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文化研究论文
导航免费下载原文档已转码为如下格式，以便移动设备查看(doc) 哈姆雷特与雷欧提斯复仇方式之比较阅读：711次 页数：6页 2013-08-01 举报 哈姆雷特与雷欧提斯复仇方式之比较2011年1O月 ;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JournalofOuilinNormalCollege ;第25卷第4期(总第88期) ;() ;哈姆雷特与雷欧提斯复仇方式之比较 ;蒋娜.赵凤玉 ;(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摘要]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除写了哈姆雷特为父复仇的故事外,还写了大臣 波洛涅斯之子 ;雷欧提斯为父复仇.两种复仇方式此起彼伏,共同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文章从 复仇动机,复仇 ;过程和复仇结果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两种复仇方式的异同,并试图找出造成差 异的原因,以帮助 ;读者对当时社会背景,人物性格等有更深刻的了解. ;[关键词]哈姆雷特;雷欧提斯;复仇;比较 ;[中国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070(2011)04--0123--03 ;一 ;,引语 ;《哈姆雷特》于1600到1601年间诞生于文学巨 ;匠莎士比亚之手,讲述了丹麦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 ;在复仇过程中,哈姆雷特因误杀大臣波洛涅斯从而引 ;发出另一个为父复仇故事.作品中,雷欧提斯的复仇 ;情绪被克劳狄斯所利用,成为了克劳狄斯铲除哈姆雷 ;特的工具.于是,两种有着质的差异的复仇方式,共 ;同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其中雷欧提斯的复仇方 ;式是一种火速报复,即有仇即报,此种复仇方式反应 ;迅速,无需对其可行性及后果慎思.相反,哈姆雷特 ;的复仇属于延宕的复仇.在复仇过程中,哈姆雷特因 ;顾虑太多附加因素而迟迟不执行复仇行动,导致复仇 ;过程延宕,坐失良机,给仇人充裕的防御时间乃至遭 ;受仇人先发制人的反击.最终惨中奸计的哈姆雷特, ;在生命垂危时才杀死了克劳狄斯.本文从复仇动机, ;复仇过程和复仇结果三方面进行比较,尝试分析两种 ;复仇方式的异同,并试图找出造成差异的原因,以帮 ;助读者对当时的社会背景,故事的人物性格特征有更 ;深刻的了解,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故事情节. ;二,复仇的原因1/6页 ;因果循环,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仇恨也不例 ;外.因此,复仇的原因与复仇的过程和结果有着直接 ;的关系,所以对复仇原因的深刻认识,必然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理解复仇的过程. ;在《哈姆雷特》中,雷欧提斯和哈姆雷特都身负为 ;父报仇之使命,而身份地位的差异,复仇使命自然也 ;不尽相同.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短短的两个月内经历 ,王 ;的是心灵上巨大的伤害——父王被害,母后改嫁;位被皇叔篡夺,这一连串的悲剧使年轻的哈姆雷特意 ;气消沉,郁郁寡欢,陷入痛苦的思索中. ;父皇突然离世,皇叔即刻即位,母后更是高调改 ;嫁给皇叔,这在哈姆雷特看来虽难以接受,却也无话 ;可说.但是,哈姆雷特从国王的鬼魂口中得知了国王 ;并非被毒蛇咬死而是死于非命,是被克劳狄斯用毒药 ;谋害.国王对了解内情甚至改嫁仇敌的王后的态度 ;却是庇护——国王的鬼魂甚至请求哈姆雷特不要伤 ;害他依然深爱的王后这一切让哈姆雷特顿感义愤 ;填膺.他想到克劳狄斯先残忍地毒害”“手足”而后娶 ;兄弟之妻的可耻行为,便坚定了决心,要以暴制暴,杀 ;死克劳狄斯为父复仇,夺回王位,惩罚克劳狄斯. ;显而易见,父王残忍被害,母后匆忙改嫁和皇叔 ;弑君篡位共同构成了哈姆雷特复仇的原因.而与哈 ;姆雷特相比,雷欧提斯的复仇动机相对简单. ;故事情节交代十分清楚:波洛涅斯的确死于哈姆 ;雷特之剑.当时,王后受克劳狄斯之托在训斥哈姆雷 ;特,而躲在屏风之后的正是波洛涅斯.波洛涅斯不光 ;明的行为让怒火中烧的哈姆雷特误以为是克劳狄斯, ;波洛涅斯随即死于非命.而波洛涅斯之女奥菲莉娅 ;因父亲的去世而精神失常,失足落水而死.在国外求 ;[收稿日期]2O11—1O—O1 ;[作者简介]蒋娜(1986一),女.湖南益阳市人,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2010级外 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生;赵凤玉(1971一),女.广 ;西全州人,文学硕士,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ESP及语用学教 学与研究. ;123 ;2011年10月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25卷第4期(总第88期) ;学的雷欧提斯听到父亲的死讯立刻回国,带人冲入王 ;国,寻找杀父仇人.丧父之痛和克劳狄斯的挑拨怂 ;恿,使雷欧提斯把复仇的矛头直指哈姆雷特.在没有 ;查明真相的情况下,雷欧提斯听信了克劳狄斯的谗 ;言,错把哈姆雷特当作杀父的罪魁祸首. ;不难看出,哈姆雷特把个人复仇同救国家于危难结 ;合起来,而雷欧提斯注重的还是个人恩怨和家族荣誉. ;三,复仇的过程及结果2/6页 ;相信大部分读者心里都有这样一个疑团,为什么 ;哈姆雷特从国王的鬼魂得知皇叔克劳狄斯就是弑君 ;篡位的仇敌后却没有马上执行复仇行动呢?更让人 ;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解决克劳狄斯的生命本来十分简 ;单,而哈姆雷特却百般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迷惑敌 ;人,保护自己,甚至装疯.其实,这也正是哈姆雷特和 ;雷欧提斯明显的不同之处.哈姆雷特为了寻找有力 ;的证据查明真相,他精心安排几个来访的演员按照他 ;父亲被害的经历表演了一出戏,并邀请国王和王后一 ;起欣赏.借此观察国王的反应来窥探他灵魂深处的 ;丑陋秘密,从而证实鬼魂的话是否属实. ;果不其然,一幕逼真的”毒药弑君”让克劳狄斯突 ;然失态,极为恼怒,狼狈而去.有气没处撒的国王只 ;能让王后训斥哈姆雷特,并安排波洛涅斯窃听.这让 ;哈姆雷特更加确信鬼魂的话.也让他懊悔自己错失 ;的许多复仇时机.比如在哈姆雷特觐见王后的路上, ;他看到国王克劳狄斯正在忏悔自己的罪行,大可以一 ;剑结束克劳狄斯的性命,却因相信忏悔中的人死后灵 ;魂会升人天堂而放弃了此次大好良机. ;所以,哈姆雷特审慎的个性导致了复仇计划只能 ;延续到生命最后一刻才得以实现. ;直到最后在与雷欧提斯决斗中,哈姆雷特被雷欧 ;提斯所伤.得知生命即将凋谢,而使命却依然在肩, ;哈姆雷特才用毒剑刺向克劳狄斯,并逼克劳狄斯喝下 ;他自己亲手调配的毒酒,报了杀父之仇.而王后也意 ;外地喝了克劳狄斯为哈姆雷特准备的毒酒,中毒身 ;亡.哈姆雷特也身中毒剑,丧失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与哈姆雷特跌宕起伏的复仇情节和悲壮的结局 ;相比,雷欧提斯的复仇计划来得十分直接,结果自然 ;也充满懊悔. ;雷欧提斯在父亲死后,与哈姆雷特进行了两次决 ;斗.第一次是在妹妹奥菲莉娅的葬礼上.雷欧提斯 ;把父亲和妹妹的死全部归咎于哈姆雷特,所以每次遇 ;到哈姆雷特总会有为父报仇,为家族荣誉而战的冲 ;动.此次决斗,两人被参加葬礼的随从拉开,双方没 ;有造成什么伤害.在第二次决斗中,雷欧提斯与国王 ;合谋,想致哈姆雷特于死地.哈姆雷特却也欣然接受 ;挑战,答应和雷欧提斯比剑.雷欧提斯把事先准备好 ;】24 ;的毒药涂在剑上,并乘哈姆雷特不注意刺伤了哈姆雷 ;特.哈姆雷特也夺过剑来反刺雷欧提斯.这时,观战 ;的王后也误饮毒酒身亡.哈和雷身中毒剑,王后误饮 ;毒酒让克劳狄斯凶相毕露.雷欧提斯也幡然醒悟,向 ;哈姆雷特说出了实情,抖出了克劳狄斯的阴谋,并请3/6页;求哈姆雷特的宽恕. ;雷欧提斯的复仇使命虽似完成,却留下遗憾 ;—— ;他也以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鲁莽行事付出代价. ;四,造成两种复仇差异的原因 ;哈姆雷特和雷欧提斯都是以报杀父之仇为复仇 ;动机,结果也都以付出生命为代价完成了各自的复仇 ;使命.虽然两种复仇方式的原因和结果看似相同,但 ;却有着本质的差别.造成哈姆雷特的延宕复仇和雷 ;欧提斯的火速复仇差异的原因有三:不同的性格差 ;异,教育背景和阶级立场. ;从两人的性格来看,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天生温厚 ;善良,对宇宙,人类,友谊和爱情都有美好的看法.在 ;父亲的母亲的呵护下成长起来的哈姆雷特有着浓厚 ;的恋父情结,他特别崇拜自己的父亲,把他作为典范. ;年轻气盛的哈姆雷特本可以顺利继承父亲的王位,用 ;自己的聪明才智治理好丹麦王国.然而,不幸的是, ;父亲的猝死,克劳狄斯的篡夺,及母亲乔特鲁德匆忙 ;改嫁给哈姆雷特如当头一棒,让他意气消沉,郁郁寡 ;欢.哈姆雷特细腻的性格,使他做什么事都要认真计 ;划,有严密的步骤,会反思每一个行动是否可行,更何 ;况复仇关系到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鲁莽冲动只会 ;适得其反.相比之下,雷欧提斯是御前大臣的儿子, ;作为富家子弟,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纨祷子 ;弟的恶习,如自大,冲动,以自我为中心等,所以雷欧 ;提斯遇事心浮气躁,鲁莽行事.莽撞行事的后果就是 ;付出惨重的代价,给自己留下遗憾. ;从两人教育背景来看,哈姆雷特曾在人文主义新 ;文化中心德国威登堡大学留学,深受人文主义思潮的 ;陶冶,对人,世界充满乐观的幻想,认为人世间是一座 ;美好的花园,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抨 ;击封建等级特权,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主张以平等, ;真诚的态度对待友谊和爱情,这点从他对霍拉旭的友 ;谊和对奥菲莉娅的爱情可以看出;他谴责专制暴虐, ;向往仁爱和谐.他反对克劳狄斯的暴政,希望能早日 ;杀死克劳狄斯,还人民一个安宁的社会.理想与现实 ;的尖锐冲突,使哈姆雷特由个人的悲哀联想到人民的 ;痛苦.社会的黑暗,强烈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颠倒混 ;乱的时代”,他想重整乾坤,把个人的为父报仇同社会 ;的改造结合起来,这些表现了哈姆雷特作为一个先进 ;的人文主义者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 ;胸怀. ;蒋娜,等哈姆雷特与雷欧提斯复仇方式之比较2011年10月 ;而雷欧提斯是在法国巴黎留学.16世纪的法国4/6页 ;受天主教统治,多数法国人仍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 ;所以雷欧提斯受的教育是传统的宗教教育,不同于哈 ;姆雷特所受的先进教育.宗教教育有其自身的局限 ;性,它强调以神为中心,束缚了人的思想和智慧,不利 ;于人的发展.教育使人聪慧,先进的思想文化有利于 ;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良好的教育是社会进步的 ;推进器.哈姆雷特和雷欧提斯所受的教育不同,从他 ;们的复仇中的言行举止可以体现出来. ;从两人阶级立场来看,哈姆雷特属于受人文主义 ;思想影响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是一种新生的,进 ;步的力量.人文主义者主张个性解放,受其影响,哈 ;姆雷特的复仇方式与传统的复仇方式不同.人文主 ;义者还肯定人的价值和创造力,要求发挥人的聪明才 ;智和创造潜力,所以哈姆雷特在与克劳狄斯的斗争 ;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装疯,演戏等一系 ;列计策使克劳狄斯原形毕露,一步步揭露克劳狄斯杀 ;兄篡位娶嫂的阴谋.但是哈姆雷特作为新生的资产 ;阶级人文主义的代表,又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软弱 ;性,犹豫,优柔寡断,他不相信,不依靠群众的力量,单 ;靠个人的力量无法对抗强大的邪恶势力.哈姆雷特 ;的这一特点也注定了他的悲惨结局——与仇人同归 ;于尽.雷欧提斯属于封建势力的代表,是一种顽固, ;守旧的势力.他们迂腐,愚昧无知却又自高自大.雷 ;欧提斯未对父亲之死做深入彻底的调查,听信克劳狄 ;斯的馋言,认定哈姆雷特就是其真正的杀父仇人,而 ;且迅速采取了复仇行动.他最终也以生命为代价来 ;偿还暴虎冯河式的复仇行动.雷欧提斯所代表的封 ;建势力虽然在当时势力强大,但他们的顽固,腐朽也 ;预示着他们必然为资产阶级所取代,因为他们没法意 ;识到自身的局限. ;五,结语 ;家庭背景,性格特征和教育背景,最终解释了哈 ;姆雷特和雷欧提斯两人为何采取了不同的复仇方式: ;延宕复仇和火速复仇.两种不同的复仇方式中,我们 ;不难看出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所持的是两种截 ;然不同的遇事态度,以及他们各自的局限性. ;哈姆雷特在复仇中的延宕,一方面表现出他的优 ;柔寡断,另一方面反映了他较为细腻的思维方式和沉 ;着冷静的心态.最明显的是他本可以在克劳狄斯祈 ;祷的时候结束他的性命,却又因为顾虑到人在祈祷时 ;被杀会升人天堂而放弃了良好的复仇机会,最终导致 ;了悲剧的产生,母亲饮毒酒而死,自己也付出了宝贵 ;的生命.哈姆雷特的复杂矛盾的性格,正是资产阶级 ;人文主义者的进步性和软弱性的反映.;雷欧提斯在复仇中的沦陷,一方面说明他的性格 ;急躁,一方面也折射出他有勇无谋,鲁莽行事,以致听 ;信了克劳狄斯的馋言,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哈姆 ;雷特与雷欧提斯的复仇行动给人们留下思考的空间. ;复仇不是解决仇恨的惟一途径,西方文化提倡仁爱与 ;宽恕,以爱的方式来化解仇恨,用宽容的心来宽恕别 ;人的罪过也是一种高尚的美德,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 ;平与发展.
鲁迅的《复仇（其二）》作于1924年的年底，因为五四的退潮和兄弟的反目，他那时的心境颇为落寞，这样落寞的心境与《圣经》中耶稣受难的故事共鸣，就形成了这篇短文悲愤阴冷的色调。这篇短文对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描写，采用了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兵丁们的钉杀、路人的辱骂、祭司长和文士的戏弄和被同钉的两个强盗的讥诮，构成了四周无尽的敌意，而耶稣则是在这无尽的敌意中，也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被钉杀的悲哀和就要被钉杀的欢喜。耶稣自以为是神之子，要拯救以色列，然而却受到以色列人的钉杀，这是他感到悲哀的原因；因为要拯救以色列而被以色列人钉杀，他于是对他们的现在怀着仇恨，然而能以自己的被钉杀来反证他们的血腥，却也体味到一种反抗的欢喜。所以他拒绝“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他要以自己绝对的反抗企图唤醒他们，从而体认到自己对他们的将来所怀着的悲悯，然而钉杀在继续，敌意与蔑视也不断地增加，他终于在碎骨的大痛楚中，在遍地的黑暗中，喊出“我的上帝，你为甚么离弃我”的绝望，在这样的痛苦的喊声中，他由神之子而变成了人之子，肉体毁灭所带来的痛楚超过了精神的痛楚。这也许就是那些钉杀者、辱骂者以及那些戏弄与讥诮者所希望的，但他们还是把他钉杀了。这样的钉杀在鲁迅看来是尤其地血污与血腥，然而不但从精神上而且从肉体上彻底地毁灭，却也正是他以及其他作为中国先知先觉的启蒙者所不得不面对的处境。在这样的处境下，自以为担负着唤醒民众的责任，却根本无法摆脱与要么残酷地充当杀人者，要么麻木地充当看客的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或许构成了鲁迅以殉难的耶稣自况的前提，而所谓复仇者，则体现在受钉杀时对当权者的残酷与民众的麻木的玩味上，这种“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的精神上的优越感，虽然在最后的肉体毁灭的痛楚中败落，但鲁迅在书写时所宣泄的愤怒情绪，却是复仇的另一种形式的实现。 看鲁迅的文章总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就像一把刀，刺进身体，死不了，但很痛。他的文风不必多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喜欢也罢，讨厌也罢，但不得不承认，他很决绝，很凌厉。 看《复仇》时，就在想，也许只有鲁迅才能写出如此决绝的复仇方式吧！两男女，裸着全身，捏着厉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上，一群无聊之人纷涌而至，希望能满足他们无聊之欲。而这两人就这样的站着，毫无动作，这使无聊之人更加无聊。这就是复仇。起初看不明白，到底是在复什么仇？向谁复仇，随着时间的增长，渐渐的明白了些。鲁迅用如此决绝的方式向冷漠无聊的看客在复仇。将自己做诱的复仇方式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吧，而鲁迅是怎么做到的呢？社会确实很黑暗，人情确实很淡漠，然而又有多少人想去改变?
吴越之争，卧薪尝胆背后的不择手段
1995年在湖北省望山楚墓群中出土了一件举世震惊的宝剑，这把剑埋藏地下已经2400年，出土后依然能够削断26层纸。
为何此剑能够有如此锋芒，原来这把剑中含有锡这种金属。
碰巧我前几天的苏南之行，从南京出发的第二站就是无锡，锡是一种特殊的金属，青铜加上锡的话，会使武器更加锋利，无锡以前盛产锡矿，结果在春秋战争争霸战争中，锡矿被采的一干二净，王翦伐楚的时候，路过这里，当地居民说此地锡矿已经被采光，因此王翦说，此地应为“无锡”。
如果不是战事激烈，又怎会将锡全部用光呢？
由于酒店选的位置太偏，在无锡去的景点不多，没有去锡山，而是去了无锡的鼋(yuan)头渚(zhu),这几个字连在一起实在是太拗口，在这里遇到一个黑导游，虽然是黑导游，却是太湖附近的居民，因为拆迁了，无所事事，就在这里做起了导游。
这名导游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大讲范蠡与西施的爱情故事，说范蠡与西施最后归隐在鼋头渚，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我很有底气的告诉她，西施的结局至少有六种，说西施结局美好的，并不多。
