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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与影视艺术关系研究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8 22:29:42

红色经典与影视艺术关系研究论文

电影艺术赏析论文范文精选篇2 浅谈《红高粱》中色彩艺术的运用与赏析 [摘 要] 当前,影视作品已经成为人们视觉审美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它是一种视觉艺术,图像是其造型语言,而色彩是其造型语言中最重要的组成元素之一。影视作品的画面质量直接影响着观众的视觉享受,而人的视觉感受在人的感官中最为强烈。电影《红高粱》是最能反映张艺谋早期风格的一部经典作品。电影中一个个油画似的场景,勾勒出了一个以红色为基调的“红高粱”世界,歌颂黄土高坡上的中华儿女抗日生活的电影,用来祭奠那些激荡在无边无际的如火如荼的高粱地里的灵魂。 [关键词] 《红高粱》;色彩艺术;人性;魅力 高粱,象征着狂野的、自然的人性,它们在风中劲舞,自生自灭,是世间生命万物的象征。《红高粱》对红色渲染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红高粱,红褂,红裤,红轿子,在烈日的灼烧下通红的汉子背,以及影片最后染满整个银幕的鲜血,既象征了面对恶势力的践踏,以最本质的方式进行反抗的原始生命力,也使整个电影充满了诗情画意。《红高粱》,以浓烈的色彩、豪放的风格,歌颂了中华儿女激扬亢奋的民族精神,叙事和抒情结合得恰到好处、写实与写意联系得相得益彰,把电影语言的独特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该部电影充满了神奇的色彩,它颂扬了人性的本质及生命的不可抗拒,对大自然色彩的运用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一、电影《红高粱》的色彩艺术效果 《红高粱》中所营造出的以红色为基调的画面以及恢宏的氛围,部分来自于作者自身所注入的感情,部分则来自于客观事物烘托的意境,情境自然结合,“情与景会,意与象通”。这正是影片创作的基础,同时也是观众喜欢的魅力所在。在这部电影意境的营造方面,色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色彩在电影创作中有助于情感的表达,它主要依赖于人们的联想来获得,即人们通过色彩而获得的感受。 人物的内心深层次的刻画能够烘托其复杂的心理活动及其性格特点。而要想在限定的较短时间里,有限的场景中来形象、细致刻画一个人的内心活动,那就需要能够让观众看到一个恰到好处的视觉载体,而美术色彩艺术的巧妙作用就恰好可以充当这一载体。张艺谋导演就是巧妙地把色彩艺术运用到《红高粱》这部影片中,形象刻画了影片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他通过美术色彩的多样变换,为观众准确、清晰展现了片中角色的内心活动及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 该部电影中红色基调的大量运用,不仅对观众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也传达出了影片所承载的象征意义。人物通过色彩掺入了复杂的感情,使影片人性化。《红高粱》这部电影通过运用大量的色彩来营造一种红色中国的意境,进而捕捉观众的眼球,以达到产生共鸣的效果。影片中铺天盖地的红色,极具象征意义。每处场景的色彩、色调无不把片中人物的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从最初象征生命力、如火如荼的红高粱、红袄、红鞋、红盖头,到最后布满银幕的血红色,这些色调极具感染力,经导演的精心设计与故事情节结合得天衣无缝,为全片定下了恢弘壮烈的基调。 二、电影《红高粱》的色彩赏析 画面与音乐,作为构成电影的两大元素,在电影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色彩是电影语言的一部分,恰当使用色彩,可以表达不同的情感及感受,有助于电影情绪的准确表达,渲染影片的风格气氛。同时,音乐在电影中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具有很强的情绪性。音乐是电影中声音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影响着影片的气质,深化其主体,强化观众的心理活动。一部成功的电影,出色的电影音乐是必不可少的。 夺得多项大奖的电影《红高粱》,算不上张艺谋最经典的作品,却是最激情的一部。影片自始至终,都致力于表现出感性生命的躁动。《红高粱》不仅是一部好作品,更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 电影《红高粱》改编自莫言先生的中篇小说,讲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伙纯朴的农民的狂野生活以及他们浴血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影片经过演员的成功演绎,颂扬了生命的奔放,敢爱敢恨,大生大死的人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令人难以预料。节奏松弛有度,画面、色彩、光线及其视觉形象热烈、活泼。该影片突破了传统的抗日战争题材,在《红高粱》中,自由奔放、气势恢宏的生命跃上了银幕。与同时代的影视作品相比,战争画面明显减少,而且不涉及任何政治色彩。影片结束时,战斗场面十分写意,虽然不如传统国产战争影片中的场面宏大,人物也不多,但画面却更多了几分震撼。