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报刊对思想的影响研究论文

报刊的产生对近代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改变了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2、冲击了传统经典对人们思想的禁锢3、促进并产生了新思想新文化的气门运动4、开创了近代文明的先河,帮助国人了解世界

1、改变了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2、冲击了传统经典对人们思想的禁锢3、促进并产生了新思想新文化的气门运动4、开创了近代文明的先河,帮助国人了解世界1 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近代中文报刊的创办是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相联系的。早期的报刊以西方传教士创办的一批中文报刊和以华侨为主要读者的外文报刊为主，宗教性报刊占主导地位，还有商业性报刊和其他专业性报刊等。这些报刊主要是传教士等殖民者为叩开古老的中国的大门应运而生的。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等在马六甲创办最早的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这是近代以来以中国人为读者对象的第1份中文报刊，揭开了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序幕。1833年在广州出版了我国境内最早的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外国传教士在南洋的华南沿海一带共创办了6家中文报刊和11家外文报刊，这些报刊主要内容是宣传基督教的道德观念。19世纪70年代起，一些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开始创办报刊，宣传向西方学习，中国报刊出版事业空前活跃。这时期的报刊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结束了外国人垄断中国报刊出版的局面。1873年艾小梅在汉口创办了我国第一份自办报纸《昭文新闻》，接着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1895年8月康有为等维新派出版《中外纪闻》。1896年8月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此后，维新派在各地创办的报刊相继出现，主要有澳门的《知新报》，唐才常和谭嗣同等在湖南创办的《湘学报》。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反映当时思想和文化的各种报刊纷纷创立，1900年1月，兴中会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接着国内外涌现出大量宣传革命的报刊，主要有上海出版的《苏报》、《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等，此外，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也先后创办了一些宣传革命的报刊。1905年11月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它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后，1907年秋瑾、宋教仁在上海相继创办《中国女报》、《民立报》，1911年3月，革命团体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在武汉创刊。1915年，陈独秀主编《青年杂志》(1915~1922年)在上海创刊，提倡民主与科学，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后改名为《新青年》，是中国报刊史上最杰出的杂志之一。以《新青年》为核心，傅斯年、罗家伦主编的《新潮》(1919年)、北京救国会主办的《国民》(1919 年)等刊物积极响应，提倡民主，反对封建；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早期的大学学报，如《清华学报》(1915年创刊)、《复旦》(1917年创刊)、《北京大学月报》(1919年创刊)等。这段期间是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壮大的繁荣时期。2 中国近代报刊发展的背景中国近代报刊对中国近代文化不仅是比较直接的反映，同时对当时的文化所具有的时代性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近代报刊的创办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相联系的。从近代历史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诸国陆续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实现了资本主义成为世界强国。而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文明，它的文化影响巨大，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有着不言而喻的优越感。但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使自己看到了与西方的差距。这种不言而喻的优越感的突破标志着传统民族认同的文化优越感已经呈现危机。这一危机不仅仅停留于思想层次,而且导致了整个传统文化系统的结构性危机。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开始创办报刊，宣传向西方学习。1895年8月康有为等维新派出版《中外纪闻》。1896年8月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此后，维新派在各地创办的报刊相继出现，主要有澳门的《知新报》，唐才常和谭嗣同等在湖南创办的《湘学报》。它们作为广大爱国臣民的喉舌,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国难临头,非变法不足以图强。充分表达了广大爱国臣民的心声,鲜明地反映了家国垂危,不变就要被淘汰的时代特色。1915年，陈独秀主编《青年杂志》(1915～1922年)在上海创刊，提倡民主与科学，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到了上世纪20、30年代中国出现了文化承载于报刊的热潮，鲁迅、周其仁、林语堂、胡适、陈独秀、王韬等人以《新青年》、《语丝》和《生活》为阵地，不断从西方引入文化理念，对那时的年轻人进行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打开了他们视界，国民们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反思，这都直接决定了整个中国文化的进程。近代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反映到了文化领域，而近代报刊是承载文化的载体，它必定要反映时代主流文化。近代中国报刊的发展和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都是与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变动、社会变革是紧密相联系的，近代报刊业自创办之时起,在传播西方思想,打开国民视界,启发民众思考的同时，不断寻求文化独立和新的文化品格。因此，中国近代报刊对中国近代文化特点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发挥近代文化的当代价值有着重要的作用。3 中国近代报刊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近代中国报刊的发展与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变动、社会变革是紧密相联系的，它对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近代中文报刊的最早创办是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等在马六甲创办的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1833年在广州出版了我国境内最早的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至此报刊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在中国的重要传播方式，直到19世纪末，几乎垄断了我国的报刊事业，中西文化开始相遇。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开始创办报刊，宣传向西方学习，报刊传播观念的初步觉悟是本时期报刊发展的思想基础，报刊被他们视之为“国之利器”。其中康有为等维新派于1895年出版《中外纪文》、梁启超等在上海1896年8月创办的《时务报》以及维新派在各地创办的《知心报》、《湘报》、《国闻报》等。维新派宣传西方近代文化，包括进化论、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论等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维新失败，但近代文化却并未消失，中西文化的交流、冲突显得复杂和尖锐。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兴起并积极创办报刊宣传革命，近代文化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国内外涌现出大量的的宣传革命的报刊，有陈少白的《中国日报》、《苏报》、国民日日报》、《民报》、《民立报》等。其中《东方杂志》是中国近现代报刊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杂志，它在知识的推广、史料的积存等方面为中国近现代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革命派宣传的自由平等博爱和共和国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辛亥革命的胜利让中国建立了 “西式”的共和国，但是，袁世凯的篡权使这个西式的共和国有名无实。由于备受专制主义之苦，迫使中国人从心理层面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同时也加深了对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了解，进而发动了具有启蒙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民主主义者以《新青年》为核心，傅斯年、罗家伦主编的《新潮》、北京救国会主办的《国民》等刊物积极响应，同时出现了大量的文学报刊、青年报刊以及面向青少年的文化教育报刊、科技报刊主要有《小说月报》、《先驱》半月刊、《清华学报》等。它们反对专制主义，提倡民主、反对迷信，提倡科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对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这个时期出现的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主要体现在了精神领域的交流与冲突，它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和对真理的追求。我们在研究和探讨中国近代报刊对中国近代文化影响中发现，它们的出发点都是爱国、救国、治国，爱国主义是它们的最主要内容。因此，整个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线索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历程。文化精神是承载于报刊之上的，中西文化的相遇、交流、冲突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基本特点，是与那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相联系的，而中国近代报刊的创办和发展同样如此。

首先，正是这些报刊所刊载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宣传内容，促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开启了自由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之门。其次，外报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观念的转变。外报的创办者们输出的近代报刊的知识与模式，开拓了国人封闭的视野，新兴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人物的参政意识、民主意识逐步增强。而报刊——舆论工具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助推器。在外报影响下产生的资产阶级舆论，对封建专制制度形成了猛烈的冲击，加速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当时如果没有这个“加速器”，仅靠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自然演进，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恐怕要缓慢得多。在外报的影响下，国内一些知识分子开始逐步认识到报刊的各种社会功能，积极投身报界，引进“西学”，自办报刊。这一时期，不论是普通知识分子还是统治者，对报刊都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与应用。维新派报刊和其他新兴报刊一起，向广大读者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和救亡图存的宣传教育，他们把自己接触到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说通过报刊介绍到国内，使更多的知识分子从八股科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开始大规模地议论时政，参与变革。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剧烈的变革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报刊的形成与发展。同样，近代报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近代报刊的确在某一程度上使国人传统封闭锁国的心态向近代开放意识转变，推进了国人对近代民主制度的探索，从而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前进步伐。

