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小说语言特色研究背景论文

在作者笔下，生存环境的悲苦不仅仅是生计问题，更有发展空间的种种限制。实际上，路遥作品中的主人公，其坚毅品格更是在不断追求发展的奋斗过程中日臻完美的。写苦难是为了写苦难中的人。苦难越深重，战胜苦难的人及其品行就越是难能可贵和令人敬佩。《平凡的世界》安排孙家兄弟俩齐头并进又相互映衬，其兄孙少安13岁就辍学回家务农，后办砖厂起家致富；其弟孙少平求学、教书，后出外打工、挖煤。通过他们两条人生之道的曲折延伸，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生存际遇，其重点又是突出孙少平外出谋生的艰难。路遥通过进城故事寄托了对城乡关系的思考。许多研究者都指出，路遥的小说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文学世界，其中，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是核心的，在这一基础的核心对立之下，衍生了诸多二元对立的因子，文明——愚昧、先进——落后、浪漫——淳朴、复杂——纯洁、高贵——卑微、自信——自卑，等等。这些因子被作者有意识地排列起来，并通过一个个鲜明生动的事件清晰地并置在一起，‘构成了矛盾的、不可调和的两极。这显然是一种被作家精心结构的序列；前者是都市的象征，后者是乡村的隐喻。现实主义作家路遥以客观的笔触去书写乡村、描写都市，在路遥笔下，城市与乡村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对立，而且是文化空间的对立，城市是在与乡村的对比中存在的，而乡村也在城市的阴影中展开。实际上，路遥进城故事书写是早期乡土文学的审乡情结的再现；以城里人的眼光，围观乡村的“恶”，以此来反思和反省乡村。城市是进城乡下人的欲望对象，毫无疑问的是，乡村空间指向的是历史和记忆，城市空间肯定指向的是未来。路遥在其进城故事中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真实记录了改革初期农村青年的人生奋斗历程。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口号以来，中国社会自此步入了激烈的社会变革时期。在这个历史转换的关键时期里，随着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历史转换，各种陈旧的思想观念都面临着强烈的冲击，传统的心理结构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动。作为八十年代新一代的农村青年最先感受到了这种变动和冲击的力量，他们开始对自己生活的乡村世界产生不满与怀疑，而对具有现代文明诱惑的都市产生强烈的向往。一贯秉承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作家路遥用文字真实地记录了八十年代的农村青年的进城历程和人生奋斗足迹，如《人生》中的高加林不惮于违背传统道德伦理而力争到大城市发展自己的前途，《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在从揽工汉到煤矿工人的身份流动中彰显了实现进城理想的种种努力与尝试。无论是高加林还是孙少平，他们无不是八十年代个人奋斗者的典型人物。因此，可以说路遥在其进城故事中通过高加林、孙少平等进城乡下人形象的塑造，较早地传达出社会变迁的时代信息，使得当时的读者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甚至使得今天的读者产生了心灵上的契合。路遥创作在思想方面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深刻的哲理性。哲理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不是外加的，相反已经和作品对生活本质的揭示融合一起，成为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的必然结果。特别是路遥中篇的结构，也可以称之为哲理性结构。生活在这些中篇里成为一个相对的封闭体系，生活的过程构成了一个个人生的大轮回。作者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哲学思考，就从这大轮回中衍化出来。高加林怀着一颗勃勃雄心，进入了城市，在城市生活的舞台上，威武雄壮地表演了一番，最后又被迫回到自己最不愿呆的农村。但是这种轮回并不是原地踏步，而是人物在经过了生活的历练与艰辛之后的一种重新出发。作家几乎为他每一个心爱的爱情故事都安排了一个不甚光明的尾巴；《在困难的日子》中马建强对吴亚玲的情感披自卑放逐，最终无奈地看着吴亚玲和郑大卫门当户对地在一起，《人生》中的黄亚萍最终却没有勇气跟随高加林回树当农民，她将永远无法走出精神失恋的痛苦阴影，刘巧珍为被县里清退的高加林求信说明他心底里爱的仍然是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和秀莲的婚姻中始终不能抹去田润叶的影子，婚后的田润叶以与丈夫分居的方式坚守着对爱情的忠贞，独自饮下了一杯自己亲手酿造的婚姻苦酒。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路遥所讲述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都是令人心酸的悲剧：固然，“有情人难成眷属”不失为一种悲剧，而只有丈夫或者妻子没有爱人的“物质婚姻”更是足以撼动人心的悲剧。由此可见，基于精神交流和心理契合基础上的恋爱才是路遥心目中理想的婚姻。路遥还通过爱情表达了对人生的思考。在路遥笔下，爱情只是作为其笔下青年男女主人公人生道路上的插曲而存在的，路遥则仅仅是为了表达人生奋斗的主题而写爱情。在路遥笔下的爱情故事中，对于男性主人公而言，爱情只不过是他们在由乡而城道路上的踏脚石。正如司汤达笔下的于连是踩着一个个女人最终走进了豪门贵族小姐的闺房，路遥笔下幻想进城的农村男青年也几乎是试图踏着一个个女人以实现自己的进城理想，他们或无情地斩断与成为进城道路上绊脚石的农村女性的爱情关系，或将城市女性作为进城的敲门砖。如《人生》中的高加林、《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薛峰、《姐姐》中的高立民、《风雪腊梅》中的康庄、《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作家路遥总是以道德伦理作为判断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准，甚至那本该不能掺入一丝杂质的爱情生活，也同样无法摆脱道德的审视。路遥浓重的道德情结，使得他在爱情故事的书写中特别重视传统伦理道德对爱情选择的重大意义。这种在爱情故事中所显露出来的道德审视在路遥的早期小说《人生》中已经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一方面，接受了现代情爱观念影响的作家能够对高加林和黄亚萍基于志同道合基础上的结合做出自觉的肯定；另一方面，深受传统道德影响的作家对被高加林抛弃的刘巧珍怀有深深的同情，甚至为了表达对传统女性刘巧珍的同情而突出“插足者”黄亚萍的自私、任性、轻浮，从而加重了对现代女性黄亚萍谴责的砝码。由此可见，作家路遥习惯于从道德角度审视爱情生活，致使他在爱情故事的书写中无法摆脱道德理性的拘围，这也是其爱情故事书写的局限所在。路遥不是一个四平八稳、刻意苦吟的诗人，他在秉承传统现实主义注重客观冷静描写的同时，同样重视作家的主体作用，他认为作家作品中观照的现实必然有作家的主体判断，融入了作家的个人情感。路遥十分注重生活中的感情积累和作品中的激情倾注，将现实主义的直面人生和浪漫主义的奔放热烈一同融入到作品中，读他的作品无时无刻不能感受到蕴含在作品中或缓或急的激情涌动。在路遥为我们建构的小说世界中，你能体会到和路遥一样炽烈、温情、友好、质朴的浓烈的激情，你会随着路遥的笔感受一次次心灵的震颤和悸动，一起悲或一起喜，一起怒亦或一起怨，让你体会到和作家一样的柔情似水，一样的血气方刚。尽管与民间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但路遥毕竟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其创作又显示出一定的超越性特征，典型表现就是通过叙述视角的变化使故事不断向前推进。民间文学讲求故事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这使不少背景性材料和事件的叙述受到影响，路遥力求展示生活的原貌，因此，必须要突破这种单线连续发展的叙述模式，通过叙述视角的不断交化全景式地再现生活，特别是当故事呈复线发展的时候，对民间说书艺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来追求时间完整性手法的超越更为明显，典型例证就是多线结构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将双水村与县城两个平行发展的故事通过孙少平、田润叶等在城乡之间的位置变换有机结合为一个完整故事。路遥作品中所创造人物的理想追求、人生价值、道德价值等一系列观念太过难美、太过理想化，太过单一，路遥常常在作品中为刻意追求这种唯美而放弃对现实的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路遥作品成为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真正意义的经典。比如，孙少平与田晓霞最初萌发爱情就是因为他们对读书和思考的共同爱好，这就奠定了志同道合的爱情基调。晓霞爱少平的是他的顽强意志和奋斗精神，少平爱晓霞的是她的博学善恩和勤奋敬业，这基本上是一种理想的选择，而且他们的爱情本身也基本上是由互勉和思念构成的精神恋爱。其实，爱情是有多重风景的。志同道合是一种美，两情相悦是一种美，温柔思念是一种美，灵肉结合是一种美。而《平凡的世界》只为我们展示了志同道合这一重美景，崇高固然崇高，但却失之于单一，没有展示出“平凡的世界”里平凡的人们的平凡爱情中多个侧面、多个层次、多种形态的丰富多姿的美。而对于配角，路遥所塑造的形象也是有特色的。例如，“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动乱岁月，又是一个考验人性品格的大舞台，作者以此为背景，塑造出两类不同的人物形象，一是忧国优民、大公无私的忠诚干部，一是趋炎附势、惟利是图的跳梁小丑。在《惊心动魄的一幕》里，展现了1967年造反武斗的历史画面。就在广大人民群众被少数别有用心的造反派头头们挑动起来，即将进行一场严重武斗的危急时刻，县委书记马延维置个人安危生死于不顾，正义凛然地跋涉到剑拔弯张的造反大厅，挺立于正要“捉拿”他的造反派面前。在这惊心动魄的一幕里，作者刻画了县委书记马延维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而宁死不屈的高大形象，鞭挞了如县委副书记李维光见风使舵、毫无党性人民性的败类以及如金国龙等一群自私自利、心怀叵测的投机野蛮之徒的无耻嘴脸。在路遥小说中的进城故事中，故事主角一般设置为农村青年，其中有男青年也有女青年。女青年有《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的刘丽英，《平凡的世界》中的郝红梅、孙兰香、金秀等，这些乡村女青年拥有进城的天然资本，那就是她们的长相优势，通过相貌换取进城资格，她们可以通过婚嫁进城。然而，路遥小说中的进城故事最关注的其实是男青年进城，尤其关注这些男青年身份的设置。与这些具有相貌优势的女育年相比，男青年通常具有知识优势，这些男青年拥有进城的精神资本却没有进城的物质条件。其次，路遥在其进城故事的讲述中塑造了新人特质的农民形象。在路遥的小说中，从高加林到孙少平，组成了一个进城乡下人的人物序列，他们身上所特有的混合型的精神特质使得他们成为鲁迅笔下和柳青笔下的农民形象之后呈现多重组合性格的农民形象。这类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得中国农民形象的内涵得以丰富和深刻，是路遥对中国农民形象画的重要贡献。

