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写有关古诗词的论文引用古诗词要在参考文献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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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报告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b．期刊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
[5] 何龄修．读顾城《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3)．
c．论文献
[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 [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 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6] 瞿秋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A]．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d．报纸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7] 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 [N]．人民日报，1998-12-25(10)．
e．国际、国家标准
[序号]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
标识符号：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1999-01-12印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 ——CAJ-CD B/T 1-1998》文献标识码（WM） Document code 置分类号之后。A——理论与应用研究学术论文（包括综述报告）
B——实用性技术成果报告（科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总结（社科）
C——业务指导与技术管理性文章（包括领导讲话、特约评论等）
D——一般动态性信息（通讯、报道、会议活动、专访等）
E——文件、资料（包括历史资料、统计资料、机构、人物、书刊、知识介绍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论文
参考文献按论文中引用参考文献出现的先后次序，用中括号的数字连续编号，依次书写作者、文献名、杂志或书名、卷号或期刊号、出版时间。
参考文献按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CAJ－CD）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2005）标准执行。参考文献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排列于文后。
“参考文献”四个字左顶格，黑体，四号，段前段后1行。参考文献的序号左顶格，用数字加方括号表示，与后面文字间空两格，如需要两行，第二行文字要位于编号的后边，与第一行文字对齐。
参考文献内容采用宋体，五号，行间距20磅，序号与正文中的指示序号格式一致，每一条参考文献条目的最后均以“。”结束。
古诗词可以不用古文传记要备注
参考文献标准格式如下：
一、期刊类[J]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举例1】安心，熊芯，李月娥。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与特点[J]。当代教育与文化，2020，12(06)：75-80。
【举例2】[2]许竞。我国学历教育分化的证书制度溯源[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6)：22-29。
二、专著类[M]
【格式】[序号]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
【举例1】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理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42。
三、报纸类[N]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举例1】[1]葛剑雄，陈鹏。地名、历史和文化[N]。光明日报，2015-09-24(011)。
四、论文集[C]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伍蠡甫。西方文论选[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2-17。
五、学位论文[D]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D]。出版地：保存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郝桂莲。反思的文学：苏珊·桑塔格小说艺术研究[D]。四川大学，2014。
六、研究报告[R]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R]。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LBB分析[R]。北京：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1997：9-10。
七、其他[N]
【格式】[序号]颁布单位。条例名称。发布日期。
唐诗宋词鉴赏论文参考文献
这个啊。。。。。
李白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摘要：一代又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六朝之骈文，元之曲，明清之小说也。李白与杜甫，盛唐气象的最高成就，李白号称诗仙，杜甫尊为诗圣。或倚马可待，或语出惊人，或俊逸飘然，或沉郁顿挫，或浪漫夸张，或现实情怀，正是由于李白与杜甫的旷世奇才，让唐诗宛如璀璨的明珠一样闪耀在中国的古代文学之中。抑扬李杜：、李白与杜甫所代表是二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形式，李白的诗歌运用奇特的夸张和想象，往往所表达是一种超脱自然的盛世情怀，而杜甫运用写实的手法，在意的是对于客体的一种真实的再现，所以在后人面对这样的二种风格的时候，在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相当的时候，总是想去比较一下谁代表的是盛唐诗歌的最高的艺术成就。其实，面对二位天才级的诗人，我们后人这样的比较实际就存在着不适当，他们所代表的二种的不同的艺术风格，而且在历史的长河里，经过了几千年的栓选已经证明了他们二人共同所代表的一座后人无法仰及的高峰，对于我国的诗歌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无法替代的贡献。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的：“李白与杜甫是亲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我想对于李白与杜甫的抑扬史的了解，有利于我们对于每一个时代的审美倾向，和对于李白与杜甫的风格的了解有很大的作用。抑扬李杜始自中唐诗人元稹，“杜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认为李白在很多的地方能与杜甫相提并论，但是在律诗上李白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远远的逊于李白，这样的一种说法实际上很难以说服大众，因为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一个方面，如果这样的去比较的话，就没有可比性，就像拿着李白的乐府诗和杜甫的去比较一样，在当时的韩愈有语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古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样的观点我是比较赞同。其后，欧阳修更喜李白，王安石偏爱杜甫，苏轼推尊杜甫，但其豪迈的特色更接近李白的浪漫主义色彩，明代的时候杜甫得到更好的赞美，李白的的声望并未下降。抑扬李白的风气在赵翼的笔下得到了很好的总结：“北宋诸公皆奉社为正宗，而杜之名遂独留千古。然杜虽独有千古，而李之名终不因此稍减。”李杜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是无法抹杀的，代表的是中国诗歌史的一座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峰，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学艺术。李白与杜甫的艺术特色的比较前面我们已经说到李白与杜甫的艺术特色风格迥异，一个是浪漫派诗人的杰出代表，另外的一个是现实主义的巅峰诗人。他们的风格导致了文章的基调的不同，读李白的诗，会被其豪迈的积极的心态而拍案叫绝，读杜甫的诗，忧国忧民的沉郁顿挫的感情所感动。所以对于分析他们之间的艺术特色，必须从诗歌的本身还有情感出发。从李杜的感情基调上比较：李白所体现的是一种奔放豪迈的美，所以他所折射出来的感情往往是一种壮大明朗的表达感情的方式，宛如黄河之水奔腾而下的气势磅礴，想象瞬息万变，驰骋于天地之间，穿梭古往今来，来去无踪。“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诗人豪迈的情怀正是这样的影响了他的诗歌的表达瑰丽无比，奇特俊逸。杜甫的诗歌往往所表达的是一种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思想，读杜甫的诗感觉他的每一个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杜甫的忧国忧民的抑郁之情，这样的一种感情基调蕴含着忧念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深厚感情，所以显得博大深远，情感波涛起伏，反复咏叹，百转千回，“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作者思接千载，首先从洞庭湖的博大气象发笔，骤然百感交集，世事飘荡，亲朋分离，不禁感然伤喟，最后的一句“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足见作者沉郁之情感，每览此文，喟然伤心干。在创作题材上比较：李杜的诗歌在艺术特色上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所用的创作方法也有很的不同。袁宏道就曾经指出，李白善用虚，杜甫善用实。李白的诗歌多有精神世界的描写，在游山涉水中，往往寄托了诗仙的旷世情怀，或积极入世，或蔑视权贵，或纵情山水，但是李白的诗歌中我们会发现他笔下的客观世界总是留下诗仙的浪漫主义情调，具有强烈的主观主义的色彩。写愁“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作者的愁不是停留在伤秋悲春之中，而更多的是作者的积极的态度上的基础上的一种豪迈之愁，愁中更有豪气十足。而与李白截然相反的杜甫创作题材上，杜甫更在意的是一种虚的表达，杜甫会把深刻的情感隐藏在客观事物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通过对于事物的真实的刻画，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去写作，展现的是无尽之情，蕴含于有限之景中，杜甫在《丽人行》中写杨氏兄妹的奢华并没有直接斥责其荒淫无度，而是对于他们的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具体的描述进行鞭挞，作者的憎恶之情显露无疑。从诗歌的体裁和创作的理念上比较：中唐时期的元稹就从律诗方面的成就认为杜甫的诗歌的艺术成就要高于李白，这样的一种片面的方式的确存在着偏颇，因为诗歌有很多的种样式，如果只是从一个方面去比较的话，就实在是有失公允。在体裁方面李白擅长比较自由的古诗和绝句，乐府诗，不爱严整的律诗。从他的代表作上看，大多是以这样的三种诗歌的样式出现，《古风》59首，是他的五古代表作，写景则形象雄伟壮阔，气势磅礴，色彩缤纷，抒情则感情奔放激荡，跳脱起伏，变化多端。李白还擅长写绝句，他脍炙人口的诗篇有《静夜思》《望庐山瀑布》《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赠汪伦》，历代评七言绝句的认为李白与王昌龄最为擅长。乐府诗方面，李白运用旧乐府诗题，语言不事雕琢，浑然天成，正如他所追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直率自然，音节和谐流畅，学习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使之更为精炼，优美，含义深长。而杜甫的诗歌各体兼工，以律诗和绝句为主，另外的一方面杜甫突破了乐府旧题的束缚，创造了不少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例如“三吏”“三别”。