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意义毕业论文

1,《孔雀东南飞》是汉代乐府民歌中最杰出的长篇叙事诗,与<<木兰词>>并为乐府双壁.。《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焦母刘兄是要在自己与焦仲卿、刘兰芝的利益之间找到一块平衡的绿地而共处。然而，他们没有成功。这里，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直接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同时又成了封礼教的帮凶。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刘焦之死在当时有必然性。因为他们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造反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焦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刘兰芝回娘家后，也遭到家长制的威压。那么刘兰芝、焦仲卿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没有。刘、焦两人所反复辩解的是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封建规范。他们的认识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刘兰芝、焦母刘兄则以为坚守这些封建教条才能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显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焦母、刘兄是强者，而刘兰芝、焦仲卿注定是被吞食的弱者。他们并不是处于打倒孔字店的五四时期，而是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刘兰芝、焦仲卿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他们的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他们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思想上的局限，并不能转移或否定实践意义上的客观作用。刘兰芝、焦仲卿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他们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他俩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他们屈从了，那么虽然他俩的肉体还活着，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他俩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他俩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所以，刘、焦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划，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划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划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一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也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孔雀东南飞》结构完整、紧凑、细密。其情节的组织，采取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其中，一条线索由刘兰芝、焦夫焦母刘兄之间展开。这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宝贵不能淫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特别是主角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是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展开的。第一段兰芝的诉苦，表现了她对仲卿的信赖，也交代了矛盾冲突的背景。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的话别，反映了仲卿的不舍、兰芝的温情。第二次冲突兰芝辞婆后，仲卿的送别，充分抒写了他们夫妇之间的真挚感情。第三次冲突兰芝拒婚一段，仲卿的怨怼，兰芝的表白，他们之间的诀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由此可见，上述两条线索，有主有从，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人物命运的交代。此诗在结构上的细密还表现在呼应映衬上。《采菽堂古诗选》曾指出：“凡长篇不可不频频照应，不则散漫。篇中如十三织素云云、吾今且赴府云云、磐石蒲苇云云及鸡鸣之于牛马嘶，前后两默无声，皆是照应法。然用之浑然，初无形迹故佳。乃神化于法度者。”诗中在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的确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也加强了阅读这篇作品时浑然一体的感觉。此外，兰芝别仲卿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也在诗中有暗伏、有照应，显示了结构上的精细和诗思的缜密。《孔雀东南飞》细针密线的结构特色，得力于繁简得当的剪裁。刘兰芝、焦仲卿的故事，头绪纷繁，若不加剪裁，使之集中，就会散漫无所所归统。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道：“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势，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剪裁也。”《采菽堂古诗选》看法更深入：“两家闻二人之死，仓皇悲恸、各怀悔恨，必有一番情事。然再写则沓拖，故直言求合葬，文势紧峭，乃知通篇之缕缕无一闲语也。前此不写两家家势，不重其家势也。后此不写两家仓皇、不重其仓皇也。最无谓语而可以写神者，谓之不闲；若不可少，而不关篇中意者，谓之闲。于此可悟裁剪法也。”裁剪中最易引人误入迷途的就是这些所谓若不可少却不关篇意的材料。其实，一些表面看来必不可少的材料，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材料和最需花费笔墨的材料。有些只需略作交待就行了，如诗中两家家势、死后家人悲恸后悔等等。这里，关键是抓住“篇中意”对诗材加以选择，组织，突出主要线索、主要情意。诗中对详写部份的处理是极为出色的。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话别，兰芝辞婆和太守迎亲等，都是浓笔重彩的段落。这些段落在整个长诗中都是直接关系到刘焦爱情悲剧的关键内容，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渲泄，对题意的显示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更妙的是，这样的浓笔重彩，在全诗自然、朴实、流畅的基本风格中，起到了丰富色彩的作用，使整个描述的节奏疏密有致，快慢有度。沈德潜的这段评语具有真知灼见：“长篇诗若平平叙去，恐无色泽。中间须点染华缛，五色陆离，使读者心目俱炫。如篇中新妇出门时‘妾有绣罗襦’一段，太守择日后，‘青雀白鹄舫’一段是也。”

1很有感染力的一部有关于爱情的文学作品.2兴的手法.3婆婆应该接受并把她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对待她.

回答问题1：孔雀东南飞写的很真实，也很有队比性。从重要观察每个人的心理状态和语言动作。女子的丈夫对她有很深的爱恋之情，但却还是听了母亲的话，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孝敬？刘兰芝被赶回娘家，临走时却要打扮，是为了气婆婆？这些都要考虑。回答问题2：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开头不提主要先要说孔雀，是全文的价值大大的提高。写到刘兰芝回娘家后，便有大官来向她求婚，与婆婆把她赶走，和她的美貌大大的做了侧面的对比。这便是技巧所在。然而文中不只这一点小小的对比而已。回答问题3：刘兰芝长得漂亮又贤惠，按理说婆婆应该愿意儿子有这样的妻子。但却不喜欢她，而让儿子赶走妻子找别人。(要知道当时社会对他儿子的名誉也会不好的）。这些原因便是印象，再好的女子也会有缺点，也许刘兰芝的缺点正好是婆婆所讨厌的吧！要改好缺点，又要给婆婆流个好形象很不容易啊。现在社会不夜好多这样的吗。以上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小看法，我们还可以多讨论讨论。家庭问题是最难处理的，这文章影响这么大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吧！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焦母刘兄是要在自己与焦仲卿、刘兰芝的利益之间找到一块平衡的绿地而共处。然而，他们没有成功。这里，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直接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同时又成了封礼教的帮凶。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刘焦之死在当时有必然性。因为他们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造反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焦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刘兰芝回娘家后，也遭到家长制的威压。那么刘兰芝、焦仲卿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没有。刘、焦两人所反复辩解的是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封建规范。他们的认识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刘兰芝、焦母刘兄则以为坚守这些封建教条才能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显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焦母、刘兄是强者，而刘兰芝、焦仲卿注定是被吞食的弱者。他们并不是处于打倒孔字店的五四时期，而是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刘兰芝、焦仲卿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他们的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他们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思想上的局限，并不能转移或否定实践意义上的客观作用。刘兰芝、焦仲卿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他们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他俩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他们屈从了，那么虽然他俩的肉体还活着，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他俩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他俩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所以，刘、焦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划，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划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划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一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也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孔雀东南飞》结构完整、紧凑、细密。其情节的组织，采取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其中，一条线索由刘兰芝、焦夫焦母刘兄之间展开。这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宝贵不能淫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特别是主角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是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展开的。第一段兰芝的诉苦，表现了她对仲卿的信赖，也交代了矛盾冲突的背景。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的话别，反映了仲卿的不舍、兰芝的温情。第二次冲突兰芝辞婆后，仲卿的送别，充分抒写了他们夫妇之间的真挚感情。第三次冲突兰芝拒婚一段，仲卿的怨怼，兰芝的表白，他们之间的诀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由此可见，上述两条线索，有主有从，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人物命运的交代。此诗在结构上的细密还表现在呼应映衬上。《采菽堂古诗选》曾指出：“凡长篇不可不频频照应，不则散漫。篇中如十三织素云云、吾今且赴府云云、磐石蒲苇云云及鸡鸣之于牛马嘶，前后两默无声，皆是照应法。然用之浑然，初无形迹故佳。乃神化于法度者。”诗中在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的确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也加强了阅读这篇作品时浑然一体的感觉。此外，兰芝别仲卿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也在诗中有暗伏、有照应，显示了结构上的精细和诗思的缜密。《孔雀东南飞》细针密线的结构特色，得力于繁简得当的剪裁。刘兰芝、焦仲卿的故事，头绪纷繁，若不加剪裁，使之集中，就会散漫无所所归统。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道：“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势，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剪裁也。”《采菽堂古诗选》看法更深入：“两家闻二人之死，仓皇悲恸、各怀悔恨，必有一番情事。然再写则沓拖，故直言求合葬，文势紧峭，乃知通篇之缕缕无一闲语也。前此不写两家家势，不重其家势也。后此不写两家仓皇、不重其仓皇也。最无谓语而可以写神者，谓之不闲；若不可少，而不关篇中意者，谓之闲。于此可悟裁剪法也。”裁剪中最易引人误入迷途的就是这些所谓若不可少却不关篇意的材料。其实，一些表面看来必不可少的材料，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材料和最需花费笔墨的材料。有些只需略作交待就行了，如诗中两家家势、死后家人悲恸后悔等等。这里，关键是抓住“篇中意”对诗材加以选择，组织，突出主要线索、主要情意。诗中对详写部份的处理是极为出色的。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话别，兰芝辞婆和太守迎亲等，都是浓笔重彩的段落。这些段落在整个长诗中都是直接关系到刘焦爱情悲剧的关键内容，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渲泄，对题意的显示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更妙的是，这样的浓笔重彩，在全诗自然、朴实、流畅的基本风格中，起到了丰富色彩的作用，使整个描述的节奏疏密有致，快慢有度。沈德潜的这段评语具有真知灼见：“长篇诗若平平叙去，恐无色泽。中间须点染华缛，五色陆离，使读者心目俱炫。如篇中新妇出门时‘妾有绣罗襦’一段，太守择日后，‘青雀白鹄舫’一段是也。”