从大概率上来讲，西施的结局一定是凄惨的，要么是自缢，要么是自杀，要么是沉湖等等。
西施是越国为了麻痹夫差，从而进献给夫差的美女间谍，在西施的美色诱惑下，一个想要励精图治的春秋霸主夫差最后倒下了。
所以西施不会得到吴越两方任何人的宽宥，吴国人必然会对西施报复，而越国人人也未必会接纳西施，前面说到勾践与阖闾作战时，竟然让囚犯自杀，此种手段，无论何时都是一种令人唏嘘的肮脏下作手段。
勾践这样的人，比大部分人想象的都要可怕，试问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厚待西施？
勾践在给夫差服役期间，做尽了一个奴役能够做出的任何事情，最后取得夫差的信任，让夫差放弃了警惕，勾践回国后，为了报仇，晚上睡在草堆上，房子里挂一只苦胆，每天早上都拿来尝一下。
经过勾践励精图治，，越国终于变得强大起来，趁着夫差北上争霸时，勾践率领大军袭击吴国都城，打败吴国。
一部吴越争霸史，实际上也是一部复国复仇史。
吴越复仇文化的延续，项羽“百二秦关终属楚”
《剑王朝》的背景设定是在秦国统一之后，人们反抗秦国暴政而进行的斗争，丁宁想要复仇的人设，其实跟项羽很像。
我在高考前，是一个坚信读书改变命运的乡村孩子，为了能够勉励自己读书，就将蒲松龄的对联写在了桌布上：“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这幅对联读起来朗朗上口，总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每读一遍，至少刻苦学习两小时。
其实，深究起来，这幅对联哪里是讲“有志者”和“苦心人”的故事，在这里，“有志者”和“苦心人”都是想要迫切报仇的人，只有报仇才能让他们破釜沉舟，卧薪尝胆。
三千越甲可吞吴说的就是上文勾践的故事，而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讲的就是项羽的故事。
项羽虽然并非是春秋战国时期人，吴越争霸的历史早已远去，但是项羽所在成长的地方，却是吴越文化圈的范畴之内，可以说，项羽反秦，本身就是吴越复仇文化的一个延续。
秦国灭六国之时，唯有攻打楚国遭受最为激烈的抵抗，最后王翦率领六十万大军一举荡平楚国，项羽家族是楚国贵族，项羽的爷爷项燕战死沙场，正因为如此，项羽的反秦战争，可以说是一场复仇之战。
在反秦斗争中，只有项羽率领的楚人最为勇猛，所谓破釜沉舟，其实心是心中有仇恨，能够取得巨鹿之战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报秦国的灭楚之仇。
项羽最后在楚汉战争败北，也是因为仇恨蒙蔽了双眼，没有取得秦人的支持，项羽反秦过程中，动辄屠城、杀降，在巨鹿结束之时，章邯率领二十万秦军投降，结果在新安的时候，项羽下令将二十万秦军全部坑杀。
相比之下，刘邦则打着避免咸阳屠城的旗号，顺利进入关中，收降咸阳，成为反秦斗争中的最大收益者。
由于项羽大肆屠杀秦人，所以无法自足关中，反倒是刘邦在汉中暗度陈仓，占领关中，最后以此为根本再次统一天下。
关键词：鲁迅 看客 话语 构成摘 要：《复仇》以仇恨的方式宣泄了鲁迅自我对“看客”的感受和情绪，形成了“复仇”话语。其中“路人们”的热衷、觊觎和“青年男女”的憎恶、无动的对立，是“复仇”话语的内在构成。“看客”对“拥抱”、“杀戮”的赏玩嗜好，及其被“复仇者”的使其无戏可看倒是疗救的“复仇”，显示出鲁迅对改革思考的独特与深刻。鲁迅于1905年在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学医时遇到的一个偶然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弃医从文。这就是他在《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曾经描述过的“幻灯片”事件。它已经成为人们研究鲁迅的生平和思想发展道路的基本材料。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写道：“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鲁迅在这里表达了自己对于事件中的“看客”的深恶痛绝。以后，鲁迅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这样的观念。这切肤之痛导致他在20年后所写的《野草》中的《复仇》、《彷徨》中的《示众》，仍然在痛批“看客”。真可谓：此习不除，斗争不息！《复仇》在这类作品中显得尤为突出。标题的“复仇”二字就体现了深深的痛恨之情：鲁迅用“仇恨”来表述自己的感受，并且要加以报复——“复仇”。整个作品是建立在“复仇”的情绪之上，形成了“复仇”话语。“复仇”话语是由被“复仇”对象——“路人们”的热衷、觊觎和“复仇”者——那对赤裸青年男女的憎恶、无动的对立所构成。一路人们觊觎、热衷于那对青年男女的“拥抱”和“杀戮”，这正是青年男女“复仇”的根本之所在。在路人们的眼里，似乎“拥抱”和“杀戮”，才能给他们自己带来“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和“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拥抱”本是男女性爱的基本表现，是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热衷的话题。话题形成之初，其似乎并不能构成“复仇”的话语。长期以来，中国封建旧传统就是“男女授受不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伦理观念，男女爱情受到严酷的禁锢，“性”和“爱”都被视为禁区。“性”与“爱”的被压抑，造成了人们的谈“性”色变。而真正敢于突破禁锢，描写男女爱情的作品，则在于对封建礼教的反叛，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一部《西厢记》，张生和莺莺的传奇爱情故事，虽然很惹起了许多非议和非难，却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和认可。因为它体现了反封建的精神，既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冷酷和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又反映了进步的社会理想，具有先进的历史意义。对于这类反封建的爱情题材的文艺作品，人们由喜爱到热衷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现实中无法得到的东西，只能够从作品中去获取，以求得精神的弥补。它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人性化的具体体现，并不具有构成“仇恨”的成分。为什么《复仇》中的“拥抱”却与此相悖呢？这是因为，同为“拥抱”，却有不同的蕴涵。随着人们对突破封建礼教禁锢的爱情文艺作品的青睐，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功利，便专事男女“性”“爱”作品的构筑，他们的以“性”为本的猎奇和展览的模式，远离了反封建的宗旨，渐入“色情”之道，走向诲淫诲盗。《复仇》中“路人们”觊觎、热衷的“拥抱”，正是如此。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性”、“爱”和“拥抱”，来自社会，与人们健康的社会文化心理相联系；走向“色情”的无意义的对“性”、“爱”的猎奇，来自生理，脱离人的社会性和道德观，诱引人的不健康的好奇心理。鲁迅在《复仇》的起始部分，就从被复仇对象——路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分析入手，展示了他们对“性”、“爱”的好奇心理与生理上的满足感：皮肤下的“鲜红的热血”在“血管里奔流，散出温热”，并“各以这温热互相蛊惑，煽动，牵引，拼命地希求偎依，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毫不涉及社会内容的话语，使人不得不细细斟酌：“沉酣”而忘乎一切，与反封建的传统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路人所觊觎、热衷的“杀戮”，即指短兵相接的打斗。这也是自古以来的中国老百姓所津津乐道的：十八般武艺的精通、劫富济贫的武侠……他们的乐道并非好斗，乃是因为在现实中受尽欺压而无力反抗所致。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里，等级观念森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鲁迅在《灯下漫笔》里引《左传·昭公七年》所述封建等级：“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他指出：“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别人凌辱，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俗话也说：“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老百姓处于社会底层，只有受欺凌的份而无理可讲、无冤可诉。遇到这类情况，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像包拯、海瑞式的清官（这也是人们喜欢清官戏的原因），但当时的社会里这样的清官毕竟太少太少，甚至可以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文艺作品中的包拯、海瑞肯定还具有虚构的成分，那么，他们遭到贪官污吏、劣绅恶霸的压迫便只能期盼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武侠为他们伸张正义。这些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武艺高强、为民除害，实现了人们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理想。因此，人们热衷于武侠的作品，热衷于英雄的崇拜。他们喜欢看大侠们令人眼花缭乱、变化莫测的武艺，因为武艺越高强就越能够战胜敌人。人们只能够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的结局中，得到安慰与解脱。他们对“武侠”、“打斗”的热衷，是出于对正义的褒扬、对邪恶的鞭挞、对理想的追求，而非对血腥的鉴赏、对残忍的无视。同样，随着中国老百姓这种欣赏心理的形成，不少人也在为了自己的功利而揣摩它并投其所好，在创作中大打武侠牌。他们专注于武功的设计与描述，甚至不惜将其神化。为了吸引读者，他们编织离奇的情节，逐渐远离了正义和道德，而转向了****义气的展现。这时的武侠作品，则已经背离了当初的意旨，成了炫耀武艺的文字游戏。血腥、残忍的场面，越来越普遍。
中西方复仇对比研究英文论文
隐喻的中西方文化差异Abstract: Metaphor is not only a linguistic phenomenon but also a way of thinking, which is one of the basic methods for human survival and cognition. It is rooted in language, thought and culture.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use and concept of metaphor in different countries, we find that its universality and commonality of the metaphor as a basic human cognitive activities. However, metaphor in different languages reflects a different way of thinking and behavior and different cultural patterns. Owing to the different two modes of thinking and culture,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understanding and formation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questions : metaphor,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translation. 1. Preamble Metaphor is a common phenomenon,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use metaphor to express his feelings and ideas. British scientists rhetoric Richards (IARichards) once said, "We have day-to-day in almost every conversation in three sentences may be a metaphor."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life around the use of 4,700,000 new metaphor, 2,140,000 stereotypes of metaphor.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there is a great metaphor.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in the definition of metaphor on the basis of summing up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etaphor, and that its culture,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prevalence of metaphor, how to translate metaphor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issue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article is aimed at The translation of metaphor put forward a translation of the three strategies. This paper studies aimed at trying to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in a large number of day-to-day language of metaphor to express, find out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accurately translate the article in good metaphor to explore a little. This article is about the metapho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way Thinking allows u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cul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nking and can more clearly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ethnic language, culture, way of thinking, and so on On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2. Metaphor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studies In 1980, Lakoff & Johnson (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 made a "living metaphor" (Metaphors We Live By) of the book, a modern metaphor to open a new chapter in the school. Domestic academia on the "metaphor" This is also a review of the system, such as Lin Wu's book "Study abroad metaphor Looking at the" beam-setting "metaphor research," Li of China and India "The main subjects Metaphor" and so on. However, the Chinese metaphor for the academic study of rare. "Chinese scholars on the study of metaphor, I am afraid the real contribution should be through the metaphor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and study, through the metaphor of the Chinese and other languag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metaphor, metaphor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re general theory of the strong, and even unique The basis. "Lin Wu in the book" metaphor of the basic research the status quo, and the focus of the trend "in the main text, put forward a model of cultural metaphors with the relationship:" The language of metaphor is the emergence of expression into