杜甫的律诗的代表作有《月夜》《春望》《望岳》《秋兴》八首，《登高》《登岳阳楼》诗文无不以沉郁稳健建昌，凝重精美著称，杜甫善于用充沛的感情驾驭精炼奇绝的文字，同时，与李白的浑然天成，不讲究炼字相比，杜甫始终坚持“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风格，其诗歌讲究的是遣词造句，语句常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其诗歌精炼严整非常人之能所几页及也。其他：李白与杜甫分别代表着盛唐诗歌浪漫派和现实派的二座高峰，无分伯仲，至于其艺术风格的不同也不是一篇文章所能阐述得清楚，他们的政治理想，生活态度，表现技巧，所受思想的影响的影响等等都存在着很多的不同，在下也就暂且搁笔，不再做繁琐的阐述最后还是以韩愈的一句话作为文章的总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古长。李清照艺术特点：李清照词，人称“易安词”、“漱玉词”，以其号与集而得名。《易安集》、《漱玉集》，宋人早有著录。其词流传至今的，据今人所辑约有45首，另存疑10余首。她的《漱玉词》既男性亦为之惊叹。她不但有高深的文学修养，而且有大胆的创造精神。从总的情况看，她的创作内容因她在北宋和南宋时期生活的变化而呈现出前后期不同的特点。 前期：真实地反映了她的闺中生活和思想感情，题材集中于写自然风光和离别相思。李清照前期的词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她的闺中生活和思想感情，题材集中于写自然风光和离别相思。如〔如梦令〕二首,活泼秀丽,语新意隽。〔凤凰台上忆吹箫〕、〔一翦梅〕、〔醉花阴〕等词，通过描绘孤独的生活和抒发相思之情,表达了对丈夫的深厚感情,宛转曲折，清俊疏朗。〔蝶恋花〕《晚止昌乐馆寄姊妹》写对女伴们的留恋，感情也极其真挚。她的词虽多是描写寂寞的生活，抒发忧郁的感情，但从中往往可以看到她对大自然的热爱，也坦率地表露出她对美好爱情生活的追求。这出自一个女作家之手，比起"花间派"代言体的闺怨词来要有价值得多。王灼说：李清照"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碧鸡漫志》卷二）。这种批评正说明了李清照词的意旨在客观上是违背了封建规范的。后期：主要是抒发伤时念旧和怀乡悼亡的情感。表达了自己在孤独生活中的浓重哀愁。李清照南渡后的词和前期相比也迥然不同。国破家亡后政治上的风险和个人生活的种种悲惨遭遇，使她的精神很痛苦，因而她的词作一变早年的清丽、明快，而充满了凄凉、低沉之音，主要是抒发伤时念旧和怀乡悼亡的情感。在流离生活中她常常思念中原故乡，如〔菩萨蛮〕写的"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蝶恋花〕写的"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都流露出她对失陷了的北方的深切怀恋。她更留恋已往的生活，如著名的慢词〔永遇乐〕，回忆"中州盛日"的京洛旧事；〔转调满庭芳〕"芳草池塘"回忆当年的"胜赏"，都将过去的美好生活和今日的凄凉憔悴作对比，寄托了故国之思。她在词中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在孤独生活中的浓重哀愁，如〔武陵春〕通过写"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慨，〔声声慢〕通过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处境，表达了自己难以克制、无法形容的"愁"。又如〔清平乐〕中"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的悲伤，〔孤雁儿〕中的悼亡情绪，都是在国破家亡、孤苦凄惨的生活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她的这部分词作正是对那个时代的苦难和个人不幸命运的艺术概括。 李清照在早年还写过一篇《词论》，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说法，是宋代的重要词论，也成为她词创作的理论依据，著有《漱玉词》，李清照词的风格以婉约为主，屹然为一大宗，人称“婉约词宗”。沈谦《填词杂说》将李清照与李后主并提说：“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易安词在群花争艳的宋代词苑中，独树一帜，自名一家，人称“易安体”。“易安体”之称始于宋人。侯寅《眼儿媚》调下题曰：“效易安体”。辛弃疾《丑奴儿近》调下题曰：“博山道中效易安体”。词作自成一体，表明已形成鲜明的个性风神。其特点：一、倾掳真挚情。真情是词之骨，词之言情，贵得其真。李清照之前，婉约词人多以男性写艳情幽怀，李清照则是以女性本位写自我爱情悲欢和亲历的家国巨变而获得空前成功的第一人。其前期的恋情词，如《一剪梅》、《凤凰台上忆吹萧》等，满怀至情，连篇痴语，自然率真最能体现女性纯诚细腻的灵性，这是男性作家代人立言的恋情词所无法比拟的。其后期写愁的伤乱词，如《武陵春》、《声声慢》、《永遇乐》、《人孤雁儿》等篇，字字血泪，声声呜咽，一派凄楚，动魄惊心，这“载不动”的“许多愁”，止不住的“千行泪”，“凄凄惨惨”的情怀，元地倾诉的“万千心事”，全是发自肺腑的心声，来不得半点雕琢矫饰。这些融和着家国之变、时代沧桑的悲慨之曲，来自情挚意浓的词人，植根于真实生活感受，是李清照坎坷生涯、悲剧人生、灾难时代的映现。 二、熔炼家常语。《漱玉词》的语言，有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柳永是把词引向市井的开拓者，他用语通俗明畅，然好为徘体，偶涉蝶默，周邦彦变俚为雅，措词精工，施采丽密。李清照遣词造语，自出机抒，创造了以自然率真为主要特色的文学语言。所谓“以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彭孙通《金粟词话》）。这种语言对于北宋末期华贵典雅的词风无异是一种冲击。如“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风凰台上忆吹萧》）。仿佛毫不经意，冲口而出，但仔细体味，却含意多层，十分精细。亲人远别，千言万语无从说起；分手已定，重重心事，说又何用；离恨别苦，难以启口的内心隐秘，刺人衷肠，宁可自我承受，不愿再增加行者负担。这重重思绪，微妙心态，全用家常语道出而含蕴绵绵不尽。如"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信手拈来,便增添了许多新鲜生动的情味漱玉词的口语化、通俗化，并不走向淡乎寡味、松散无力，因为它是在口语基础上匠心独运、提炼加工的结果。故而落笔精警雅隽，语工意新。如“雪清玉瘦”、“浓烟暗雨”、“被翻红浪”、“柳眼梅腮”、“红稀香少”、“云阶月地”云云，平易清新，精妙传神，正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三、善用白描法。漱玉词不重故实，不过多化用前人诗文，而长于以白描手法创造动人的意境。易安的白描与柳永的“细密妥溜”、美成的富艳典重不同，而是“冲口出常言，境界动心魄”。如《醉花阴》写离思凝重：“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永遇乐》写孤寂失落：“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均以直白之语，写深浓之情，有场景，有人物，有衬映。阶前花下心系伊人，刻骨相思的形象，闭关帘底，孤苦零丁，将无穷悲伤一己吞咽的心态，呈现眼前，栩栩纸背，令人一睹难忘。《漱玉词》的白描，具有浑成、含蓄、宛曲的特点，因而毫无浅易平直之迹。《行香子》煞拍：“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虽系以口语描述天象，不免使人联想起人间风云变幻、爱河如许风波，其深层意蕴是领略不尽的。四、讲求韵律美。李清照论词很重视声律，所谓歌词分五音六律、清浊轻重，她的创作实践了自己的理论。这是由词作为一种乐诗特质决定的。漱玉词讲究声情，喜用双声叠韵，选辞注重声韵美。夏承秦曾举其《声声慢》为例，其中用舌声15字，齿声42字，尤其是未几句，“二十字里齿声交加重迭，这应是有意用啮齿丁宁的口吻，写自己忧郁倘恍的心情，不但读来明白如话，听来也有明显的声调美，充分表现乐章的特色”（《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张端义《贵耳集》称赏“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曰：…黑’字不许第二人押。”《声声慢》首句连下14个叠字，历代词家异口同声赞为千古绝调。张端义谓：“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本朝非无能词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徐钒《词苑丛谈》谓其音响之美，“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盘也”。李清照善以寻常语度人音律，平淡人调殊难，奇妙而谐律，更是出神人化。以是万树《词律》云：“其用字奇横而不妨音律，故卓绝千古。”精品先睹：醉 花 阴【宋】李清照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简析】这首词是作者早期和丈夫赵明诚分别之后所写，它通过悲秋伤别来抒写词人的寂寞与相思情怀。上片与秋凉情景。首二句就白昼来写：“薄雾浓云愁永昼。”这“薄雾浓云”不仅布满整个天宇，更罩满词人心头。“瑞脑消金兽”，写出了时间的漫长无聊，同时又烘托出环境的凄寂。次三句从夜间着笔，先点明节令：“佳节又重阳”。随之，又从“玉枕纱厨”这样一些具有特征性的事物与词人特殊的感受中写出了透人肌肤的秋寒，暗示词中女主人公的心境。而贯穿“永昼”与“一夜”的则是“愁”、“凉”二字。深秋的节候、物态、人情，已宛然在目。这是构成下片“人比黄花瘦”的原因。下片写重九感怀。首二句写重九赏菊饮酒。古人在旧历九月九日这天，有赏菊饮酒的风习。唐诗人孟浩然《过故人庄》中就有“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之句。宋时，此风不衰。所以重九这天，词人照样要“东篱把酒”直饮到“黄昏后”，菊花的幽香盛满了衣袖。这两句写的是佳节依旧，赏菊依旧，但人的情状却有所不同了：“莫道不消魂，帝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上下对比，大有物是人非，今昔异趣之感。就上下片之间的关系来说，这下片写的是结果。 早年，李清照过的是美满的爱情生活与家庭生活。作为闺阁中的妇女，由于遭受封建社会的种种束缚，她们的活动范围有限，生活阅历也受到重重约束，即使象李清照这样上层知识妇女，也毫无例外。因此，相对说来，他们对爱情的要求就比一般男子要求更高些，体验也更细腻一些。所以，当作者与丈夫分别之后，面对．单调的生活，便禁不住要借惜春悲秋来抒写自己的离愁别恨了。这首词，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从字面上看，作者并未直接抒写独居的痛苦与相思之情，但这种感情在词里却无往而不在。这是透过一层的写法。 比喻的巧妙也是这首词广泛传诵的重要原因之一。古诗词中以花喻人瘦的作品屡见不鲜。如“人与绿杨俱瘦”（宋无名氏《如梦令》），“人瘦也，比梅花、瘦几分？”（宋程垓《摊破江城子》），“天还知道，和天也瘦。”（秦观《水龙吟》）等等。但比较起来却均未及李清照本篇写得这样成功。原因是，这首词的比喻与全词的整体形象结合得十分紧密，极切合女词人的身份和情致，读之亲切。 词中还适当地运用了烘云托月的手法，有藏而不露的韵味。例如，下片写菊，并以菊喻人。但全篇却不见一“菊”字。“东篱’，本来是用陶渊明‘采菊东篱下”诗意，但却隐去了“采菊”二字，实际是藏头。又如，“把酒”二字也是如此，“酒”字之前，本来有“菊花”二字，因古人于九月九日有饮菊花酒的风习，这里也省略了“菊花”二字。再如“暗香”，这里的“暗香”指的是菊花而非其他花蕊的香气。“黄花”，也就是“菊花”。由上可见，全词不见一个“菊”字，但“菊”的色、香、形态却俱现纸上。词中多此一层转折，吟味时多一层思考，诗的韵味也因之增厚一层。 设问手法也是词中值得注意的艺术特点之一。明茅映在《词的》中说：人们“但知传诵结语（指“人比黄花瘦”句），不知妙处全在‘莫道不消魂’。”这话是很有见地的。“莫道”一句，实际上可以与贺铸《青玉案》中“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句相媲美。所不同的是“莫道”句带有反诘与激问的成分。 元伊士珍《琅环记》有如下一段故事：“易安以重阳《醉花明》词函致赵明诚。明诚叹赏，自愧弗逮，务欲胜之。一切谢客，忌食忘寝者三日夜，得五十阕，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绝佳’。明城诘之。答曰：‘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正易安作也。”不论这一故事的可信程度如何，单从这故事的流传就足以说明李清照的生活体验不是一般文人所能体验得了的；他的艺术风格与艺术技巧，也不是一般词人所能模仿得了的。词里出现的那种多愁善感、弱不禁风的闺阁美人形象，也正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因为这一形象是封建社会特定历史时期与特定阶层的产物。醉 花 阴①薄雾浓云愁永昼，②瑞脑消金兽。③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④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⑤有暗香盈袖。⑥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⑦人比黄花瘦。⑧【注释】 ①此词调首见于北宋毛滂词，词中有“人在翠阴中”、“劝君对客杯须覆”等句。因据其意，取作调名。双调，五十二字，仄韵。 ②永昼：悠长的白天。③瑞脑：即龙脑，香料名。金兽：兽形的铜香炉。 ④玉枕：瓷枕的美称。纱厨：纱帐，一称碧纱帐。 ⑤东篱：陶渊明《饮酒》诗：“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后即以东篱指代赏菊之处。 ⑥暗香：幽香。这里指菊花的香气。⑦帘卷西风：“西风卷帘”的倒文。 ⑧黄花：指菊花。【品评】 这是李清照前期的作品。此词表面上是写深秋佳节孤独寂寞的心绪，实则写得是重阳节思念丈夫的心情。上片写秋凉情景，是"薄雾浓云"，这种阴郁的天气郁闷难耐，半夜的清冷孤单，独坐在室内百无聊赖地看着香炉里瑞脑香袅袅地青烟，消磨着无尽的寂寞哀愁。寥寥数语就把一个闺中少妇心事重重的愁态勾画了出来。“瑞脑消金兽”的孤独感之后，紧接着是“佳节又重阳”，此乃弦外之音，暗示当此良辰佳节，丈夫不在身边。古人对重阳节非常注重，是亲人团聚、相携喝酒、登高之日。一个"又"字有着非常浓郁的感情色彩，突出的表现她的伤感孤独之情，“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玉枕孤眠，纱厨独寝，该是怎样一种孤衾难眠的长夜呢？"半夜凉初透"不仅仅是时令转凉而带来的感受，而是更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下片更进一步抒怀，黄昏时节，独自把盏赏菊，已自神伤，而此时的菊花开得极盛极美，而"暗香盈袖"更形孤独难堪。这句化用《古诗十九首》"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句意，暗指她无法排遣对丈夫的思念。后三句，写西风乍起，卷帘而入，使人愁思更深，以黄花来比喻人因相思而憔悴，衬托出"莫道不消魂"的深意。而一个"瘦"字，在整篇中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把"愁"字推向了最高峰，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力。这里的"帘卷西风"运用了倒装句的表现形式，把正常的词序"西风卷帘"给倒装过来，这样不仅音韵铿锵，正好满足词的需要，而且用了两个高昂的阴平声"西风"放在句末，就突出了西风的意境，与词中的"消魂"和"人比黄花瘦"熔成一片，艺术效果非常显现的。柴虎臣《古今词论》："语情则红雨飞愁，黄花比瘦，可谓雅畅。"李清照的词诚如陈廷焯《云韶疾》卷十："无一字不秀雅，深情苦调，元人词曲往往宗之"。声 声 慢①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侯，②最难将息。③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④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⑤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地，⑥怎一个愁字了得！⑦【注释】 ①此调原名《胜胜慢》，后蒋捷用此调咏秋声， 全词都以“声”字押韵， 因称《声声慢》。上下阕，九十九字，有平韵、仄韵两体。 ②乍暖还寒：时而暖和，时而寒冷。 ③将息：养息，保养。 ④谁：何，承上文指花。有谁堪摘：犹言无甚可摘。一说：有谁堪与共摘。 ⑤怎生得黑：看样才能捱到天黑。 ⑥这次地：这光景，这情形。 ⑦了得：怎得包含得了。【品评】 此词亦于篇末托出一个“愁”字，这种愁远非李清照前期词中那种轻淡的春愁、离愁可比，它融合了亡国之痛、孀居之悲、沦落之苦，而显得格外深广与厚重。开头连用十四个叠字，细致地描绘了她痛定思痛时“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的心理过程。“寻寻觅觅”，包括寻思失坠的记忆，追念如烟的往事。这种寻觅，只能使她更感到现实景况的孤苦。于是，“冷冷清清”，先感于外；“恝凄惨惨戚戚”，后感于内，如此陷入愁境而不得解脱。但全词除结句一语道破外，都没有直接说愁，而是从刻画冷清萧索的环境来烘托惨惨悲切的心境。无论忽寒忽暖容易致病的天气，淡薄的酒味，入夜猛起的秋风，天上的过雁，满地的黄花，窗外的梧桐和黄昏的细雨，无一不是生愁、助愁、牵愁的，简直是触处成愁，成了愁的世界了。生活给予她精神的压力这般深重，难怪她说不是一个“愁”字所能包容得了的。在艺术上，此词颇多独到之处。前人一致赞赏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么多的叠字，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后来有不少词曲仿效这种写法，都不如她用得出奇制胜而又自然生动。“守着窗儿” ，“独自怎生得黑”等语，几乎纯属白话，写的又都是普通的日常生活，却典型地表现了作者晚年孤独无依的生活境遇。词调取名《声声慢》，声调上也因此特别讲究，用了不少双声叠韵字，如将息，伤心，黄花，憔悴，更兼，黄昏，点滴，都是双声；冷清，暖还寒，盏淡，得黑，都是叠韵。李清照作词主张分辨五音，此词用齿音、舌音特别多：齿音四十一字，舌音十六字，共计五十七字，占全词一半以上的篇幅。尤其是篇末，“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二十余字中，舌、齿两声交加重叠，看来是特意用啮齿丁宁的口吻，来表达忧郁惝恍的心情。这些，都是经过惨淡经营的，却绝无雕琢的痕迹，同时，用心细腻而笔致奇横，使人不能不赞叹其艺术手腕的高明。苏词在词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为词的的开拓了新天地。苏轼以其奔放的才情，将词笔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怀古记游、写景咏物、亲情友谊、田园风光以及参禅说理等等，突破词“艳科的”定见，把词的社会功用提到与诗同等的地位，全方位地表现了士大夫文人的生活与精神面貌。苏轼有意突破“诗庄词媚”的界限，以自由挥洒的文笔，定了大量风格豪放之作，开一代新词风。他以诗境诗语入词，形成了苏词“以诗为词”的特点，同时也改变了词完全从司于音乐的地位，使词向独立的抒情诗体方向发展。豪放是苏词的主体风格，而在豪放中时有旷达情怀的流露。代表作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妈娇?赤壁怀古》。抒发追求理想、热爱人生的美好感情。如《水调歌头?怀子由》。爱情词与咏物词的风格则以婉约见长。如《江城子?掉亡》、《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诗歌分古体诗和近体诗。诗歌就是古体诗和近体诗的总称。古体诗可不按韵律，但近体诗必须按韵律。古体诗：古体诗分：1、五言古诗 2、七言古诗两类。五言古诗每句五个字，全诗字数不拘多少。七言古诗每句七个字，全诗字数不拘多少。此外还有一种杂言诗，诗中夹杂着五言，七言甚至三，四，六，八，九等字句，一般也归入七言古诗一类。古体诗也叫古风。近体诗：近体诗分：1、律诗 2、排律 3、绝句三类。律诗分：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两类。五言律诗每句五个字，共八句。七言律诗每句七个字，共八句。排律是十句以上的律诗，多见五言排律，七言排律极少。绝句分为：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五言绝句每句五个字，共四句。七言绝句每句七个字，共四句。今体诗是唐代新兴的诗体，在字数，韵脚，声调，对仗各方面有许多讲究，与古体诗截然不同。我们讲格律，主要是讲今体诗的格律。格律诗是诗的一种样式，要求严格按格律来写的。其发端于“永明体”，兴盛于唐，成为中华诗文化的魂宝。格律诗有这样几种样式：1、五律：即一句五个字，八句，限用平韵、一韵到底。五律以首句不入韵为正例、入韵为变例。2、七律：即一句七个字，八句，限用平韵、一韵到底。七律以首句入韵为正例、不入韵为变例。3、排律：即可以是五言排律，可以是七言排律。排律至少十句以上。排律用韵必须是整数，如十韵、三十六韵等。4、入律的绝句：可写五言律绝，可写七言律绝。四句，叶平韵。（注意：绝句分古绝、律绝二类，这里说律绝）绝句特殊，分二类，一类是用律句的律绝，一类是不用律句的古绝。用律句的律绝，划为律诗，用律句的古绝划为古体。大部份书上就叫绝句，不分律体古体的。凡叶平声韵的，一定是律绝，凡叶仄声韵的，一定是古体。另外，一般来说，五言绝句人们喜用古体，七言绝句人们喜用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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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唐诗的流派论文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要追溯到秦代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其实，在这之前的夏商，并不是空白的，只不过，那个时候的诗歌，没有流传下来。而那个时候所谓的诗歌，其实就是指民间的人们所作。只是到了周的时候，才开始注重诗歌，于是专门派人去民间采集，整理。下面，介绍下这部中国诗歌史上有创纪元意义的作品。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也就是前1100年到前600年，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305篇。 〈诗经〉在先秦叫做〈诗〉，或者取诗的数目整数叫《诗三百》，本来只是一本诗集。但是，从汉代起，儒家学者把《诗》当作经典，尊称为《诗经》，列入“五经”之首。 《诗经》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 按当初所配乐曲的性质，分成风、雅、颂三类。 “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也就是各地方的民歌民谣。“风”包括了十五个诸候国的民歌，即“十五国风”，共160篇。占了诗经的一半以上。与《雅》、《颂》相比，《风》显得活泼，生活气息更浓，如开篇《关雎》写初涉爱河的青年。《氓》写被丈夫抛弃的女子的哀怨。《静女》写恋爱时的微妙心理。 “雅”是正声雅乐，是正统的宫廷乐歌。“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一共有105篇。“大雅”是用于隆重盛大宴会的典礼；“小雅”则是用于一般宴会的典礼。 “颂”是祭祀乐歌，用于宫廷宗庙祭祀祖先，祈祷赞颂神明，现存共四十篇。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 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 这是诗歌一种形式的发展。算是民间诗词的发展，还有士大夫文人的，诗经里面也有这方面的诗歌，但是主要成就还是民间诗歌，他如实的反应了一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各方面。这是现实主义的开端。而另一种就是浪漫主义了，屈原，一个中国人都不陌生的名字。 楚辞，也有必要介绍下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并 作为一种诗体，楚辞的想象力丰富。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往往以巫觋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以娱乐神人。这些都培育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品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如《离骚》、《九歌》等均是如此。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1]”，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常用语助词“兮”、“些”等。并且结构一般比较宏大，篇幅一般比较长。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因为这两本书的影响，诗歌开始发展了，先是汉代，秦朝太短，加上秦帝王的暴虐无道，对文化的坑杀，基本没有怎么发展。到了汉代，诗歌开了一个新纪元。乐府诗开始出现，这其实和诗经本质上是一样的。个人认为，是诗经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汉代诗歌是在《诗经》、《楚辞》和秦、汉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致经历了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创作、从乐府歌辞到文人徒诗即“古诗”、从四言体到五言体、从骚体到七言体、从叙事诗到抒情诗的发展过程。 。尤其是汉乐府的出现，使得诗经的内涵得意继续发扬下去。汉代还有个很大的贡献，就是把以前的诗歌做了总结，诗经和楚辞就是因为汉代得意妥善整理的才有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汉代司马相如的赋，我觉得，是楚辞中一种新的继承，尽管他不是诗。后来三国的建安七子，曹操三父子，尤其是曹操，他的诗非常好。是那个时代的旗帜。 接下来，因为政治动荡，社会不安的西晋，出现了一批诗人，谢安啊，鲍照，谢灵运啊等南北朝的。这些人的诗，体现了一代人的风骨，体现了诗歌的新形式，新内容，新方向。 当然，还有个必须要单独拿出来说，就是陶渊明，这是诗歌第三种形式的出现，开创了山水田园派。也作些介绍。 陶渊明的创作，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严羽《沧浪诗话》中说：“渊明之评质而自然”，古代许多诗论均谈及此点，这就是人们概括陶诗艺术风格的“平淡”、“自然”。但是，“平淡”并非平庸和谈而无味。我们读陶诗，大都在平淡中蕴含着无限风采，在简练中具有深厚的情味。正如苏拭所说：“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在陶渊明的创作中，丝毫不见晋以来的尚雕琢、讲华丽的文风。