中国近代报业在竞争发展的历史嬗变过程中，无不与国际传播的大背景密切相关。“所谓国际传播，表现更多的是利用大众传播的交流，即特定的社会集团通过印刷传播（报纸、书刊）或者电子传播（广播、电影、电视）面向受众的社会范围最广的传播。”[1] 而信息的国际传播交流地位，往往与一国的国力兴衰有关。近代的中国，被动接受的是殖民化的媒介话语，西方传教士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面纱，携媒介经营理念以虚伪面孔出现，但内质却是赤裸裸的文化渗透；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外国媒介资本规模及其强势话语霸权的冲击，我国近代报业幡然醒悟，改良派与革命资产阶级报业纷纷出笼，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运作模式与近代国际接轨。而国际传播并非现代媒介外部生存环境的专有词，它和近代的“西学东渐”一脉相承，在中国报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它一直为媒介提供了丰富的时代背景，也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报业汇入世界传媒潮流的进程。中国近代报业时间范畴界定中国近代报刊的时间范畴，一般认为是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出版）到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1]我国国人独立创办报刊，最先是艾小梅于1873年在汉口创办《昭文新报》，但此报存在时间很短。随后，1874年1月，由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在香港主持创办《循环日报》，同一时期，报人容闳在上海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份由中国人主办的中文报纸《汇报》。对此，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时间颇有争议。倪延年、吴强先生在其编著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中提到：“虽然，从19世纪初就有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大陆创办了中文报刊，但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称之为中国近代报刊似乎稍失严密。而以艾小梅、容闳、王韬等人为首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则不是势单力薄就是远离大陆，故难以从中国近代报刊的社会作用角度来认识。我们认为：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应是康有为等人于1895年在北京创办的中国大陆最早的政论性杂志《中外纪闻》。当然，这一标志的出现不是突发性的和偶然的，而是先人们（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创办报刊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萌芽。”[3]倪、吴两位学者的观点表面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深究其观点却存在三个方面值得商榷：一是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时间的表述前后矛盾和含糊，既认为19世纪90年代是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又认为19世纪50年代是中国近代报业的开端，同时在该书的第9页提到“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历史基本上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历程相一致，即当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前期阶段时，中国近代报刊也处于上升时期”；二是在理解“中国近代报刊”时，把“中国（人）”作为创办者主体，而从客观历史来看应把“中国（人）”做作为地域性主体，这样就不会割断报业发展流程中的历史联系，毕竟“中国近代报刊”与“近代中国报刊”的内涵不同，如果是后者，则倪、吴观点姑且可以自圆其说，但这样会有悖报业历史发展事实；三是在外国传教士创办报刊过程中，其报纸形式和内容逐渐趋向中国化，且有的报纸吸收中国报人参与合作，如王韬在英国人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从事十三年，为他后来办报提供了借鉴。有的报刊后来被中国人接手主持，如史量才接办《申报》。因此，按照方汉奇先生的观点，把中国近代报刊产生时间界定为1815年传教士创办第一批中文报刊开始，既符合报业发展的历史，也便于问题的讨论。渗透与移植——近代西方报业的东渐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和发展的背景，通过考察其历史，归纳起来有两大方面：一是内因。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为报业提供了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人们渴求对动荡社会信息的需求，这促进各种报刊不断涌现；二是外因。主要因素是西方报业产业的发展和文化扩张，促使西学东渐，本文主要从后者即以国际传播为背景进行历史性考察与分析。中国近代的报刊业源于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传教士在南洋和东南沿海一带共办有6家中文报刊11家外文报刊。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传教士创办的中外文报刊近170种，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正是这些报刊在内容编辑、印刷、发行等方面都带动了中国近代民族报刊的诞生。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实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和禁教政策，外国传教士及其所创办的报刊大都只能在南洋一带出版，然后寻找机会传入大陆。由于这些报刊的创办者们很多来自工业生产比较发达、科学技术比较先进、报业体系日益完善和发达的西方国家，他们在采编印发等业务和技能上比中国京报和官报具有明显的现代性。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进，中国近代报刊应运而生。外报传入中国后，一些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报界，引进“西学”，自办报刊。从传教士在1815年8月办第一张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起，“无论是外国人办的，还是中国人办的报纸，均多少不等地承担起了推动中国卷入文化全球化潮流的使命，只不过这些报纸因办报人的不同而各自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罢了，但最终殊途同归，缓慢地汇成向文化全球化潮流推聚的合力。”[4] 但中国近代报纸的发展，不管是它的宣传效应，还是它的产业模式，无不深深打上西方传播观念或媒介资本运营理念的烙印。一是理论层面：西方传媒文化与意识的渗透。鸦片战争前，传教士报刊重点集中在沿海，而且主要是以中国话语阐述西方基督教义和文化观念。鸦片战争后，他们的办报活动向内地深入，上海成为近代报业的中心。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名义创办的中外文报刊多达170种，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几乎垄断了我国的新闻事业。这时期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刊主要有：《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外新报》《中国教会新报》《中西闻见录》《益闻录》等，这类刊物一方面传播了在当时还不失为进步的新学问，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这些刊物中，尤其以《万国公报》影响最大，它于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长期担任主笔的是林乐知和李提摩太。该刊采取了将基督教教义、西方文化和中外时政融于一体的宣传策略，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动荡的局势中合法干预中国的内政，并且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正如近代新闻学者戈公振在论述外报对中国外交方面所起的作用时说：“初外报对于中国，尚知尊重，不敢妄加评论。及经几度战事，窘象毕露，言论乃肆无忌惮。挑衅饰非，淆乱听闻，无恶不作矣。”[5] 在外报的刺激和影响下，一些接触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开始在航运发达的香港创办近代中文报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韬于1874年1月5日创办的《循环日报》，而这也得益于王韬在欧洲濡染了西方政治、科学、文化以及先进的传播观念，同时形成了他的独特的办报思想和经营理念。如王韬在他的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中，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对此，激进的梁启超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见《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不过，综观两人观点，他们过分夸大了《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西方人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国人却趋之若骛。尽管如此，但中西传播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促进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和发展，这同时也归功于新闻学的创立者们，他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的学习与传播尽了很大努力。如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徐宝璜，曾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的任白涛、邵飘萍，以及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的戈公振。他们当中的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在新闻从业过程中，实现了西方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构建了有特色的近代中国新闻学，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其中，戈公振所著的《中国报学史》表现尤为典型，这本书的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一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献达二十二种。而整个绪论的思维结构和论证方式，基本上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可以看出，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比较前沿的地位。正如熟悉英文新闻学著作的徐宝璜在《新闻学》自序里所说：“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后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作了准确的评价，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6] 所有这些传播意识和理论，对中国近代报刊实践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二是实业层面：西方媒介资本和经营理念的移植。中国近代报刊主要包括宗教性报刊、政论性报刊、商业性报刊、专业性报刊、娱乐性报刊等几类，但真正代表中国报纸产业的要数外国人创办的以赢利为目的的综合性商业大报，当时全国商业中心——上海也成为大报竞争的中心。1872年4月30日，由英国人美查等人集资创办《申报》，打破了于1861年11月创刊的《上海新报》独家经营的格局。美查以商人的眼光来看待他所从事的报业，从报纸的内容、发行和价格三方面与《上海新报》展开竞争。美查认为，“这报是给华人看的，文字应从华人方面着想。”因此在内容上尽量适合中国读者口味，并且从创刊起就确立了“新闻、评论、文艺（副刊）和广告”的办报模式。大幅度降低报价，积极拓宽发行渠道。所以，对手《上海新报》不得不于1872年12月30日自动停刊。《申报》成为上海独家经营的中文报纸。此前创办于1861年的《上海新报》，被誉为“上海中文报纸的第一颗新星”，但是该报的主编都是传教士，报纸的宗教气息很浓，不能适应商业发展需要。《申报》一创刊就呈现出近代报纸比较完备的形态，有消息、广告、京报全录、副刊、经济新闻、社会新闻、言论等体裁。在报道方式上值得借鉴，如在报道重大社会新闻时，经常采用连续报道或集中报道的方法。最为典型的是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报道。此案发生于1873年浙江余杭县，当时《申报》在杭州有一个分销处，杨案发生5个月后，《申报》在1874年1月16日首先刊登了题目为《记禹航生因奸谋命事细情》的报道，把杨乃武名字写成“禹航生”并报道他如何风流放荡而导致犯罪。4月18日又登载了《记禹航生略》一文，报道了该案县审时已判二人死罪，杨姐不服判决，上京控告，因病半途而折回，以及该案在省中复审的全过程。此后一段时期，陆续发表了关于杨案的报道，直到1877年4月《刑部审余杭案》为止，连续报道达四年之久，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也提高了《申报》的知名度和发行量。在1899年11月4日，美国人福开森买下了由英国人丹福士于1893年创办的《新闻报》，由汪汉溪担任总经理，从此，上海报业又是两军对峙——《申报》与《新闻报》。《新闻报》的竞争手段有三：（1）迅速介绍商情，以经济新闻为重点；（2）运用东借西还的资金周转方式，不断添置新式印刷设备；（3）不惜巨资，建立无线电收报台，直接收听外国电讯，赢得新闻出版时间。到1929年，两大报业并驾齐驱。“外报的畸形繁荣，是外国资本输入的一种表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旨在攫取巨大利润，并往往与西方文化渗透并进而互为表里。”[7] 民族资产阶级报刊是中国近代报刊的主流，主要有两类：一是商业报刊，它晚于传教士创办的宗教文化报刊，大多是脱胎于外国人创办的报刊，但比较注重经营管理；另一类是资产阶级政党报刊。从文化底蕴上看，西方宗教文化无法与具有深厚传统的中国文化匹敌，所以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些外国人办的商业报纸逐渐转移到中国民族资本手中。在中国创办中文报纸的外国资本，为了沟通语言、迎合习俗、拓展业务，他们纷纷雇佣中国人参与报业采编出版等业务。后来华人资本的壮大以及其从业经验的丰富，逐步控股外国报业资本，《申报》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申报》和《新闻报》作为英、美报纸，主要是为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活动提供讲坛，为推销他们的商品做广告宣传。但是，他们以赢利竞争为动力在新闻业务和生产工具的不断变革，他们的报业资本以及先进经营理念的渗入，对后来中国本土报业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如1874年创办的《循环日报》，在版式上基本仿效外国中文报纸，广告占报纸版面3/4左右。同时，它以印刷业为依托，进行各种文化事业经营，例如在1880年11月24日《循环日报》上所刊的“中华印务局告白”称：“启者：本局设在港中环百步梯，除发行《循环日报》外，兼印售月份牌、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王韬《蘅华馆诗集》，代售《米利坚志》、《法兰西志》等书籍。”又如《时务报》本是一家政论性很强的报刊，但又兼顾新闻性和娱乐性，以此吸引读者。尤其是时务报馆除定期出报外，还推行许多新式文化事业和实业活动，凸现报纸的综合社会功能。如出版中外时务书籍，代售书报，协办学堂，兼办实业等等。它作为一份绅士办的报纸，完全自筹资金，经营上自负盈亏。尽管没有像《申报》《新闻报》那样走企业化大报的道路，但其运作尤其是它的销售发行具有明显的产业特色，《时务报》的发行主要是通过报馆在各地建立的代售点，18个省内达138处，就连日本和新加坡也设有海外销售点。当然，在这一阶段，商业报纸的运作开始采用企业化模式，但还没有形成报业集团。而到了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报人成舍我考察西方报业集团，回国后在中国搞报业托拉斯，成立新闻公司，目标是办成包括十家大报以及通讯社、新闻研究中心、定期新闻研究刊物、新闻画报等的报业集团。这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有意识、有组织地组建报业集团的萌芽，也是西方报业经营理念东渐的结果。三是技术层面：西方报业印刷技术的引进。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印刷术的传入。首先以铅活字印刷术为首的近代印刷术在西方国家出现，并且逐渐传入中国。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奉到达中国，随即展开了广泛的翻译、出版活动。从1815年起，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陆续出版了马礼逊编写的中、英文大型工具书《中国语文词典》，这部书是含有中英文两种文字的工具书，如用中国传统的雕刻版，则大量细小的英文字无法雕刻，从当时的技术工艺来看，雕版既无法与铅活字拼接，也不能采用机械印刷。因此，要出版这部书只有采用中文铅活字排印。为此，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制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中文铅活字。当时还没有发明中文字模，无法大批量生产中文铅字，于是采用古老的办法，用刀在一枚枚的铅合金上刻制。这样一项浩繁的工作，决非一人或几人能完成，于是雇佣大量中国人参与其事，包括刻制、排字、审稿、校对、印刷等，才得以顺利完成。1815年，传教士米怜奉马礼逊之命带领中国刻工梁发在马六甲建立了印刷所，这个印刷所早期使用雕版刷印，他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是采用雕版刷印。19世纪初，西方近代印刷术与印刷油墨同时传入中国。到1913年，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业油墨制造厂上海中国油墨厂成为我国制造现代印刷油墨的开端，产品分为印书油墨和印报油墨，印刷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北京《国民公报》、《大国民报》等。另外，通过西方传教士，石印术也传入中国，1833年广州出版了石印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继之有石印中文月刊《各国消息》的出版。1874年，石印技术传入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是1876年点石斋石印书局成立。第二，印刷设备的引进。由于动力的采用、卷筒纸轮转铅印机以及自动铸排机等的发明使用，近代印刷术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百余年时间里进入了成熟阶段。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及美国已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动力、冶金、机械、化学、造纸等工业的发展，为印刷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一进程中，印刷生产摆脱了传统的手工业模式，实现了工业化生产，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地的出版社（商）的印刷设备一直来自外国。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上海申报馆购置欧式手摇轮转机，每小时可印几百份报纸。1906年，由英国人发明的电气马达作动力的单滚筒机进入中国，开始新闻纸两面印刷。1912年申报馆购置双轮转机，每小时可印2000张。1916年，申报馆购置法式滚筒纸印刷机，每小时可印8000张。1925年上海时报馆购置德国的彩色滚筒印刷机，是当时先进的凸版印刷机械。在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印刷机械开始作为民族工业出现，如1895年上海李涌昌机器厂创建，至1912年先后又有6家规模大体相似的印刷机械厂建立，这些印刷机械厂以维修为主，兼生产一些小型印刷设备。印刷术及设备的引进，积极推动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