the system, which not only reflects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but also reflect the different cultural models also play a role. " metapho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relationship Correspond to (corresponding) refer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English and Chinese in the meaning and metaphor in the use of the same meaning in the culture and image, and so on and-one mapping. This is because the survival of mankind itself, as well as all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including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climate change, and the whole of human society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re certain there is a common, which formed a common humanity of their own and the outside world on many issues. In the "angry" mood, the English are angry that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such as: grind one's teeth. (Teeth), bare one's teeth. (Ziyaliezui) an eye for an eye and a tooth for a tooth. (an eye for an eye, a tooth for a tooth), reflecting the Chinese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common experience. non-correspondence English-Chinese metaphor, after all, rooted in two different languages on the soil, resulting in very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fully corresponds to the few metaphors, the vast majority do not have common cultural identity in order to form the corresponding non-(non-corresponding ) Relations. Non-relationship metaphor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Vehicle counterpart, Yu Yi does not correspond to English and Chinese in some cases there is the same as a metaphor, but in their own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the meaning of the metaphor means is different, even different. Peacock in the Chinese culture is auspicious, a symbol of beauty, especially the Dai people to express jumped Pavaner desire to better their own. If the Chinese people will be likened to a peacock, it means that beautiful light. However, in English, peacock (Peacock) is a symbol of pride, often interpreted as arrogance, love to show off. For example, They were eager to take the young peacock down a peg. (They want to pressure a pressure that the arrogant young guy's momentum). counterpart Yu Yi, the vehicle does not correspond to English-Chinese two nations due to their differences, from different angles to look at things the same, it will be a different analogy. As a result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 there is a different vehicle, but Yu was referring to was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e meaning of the case, that is the same kind of non-correspondence. Such as: a person described as the hearts of anxious, restless, Chinese is "ants on the hot pan" and English is "a cat on the bricks". There are similar: To kick down the ladder. Guohechaiqiao. Yu Yu Yi and do not correspond to Some of the metaphors Yu-Yu has a meaning and it refers to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closely related, in another culture often can not find corresponding Yu and Yu Yi, which resulted in a culture known as the default Phenomenon. For example: in English "my rib" I am referring to Yu's wife, it comes from the "Bible" story, that is, Adam (Adam)'s wife Eve (Eve) God is with a piece of Adam's rib made. The Chinese did not, "the Bibl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re was no analogy with rib habit, so the formation of a corresponding gap. Similarly, "ugly duckling" (Ugly Duckling) refers to the metaphor will get ahead of Little, "early bird" refers to the diligent Yu, in the words into Chinese language, culture, as a result of the default, can not find a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aphor .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the common metaphor Metaphor and culture to a large extent, human beings have a common understanding, rooted in the people's own day-to-day experience. In this connection, often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re the same.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 in a lot of abstract thinking that the metaphorical expression is the same. For example: the human child in the period to form a position on the concept of input in that direction in the form of many of them easily understood, including the position expressed by metaphor, which has become a fixed pattern of thinking. For example: The term direction (up, down) to describe people's social status, physical, emotional, and other abstract concepts to the case when the good is up; Sad is down. We Chinese are also not difficult to find a similar sentence: "Gas Prices "," enhance the social status "and" vision "and" depressed. " Since the objective laws of nature with the relative unity of different culture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course is similar to the cognitive experience. in the metaphor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s the English-Chinese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living in two different cultures in practice there are a lot of differences, and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s and let people understand the objective world, a different language carries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Understanding of metaphor is not out of socio-cultural backgrounds. For example, social and cultural impact of the color words is deep-rooted, some color words in different cultures in an entirely different meaning, has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our national culture. Such as: English, said in green "inexperienced" and "shallow knowledge", such as: "a green hand", "I was very green when I started working there." The Chinese like to express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is "yellow" Such as: "Huangmaoyatou" and "flower girl". Cultural background knowledge is the metaphor to create a rich source of thinking, as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re different, metaphor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pplications there are als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e metaphor of the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influence Language is a cultural chan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lex, subject to political, economic, historical, environmental and other factors. Chinese and Western styles are different, but in many ways to infiltrat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language differences and cultural metaphor for the inevitable impact is complex and diverse. metaphorical expression of cultural conflict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in the world to observe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and ideas, different cultures there are a lot of conflict or inconsistency metaphor. If the animal metaphors, in English Long (dragon) is a kind of evil, will belch out smoke monster. "Bible", the dragon is the devil, is a symbol of evil and terror, there is a terrible vicious meaning. The Chinese dragon is in power, the auspicious symbol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hinese have "Wangzichenglong", "descendants of the Dragon." The same analogy in different cultures, different meaning, of two cultures "Dragon" to give a different connotation. differences in living conditions caused by differences in metaphor In English is a lot of metaphor and marine-related, such as: all at sea (at a loss what to do); drink like a fish (drinking cow); fish in the air (Shuizhonglaoyue); give up the ship (give up). In Chinese, there are a lot of the horse or cattle pose a metaphor, such as: "a willing ox" (a willing horse) Gan means to serve the community; "old ox" (a working horse) refers to the hard work; "bragging "(Talk horse), and so on. This is due to differ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caused by different cultural metaphor. Britain is an island, ultimately, dependent on the sea, and China is a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 farming culture deeply feudal society. different religiou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rising from the metaphor Religious culture of human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t by referring to the nation's religious beliefs, such as the formation of the sense of culture, "the Bible" in the story, with its language and meaning has become a feature of daily life in the West in terms of . For example, power of the keys (the keys 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the rights of the Pope), in the right church, but in the wrong pew (in general is right, but not the details), and so on. Chinese culture and Buddhism, Taoism and more affected by 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the Chinese, there are a lot of related argot. "Jiehuaxianfo"; "临时抱佛脚";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and so on. It is due to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 resulting i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metaphor. This difference to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has brought the impact. As a foreign language students, do not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taphor and language will make mistakes, sometimes mistakenly made good as pleasant, caused by either one or both of the conversation unpleasant; also sometimes mocked as a praise. When a native language other operators do not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contained in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t is often difficult for such language to accurately convey the meaning of the understanding, difficulty to the cross-cultural exchange. 