《孔雀东南飞》的悲剧结局，有它的历史根源。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去理解，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有的人认为男女主人公双双自杀殉情是消极的、不可取的，因而这首诗的主题思想缺少积极意义，这是对当时的封建社会的浓厚的罪恶势力认识不足，甚至把旧社会当做新社会；有的人认为爱情是至上的，爱情得不到圆满的解决，就应当用自杀去殉情、去表白、去斗争，似乎除了“死”别无生路，这种不从社会实际出发的轻生之举，无疑也是错误的，都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据查考《孔雀东南飞》大致创作于东汉建安年间，是当时人根据庐江郡的一个婚姻悲剧的实事写成的，一直在民间流传。为什么像兰芝这样美丽、温柔，既知书达礼又是劳动能手的女子，竟会受到仲卿母亲无理责备终致遣回娘家，这是由于封建社会门第观念的作崇。兰芝出自平民家庭，仲卿却是个衰落了的大家子弟，他的母亲却念念不忘自家是“仕宦于台阁”的大家，看不起兰芝这个出身民家的女子，歧视她“人贱”，嫌她“无礼节”、“自专由”，一心想为儿子攀附“东家”，逼迫仲卿把兰芝遣回娘家。那么，仲卿和兰芝既然十分恩爱，也曾多次向母亲表白、求情，为什么终于不敢采取更强烈的斗争而违心地遣回兰芝呢？小姑对兰芝也十分同情，为什么不能在家庭中组成同一阵线来反对专横无理的焦母呢？这是由于社会门第观念与封建家长制意识占了统治地位，同情和反抗起不了什么作用。兰芝回到娘家，母亲虽然疼爱她、同情她，但哥哥却是封建意识、门第观念强烈的人，他和兰芝的手足之情已完全被封建意识淹没了，在那个“男尊女卑”的社会，母亲在家庭的地位不如哥哥，所以兰芝回到娘家依然十分委屈。这首著名的长诗，充分揭露了封建家长制和门第观念对青年婚姻幸福破坏的罪恶，对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了鞭策。另一方面又赞颂了兰芝、仲卿忠贞不渝的爱情。兰芝虽然受到焦母的歧视、折磨，但还是忍受折磨、温柔体贴、勤劳善良、顾全礼节，希望能委曲求全，维持与仲卿的夫妇生活；仲卿虽然礼教观念严重，守礼尽孝，但还是多次向母亲表示抗争，因个性比较懦弱，还是不得不与兰芝分离。夫妻分别时缠绵悱恻，海誓山盟。仲卿不另娶，兰芝不再嫁，表示出虽受迫害，而爱情忠贞不渝。但兰芝因哥哥势利，强迫她许婚太守之子，她自知无力反抗，便萌发以死殉情之念。诗中竭力渲染太守家为举办婚事大力张罗，以衬托兰芝的忠贞不渝之情。终于在新婚之夜，兰芝赴水自尽，仲卿也随后自缢身亡。他们是在经过一切努力之后，最后以自己的生命向那个吃人的封建社会进行最后的斗争，表明了他们对婚姻爱情幸福追求的强烈愿望与至死不渝斗争精神。他们的悲剧遭遇和对理想的追求，体现着封建统治下广大青年男女的普遍愿望和反抗要求，具有极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所以这首诗一直脍炙人口，广为流传民间。绝不能把它看成简单地“以死殉情”。这首诗艺术性和思想性都很高，特别是兰芝、仲卿双双殉情，更是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传宗接后的封建意识的沉重打击。基于这一理解，我在教学时曾请同学对诗中主人公的结局展开设想，同学提出了十多种结局，如夫妻出走，公开向社会揭露焦母的无理迫害，让兰芝嫁给太守的儿子使妇女扬眉吐气，让仲卿出家当和尚等等，后来我要求同学根据两条原则：①不能违背历史真实；②不能歪曲主人公性格，开展研讨，结果，还是维持了原诗的结局。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文学作品只是从一个侧面来反映社会的矛盾冲突，从而给人以启示、教育。分析和理解它，不能忽视历史背景，不能背离文学创作的原则，更不能简单地仿行，消除了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

孔雀东南飞的艺术特色毕业论文

《孔雀冬南飞》艺术特征：1、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2、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画，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孔雀东南飞》结构完整、紧凑、细密。其情节的组织，采取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其中，一条线索由刘兰芝、焦仲卿夫妇两入之间的关系构成；另一条线索由刘焦夫妇同焦母刘兄之间的关系构成，在全诗中占主导地位。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作，后人将它与北朝的《木兰诗》盛称为“乐府双璧”。本诗原题《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又名《焦仲卿妻》，选自南朝陈代徐陵编的《玉台新咏》。这是我国最早的乐府诗集。这一爱情故事之所以经历千年时间的冲刷而不褪色，一方面是因为其主题的深刻，另一方面是因为其艺术手法卓越不群。《孔雀东南飞》的艺术手法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通过有个性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其次，惟妙惟肖的人物行动刻画，助力于形象的鲜明。最后，赋比兴手法的运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孔雀东南飞》之所以历经千年广为传颂，一方面，是因为诗歌有反映劳动人民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的主题思想；另一方面，是因为诗歌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法。真可谓“铢两悉称”。