法家思想对现在影响论文的研究

郁闷现在什么都上网来搜啊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1、法家思想简介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1. 1反对礼制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1. 2“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1. 3“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1. 4“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1. 5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 治国的推崇。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2. 1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2. 2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2. 3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2. 4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2. 5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法家的法治思想影响了当今的依法治国体制，反对礼制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 治国的推崇。、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着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法家的思想为构建和谐社会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教学思想影响论文的研究

有人认为，中国要发展现代教育，必须摆脱古代教育思想的影响。因为中国古代的教育“重人伦、轻物理”，不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师生关系上，主张师道尊严，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在教学方法上，注重死记硬背，不利于开发人的智力。有人认为，发展中国教育必须回归古代教育思想。因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有许多精华，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态度，“诲人不倦”的育人风范，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等。

中国和欧洲不一样，几千年以来中国都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炎黄大帝大战蚩尤的时候，那时候，我神舟大地城池屹立、华夏儿女以种植水稻！白种人还以野人形态为生，可想这是何种差距！正是因为这样，中国长期强大，除战国时期，各国苦战最后秦国统一中国2000年！此后我中华，就没有发生过像战国时期那样弱者必亡的战争！虽然自秦国以后，仍有战事，但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以其说是国以国战争，还不如是皇族之间的争斗，中国还是中国，强者还是强者！正应长期如此才慢慢衰退啊！西方就不同了，基本相同的面积有几十个国家如果你不聪明你不强大地图上就没有你！战国时期就是典型的例子，那个时候已经有铁、刚、还有弓箭、弩…领先世界2000年！这就是竞争，可是中国人没有！而西方人为了获得一块土地，不惜付出生命远赴重洋开阔国土。这样就会变的更富有、更强大！在相符的争斗中发明了大炮，其实也没什么特别。为了胜利什么事，什么办法都想的出来！可是中国是王不需要！西方不要就亡国！这才是事情前因后果啊！但是中国一旦觉醒！！！