龙源期刊网旗舰店关注浅析《平凡的世界》的语言特色作者：李杰来源：《文学教育》2008年第12期路遥的语言有自己的特色。在一次研讨会上，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当着路遥的面说：“你的作品语言不好，就没有人家某某的语言优美。人家那语言，才是文学语言。可是，在你的小说中，找不到一句人家某某某那样的语言。”路遥在最后的发言中回应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我只想用自己的语言写作，所以，如果我的作品中哪怕出现一行某某某那样的文字，我都要坚决地把它划掉。”路遥当时很激动，说到“划掉”的时候，右手做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动作。由此可以看出，路遥的语言具有自己的特色，本文试从《平凡的世界》的语言方面谈几点看法。一、语言描写朴素而平淡梅尧臣在《读邵不疑学士诗卷》中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在他看来，倘能“顺物玩情”，则可“平淡邃美，读之令人忘百事也”。王安石也推崇“平淡”的风格和境界，而且认为那是一种不易达到的高度：“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集》)凡是读过《平凡的世界》的读者，恐怕都不会忘记田晓霞和孙少平在麻雀山上见面的情景：内心的骚动让他坐立不安，他索性仰面躺在一片枯草上，两只手垫在脑后，茫然地望着暮色中的天空。天空已经亮出几颗星星。晓霞也不再出声，静静地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两只手抱着膝头，凝望着远方的山峦。这是一个美妙的时光。小树林中，归巢的鸟雀扇动着扑棱棱的翅膀。没有风，空气中流布着微微的温暖。春天的黄昏呀，使人产生无尽的遐思和深远的联想，也常常叫人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忧伤。路遥运用朴实的抒情性语言，准确地刻画了黄昏外在的物象，也传神地写出了人物内在的心象，从而创造了一个心物合一、情景互渗的画面；给人留下丰富而美好的阅读记忆。黄昏是美妙而温暖的，令人在宁静的心境里浮想联翩，悠然意远。但是，黄昏也是生发乡愁和孤独的时分，最容易叫人惆怅和忧伤的，如此描写显得厚朴真挚而又诗意盎然。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商品经济的活跃打破了农村的僵持与保守，具有现代文明的城市开始对一直困守在土地的农民产生强烈的诱惑。特别是在青年心中引起巨大的骚动，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及周围的世界产生怀疑与不满。