以孔雀东南飞为主题的论文

《孔雀东南飞》通过刘兰芝与焦仲卿这对恩爱夫妇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封建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爱情自主的合理愿望。女主人公刘兰芝对爱情忠贞不二，她对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所作的不妥协的斗争，使她成为文学史上富有叛逆色彩的妇女形象，为后来的青年男女所传颂。这首叙事诗共350多句，1700多字，故事完整，语言朴素，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结构紧凑完整，结尾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是汉乐府民歌的杰作。“五四”以来，被改编成各种剧本，搬上舞台。因为是叙事诗，不但有人物，作者还以白描的手法极其生动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从现在的内容看来，这首长诗在它出世以后似乎经过一个时期的传唱，人物的性格正是在传唱过程中逐渐地丰富起来的，因而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渗透着劳动人民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表现为爱憎分明，而且显示了铢两悉称。作者否定了一切应该否定的东西，也肯定了一切应该肯定的东西，然而无论是否定或者肯定，都不是遵循一个简单的公式，而是通过复杂的和具体的描写，暗示人物的社会地位和个性特点，给予他们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从作者所把握的生活深度而论，不能不说，这是现实主义艺术创造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一个杰出的范例。试以焦仲卿、刘兰芝两人为例。仲卿出身于官宦人家，自己又在太守府里作吏，虽然职阶卑微，但在严格的门阀社会里已经具有被“品”的资格，所以他母亲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将来还要凭借靠山飞黄腾达。很显然，他是笼子里长大的金丝鸟，养成了拘谨懦弱的个性，一个比较善良的白面书生。作者基本上肯定他的斗争，但描写时却又紧紧地扣住了他的特点——人物经历和性格上的特点。仲卿是深爱妻子的，当他知道母亲要驱逐兰芝的时候，先是婉“启”，继是“跪告”，等到母亲“槌床便大怒”，他就“默无声”的退了出来，回到自己房里，对着兰芝“哽咽不能语”，说什么“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一面劝兰芝低声下气，暂回娘家，约定将来再去接她，但他其实只有一点幻想的期待，并无什么实际办法。兰芝被逼将嫁，他声言要独个儿自杀，甚至还把这个计划去告诉自己的母亲；兰芝死后，以他爱兰芝之深，终于以身殉情，作者写他在“庭树下”“徘徊”了一阵，然后上吊，活活地画出了这个怯弱的书生的性格和面貌。兰芝便和他不同。尽管诗篇以古典作品特别是民间文学里惯用的夸张的笔法，描写了她的知书达理，描写了她的妆奁和打扮，但在门阀社会里，“生小出野里”就说明她的家世还不入“九品中正”之眼。她是一个在小康人家生长起来的有主见的女子，美丽、聪敏、能干，虽然作者也极力写她的善良和温顺，但在善良和温顺中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具有反抗意味的刚性——人民想像中的被压迫者自觉意识的一种原始形态。这种刚性不一定要从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上去理解，而是更广泛地散布在兰芝的全部行动细节里。当她明白了焦母的意图以后，不等对方开口，便自请：“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仲卿对着她哭不成声，一筹莫展，她便说：“勿复重纷纭。”他劝她暂回娘家，再图后会，她便说：“何言复来还!”她看清问题，明白自己所处的环境，表现了一个普通人的人格的尊严。不过作者也不是简单地片面地处理这一点。兰芝了解仲卿的性格，然而她爱仲卿，也知道仲卿爱她。儿女深情使她对冷酷的现实仍然不得不抱着一点幻想，仲卿和她告别，她这样叮咛：“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这是在具体条件下必然会产生的她的惟一的希望。县令差人做媒，她这样婉拒：“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最后她哥哥说出了“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刚性又立刻占据了兰芝的灵魂，处于弱者和被压迫者地位的那种凛不可犯的尊严感在她心底升华，她决定以生命来表示最后的抗议，所以“仰头”回答，很快应允了。离开焦家的时候，拜母别姑，她的态度是十分从容的；再嫁期定的时候，裁衣作裳，她的态度是十分从容的；乃至最后“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也不表示一点迟疑和犹豫。她从来没有向环境低头。很难考查有多少人在传唱过程中丰富了刘兰芝的性格，然而这的确是一个弱者和被压迫者光辉人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美的表现。环境的残酷和转变提高了人物的精神。作者以朴素的描写，将细节一丝一缕地扣入行动，使作品在真实的基础上产生了追魂摄魄的感染力——诗的感染力。locke158评点《木兰诗》开头两段，写木兰决定代父从军。诗以“唧唧复唧唧”的织机声开篇，展现“木兰当户织”的情景。然后写木兰停机叹息，无心织布，不禁令人奇怪，引出一问一答，道出木兰的心事。木兰之所以“叹息”，是因为天子征兵，父亲在被征之列，父亲既已年老，家中又无长男，于是决定代父从军。第三段，写木兰准备出征和奔赴战场。“东市买骏马……”四句排比，写木兰紧张地购买战马和乘马用具；“旦辞爷娘去……”八句以重复的句式，写木兰踏上征途，马不停蹄，日行夜宿，离家越远思亲越切。这里写木兰从家中出发经黄河到达战地，只用了两天就走完了，夸张地表现了木兰行进的神速、军情的紧迫、心情的急切，使人感到紧张的战争氛围。其中写“黄河流水鸣溅溅”“燕山胡骑鸣啾啾”之声，还衬托了木兰的思亲之情。第四段，概写木兰十来年的征战生活。“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概括上文“旦辞……”八句的内容，夸张地描写了木兰身跨战马，万里迢迢，奔往战场，飞越一道道关口，一座座高山。“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描写木兰在边塞军营的艰苦战斗生活的一个画面：在夜晚，凛冽的朔风传送着刁斗的打更声，寒光映照着身上冰冷的铠甲。“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概述战争旷日持久，战斗激烈悲壮。将士们十年征战，历经一次次残酷的战斗，有的战死，有的归来。而英勇善战的木兰，则是有幸生存、胜利归来的将士中的一个。第五段，写木兰还朝辞官。先写木兰朝见天子，然后写木兰功劳之大，天子赏赐之多，再说到木兰辞官不就，愿意回到自己的故乡。“木兰不用尚书郎”而愿“还故乡”，固然是她对家园生活的眷念，但也自有秘密在，即她是女儿身。天子不知底里，木兰不便明言，颇有戏剧意味。第六段，写木兰还乡与亲人团聚。先以父母姊弟各自符合身份、性别、年龄的举动，描写家中的欢乐气氛；再以木兰一连串的行动，写她对故居的亲切感受和对女儿妆的喜爱，一副天然的女儿情态，表现她归来后情不自禁的喜悦；最后作为故事的结局和全诗的高潮，是恢复女儿装束的木兰与伙伴相见的喜剧场面。第七段，用比喻作结。以双兔在一起奔跑，难辨雌雄的隐喻，对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十二年未被发现的奥秘加以巧妙的解答，妙趣横生而又令人回味。这首诗塑造了木兰这一不朽的人物形象，既富有传奇色彩，而又真切动人。木兰既是奇女子又是普通人，既是巾帼英雄又是平民少女，既是矫健的勇士又是娇美的女儿。她勤劳善良又坚毅勇敢，淳厚质朴又机敏活泼，热爱亲人又报效国家，不慕高官厚禄而热爱和平生活。一千多年来，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木兰的形象一直深受人们喜爱。这首诗具有浓郁的民歌特色。全诗以“木兰是女郎”来构思木兰的传奇故事，富有浪漫色彩。繁简安排极具匠心，虽然写的是战争题材，但着墨较多的却是生活场景和儿女情态，富有生活气息。诗中以人物问答来刻画人物心理，生动细致；以众多的铺陈排比来描述行为情态，神气跃然；以风趣的比喻来收束全诗，令人回味。这就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古人评点《木兰诗》1．《诗薮》：木兰歌是晋人拟古乐府，故高者上逼汉魏，平者下兆齐、梁。如“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尚协东京遗响；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齐梁艳语宛然。又“出门看火伴”等句，虽甚朴野，实自六朝声口，非两汉也。2．谢榛《四溟诗话》：《木兰诗》云“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北市买长鞭。”此乃信口道出，似不经意者，其古朴自然，繁而不乱。若一言了问答，一市买鞍马，则简而无味，殆非乐府家数。“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等绝似李白五言近体，但少结句耳。“雄兔脚扑朔……”此结最着题，又出奇语，若缺此四句，使六朝诸公补之，未必能道此。诗外话我国北方民风彪悍,不少妇女同样豪迈尚武.北魏时期的李波小妹英勇善战,十分著名,当时流传着一首《李波小妹歌》：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霜，妇女尚如此，男儿安可逢？可见作为北方乐府民歌代表作的《木兰诗》，是有着一定的生活依据的。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与北朝的《木兰诗》并称“乐府双璧”。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治舒县，汉末迁皖县，均在今安徽境内）的一桩婚姻悲剧。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南朝陈代徐陵（507-583）编《玉台新咏》卷一，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乐府诗集》载入“杂曲歌辞”，题为《焦仲卿妻》。现今一般取此诗的首句作为篇名。《孔雀东南飞》原为建安时期的民间创作，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后人的修饰。《孔雀东南飞》赏析《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焦母刘兄是要在自己与焦仲卿、刘兰芝的利益之间找到一块平衡的绿地而共处。然而，他们没有成功。这里，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直接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同时又成了封礼教的帮凶。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刘焦之死在当时有必然性。因为他们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造反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焦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刘兰芝回娘家后，也遭到家长制的威压。那么刘兰芝、焦仲卿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没有。刘、焦两人所反复辩解的是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封建规范。他们的认识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刘兰芝、焦母刘兄则以为坚守这些封建教条才能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显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焦母、刘兄是强者，而刘兰芝、焦仲卿注定是被吞食的弱者。他们并不是处于打倒孔字店的五四时期，而是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刘兰芝、焦仲卿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他们的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他们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思想上的局限，并不能转移或否定实践意义上的客观作用。刘兰芝、焦仲卿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他们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他俩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他们屈从了，那么虽然他俩的肉体还活着，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他俩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他俩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所以，刘、焦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划，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划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划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一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也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孔雀东南飞》结构完整、紧凑、细密。其情节的组织，采取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其中，一条线索由刘兰芝、焦夫焦母刘兄之间展开。这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宝贵不能淫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特别是主角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是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展开的。第一段兰芝的诉苦，表现了她对仲卿的信赖，也交代了矛盾冲突的背景。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的话别，反映了仲卿的不舍、兰芝的温情。第二次冲突兰芝辞婆后，仲卿的送别，充分抒写了他们夫妇之间的真挚感情。第三次冲突兰芝拒婚一段，仲卿的怨怼，兰芝的表白，他们之间的诀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由此可见，上述两条线索，有主有从，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人物命运的交代。此诗在结构上的细密还表现在呼应映衬上。《采菽堂古诗选》曾指出：“凡长篇不可不频频照应，不则散漫。篇中如十三织素云云、吾今且赴府云云、磐石蒲苇云云及鸡鸣之于牛马嘶，前后两默无声，皆是照应法。然用之浑然，初无形迹故佳。乃神化于法度者。”诗中在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的确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也加强了阅读这篇作品时浑然一体的感觉。此外，兰芝别仲卿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也在诗中有暗伏、有照应，显示了结构上的精细和诗思的缜密。《孔雀东南飞》细针密线的结构特色，得力于繁简得当的剪裁。刘兰芝、焦仲卿的故事，头绪纷繁，若不加剪裁，使之集中，就会散漫无所所归统。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道：“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势，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剪裁也。”《采菽堂古诗选》看法更深入：“两家闻二人之死，仓皇悲恸、各怀悔恨，必有一番情事。然再写则沓拖，故直言求合葬，文势紧峭，乃知通篇之缕缕无一闲语也。前此不写两家家势，不重其家势也。后此不写两家仓皇、不重其仓皇也。最无谓语而可以写神者，谓之不闲；若不可少，而不关篇中意者，谓之闲。于此可悟裁剪法也。”裁剪中最易引人误入迷途的就是这些所谓若不可少却不关篇意的材料。其实，一些表面看来必不可少的材料，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材料和最需花费笔墨的材料。有些只需略作交待就行了，如诗中两家家势、死后家人悲恸后悔等等。这里，关键是抓住“篇中意”对诗材加以选择，组织，突出主要线索、主要情意。诗中对详写部份的处理是极为出色的。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话别，兰芝辞婆和太守迎亲等，都是浓笔重彩的段落。这些段落在整个长诗中都是直接关系到刘焦爱情悲剧的关键内容，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渲泄，对题意的显示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更妙的是，这样的浓笔重彩，在全诗自然、朴实、流畅的基本风格中，起到了丰富色彩的作用，使整个描述的节奏疏密有致，快慢有度。沈德潜的这段评语具有真知灼见：“长篇诗若平平叙去，恐无色泽。中间须点染华缛，五色陆离，使读者心目俱炫。如篇中新妇出门时‘妾有绣罗襦’一段，太守择日后，‘青雀白鹄舫’一段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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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遗产中的瑰宝。诗篇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向为人们所称道。本文仅就诗篇结构的缜密、完整以及艺术结构在表现主题思想、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等问题，试作一些分析。 ^^双线结构交替发展诗篇的全部叙事是以仲卿、兰芝与封建家长的矛盾、冲突和他们两人间的感情纠葛组织起来的。这是两条主要的线。这两条线交替发展，使诗篇的结构显得非常严整。先谈焦、刘与封建家长间冲突的这条线索。在兰芝被遣归之前的一大段里，写这条线的有仲卿向母求情与兰芝告辞焦母两小段。仲卿向母求情一段，刻画了焦母的专横自私，也表现了仲卿性格有软弱的一面。兰芝辞别焦母的一段，是悲剧主角与压迫者之间的第一次正面冲突，诗篇通过兰芝的装束、举止、话语，表现了她那特有的比较含蓄的反抗性。在兰芝被遣归之后，对立双方的冲突则有刘兄的逼婚和仲卿自杀前辞母两大段。刘兄的逼婚是兰芝与压迫者间第二次正面冲突。诗篇通过“仰头答”的动作，表现了兰芝的刚强不屈；通过她针锋相对的揭露性语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表现了她对自己处境的清醒认识。她知道自己没有选择的自由，因而在被迫允婚的同时准备以死相抗。在焦、刘已相约同死之后，诗篇安排了仲卿辞母的情节，集中抒写仲卿与焦母之间的冲突。仲卿、焦母的冲突也有两次。第一次围绕着休弃不休弃兰芝的问题进行，结果仲卿在焦母的淫威下屈服了；第二次（即辞母的一次）冲突，围绕着仲卿的生与死的问题进行。在蛮横的焦母面前，仲卿发出了这样的怨言：“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你当初打错了算盘，就不要去抱怨鬼神了），这就明白指出焦母是悲剧的制造者，说明仲卿的态度有了转变。诗篇把仲卿与母亲的诀别插在悲剧的结束之前，表明了封建礼教毒害的普遍性和残酷性。焦母、刘兄主观上并不想酿制悲剧，可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和庸俗腐朽的人生观，终于使他们充当了杀害自己亲人的刽子手。诗篇的另一条线索是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诗篇一开始便交待了人物间的关系。兰芝对仲卿，可说是怨其家而爱其人。她信赖地向仲卿诉说了所受的虐待，怨愤地说出遣归的话。一个尖锐的家庭矛盾便在仲卿的面前出现了。在这之后，诗篇安排了三段，即三个离别的情节，表现了两人间感情的纠葛。首先一段是仲卿求告不允，回到房中与兰芝痛苦地话别。仲卿心存幻想，而兰芝则清楚破镜难以重圆。她交待留下的衣物，说到“不足迎后人”实有所怨；说到“久久莫相忘”又实有所爱。短短的对话，写尽了兰芝交织着怨与爱的痛苦的心情。其次一段是焦、刘在大道口的离别。诗篇着意抒写了二人缠绵不尽的情谊。通过同车、耳语、互誓等一系列的动作与语言，展现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描写焦、刘间真挚的爱情，对于刻画人物性格，突出主题都有重大的关系。试想如果焦、刘间缺乏真挚的爱情，那么兰芝的宁死不肯改嫁，就可能被解释成“从一而终”的“贞烈”行为（旧注有此说）。第三段写兰芝被迫允嫁，仲卿赶来作最后的诀别。这一段以焦、刘的生离死别、郑重相约同命渲染了全篇的悲剧气氛。这时，兰芝用反激语言试探、考验仲卿：“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而仲卿则态度坚决，愤激地回答：“贺君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这充满挖苦、责难的话，使兰芝的疑虑涣然冰释，誓言得到重证，他们决定以死来控诉封建压迫，以死来维护爱情的忠贞。诗篇通过两条线索的交替发展，将矛盾不断推向前进，使人物性格不断丰富，主题不断深化。 ^^穿插巧妙繁简得宜诗篇在相当整饬的布局中作了一些巧妙的穿插。如写兰芝辞别焦母之后，插入了与小姑的告别。兰芝告别小姑时，“泪落连珠子”，与辞母的情景适成对照。兰芝对小姑讲了一些感情真挚的话，可见姑嫂间平日亲密的关系。这一插曲很好地表现了兰芝善良，温柔的性格。又如在兰芝被迫允婚之后，插写了太守家准备迎娶的热闹。诗篇以民歌的高度夸张的手法，铺叙了舟车的华丽，礼品的丰盛。这样的描写，对于兰芝的不慕富贵的高尚品格起了映衬作用，而且欲抑先扬，喜庆气氛与悲剧结尾接踵而至，使诗篇起伏跌宕，更加摇曳多姿。诗篇繁简适宜，表现了作者的剪裁能力。比如它一开始在写兰芝的自述“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后，紧接着就来了一个跳跃：“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心中常苦悲”一句有力地概括了平日所受的种种折磨，其后也只讲了故嫌作迟一事，别的便都省略了。诗篇集中写了休弃的事件，已充分说明焦母施加给兰芝的种种不幸。又如兰芝归家后便暂时不提仲卿，以便集中笔墨来写兰芝，这也是裁剪的功夫。又如写兰芝回到娘家的情形，也只用其母的惊痛和兰芝“儿实无罪过”这样一句辩解匆匆带过，接着便立即展开了新的矛盾。用笔十分经济，转换十分迅速。诗篇对于重要情节，往往不惜笔墨作多重的描写。如兰芝被休离开焦家，这是人物命运转变的关键，诗篇便详加描写。作者写兰芝以不同方式分别与焦母、小姑、仲卿辞别，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人物形象。又如兰芝回到娘家以后，诗篇安排了两次逼婚。这是人物命运的又一次大变化。求婚者一次比一次来头大，家庭的矛盾则一次比一次尖锐。先是县令家求婚，母亲以“汝可去应之”表示了埋怨的情绪；然后太守家求婚，阿兄提出了“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这样严重的责难。诗篇对逼婚的过程，如媒人的种种活动，母、兄的催逼和兰芝的态度，都作了详尽的描写。这两次逼婚互为补充，深刻地揭露了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并为兰芝的暂时允婚和终于自杀提供了充足的根据。 ^^前后呼应互为映衬诗篇有许多地方前后呼应，起了很好的映衬作用。如开头和结尾都借鸟以为比兴，分别写徘徊留恋的孔雀和永不分离的鸳鸯，渲染了悲剧的气氛，象征性地概括了全部故事情节。再如在开头两句比兴后，诗篇写兰芝自赞“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而当兰芝回到娘家，其母又复述了这几句话。一呼一应，强调了兰芝德、才兼备，完全符合当时对从事家庭劳役的妇女的全面要求。可是她竟然被休弃了。说明了她是无辜的，蒙受了不白之冤。仲卿与兰芝在大道口分别时，兰芝曾设誓说：“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而当仲卿闻变赶来与兰芝相会时，便仍从蒲苇磐石的比喻提出了责问。这一呼应强调说明焦、刘双方爱情的坚贞。他们确实象蒲苇那样坚韧，象磐石那样难以转移。当仲卿送别兰芝时，兰芝曾说道：“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作为伏线，已预示出人物将来的命运。归家后，其兄果然施加很大压力强迫她改嫁。前后比照，可以看出兰芝对于生活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而且具有面对现实的勇气。当仲卿向焦母求情时，焦母曾说：“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企图以此来打动仲卿，要他抛弃兰芝。在焦刘已下定同死的决心，仲卿登堂同母亲诀别时，焦母却仍然重复说出这样的话：“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这又是前后呼应，表现了焦母的庸俗、专断、顽固。总之，《孔雀东南飞》的结构异常紧密，可以说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这是它在艺术上取得的一个突出成就。（郭维森）