从儒家思想看古代教育儒家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大到足以写出一部甚至多部专著。我这里只想试图解答“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但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解答另一个难题——“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我认为，只有解答了“李约瑟难题”，才能真正找到解开“钱学森之问”的钥匙。本文试图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一、什么是儒家思想？二、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三、儒家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一、什么是儒家思想？我提出这个问题有两层含义：其一，什么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其二，真正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在谈论儒家思想的时候有必要先弄清一个问题：我们在谈论谁的思想？因为儒家思想的演变至少经历了四个时期，即：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宋明清儒学和现代儒学。但只有先秦时期孔子的学说才是最原始、最本质的儒学。此后的儒学都是后人对孔子思想所做的变通和曲解。① 甚至孟子的思想也已与孔子不同。所以，所谓真正的儒家思想是指孔子本人的思想。至于后人对孔子思想进行了哪些继承、发展以及曲解，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那么，孔子思想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仁”。在《论语》这部短短的文献中，“仁”就出现了100多次。那么，什么是“仁”呢？其实，孔子并没有对“仁”做出明确的界定（概念不清，是古代中国人思维的统病，详见后文）。但通过孔子对“仁”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孔子所说的“仁”，涵盖了对于人的好的品质的所有要求。换句话说，几乎所有孔子所讲的好的品质都可以叫做“仁”，如：忠信、正直、宽容、勇敢、智慧等等。所以朱熹有“本心之全德曰仁”的解释。为什么孔子那么重视“仁”，为人设定了那么高尚的道德标准呢？那是有极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孔子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历史进行大裂变的时代，标志之一就是“社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表现在人伦关系上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从而导致整个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周公制礼作乐以来形成的礼乐文化遭到很大破坏。作为一个思想家，孔子陷入了深刻的思考，并最终得出结论：礼坏乐崩，社会动荡，天下无序的原因主要在于君主的失政和社会道德规范的丧失。因此，社会秩序的重建必须从君主政治和人伦规范两方面入手。关于前者，孔子提出施行“德政”：“为正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至于后者，孔子提出要强化礼制，“克已复礼”，重新恢复传统的礼乐文化对人们行为的规范。而对于如何才能施行好“德政”，孔子极力推崇以身作则。孔子的政治哲学是，君子必须身体力行，用自己崇高的品德做出表率，就自然能对“民”产生教化的作用。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回》）。“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对于人伦规范，孔子认为人类社会应效法天道：天地二元，但却不是平等的，天在地之上，天尊地卑，这就是自然法则。因此，人类社会必须遵循上下尊卑之分，君尊臣卑，官尊民卑，男尊女卑。所以，恢复周礼，就是遵循天道，这样社会才会长治久安。而不管是君王的德政还是臣民的正礼，都要依赖于人的“德”，这就是为什么“仁”成为孔子思想核心的原因所在。显而易见，孔子思想的出发点是救世治国。孔子为了实现他的伟大理想和抱负，周游列国，奔走呼号，到处宣传他的政治主张。他一生都渴望求得一个官位，以期实施他的救世方略。可是，由于在春秋乱世中，天子衰微，政局动荡，诸侯力政，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乱世，孔子不可能找到适合推行自己主张的国度，用司马迁的话说，孔子“已而去鲁，斥平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返鲁”，最终还是落得“无所遇”，终不被用的结局。二、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比较中国的历史进程和西方的历史进程，有一个令人深思的疑惑。古代西方在经历了古希腊、罗马的繁荣之后，虽然一度步入近千年的中世纪，遭遇到暂时的倒退、混乱和衰败，但历史的进程仍然呈现出上升演进的趋势，到1500年左右，中世纪时代临近结束时，欧洲的技术与政治和经济结构已在世界上所有其他文明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以至于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近代科学如朝霞般喷薄而出，极大地推动并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影响了近代西方的繁荣和强盛。反观我国的历史进程，到唐代时中国曾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然而，唐之后，中国就开始衰败，衰败了千百年，衰败得让中国这个若大的民族任人欺辱、任人宰割。为什么古希腊、罗马繁荣得以延续，甚至整个中世纪都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为什么中国在经历了唐朝盛世之后就一蹶不振，衰败千年？为什么近代科学在西方中世纪结束之后能迅速兴起，而在中国却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我认为，归根到底，是儒家思想导致的。近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形态就是科学技术的研究必须以严密的理论体系为前提，而科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是理性思维并由此而产生的哲学体系。理性思维是人的认识的最高阶段，而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这一认识过程的实现靠的是运用形而上学方法的形式逻辑，没有形而上学的方法，人类的认识不可能从感性认识经过知性达到理性认识。西方先哲们正是运用了形而上学的方法，发明了“发明的发明”——科学的思维工具，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庞大的哲学体系和科学体系，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难怪爱因斯坦在回答美国科学家斯威策对“李约瑟难题”的提问时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古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事实上，在古希腊，自然科学一开始就是和哲学融为一体的。哲学包容万象，自然科学都属于哲学范畴，所以西方古代的大哲学家多是科学家。从德谟克利特、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到理士多德，他们无不集哲学家和科学家于一身。所以，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了理性思维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不仅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后来的科学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而古希腊人对真理的热爱，对探求自然奥秘的巨大的好奇心和大胆的批判精神更是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而纵观中国古今，尽管出了许多大思想家、理论家，却没有出过一位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家。孔子的学说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学说。儒学志在明道救世，其价值目标和终极关怀始终是社会的长治久安，对于有关社会治乱和国家大事以外的自然奥秘和宇宙本源少有论及，而对于彼岸世界更是毫无兴趣。从孔子开始，儒家只讲具体的“道”。不谈抽象的“道”，特别是没有宇宙本体论意义上的“道”，无论是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还是孟子的“得天下有道”，都只局限于六合之内。荀子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他说：“道也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强国》，“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儒效》）。儒家的这种务实思想，表现在思维方式上是重实际而轻玄想，重形象思维而轻抽象思维，表现在价值观上是以实用为上。这样，儒家从一开始就把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引向了务实，引向了功利，而不是像西方古希腊的先哲们那样，从一开始就把人的价值追求引向了求真。在古希腊人看来，“爱智慧”（从事哲学活动）是追求人生境界的体现，而不是以实用为目的。亚理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我们追求它（智慧），并不是为了其它效用”。儒家的这种实用性、功利性的价值观由此而影响、形成并主导了中国人后来几千年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从生存方式上讲，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价值取向。古代中国人对与功利无关的事情不感兴趣，他们关心和研究的多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很少去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天人合一”也仅仅是想说明“天道”与“人道”是一致的）。因此，只要是有用、有利，都会对中国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甚至求神拜佛都带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无非是要神保佑自己实现各种愿望，因而，常常是，用得着时，才去拜佛，用不着时就想不起来了。为什么“做官”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国人的主要价值追求，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功利目的。所以古代中国人读的都是四书五经，想的都是功名利禄。而一旦功利成为主要的价值追求时，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热爱和好奇就逐渐被削弱甚至湮灭了。出于生存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实用、名利，把做事和工作当作一种手段，所以中国人好走捷径，好碰运气，总是心存侥幸心理和投机心理，而对精神的东西，纯粹的活动，对现实以外的世界不感兴趣，没有探索未知领域的热情。一个人的生存方式决定着他的思维方式，同样，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也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中华民族由于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实用性、目的性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逐渐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重感性，不重理性，重臆想，不重论证，对于事物只满足于笼统的、粗浅的描述，而不求深层思考和精确分析，因而中国人的思维往往概念模糊不清，不证而论，以类比为主，由上而下，从大到小，缺乏思维的严密性、逻辑性，满足于对现象进行整体的表象的描述，不解释原因，不追问为什么。如孔子的《论语》，只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从不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一开始就缺乏严密性、逻辑性，不讲究对概念进行抽象的解释，因而很难产生形式逻辑，也就难以产生哲学和科学体系。正如尼斯贝特所说：“中国人对范畴不感兴趣，这就使得他们难以发现真正可以解释各种事物的规律。”②在古希腊产生理性之光的时候，中国虽然也一度形成了学术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春秋战国时代），但由于儒家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导致中国人对感性知识以外的东西不感兴趣，一切都是为了实用。如果说古希腊人是为了真理而追求智慧，是理想主义的，那中国人则是为了实用而追求利益，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苏格拉底是为了追求真理而献出了生命，孔子则是因为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忧郁而亡。这两种价值取向必然导致中西方思维方式乃至中西方思想文化不同的发展方向。所以，中国历来没有形而上学的传统，中国从古至今没有出现过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家，更不可能产生哲学体系。而“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③反映在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方向上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科学多为经验总结性的应用科学，注重现象记录，直觉猜测，缺少逻辑推理、数理分析和实验验证，因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中国有四大发明，但未能揭示其原理；中国有最早、最全的太阳黑子和新星爆发的记录，却陷入了“天人感应”的臆测而没有建立天文学体系；《黄帝内经》发现了血液循环，但一直未能精确验证；明代徐光启在谈到勾股定理时说：“旧《九章》中亦有之，弟能言其法，不能言其义”。难怪美国人亨利·罗兰在100年前就忠告美国科学界：“如果我们只注意科学的应用，必定会阻止它的发展。那么，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退化成像中国人那样，他们几代人在科学上没有取得进展，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而根本不去探求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 难怪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在1697年的《中国近事》一书中说：“看来中国人缺乏心智的伟大之光，对证明的艺术一无所知，而满足于靠经验而获得的数学，如同我们的工匠所掌握的那种数学。”