3. Metaphor of the three methods of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of metaphor not only accurately and effectively convey the original language, but also loyal, accessible, complete reproduction of the original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But in the West becaus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different, so the translation of metaphor in English on the need to consider not only its literal sense, and so on, but also in the Wes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ir cultural differences. American Eugene Nida said: "Translation is the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The real success of the translation, even more familiar with the two cultures is more important to master two languages. Because only in terms of its role in the culture In the background will only be meaningful. "Therefore, the translation of metaphor to combining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to leave the translation, can not be achieved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of the real exchange. Literal Translation The so-called "literal" is asked in the language when conditions permit, in the translation to maintain the original content, but also to maintain the original form, in particular, to maintain the original metaphor, the image of the nation, and other local color. In the literal translation method to maintain the original expression of the cult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target enriched the vocabulary and expression, such as: "a Pandora's box" (Pandora's Box); "chain reaction" (chain reaction). In the original text and asked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same culture, we should adopt the literal translation method. (1)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 You are my sun, my only sunshin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sun is warm, beautiful, in both languages, they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on culture are the same. As a rule, and asked in the original text in the form of grammatical structure, similar to the style or color on basically the same, the law should adopt the literal translation. (1) He is another Shylock. : He is also a Shylock. (Note: Shakespeare's Shylock is "The Merchant of Venice" in a very harsh mean business People. ) (2) To carry coals to Newcastle. : Coal to Newcastle. (Note: "Newcastle" is a British coal, coal is superfluous here.) 4. Conclusion Metaphor as a way to figures of speech or skills, a unique feature of grammar, which features make the sentence more flexible and constructive, but the United States. Is a metaphor to express more complex ideas and things, a powerful tool. Wherever and whenever people in their daily lives are often used metaphor. As Mr. Lin Zhuang said: "The metaphor is no longer expanding his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a passive process. To help us in the form of new knowledge, the metaphor has played an active role so that we can bette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objective world." In English and Chinese Metaph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difference is due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at mode of thinking, moral values and sense of difference. However, different cultural impact of what is the concept of metaphor, it is still a need to examine and address the problem.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metaphor of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must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best translation is to be able to accurately reflect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author, as well as its cultural and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lation, that is, the translation of metaphor to make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original language and to achieve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and so on.
Frunze works about women a lot of tragedy, "Medea" and "The Storm" are two typical. "Medea" in the heroine Medea in ancient Greece is a unique literary women, "Thunderstorm" in the image of the Pan Yi of Chinese literature is a light shining figure. The times of their different geographical space differences in personality is also a gap between the performance. But they love being on the unfortunate awareness and resistance is very similar. They love to own more of their own equality and freedom, and continuing to struggle with, the despair, in retaliation, the sacrifice, perform scenes from the tragedy, while others were surprised and admire other people. This paper Panyi tragedy Medea and identity formation of the root causes of the tragedy and start of their struggle with the fate of the way and the results, and to explore the image of women in Western Revenge of the differences This is a summary of the paper section of trouble to master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points Thank you 是英文吧？
The ancient and moderns in China and abroad describe the feminine tragedy the work to have many, "the US Di Asia" and "Thunderstorm" is two models. "the US Di Asia" leading character US Di Ya in the ancient Greece literature is a unique female, "Thunderstorm" the numerous ripples image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s a ray dazzling character. Their location time is different, the region space is different, also has the disparity in the character disposition performance. But they the misfortune which and revolt consciousness suffers in love are very actually similar. They for their love, own equality and the freedom, struggled, to despair unceasingly, are retaliating, are sacrificing, deducted a tragedy, both another person was surprised and another person to admire. This article the root which forms from US Di Ya and the numerous ripples tragedy status and the tragedy obtains, to analyze them with the destiny resistance way and the result, and discusses the Western revenge feminine image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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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复仇观念研究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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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仇报仇，有恩报恩”——江湖人的第一律 复仇观念是中国古人伦理观念的基本准则之一。《礼杞》中说：“父之仇不共戴天，兄之仇不反兵。”因此为亲人复仇，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柳宗元写《驳复仇议》，大兵原因是私人复仇成风。“强盗文学”的代表作《水浒传》中，官府不是贪赃枉法，就是欺压良善，让人有冤不能申，有仇不能报，最终还是凭借江湖好汉的个人武力来解决问题。这多少透露出江湖人敌视法律、崇尚暴力复仇的心理。江湖人“其行不轨与正义”，他们的复仇精神透着一股执着的狠劲，不是击鼓鸣冤的平民百姓可比的。清代同治年间，绿林人张汶祥、曹二虎与马新贻结义为兄弟，后马新贻杀害曹二虎，张汶祥就发誓替义兄报仇。因为马新贻已是清廷大官，护从甚多，很难寻觅到机会，张汶祥就一直暗中跟随。这样一过数年，终于马新怡就任两江总督的阅兵仪式上，刺杀了他。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刺马案”。而一般社会舆论都是肯定张汶祥的。虽然孔老夫子一再鼓吹“以德报怨”，但深入江湖人心的还是“有仇不报非君子”之类的观念。有仇必报，不得是非曲直，这形成了非常偏狭的社会文化心理。三国时期，有一个叫朱郎的的人，他的父亲是一个装神弄鬼的江湖术士，常干不些法勾当，被县令抓住杀掉，这朱郎就一直伺机报复，待县令死后，找了一个机会，将县令的儿子刺杀了。按理说，犯法受死，天经地义，朱郎的行为不讲是非曲直，近乎流氓无赖之举。可就是这种偏狭的报复思想，旧武侠小说中对此类行为总是盲目颂扬。与报仇观念相对应的是报恩思想，俗话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中国古人对帮助自己的人总怀着一份深挚的感激之情。报恩与报仇一样，也属于个人的价值信条，尤其是江湖人，把报恩观念置于所有道德准则之上，有恩必报，才是好汉；知恩不报，连猪狗都不如。《三国演义》中关羽之所以被江湖人物崇拜，华容道义释曹操的报恩精神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江湖豪杰以“大丈夫恩怨分明”自诩，自然将报恩看得最重。《鹿鼎记》的故事从铁丐吴六奇的报恩之举开始，其实这件事大半有事实依据。清人笔记《觚剩》有“雪遘”一则，记晚明举人查继佐独酌赏雪，见一乞丐破衣烂衫却气宇轩昂，便招其同饮，后又赠寒衣，免其自强。入清后，此丐积军功官至提督，专诚邀查赴任所，后赠以报当年一酌之恩。这个故事到了金庸笔下，演绎得更加摇曳多姿，成为全书一条重要线索。而“受点水之恩，必涌泉相报”的铁丐吴六奇，也成了“天地会洪顺堂红旗堂主”，其慷慨仗义的形象也被刻画得栩栩如生。而侠客的正义行为 嘛~一般都是人们可怜与爱出风头等关系才....的！~明白？