希腊悲剧的主题及意义论文

对外在理性所标画的超越世界的追寻，即尼采所说的“日神精神”。对个体内在情绪的抒发，即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阿波罗（日神）原则讲求实事求是、理性和秩序，狄奥尼索斯（酒神）原则与狂热、过度和不稳定联系在一起。

在这些戏剧表演中，合唱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它使得孤立的阿波罗式的个人，成为整个欢乐的酒神群体的一部分，这个群体赞美生活，接受生命的反复无常。希腊悲剧达到两种气质的平衡。通过这种调和作用，希腊悲剧使得希腊人和希腊文明格外与众不同。

扩展资料

精神实质：

在尼采之前，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已经用酒神崇拜来标志艺术发展的一个阶段，雅可比、布克哈特、荷尔德林、弗·施莱格尔、瓦格纳也都谈到过作为一种审美状态的酒神现象或醉的激情。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解释希腊悲剧的起源和本质时加以发挥，倡酒神精神说。他很为他破天荒把酒神现象阐发为形而上学而感到得意，自称为"酒神哲学家"。事实上，酒神精神也的确是尼采哲学的特色之所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酒神精神

浅析古希腊悲剧

本文从古希腊悲剧的起源入手，从这种起源赋予的古希腊悲剧抑而待发的隐喻美来分析古希腊悲剧的舞台艺术，再从人本关怀的发展角度分析三大悲剧诗人的戏剧代表作。从这戏剧文本与舞台艺术两个方面来深入分析古希腊悲剧中洋溢着的强烈的生命意识与感性关怀。

关键词：悲剧人性关怀舞台艺术生命意识

希腊人具有始终如一的独特性格。“他们深思熟虑，独能感受最细腻，最惨重的痛苦。他们用这歌队安慰自己。他们的大胆目光直视所谓世界史的可怕浩劫，直视大自然的残酷，陷于渴求佛教的涅盘的危险之中。艺术拯救他们，生命则通过艺术拯救他们而自救。”一位诗人评价希腊人的语句让我感动不止。

六千年来，在这片热土，戏剧的发源地，她的子民们一直承袭着这种深沉的戏剧之美。同时，这种简而富于张力的美感也在一直静静地影响着这日新月异的世界，改变着大千。这是一种信仰的传递，更是一种美的征服。听，宏大的歌队还在浅浅低吟，抑扬又顿挫，六千年，这幕剧却从未谢幕。