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气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那样的身处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做出选择。

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翻巡视。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

扩展资料：

路遥简介：

路遥1949年12月3日出生于陕西陕北山区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9年回乡务农。这段时间里他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

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80年发表《惊人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后被改编为电影。

1991年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还未完成即在中央人民电台广播。路遥因此而荣获茅盾文学奖。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人生

百度百科-路遥

路遥作为一个纯洁的社会主义者和对生活的热爱者。

路遥小说创作特色论文开题报告

路遥作为一个纯洁的社会主义者和对生活的热爱者。

1、主题思想这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该书以中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十年间为背景，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这部小说所传达出的精神内涵，正是对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传统的自觉继承。2、创作背景《平凡的世界》是从1975年开始创作的，1988年5月25日完稿，而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背景是各种文学新思潮风起云涌，现代派、意识流等文学观念风靡一时，文学创作在形式和技巧上的求变求新令人目不暇接。与此相反，传统现实主义创作却受到“冷落” 。甚至有批评家认为，路遥的另一部小说《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是落伍的，但路遥仍然坚持创作完成了这部小说。3、路遥简介路遥（1949—1992），原名王卫国，中国当代农村作家。1949年12月23日生于陕西榆林市清涧县石咀驿乡王家堡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1969年回乡务农。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80年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