水浒传生动地描写了梁山好汉们从起义到兴盛再到最终失败的全过程，特别是通过写众多草莽英雄不同的人生经历和反抗道路，鲜明地表现了“官逼民反”的主题。 《水浒传》是一部在人民群众上百年集体创作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创作出来的伟大作品。 南宋时，梁山英雄故事流传甚广。当时的画家、文学家龚开的《宋江36人赞并序》称：宋江等36人的故事已遍及大街小巷；画家也执笔为他们图形绘影。《水浒传》最早的蓝本是宋人的《宣和遗事》，它着力描写了杨志卖刀、晁盖等结伙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等事，对林冲、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主要人物也都作了描写。宋元之际，还有不少取材于水浒故事的话本。在元杂剧中，梁山英雄已由36人发展到108人。施耐庵把有关水浒的故事和人物整理加工，在创作《水浒传》过程中，忠实地接受了人民的观点，这是《水浒传》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基础。 《水浒传》历史地表现了农民起义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阶级压迫是这场农民起义战争的社会根源。高俅等奸臣贪官对人民进行压榨和迫害，激起了人民大众复仇之火，逐渐发展为燎原之势。小说热情地歌颂了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宋江、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等梁山英雄，以及“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农民革命理想，形象地展示了这次农民起义演变为悲剧的内在历史原因。除了李逵、林冲、武松、鲁智深、阮小五等为数不多的人反对招安之外，以宋江为首的绝大多数人存在着浓厚的忠君思想。他们仇恨和反对的只是高俅等奸臣和贪官污吏。因此他们的造反尽管也把封建王朝搞得天翻地覆，却不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梁山起义的悲剧也正是表现了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这样一种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施耐庵如实地反映了农民起义本身这个不可克服的缺点，从而生动地描写了梁山起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而又转为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规律性。《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真实地反映农民起义的伟大作品。 作品紧扣“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题旨，刻划梁山英雄。如作为80万禁军教头的林冲，经济收入宽裕，妻子年轻美貌，家庭生活温馨。这样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他安于现状、怯于反抗的性格。面对调戏他爱妻的高衙内，虽然怒气顿生，但碍于对方是自己顶头上司高太尉的螟蛉之子，只好忍气吞声地收回了那高举的拳头。之后，高俅指使陆谦设计他的爱妻，并诱他误入白虎节堂，他仍然忍气吞声。在充军途中他受尽折磨，在野猪林里险遭暗害，他依然甘受凌辱，幻想能回家与爱妻团聚。直到高俅指派陆谦等人，要在草料场将他烧死，才使他忍无可忍地杀了陆谦等人，雪夜上了梁山。 "《水浒传》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金圣叹语）。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典型。比如林冲、鲁智深和杨志三人，都是军官出身，是武艺高强的英雄，但他们的性格各异。林冲有如上述。鲁智深慷慨直爽，疾恶如仇，敢作敢为，这都集中表现在见义勇为和爱打抱不平上。为了救金氏父女，三拳打死了郑屠，犯了血案，无可奈何地藏身寺院，做了和尚；为了救林冲，受高俅迫害，连和尚也做不成了，只好落草辗转上了梁山。杨志跟林冲、鲁智深的性格都不相同，他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他的生活目的在于“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当他失陷花石纲，丢了官时，仍没有放弃向上爬的想法。他积极采取贿赂的手段，企图恢复原来的官职。当受到梁中书赏识和提拔时，感激涕零，要死心塌地在他的门下做军官。直到失陷生辰纲，生命受到威胁时，才亡命江湖、逼上梁山。 刻划人物，往往在人物第一次出场时，首先通过肖像描写，展示人物独具的性格特征，这是《水浒传》刻划人物的特色。如第三回鲁达第一次出场时，通过史进的眼睛看见：他是个军官模样，“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络腮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只几笔就揭示出鲁达这个粗莽正直的英雄性格。对行者武松，写他“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下子就揭示出武松精明英武的性格特征。 《水浒传》曲折动人的情节，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往往通过一个个场面展开、一个个细节描写、一步步地推向高潮。第23回写武松景阳冈打虎的情节就是如此。第一个场面，写他在景阳冈下酒店一连喝了十几碗酒。接着第二个场面，写他走出酒店被店家喊住说：有大虫伤人和三碗不过冈。武松怀疑店家用心不良，决计过冈。第三个场面写他行数里，看见剥皮树干上写着有大虫伤人等两行字，武松将信将疑地仍继续上冈。第四个场面写他来到景阳冈上，看到山神庙前的印信榜文确信有虎。接着第五个场面才写他在冈上遇虎、打虎。在打虎这个场面中，老虎的一扑、一掀、一剪，武松一一躲过，以及武松的哨棒打在树上被折断，他就势按住老虎拳打脚踢，老虎以利爪刨出土坑等等，都是一个个细节。这些细节在写武松神勇的同时，扣人心弦地把情节推向高潮。 类似的事件写出不同的情节，这也是《水浒传》的显著特色。如林冲买刀和杨志卖刀、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武松杀嫂和石秀杀嫂、江州劫法场和大名府劫法场、以及林冲起解和卢俊义起解等等，事件类似却写出了完全不同的情节，显示出生活丰富多彩和人物性格异彩纷呈。 《水浒传》的结构是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梁山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纵贯全篇，其间连缀着一个一个相对独立自成整体的主要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自身在结构上既纵横开合，各尽特色，又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水浒传》的这种独具特色的结构，是民间艺人“说话”特色的具体表现。与之相联系的是《水浒传》的语言，它在群众口语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保存了群众口语的优点，具有洗练、明快、生动、色彩浓烈、造型力强的特色。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大特点是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他们的性格。诚然，全书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社会环境的介绍，但通过对各阶层人物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描绘，一幅北宋社会生活的图景便非常逼真、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以及受压迫人民“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的愿望，则是组成这幅历史图景的经纬。书中的人物性格，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林冲、鲁达、杨志虽同是武艺高强的军官，但由于身分、经历和遭遇的不同，因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很不一样，作者正是这样表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的。禁军教头的地位，优厚的待遇，美满的家庭，使林冲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安于现实，怯于反抗的性格，对统治阶级的逼害一再隐忍；同时这种经历，又使他结交了四方好汉，形成了豪爽、耿直、不甘久居人下的品德。因此林冲的隐忍不同于逆来顺受。在他“忍”的性格中，蕴藏著“不能忍”的因素，聚集著复仇的怒火。最后，他被逼上梁山，正是这种怒火的总爆发，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林冲相比，鲁达并未遇到那样的不幸，但他在和统治阶级长期周旋中，看透了他们荒淫腐朽的本质，加之他一无牵挂的身世，形成了他酷爱自由，好打不平的性格。这种性格和当时黑暗的现实，存在著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鲁达是向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挑战而主动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走上梁山的道路更为曲折。“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是他的生活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可以委曲求全。失陷“花石纲”并没有动摇他追求“功名利禄”的意愿，高俅的排斥也未能把他从这条路上拉回来，在充军得到梁中书的青睐后，追求名利的欲望也更加炽烈了。在比武场上的斗狠逞能，护送生辰纲时的兢兢业业，都充分表现了这一点。直到“生辰纲”被劫，不仅功名的道路被截断了，而且有落入牢狱的危险，他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上了梁山。此外在对招安的不同态度上，来自社会底层的李逵等人是坚决反对的；封建文人出身的吴用主张有条件的招安；来自官军的绝大部分的将领则是殷切地盼望著招安。这种不同的态度，可以从他们各自的身分、经历中找到充分的根据。 在人物塑造上，《水浒传》总是把人物放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中，甚至把人物置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以自己的行动、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特征。在“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中这样描写：“楼上石秀只就一声和里，掣出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夥在此!’……石秀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只此寥寥数笔，通过对石秀几个异常敏捷激活的白描，把他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作者巧妙地把人物的行动、语言和内心的复杂活动，紧紧地交融在一起，虽无静止的心理描写，却能准确、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样以劫法场为例，由于石秀是在形势万分急迫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得悉处斩卢俊义的消息的，以他的精细，不会没意识到个人去劫法场的危险；可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又没有别的办法可行。从石秀在酒楼上的焦躁，可感到他内心的激烈活动。他考虑到要在戒备森严、刀枪林立的法场上，一个人救得卢俊义，必须先压住敌人的气势，因此，未下楼时就大喊一声，接著趁敌人神志未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扯住卢俊义便走。在他被捕后大骂梁中书时，道出了梁山大军即将临城的形势，这才使梁中书不敢杀害他们。透过石秀果断的行动，机智的语言，又看到了他细微的内心活动。小说中类似这样的精彩的描写是很多的，像当林冲抓住高衙内提拳要打而又未敢下落时的微妙心理，像宋江吟反诗时流露出的那种壮志未酬，满腔郁闷的心情，都是通过行动、语言来表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一步深化了人物性格。
《论水浒传梁山结局的必然性》
水浒传复仇观念研究论文800字
《水浒传》通过生动的艺术描写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整个过程：它深刻地挖掘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成功地塑造了起义英雄的群像，并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起义如何由零散的复仇火星发展到燎原大火的斗争过程；也具体地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忠,义.两字。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这都体现了一个义字所在的意义。这个义字，往往要叫人用生命去书写，用鲜血去证明。所以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一个"义"字.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没有这样惊心动魄的大事发生,但"义"字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对朋友讲义气,是小义.对素不相识的人或事物也用一种正义的眼光去看待,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大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董存瑞舍身炸暗堡,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这些都是炎黄子孙大义的延续,是中国历史上挥之不去的光辉.《水浒传》中写出了游民奋斗过程中成功的一面（梁山聚义），但由于黑暗势力的阴谋陷害，最终失败了.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考察，它也提供前所未有思想。一是它第一次明确指出了人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人们受到社会不公正的待遇时，造反也是他们一条可供选择的出路。
《水浒传》通过生动的艺术描写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整个过程：它深刻地挖掘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成功地塑造了起义英雄的群像，并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起义如何由零散的复仇火星发展到燎原大火的斗争过程；也具体地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它的思想内容大致可概括为下列四个方面： (一)着重揭露了封建统治的罪恶，挖掘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 《水浒传》虽然没有正面从经济关系上广泛描写阶级矛盾，但对于作为起义英雄对立面的封建统治阶级，则有深刻的揭露。小说把高俅“发迹”和徽宗皇帝宠信他的一段故事，放在作品的开端来写，以表明“乱自上作”。它预示着广大人民在以这样昏君和宠臣为代表的腐朽集团统治下，将陷入怎样的水深火热之中。 作品中的高俅，始终作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出现，是贯串全书的一根黑线。他原是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只因踢得一脚好气球，受到皇帝的赏识，“没半年之间，直抬举他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从此更倚势恃强，与蔡京、童贯之流狼狈为奸，把持朝政，无恶不作。小说中出现的大小官吏，多是他的亲友朋党。这里有‘徽宗天子慕容贵妃之兄”、青州知府慕容彦达，他“倚托妹子的势要，在青州横行，残害良民，欺罔僚友，无所不为”；有高俅的螟蛉之子高衙内和弟弟高廉，他们依仗高俅的权势，或在东京“任意淫垢他人妻女”，或“在高唐州无所不为”；还有仗着蔡京“泰山之恩、提携之力”，在大名府尽量搜刮钱财，送给东京为丈人做寿的梁中书。作品还写了一批处于社会基层的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如张都监、蒋门神、祝朝奉、毛太公和西门庆等，引外还有各级官府的差拨、役吏和各种各样的爪牙。这一批大大小小的统治者、压迫者，形成了一个黑暗势力网，残酷压榨和迫害着人民。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就在这样一个现实背景上，气势磅礴地展开了。 小说不仅写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深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如李逵、阮氏三雄等奋起反抗，投身到起义队伍中来；同时写了那些处于社会中上层和一些原属封建营垒中的人物，因遭受这样那样的迫害而纷纷参加义军队伍。甚至封建地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因而像害藏“丹书铁券”的世袭大贵族柴进和将门后裔杨志、大地主卢俊义等，也都先后卷进了起义队伍的行列。