万物之始风起云涌——古希腊悲剧的起源

古希腊悲剧起源于民间歌舞，农民们为崇拜酒神狄俄尼索斯的“酒神颂”，在雅典城邦，民主制度下，古希腊悲剧也正式应运而生。古希腊悲剧虽然诞生于雅典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洋溢着一种渴望表达的热烈，但它仍然深受历史与文化的界定与赋予，在古希腊悲剧中，命运，不仅仅是自然的必然性，更多的则是神的自由意志，是无从逃避的宿命，由此可见，宗教神学是古希腊悲剧的重要基础。因此，古希腊悲剧天生就有一种抑而待发的隐喻美。这不仅表现在戏剧内容上，更加体现在它的舞台艺术上。

带着镣铐的舞蹈——古希腊悲剧的舞台艺术

舞台上不设幕布，只有象征性的布景和道具。

在越来越注重外化的技术辅助的今天，影视或话剧中，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布景和特效，越来越具有一种喧宾夺主的势头，在令人惊叹的同时，也让观众越发淡化那种戏剧最本质的美感与表达。据记载，当时三大悲剧诗人的剧作有可能是在相当简陋的舞台上演的，却为后世保留下一种原汁原味的戏剧之美。

古希腊戏剧是一种假面戏剧，无论是喜剧表演还是悲剧演出，演员都要带出面部要大，色彩鲜艳，形状色彩图案夸张的面具。

记得有人曾经说过，最高境界的表演是戴着面具的表演。戴面具，隐藏起来演员的面部表情，让角色的情感不轻易外化，在戏剧中，演员的动作缓慢而富于节奏，靠姿势和声音表达情感。

这其实是宗教神学肃穆美感的一种表现，避免轻飘的情感表达。一种庄严的悲剧之美，就在这一张张鲜艳的面具背后深沉的表达着。不过，与此同时，这样的处理，反而能让观众去理解内在的更深一层次的情感与思想，（欧洲历史）那实际上是一种更加强烈的情感冲动，只是这个过程更需要观众们富于思考的解读。

表演的主要形式是歌唱，吟诵和舞蹈。载歌载舞是古希腊戏剧的突出特点，这些表演都是受特定曲调的束缚。

歌舞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歌声和肢体语言能够传递出一种艺术表达，往往可以将人们的某种特定情感外化得富于张力。起源于酒神祭祀，歌颂式的悲剧，沿袭下了这种歌舞传统。但殊不知，这种歌舞的表达方式，其实，也是一种程式化的枷锁。人们往往只注意到那一两种特定的情感，或喜或悲，或其他显而易见的共同情感，而忽视这种情感背后，情绪化的，极个人化的声音与表达。

美的探索终极关怀——古希腊悲剧的发展与探索

“悲剧”一词在希腊文里作tragoidia，意思是“山羊之歌”。“悲剧”虽为“悲剧”，但它意在严肃，而不在悲。古希腊悲剧不但以神话为题材，而且以宗教叙事来构建剧情，从宗教视角和立场出发来审视和呈现社会生活，而这些则是古希腊人多神教的虔诚信仰和强烈的宗教情感使然。

但是，虽然从表面上看对神灵的赞颂与敬仰占据了满篇华章，让人看起来感受到的只是一种程式化的东西，但只要深入文本，字句体会，便不难发现，在古希腊，剧作家们早已在慢慢探索，从神到人，目光和关怀在慢慢落实，对人本的关怀也在渐渐深入——他们想要表达的不是匍匐在神灵面前那芸芸众生的哀鸣与叹息，它是顶天立地的天神，英雄与命运展开生死搏击的壮丽画卷，是人的意志与力量的颂歌。在古希腊悲剧中，这样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启蒙着普罗大众，诸多剧作家也一直在探索，寻找这种人性光辉的表达之道，传播的成熟之道，可谓一种美的探索道路。

从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艺术追求之路上，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样一种人文精神的成熟。

埃斯库罗斯——悲壮雄浑满怀信心

埃斯库罗斯是希腊悲剧的创始人，被称为“悲剧之父”。他出身贵族家庭，生活在雅典民主制度兴起的时期。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在这部剧中，他仍取材于古希腊神话，描绘了这样一位悲剧英雄——悲剧英雄普罗米修斯是很伟大的英雄形象，他从宙斯那里盗取火种，把火送给了人类，教会人类劳动，赋予人类智慧，使得人类脱离了动物。正因为如此，他得罪了天神，遭到了极其残酷的报复，被缚在遥远荒凉的高加索山上。但是，他反抗暴力和伸张正义的意志却是那样的坚定。当宙斯派遣神使前来威逼利诱的时候，他毫不迟疑的答复，绝不愿意以奴隶的生活去更换他的苦难。并且宣称一切不正义的天神。

在埃斯库洛斯的剧本中，神是主角，命运是主宰，面对无情的命运，纵使是神也无法反抗。在他看来，神是具体的存在，是人类生活的主宰，而命运具有无上的威力，不仅是人也是神的控制者。但是，普罗米修斯形象的成功塑造，也是悲剧诗人埃斯库洛斯的成功探索之处就在于他将神人性化，既描写神的不幸遭遇，又揭示出人性的普遍弱点，而神之伟大就在于他们虽感到自身巨大的局限性，但并没有裹足不前，他们不断努力与肉体抗争并超越肉体，直面并承受着悲剧性的境遇而成为悲剧英雄。

索福克勒斯——悲愤迷惘上下求索

索福克勒斯是雅典奴隶主民主国家全盛时期的悲剧作家，他是雅典民主政治繁盛时期意识形态最完善的代表人物，被称为“戏剧界的荷马”。

《俄狄浦斯王》是他的代表作，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它取材于希腊神话传说中关于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俄狄浦斯是忒拜王拉伊奥斯的儿子，拉伊奥斯预知自己的儿子会杀父娶母，因此，俄狄浦斯一出生就被他父亲让牧人把他抛弃，但是，科林斯王发现了他，把他收为养子。俄狄浦斯长大成人后，知道自己可怕的命运，便逃了出去，可事不凑巧，他恰好来到了忒拜，在那里当了国王，还娶了前王的妻子。后来，忒拜城里发生了瘟疫，死了很多人，弄得人心慌慌。神说只有找出杀害前王的凶手，瘟疫才能停止。而当地的预言家说凶手就是俄底浦斯，俄底浦斯不信，认为是有人陷害他。王后告诉他前王是在一个三叉路口被人杀害的，俄狄浦斯怀疑前王是自己所害，因为他确实在一个三叉路口杀害过一个老人。后来，经过调查，找到了当年的牧人，事情的真相大白，应了神的预言，俄底浦斯受到命运的惩罚。俄底浦斯刺瞎了自己的双眼离开的忒拜王国流放自己

在这部剧中，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作家对于人性探索的深入。在全剧中，主人公着力反抗“神示”却不能逃脱其摆布的悲惨命运。在剧作中，明显减少了人物，场景的变化，人物的行动也单纯了许多。但悲剧情节却更加丰富了，而这恰恰是因为作者将重心转移到人物性格的描绘上来了。俄狄浦斯为解救城邦的苦难，顽强的追查杀死伊俄斯的凶手，在追查中，他一步一步发现自己同伊俄斯的关系，一步一步的接近自己的厄运，直到真相大白后他决心毁灭自己。在贯穿全剧的整个过程中，俄狄浦斯作为主人公的“发现”与“突转”就成为戏剧发展的主要助推力，心理部分的深入刻画成为悬念的引导与设置。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明显的发现俄狄浦斯的性格因素也是重要的情节元素。

这样一种心理与性格上的着力描绘，极大的丰富了剧作的戏剧性，让观众们能够更好的深入戏剧情境，毕竟那是一个观众们颇为熟知的人的心理世界。

同时，除却索福克勒斯他对于人性，心理与性格这一方面重心的转置外，在《俄狄浦斯王》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神”的这一色彩的明显弱化。例如，俄狄浦斯在兴奋时竟然对“神示”进行攻击：“这似灵不灵的神示已被波吕玻斯随身带着，和他一起躺在冥府里，不值半文钱了。”

总的来说，从埃斯库洛斯的将人性寄予普罗米修斯的神性中描绘，到索福克勒斯的完全以人为对象，深入的分析完全的人性，可谓重大的创举。

欧里彼得斯——悲痛憎恨寻找出路

他是雅典奴隶主民主国家处于危机时期的悲剧作家。他深受民主思想的熏陶，多借助神话传说题材来反映现实问题。到了他这里，人本的思想已经相当明显了，他主张“按照人本来的面貌”来描写人物，他肯定人的自由意志，强调事在人为。

《美狄亚》是他的代表作品，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美狄亚的父亲是科尔喀斯国王埃厄忒斯。美狄亚与率领阿耳戈船英雄前来寻找金羊毛的伊阿宋一见钟情，帮助伊阿宋盗取羊毛并杀害了自己的亲哥哥阿布绪尔托斯。不料对方后来移情别恋，美狄亚由爱生恨，将自己亲生的两名稚子杀害以泄愤，最后酿成了悲剧。

在《美狄亚》中，剧作家不仅大胆聚焦妇女的心理，一个相对弱势的群体的内心世界，赋予他们丰富的，赋予生命力的形象特征。在《美狄亚》中，就刻画了敢爱敢恨，足智多谋，有着坚强意志的美狄亚，并且深入刻画了她矛盾而激烈的内心世界，内心冲突——坚强性格支配下的复仇欲望与女人天性中的母爱本能之间的冲突，——