④ 狄德罗在分析中国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近代科学天才的原因时指出：主要在于东方精神的束缚，只囿于最切身的利益，对成俗不敢逾越，对事物缺乏热烈的渴求，而这一切恰恰与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探索精神格格不入。显而易见，正是这一切的一切，导致了近代科学不可能在中国产生，从而导致了中国近代千百年的衰败。三、儒家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新中国建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应当说，各项事业均取得重大成就，科学技术领域的面貌也取得巨大变化。但在作为人类认知客观物质世界的原始性重大创新方面，中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甚少。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国还没有诞生过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系统科学理论，在中国本土的中国人至今从未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钱学森老人在逝世之前对温家宝所提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引发了社会热议。温总理在2009年教师节与教师座谈时说：“应该说，我们早就看到了这些问题，并且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但是为什么成效还不够明显？”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破解这个命题不仅关乎中国的教育事业，更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显然，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决不是简单的素质教育的问题，它有着极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历史根源、社会文化根源。钱兆毕在《西方科学的文化基因初探》一文中指出，科学的发展和杰出人才的成长至少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的文化基因：1、为了求知和摆脱愚昧而不是以实用为目的，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2、热衷于探索寻找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3、擅长运用理性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重视逻辑和实验方法；4、追求思维的严谨性、明晰性和精确性，注重对概念的严格定义；5、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6、重视个人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等等。而所有这一切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缺失的，其根源就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首先，儒家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从一开始就把人们的兴趣和追求引向了现实世界，引向了功名利禄，中国人从此把功利、实用作为自己的主要价值目标。特别是渴望“做官”，因为在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没有政治权力，人身权力也得不到保障，要摆脱这种无权的状态，就只有当官，当官就可以获得权力，可以控制支配别人，可以告别劳作的艰辛，可以发财致富，由此而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为了一官半职，读书人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对功利的追求在多数情况下会剥弱对真理的热爱和执着。所以，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对现实世界之外的自然不感兴趣，缺乏探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而把人生的主要兴趣、时间和精力都消磨在了读“圣贤书”上，连四岁就问出了“天之上是何事物的”朱熹，尽管在童年就显示出他在科学方面的天赋和兴趣，而且终生保持了这种兴趣，但纵观朱熹的一生，和其它方面的兴趣相比，他在这方面的兴趣并不十分浓烈，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方面的兴趣日益淡薄，在他留下的煌煌数百万言的著作中，论及“理”、“气”以及天文、地理、医学之类的文字不足数万字，也就是说不到百分之一。他最浓厚的兴趣还是集中在伦理道德方面。由此可见儒学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价值观对中国人、对中国教育所产生的影响之大。正因为如此，几千年以来，中国教育都深深地打上了急功近利的烙印，人们读书受教育，目的只有一个，过去是为了做官（科举制度更是强化了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现在是为了谋求一份好工作，好职业。据调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生在大学四年级开始就不上课，外出实习，名为实习，实为找工作，而近几年来，大学生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就无心学习了，开始外出找工作。如此下去，中国教育令人担忧，中国未来令人担忧。试问，在这样的价值取向的引导下，怎么可能产生杰出的人才？其次，儒家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对中国教育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重文轻理成为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主流趋势。从孔子开始就蔑视科学技术。《论语》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既然君子不为，那么谁钻研科技谁就是小人。《孔子家语》竟然主张“设伎奇器，以荡上心者，杀！”这种价值取向形成了中国人“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观念，从而导致中国教育的主要内容几千年来都重文轻理。孔子教学时的“六艺”中虽然也有算术，那也只是为了实用，而后来的学校教育却逐渐只剩下四书五经了。纵观中国教育史，清朝之前，中国的学校教育的内容基本上是清一色文科内容，直到1888年清朝政府才同意科举增考算学。不像西方，从古希腊起就重视语言学，修辞学、哲学、数学、医学等方面的教育，甚至在中世纪，西方大学课程中都包含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含语法、修辞、逻辑的艺术课以及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四门学科。中国教育重文轻理的传统导致中国教育始终落后于西方，严重制约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始终没有出现正规意义上的大学，直到1898年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成立，才标志着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正规大学的诞生，而西方早在中世纪就出现了正规大学，如牛津大学1168年创办，剑桥大学1209年创办，在13-14世纪，意大利设立大学18所，法国16所，西班牙和葡萄牙15所。中国教育的滞后严重阻碍和影响了杰出人才的培养和成长，科举制度和八股文更是造成无数的中国人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一切真正具有科学认识价值的知识，都被用作经学和传统巫术的附属品。其结果是，李时珍3次科举失败最后做了医生，宋应星5次落榜后做了教谕，徐霞客连秀才也没考上，只好寄情于山水；祖冲之的圆周率虽然举世无双，但“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元代以后竟然失传了；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和浑天仪也都失传了……，中国古代科学就这样自生自灭，科学人才也这样自生自灭。而西方近代史上的许多巨匠如哥白尼、伽利略、培根、达芬奇、薄伽丘、塞万提斯、布鲁诺、莎士比亚等都是近代欧洲建立的大学培养出来的。第三、儒家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重理性，重经验，重感悟，重直觉，而不善于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只关注表面现象，而不问背后的原因，概念模糊，不追求思维的严谨、明晰和精确。这种思维模式很难创造出中国的理性科学，也很难成就科学大师。连“理学家”朱熹也未能幸免。朱熹曾对世界本原问题进行过思考和研究，提出了“理”的概念。其实，朱熹的“理”的概念，在某些场合下，已与苏格拉底的“相”完全一致了，它本来也可以作为理性科学的信念基石，但由于朱熹的思维方式极其缺乏逻辑理性，在论“理”与“物”的关系时，仍然靠经验的直观感受，因而造成了大量自相矛盾的地方。正是这种逻辑思维的缺失，加之他对于世界本原之类问题的兴趣不够浓厚，使他虽然也凭直觉感悟到了西方理性科学的最基础性概念，但却遗憾地与之失之交臂，没有能够更深入地探究下去。朱熹不是偶然的例外，中国的思想家都是这么思考问题的，从孔子开始，一脉相承，缺少逻辑理性，道德热忱压倒了求真兴趣，因而中国产生不出理性科学，也产生不出科学大师。第四、儒家思想严重制约和影响了中国人的批判精神、怀疑精神和创新精神。众所周知，无论是理性科学的产生还是杰出人才的产生都必须具备这样的文化基因，有批判一切，怀疑一切的勇气和精神以及创造新世界的冲动。而在儒家思想中缺少的恰恰是这种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中国人从商周之际就有了敬祖的观念。敬祖本身无可非议，它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但如果把敬祖演变为对祖先盲目的顶礼膜拜，则会对人的心理和思想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盲目崇拜的结果会使人变得保守，久而久之，就会逐渐削弱人的判断力、自信心，削弱人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并极大地阻碍人的创新精神的培养。而孔子正是盲目崇拜先人的始作俑者。孔子政治主张的前提就是崇拜先人，效仿先人。所以他提出“克己复礼”，呼吁君王们效仿先王之德，恢复周朝之礼制，认为只有这样天下才会太平，社会才会安定，人民才会安居乐业。对先人盲目崇拜的思想渗透在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中，比如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之风也始于孔子。孔子教学生从来都是学生问，老师答，似乎老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老师讲的都是真理，学生都必须遵循，不容置疑。这样，儒家思想不仅形成了中国人急功近利的教育价值观，同时也形成了中国人盲目崇拜先人、师长的心理，从而严重影响和削弱了中国人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缺乏创新意识的根源所在，也是当今中国教育中，教师总是满堂灌、一言堂，学生总是被动接受、不爱思考，缺乏创新思维的根源所在。所以，在中国，后人的成就和影响从来没有超过前人的，孟子超不过孔子，荀子超不过孟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就没有谁的影响能超过孔子。而反观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一代比一代强，柏拉图的成就超过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的成就超过了他的老师柏拉图。而到了近现代，思想巨人、科学巨人更是层出不穷，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黑格尔、康德、马克思等等。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如此，也就不难理解“钱学森之问”为什么在中国本土至今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世纪难题了。结束语本文只限于对儒家思想给中国教育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粗浅的分析，毫无疑问，影响中国教育现状，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因素还有很多，如地理环境、封建制度、小农经济等等。但我认为，儒家思想的影响是最根本的。我以为只有找到了中国教育的病根所在，才能对症下药，有效解决。如何有效解决是我们教育工作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有待进行深入研究。但必须说明的是本文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决不意味着对儒家思想的否定，批判是一种扬弃，扬弃是为了去其糟粕，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其精华。本文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的，从现实的角度看，不容置疑，儒家思想中有许多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挖掘，特别是对完善道德的要求和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倡导，都是十分宝贵的，尤其在人类发展进入21世纪之后，儒家思想中的这些精髓显示出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不能不看到，科学进步在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科学的物化形式在提供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压迫自然的现成的工具和手段，人类非理性的贪婪和任意索取不仅造成了地球上许多物种的灭绝，打破了人与各物种之间的平衡，而且也直接导致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日趋恶化。可以断言，如果我们物质文明继续进步而心灵不成长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只能是更加危险。不敢说儒家思想就一定能够拯救人的心灵，但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倡导完善道德和理想人格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和价值。正如爱因斯坦1937年在他的一封信中所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术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我想，这正是为什么人类进入21世纪后西方思想家开始对儒家思想产生兴趣，试图从孔子思想中寻求拯救西方经济危机的途径的原因所在。作为中国人，我们更有责任对儒家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我们应有的努力。