这些，都说明当时封建统治的黑暗和阶级矛盾的尖锐。 在那些英雄们被逼上梁上的过程中，林冲这一形象具有典型意义。 林冲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逼上梁山”的“逼”字，在他身上表现最为突出。他有不甘屈辱的英雄本色，又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小人之下”的闷气。但是教头的地位，优厚的请受，舒适的家庭，美丽的妻子，这种种条件，又形成了他安分守己怯于反抗的性格。高衙内明目张胆地调戏他的妻子，他虽然感到耻辱，可是因吃着统治阶级的大请大受而不敢下手，只是冲散了事。后来在高俅父子的多次阴谋陷害下，他被发配充军，虽感到含冤负屈，仍未能起而反抗，甚至被贬斥到大军草料场时，尚欲修屋苟安下来。但是敌人没有因为他一再退让而相饶，竟然又从东京赶到沧州来谋杀他。在家破人亡，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他才杀死了仇人，吐出了长期积压心头的冤气，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起义的道路。上梁山后，他又火并了妒贤嫉能的王伦，为梁山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既和高太尉之间有着血海深仇，所以在招安问题上有清醒的认识，成为义军队伍中一个比较坚定的成员。 (二)成功地塑造了许多起义英雄的光辉形象。 小说把那些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盗贼草寇”的革命者放在主要地位给以充分的肯定，并对他们所表现的强烈革命精神和光辉的思想品德作了热情的歌颂。在这些起义英雄中间，李逵和鲁智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李逵出身于贫苦农民，因打死人，逃在江州当小牢子。构成李逵性格核心的是他强烈的革命要求和彻底、坚定的革命精神。他是一团仇恨和反抗的烈火，是一股扫荡腐朽、黑暗势力的旋风。他上梁山很主动，没有丝毫勉强，当宋江提出上梁山时，是他第一个热烈地响应，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砍做两截罢!”他对统治阶级从来没有幻想，当柴进受到殷天锡欺负而幻想靠条例打官司时，他说：“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律制度、大宋皇帝的宝座，都不在他的眼底。在刚上梁山时，就提出了“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要求；上了梁山，他又说：“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这种彻底、坚定的革命精神，使李逵成为招安的坚决反对者。当宋江吟〔满江红〕词，流露向往招安情绪时，他便“一脚把桌子踢起，攧做粉碎，大叫道：‘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后来朝廷派陈太尉来招安，他便把“圣旨”扯得粉碎。即使在宋江受了招安后，他还屡次要反上梁山，甚至在死后，大宋皇帝还梦见他“抡起斧头，向自己砍来，吓出一身冷汗”。 李逵对自己弟兄们和受苦的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这是他英雄性格另一种光辉的表现。宋江关在牢里，是他“寸步不离”、“早晚在牢里服侍”，江州劫法场救宋江、戴宗时，他第一个赤条条地抡着板斧，从酒楼跳进刑场杀将起来；高唐州救柴进，又是他第一个只身下井。他平日最爱宋江，可是当他误听宋江强夺民女的消息后，便大闹忠义堂，砍倒杏黄旗。这说明在他心目中，农民起义的利益是高于一切个人感情之上的。在沂水县，当他要杀冒他的名拦路行动的李鬼时，忽听他说家有老母无人赡养，他反以十两纹银相赠。看出他对于受苦人是怀有怎样的阶级感情。作为一个农民英雄，伴随他的纯朴天真，李逵也有简单、卤莽、不讲策略和狭隘报复思想等缺点。打起仗来，往往不分对象乱砍乱杀。在三打祝家庄时，由于宋江实行分化政策，使扈家庄保持中立。但李逵不管，排头价砍去，杀了扈太公的老小，破坏了义军的策略。但这些缺点和他所具有的优秀品质相比，毕竟是很次要的，而且对于一个农民英雄来说，也是难于完全避免的。 鲁智深本是渭州经略府的一个提辖官，社会身分是下级军官，实际上却是一无所有，既没家庭，又没产业，无牵无挂。他对社会上的压迫和不平，怀有强烈的愤懑，对各种罪恶势力采取了主动挑战的态度。“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概括了他性格中的这一特色。他和金氏父女素不相识，只是为了同情他们的遭遇，三拳打死了恶霸郑屠，结果被迫无地容身，只好出家当和尚。在大相国寺与林冲不过是萍水相逢，但由于痛恨高太慰对林冲的陷害，他挺身而出，要让高俅吃他“三百禅杖”，进而大闹野猪林，粉碎了高太慰的阴谋。为援救被欺凌者，他不惜与统治者反抗到底，从不考虑个人得失。“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是他行动的信条。鲁智深性格中也有单纯、朴实的这一面，有时甚至表现很卤莽。但下级军官的生活经历，又使他具有一定的斗争经验，在打死镇关西后，用虚晃一招以为脱身之计，正是这种斗争经验的表现。 武松在那些出身于下层人民的英雄行列中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在他的生活经历中充满着英雄传奇的色彩。他武艺高强，秉性刚烈，对于社会上的恶势力和不义行为有坚决斗争精神。但他封建伦理意识强，私人恩仇观念重。在景阳冈打虎后，当上了阳谷县的都头，一心想为统治阶级效劳。直至哥哥被害，告状不准，杀死了凶手潘金莲和西门庆后却又到官府自首。这一方面说明他的刚强、正直，不愿连累他人；同时也表示他对官府还有一定的幻想。醉打蒋门神一举，固然有打抱不平的一面，但主要是为了报答施恩的知遇之恩。被张都监收为心腹后，更为小恩小惠所感，以至吃了大亏，差点把命都送了。血的教训，使他对封建统治者的真面目逐渐加深认识，反抗也随之越加激烈，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把他长期积压在胸中的仇恨全部爆发出来了。终于走上了团结起义的道路，在日后长期的斗争中，革命意识逐渐坚定，成为坚决反对招安的英雄之一。 在那些出身下层人民的英雄人物中，阮氏三雄、解珍、解宝、张横、张顺、石秀和顾大嫂等人物也是很有特色的。他们都是些“不怕官司不怕天”的好汉。正是他们这些人物组成了这支义军队伍的中坚力量。 (三)小说细致而生动地描写了农民起义如何由零碎的复仇星火发展到燎原之势的过程。 《水浒传》开始写的多是个别英雄人物如鲁智深、林冲、武松等反对社会上恶势力的斗争。这些斗争虽然有声有色，但毕竟还只是个人的反抗，不能形成对统治阶级的威胁。随着客观斗争形势的需要，英雄们逐渐由个人反抗，进而小规模地联合起来反抗，一直形成强大的起义队伍。智取生辰纲可以说是联合斗争的萌芽，参加斗争的有渔民、贫民、下层文人，也有道士、地主等。他们出于对当权者的仇恨，为夺取不义之财，齐心协力，终于取得胜利，事后又一起上了梁山。在清风寨报仇后，有更多好汉纷纷上山，使梁山势力进一步壮大，与统治阶级斗争的力量也大大增强了。宋江上山后，更树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族，出现了起义英雄武装割据政权的新局面。此后的斗争是革命的武装力量和反革命的武装力量之间的大规模斗争，起义队伍在统一指挥下能攻善守，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不断打击敌人，扩大自己的势力，连续获得了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连串辉煌胜利，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震撼了封建统治的根基。 “排座次”是起义事业发展的高峰，作者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梁山泊这块光明的天地，描绘了农民“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 这是封建社会里农民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这种政治上要求一律平等和经济上的平均主义理想，在封建社会里自然只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但对后世农民反封建斗争却有巨大的鼓舞作用。 (四)写出了起义的悲剧结局，揭示出了起义投入的内在原因。 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它的结局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指出的：“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些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形式，概括起来不外乎三种：一是被封建统治阶级所镇压；二是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三是起义领袖当上了新的皇帝，建立起新的王朝。在这三种形式之间固然有原则的区别，在历史上所起的影响也很不同，如因英勇反抗而遭镇压和向统治阶级屈膝投降当然不能相提并论。然就其结局来说，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是失败，即使最后一种，表面看来似乎是胜利，但实质上也是失败，因为它无法改变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只是起了个改朝换代的作用。《水浒传》中义军接受招安的结局正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一种形式。 当然，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分析，义军队伍所以走上招安投降的道路决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 这里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作品中写梁山义军队伍不是在形势对他们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出于走投无路，才被迫接受统治阶级招安的；恰恰相反，他们是在取得了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系列辉煌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主动向统治阶级投降的。而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确是和义军领导人宋江的思想、立场及其所推行的路线有直接关系；也是和小说中所宣扬的忠义思想以及作家的世界观密切关联着的。 “受招安”在前七十回故事情节里早已埋下了伏线。伴随梁山革命事业的发展，一大批统治阶级中的人物迫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相继投入了起义队伍。他们的加入，虽然对壮大义军的力量、发展革命势力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却使革命队伍的社会、思想成分变得十分复杂了。这是因为这伙人里的大部分，他们上山的目的只是“暂在山寨安身”、“等候日后招安”。他们这种意图和义军领袖宋江的“忠君报国”和“盼望早日招安”的愿望完全合拍。这就很自然的在义军内部出现了一条以宋江为代表的妥协、投降的路线。这条路线愈到后来势力愈大，占据了统治地位。虽有少数出身下层的起义英雄如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人对它进行抵制，但终因力量单薄而未能扭转局面，致使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走上了“被招安”的悲惨结局。 据历史记载：宋江的为人是“勇悍狂侠，这和《水浒传》中宋江的形象有很大的不同。小说中的宋江，显然是作者按照自己想象中的义军领袖来塑造的，使之成为引导义军走向妥协投降的关键人物。 《水浒传》里的宋江作为义军领袖，有他的特点和长处：他反对强暴，反对贪官污吏，同情人民的疾苦。由于他好“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因而被称为“及时雨”。生辰纲事发，他“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营救过晁盖；为维持和梁山的关系而杀了阎婆惜。他为人又精明练达，懂得斗争策略，并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上至官僚地主，下至江湖好汉，多和他有深厚的情谊。他能把大部分梁山好汉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并不是偶然的。 但是上述这些特点，对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来说还不是最关重要的，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在革命斗争时是否具备坚定的阶级立场。恰恰在这重要问题上宋江存在着严重问题。 宋江出身地主家庭，本身原是“刀笔小吏”，他有浓厚的正统观念和忠君思想，一开始加入革命队伍就存在严重的动摇性、妥协性。在他看来，政治的黑暗是奸臣蒙蔽圣君的缘故。所以他一面援救晁盖等人；一面却又认为他们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他上梁山十分勉强，经历了极为曲折的过程。大闹清风寨后， 他率领一帮好汉去奔梁山，一封父亲病故的假书信，就使他抛下大批人马“飞也似”地回去奔丧，并服脬帖帖地接受了官府的断配。在刺配江州的道上，又从忠孝观念出发，拒绝了晁盖的援救。直到他浔阳楼题了反诗，事发被判死刑，由梁山英雄救出，才不得不上了梁山。上山后他还是“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向往着日后“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他甚至多次把起义事业说成是“造恶甚多”、“误犯大罪”、“逆天大罪”等等。从宋江的这种思想行动中，使我们早已预感以义军的历史悲剧。 《水浒传》的作者对宋江追求招安的结局态度上是有矛盾的。从道理上说，他对宋江的受招安完全是肯定的、颂扬的，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一再称赞宋江这样做是“有仁有义”、“忠义报国”等等。但从具体描写看，作品对“被招安”的结局似乎又有所批判。这不仅表现在作者反复描写了李逵、鲁智深等人的反招安、反投降的斗争；而且也写出了义军在受招安后所遇到的种种悲惨遭遇，使小说在七十回后充满了悲剧的气氛。它在客观上告诉人们接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招安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 和义军领袖宋江的思想立场以及小说作者的世界观有直接关系的是作品中所大力宣扬的“忠”、“义”思想。 所谓“忠”，就是忠于大宋皇帝，这是《水浒传》所一贯标榜和宣扬的，书名《忠义水浒传》，梁山原来的聚义厅后被宋江改成“忠义堂”。宋江口口声声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味。”作者还特地为宋江安排了一回“九天玄女授天书”，在这位娘娘给宋江作的指示中有个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他做到：“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小说之所以指责方腊起义，其主要理由也不外乎他自立朝廷，违反了“忠”的大伦。甚至最后写宋江被药酒毒死以前，仍然要表白忠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这种“忠君”思想当然是封建正统的思想，它给起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终于使作者甘愿牺牲艰难缔造的义军事业来接受皇帝的“招安”。但是我们也还必须看到作者之所以这样强调“忠”的观念，也是和他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分不开。水浒故事从口头流传到文人再创作而成书的整个宋元时代，民族矛盾居于首要地位，那时社会上普遍的要求是坚决抗击侵略，反对投降。明代进步思想家李卓吾早已看到了这一点，在他的《忠义水浒传叙》里说：“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所谓“愤宋事”，就是愤恨宋代统治者不肯联合两河义军抗击侵略，导致亡国的惨祸。所以在我们指出作者忠君思想的极大危害时，还应该具体考虑到这个历史的因素。 其次说到“义”。小说中所具体描写的“义”，比之《三国演义》有很大不同，具有新的内容，它主要是指一种被压迫者之间的相互帮助的关系。“义”与“不义”，很大程度上是指是否同情与支持被压迫被剥削者，是否参加与坚持革命反抗。从小的方面来说，鲁智深打抱不平，行的是“义”，李逵误信人言而要杀宋江，讲的也是“义”；就大的方面说，东溪村七星小聚义，就是为了夺取生辰纲的不义之财。白龙庙英雄小聚义则是表现较大规模的反抗斗争，而七十一回梁山英雄大聚义，更是为了有力地打击封建统治者，实现“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政治目标。当然小说中的“义”，有时也被写成一种没有任何政治原则的私人之间的情谊。这在武松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品自始至终把“义”放在“忠”和“孝”之下，使“义”服从于“忠”“服从于“孝”。梁山泊的“忠义堂”是“忠”居于“义”之上，孝义黑三郎宋江碰到“义”和“孝”发生矛盾时，是重“孝”而轻“义”，大闹清风寨后宋江的表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水浒传》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成就是主要的。这表现在它形象地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对历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污蔑、攻击的起义英雄作了生动的描绘。但是由于作者未能摆脱封建思想体系的束缚，在一些根本观点上仍然维护封建制度，这又决定了他对宋江所坚持的“忠君”思想及其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作了大力肯定，从而导致义军走上了“受招安”的悲惨结局。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好汉从聚义梁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忠,义.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在当今这个社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一个“义”字.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一个“义”字.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做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水浒传》英雄中有一个黑大汉,他生性鲁莽,性情暴躁,经常为小事与他人发生冲突,甚至搞出人命案.但他却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令那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们闻风丧胆.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没有这样惊心动魄的大事发生,但“义”字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对朋友讲义气,是小义.对素不相识的人或事物也用一种正义的眼光去看待,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大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董存瑞舍身炸暗堡,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这些都是炎黄子孙大义的延续,是中国历史上挥之不去的光辉.一个人,可以不相信神,却不可以不相信“神圣”.当前,我们青少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因此,这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根本所在.让我们相信这一份“神圣”,用自己的双手去维护这一份“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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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研究论文仇