这样的创作不仅使得情节更有利于激化人物的内心冲突，更为重要的是，他让观众感受到了一种真实，细腻而果敢的生活片段。

在全剧中，美狄亚这样一个普通妇女的形象完全悲剧情节的中心，而在这背后，使然的是，欧里彼得斯对于生活中人的处境的关注，他大胆的首次采用日常生活作为悲剧表现题材，悲剧到了他手中，现实的社会问题才特别深刻，特别广泛。

欧里彼得斯在世俗的生活中，在普通的人格中发现悲剧事件的内在原因，而这种“世俗”这种“普通”却造就了舞台上更具真实性的人性，其次，“命运”这一因素在剧作中也逐渐消失，它已被人的内在力量所取代。正如剧中的“美狄亚”，一旦作出决定，有强大行动力的她就不会不去实施，她的复仇行动不是基于命运，而是由于“沉痛的心”和强悍的个人行动力以及任性的 *** 。这种内因构成了欧里彼得斯悲剧的动机。

从埃斯库洛斯到欧里彼得斯，从“伟大的德行”，“伟大的人性”到欧里彼得斯的“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绘”，正是他这种对于生活本身莫大的尊重，以及对于剧中人，人性的终极关怀，可以说标志了旧日英雄悲剧的结束，也诱发了后来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精神的回归。

古希腊悲剧起源于酒神颂的歌舞，它的诞生与繁荣是希腊人原初生命意识和希腊神话的产物。希腊悲剧的重要特点就是他从诞生开始就是一种生命悲剧，洋溢在剧作中的生命中极致的情感与不断探索的对于人性的终极关怀，这也是为什么古希腊悲剧虽历经千年但在今天仍然充满魅力的重要原因。

<永具魅力的古希腊神话> 古希腊神话的优美、动人是举世闻名的。古代希腊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希腊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包括现今的巴尔干半岛南部、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和地中海东部各岛屿。此外，他们很早便与黑海沿岸地区的居民交往，向意大利半岛南部沿海和西西里岛等地区移民，足迹远至西地中海和北非。古希腊人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创建了璀璨多彩的文化，传下丰富的遗产，神话传说就是其中之一。古代神话的产生历史久远，它乃是处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时期的远古人类借助想像征服自然力的产物。由此，古代神话必然包括神的故事和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和冲突的故事，即英雄传说两个方面。神的故事更明显地反映了古代人类把强大的自然现象形象化的丰富想像力，英雄传说则主要是对可能具有某种历史性的传奇人物及相关事件的崇拜和理想化，反映了远古人类的生存活动和与自然进行的顽强斗争。古希腊神话也是包括了这两个方面。古希腊神话故事的形成时期很早，是远古一代代人集体创作的结晶。神话起初口传，后来见之于书面文字。它的最早的传世书面文献当推荷马史诗。史诗中除了主体故事外，还提及了许多其他的神话故事，那些故事显然在当时已是广为流传、普遍知晓的。在荷马之后不久有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的长诗《神谱》，扼要地记述了许多神话故事，并立力图把那些故事谱系化。古希腊悲剧的题材基本都是取材于神话，是作家对那些神话故事的现实理解的戏剧体现。公元前3世纪之后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里亚学者们在对古典作品的收集和注疏中，对古希腊神话的收集和保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些诗人则在学识性原则的指导下，发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神话典故。古罗马神话受物物有灵论的影响，对神灵缺少形象性思维，神话故事贫乏。英雄传说也主要表现为历史故事，故事中的人物具有的更多地是现实性而非超人性。古罗马人在接触了古希腊神话后，很快被娓娓动人的希腊神话所吸引，从而广泛吸收了古希腊神的形象和故事，出现了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特有的融合。古希腊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曾几经变迁，他们的神话观念也在这种变迁中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基本特点是由自然崇拜转向人性崇拜。人们所熟悉的这一时期的希腊神话的基本特点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神，赋予神以人形、人性，甚至人的社会关系。神和人的基本区别在于神强大，常生不死，生活闲逸快乐；人类弱小，会死，生存艰辛，不得不经常求助于神明，但也常常诅咒神明作恶。古希腊人崇拜神，但同时赞美人，赞美人的勇敢和进取精神。古希腊人批评骄傲、残忍、虚荣、贪婪、暴戾、固执等人的性格弱点，并且认为往往正是这些性格弱点造成人生悲剧。古希腊人崇拜神，但并不赋予神明过分的崇高性，也不把神明作为道德衡量的标准，而是把他们作为人生的折射。古希腊神话正是以这种人本精神，以动人的故事和深邃的思想内涵，历来吸引了广大读者，发出魅人的力量，令人百读不厌，成为后代文学艺术创作丰富的材料源泉。

关于孔雀飞何远论文范文资料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作，后人盛称它与北朝的《木兰诗》为“乐府双璧”。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关于《孔雀东南飞》的鉴赏，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孔雀东南飞》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作为古代民间文学伟大的诗篇之一，《孔雀东南飞》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记录了一千七百年前人民的真实的感情。它是艺苑的奇葩，也是历史的镜子。

从《孔雀东南飞》看所谓封建礼教戕害爱情婚姻之荒谬

《孔雀东南飞》被称作“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的反封建礼教的优秀诗篇。然而，仔细推敲，却发现此说有误，造成这次爱情悲剧的，不是封建礼教，而是家族利益，是家族政治利益碾碎了他们的爱情婚姻。

一、刘兰芝、焦仲卿的家庭背景：

焦仲卿是庐江府小吏，年纪轻轻就是地级官府的公务员，因此他的家庭背景是士大夫，刘兰芝也一样，“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之后更是“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来求婚的地位一个比一个高。因此刘兰芝也是士族家庭无疑。既是士族家庭，那么家庭政治利益第一其他必须服务于家庭政治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婚姻存续的时间：

只有二三年，在这里不是泛指，而是用了夸张的手法，来说自己在焦仲卿家呆了很长时间。所以读者们不要理解错误了。

三、从母女对话看古代婚姻礼制的合理性：

刘母对于求婚者的处理方式居然是告诉女儿：“汝可去应之”，当得知女儿的态度后刘母婉言谢绝了媒人。是啊，这才是古代婚姻礼制的实质，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前提必须是当事人同意，不然父母不能命，媒妁也不能言。古代交通闭塞，官方出于便民或是自己懒，总之没规定婚姻登记制度，那么如何证明婚姻的真实有效呢?于是，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规定，父母媒妁只不过是证婚人。古代又没有DNA技术，如果某人抛妻弃子那怎么办呢?婚书就是凭证。

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

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

刘兰芝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美好形象。她既是淑女、贤妻，又是具有鲜明个性的女性：勇敢，坚强，富有反抗精神。兰芝用“大人故嫌迟”道破婆婆的故意挑剔、刁难，用“请归”的行动表示反抗。和仲卿叙别，她表达了对丈夫的—往情深，又清醒地认识到“复来还”是幻想。“严妆”，是夸张的铺叙，展示她态度从容，“精妙世无双”。告别婆婆时，她不卑不亢，一席话是对婆婆态度骄横的抗议。“盟誓”中，她用发自肺腑的誓言表明对爱情的忠贞。“拒媒”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面对兄长逼婚，她以允婚表现了对未来的清醒估计和对兄长淫威的蔑视。“黄泉下相见”的誓约，饱含着对丈夫深挚的爱，对封建家长制拼死反抗的勇气。“举身赴清池”是兰芝反抗精神的升华。在爱情与封建家长制的尖锐冲突中，刘兰芝这个艺术形象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焦仲卿是诗中另一个重要形象，作者表现出他从软弱逐渐转变为坚强。他开始对母亲抱有幻想，当幻想被残酷的现实摧毁后，他坚决向母亲表明了以死殉情的决心，用“自挂东南枝”表示对爱情的思贞和对封建家长制的反抗。他的变化，深化了对封建社会的控诉。

此外，焦母的专横暴戾，刘兄冷酷自私、贪财慕势的性格，都写得栩栩如生。总之，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是这首叙事诗的主要特点。

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

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

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画，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画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

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画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义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古人诗以鸟兽草木起兴，并非随意为之。以《孔雀东南飞》中“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言，应有烘托、渲染气氛的功用及象征意蕴。它既象征了刘兰芝甚至包括焦仲卿的生命结局，也烘托、渲染了刘兰芝生命不断远去的悲凉气氛。它有一种忧伤、不忍、怜悯、不安、留恋的音乐节奏在“飞去”的动作和场景里，这种节奏让人神伤却不让人绝望，让人感觉凄凉的同时似乎又让我们的灵魂得以安宁。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太在意刘兰芝离去的原因，礼教、性格等等随他去吧，每个人都可在他的阅读视界里找到能说得过去的答案。我在这幅图景里更看重的是她在我们的阅读视线里一点一点消失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为何会给我如此的阅读感受。重要的还有“东南去”，“东南去”的刘兰芝是香销玉殒的悲剧之体，我为何会在生命悲剧里读到了灵魂安宁的抚摸，以至于最后只剩下平静的叹息?这与诗人让她“东南去”，且让焦仲卿也“自挂东南枝”有关系吗?诗人他想告诉我一种怎样的个人立场?