他力求创新，摆脱摹仿，这是形成他创作风 格的重要原因。陶诗的“平淡”、“自然”风格，似乎看来毫不费 力，“胸中自然流出”，但其中包含着高度的艺术匠心。正如刘{分攵}在《中山诗话》中所说：“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 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陶诗正反映了这一鲜明特陶渊明所开创的“自然”“平淡”的田园诗，可说自为一体，为中国传统诗歌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是他的重要功绩。陶渊明的诗歌创作，在中国诗史上，熏陶和影响了一大批诗人。陶渊明不愧为我国文学史上把五言诗的创作推向高峰的一位大诗人。 之后是主要诗歌成就在盛唐了，也是中国诗歌成就最高的时代。诗人多的数不过来。每个都是家喻户晓的，那个不是响当当的名号？这个要重点说下 唐诗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唐、盛唐、中唐 、晚唐等4个阶段。 ①初唐诗歌。初唐诗歌仍处于陈隋时期余光返照中。太宗李世民及周围的文人诗作浮艳柔丽。上官体绮错婉媚。只有魏徵、王绩、王梵志等少数人能自拔于流俗。直到初唐四杰，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才有所开拓。但他们仍未摆脱六朝后期“采丽竞繁”的影响。真正廓清梁陈诗风影响的，是武后时期的陈子昂。他提倡“汉魏风骨”，以复古为革新，抵制浮靡诗风。与他略同时而不同流派的，有沈佺期、宋之问和文章四友（李峤、崔融、苏味道、杜审言），他们的作品多是奉和应制、点缀升平，但他们其他题材诗中，也有一些佳作。尤其是杜审言的诗。但他们的主要贡献在律体完成方面。沈、宋、杜三人被后世称为五、七言律诗定型的奠基人。 ②盛唐诗歌。盛唐诗人在陈子昂和沈、宋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正确的方向和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玄宗开元、天宝间，诗歌全面繁荣，名家大量出现。他们的作品精丽华美 、雄健清新、兴象超妙、韵律和谐，表现了时代共同的艺术特色。边塞诗和田园山水诗在盛唐诗中比重很大。边塞诗派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为代表，其作品气氛浓郁、情调悲壮，多用七言歌行或七绝。田园山水诗人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最知名，他们的诗多反映闲适、退隐的思想情绪，色彩清淡，意境深幽，多用五言律绝和五言古体。这派诗人在发掘自然美方面比六朝人前进了一大步。其中以王维成就最高。李白、杜甫是盛唐诗歌最高成就的标志。李白的名作，以安史之乱前为多。内容、题材丰富，气势雄放，想象丰富，风格飘逸，多侧面、多层次地反映唐朝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时代心理。杜甫的诗则是动乱时代的诗史，忠实地记录了国家的变乱和人民的苦难；博大精深，沉郁顿挫；开新乐府运动先声。在诗歌语言、格律、技巧等方面，他善于转益多师，广泛地吸取前人和并世作者的经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为后世诗歌发展开辟了众多途径。另外，元结、沈千运、孟云卿等人也是此期较有特色的诗人。 ③中唐诗歌。中唐之初，国家衰落，诗坛也不景气。刘长卿和大历十才子诗学王维，精致秀润，但内容多浮浅。卢纶、李益有部分苍凉伤感、意境雄浑的边塞绝句。此期较杰出者是韦应物，其田园山水诗高雅闲淡，而其乐府歌行则于婉丽流美中颇寄讽喻。此外，戎昱、顾况、戴叔伦等也有反映民生疾苦的佳篇。永贞革新和元和中兴使诗坛重新活跃 。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王建一派倡导新乐府运动，写下大量广泛反映现实、批评时政的政治讽喻诗，风格舒徐坦易。而韩愈、孟郊、李贺、贾岛一派则以奇险峭刻见长。但韩诗气豪，孟诗思深，李诗幽丽，贾诗清苦。此外，姚合诗清奇僻苦，卢仝、刘叉等人以奇崛见长。两大派之外，柳宗元的诗或澹泊雅丽，或哀怨激越。刘禹锡的诗精练含蓄，意境优美，韵律和谐。这一时期，诗人们的创新精神和个性风格是异常突出的。 ④晚唐诗歌。晚唐五代诗风渐趋纤巧。虽有过在文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作者和作品，但总的来说，缺少盛、中唐的阔大气魄与浑融境界。杰出诗人李商隐、杜牧在诗歌艺术上有独特的贡献。其诗声情流美，翰藻醲郁，但伤时忧国 ，哀怨深沉，有种没落感。温庭筠才思清绮，词采秾丽，但格调低。他也是有佳篇秀句而总体风格轻浅纤微。此后诗家多是效法前人，艺术上无重大突破。较有名的诗人有皮日休 、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罗隐、韩偓等人。 唐代的诗歌，其地位，价值，作用，都是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继承的前人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陶渊明的山水田园。晚唐又为词的繁荣作了开头。 词五代十国开始兴盛，到了宋代才到巅峰。宋以前的词，李煜的词才算的上价值。内容伤感凄悲，寄托了亡国之叹，至今读起来依然让人能感受到里面莫大的哀伤哀愁。接下去，北宋，北宋前期最高成就算是柳永。他是典型的婉约词人。雨霖铃一曲，蝶恋花一阙。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繁荣了。和他同类的有晏殊和欧阳修。当然，欧阳修成就明显高出一筹。还有个超级无敌人物，苏轼。因为感觉自己收笔不住了，这里不敢多作什么介绍了。其实中国人苏轼根本不用介绍。反正诗词文赋，在他手里，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人间词话对他的诗歌作了一个总结，一句话，东坡之词在神。 然后是南宋，南宋词人，唯有幼安，也就是辛弃疾。他继承了东坡豪放的特点，发扬光大，当然，诗人方面，有陆游，范大成，杨万里，北宋也是一个繁荣的时期。 之后，中国的诗歌就没有什么发展了，写来写去，根本追不上前人的步伐，也创新不出什么有格调的，式微矣。然而，一度，我们再次看见了希望，就是清朝的纳兰性德，好像是给中国古代诗歌唱了一曲经典的闭幕曲。然后白话文出现。其实民国时期，还是有些人物的，王国维，人间词话，诉说了诗歌的历史，尤其是词。可是他的自杀也宣告了古代诗歌的落幕了。打了这么多字，腰酸手痛，\(^o^)/~楼主一定要选我哦！O(∩_∩)O~
对当前小学语文古诗教学的探讨
摘 要： 随着新课程的逐渐改革，对小学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应该为学生自身的发展夯实基础。诗词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更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精髓，因此，如何提高学生对诗词的学习成为了教学过程中的一大难题。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教师讲解，学生死记硬背，显然这种教学方式已经与新课程下所设定的教学目标背道而驰，通过对当前小学语文古诗教学展开探讨，从而提出合理的教学建议。
关键词：小学语文；古诗；教学
古诗教学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精髓。学习好古诗词不但可以提高学生对语言文学的学习兴趣和对语言文字的敏锐度，还可以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可以说古诗词犹如一条延绵不绝的河流，容纳百川，滋补着炎黄子孙；又如一棵参天大树，成为民族文化发展的支柱。作为新时代的小学语文教师，应该把提高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作为重点，积极探索，有效地达到新课程下对小学语文教学所设定的指标。
一、运用故事情节进行烘托，加强渲染力
为了提高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更为了让学生充分理解及领悟到诗词中所包含的意思，教师应该对作词者的个人简历及诗词写作的背景充分了解。比如，教师在讲述《赠汪伦》这首诗时，就可以巧妙地利用故事来抛砖引玉，激发学生学习的激情。教师在讲解此诗时就可以这样开头：从前有个诗人名叫汪伦，汪伦的性格十分的豪爽，喜欢广交朋友。在当时，李白在诗坛上名满天下，被人们称为"诗仙",而汪伦此时只是一个无名小卒，那么他如何才能结交这位伟大的诗人李白呢？然而在接下来，汪伦等到了一个绝妙的时机，因为他听到李白将要去安徽游历的消息，所以汪伦下定决心给李白写信，诚挚的邀请李白。李白这个人有两大嗜好：第一，好酒；第二，好游。只要具备美酒和美景，那么李白肯定会赴约。因此，汪伦在写信的时候完全满足了李白的两大条件，他这样写道："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先生好饮乎？此地有。"李白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非常高兴，于是李白接受了汪伦的邀请，在汪伦那里停留了好几天，与汪伦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李白要离开时，汪伦在家里设了宴给李白送行。在李白登上一艘小船，船将要出发时，传来了一阵歌声。李白一回头，看到了令自己大为吃惊的一幕，自己的好朋友汪伦和一群村民，正在演奏着歌曲，给自己送行，这让李白非常感动。这时李白立刻提笔，写下这首《赠汪伦》，成为歌颂友谊的名诗，流传百世。因此，通过以故事的情节进行渲染，让学生产生一种亲切感，使学生从情感上完全融入这首诗词里，从而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习诗词的课堂也变得活泼起来，同时也为学生将来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二、运用朗诵代替讲解
语文教学是一个耳濡目染、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对古诗的'教学更是这样的过程。随着新课程的逐渐改革，对古诗的教学也有了新的要求及目标。新课程要求学生通过对诗词的充足阅读，逐渐累积，亲身感触，学以致用，逐渐提高学生的审美标准及欣赏层次。因此，教师就没有必要针对一首诗教学问题上锱铢必较，教师应该在如何营造一种古诗学习氛围上多下工夫，让学生在潜移默化过程中提高自身的诗词素养。比如，在学习《忆江南》这首词时，教师可以借助乐器，给学生伴奏，让学生跟着优美的音乐开始朗读。除此之外还可以设定场景来辅助学生阅读等多种渠道。与此同时，也为学生学习其他古诗词打下了基础。通过这种方式，学生把学习古诗词当成了一种享受，一种乐趣，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
三、善于运用诗词来对诗词进行讲解
所谓借诗解诗就是借助学生熟悉的一首诗来对此诗加以理解。比如，教师在对王翰的《凉州词》进行讲解时，就可以让学生联想其他的边塞诗来学习这首词。学生可以想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或者"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等豪情壮志，报效国家的伟大情怀，更好地去理解、感悟《凉州词》中"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情怀，深刻地理解此地的"醉"代表的真正含义，不是为了感悟生命更不是一种消极心态，而是一种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雄伟壮志，更是一种临危不惧的豪迈气魄。
四、善于用诗组诗
新课程改革下，对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加强学生对教材的理解，懂得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懂得如何更好地利用教材，多挖掘课外资料，采用活学活用的教学措施。所以在古诗词教学过程中，更不能就诗教诗，应该搭建一个开放式的活跃的诗词学习平台，使学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及创造力。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古诗的学习对学生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外，流传着许多赫赫有名的古代经典的建筑或家喻户晓的雕塑，作为其他国家的显著代表。而中国历经沧桑，许多文化古迹都被历史所湮灭，只有一种经典尚且完好，那就是古诗词。这是我国古典文化的精髓，引领着我国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发展的步伐。所以，学生在学习古诗词时，一定要对现实生活充满一种新鲜感，从而更有力地促进学生对未知知识的探索和对生命价值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古文化，才能确保古诗词的魅力永垂不朽。因此，指引学生走进诗词的天地，去感悟、欣赏诗词中的美，学会享受这份情感，是最成功的古诗教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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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小华。新课程背景下小学语文古诗教学的探讨.课程教育研究：新教师教学，2013（12）：37.