一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论断，即主张人的天赋素质相近，而人的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而形成的。这一论断不仅被现代教育科学所证实，而且一直被推崇为一个人成长的重要因素。

二是“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即倡导人人都可以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

强调教育的平民化和公平性。这不仅在春秋旧战国时期就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为提高国民素质和文化传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对目前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大力普及高中教育乃至均衡城乡教育、办好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都具有一定的启示。

扩展资料：

古代教育思想的派别

1、儒家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家。以他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于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的教育思想集中在论语中。

2、墨家思想

先秦时期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墨翟以"兼爱"和"非攻"为教，同时注重文史知识的掌握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注重使用技术的传习。

对于获得知识的理解，墨家认为，主要有“亲知”、“闻知”和“说之”三种途径，前两种都不够全面和可靠，所以必须重视说知，依靠推理的方法来追求理性知识。

近代边疆危机的影响论文研究

1.西北边疆:中亚地区与俄罗斯串通，入侵新疆，清政府派左宗棠复元;

2.西南边疆:英国军队入侵西藏和云南;

3.东南边疆: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在中国的金银岛，从中国掠取了50万银元来撤回其军队。1879年3月，日本吞并琉球，琉球国被摧毁，入侵目标是台湾。

4.法国以越南为板，如云南、广西、清河军、广西、福建边疆(包括台湾)、福建沿海之战、中国“不败、败”;

1894年的今天，日本通过镇压“东方学习党的起义”，在北方的“宗教界”，抗日战争，日本战败，被迫签订《大元》，引发了中国的狂热。

内部自然是国家权力进一步下降,太平天国运动的运动如扭曲力量导致生产力的破坏,人口下降,这个时候中国资本主义,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封建经济逐渐解体,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人类进入了电力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对贫穷国家的掠夺，也发动了分裂的殖民地之间的斗争。在国际背景下，中国的邻国和边疆地区正在蚕食侵略者的统治。

中国缺乏发展经济文化的活力和发展中国家的距离，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朝贡体系的瓦解

外患影响：使我国没有精力发展经济文化、拉开与发展中国家的距离，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代背景是：

1、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签订北京条约圆明园被毁。

2、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

3、边疆危机，沙俄侵占东北领土签订不平的条约。清政府软弱无能。

4、洋务运动开始。清政府统治危机

5、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农民暴动，此伏彼起。

19世纪70—80年代，列强从侵占中国周边邻国发展到蚕食中国边疆地区，使中国陷入“边疆危机”。英国从印度侵入西藏，又从缅甸入侵云南。法国则从越南侵犯广西。

俄国从中亚入侵新疆。日本也吞并琉球，侵犯台湾。列强侵略中国邻国、蚕食中国边疆地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在进一步侵略或瓜分中国的争夺中，占据一个有利的地位。

扩展资料：

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1874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列强侵略矛头直指中国，造成了中国边疆危机四伏。

台湾战略地位显要，成为美国、法国等列强武力侵犯的重点。

明治维新一开始，日本在对外政策上确立了“开疆拓土”的侵略总方针。

地处日本西南太平洋上的琉球和台湾成为其对外扩张的首选目标。

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

4月组成所谓的“台湾生番探险队”3000人，由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舰队侵略台湾，并在琅峤登陆。

5月18日，日军开始与台湾当地居民交战。

7月，日军以龟山为中心建立都督府。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北京条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洋务运动

古代文学对当代人的影响研究论文

早期也不过四书五经,这些具有实际教育意义或者对统治者有帮助的书.而后漫漫发展.比如汉的<上林赋>凤求凰等等,开始为拍皇上马屁,或者爱情的歌颂.真正文学意义上的东西,我想还是唐宋明清.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两代的小说.这些才应该是我国古代文学.对于现代人的说话,用词方面都有很深的影响.当然神话的东西也属于这个范畴.但是外国古代文学更倾向于神话,<但丁>的神曲,荷马史诗.这些对后世的影响犹为重要,称为文艺复兴.真正的影响,则是要知道文学,是一种精神的东西.他的发展不向科学,可以无止境的向更快更好发展.文学的任何一种题才都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后需要的是另一种文学元素的新生与发展.现代文学比如<哈利,波特>他描素的是一个魔法世界,而读者是以孩子为主.他创意新颖,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些古代文学如北欧神话中的影子.所以再怎么样出奇的现代文学,也离不开沉淀了几百上千年古代文学的基础.至少在语言的演变,等等,我们都是继承以发展的.