日食、红霞映衬下的世界,嘹亮的歌谣响彻天地,如血海汪洋的火红高粱地…… 《红高粱》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深的战争烙印。影片成功在于纯美,颂扬了爱就真爱、恨就真恨、敢爱敢恨、大生大死、气势恢宏的生命。 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张艺谋导演对鲜艳的红颜色是情有独钟,红色自然成了电影《红高粱》的主色调。正如大家所了解的,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红色被视为喜庆和美满的象征,后来红色逐渐被人们赋予了积极、向上、正义、革命的内涵。而且,在美术绘画领域,红色也是彰显个性与烘托氛围的一种常用手段。 影片《红高粱》一开始,映入人们眼帘的就是如血海汪洋般的火红色,影片女主角“九儿”那象征喜庆的大红的嫁妆:红盖头,红褂,红裤,红鞋;还有那大红的花轿;还有那火红的高粱地,以及在高粱地里让观众心情为之荡漾的野合。这些火红的画面一开始就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给人们内心带来了一次红色的洗礼。虽然整部影片的色调多是红色的,但并没有让观众感觉这是打破常规的矫揉造作,而是很自然接受了高粱本就是火红色的。另外,影片还把那种放荡不羁、肆无忌惮、自由激情和那欢乐愉悦氛围与红色的主色调巧妙地结合起来,在红色基调的衬托下,“爷爷”和“奶奶”的凄美爱情故事姗姗而来。 整部电影由“爷爷”与“奶奶”的相遇、相知、相爱、互助的情感构成。他们通过与世俗观念的抗争,最终走到了一起,最后浴血奋战反抗日本侵略者。影片结尾,女主人公“九儿”和其他汉子们全都死了,“爷爷”和“爹爹”静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相互凝视着对方,在血红色的太阳光下相互凝望着,很久很久,直到天空中日食出现时,天空突然暗淡了下来,紧接着出现的还是一种血红色。张艺谋导演巧妙把美术色彩在这部影片中用到了极致,画面唯美,故事感人,无限放大了人物的形象,更是对中华儿女的高度歌颂与赞美。影片歌颂了这片荒凉的土地,这段不畏世俗,令人崇敬的爱情故事,并深深颂扬了这块土地上的那种无拘无束的野性,更表达了对中华儿女不畏强暴、浴血奋战到底的优良品质。全片表达的就是对原始生命勃勃生机的崇拜之情。 在整部电影中,作者还是保留了大量的个人的风格及其自己主观的认知.影片较多固定于同一个镜头,来刻画人物的变化过程,吸引观众把心沉下来认真观看。影片多通过近景来刻画“奶奶”,当“爹爹”在酿酒缸里蹦来蹦去,不停地喊着“娘”时,“奶奶”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然后,“奶奶”注意到了远处的一个身影,侧影映在他身上,衬托出罗汉瘦小的身躯。太阳金色的光环绕在他周围,暗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奶奶”焦急地追赶过去,“爷爷”一脸不解,逆光从其身后射来,凸显他更加忧郁,好想看到了什么似的,仿佛危机正在来袭,就像光似的压在他身上,继而鬼子的掠夺呼之而出。 电影《红高粱》巧妙地将故事情节串连在一起,一个个油墨泼成的画面,扣人心弦。整片的高粱地被血色残阳染成了血红色,那是被鲜血染成的高粱地,那是象征着凄凉的残阳,是“爷爷”“爹爹”失去爱妻、母亲后心口的伤疤,是作者对高粱地上中华儿女的歌颂。一块高粱地被践踏了,但是还有如血海汪洋的高粱在疯长着,它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的生命力,生生不息的文明,也是“爷爷”身上那股野性。“爷爷”身上的野性是原始的、野兽的疯狂,是中华男子汉所共有的特殊品质,更是中华儿女不畏强暴,奋力反抗的基础。影片呼吁人们追求真善美,追求勃勃生机的人生。 三、电影《红高粱》的画面鉴赏 色彩具有象征性。人们在各种色彩掺杂的世界里生活着,培养了很多视觉经验。这些经验与外来刺激相呼应,而情感则在其中慢慢升华,深刻地表达着人们的信念和思想,激起了人们的思绪。 出身于摄影师的张艺谋,电影画面及色彩一直都非常唯美,如有神相助。电影《红高粱》中的画面中红色为影片的主色调。在中国,红色既代表着喜庆、美满,也代表着革命。影片中最熟悉的画面就是那片火红的高粱地,郁郁葱葱的高粱高过人头,密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秋风袭来,掀起层层波浪,一阵阵清脆的摇摆声;还有就是那血色残阳的画面,“九儿”出嫁,当花轿来到十里坡时,遇到了日本鬼子,最后死在了鬼子的刺刀下。那天的日食把整个世界都染成了血红色,“娘,娘,上西南,高高的大路,足足的盘缠,娘,娘,上西南……”影片结束时,嘹亮的歌谣响彻天地人间,无边的高粱地如血海汪洋,“九儿”躺在血泊中,安详地死去了。暗红的鲜血把太阳染成了血红色,血红的太阳燃烧着,把整个世界都烧成了红色……这就是影片的结尾 张艺谋对色彩特殊的审美价值运用恰到好处,为观众呈现了一个血红的世界。电影《红高粱》既有唯美的观赏性,更有很强的思想性,它的成功与色彩特殊的审美价值的准确把握息息相关。 影片中红色为主要基调,色彩对于人们的审美观有着特殊的视觉效应,它可以勾起人们悠远的遐想,成功唤起人们的视觉体验。 影片中还有很多唯美的画面:“九儿”出嫁时的红鞋、红袄、红裤及红盖头,甚至花轿都是红的;汉子们被烈日晒得发亮的古铜色皮肤以及他们肆无忌惮的光头;日食时血色汪洋的红,高粱地里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绿…… 四、结 语 在《红高粱》中,导演张艺谋把视觉享受与造型艺术结合得淋漓尽致,几乎每一个镜头都可看作是唯美的水墨画。造型艺术也被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此之前,还从未有人能够如此把画面拍摄如泼墨般肆意自如,而且色彩还极为浓厚。那血色残阳的红色,既愉悦了人们的视觉享受,又象征了一种不屈的生命力,一种要爱真爱、要恨真恨、敢爱敢恨、敢作敢为、淋漓奔放、肆意自如的人生态度。两者成功结合在一起,使人恋恋不舍,回味无穷。 [参考文献] [1] 尹秀茶.对生命的渴求与赞美――《红高粱》欣赏[J].作家,2008(08). [2] 辛宇杰.浅谈语言与文化的关系[J].华章,2011(07). [3] 黄巽斋.汉字文化丛谈 [M].长沙:岳麓书社,1998. [4] 贺友龄.汉字与文化[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 猜你喜欢: 1. 电影艺术鉴赏论文 2. 电影赏析论文范文 3. 电影音乐赏析论文范文 4. 关于电影论文范文 5. 艺术鉴赏论文范文参考