一 唐诗与唐以后的诗 研究唐诗，原本是范畴明确边界清晰的，如许文玉的《唐诗综论》、胡云翼的《唐诗研究》、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杨启高的《唐代诗学》、王士菁的《唐代诗歌》，直到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都是有关唐一代诗歌的研究，视野完整或者说对象完整，论述也完整。我曾经说过，做唐诗研究“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与宋诗的纠缠”。但做宋诗研究的人与唐诗的纠缠太多、太深的缘故，孤立地谈唐诗似乎也就缺乏一个比较的视角。因此最注重唐诗学科建设意义的《唐诗学引论》首篇“正本篇”中也不得不先要提到“宗唐宗宋”的历史争议，也要就唐宋诗比较的学术意见中引出自己的思考。钱钟书《谈艺录》开篇第一节就是“诗分唐宋”，明确提出“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钱先生这段话概念很清楚：唐诗不必出于唐人，即唐人写的未必就是唐诗；宋诗不必出于宋人，即宋人写的也未必就是宋诗。——唐诗宋诗应以审美质性来划分，即以“体态性分”来判别，所谓“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所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个诗学审美意见影响极大，流播极广，将唐诗的时代概念打破了，或者说打通了，然而它也只是诗学理论上的一种极有价值的审美见解（德国的席勒与清代的吴雷发均有类似的意见），“美学”上固然有突破的意义，而在“历史”上的雷池却仍无法跨越。——唐诗仍有它天然的、不可移易的历史规定性。我们看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就没有选收一首唐朝人的诗歌，尽管他谈过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都写出过真正的“宋诗”，开出宋调之先河。 严格意义上的“唐诗”，无疑即见于《全唐诗》与《全唐诗》的各种“补编”（包括《全唐诗逸》、《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全唐诗补逸》、《全唐诗续补遗》和《全唐诗续拾》等）里的诗——全唐的诗的数目亡佚的无疑要大大超过存世的，在辨识上似乎也应撇去《全唐诗》始作俑收录在这些书里的五代诗。从唐人孙翌第一部编选唐诗的《正声集》开始，《南薰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才调集》等著名的“唐人选唐诗”以来，历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元好问《唐诗鼓吹》、高�秉《唐诗品汇》、胡震亨《唐音统签》、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王士礻真《唐贤三昧集》、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到孙洙《唐诗三百首》，到余冠英主编的《唐诗选》，再到葛兆光选注的“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的《唐诗卷》，千余年唐诗精华不断被人甄选推扬，唐诗的精魂血魄已沉潜于中华民族的灵魂里，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一个古老诗国的光辉灿烂诗歌遗产的顶峰与典范。以至于鲁迅先生要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而中国的文化巨匠的成长几乎无不受到过唐诗的雨露沾溉，如郭沫若在《少年时代·我的童年》里就说到他的母亲，“她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得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很多的诗。”——这又可见出中国民间唐诗之深入人心，这也正是《唐诗三百首》这样的普及读物，不断有“新注”，又不断有“新编”的原因了。 当然我们应看到从唐代以来对唐诗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唐人眼中的唐诗似乎更应该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我们要更多看一看唐人对唐诗的地位的认识与理解、唐人审美趣味的承续与演化、唐人对唐诗人成就的评价及其依据的文化价值、哲学内涵的思考。这里我只想就唐人眼中的唐诗，包括唐人选诗评诗的实践扼要指出三点：一、唐人选唐诗各家标准差异很大，宗旨也大异其趣。有的对唐诗（盛唐为主）评价很高，如殷＠③的《河岳英灵集》；有的批评甚峻，如元结的《箧中集》；有的树“察风俗之邪正”，“审王化之兴废”为选评准则，强调政治讽喻“系国家之盛衰”，如顾陶的《唐诗类选》；有的以韵美调新、风情宛然为艺术追求，宣扬“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的审美趣味，如韦谷的《才调集》。这里可以见出唐人对唐诗的认识差异很大，文学主张与审美趣味各呈其词，颇有一种百花齐放、众声喧哗的自由局面。二、编选范围五花八门，有的主要甄选一个时期如初唐，如盛唐，也有主要选大历诗人的。前期的几种选本往往将唐诗与六朝诗编在一起，以为一脉承传。也有的企图目观全唐，尝试集大成打通一代诗歌。目光一路朝放大走，一路朝精细走，呈现多元的认识判断，唐诗史的历程初具界碑。三、在诗人取舍上更是目断心审，标准林立。最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甫。如果说《箧中集》因局格太狭窄，主张太偏激，不选杜甫可以理解的话，殷�《河岳英灵集》的不选杜甫似实难理解。从他完备且明确的理论主张，如“神来、气来、情来”的创作意识，如“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既闲新声，复晓古体”，称美建安气骨又不忘太康宫商的审美标准来判断，不选杜甫更是不可思议。他的选诗以盛唐为主，也确实反映了盛唐诗歌的气象风貌，他甚至有意识地要通过诗歌评选和理论概括立出自己的文学主张。然而他竟没有注意到杜甫，或者说竟放弃了杜甫！殷�选诗时密切注视诗坛动态发展，敏锐地探捕新星，荐拔佳篇，而且认真分析寻索同时代诗人的风格特点。再如果说殷�之不选杜甫还有其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杜甫彼时进入诗坛不久，诗名不很大，信息交通不发达等等，那么，晚唐人韦谷的《才调集》不收杜甫，则更令人无法解释。《才调集》十卷，规模宏大，选诗一千首，初、盛、中、晚齐全，而且还选了和尚和妇女的诗，却不选杜甫。而且此书明显是承接韦庄《又玄集》的模式框架，人又与韦庄同在西蜀先后做官，应该是信息资料上可以沟通接续的。《又玄集》三百首，选了杜甫，《才调集》一千首却不愿选杜甫，而且从审美主张上他能独具只眼地选白居易的《秦中吟》，竟不肯选杜甫。这跟后来的千家注杜局面真是不可同年而语，这一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学术兴趣。——总的来说，唐人眼中的唐诗与我们今天理解中的唐诗有很大差异，这个差异或正是我们今天的唐诗研究者不可忽略的。同时代人的认识与评介或许更有人文层面上的研究意义和历史文化及其接受领域上的判断价值。 唐以后的诗基本上笼罩在唐诗的影响下。五代十国五十年，与晚唐往往看作一体，与宋初又混沌接续，不易分割。宋初六七十年间，宋人学白居易，学李商隐，学韦应物，学张籍，学贾岛，又移步到学韩愈，学杜甫，沿王禹�、梅尧臣到欧阳修始出露自己的面目，到王安石、苏轼与黄庭坚三大家，才真正形成宋诗体制。所以严羽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但到了南宋的中晚期，四灵、江湖派又掀起回归唐诗的大潮，学贾岛、姚合，学晚唐的风气，一直绵延到南宋的灭亡。元诗不甚发达，无论是元诗四大家，还是刘因、姚燧、杨维桢、萨都剌等都在一片宗唐学唐的潮流里沉浮，学李杜，学白居易，学韦应物、学李商隐，尤其是元末的一股学李贺旋风，仙灯鬼火，大放异彩。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元诗的学唐近唐，大多趋于“�缛绮丽”的一路。胡应麟所谓“元人诗如缕金错采，雕绘满眼”。——元人学的唐也在“中晚”，不过不同于宋季学的“中晚”，一条趋走的是李贺、李商隐绮丽之路，一条追尚的是贾岛、姚合“清苦”之风。或许正是出于反拨归正的心理，元之后的明代，从高�秉到前后七子重新打出严羽的“诗必盛唐”的旗号。南宋的严羽曾心怀忧患地指出：“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他提出了“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明确口号。——明前后七子“诗必盛唐”不仅总结了严羽的理论经验，也总结了元诗学唐的创作实际。由于他们的诚挚提倡与逼真实践，明诗在公安、竟陵之前的“盛唐”面目尽管傀儡装束、肤廓皮相，却是唐诗传承史中最辉煌的一段。 清初的诗人与学者，显然眼孔放得大了，晚明乱提口号，师心自重，闹哄哄的诗坛局面使他们多了个心眼，不肯轻易跟着别人走。但大的样板却只有两块：唐与宋，正如钱钟书所说，没有第三条道路。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谁，“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于是，宗唐宗宋形成了胶着状态，宗宋的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叶燮拼命拉抬宋诗的地位，顾炎武、朱彝尊、王士礻真、毛西河等“大家”则力主唐音，又偏重盛唐。吴乔、贺裳、冯班等一批小批评家则又花言巧语鼓励引诱学晚唐。王夫之干脆说宋一代无诗，他评选古诗、唐诗、明诗，独不取宋诗（因为元一代在异族统治之下，他干脆也一笔抹去了元诗）。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史背景左右着人们的审美旨趣和批评情绪，诗坛人物多少有些情绪化的表现，理性思维气氛淡薄。难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论及这个局面时要说：“尊唐抑宋，未为不合。而所谓宋诗，皆未见宋人得失，漫肆讥弹，即所谓唐诗，亦未造唐代藩篱，而妄相标榜”。到了乾嘉时，唐宋诗之争才趋于调和——恰恰本于人心思想的趋于平和——诗坛上可以各自宣明旨义，不必漫肆讥弹。沈德潜主唐音，讲求温柔敦厚；翁方纲喜宋调，尤好辨析肌理；袁枚出入唐宋，唯性灵为归的；赵翼则更是放大眼孔唱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互相不见倾轧与攻击。但沈德潜有两句话还是相当委婉精到地道出了他主唐音美学上的原因：“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这段话与钱钟书先生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有些貌似，但钱说更多有一点双峰并峙的意味，而这种双峰并峙的具体阐释无疑要以缪钺《论宋诗》中“唐宋诗之异点”之“论其大较”一段名句为代表。总括而言，唐人的诗更多一点主动性的感情发抒，自主且真率；更多一层心灵的自然流荡，澄净而明朗；更显出一种自由的独特风格，唐人评判外部世界的意见主观单纯，往往带有唯美的意绪。宋诗及宋以后的诗不免多一层模仿的味道。王闿运《论唐诗诸家源流》（《王志》）说：“三唐风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见，故不复模古。”而宋人则不免被认为是最要模古的，后来的宋诗派更是有意标榜宋人处处是学着唐人的，好用唐诗的标准来评判宋诗，好以唐诗的模式来比附宋诗。如陈衍在《宋诗精华录》卷一的“按语”里，以唐诗发展的过程阶段来套宋诗发展的脉络线索，仿严羽、高�秉的初盛中晚四唐说来规画初盛中晚的四宋说，不仅四期一一对应，而且四期的代表人物也一一对应。——不管这种刻意模古是否道出历史真相，也不管宋诗的面目是否被人误解，宋诗以及宋以后的诗实际上已被主流的诗学批评家们人为地与唐诗的形体血脉粘连在一起，而唐诗与唐以后诗的魂魄气骨、精神风貌的区隔却是更清晰可辨了。 二 唐诗学术与唐学术 张潮《秋星阁诗话》小引云：“李唐之世，无所谓诗话也。而言诗者，必推李唐。……夫唐人无诗话，所谓善《易》者不言《易》也。”——诗话以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始作俑。唐一代无诗话，但不能说唐一代没有诗歌的理论建设，没有有关诗歌的“学术”。但是唐人不是善《易》而不言《易》，只是用力在《易》也即是诗的致“善”之道。致“善”之道大抵有二：一、为做诗做好各种充分的准备工作——各种文学类书的编纂；二、为做诗定出细密的格式、法则——各种诗格、诗式的编撰。 类书，是介乎文学与学术之间的（或者说是混合了两者的）一种做文做诗的参考书。体制上以语词、文句、典故、事实、妙语镌策汇编为主，所谓“英词丽句，以类相从”，所谓“事类联属，便于采撷”。这种类书有唐一代名目繁多尤以初唐产品为夥：《文思博要》、《累璧》、《瑶山玉彩》、《三教珠英》、《芳林要览》、《事类》、《文府》、《碧玉芳林》、《玉藻琼林》、《笔海》等等。如今存世名声最大则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和白氏《六贴》（大部分都亡佚了）。