论魏晋士人的生命状态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然而，魏晋士人意识的自我觉醒是与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遭际却是互为因果的，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它是由时代、社会与人生诸种因素酝酿而成的，脱离汉末之后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背景，就很难对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作出正确的评价。一、时代悲剧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农民起义，黄巾起义虽被扑灭，但东汉政权迅即陷入群雄争霸、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动乱中,整个社会失去了制约平衡的皇权机制和道德纲常，士在这场动乱中也饱受了颠沛流离之苦。汉魏六朝时期，虽然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是整个过程却是战火不熄、波荡连绵，社会和人伦秩序的各方面都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人与社会处于尖锐冲突之中，士人理想中的社会和谐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正如魏晋间著名思想家嵇康在著名的《太师箴》中所抨击的,当时的社会“名利愈竟，繁礼屡陈，刑教争弛，天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汉末政治动乱造成社会变迁的首先表现就是宗族与统一王权的分离，巩固人际关系的第一个环节率先在这里断裂开来。传统的中国社会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未充分解体的基础上，故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积极利用这种根基强化宗法伦理观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它将政治伦理化，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族纱幕，以消弭不同等级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古代封建社会中，从家族到宗族到国家社会，组成人际关系的网络系统，国家正是在这种一家一户以及同姓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家族与国家的矛盾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对于巩固人际关系，减少人们对封建国家的离心力，加强封建王权的凝聚力，起到了相当大的稳定作用。但是，东汉末年动乱后，封建王朝很快被战火吞噬。本来，封建王权是宗族的保护者，一旦王权分崩离析，家族也就与王权相脱离，而形成聚族逃难和自保的局面，比如韩融在汉末率宗族千余家避乱至密县西山中;荀彧率领宗族跟从韩馥，高柔与宗族投奔高干，董和率宗族西迁。在大宗中，许多小宗又保持其独立性，比如袁绍的谋士沮授知袁绍将败亡，大会其族人，散资财以与之。宗族本是维持大一统王权统治的细胞组织，现在却成了与国家离心离德的社会因素。与此同时，士人的独立意识也就萌生了。这种宗族组织在魏晋六朝又很快演变成士族统治的基础。当时，不但宗族与宗族互相倾轧，而且宗族内部在汉末以来也失去了恩受辐辏的色彩，日趋分化瓦解。《宋书·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言当时宗族之家曰：“今夫士大夫之家，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矣。甚者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不可胜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可见当时宗族内部风俗浇薄。至于在宗族内部的宗主与部曲、奴婢、佃农之间，则纯粹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大部分就是在这种关系上建立起来的。
从兴佛与毁佛看佛教中国化 佛教是否中国化，关键就是看它是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状况。佛教的兴起，首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然而佛教的发展，又和统治阶级构成矛盾，因而时常遭到禁断。 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一直很尖锐，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经常迫使人民群众铤而走险。统治阶级就是利用劳动人民绝望的心理，向人民推销精神毒品。东晋时期大臣庚亮认为佛教“殊俗参治，怪诞杂化”，用晋成帝的名义发布诏旨，限制佛教。大臣何充说：“有佛无佛，固是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贱昭昭之名行，贵溟溟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其比也。”〔1〕这位大臣连佛到底有没有， 都断定不下来，却要鼓吹佛教，原因就是佛教禁断人们的欲念，不准百姓有生存的想法，忘却自身，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可以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有利于封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要极力提倡佛教。 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到梁武帝萧衍时达到了顶点。萧衍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萧衍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据《梁书·本纪》记载，萧衍“笃信佛教，制《涅pán盘》、《大品》、《三慧》诸经，累数百卷，所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萧衍还三次舍身同泰寺，由群臣用重金赎回，把佛教抬到了与孔子同样的高度。这种舍身行动，还有沈约等世家参加，形成一股逆流。 经过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南朝佛教空前兴盛起来。桓云说：“京师竟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为之倾，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白黑，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2〕一县有数千之众， 这还只是在东晋，萧衍时期，国家财力确到了“天府为之倾”的境地，一次赎身，就达一亿！ 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 太武帝崇信道教，听了大臣崔浩的意见，严厉灭佛。“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之匿得免者十一二。”〔3〕这次打击，佛教损失惨重，只是由于达官贵人们的包庇，僧侣才没被杀光。但结果怎样呢？除了太武帝以外，北魏诸帝都是信佛的，到了他儿子手上，又开始恢复佛教的势力。太武帝时，平城仅有寺院约百所，四方6478所，僧尼共计77258人，势力并不很大。 半个世纪以后，宣武帝时，北魏就有寺院13727所，翻了一番。魏末， 洛阳一地就有寺一千余所，全国三万余年，共有僧尼达二百万人。〔4 〕而当时整个人口不足二千万。太武帝灭佛本身和寺院经济的庞大力量，恰好说明了佛教在北魏的巨大势力。 魏末到东魏和西魏，经过战乱，佛教的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但动乱从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佛教的扩张。北周武帝在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国家的改革中，宣布再次禁断佛教，这次解放了三百万人。 以上两次灭佛事件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太武帝以后佛教势力猛增，超过了原来几倍。周武帝灭佛以后，杨坚称帝的第一年，就“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洛州等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糜，民间佛经，多于六经百十倍。”〔5〕试想， 佛教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保持印度的面目，怎么会以连绵不断的声势，不断高涨地存在数百年，并且历经统治阶级大规模的禁毁命令而不绝？这就说明了佛教反映了善良群众的痛苦愿望，在魏晋以后中国化了。 唐朝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了为统治阶级制造理论根据的工具，介乎儒家之上。唐太宗本人并不懂多少佛经，却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6〕僧侣从太宗开始享受的殊礼，如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更是当时的“大儒”仰而不可及的。 唐武宗迷信道教，在宫中筑九天坛亲受道士赵归真符篆，在道士刘云靖等人的鼓动下，下诏“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寝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7〕为理由禁断佛教， 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收田数千万顷。这是封建国家对佛教的胜利。 唐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禅宗发展起来。后周世宗时，为了加强国家财富和人口，以“节俭”为名，限制佛教的发展。世宗灭毁，是几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最宽裕的一次，保留了皇家赐匾的一万多所寺院，然而世宗灭佛的成就，却出乎意料的大。宋代建国以后，太祖太宗极力提倡佛教，编修整理佛教的经典，禅宗却不如唐时期能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一席，僧侣数量尽管很大，却不过三十万人。佛教从此一蹶，不再复振。若按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适应中国情况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改变的宋代，中国化的禅宗怎么会让位于后起的理学呢？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证出隋唐佛教的中国化并不存在。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以上为复制而来，仅为楼主参考而用，望能有助！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在经过秦汉400多年统一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动荡、战乱和分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社会人口大量频繁地迁徙，而迁徙的主要和基本的形式是民族迁徙。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民族迁徙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有着明显的特点和重要的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主要特点就是动因多。远在文明时代的开端，我国就存在着多个民族集团。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民族迁徙绵延不断，其最基本的动因是在经济方面。魏晋南北朝以前，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唯一重心所在。长期以来，较好的自然生活环境、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吸引周边民族向中原迁徙。秦汉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更促进了这种迁徒。东汉末年，中原军阀混战，割据势力并起，但周边民族的向内迁徒并未因此而停止。如建安年间，南匈奴自并州迁至以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为中心的晋中、晋南地区。西晋泰始至太康年间（265—289年），塞外匈奴也曾数次向塞内迁移，徙居河西宜阳、雍州等地，总计人数约20多万。鲜卑族这时也由东北不断向西南迁移，逐渐分布于东起辽东、西迄青海的塞外及北边诸郡。而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政权的羯胡，则是魏晋间“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的胡人。南方的蛮族这时也逐步北迁，以致“伊阙以南，满于山谷矣”。北魏统一北方后又有不少蛮族首领率众北附。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年不断，特别是西晋灭亡以后，除汉族外还有多个少数民族曾在北方建立政权。为了扩大地盘，掠夺财富，掳掠劳动力，各政权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这些战争成为民族人口迁徙的又一个动因。在战争中，数以万计的人口成为俘虏，被胜利者带回自己控制的区域。如南朝刘宋嘉后期沈庆之伐蛮，前后俘获20余万人，多被迁至建康以为营户。北魏拓跋焘出击柔然，“凡所俘掳及畜产车庐弥漫山林，盖数百万”。另外还有大量人口迫于军事实力而降附。如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征乌桓，“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其余众万余落，悉徒居中国”。在频繁的战乱中，各个政权及势力集团为了削弱敌方的实力，保证和扩大自己的兵源，增加劳动人手，往往乘机掳掠大量人口。如建多年间，三郡乌桓就曾“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前赵刘曜派军袭仇池氐族，“弗克，掠三千余户而归”。至于为了政治、军事的需要而强制迁徙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军事重镇的情况，更是大量经常地发生。三国时曹魏多次强迁氐人至天水、扶风、京兆、南安、广魏等郡，每次人口数千户至上万户不等11。后赵石勒曾徙氏、羌15万落于司、冀。北魏拓跋珪迁都平城后，“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四十余万口以充京师”。与此同时，各政权统治者还“诱谕招纳”，招引边疆民族迁入内地。如曹操就曾通过并州刺史梁习，从“胡狄”中“礼召其豪右”，“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逃避战乱、灾荒和赋役，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第三个动因。