红色电影激发了精神力量

本期关键词是  红色基因  : 红色基因是一种革命精神的传承。红色,象征光明,凝聚力量和引领未来。瑞金、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无一例外因为“红色”而书写了历史。“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核,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 “红色基因”孕育了永放光芒的抗洪抢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载人航天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坚强自立、坚持梦想、勇往直前。面对敌对势力的阻挠诋毁,面对自然灾害的汹涌来袭,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用勤劳和智慧、用坚定与执着,写下了令世人惊叹的“中国故事”。 本期分别从经济、新闻传播、行政、文化、教育学等多个领域,遴选代表性选题若干篇。让大家通过大家、名家的选题,对 “红色基因” 这一选题方向有明确的了解,供自己开展学术研究作参考。| 1 | 【 经济 】 传承红色基因谱写金融事业新篇章 摘要: <正>总书记强调,"回想过去那段峥嵘岁月,我们要向革命先烈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永远怀念他们、牢记他们,传承好他们的红色基因。"石家庄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诞生地和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地,红色基因与生俱来,它流淌在每一位央行人的血液里,它承载使命,星火燎原,为经济金融事业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1]贺同宝.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党委[J].传承红色基因谱写金融事业新篇章,中国金融. 2021,(Z1):71-73 | 2 | 【 新闻传播学 】 感官延伸与再现真实: 智能时代红色基因传播的场景建构 摘要: 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是在人类长期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在高度技术化的智能信息时代,人对意义的建构和追求并没有随着感官的延伸而降低,反而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和期待。在媒介与技术延伸人的身体或心灵的语境中,红色基因传播的场景建构成为我们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必然,也是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时代呼唤。  [2]周子渊.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J].感官延伸与再现真实:智能时代红色基因传播的场景建构,中国编辑. 2021,(05):28-33 | 3 | 【出版】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新华精神: 新华书店历史沿革与未来展望 摘要: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百年间,我国出版发行事业不断壮大成长,新华书店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在宣传党的思想理论、传播先进文化、提高国民素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依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百年社会变革的四个历史时期,系统梳理和分析了新华书店发展四大历程及其特征、成绩与影响,提炼出新华精神内核,即"不畏艰难宣传真理的爱国精神、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敢破敢立谋求变革的奋斗精神、勇于进取转型升级的创新精神",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趋势与要求,探讨新华书店进一步高质量发展路径。 [3]张美娟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J].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新华精神:新华书店历史沿革与未来展望,出版发行研究. 