闻一多在《类书与诗》（《唐诗杂论》）说它是“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这一类文学参考书或者做诗实用手册，从中央编的大部头巨型类书到民间比如敦煌发现的《珠玉钞》、《随身宝》之类的微型“兔园策”，在一个相当广泛层面上凝聚了一支自觉的诗人创作队伍，因而在实践上大大推动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兴旺。难怪闻一多嘲笑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词藻”——英词丽句的巨量镶嵌——也便成了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形式特征。病态的文藻与浮华不仅给初唐的诗坛带来了畸型的繁荣，而且为有唐一代的诗歌创作的世俗化普及大开了方便之门，尤其为那些天分不高、才气不足且被一个时代的做诗潮浪卷了进去，拼命努力要做出成就的大量中下等诗歌作者鼓足了做诗的信心。——唐诗研究者有的已经发现了这种“兔园册子”深刻地影响到较高层次文人的创作（后来的李商隐还精心自制“兔园策”，如《金钥》、《杂纂》、《蜀尔雅》等，为自己做诗时随心调用故典镌策而预为之备），而且不自觉中规范与牢笼了一批诗人的词语选择与表达形式，为诗歌创作唱酬、联句、应对、测试的机械化、公式化、标准化铺设了便道，不管这种类书“指导”诗歌的理论意义如何，它已是唐诗学术的一种，对唐诗的创作发生了独特的影响。 第二点便是诗格、诗式的大量撰作。明胡应麟《诗薮·杂编》中存录了一批名单：“唐人诗话，入宋可见者：李嗣真《诗品》一卷、王昌龄《诗格》一卷、皎然《诗式》一卷、《诗评》一卷、王起《诗格》一卷、姚合《诗例》一卷、贾岛《诗格》一卷、王睿《诗格》一卷、元竞《诗格》一卷、倪宥《龟鉴》一卷、徐蜕《诗格》一卷、《骚雅式》一卷、《点化秘术》一卷、《诗林句范》五卷、杜氏《诗格》一卷、徐氏《律诗洪范》一卷、徐衍《风骚要式》一卷、《吟体类例》一卷、《历代吟谱》二十卷、《金针诗格》三卷。今唯《金针》、皎然、《吟谱》传，余绝不睹，自宋已亡矣。”——“诗格”、“诗式”、“诗法”均是讨论诗歌体式、法度与规则的“金针”，实际上也是传授写诗的基本格式与形式的要诀，王夫之斥为“画地为牢”。——先是为社会大众服务，像函授的诗学教程，“三家村”知识分子最得益。后来诗赋取士，又理所当然成为一种“高考参考资料”，刻意为公式化、标准化操作服务。等皎然因《诗式》而获荣名，一批有志通外学、修文辞的和尚也嗜好此道，借以光耀佛门。此类“诗格”、“诗式”著作有的比如皎然《诗式》不仅着眼在形式法则、声病偶对的探讨，而且涉及到创作论、艺术论、审美特征的讨论，如“取象”、“取境”，已经在诗歌理论上颇有建树与开拓，对晚唐五代乃至两宋的诗格理论发生过巨大影响。——当然对有唐一代诗歌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的则主要还是初盛唐的著作，这些著作从上官仪的《笔札华梁》开始，较有积极影响的如崔融《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竞《诗髓脑》、皎然《诗式》多因日本释空海的集大成《文镜秘府论》六卷的整理而得以保存。所谓“唐人卮言，尽在其中”。张伯伟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一书，校辑考释甚为精详，对“诗格”形式的历史演化、利弊功用的分析评判也甚客观。——客观来说，诗格、诗式与类书“兔园策”一样，尤其是初盛唐的，都是为唐诗的创作繁荣、唐诗发展高潮作了准备工作、后勤工作、服务工作。——严格地说，它们谈不上理论建设，更无所谓学术建树。一为征集词藻，一为规范形式，当然征集词藻的还附有作品大全的展示，规范形式的也偶备审美经验的传授。从某种形式的意义上来说，这两者或可以构成唐诗的理论建树与学术规模。尽管它们是如此的简陋、粗糙，与唐诗实际上取得的巨大成绩远不相配，也几乎没有人肯承认两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联。——唐诗的繁荣与它的学术建设、理论指导是一个悖论。 唐诗的学术建设与理论指导更多的融化在时代实践中政治的引导和文化的诱导。我们知道，有唐一代，由于初盛的几个皇帝的大力提倡和躬自表率，以及一些诸如开科诗赋取士、礼敬厚遇文人的行政措施，唐诗到开元年间已是十分繁荣。唐玄宗即位不久，在答一位臣子的手诏中还专门强调“夫诗者，动天地，感鬼神，厚于人，美于教矣。朕志之所尚，思与之齐，庶乎采诗之官，补朕之阙”（《旧唐书·崔日用传》）。——玄宗本人便是一个酷爱文艺、酷爱美的皇帝。“开元天宝的时代在文化史上最有光荣。开国以来一百年不断的太平已造成了一个富裕的、繁荣的、奢侈的、闲暇的中国，到明皇时代，这个闲暇繁华的社会里遂自然产生出优美的艺术与文学”（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册）。我们看看《旧唐书·音乐志》里记载的玄宗如何热心提倡和指导音乐艺术——音乐直接关系到有唐一代乐府诗的发达，而乐府诗的发达与衍变正是唐一代诗歌兴旺繁荣的关键。（注：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第十二章《八世纪的乐府新词》中说：“盛唐是诗的黄金时代，但后世讲文学史的人都不明白盛唐的诗所以特别发展的关键在什么地方。盛唐的诗的关键在乐府歌辞。第一步是诗人仿作乐府。第二步是诗人沿用乐府古题而自作新辞，但不拘原意，也不拘原声调。第三步是诗人用古乐府民歌的精神来创作新乐府。在这三步之中，乐府民歌的风趣与文体不知不觉地侵润了，影响了，改变了诗体的各方面，遂使这个时代的诗在文学史上放一大异彩。”）《音乐志》还记载，玄宗亲自创作乐曲：“玄宗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这同唐太宗亲自写诗与宫廷大臣唱和酬答一样都有一种躬为表率的作用。——唐诗的繁荣原因诸多，但帝王的提倡尤其是带头实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文艺才性与实践作品虽不是第一流的，但为第一流的诗人与诗的诞生铺开了红地毯，也正是在唐玄宗时李白、杜甫大步走上了文化舞台。 唐诗在初盛唐乃至整一代的繁荣发达又引出一个与唐代整个思想文化学术的关系。尽管李姓皇帝提倡道教，武姓皇后抬高佛教，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却大多秉持儒教正宗观念，并且不反对严重鲜卑化了的艺术形式（音乐歌舞）。故在主流形态的文化生活层面上真有一派三教并兴、百花齐放的局面。魏晋六朝以来的文学传统（尤其是乐府文学的传统）垂直影响或者说严重熏染了一大批士大夫知识分子，随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完成，意识到了的审美追求大大激活了他们的文学审美才性，文学的兴趣、绘章雕句的习惯几乎贯穿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且考科名由进士入仕途还得备习诗赋，《文选》几乎是最热门的一部必读书，莘莘学子固然案头必备，士大夫官员也必须时时温习，用心揣摩。在官场的应酬中，有文学的修养素习才能潇洒地周旋俯仰，才能引得圈子里的尊仰与朝廷的敬重。比如张说为宰相时曾把王湾《次北固山下》中“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亲手题在政事堂，让朝中文士作为人才及其作品的楷模。——《文选》本身即是文学的一部集大成的参考书，一个文学经典的样板。“选学”是炙手可热的学问，理所当然也成了一种正宗学术。朝廷在刚刚流行的李善注本之外，又迫不及待命工部侍郎吕延祚等五位大臣合注《文选》，以求完备新颖。文学的学术化又拉动了学术的文学化，朝廷上上下下、江湖幽深之处都弥漫着追逐文学的浓烈气氛。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人人都写诗，王公大臣、士大夫知识分子自不必说，林泉隐逸、岩樵渔父、和尚道士、闺阁名媛、娼妓宫嫔也都写诗，响应一种上下合流的时代精神，陶醉在这个诗化的时代之中，唐一代文化格局几乎就沉浮在诗歌的大潮之中。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唐代的史学高度发达，尤其是初唐。但初唐的史学又恰恰是文学味最浓重的。初唐官修的几种重要断代史都染有非常浓重的文学气味，绮藻丽句、文学的笔触随处可见。闻一多说：“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这话虽偏激一点，但触到了一个史的诗化的问题，即史学叙述中调动文学手段的问题。其实，这一种我称之为“史的诗化”的现象上可追溯到《史记》、《汉书》，而尤以范晔的《后汉书》最为典型。司马迁著《史记》，抑止不住内心的文学描写的冲动，诗的才性与激情不自觉中流荡而出，一部《史记》直可当文学书来读，故鲁迅先生有“无韵之《离骚》”之赞颂。两《汉书》也是文采飞扬的，班固、范晔都是文章高手，都是文学当行，作史时忍不住时时调动文学手段，使严峻的史的叙述染浸上浓重的诗的情调。至初唐的几位史家更是踵事增华，不惜要“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了。这种风气与趋势到盛唐的刘知几出来大声疾呼直言其弊，才被刹住，而且是永远的刹住了。刘知几的《史通》在史的理论上把中国诗化史学的传统截断了，从此以后历史与文学严格分了家，正史均秉笔直书，精炼简核，不敢再有文学的夹羼染绘，连润色都很少见到了。甚至欧阳修这样的大文学家修史时也严格按照了刘知几的规矩，不敢涉入文学一步。 刘知几在那个时代几乎是唯一的一位守住学术阵地、拒不肯让文学浸漫过来的纯粹学者。他在《史通·自叙》中说：“予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幼喜诗赋”是时代习染，及壮，则明确对诗赋说“不”！“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学术的家学渊源，“著述”的崇高使命，扬雄以来不为雕虫小技的文化眼光使刘知几自身与盛唐文学风气划清了界限。刘知几的例子是很有认识意义的，他的著述立场与学术态度在盛唐以后是不可能再有的。开元以后，天下士人“耻不以文章达”，诗赋取士的制度确立并固定化之后，攻诗赋、擢科举是一代人心所向，是一代人才精英的正途出路。刘知几虽把文学驱除出了史学领地，但在一个诗与文学光焰万丈的时代里，史家守住自己的贞节的同时也只得忍受自己的寂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一代的学术（包括史学）在精神上已被诗赋冲垮了，人才流失，光芒黯澹，虽然成果累累，但在整个时代文化大格局中只有默坐隅角的地位。 唐一代学术大抵有两端：史学与佛学。史学最称发达，成果十分丰厚，除了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李延寿等正史作者之外，还有撰“国史”的吴兢、韦述、柳芳、令狐�亘、于体烈等名家。《贞观政要》（吴兢）、《东观奏记》（裴庭裕）、《顺宗实录》（韩愈）都是重要的“国史”专书。特别值得称道的当然是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杜佑《通典》是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后世所谓“九通”、“十通”之首。开元间修撰的《唐六典》、《大唐开元礼》也是十分重要的典礼类专书。唐一代通俗史事类杂著笔记也相当纷繁，著名的如《通历》（马总）、《大唐创业起居注》（温大雅）、《明皇杂录》（郑处诲）、《安禄山事迹》（姚汝能）等。另外，唐僧玄奘口述辩机编纂的《大唐西域记》也应列入山川地域史志的范畴，此书已开了释僧撰属的先河。 唐代的佛学相当繁盛，著名的佛学家，有学术性著述可考并声名显赫的就有玄奘、窥基、神秀、慧能、神会、法藏、湛然、宗密、怀让、马祖、怀海等等。唐代的佛学固称辉煌，但内典佛藏、方外奥义毕竟不是严格意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纯正形而上范畴的哲学思考。唐代哲学一般不称发达，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主要诠释官方的经典见解，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只是儒典的一般音韵、训诂的著作。儒学在佛学（也包括道学）的重重压迫之下，几无成绩可言。那是胡适所谓“印度思想哲学泛滥的时代”，儒学的复兴要等到两宋才开始酝酿并最终完成。唐初的傅奕力主反佛，影响所及有中唐韩愈的排佛，但韩愈的主要哲学文章《原道》、《原性》以及李翱的《复性书》也并无严格意义的学术推进。而对哲学问题深感兴趣（也困扰半生）的刘禹锡、柳宗元们却用心在宏观的天人关系的探索与寻绎，《天论》、《天说》、《天对》固有一些深辟的见解，闪耀出睿智的思想火花，但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有限。而“文中子”王通的《中说》旨在调和三教，不但入不了儒家的“经”，自立一“子”也似乎是非常勉强的。——有唐一代在汹涌奔腾的诗歌潮流的映照之下，学术的音响总觉空杳渺远，学术的景色显得暗澹无光。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赋相对沉寂，连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唐代文学史》都几乎没提到）。这个时代盛产诗人与诗歌，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拼命写诗，引吭高歌，率性任情，阔步前行，——整整一个时代，诗是生命的原旨，诗是文化的正色，诗是学术的主调。几乎整整一代人高张着感性的风帆，喷薄着生命的热力，内心激涌着诗的冲动，笔下铺展开锦绣玉缀，只认创作，不思其他。诗人们关于时代的对话，同行间技艺与情思的交流，生命的理解，审美的实践，功名进取成功的矜夸、失败的怨屈，诗几乎是唯一的媒介。读读《高氏三宴诗集》、《断金集》、《元白继和集》、《三州唱和集》、《刘白唱和集》、《汝洛集》、《彭阳唱和集》、《吴蜀集》、《三舍人集》、《汉上题襟集》的题