（1）内容整体把握及层次划分：

全诗按故事情节发展可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开头到会不相从许)写兰芝向仲卿倾诉，揭开她与婆婆间的尖锐矛盾，并表示自己无法忍受下去，愿意被遣送回娘家。仲卿向母亲求情，被母亲坚决回绝，兰芝离开焦家成定局。

第二部分(从府吏默无声到二情同依依)写兰芝辞别焦家，仲卿送她回去，分别时两人立下盟誓。

第三部分(从入门上家堂到郁郁登郡门)写兰芝回到娘家后，县令、太守先后派人来提亲，在哥哥的干预下，兰芝被迫应承了太守家的婚事，太守大事做迎娶的准备。

第四部分(从阿母谓阿女到自挂东南枝)写成亲的那一天，傍晚时，仲卿赶来，兰芝、仲卿诀别，两人相约以死抗争。夜里，兰芝投水而死，仲卿上吊自杀。

第五部分(最后一段)写焦、刘两家将兰芝、仲卿合葬在一起，两人化为鸳鸯。

故事的意义：一对彼此深爱着的年青夫妇，在封建家长的阻挠和高压下，被活活拆开，最终为了捍卫爱情而双双付出生命。这个故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的四大民间爱情神话和传说：牛郎和织女、七仙女与董永、白蛇和许仙、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些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情投意合，满心指望能在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外在的强大的破坏力不会轻易放过他们，这些破坏力眼里有所谓的法理，却看不到情。《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更不可理喻，因为看不惯儿媳妇就处心积虑地要把她赶走，儿子的恳求丝毫不能打动她。在她身上，封建家长违反人性的一面暴露无遗。今天读这首诗，刘兰芝、焦仲卿忠于爱情，勇敢捍卫纯洁爱情的言行仍令人震撼。

（2）人物形象分析：

女主人公刘兰芝美丽、聪明、勤劳，知书达礼。诗的一开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的铺排，立即令读者对她产生这种印象。随着故事的展开，这种印象不断得到充实和加强。如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表现了她出众的美丽，下文里写县令、太守纷纷派人到她家求亲也从侧面表现了她的美貌远近皆知。又如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等，表现了她的勤劳、能干。她向焦母辞行时，虽然对焦母不无怨言，可最后还是说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与小姑子告别时，则说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温柔的话语里，见出她的善良、懂礼。

兰芝忠于爱情，不为荣华所动。仲卿送她回家，两人告别时，她自比纫如丝的蒲苇，将仲卿比作无转移的磐石，以此表白她忠于爱情的心意，后来她确实做到了。回到娘家后，县令、太守两家先后来求亲，都不能令她动心。最后在拒婚不成的情况下，以死捍卫了她与仲卿的爱情。

同时，兰芝身上还有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不卑不亢，头脑清醒，行动坚决。诗前小序里说她为仲卿母所遣，而诗歌的一开头写她主动提出离开焦家。当然，她不会无缘无故地让焦母将她遣回娘家，很可能是焦母长期的百般挑剔，让她认识到焦母根本不喜欢自己，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不会博得她的欢心，甚或是焦母近来脾气愈加坏，已经向兰芝暗示或明说她不愿再让她做儿媳妇。可是，从诗歌一开头兰芝向焦仲卿提出请求的话语看来，完全是她不堪忍受焦母的无理指责而主动要求回娘家的口吻。这是长期忍让、顺从后的爆发，她的话里有委屈、不满，又坚决有力，毫无伪饰。后来焦母也对仲卿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虽然焦母对兰芝的评价不免是偏颇之词，但也透露出兰芝确实不是低眉顺眼、任人摆布的小媳妇。兰芝向焦母作别时说，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同样让读者隐隐体会到兰芝不是一个标准的封建时代儿媳妇的形象。后来面对兄长**嫁，兰芝更进一步表现出清醒、坚决而不露声色的性格特征。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女性人物形象长廊里，刘兰芝形象是独特的这一个。

和兰芝相比，男主人公焦仲卿的性格展现得不是那么丰富，忠于爱情、敢于为爱情献身是他性格中最突出的方面。对于母亲的威逼、诱哄，他坚决地回应道：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他迫于焦母的压力将兰芝送回娘家，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按照当时的社会风习，他只能这样做。今天的读者难以责怪他软弱。自缢前他徘徊庭树下的举动，符合他特殊的处境──他是家里的独子，赡养母亲的责任无人可交付。因此，也不能据此认为他性格软弱，优柔寡断。

焦母是一个突出的反面形象。她是一个极端蛮横无理的女性，对于兰芝的美德，仲卿夫妇的爱情，毫无认识和同情。对仲卿，她一会儿恶语威胁：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一会儿又是好言诱哄：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软硬兼施，目的是要仲卿遣走兰芝，除却眼中钉。

另一个反面形象刘兄性情粗暴，趋炎附势。他对兰芝说：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作计何不量!粗暴训斥，语气凌人。先嫁得府吏足以荣汝身。沈德潜评论这几句诗道：小人但慕富贵，不顾礼义，实有此口吻。

（3）文章特色民歌风味：

第一，这首诗以孔雀失偶起兴，以鸳鸯双飞作结，这种以美禽比拟夫妇的手法，是民歌里常用的。

第二，多处运用铺陈手法。诗歌开头兰芝自陈：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这是一种纵的铺陈，简练而有层次，意在强调兰芝从小聪明能干、多才多艺，很有教养，暗示了焦母逐走媳妇的无理。兰芝离开焦家时也有一段细致的铺陈：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里着意写兰芝的衣履佩饰，姿态容颜，这是一种横向的铺陈，既有助于表现兰芝刚强镇定而又留恋不舍的丰富的内心活动，又流露出这首诗的创作者对兰芝的由衷同情与赞美。后面写太守家迎亲的队伍：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此处的铺陈渲染出太守家煊赫的财势，也从反面暗示了兰芝不贪图荣华富贵、忠于爱情的高洁品格。

第三，善用比喻。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这一席话和上文的誓天不相负，和下文的二情同依依一致而连贯，可以说是临别的誓言。这话出自兰芝的口，表示感情深厚，永不变心。但在事情急转直下的时候，由于误会，仲卿重提兰芝的誓言，却把它改成：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两个比喻原来的共通点变成分歧点，这对于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刻画，有很大的作用。

(4)问题探究：

①兰芝离开焦家时为什么精心打扮一番?她为什么不在焦母面前掉眼泪，而在小姑子面前才泪落连珠子?

兰芝一大早就起来开始梳妆打扮，揣摩其中原因，一方面她是要把自己最美好的形象展现给仲卿，让他记住自己，如同他们婚姻生活的一个纪念，一方面她不愿意向焦母示弱，精心打扮自己，似乎在向焦母表明她始终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过错。诗里写她打扮时事事四五通，多少透露了她内心的杂乱情绪。

兰芝向焦母辞别时没有流眼泪，而是不卑不亢地说了一番合乎事实且略带不满的话，面对小姑子才泪流涟涟，这表现出她的坚强与理智。

②这首诗的许多地方注意了前后照应，使得故事情节的发展显得真实自然，整首诗的结构也显得非常紧凑。哪些地方是前后照应的?

故事一开头兰芝向仲卿自陈时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七为君妇，她被遣回娘家，刘母大感震惊，说道：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七遣汝嫁这样不避重复地再次用一串铺排句，既与前面相呼应，表明此前兰芝所言非虚，也再次强调了兰芝的无辜与委屈。后来写兰芝做嫁衣时，这样写道：左手执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这几句突出了她心灵手巧，照应了十四学裁衣一句。

故事开头仲卿向焦母求情时，焦母说：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结尾处仲卿自尽前拜别焦母时，焦母说：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