1111人生太短暂了，要多想办法，用极少的时间办更多的事情。” “浪费，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浪费时间了。”爱迪生常对助手说。“人生太短暂了，要多想办法，用极少的时间办更多的事情。” 时间，时间，怎么费那么多的时间呢?”爱迪生走过来，拿起那个空灯泡，向里面斟满了水，交给助手，说：“里面的水倒在量杯里，马上告诉我它的容量。” 助手立刻读出了数字。爱迪生说：“这是多么容易的测量方法啊，它又准确，又节省时间，你怎么想不到呢？还去算，那岂不是白白地浪费时间吗?” 助手的脸红了。爱迪生喃喃地说：“人生太短暂了，太短暂了，要节省时间，多做事情啊!”222· 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妙，为人类造福。· 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并以此为人类造福。我们在世的短暂的一生中，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种服务更好的了。· 所谓天才，那就是假话，勤奋的工作才是实在的。· 人生在世界是短暂的，对这短暂的人生，我们最好的报答就是工作。世间没有一种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可以不经过艰苦辛勤劳动而能够得到的333基本内容,,,,,,,,,,,,,,,,,,, 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乡交叉地带”，充满生气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象他那样的身处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作出选择。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翻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人生》发表于1982年，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它的时空背景。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高加林正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复杂的人物。他身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又同时具有辛勤、朴实的传统美德。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际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现实与他心中的理想总是相差极远，正是这样反差构成了他的复杂的性格特征。当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时，他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对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却真心真意地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她的爱质朴纯真，她以她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作法表白了她的炽烈的爱。而实际上她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高加林在她的眼中是完美的，而她对于高加林来说只是在他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籍。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城市生活给了高加林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她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加林的确与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加林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当高加林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他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脸庞，想起了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当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他时，他的那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感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萍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巧珍，当他委婉地对巧珍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巧珍含泪接受了，但她却并没有过多地责怪高加林，反而更担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劝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泪水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但是好梦难圆，高加林进城这件事终于被人告发了，他要面对的是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的所有的理想和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他难以承受这份打击更难以面对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减少了狂热而又冷静的反省，接受了德顺爷爷的一番话，而后一下子扑倒在黄土地上。路遥在《人生》中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这段话的确可以作为《人生》这篇小说的一个注解。====================================================================评论:王愚：《人生》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重视，在文艺界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我读过你的三部中篇后，感到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每一部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你在构思《人生》时，窨有些什么具体设想？路遥：这部作品，原来我写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反响。我写农村题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也不是突然想起要写它，这部作品的雏形在我内心酝酿的时间比较长，大概是一九七九年就想到写这个题材。但总觉得准备不充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想通，几次动笔都搁了下来。然而不写出来，总觉得那些人物冲击着我，一九八一年，下了狠心把它写出来。我只想到把这段生活尽可能地表现出来。当作品发表了以后，得到了读者的热情支持，收到了上千封来信。我自己实在不想说什么，主要是想听听评论家的意见。王愚：你写《人生》，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探索“人生，搞评论的人谈起来，不免“隔靴搔痒”，也计只有你自己更清楚这种探索的甘苦。路遥：根据目前发表的评论文章看，评论家们还是敏锐的，对这个作品内涵的东西，都基本上看到了，有些地方连我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提出的作品中的不足之处，有些意见秀有价值。即使那些反面意见，对我也很有帮助。王愚：你的《人生》，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对当前这个转折时期中划综复杂的生活矛盾的把握。面对当前整个文学创作的进展来看，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也不仅是《人生》，你的三部中篇，在这个问题上都有比较突出的表现，最初发表，后来又得了奖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尽管有些地方不免精疏，但对于十年浩劫时期那虔诚混合着狂热，惶惑交织着冲动的复杂状态的描绘，尤其是挖掘主人公内在的精神力量，使他的性格发出闪光，内容是比较厚实的。你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也是这样，在那样一种困难的时刻，在那样一个年轻人身上，一种坚毅不屈、冰清玉洁的性格力量，和周围严峻的生活矛盾，互相冲撞，回响着悲壮的基调。在《人生》中，对这个转折时期的诸种矛盾，从人物的命运，从人物的内心活动中完整地展现出来，比前两部更为深刻、广泛。你在好几次讨论会上的发言和你写的文章中都提到，要写交叉地带，胡采用同志也谈过这个问题，我是很同意这个观点的。在当前这个除旧布新的转折时期，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渗透、互相交织，呈现出纵横交错的状态，作家要反映这个时代，就要从这样一个视角考虑问题。