2021,(07):8 | 4 | 【行政学】 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科: 红色基因,服务地方 摘要: <正>大连理工大学是中国共产党面向新中国工业体系建设亲手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红色基因已深深融入大工血脉。面向新时代,大工牢记教育报国初心,以红色基因激发自觉,勇担"四个服务"使命,扎根东北大地,加快推进一流大学建设,学校综合竞争力正在稳步提升。根植于大工特有的精神根基和文化底蕴,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科秉持"人文精神、国际视野、本土关照、问题导向"的发展理念,汇聚了一批优秀的跨学科专业人才,奉献出一批交叉学科研究成果,逐步成为东北地区公共管理高层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的重要基地。  [4]刘毅[J].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科:红色基因,服务地方,中国行政管理. 2021,(08):1 | 5 | 【戏剧影视】 中国主流电影红色叙事考察 摘要: 在中国电影的发展格局中,以红色经典为主题的中国主流电影,已经成为在国内电影市场占据主要地位的电影形态,承担着建构中国电影精神图景的重要历史使命。中国融入全球化体系的道路成为不断生产全球视域下中国故事的过程,电影作为文艺话语同样不可缺席,这就要求故事议题要彰显中国在国际舞台中的地位以及话语的相关资源。选好电影的叙事视角无疑是讲好中国故事、实践跨文化沟通愿景的前提,也势必成为国家对外文化传播的核心议题。新时期的中国主流电影不仅需要将受众带回到历史场景,见证中国的历史变迁,同时还继续承载着民族记忆,要在电影文本中讲述那些能够激发受众更深层次情感共鸣的故事。要深度思考如何通过红色记忆、红色故事、红色精神等红色文化资源,将红色基因转化为显性文艺文本,参与建构较为完整的中国电影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以期实现跨文化间的良好互动、交流与沟通。  [5]闫德亮、李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J].中国主流电影红色叙事考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53(05):72-77 | 6 | 【教育】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传承红色基因的叙事化路径 摘要: 艺术化地运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丰富红色资源,提升资政育人的实效性,是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重要内容。运用故事、歌曲、影视以及情景表演等直观形式和手段来叙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有助于弘扬中国精神,增强大学生的志气、骨气、底气,提升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叙事化传承红色基因应坚持叙事性与导向性相统一,坚持各种红色素材与各门思政课程有机融合,坚持多元叙事主体与多种叙事方式相结合。 [6]蒋福明、唐晶.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J].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传承红色基因的叙事化路径,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1,(08):127-130 | 7 | 【文化】 红色文化的基因延续与守正创新 摘要: 红色资源是我们感受、传承、发扬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发挥红色文化鼓舞人、激励人、启迪人的作用,要充分挖掘、深入阐释、活化利用好红色资源,让人们真正"有心学""有法学"。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传统、传播红色文化,不仅要永葆党员干部的政治本色、为民本色、精神底色,也要重视民间力量和社会力量,引导其参与红色资源保护,让红色传统在历史中生成,在时代中延续;在守正中创新,在变革中发展。 [7]徐斌.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研究中心[J].红色文化的基因延续与守正创新,人民论坛. 2020,(14):133-135 | 8 | 【档案学】 红色档案资源时代价值及开发利用研究 ——以闽西老区为例 摘要: 红色档案资源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见证,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积淀着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闽西老区是原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土地革命的开始地之一,也是毛泽东思想发祥地之一,这里红色档案资源丰富。文章以闽西老区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和查阅文史资料,梳理闽西红色档案资源及时代价值,分析其利用现状,探究加强闽西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途径,以期更好地发挥红色档案资源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独特作用。  [8]方丽真.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J].红色档案资源时代价值及开发利用研究——以闽西老区为例,北京档案. 2021,(06):37-40

