎,就是华夏文明的杰出代表作。

二、商文化在铸造礼器上的传播

铸造礼器除了本身就有的使用价值和象征意义,还为文化传播提供了媒介作用,特别是以商文化传播为典型。

(一)商文化的主要内容

商代起源于商汤,止于商纣王,前后历经大约5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

作为古代奴隶制社会的代表,商文化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先河作用的重要历史朝代,从目前出土的商代遗址和文物来看,虽然还不能完全解读商代文化,但是对我们了解奴隶制社会的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1.狭义的商文化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商文化主要包括商代的服装、音乐、艺术、宗教等方面的内容。

服装方面,“上衣下裳”的基本服饰风格形成,对后世影响深远;在音乐方面,由于铸造技术的成熟,有编钟等,丰富了商代的音乐器材;在艺术方面,除了有壁画、岩画等还出现了彩色图案,以及各种样式、色彩的陶制艺术品;图腾文化方面,继续呈现了敬重鬼神,敬重祖先的现象。

2.广义上的商文化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商代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表现了明显的时代特色。

政治上,由于商代处于古代的奴隶制社会全盛时期,土地、奴隶的归属具有明显的阶级特征,统治阶层之间、统治阶层与奴隶之间均有严格的等级体系;

经济上,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导致富余的劳动产品逐渐出现,贸易也逐步兴起,以致后人对从事贸易的人均称之为“商人”;

军事上,商代不仅有完备的军队体制、征兵体制,而且还有成熟的人马车的战斗编队。

这些都是广义商文化的体现。

(二)商文化在礼器上的传播形式

文化在铸造礼器上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但商文化在铸造礼器上主要有三种传播形式:形状、图形和铭文。

1.形状的传播铸造礼器的形状可以直接反映其在当时的作用。

例如:鼎的造型呈现槽型,是人们早期吃饭的器皿,后来逐渐成为祭祀以及国家政权的象征。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民以食为天”的特点,象征着国家权力的基础。

当然,也有些鼎、觥、斛器皿是三只脚支撑,所谓的“三足鼎立”表明了商代社会时期,人们已经发现了三角形的结构,并且知道三角形具有稳定性的特征。

时到今日,已经演化成为一种文化的内涵。

2.图形的传播形式在铸造礼器上,各式各样的图形反映出商文化的包容,尤其是图像被广泛应用。

例如:为了表示对鬼神和祖先的敬重,祭祀的铸造礼器上添加鬼神的形象,这些形象通常都是凶神恶煞,面目狰狞的形象,以起到神秘、严肃的效果;再比如:在铸造礼器表面铸造出动物的形象,描绘出当时农耕社会的特征,反应当时社会对牲畜的重视和驯养文化。

最著名的青铜四羊方尊,代表了古代青铜铸造礼器的最高水平,也代表了当时羊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性。

这些都是商文化通过铸造礼器上的、图案和花纹进行的抽象性表达。

3.铭文的传播形式铭文即铸造礼器上的文字,因为礼器大多是由铜、铁、锡等金属铸造,因此也被称为是“金文”。

在铸造礼器上的铭文主要包括铸造前期的铸字和在礼器制作完成后的刻字。

商代的铭文主要是铸字。

铭文可以直接记叙当时发生的事情,如帝王言语或者国家大事的最直观的文字记录,这也成为反映商代文化最直接、最有力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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