中国是个诗的国度。秦以后诗由四言发展为五言、七言。六朝时有了“四声八病”之说，诗的成就更加完整，随之产生了齐梁宫体诗，亦即“永明体”．唐代诗歌，题材广泛，数量繁多，艺术精湛，形象丰富，仅据清人编的《全唐诗》所录，就有诗人2300余位，作品近5万首。唐诗发展一般可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 初唐九十多年是唐诗从齐梁以来浮艳的诗风转向健康发展的时期。尤其是王勃、杨炯、卢照邻、王骆宾等初唐四杰，更起着承上启下作用。后来的陈子昂提倡建安风骨，批判齐梁诗风，开辟了诗歌新气象。 盛唐是指从开元元年到大历五年的五十多年时间，这是唐诗的黄金时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同时出现在诗坛。各种体裁争芳斗艳，诗人辈出。如岑参、崔颢等边塞诗人和王维、孟浩然等田园诗人，是其中杰出代表。 中唐时期是指安史之乱后，从唐代宗大历六年到唐文宗大和末年的六十多年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激化，现实主义得到极大发展，反映疾苦成了优秀诗歌又出的主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诗。 晚唐指后文宗开成元年（836）到唐亡（907）。随着国势衰微和社会进一步动乱，诗的风格发生很大变化。杜牧、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上有一些新发展，感伤成为他们诗歌的基调。 唐代诗歌是在继承过去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国的诗歌自三百篇、楚辞之后，经历了汉魏六朝的长期发展过程。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遗产。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光辉传统的建立和发展，不同题材领域的开拓，各种体裁的不断形成，以及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手法技巧的革新，创作经验的总结，都为唐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更值得重视的是唐代作家对诗歌遗产所采取的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使之日新月异，出现了高峰。当然，唐代政治、经济的昌盛繁荣，国力的强盛，思想的活跃，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中外文化的交流等等，都是促进诗歌发展繁荣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 唐三百年间，诗歌发展的四个阶段，即是初、盛、中、晚四期。第一期，自高祖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年)至睿宗先天元年(公元七一二年)。唐开国之初的诗人皆当时的风云人物，他们有较深的文学修养，又都受齐梁文风的影响，但是他们的诗歌中也散发出一些新鲜气息。‘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唐诗品汇·总序)即如太宗的《帝京篇》，胡元瑞曾赞扬它‘藻赡精华，最为杰作’。魏徵《述怀》气韵高古，虞世南的边塞之什，追琢精警，风格苍劲，亦称力作。而模仿陶潜的生活与诗风的王绩，则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先驱。到了武后时期，四杰挺出，他们是齐梁中健将，渊源于庾信，才调纵横，气象宏阔，改造了宫体诗，声律及风骨兼有的唐诗正式形成。特别是七言长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杜甫说‘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是完全正碓的评价。继而有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李峤的《汾阴行》，浸入玄想。以后发展成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将诗情和哲理自然地融合起来，成为‘孤篇横绝’(王闿运语)的宫体极致。 同时沈佺期、宋之问继承了前人以声律入诗的成就，完成了五、七言律诗形式的创造。自此以后，诗之分为近体和古体有了明确的界限，诗人在创作上，专工近体和古体也渐渐有分道扬镳之势，这的碓是‘词章改变之大机’(《诗薮》内篇卷四)。 陈子昂于举世为齐梁之际，独举复古的大旗，提出汉魏风骨，以振衰起敝，端正诗歌发展的趋向，为以后唐诗的发展和繁荣打好了基础，开拓了道路。他的《感遇》三十八首是这一主张的实践。在内容上广阔地反映社会现实，在形式上一扫藻饰华艳。上承阮籍《咏怀》，下启李白《古风》，韩愈所称‘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者以此。 第二期，自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七一三年)起至代宗永泰二年(公元七六六年)。主要是开元、天宝时代，是唐朝的鼎盛时期。诗人们为了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和表现各种愿望和理想，把诗歌艺术继续推向前进，在创作实践中发展了各种体裁和形式，开创了众多流派，表现了多种风格，而蔚为诗国中万紫千红、百花齐放的壮观。其时名家辈出，佳作如林，形成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中的极为繁荣的时代，即文学史家所羡称的‘盛唐’。天宝以前，奋厉无前、蓬勃向上的精神和浪漫主义的诗风是这时期诗坛的主流。以高适、岑参为主，并有王昌龄、李颀等人共同形成的边塞诗派，是浪漫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他们的边塞之作，表现了驰骋沙场、建立功勋的英雄壮志，抒发了慷慨从戎、抗敌御侮的爱国思想，还描写了西北边强奇异壮丽的景色。同时也反映了征夫思妇的幽怨和战士的艰苦，各民族之间、将军和士卒之间的矛盾。边塞诗反映了这个时代中有关战争各方面的现实，产生了许多优秀杰出的诗篇。这一派名家中还有王翰、王之涣、崔颢、刘湾、张谓等。 同时，有以孟浩然、王维、储光羲等为代表的田园山水诗派。他们上承陶渊明、谢灵运、谢眺的艺术传统，描写山川的自然和田园闲适生活。在他们的笔下，有壮阔的湖山，有恬静私村落，也有清新秀丽的园林。或以素描见长，或以刻画见工，使晋宋以来形成的山水诗更加丰富，描写技巧上有所发展。这一派的作家还有常建、祖咏、裴迪、丘为、崔曙、綦毋潜等。 这两个流派诗人的作品并不局限于本派之内。王、孟除田园山水诗外，高、岑子边塞诗外，他们都写过反映其他现实生活的诗篇，说他们是田园山水诗人或边塞诗人，只不过是就其作品的主要方面而言。例如王维，作品中就有一些边塞名篇，如洋溢著慷慨报国精神的《陇头吟》、《老将行》等。至于就风格上说，虽然同一流派的诗人有其同的特点，但每个诗人都建立起自己的风格，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的特色，也是我国诗歌艺术已经成熟的标志。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而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则是这座高峰的顶点。 李白以儒家的兼济天下思想为主，道家的功成身退思想为辅。他有宏伟抱负和进步理想，但生活在唐朝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政治趋向黑暗的时期，无法实现。特别是经过三年供奉翰林的政治生涯，洞悉当时的腐败现实，因而在放还之后写出许多猛烈抨击黑暗政治、极度蔑视腐朽无能的权贵、冲击封建礼教的光辉诗篇，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和热烈追求光明的理想。他的笔力变化，极于七古杂言歌行，如《蜀道难》、《远别离》、《将进酒》、《天姥吟》等等。他的诗风壮浪纵恣，热情奔放，豪壮飘逸，摆去拘束，千变万化，丰富多彩，使梁陈宫掖之风，扫地并尽，不愧为屈原以后另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年杜甫写出了震烁古今的杰作《奉先咏怀五百字》，揭露了阶级的对立。此后他写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北征》、《洗兵马》、‘三吏’、‘三别‘’、《秦州杂诗》、《秋兴八首》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热爱人民的伟大诗篇，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被后人称为‘诗史’。在作法上，集传统遗产之大成而独开生面。他的乐府诗即事命题，无复依傍，古近体以时究入诗、议论入诗，使诗歌历史化各散文化，开辟了诗歌的新天地。在风格上极尽沉郁顿挫，雄浑激壮之能事，成为变古开新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 第三期：自代宗大历元年（公元七六六）至文宗大和九年（公元八三五年）。这是中唐时期。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但社会上疮痍满目，宪宗元和时期国家实力有所增强，平定了两个藩镇，这就是史家所谓的‘中兴’，对中唐文学的繁荣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此期诗歌的派别最多，可分前后两小期：（一）大历，（二）元和。 大历前期有元结、顾况等揭发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的诗歌，成为杜甫的同调。刘长卿多写山水隐逸，清新含蓄，字句研炼，权德舆推为‘五言长城’；韦应物高雅闲淡，为白居易所称道，皆接近王、孟。 大历有十穿子之目，他们的诗皆以华美灵秀为宗。《四库全书总目》云：‘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风调相高，稍趋浮响，升降之关，十子实为之职志。’（《钱仲文集》）这个评断是中肯的。独李益的七绝，音节神韵，可追王昌龄、李白。 后期元和，诗歌又出现第二次高潮，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窄天地，显现出多种流派和多种风格。就其趋向而言，大致为韩孟诗派及元白诗派。其代表人物是韩愈和白居易。 韩愈在倡导古文的同时，也致力于诗风的革新，力矫大历十才子的平弱诗风。他学习李、杜，继承并发扬李白豪放和杜甫沉雄的传统，他的诗驱驾气势，崭绝崛强，万怪恍惚，采取为文作赋的笔调，铺张扬厉，议论纵横，开创了奇险生新的风格。他的表作有《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石鼓歌》、《山石》等。而思苦奇涩、硬语盘空的孟郊，备受韩愈的推崇。属于这一派的还有卢仝、刘叉、贾岛、李贺等人。他们各以自己独具风格的作品丰富了诗歌园地，其中李贺以浓丽的色彩、出人意表的想像，警迈奇诡，绝去翰墨畦径，尤为杰出。 同时以平易通俗的语言继承杜甫新题乐府传统而加以发展各革新的白居易，代表了当时的现实主义流派。写了《秦中吟》和《新乐府》等伟大作品，使他成为此期的伟大诗人。他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晚唐郑嵎的《津阳门》、韦庄的《秦妇吟》，一直到明末吴伟业的《永和宫词》、《圆圆曲》，以及近代王闿运的《圆明园词》、王国维的《颐和园词》，皆是他的流风遗韵。与白同派的作家有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人，皆以新乐府著名。元稹的《连昌宫词》是其力作，论者以为高于《长恨歌》；他的《遣悲怀》抒情真挚，脍炙人口。李绅则是标榜并创作新题乐府的第一人。 在这两大派以外，自树一帜的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二人都是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的杰出作家。刘禹锡在当时有诗豪之目，其诗雄浑老苍，尤多感慨讽刺之什，近体高于古体，七绝为当时之最，在学习民歌上有卓越的成就。 柳宗元以五古山水诗为最，他处连蹇困厄之境，发清夷澹泊之音，而嵯峨萧瑟之感自蕴其中。苏轼评云：‘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诗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又云：‘外枯中膏，似淡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然溯柳诗之渊源，则刘熙《艺概》谓：‘陶谢并称，韦柳并称，苏州出于渊明，柳州出于康乐，盖各得其性之所近。’