以我个人的偏见，当前有些作品其所以单薄，或者狭窄，或者肤浅，主要的恐怕是局限于狭小的生活范围，写农村就是农村，写城市就是城市，待业青年就是待业青年，就呈论事。其中一些较好的作品，也有一定的生活实感，但很难通过作品看到时代的风貌，常常是有生活而没有时代。当然，也有的作品，只有空喾的时代特点，没有具体的生活实感，那也不行。你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觉得你在反映矛盾冲突问题上，有自己的思考。路遥：这方面我是这样想的。生活往往表现出复杂的形态，有些现象，矛盾、冲突浮在表面上，一眼就看得到，有些作家常常被这种表面的东西所吸引，所迷惑，不少作品就是描写这些东西的。但生活中内在的矛盾冲突，有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看清楚的，而作家的工作主要在于拨开生活中表面的东西，钻探到生活的深层中去，而不能满足于表现生活的表面现象，这样，作品才能写得深一些。王愚：你这个见解很深刻。不少作家到生活中去，一下子被生活的表面现象吸引住了，抑制不住自己的热情，没有经过反复的思考、消化、酝酿，常常是描写有余，思考不足，就很难深下去了。路遥：像农村生产责任制，这是现行政策，在农村和农民中间有着很大的反中央委员，从表面上看，农民富起来啦，有钱啦，有粮啦，要买东西。但作品仅仅停留在这一步描写上，写他们有了钱，买电视机，飞翔高档商品，写他们昨样把钱拿到手，又花出去，这样写当然不参说没有反映农村的新变化，但毕竟不足以反映新政策带来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个作家，应该看到农村经济政策的改变，引起了农村整个生活的改变，这种改变，深刻表现在人们精神上、心理上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变化，而且旧的矛盾克服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新的矛盾推动着体制的不断改革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的调整。总之，整个农村生活经历着一种新的改变和组合，应该从这些方面去着眼。从表面现象着眼，就容易写得肤浅、雷同。我自己原来也是这样，所以写的作品很表面。这样的作品，引不起读者对生活更深刻地思考。因此，我觉得作家应向生活的纵深开掘，不能被生活中表面的东西所迷惑，你刚才提到关于交叉地带的问题，就是我在现实生活感受到的一种新的矛盾状态。我当时意识到的是城乡的交叉，现在看来，随着体制的改革，生活中各种矛盾都表现着交叉状态。不仅仅是城乡之间，就是城市内部的各条战线之间，农村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人的精神世界里面，矛盾冲突的交叉也是错综复杂的。各种思想的矛盾冲突，还有年轻一代和老一代，旧的思想和新的思想之间矛盾的交叉也比较复杂。作家们应从广阔的范畴里去认识它，拨开生活的表面现象，深入到生活的更深的底层和内部，在比较广阔的范围内去考虑整个社会矛盾的交叉，不少青年作家的创作都是从这方面去考虑的，我的《人生》也是从这方面考虑的，但还做得很不够。王愚：就目前来看，《人生》展现的矛盾，是很不单纯的。路遥：回过头来看，有些地方显得很不满足，这个作品就主题要求来说，还应该展现得更广阔一点，现在还有一些局限。但就这部作品来说，再增加点什么已经很困难了，只有等将来再补救。主要是还要更深一步的理解生活。王愚：也计正因为这样，对《人生》的评价就有一些不同看法。我以为，你写《人生》是要剥开生活的表象，探索生活内在的复杂矛盾，因此，《人生》的主题就是单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从作品的内涵看，你是探索转折时期各种矛盾交叉点上的青年一代，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的问题。高加林的理想和追求，具有当代青年的共同特征。但也有历史的情性加给青年一代的负担，有十年浩劫加给青年一代的狂热、虚无的东西。这些都在高加林的身上交织起来，因此，认为作品回答的问题就是高加林要不要改造，高加林的人和观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嫌简单了些。《人生》的主题应该是交叉的，是从一个主线辐射开来反映了时代生活的各个方面。路遥：这方面的争议多半集中在高加林身上，这是很政党的。对高加林这个人物，老实说我也正在研究他。正因为这样，我在作品中没有简单地回答这个人物是个什么样的人。谈到作品的主题，过去把主题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总要使人一眼看穿，有点简单化了。当然也不是说让读者什么也看不出来。我的意思是，作品的主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因为生活本身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生活是一个复杂万端的综合体。作品是反映生活的，真实的反映生活的作品，就不会是简单的概念的东西，应该像生活本身的矛盾冲突一样，带有一种复合的色调。我在《人生》中就想在这个方面进行一些探索，主要表现在高加林身上。至于作品的思想性，我觉得，作品的每一部分都渗透着思想，而不是只在作品的总体上有一个简单的思想结论。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度，应该在作品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渗透着。王愚：对！这个问题题得好。当读者读作品时，应该处处都能引起他的思考，而不是读完作品才证明了某个结论的正确或谬误。路遥：就是这样。像托尔斯泰的作品，处处都会引起读者的深思。《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第一句话就引起人们的思索。优秀的作品，每一部分都反映了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度，应该这样去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王愚：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丰富的，作品的人物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像高加林这样的人物，就不能够简单地去理解他。他的追求和理想，有这个时代青年人的特色。他想在当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想在改变农村落后风俗上，做出一些成绩，想取得一些施展才能的条件，恐怕无可非议；但他身上也夹杂着一些个人的东西，追求个人成就、患得患失，碰到不顺心的境遇灰心丧气，等等，这一切交织在他身上，引起了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使他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中，高加林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的艰苦跋涉者，而不是一个已经走完人生道路的单纯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他的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发展变化，触发着青年朋友们的思索，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复杂的人生。总之，这是一个多侧面的性格，不是某些性格特点的平面堆砌。路遥：我觉得，人物形象能不能站起来，关键是这个形象是否真正反映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有些评论对人物的看法比较简单。往往把人物思想的先进与否和人物的艺术典型性混一谈，似乎人物思想越先进，典型意义就越大，衡量一部作品里的人物是否塑得成功，主要看它是否是一个艺术典型。至于根据生活发展的需要，提倡写什么典型，那是另外一个范畴的问题，不应该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这样的观点，在读者和初学写作者中间已经引起某种程度的混乱。至于高加林这个形象，我写的是一个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中，在生活里并不应该指责他是一个落后分子或者是一个懦夫、坏蛋，这样去理解就太简单了。现在有些评论家也看出来他身上的复杂性，认为不能一般地从好人坏人这个意义上去看待高加林，我是很同意的。像高加林这样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生活经验不足，刚刚踏上生活的道路，不成熟是不可避免的。不仅高加林是这样，任何一个刚走上生活道路的年轻人，也不会是一个成熟的、完美无缺的人，更何况高加林处在当时那么一种情况下，对任何事情都能表现出正确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个青年人的身上，绝不是一切都应该否定的。我自己当民这个人物时，心理状态是这样的，我抱着一种兄长般的感情来写这个人物。因为我比高加林大几岁，我比他走的路稍微长一点，对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优点，或者不好的东西，我都想完整地描写出来。我希望这样的人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最终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青年，目前出现在作品中的这个人物，还没有成熟到这一步。这并不是说我护短，在作品中可以看到，我对他思想感情上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批评是很尖锐的。对于作家的倾向性，咱们已经习惯于看他怎样赤裸裸地去赞扬什么，批判什么。