摘要:文学是一种载体，它记录了千百年来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进步，记录着历史的风云巨变。同时，也给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因此，文学对现代社会发展是有一定影响的。中国拥有着上下五千年的璀璨文明，这些文明中不仅有名胜古迹，还有流传千年的文学典籍作品，文化的传承源远流长。时至今日，文学的意义，对现代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厚的影响。那么，文学到底对现代社会发展有哪些影响呢？关键词:文学现代社会社会发展一.文学对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具有重要影响从古代到现代，文学典籍中记录了不同时期的国家价值观。每个时期，当时的国家价值观都给这一时期国家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现代文明大国正在逐步崛起。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正像雄狮般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国家，尤其是像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仅仅只有经济上的发展，人民仅仅只是物质上的富裕。国家没有文化自信，人民的精神是空虚的。很显然，这样是不行的。如今的世界，早已不是一个靠武力、靠兵器就可以赢得战争的时代了。如今的时代是一个依靠文化的时代，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那么无疑，这个国家是悲哀的。最近几年，外国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我国，越来越多的新事物引进我国。引进来的这些不仅仅只是经济层面的税收等等，还有国外的文化和信仰。试想一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如果我们的国家没有文化自信，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帝国主义国家是不是很容易蚕食我们呢？因为这样，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24个字。那么，文学在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有哪些影响呢？ (一)朝代兴衰的记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提供了经验教训从夏朝到现在，中国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在这几千年的发展中，中国经历了很多次朝代的更替。每一个朝代兴的原因大致差不多，而每个王朝衰的原因却是各有千秋。但是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于国，于家，于人民自身，三方面出现了问题。而当代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更好的建设国家，更好的服务人民，于是建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是借鉴了古代朝代更替的经验教训而来的。这些经验教训，或许有的看起来有些惋惜，甚至有些残酷。单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产生了影响。这就是它的最大价值所在。 (二).对社会现实的描写，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提供了样本在众多文学作品当中，不乏记录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反映了人间疾苦，也反映了社会正能量，还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从这些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社会发展的变化。在《包身工》一文中，我们看到了民国时期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压榨;在《骆驼祥子》中，我们看到了底层人民为生活劳碌奔波的情景;在《开国大典》中我们看到了新中国成立时的喜悦与欣喜;在《我和我的祖国》歌词中看到了国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以及祖国逐渐繁荣昌盛所带来的幸福生活。 (三)文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具有导向作用文学源于生活，又反过来作用于生活。因为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能动的反应，文学作为人的精神创造的产品，带有目的和意义具备着某种价值。其最为直接和独特的作用就是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提供了依据。因为文学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反应。因此，文学作品是对生活的记载。文字是历史的载体，是文化的宝库。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它们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记忆。这些文学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反应了社会现实，对社会价值观的建立起着导向作用。当代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其根源还是当下社会发展出现了很多不合理的问题，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发展。因此文学对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文学是有种信仰的传递，是文化的体现，同时也是价值观的载体。总的来说，文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具有导向作用。二.古代文学对当代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在这样悠久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文学创作和底蕴受到了世界瞩目。但是在当代社会，有太多的人摒弃自己的文化而去追求洋文化。究其原因，大多数人表明中国的古代文学华而不实，缺乏一定的实用性，在现实生活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在现实生活中起不到什么作用，因而遭受到了人们的抛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现代文明大国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种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如果仅仅是经济的繁荣和物质的丰富则不足以支撑其屹立于世界之巅峰位置因为国家文化价值的定位势必会影响到这个国家整体的文化素养与整体的文学发展那么中国古代文学在这一潮流中又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如何建立当代的价值观呢? 首先中国拥有五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文化不管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觉文学还是文学鼎盛的盛唐时期再逐渐从隋唐两宋到没落消沉的明清两朝这些在历史上数不清的传记、史书、唐诗、宋词是我们当代文学起步的厚重基础也是最为深厚的文化底蕴“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会看得无限远”那同样的我们的当代文学就是站在古代文学的肩膀上而古代文学就是我们的巨人所以说中国的古代文学是具有非常之深远的当代价值的什么叫做国家价值观呢? 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观是从个人价值观的概念中延伸而来的个人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各类事物的看法与意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一个国家在长期而又漫长的历史潮流中积累下来的能够得到集体认同的共同的文化信仰国家价值观是建立在国民心理、责任、道德、义务等等的基础上作为一种价值认知、实践准则与我们的理想共同存在着小时候家长们总会给孩子们讲夸父追日、愚公移山、嫦娥奔月等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其中所包含的对待事情坚韧不拔的态度绝不放弃的刻苦精神还有对美好爱情的向往等等传递给我们的都是对英雄的歌颂并把其类似行为作为一个准则这便是受到价值观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是多变的但是有一个主题亘古不变那就是忠君爱国这类国家价值观往往会形成一种定式现在的社会科技发达物质也极大丰富但也形成了一种浮躁的社会气氛这种转变使我们将古代文学中的铁骨铮铮、正气浩然丢得荡然无存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文化的依靠还谈什么所谓的国家价值观若想建立正确的国家价值观我们必须吸取和传承古代文学的精髓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加辉煌璀璨的现代文明才能形成正确的国家价值观二、古代文学对交友的影响当今社会有一个网络热词叫“刷脸”所谓的刷脸就是指朋友多但选择朋友必须择其善者而从之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早就系统地阐述了择友和交友之道通过古代文学作品的学习与传承进而引导我们正确处理与朋友之间的关系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有云“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有多闻益矣友便辟友便佞友善柔损矣”刘向在«后汉书»中也说“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ꎻ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这句话的大概意思就是和学识渊博、品格高尚的人居住在一起对人的一生都有重大的影响ꎻ而与庸庸碌碌、品格低俗的人居住在一起这个人也会深受其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类是喜欢群居生活的群体他们不能没有朋友交友交友这个“友”字是指两个人友好互助的意思古有高山流水说的是俞伯牙和钟子期两个人只有在一起合奏才有高山流水的即视感两个人即是朋友也是知己刘备三顾茅庐为的不仅仅是孔明的盖世才能与此同时更多的是那种惺惺相惜的知己知音这样的例子在古代比比皆是以上足以说明交友的重要性交友是通过什么来体现的呢?李白在«赠汪伦»中有诗云“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ꎻ诗人王勃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又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又应该如何去择友呢?交友的前提是择友还是让我们一起去古代文学中探索一下吧!人海茫茫知音难觅如何才能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朋友呢?论语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意思是说选择朋友考察他的品行其次要观察他的一言一行分析他与你交朋友的目的当然这些不能仅仅看表面关汉卿有言“画人画虎难画心”意思就是说人的内心很难看透判断一个人是好是坏不能全靠看或者说你看了研究了也不一定能看清一个人最原本的面目所以与人相交还是贵在知心庄子也曾在«山木»中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懿”说的是君子之间的交往坦坦荡荡的就好像清水一样清澈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的私心与利益并不会因为一些外在的因素而丧失友情而小人之间的交往像甜酒一样尝到一点点酒的香醇就会想要继续交往下去但是一旦两个人之前的利益受到影响两个人之间的友谊也就因此破裂了我国的古代文学无言之中就在教我们择友交友的道理无形之中对我们的择友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影响三、中国古代文学对当代人文的影响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是一个承载着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国家在这样悠久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那就需要我们一起去更加深入地了解和学习而不是肤浅和表面化的学习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早在原始社会神话传说和歌谣就在人们的讲述下一代代流传经过漫长的岁月的沉淀便逐渐演变成古代文学尽管最原始的那些神话传说我们只知道一些星星点点但却是最早为人所知的历史纵观中国古代文学我们不难了解中国的发展与曾有过的辉煌我国一直以来就缺乏古籍整理方面的人才老一辈的古文献研究学者他们旧学根底好博学多识且有丰富经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老专家越来越少中青年一代成长过程过长造成了青黄不接的局面尽管国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各学校设置了培养相关专业人才的硕士、博士点但想要超越前人的成就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古代文学在古代的价值与意义自不待言倘若百无一用就不会有生长的土壤纵而观之研究古代文学对于当今社会人文具有很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 (一)传承真、善、美当你在讨论古代文学时它有一个最本质的特点就是极具感染力与审美价值观也就像诗歌律诗那样街头巷尾口口相传古代文学追求求真、向善、尚美求“真”它指的是历史的真实性ꎻ向“善”体现为“人文关怀”ꎻ尚“美”体现为“文体升华”三位一体相互交融是人类三个最根本的精神世界:认识、伦理与美学给人以感染引起情感共鸣因此古代文学的研究是特别重要的它对于培养以“真、善、美”为内在核心的人群有着无可取代的作用中国古代文明孔子的思想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与赞扬当然也同样包括那些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得到认同他强调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也不要强加到别人身上去孔子提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重新刷新了人们对人际关系的认知这里强烈的人文关怀跃然纸上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人对人的尊重孔子这一具有人道主义思想具有历史责任感、使命感的观点一经提出便受到了高度的赞扬这一点即便是在当今社会也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和价值古代文学中的人文关怀、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的相处、还有价值观的培养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指引着我们前行三.结语总的来说，文学，不管是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都对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从人文层面，无论从社会层面，还是从个人层面;都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因此，作为现代中国人，我们应该弘扬文学的价值观层面，让传统文学更好的作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的深入到我们的灵魂深处。中国的古代文学蕴藏着无限的哲理对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有重要的影响教育人们要有骨气、重节操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强调的就是一个人早晚都有一死但一定要对得起自己死得轰轰烈烈有价值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驱之”在国家利益面前哪怕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有一种敢于奉献的人生态度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人们担忧之前就担忧在别人都享乐之后才想到自己这样牺牲自我幸福的忧乐观一直被后世所铭记敬仰«爱莲说»中最为著名的句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莲花高洁不受污染的样子着实让人着迷这又在警告世人做人一定要洁身自爱清贫自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极具号召力好像在召唤人们拿起手中的武器保卫我们的国家。作为当代社会的一员，多读多看文学，努力学习文学中的核心价值观成分。让文学更好的作用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更好的作用于生活中，体悟在灵魂深处。将文学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不断放大，最终影响我们自己。