东汉末年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族为避战祸迁往辽东者日多，到永嘉之乱后“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流入辽东人口等于“旧土十倍有余”。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为张氏父子统治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出土的爨佉卢文简书也证实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地都有汉族移民。但这一时期中原的汉族迁徙规模最大的还是南方地区。建安年间，“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益州数万家”。西晋永嘉之乱后，黄河流域的汉族大规模迁往江南，史称“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东晋及南朝亦有大批北方汉人南渡。这时还有部分汉族迁入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刘宋时始兴郡不少汉人因“遏接蛮俚，去就益易”而逃入俚区，以躲避苛重的赋役。另据《宋书·夷蛮传》载：“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 正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由多种动因所促成，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又有着迁徙民族多、迁徒范围广、人口迁徙数量大、迁徙方向呈多向性等特点。 在魏晋以前，我国的民族迁徙多是小区域流动，迁徙的民族多居于中原政权沿边地区。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起大漠以北、贝加尔湖畔，南至福建、广东、海南岛，东起长白山、松花江流域，西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广阔地域内，空前数量的民族卷入了大迁徙的潮流。其中既有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如汉族（华夏族）、羌族、氏族、匈奴、越族，也有较为年青的乌桓、鲜卑、俚等民族，还有在魏晋才兴起的柔然、敕勒、吐谷浑、爨等民族。这些民族中有的迁徙范围较大，分布较广，如汉族从黄河流域大量迁移到淮河、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鲜卑族从东北的呼伦池及辽西地区迁移到河套阴山一带的“匈奴之故地”，及至晋、冀、豫中原腹地和河西走廊地区；蛮族则有不少从湖南、湖北逐渐北上，及至进入河南中部。有些民族迁徙的范围则较小，如山越基本上是在江南从山区出居平地；匈奴是从塞外迁移到塞内诸边郡及黄河流域；柔然、敕勒的迁徙范围则大体上是漠北、漠南地区。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的因素促使诸多的民族在空前广阔的区域内迁徙，这一时期民族迁徙在人口数量上也是空前的。这时域内各族迁徙人口的总量由于资料的缺乏而很难掌握，但从史料中所记载的部分数字来看，这个数目应是相当大的。如三国时期内迁的南匈奴有3万落（户），以每户7口计，即有20余万口。西晋初年内附之塞外匈奴又有20余万口。仅此二者匈奴内迁人口即约50万。这时奔附曹操的乌桓人先后有两万余落，以每落10口计算，即有20余万人。再加上被俘约10万人，总共有30余万乌桓人被迁至内地。故有人认为内迁的匈奴、羯、氐、羌、鲜卑、乌桓等“人数远超二百万”。而中原地区的汉族又大量南迁，其中建安十八年（213年）“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10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以每户5口计算，仅这一次南迁人口就近60万之多。西晋末年至刘宋之际，又有90余万北方汉人南迁江南27。估计南迁汉族人口之总量不会低于北方内迁之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另外，南方北迁的蛮族也有不少，仅《魏书·蛮传》中有数字记载的即有16、7万户，以每户5口计，则有80余万口。 我国历史上魏晋以前各个时期的民族迁徙方向，除了汉代的月氏、乌孙、匈奴等族的西迁外，总的来讲是以周边向内迁徒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华夏族）虽因战争被俘、掳掠贩卖，屯垦戍边等原因也有向外迁徙者，但较之内迁者为数颇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则不同以往，不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周边民族人口向中原迁移，而且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原汉族人口向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以外江南、华南、辽东、河西、陇右、蜀等地区迁移。还有相当数量的民族人口因一些具体的原因而向其他方向迁移。如十六国时期北方先后出现了汉、匈奴、羯、鲜卑、卢水胡、氏、羌等民族建立的政权，各个政权都曾大规模掳掠强迁异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重镇。然而由于政权更迭频繁，统治中心不断转移，强迁的人口也随之辗转流徙。如匈奴刘汉政权攻陷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后掠万余人归于长安，及晋军围攻长安，又“驱掠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刘汉都城，在今山西临汾西南）”。后来石勒攻平阳，“平阳大尹周置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石勒将他们徙在自己控制的司州诸县。后赵建立后，石勒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徙平原乌桓展广、刘哆等部落3万余户于襄国，石季龙又徙雍、秦二州华戎10余万户于潼关以东，徙秦州3万余户于青、兖二州诸郡。到后赵政权瓦解时，“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民族人口往来迁徙之状可想而知。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从迁移方向上看，周边少数民族是以由沿边向内地迁徙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是以由北方向南方的迁徙为主；同时亦有着包括汉族在内的诸多民族大量人口的南北西东方向的往来迁徙，从而呈现出人口迁移多向性的显著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是当时封建社会条件下民族关系的产物，它与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是相关联的。其中许多民族的迁徙是被迫的，是被异族强制进行的，伴随着的是战争、掠夺和征服。因此，这时的民族迁徙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消极的因素，但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它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是主要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改变了我国原有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推动和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在此以前，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基本上是分族聚居的格局，即汉族（华夏族）集中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则分别集中分布在周边各个地区，各民族在特定地域的聚居长期得以稳定，造成了聚居该地域的民族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各方面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特点，这种长期稳定的聚居状态是保护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的藩篱。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汉族逐渐分布于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松辽平原、河西地区，分布范围更加广泛。内迁后的各少数民族除一部分融合于汉族以外仍聚族而居，但分布地区却十分分散，各族间往往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同一地区常常居住着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同一个少数民族又错居在好几个不同的地区，而这些地区亦居住着相当数量的汉族人口，于是冲破了民族界限，打破了民族隔绝的状态，使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开始由原来的分族聚居变成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通过杂居共处，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更为密切，彼此间相互依存、相互吸引，在历史的长河中汇流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潮流。这种内聚力量，最终结合成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而正是空前的民族大迁徙，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中华民族“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使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由游牧生产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从而推动了社会进步。匈奴、乌桓、鲜卑、拓跋鲜卑等族在进入中原内地之前，社会结构以部落组织为主，社会经济以游牧业为主。进入中原后，在汉地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由游牧而定居，多数从事农耕业。魏将郭淮镇陇右时，让羌人“家使出谷，平其输调”；雁门太守牵招，曾表复乌桓五百余家的租调。让这些少数民族交纳租调，他们自然是已进入农耕阶段。十六国时羯人石勒在家乡武乡，因为沤麻与邻居李阳争夺麻池。常互相殴击。他为了报答郭敬、宁驱的资赡，还“为之力耕”，说明羯族已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结合在一起了。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通过政权的力量促进这种转变。如苻坚在前秦境内大力劝课农桑，他亲自耕籍田，其妻苟氏则“亲蚕于近郊”，以示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重视。北魏建国后，拓跋珪下令息众课农，使东平公元仪在五原至棝阳塞外屯田，并在代京周围置立八部帅劝课农耕。拓跋嗣击败越勤倍泥部后，徙两万多家到大宁州，分给他们农器，计口授田，使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迅速转为农业生产。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后，拓跋部已成为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因而在太和十八年（494年）下诏“优复代迁之户租赋三岁”。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转为农业经济后，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封建关系已占支配地位。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组织也相应地进行调整，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采用了魏晋的官制等，促使各族本身的社会形态得到跃进，从而推动了北方社会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为汉族输入了新鲜血液，使它增添了活力，不断壮大发展，而且还使汉族汲取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大大丰富了自身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这一时期迁徙到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及卢水胡等民族所建立的十几个政权，虽然此兴彼衰，存在的时间都比较短，但这些民族并未迁回原地，而是在与汉族错杂居住之后逐渐融合于汉族。前后赵灭亡后，匈奴和羯族大批与汉族融合，鲜卑慕容部在诸燕灭亡后，也以散居形式融合到汉族和拓跋鲜卑中去。前秦亡，本与汉族发展水平相当接近的氐族共同体大为削弱，接着建立政权的羌人、卢水胡、河西鲜卑、关陇匈奴等，也陆续处于解体过程，到北魏后期至隋唐，早期内迁的北方民族在中原地区大多消失，融合于汉族，南迁的柔然，敕勒和西迁的吐谷浑亦有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合。而自东晋南朝以来，南方的蛮人逐渐从山谷出居到江、淮、汝、颍之间，山越、俚、僚出居平地。这些民族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社会发展水平逐渐接近汉族，经济、文化和生活风俗上的差异也逐渐消失，正如《隋书·地理志》所说，荆雍州蛮“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我们从史书记载可看到，西晋太康时户数为245万，北魏正光前户数为500万，北周大象中户数为359万，到隋大业五年，户数已达890万。这除了管辖范围扩大，检括户口及自然增长等因素外，也是与大批少数民族编户齐民融合于汉族密切相关。这种以民族迁徙为开端的民族融合，不仅给汉族注进了大量新鲜血液，使之生机勃勃，更富有创造力，而且使它自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得以丰富。其表现之一是少数民族的畜牧业生产品种、技术乃至一些农产品传入中原地区，东魏杰出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了牛、马、骡、羊等牲畜饲养和役使方法，以及兽医术、相马术和畜产品加工技术，如制毡法、做酪法、作酥法等等，其中有不少方法和技术来自少数民族。农业上也引入了胡谷、虏小麦等等。其表现之二是汉族在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精华，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等的流行，给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增添了新鲜色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使我国的经济区域呈现扩大趋势。在边疆地区得到开发的同时，北方经济得到复兴，南方经济得以明显发展。魏晋以来，中原地区汉族为避战祸大批迁往辽东、河西等边疆地区，使当地的劳动人手大大增加，甚至流人多于“旧土十倍有余”。徙往边疆地区的汉族劳动者还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传播到边疆，在他们同各族人民共同耕耘下，东北、西北边远地区得到开发，这对于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社会面貌的改变起了重要的作用。频繁的战乱，使北方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十六国时石勒虽明令使用钱币，“而钱终不行”。当各少数民族过渡到农业生产后，北方经济开始高涨起来。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到北魏中期，孝文帝开始铸造货币，使商品经济得到活跃，中原这一古老的经济基地恢复了活力。而这一时期大批汉族的南徙，为原来经济相对落后的江南地区增加了许多劳动力和带来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这无疑会加速江南的开发。同时，江南地区社会比较稳定，东晋、刘宋等王朝也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因而使南迁的汉人有可能和江南土著及山越、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一起，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促进南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仅农业生产有所提高，纺织业、矿冶业、造纸业、制船业、制盐业、制瓷业以及制茶、漆器等手工业都有显著发展。商业贸易也十分活跃。尤其是南朝都城建康和东南沿海地区更成了全国文化中心和发达地区。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也使中原汉族文化和南方原有的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六朝文化”。这一切都为日后隋唐的繁荣强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与文化基础。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