我认为，一个作家的倾向性应该包含在作品的整体构中。我的倾向性，表现在《人生》的整体中，而不是在某个地方跳出来，同加林批评一顿。王愚：这一点，有些评论文章没有讲得秀充分，我觉得你最后那样的结尾，或者辩不是结尾的结尾，已经指出来，对于高加林这样的人物，实实在在的扎根在生活的土地上，才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你对高加林是寄予厚望的。路遥：这里面充满了我自己对生活的一种审美态度，这是很明确的。至于高加林下一步应该怎样走，他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由生活来回答，因为生活继续在发展，高加林也在继续生活下去。我相信，随着我们整个社会的变化、前过，类似高加林这样的青年，最终是会走到人生正道上去的，但今后的道路对他来说，也还是不平坦的。王愚：对。他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风风雨雨。路遥：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在矛盾中前进的。王愚：你创造高加林这个形象时，是有原型呢，还是从很多青年人身上概括出来的呢？路遥：我自己是农村出来的，然后到城市工作，我也是处在交叉地带的人。这样的青年人我认识很多，对他们相当熟悉。他们的生活状况、精神状态，我都很清楚，这些人中包括我的亲戚，我家里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我弟弟就是这样的人。我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感受，才概括出这样的人物形象。王愚：高加林的形象，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恐怕主要是作者认认真真、老老实实从生活出发，把握了生活中复杂的矛盾冲突，而又完整地表现了出来。这个人物不仅是农村青年的写照，也是这个时代一些青年的缩影。路遥：高加林作为一个当代青年，不仅是城市和农村交叉地带的产物，其他各种行业也有高加林，城市里的高加林，大学里的高加林，工厂里的高加林，当然，更多的是农村中的高加林。这样的青年，在我们社会中，并不少见，我当初的想法是，我有责任把这样一种人物写出来，一方面是要引起社会对这种青年的重视，全社会应该翔他们，从各个方面去关怀他们，使他们能健康地成长起来，作为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未来事业是要指靠这一代人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现在开始，严肃地关注他们，重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从青年自身来说，在目前社会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要求时，他们应该正确地对待生活和对待人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尤其是年轻时候，人生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永远有一个正确对待生活的问题。王愚：应该说，高加林的性格是多层次的，在他身上不仅仅是个人特点的堆砌，而是反映了我们时代的诸种矛盾。另外一些人物也是这样，有些人物，在已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还谈的不多，像刘巧珍这个人物，是一个很美的形象，但也反映着农村女青年自身的一些矛盾，还有高明楼这个形象，你没有把他简单化，他身上有多年来形成的一种优越感，甚至一种“霸气”，但却有他顺应时代发憎爱分明的一面，有心计、有胆识，也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刘巧珍这个形象，你突出加以表现的，更是我们这个民族悠久的历史所赋予这一代青年的一种美好素质，看来，你是很欣赏这个人物的。路遥：刘巧珍、德顺爷爷这两个人物，有些评论家指出我过于钟爱他（她）们，这是有原因的。我本身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在农村里长大，所以我对农民，像刘巧珍，怀着这样一种感情来写这两个人物的，实际上是通过这两个人物寄托了我对养育我的父老、兄弟、姊妹的一种感情。这两个人物，表现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种传统的美德，一种在生活中的牺牲精神。我觉得，不管社会前进到怎样的地步，这种东西对我们永远是宝贵的，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简单地看作是带有封建色彩的，现在已经不需要了，那么人类还有什么希望呢？不管发展到什么阶段，这样一种美好的品德，都是需要的，它是我们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最基本的保证。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局限性，但这不是他们的责任，这是社会、历史各种原因给他们造成的一种局限性。王愚：我们的历史的惰性，限制着他们应该有所发展的东西不能发展。路遥：正因为这样，他们在生活中，在人生道路上不免会有悲剧发生，像刘巧珍，她的命运是那么悲惨，是悲剧必的命运。我对这个人物是抱着一种深深的同情态度的。王愚：相形之下，我总觉得黄亚萍这个人物写得单薄了一点，我所谓“单薄”就是说黄亚萍身上虚荣、肤浅的东西写出来了，这个人物内心里必然会有的矛盾冲突，她在人生道路上的颠簸，似乎都写得不够深。这也许是我个人的偏见，不知你究竟怎样想，好些评论文间也没有更多的提到这个人物。然而从这个人物和高加林的关系来看，应该是既有互相影响的一面，也有互相矛盾的一面。刘巧珍美好的心灵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她在困难的时候温暖了高加林的心，坚定了高加林在生活中支撑下去的信心。这是和高加林旗旗鼓相当的一个形象。但高加林和黄亚萍之间，互相沟通、互相冲突的东西毕竟太少，似乎只在于衬托出高加林的悲剧命运。路遥：这个作品确实有不足的地方，我写较长的东西经验不是很丰富的，因为牵涉到的人物比较多，有的人物就没有很好去展开，我对这些人物的关注也不够，和一个初次导演戏的导演五样，常常手忙脚乱，有时候只能盯住内上主要角色，对一些次要的人物照顾不过来。而一些有才能的、经验丰富的作家，就像一个胸奶全局的导演，使每一个角落都有戏，我现在还是一个实习导演，只能关注主要人物。黄亚萍这个人物，我原来设想的要比现在的规模更大一些，这个人物现在的表现还是个开始，她应该在以后的过程中有所发。现在作品已经完成了，来不及弥补了。如果这部作品能够展开的话，可能比现在好一些，也不仅是黄亚萍一个人，还有其他人物，像高明楼这样的人，如果作品再往前发展，说不定，他还会上升到主要地位上去，我现在还只能关注到主要的部分。当然一个完整的作品是不应该有次要部分的。王愚：像戏剧演员常说的，在舞台上只有演员，没有小角色。路遥：这就像盖一所房子，你关心的主要是横梁、立柱，而且想办法搞得独特一些，其他部分就来不及精雕细刻了，有时候甚至是用一般的材料来填充。这样，有些地方显得很平庸，我也是很不满足的。王愚：艺术创作上要照顾到每一部分，确实是不容易的，不仅关系到作家的器识，也关系到作家的经验和功力，不少大师们在结构上下功夫，确非偶然。在托尔斯泰笔下，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奥勃朗斯基这样的人物，应该说是次要的，但他在作品反映的生活范围内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使得整个作品的结构显得那么熨贴和匀称。《人生》后面的两个情节似乎和整个作品的结构贴得不是那么紧，一个是高加林从乡村到城市的地位的变化化，是由于他叔父的偶然到来；而他从城市又回到乡村，却是碰到张克男的母亲那样一个女人，出于妒忌而告密，都过于突然。这些地方不知你是怎样考虑的。路遥：艺术作品高不开虚构。关键问题要看作品描写的矛盾冲突、人物的命运，以及冲突的转化和发展，从历史生活本质的角度检验，是不是合情合理的。有些地方看起来，偶然性太明显，主要还是作者没有写充分。后面两个情节，不能简单地说是偶然的，只能说我没有写充分。王愚：由此，我想到当前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常说现实主义要演化，结合《人生0》的创作来看，这个“深”一方面是反映生活中矛盾冲突的深刻性，一方面是人物性格的内在的丰富性，也就是更深刻的反映多侧面的性格。今年《延河》二期发表的陈涌同志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他认为文艺作品表现矛盾冲突，不光要表现人和周围事物的矛盾冲突，而且要更进一步反映人物本身的矛盾冲突，即使新人形象也是这样。你的《人生》，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突出。路遥：实际上，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孤立的，是和整个社会密切相关的，互皙射的。有些作品，尽可以编造许多动人的故事，但他们没有关注人物的精神世界，人在作品只是一个道具，作品就不会深。欧洲有些作家，包括大仲马，为什么比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低一筹，原因也在于此。王愚：今天和你的谈话，使我受益不浅。作家要研究生活。研究人物；评论家就要研究作家，研究作品，注意作家们在研究生活上、反映生活上有什么新的经验，新的思考。这样，作家和评论家才能成为真正的朋友。路遥：实际上，作家和评论家都应该研究生活。评论家研究生活，也研究作品；作家研究生活，也重视评论。只有这样，评论家才能准确地评价作品，作家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王愚：最近，听说《人生》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要改编成电影，你除了改编这两部电影外，还有什么新的打算？