我国古代文学辉煌灿烂，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她历史悠长，光彩夺目，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文学经典形象和故事，因此我国古代文学经典是我们当代人值得不断学习、探索、挖掘的富矿。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

关键词：国学;古代文学

一、从学科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五四运动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的学术史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早很多古代文学中得到了证实。其中，宋学和宋代文学观念的关系，是国学与古代文学相互渗透的典型代表;二是，国学学术史具有比较独特的特点，在很多时候可以更好地凸显文学家多方面的思想观念，使古代文学家的思想得以充分展示。同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全面地研究古代文学的文学成就;三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的相关研究必须客观、公正，才能对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评价。因此，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对国学和古代文学的关系有更系统的了解，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可靠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王兆鹏;江汉论坛2006-05-1545

2、文话: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王水照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7-2037

摘要：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

关键词：古代文学;实践教学

一、诗歌部分

作为广义的概念，诗歌在中国古代涵盖了古诗、词、曲、民歌等内容。从认知、能力、素质三方面的教学目标来说，古诗、词、曲的实现途径和效果是基本一致的。对这一部分内容，我们设计了三个实践教学目标：识记、背诵名篇;理解、鉴赏古诗;对古诗进行文本解读、设计教学方案并付诸实践。下面依次谈谈具体操作。

1.识记与背诵。在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中，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有本专业的学生在入学初就按学号顺序划分为若干小组，每组最多10人，安排一名指导老师，按照系部制定的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方案在两年理论学习同时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本课程的实践教学也依赖于这一前提，二者紧密配合，互为体系的组成部分。一定阶段的内容结束后，老师给出必背篇目，每个小组的成员到本组小组长那里背诵过关，小组长做出详细记录并评分;小组长集中到学习委员那里过关并评分;学习委员的背诵情况则由任课教师直接负责。同时，老师在课堂上会进行不定时不定人数的随机抽查背诵，抽查到的同学的背诵情况若与小组长记录情况不符，本组同学需抽时间接受学习委员的检查过关。这种方法比之期末试卷中的填空默写更能落到实处。此外，职业技能训练中每学期都有古诗背诵的任务。

2.理解与鉴赏。这一目标和实践任务安排在第二学期专业技能训练中的“文学作品欣赏”中，学生对给出的古诗篇目进行鉴赏，写出书面的小文章，同组成员间互相交流，老师评改。

3.古诗解读、讲好一首古诗。古诗解读安排在第三学期专业技能训练的“文本解读”中，学生从分析文本的角度写出书面的文章，小组交流教师评改。诗歌部分结束后，安排时间由各组准备教案，选派一人在课堂上讲一首古代诗词。

4.在识记、理解、鉴赏、深入认识之后，分班组织古诗词朗诵会，使学生对古代诗词有一个感情上的升华。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期间参赛选手可以请老师指导。班委做好会务工作。朗诵完毕，由学习委员、普通同学、老师组成的评委评分并确定名次，给出相应的奖励。通过这样扎实的过关，到综合性活动朗诵古诗词、讲一首古诗词的时候，学生基本上可以表现的游刃有余，也为他们今后在中小学课堂上讲授古诗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散文部分

古代散文一个是语言的隔阂，一个是与政治、道德的紧密联系，都使得学生学起来比较费劲。而要集中在课堂上去疏通文意，再去理解、分析文章，是很不现实的。因此需要学生在课前利用课余时间去自主学习，搞清楚文中的字词、特殊用法、句式等，大体上搞懂文章的字面意思。课堂上，大家先互相汇报自主学习的成果，然后再分小组讨论文章的主题、写法、结构等。

1.课前预习。在每次课前一周布置预习内容，包括文学常识、文言字词读法意义、文章大意结构以及相关的问题。学生自己利用工具书、网络等自主学习，并分组整理学习成果。

2.汇报学习成果。用一堂课时间让学生分组解决上述基本问题，采用面对全班讲解的方式，过后老师不再重复，只对缺漏的部分做出补充。

3.提高与升华。解决基本问题之后，针对选文中涉及的观点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论辩，如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认为“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得一士”就可以称霸天下，让学生结合战国历史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树立自己观点并证明自己观点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另外，学生口头讨论之后，形成文字，在此过程中学习古人立论的构思和写作技巧。散文部分的实践性学习可以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点燃他们对古代文化的兴趣，同时能够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语表达。课堂气氛也从之前老师一言堂时的沉闷而变得比较活跃。

三、小说与戏剧部分

小说和戏剧都属于叙事性文体，很多古代的小说和戏剧也都搬上了现代荧屏。但总体来说，学生在这两个方面的基础仍然有很大差距。因此，在具体操作方面，有细微的差别。

1.小说

唐传奇、明清小说的故事是学生之前都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很大一部分内容基本上交给学生自主学习。大家互相讲一讲小说所写的故事、对人物的看法以及对主题的讨论，自由发表观点。老师只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常识和主题趋向进行总结和点拨。这样就有效利用了学生已有的知识积累，也避免了在课堂上占用过多的时间去叙述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学生感觉到自己参与其中了，会增强他们进一步学习和探索的兴趣和动力。

2.戏剧

戏剧部分是整个古代文学中比较难的地方，同时也是学生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虽然它与现代影视在性质、作用上有一致之处，但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失，学生很难直观地去把握古代戏剧的真正面貌。所以在进入这一部分之前，先放映电影《霸王别姬》，里面有许多古代戏剧唱段、扮相等，虽然主要是京剧，但已经足以让学生对古代戏剧有所认识了。看完之后，就结合影片内容讲解古代戏剧的一些常识，并让学生写观后感。

3.综合性实践活动

小说、戏剧部分结束以后，布置学生按照分组，每组同学选取古代小说或戏剧中的某个片段或场景，自编自导自演一个小的舞台剧。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然后在班上表演并上交剧本。学生通过选题、改编、分派角色到具体揣摩人物的语言、动作乃至心理活动，不止对戏剧和小说的文体性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古老的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亲近感。

四、小结

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同时，课堂内的实践教学与职业、专业技能训练中的实践学习双线并行、互相配合。经过这一系列的主动参与和探索，学生不仅在活动中掌握了知识、提高了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对古代文学“高山仰止”、望而生畏了，而是从内心里感受到了古代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活力，甚至喜欢上古代文学。这正是我们古代文学教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那就是——发掘古代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意义，使她进入现代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王兆鹏;文学遗产2006-03-1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