斯言得之。 第四期：自文宗开成元年（公元八三六年）至哀宗天佑四年（公元九O七年），是为晚唐。此期唐朝国势衰微动乱，诗有深沉的感伤情调，向著华艳纤巧的方向发展。这时期的杰出诗人有杜牧和李商隐。 杜牧具有政治抱负而不得施展，在《河湟》诗中，他对朝政的混乱和国势的衰微表示无限的忧愤；在《早雁》中对边地人民表示受情。他的律诗、绝句成就最高，咏史诗很著名，对历史上兴亡成败的关键问题发表独到的议论，这种史论绝句的形式，颇为后来文人所仿效。他的抒情写景的七绝，爽朗俊逸，雄姿英发，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李商隐在牛、李党争中站在李德裕的革新力量一边的。当李党处于无可挽回的失败情况下，他却用自己的一支笔为之申冤辩诬，表现了他坚持进步倾向、追求理想的气概和品质。由于当时腐朽势力的强大，革新派的最终被扼杀，唐朝从此一蹶不振，这就是李商隐悲剧的根源，也就是他创造出沉博绝丽而又扑朔迷离的富有悲剧色彩的诗歌的真正原因。他的名篇《安定城楼》、《重有感》，或关怀国运，或痛愤时局，慷慨激越。他的咏史绝句，曲折地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形象鲜明，讽意强烈。而对唐帝国的奄奄一息，在《乐游原》中发出了低沉末世的哀音。他的作品中最为人传颂的是无题诗。这些七律被后人认为是最高的艺术成就。在艺术上继承了杜甫七律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的幻想象徵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具有更多的创造性。 唐末五代，政治极度黑暗腐朽，战祸连年，经济衰退，诗坛的总趋势也走向衰落。这时，有一批比较贫寒的诗人，如杜荀鹤、聂夷中、罗隐、于濆等。他们以通俗的语言反映现实，特别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也有一批以凄婉轻艳的风格，抒写伤离悼乱的诗人如韩偓、司空图、韦庄等。还有皮日休、陆龟蒙，宗奉韩愈，诗境艰涩、用字奇僻，在吟咏个人生活中写对世事的沉痛。还有一批效法张籍、贾岛专写律诗的如李洞，方干、唐求等人，这些作家一般说来成就不大。 以上是对唐代诗歌发展流变的极简单叙述，只是唐代作家流派风格的一斑，唐诗的内容当然远不止此。勾划这个轮廓，供你参考。’
与唐代边塞诗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高适是盛唐时期“边塞诗派”的领军人物，“雄浑悲壮”是他的边塞诗的突出特点。其诗歌尚质主理，雄壮而浑厚古朴。高适少孤贫，有游侠之气，曾漫游梁宋，躬耕自给，加之本人豪爽正直的个性，故诗作反映的层面较广阔，题旨亦深刻。高适的心理结构比较粗放，性格率直，故其诗多直抒胸臆，或夹叙夹议，较少用比兴手法。如《燕歌行》，开篇就点出国难当头，突出紧张气氛：“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结尾处直接评论：“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既有殷切期待，又有深切感叹，含蓄而有力。高适诗歌的注意力在于人而不在自然景观，故很少单纯写景之作，常在抒情之时伴有写景的部分，因此这景带有诗人个人主观的印记。《燕歌行》中用“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勾划凄凉场面，用大漠、枯草、孤城、落日作排比，组成富有主观情感的图景，把战士们战斗不止的英勇悲壮烘托得更为强烈。高适在语言风格上用词简净，不加雕琢。如《别董大二首》之一：“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技巧上看来全不用力，词从意出，没有刻意辞彩修饰。高适生平和创作可分四个时期:①开元二十年前,谋事不成，困守宋中，是诗歌创作开始时期；②开元二十年至天宝八载，首次出塞，浪游无成，为创作极盛时期；③天宝八载至十四载，侧身下僚，从戎入幕，创作才能继续得到发挥；④至德元载(756)后，仕途得意,虽然也写过一些佳作，但总的说来，较前三个时期逊色。高适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现实性较强。主要有以下几类：①边塞诗，成就最高。代表作如《燕歌行》、《蓟门行五首》、《塞上》、《塞下曲》、《蓟中作》、《九曲词三首》等，歌颂了战士奋勇报国、建功立业的豪情，也写出了他们从军生活的艰苦及向往和平的美好愿望，并揭露了边将的骄奢淫逸、不恤士卒和朝廷的赏罚不明、安边无策,流露出忧国爱民之情。高适有些赞美不义战争、歧视少数民族的作品，如《李云南征蛮诗》等,是这类诗歌的糟粕。②反映民生疾苦的诗。这些诗比较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与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之九、《东平路中遇大水》等，真实地描写了广大农民遭受赋税、徭役和自然灾害的重压,对他们的困苦境遇表示同情,他还写过一些赞美“良吏”的诗，从“仁政”思想出发，提倡轻徭薄赋，在当时也有一定的进步作用。③讽时伤乱诗。大抵指斥弊政，对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有所批判，如《古歌行》、《行路难二首》等。还有一些诗作于安史乱后，对政局流露出忧虑和愤慨，如《酬裴员外以诗代书》、《登百丈峰二首》等。④咏怀诗，数量最多，思想内容比较复杂。象《别韦参军》、《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效古赠崔二》、《封丘作》等，抒写了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忧愤，对现实有所不满。而像《赋得还山吟送沈四山人》、《人日寄杜二拾遗》等,或抒发友情和别意,或向往隐居生活，情意真挚，颇有感染力。这类诗中也有一些企羡功名富贵和吹捧达官贵人之作，并无可取。此外，还有一些咏史之作如《宋中十首》，以及某些描写旅途景色的诗如《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赴彭州山行之作》，也颇有佳句。高适的诗在当时已享有声名。《新唐书·高适传》说他“以气质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布”。殷璠《河岳英灵集》也称许他“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王士祯指出高诗风格为“悲壮而厚”（《带经堂诗话》）。感情深挚，意气骏爽，语言端直，笔力浑厚，是高适诗风的基本特点。以诗体而论，高诗古体胜过近体,尤以七古最为擅长。歌行长篇，波澜浩瀚,声情顿挫，最是沉雄激壮。五古质朴古直，接近汉魏古诗的气息。近体则以七律和七绝为优。高适作品的编集，原有天宝七载左右张九皋编、颜真卿作序的诗集，今佚。新、旧《唐书》著录其文集20卷，亦不存。今有《四库全书》所收明汲古阁影宋抄本《高常侍集》，凡诗8卷、文2卷。又有《四部丛刊》影印明活字本8卷。另有明张逊业、许自昌等辑本，皆为2卷。明杨一统辑《高适集》1卷。敦煌《唐诗选残卷》、《高适诗集残卷》等，尚存部分佚诗。注本有今人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孙钦善《高适集校注》，皆附年谱。研究高适生平的著述有王达津《诗人高适生平系诗》、彭兰《高适系年考证》、周勋初《高适年谱》、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高适年谱中的几个问题》。
边塞诗在中华民族的文学历史上源远流长，从先秦时期就已有之，但是直到唐朝才达到历史的顶峰。唐朝的边塞诗，不仅成为了之前边塞诗的集大成，而且对后世的边塞文学有着深厚的影响。因此，对唐代边塞诗进行研究，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本文将从初唐、盛唐和中晚唐三个阶段来分别探究唐代边塞诗的发展，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参考。一、初唐时期初唐时期的唐朝边塞诗，可以被分为两个阶段，以“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为分界，前后两个阶段边塞诗的风格呈现出明显不同。唐朝建立初期，尤其是在贞观年间，此时唐朝诗坛的风格还呈现出明显的六朝遗风，边塞诗的作者还停留在宫闱之中，唐太宗的边塞诗歌，主要从宏观上回顾往昔边塞峥嵘，体现堂堂君威，包含自我陶醉，如《幸武功庆善宫》等，而文武大臣的边塞诗歌除了回顾战功岁月之外，还包含有歌功颂德等内容，大多是有感而发，重情感流露而轻战争实际。等到“初唐四杰”在诗坛上崭露头角之后，边塞诗的风格有了一些变化。闻一多在《唐诗杂论·四杰》中提到，此时的边塞诗开始“由宫廷走到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塞漠”，开始呈现出平民化的视角。对于战争场面的描写、对于边塞生活的描写和对于战场建功的急切心情得到展现。如卢照邻《关山月》、骆宾王《从军行》等。尤其是在贞观之治的大环境下，文人渴望追求功名的心情更为热烈，这种心情反映在边塞诗上，就被体现为壮志难酬的情怀。因此，虽然初唐四杰对于边塞诗的风格有所革新，但是整体上边塞诗还是格局略显狭窄。到了陈子昂时期，边塞诗真正出现了盛唐诗风的影子。陈子昂对于边塞诗歌最显著的贡献，就是在边塞生活的现场感和边塞战场的责任感上为后世树立了榜样。陈子昂有塞外生活的基础，他的《和陆明府赠将军重出塞》将自身对于边塞生活的感受融入其中，《送魏大从军》则思想更为深刻，将报效国家的民族思想融入其中，使得边塞诗的风格境界又上一层楼。二、盛唐时期盛唐时期，一般指指唐玄宗执政时期，此时唐朝的国力达到了鼎盛时期，诗坛发展也到了最高峰，涌现出李白、杜甫等大批著名诗人和众多流派，边塞诗也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大繁荣大发展。纵观整个盛唐，“雄浑”成为了边塞诗歌的主题风格，这集中反映在诗人的思想上。此时，唐朝的边塞疆域得到扩大，并且进行了有效管治，战争数量较少，和平发展较多，边塞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边塞诗人的思想也由战乱变为了为国戍疆，内容也由荒无人烟的描写变成了反映边塞社会生活的描写。另外，边塞诗歌的感情寄托更深，风格也更为豪放，如著名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等等。即便是对于边塞风景人物的描写，也是雄美壮丽，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等等，无不显示出意境之广阔。在这样的意境之中，边塞诗积极向上的铮铮铁骨完全显现出来，成为这一时期边塞诗歌的重要特征。三、中晚唐时期一场“安史之乱”，让唐王朝国力急转直下，外忧内乱同时发生，也给唐朝的诗歌带来了非常迅速的变化，尤其是边塞诗歌无论从主题还是风格都发生了转变。从整个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这样的转变也让诗歌从盛世跌落下来。从边塞诗的主题来看，由于唐朝在边塞战争中不复以往的多为胜仗局面，战争的残酷场面、人民的流离失所、官兵的巨大牺牲等成为了边塞诗中大量描写的内容，如“寒沙战鬼头，白骨风霜切”、“燕然山上云、半是离乡魂”等。从边塞诗的风格来看，以往的积极向上也逐渐被负面消沉所代替，除了中唐初期的李益等人还尚有一丝豪迈外，如“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等，越到晚唐，气势越发消沉，如“鸿雁新从北地来，闻声一半却飞回”，或者是厌战情绪浓厚，如“笳声未断肠先断，万里胡天鸟不飞”等。同时，边塞诗人的数量和质量也急剧减少，许多诗人无暇或者不愿意到边塞，投笔从戎也不再是文人的生存之道，从边塞将领中诞生的边塞诗人在水平上和盛唐相比也有较大差距。总体来看，中晚唐时期基本没有出现如盛唐般千古流传的名作和名家，边塞诗歌呈现出一片衰落景象。不难发现，唐代的边塞诗歌发展，是与唐代的经济社会发展一脉相承的。事实上这也是边塞诗歌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的缩影。当国力强盛、边塞和平繁荣时，边塞诗歌就呈现出繁荣景象，有更多的诗人参与其中，反之则凋零衰败。马克思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是对唐代边塞诗发展渊源最好的注解了。参考文献：[1]程郁缀.愿得此身长报国——边塞诗漫谈[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5）：161.[2]陈晓超.论唐代边塞诗中的人性光辉[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6（09）：189-190.[3]赵友龙.响彻边关的心灵绝唱——唐代边塞诗人创作心理解读[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3）：122-125.——达申琳 西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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