莫言小说语文特色研究毕业论文

莫言小说已经被很多人研究得比较透彻了，毕业论文想别出心裁比较困难，毕竟他的小说语言个性和叙事艺术都很难写出新意，而泛泛论述共性也没多大意思。楼主不妨将他与同时代的小说做做比较，比如或者与同时代的作家进行比较，（比如白鹿原？随便找了一个）这样比较容易入手，而且找资料也比较容易。顺便说下，现在开始找毕业论文的选题是不是有些晚？时间紧迫，祝楼主好运！

68. 东北方言词汇与多元文化(字数:9192,页数:12 )69. 王家卫电影的人物精神分析与都市表达(字数:9573,页数:12 )70. 《三国演义》对《三国志》的材料取舍与改编(字数:10818,页数:14 )71. 艰难的辩白——对《我在霞村的时候》的重新解读(字数:8905,页数:11 )72. 景点命名的语言分析(字数:10523,页数:12 )73. 论铁凝小说中的女性救赎向度(字数:8695,页数:11 )74. 《儒林外史》对士阶层现状与命运的省思(字数:21174,页数:28 )75. 从《好奇害死猫》看都市人精神的扭曲(字数:9260,页数:10 )76. 徐志摩、林徽因情诗考述(字数:9045,页数:13 )77. “汉字繁简字之争”的思考(字数:9112,页数:12 )78. 闽南方言词语谐音现象研究(字数:9860,页数:14 )79. 艰难的辩白(字数:8905,页数:11 )80. 宋词中的杭州城市文化研究(字数:11198,页数:14 )81. 论白居易中隐诗(字数:8809,页数:11 )82. 从“穿越小说”看当代女性意识(字数:9438,页数:11 )

我先给你提供一份大纲你看下合适不合适内容摘要本文以人民币升值背景为开端，对人民币汇率机制进行综述，重点论述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包括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运用基本经济模型与数据进行分析，详细有力地论证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总结出我国政府应对的策略。文章最后，笔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现今人民币升值情况进行分析，得出人民币适时升值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并进一步提出合理建议。

论文研究背景特点

论文研究背景的写作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

1、社会大环境如何【可利用国家数据网站发布的数据做支撑】；

2、行业环境如何【可以利用行业报告做支撑】；

3、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自己论述】。

这些内容首先需要使用比较宽泛的语言进行论述，然后利用大环境的数据做支撑；行业环境写作也是这样，先论述行业环境情况，然后引用行业数据报告作支撑；解决问题也就是其应用现实生活那些方面，还有在理论方面具有哪些指导意义。

扩展资料：

选题的意义与价值

选题的意义与价值写作要点在于论文为何写作本论文，告知写作的原因和意图。也就是论述论文的意义和价值，一般明确下面两个写作要点会使得写作难度降低，如下：

一、理论方面

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1、就哲学的高度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2、就专业或学科角度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3、就某个理论角度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二、实践方面

主要包括：

1、就实际的工作实践活动未来发展趋势、前景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2、就实际的现在工作的实践活动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3、就实际的现在工作的实践活动改进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就是说与你相关的研究的发展情况、最新进展、研究的热点难点

研究背景主要写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形势和研究趋势。

论文的研究背景其实是引言的一部分，研究背景一般是写论文研究有哪些重要性，并且简单总结了前人的相关研究，还指出了前人未发现的问题进行补充。

写作研究的背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是研究的理论意义，二是研究的实际意义。常见的研究意义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阐述，理论意义应该从本学科理论发展的角度来阐述，实际意义应该从工作实践的角度来阐述。

写研究背景的注意事项

从整理相关文献开始，确保文献覆盖面足够广，与时俱进。列出这些文献与研究课题的相关性，研究领域的差距，以及你的研究工作对现有知识库的潜在贡献。

一些论文也可以包括政策影响和应用前景。写下所有要点，按时间顺序或顺序逻辑连贯地整合在一起。使用过渡词和过渡短语来连接句子的前后。确保术语前后一致，保持论文整体风格一致。