兰芝离开焦家时，诗里不厌其烦且用充满赞叹的口气描绘她的装扮、容颜、体态，这为下文兰芝回到娘家后，官宦人家纷纷来求亲做了铺垫。

仲卿送兰芝回家，两人作别时，兰芝说：君当作磐石，磐石无转移。后来仲卿误以为兰芝攀高枝时重提誓言，说：磐石方且厚，便作旦夕间。

读后感：《孔雀东南飞》孔雀东南飞，飞到天涯去不回，千般恋爱万种柔情相思成灰。心碎的时候，秋声格外让人悲。天若不尽人意。我愿生死相随。大江上下残照斜阳万物低垂，情深的时候哪种离别不伤悲，这次痴心赴水何时何地相会，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红尘外柔情内有没有断肠的泪，但求真心以对今生何惧何悔。《罗米欧与朱丽叶》代表的西方经典爱情悲剧，而一曲《孔雀东南飞》更见中国爱情的悲壮，红尘有爱，人间有情，我们总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使他们的爱情从起点到终点，经历磨难回归美丽的团圆。然而，纵观一下滚滚红尘，一幕幕爱情悲剧不也正在上演吗？“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且看仲卿与兰芝这对恩爱夫妻的誓别，难道不令我们感动吗？他们“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的凄美场面不禁让我们潸然泪下，焦母的逼迫，使这对恩爱夫妻劳燕分飞，各奔东西，直到双双殉情，仲卿与兰芝在历史上演绎了美丽的“孔雀东南飞“的爱情悲剧。山无陵，江水为竭，东雷震震，夏雨雪，天地会，乃敢与君绝。仲卿与兰芝虽然没能白头偕老，但他们留给后人的却是无尽的暇思……几百年后，一个叫梁山伯的寒士，一个叫祝英台的士家女子，两情相悦却有缘无仲卿的份，有情人要被生生拆散，演绎了一出无奈的“化蝶”，怎能不让人叹息？人世间竟不能生相依，那么死则化蝶翩翩起舞吧。“渐行淅远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我认为梁祝化喋不应有恨，因为这种凄美已成永恒，代表了爱情的忠贞，成为千古传奇。他们的爱情悲剧着实浪漫凄美。“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又是几百年后，一个叫沈园的地方，一个叫陆游的诗人，娶了一个叫唐婉的女子，伉俪相得，琴瑟相和，好一对神仙眷属。然而陆母逼迫夫妻离异，陆游随母意而另娶，唐婉也易嫁赵士诚。几年后的一个春日，陆游满怀郁闷踽踽独游，邂遇唐婉，唐遣人送酒致意，陆游满怀伤感，词成《钗头凤》一首，唐婉和之。不久，唐婉抑郁而亡。“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又千千结。夜过也,东窗未白残灯灭!”美丽的邂逅竟铸就了一个爱情悲剧，但它却留下了永恒的美丽。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是啊，放手让爱的人走，谁能做得到。焦刘之爱，梁祝之情，陆唐之恋，哪个不是悲剧，但哪个又不是美丽的，浪漫的呢？文学史上，从《关雎》到《静女》、到《氓》、到《孔雀东南飞》、到《王西厢》之张生和莺莺、到《牡丹亭》之柳梦梅和杜丽娘、再到《红楼梦》之宝玉和黛玉，这些文学作品表现了多少爱情的美好、多少怨男恨女、多少始乱终弃、多少出生入死终成眷属，一代代青年男女大胆地追求着真爱，憧憬着美好的生活，他们为爱而歌而欢，为爱而怨而恨，为爱不求功名，为爱忠贞不渝，为爱抛洒滴滴红泪，他们因爱而生，因爱而死，因爱还魂，谱写了一曲曲爱情悲歌。谁曾经拥有过的一切美好回忆，就算结果是悲剧，又能怎样？虽然每一个人都不喜欢悲剧，因为悲剧总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令人伤怀，但也只有悲剧才会有如此的艺术魅力，值得人如此回味。因为悲剧的魅力，不仅在于它毁灭的美；悲剧的不幸，更在于它往往不仅仅是悲剧，而是永远的生活。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人们总是向往大团圆式的爱情，殊不知那惊天地泣鬼神，经受风雨洗礼的悲剧爱情是更美丽的。“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只是给你提供一些素材，你可以边抄边整理，800字，小case啦！《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是一位有着传统美德的女性。她慎于言辞，端庄安闲，动静有度，执事勤苦，符合汉代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要求。她不但有着无与伦比的外在美，同时也具备无可挑剔的内在美。在她的身上闪烁着现代女性意识：自尊、自强、清醒、刚毅，但是这一切不但没有给她带来好处，反而加速了她的悲剧命运。关键词：刘兰芝中国古代妇女道德为什么一个体现封建妇女道德规范的妇女长期以来甚至到今天仍为人们所称引喜爱呢？为什么从刘兰芝遵循“三从四德”的道德实践中，人们仍能感受到什么是善良、坚忍呢？很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封建妇女道德的丰富复杂的内涵。本文试从道德层面作粗浅分析，以期更全面发掘这一形象及作品的典型意义。一、刘兰芝的道德风范刘兰芝善良坚忍，勤于纺织，工于剪裁，也确实体现了劳动妇女的特点和品德。从妇女道德来看刘兰芝，在日常生活中，她不失为一位合乎汉代“三从四德”规范的淑女、贤妻和孝顺的儿媳。刘兰芝的言行举止（1）其言：作品《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求遣之辞，义正言婉；拜别之辞，贬己自责；密誓之辞，情真义重；谢媒之辞，颇有分寸。皆有规短可寻而不容越，皆能依对象处境的不同而有别，合乎“四德”要求。所谓“择词而说，不遂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受母钱币多，不堪母驱使。”是不忘长辈之善不言人过的措词。“本自无教训”“生小出野里”是严于责己，示卑弱以让人。“儿实无罪过”，仅此一句，回复亲娘的责备追问，吞下了多少委屈和苦衷。是“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的突出体现。（2）其容：汉代对妇容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不必颜色鲜丽”；“沐浴以时，身不含垢”。从焦母对刘兰芝的指责和对“东家贤女”外儿的夸张看，大概刘兰芝平日忙于家务纺织之事而不遑打扮，这在焦母这个以儿子为“贵家子”的俗气之人看来，似乎有失体面，但刘兰芝所为，未失妇容。一旦被遣，依汉礼仪应着嫁时之装以“大归”时，她“事事四五通”严妆而出，令人有“精妙世无双”之叹。“细步”处，俨然大家风范。临别前对房中什物的捡点交待，可证平日操持的稳重和临乱不苟；拜别焦家的礼节和言行，足见其虽内心痛苦而容止安详。即使投身清池，也不忘脱履于岸，既可表明心迹，又可免无谓的牵连。真可谓“清闲宁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 刘兰芝的家庭人际关系刘兰芝“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未违“三从”之教。主要表现在：（1）对丈夫贞顺。刘兰芝首要的社会角色是妻子，她对焦仲卿恩爱始终，生死相依，无疑是出于夫妻情深。因为焦仲卿给予了她应有的理解、同情，在她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曾以微弱之躯，为她抵挡生活中的风雨，甚至到死，也未放弃对妻子的爱。但焦仲卿之所以如此，也离不开刘兰芝对为妻之道的恪守。（2）对长辈的孝顺。刘兰芝两头均已丧父，但从她对焦刘二母的态度亦足见孝顺之德。在平日的刁难虐待下，她仍不忘“供养卒大恩”；被遣前焦母的“槌床大怒”和堂上拜别时焦母的冷酷，都说明婆母在以“义绝”驱媳，但刘兰芝言辞委婉，依礼行事，谨奉孝道。显然，这不是内在的自然情感的流露，而是对“曲从舅姑”道德规范的遵循。（3）对幼辈的慈爱。刘兰芝膝下尚无子，从她对小姑的情义，可以看到她“和于家”的品德：“却与小姑别，泪落连如子。”洒下的是一片真情。“始扶床”“如我长”的感慨，“勤心奉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久，嬉戏莫相忘”的叮咛，感人至深。二、刘兰芝之死刘兰芝在被遣之后拒绝家长和官吏对她的操纵，以死抗争。她的死体现了妇女道德规范的人格标准，是殉情，也是殉道即“发乎情，止乎礼义”。同焦母刘兄的冲突虽然从礼法制度上讲，刘兰芝同焦母刘兄的冲突，是长幼冲突，但从道德层面上分析，则是一场善恶冲突。因为刘兰芝在她们面前，从无不是之处，而恰恰是焦母刘兄首先背弃了人伦道德。《孔雀东南飞》正是通过悲剧双方善恶对照以寄托其道德评价的。个体的道德信念源于自身的道德信念，是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道德原则和基本规范内化的结果。刘向的《列女传》分类编定的古代妇女事迹，是对“母仪”“贞顺”“节义”“贤明”的形象解说；汉代诗歌《列女操》《贞女引》《高拘操》《雉朝飞操》和《杞梁妻歌》的风靡于世，正是妇女重品性操守风尚的曲折反映。同许多以毁容，断发，自尽以全人格的东汉女子一样，刘兰芝“人贱物亦鄙”的叹息，“进退无颜仪”的羞惭，“愁思出门啼”的悲愤，不也正是夫妻之情被毁，道德人格失落的双重痛苦吗？刘兰芝的道德理念在兄长令其出嫁的决定作出之后，刘兰芝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顺从兄长之意，嫁太守家以求终此一生，或可得荣华富贵；一是谨守与仲卿之约，宁为玉碎，不求瓦全。前者谓之“从父”之德，后者谓之“从夫”之义。正是这种情与义都处于两难的人生选择中，刘兰芝选择了后者。这种选择，既合乎“愿得一心人，白首不分离”的妇女生活理想，也合乎“从一而终”的封建妇女道德信条。三、刘兰芝的形象刘兰芝形象具有经久不衰的美学和伦理学价值，一个民族的道德是不可能断流的。尤其是那些至今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仍能发挥积极作用的道德规范和公共准则，更应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改造以发展新的文明。首先，妇女道德是一定社会特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之寒”的自然经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几代同堂的家庭结构，聚族而居的村社环境，必然使谨夫妇，敬爹娘，和家人，睦邻里，存后人的道德观念有发生和存在的土壤。其次，家庭作为妇女道德的实践范畴，是长幼血缘亲情和男女天然关系的结合体，因而作为封建妇女道德的主体的婚姻家庭道德必然要更多地吸收和融注本民族长期形成的，诸如仁爱、宽容、恻忍、孝顺等。第三，作为道德实践的主体，古代妇女处于社会和家庭的最低层，因而更多地继承和弘扬起中华民族厚德载物，于柔弱中求自强的精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妇女的这种自强和牺牲，不仅不会惊忧社会的安宁，反而会维系人类文明的延续，经过长期的历史选择而积淀为民族的共同心理和风俗习惯。四、结论长期以来，我们对刘兰芝形象的道德内涵仅以“善良”“劳动妇女美德”概括之而语焉不详。实际上刘兰芝不是受到封建家长迫害的一般古代妇女形象，而是一位“在忠实于家庭义务方面达到悲剧美最高峰”的古代妇女的典型，是体现封建时代完美的“妇德”的形象。她由淑女而贤妻而烈女的道德实践，概括了中国古代妇女道德的基本内涵。她的生活道路，体现了中国古代妇女的悲剧命运。这便是刘兰芝形象在具有深刻社会批判意义的同时所具有的美学伦理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