水浒传语言特色研究论文

《水浒专》具有很强的口语话特色，其这一特点让更多的人包括山野村夫对其产生浓厚的兴趣，以至《水浒专》的流传程度远大于《三国演义》。而且口语化的特点极大的丰富了人物的个性！

《水浒传》作者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众多可爱的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水浒传》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讲史话本的传统特色。故事极富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变化莫测。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紧扣读者的心弦。如“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武松打虎”、“血溅鸳鸯楼”、“江州劫法场”、“三打祝家庄”等等，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但《水浒传》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而迎合群众的，而是紧紧围绕着“官逼民反”这一思想，把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武松、林冲、卢俊义三人都武艺高强，是梁山第一等好汉，三人都受过官府的陷害，被充过军，而武松和林冲、卢俊义的表现却大不相同。林冲、卢俊义在充军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摆布，忍气吞声，有时还向差人乞怜哀告。两人又都是被捆在树上低头受死。武松则相反，第一次充军孟州，一路上反而是两个差人服侍他。二次充军恩州，押解他的两个差人被人收买，再加蒋门神的两个徒弟，合谋在半路上害死他，四个带刀的凶手，对付他一个带枷的犯人，反被他轻而易举地给收拾了。他还不解恨，一口气奔回孟州，杀了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等，才算出了一口恶气。林冲、卢俊义不是武艺不精，原因在于，他们一个是北京首富，一个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各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满，重振家声。两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怀怒未发，忍一口气。而武松，无家室之累，久走江湖，养成强悍的性格，无所顾忌，也就无所畏惧，加上他受欺被诬，不断被人暗算，所以报复心强，手段也狠。林冲、卢俊义和武松，表现截然不同，但他们二人也有些不同，林冲的反抗性还较卢俊义为强。又如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人，他们都是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不避危难；但他们又各有其特点，鲁智深是军官出身，阅历较深，富有正义感，痛恶社会的不平，他虽然性格急躁，行动莽撞，但在斗争中有时又很细心机智。拳打镇关西，没想到三拳把他打死了，他立刻想到要为此吃官司坐牢，自己单身一人无人送饭，于是假装气忿，“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这样便脱身而去了。在大相国寺菜园子里，几个泼皮要算计他，故意跪在粪窖边不起来，引起他的疑心，走到跟前没等泼皮上身，一脚一个把两个为头的踢到粪坑里去了。这些都说明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武松性情刚强，好打那些不明道理的人，死也不怕。在行动上有时表现得粗鲁蛮横，象是有意的寻衅生事，如快活林对蒋门神；有时是装出假象迷惑与麻痹对手，如十字坡对孙二娘。他为了替兄报仇，考虑得极为周密，从调查情况入手，到杀嫂逼取口供，杀西门庆，自首县衙，一步步按着他的安排都作到了。这又说明他很有心计。而李逵则和两人大不相同，憨直、刚强、粗心、大胆，极忠于梁山事业，反抗性最强，打起仗来，赤膊上阵，勇猛无比。他是个真正的粗人，一味蛮干，不计后果，又有几分天真，好管闲事，又常常惹出事端，在江州因夺鱼和张顺撕打，被张顺到水里，淹得他两眼发白；去蓟州搬取公孙胜，路上偷吃酒肉，受到戴宗的惩治；斧劈罗真人，被真人罚到蓟州大牢里受苦；打死殷天锡，连累柴进坐牢，差点送了性命。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把握得十分准确和细致。《水浒传》对这些英雄人物个性特点的描绘，真正作到毫发不失，这就更加强了这些形象的动人力量。《水浒传》的语言是以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而创造的文学语言。其语言特色是明快、洗炼、准确、生动。无论是作者的描述语言，还是作品人物的语言，许多地方都惟妙惟肖，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写景、状物、叙事、表情，极为灵动传神。《水浒传》叙事，善于白描，简洁明快，没有滞拙的叙事和冗长繁琐的景物描写。偶有写景文字，又极精彩。如武松不听酒家劝告，乘着酒兴单身上山，看了庙门上的告示，才知真的有虎，他稍为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岗子。这里作者只用了两句话衬托此时的气氛和心情：“回头看那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武松“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既写出了老虎活动的时间，又写出了老虎出没的环境。两句话就把一种恐怖悲凉的气氛和心情和盘托出，让人感到此时此地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跳出一只活老虎来。《水浒传》的叙事，要言不烦，恰到好处，而又绘声绘色，鲜明生动。“武松打虎”是历来传诵的好文章，写得极为传神，写人虎相搏，写老虎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拿人的本事，和声震山岗的吼声，一只活生生的真老虎就跃然纸上。几经搏斗，老虎威风渐减，最后如何被武松按住，如何挣扎，如何被武松打死，写得活灵活现，十分逼真。通过这些描写也就更好地突出了武松的英雄形象。《水浒传》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人物的语言不仅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对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有时也能准确地表现出来，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如李逵第一次见宋江，就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责备他粗鲁，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绍了情况，他还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他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他是个粗人，见人不懂得什么客套和应酬之事，不受礼节的约束，他刚上梁山便大发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作小宋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象大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话，只有李逵才说得出，是极富个性化的语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吴用的足智多谋，宋江的谦虚下人，通过他们的对话，无不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鲁迅曾经指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水浒传》语言特点是——娴熟生动地运用当时的白话写作，不同《三国演义》的半文半白。也因此，里面人物语言描写特别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