在论及被称作“红色经典”的1950~1970年代中国大陆长篇小说时,许多学者指出了其对“史诗性”的追求;还有不少论者谈到了“茅盾文学奖”的史诗情结。当前文学批评界更是将是否具有史诗性、是否称得上真正的史诗,作为评估长篇小说文学价值的重要尺度。关于“红色经典”是否能称得上真正的史诗性作品,目前学界否定意见较多;而当下研究“红色经典”的论著,多从其产生的政治文化机制以及其是否具有现代性方面着眼,从其文学审美价值本身角度研究的较少。因此,从“史诗性”角度来评价所谓“红色经典”,应当还不算一个过时的论题;重新评估其文学价值,也很有必要。先要说明,本文使用“红色经典”这一称谓,指代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以及《李自成》、《三家巷》、《艳阳天》① 等为代表的一批一度影响极其巨大的长篇小说,并非意味着已预先肯定或确认了这些作品的“经典”性,而是因它已约定俗成,所指比较明确,使用起来方便。一、怎样才算真正的“史诗”作品虽然将史诗性作为长篇小说评估标准几乎已是学界共识,但究竟怎样才算真正的史诗性作品,却难以取得定论。我们不妨追本求源,看看美学史、文学史上得到普遍认可的史诗理论和创作。谈论小说作品史诗性的文章,理论上一般以黑格尔《美学》为依据,创作上则通常拿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等作品为样本。黑格尔在提及“史诗”这一概念时,是作为与“抒情诗”和“戏剧体诗”并列的一种文学类型来理解的。如朱光潜所言,黑格尔“对小说显然没有下过工夫”,② 他主要是将荷马史诗作为“正式的史诗”,作为叙事类文学的最高范本来界定其性质与特征的。概括起来,他认为“真正的史诗”应具备如下特性:1. 以对民族和时代意义深远的事迹及其过程为对象,通过描述社会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2. 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以及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3. 对于作者来说,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可能已成为过去,但相隔不远。作者对那种生活及其观照方式和信仰完全熟悉,作者所处时代的信仰、观念、意识与之是一致的。4. 作者在创作时未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奴役,也不受固定的政治和道德教条桎梏,他在创作上自由独立,对所描述的世界了如指掌,他自己的全副心思和精神都显现在作品里,使人读后感到亲切、心情舒畅。5. 读者能从史诗中领会到“英雄人物的荣誉,思想和情感,计谋和行动”,欣赏到“既高尚而又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诗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却又是完整的人。不应只表现人物的单一特征或欲望。③ 主要英雄人物“把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品质光辉地集中在自己身上,使自己成为伟大,自由,显出人性美的人物”。6. 史诗的创作主体的因素完全退到后台,“人们从这些史诗里看不出诗人自己的主体的思想和情感”,作者不在作品中露面,“作品仿佛是在自歌唱,自出现”。但作者已“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作品表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全民族的客观的观照方式”,却是由一个具体作者来完成的。7. 最适宜史诗表现的题材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8. 用战争做情节基础,“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都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而环境和偶然事故的力量也还有它的地位,不致削弱。”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最理想的史诗情境。9. 史诗在结构上应是有机的整体。④ 在黑格尔之后,人们把某些具有史诗特征的散文体叙事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也称为“史诗”或“史诗性作品”。以这种标尺衡量,《战争与和平》当之无愧,《静静的顿河》虽然写的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是公认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但说司汤达的《红与黑》、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也属史诗型,就有些牵强。这里需要辨析目前学界的一个误区:史诗性虽是对长篇小说的一种褒扬性评价,却并非衡量长篇小说是否优秀的唯一尺度。它只是长篇小说中一个类型的标准。比如,最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就不属史诗型,因为它的题材不是时代的重大政治或军事事件,不着力展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主人公也不是英雄;它是以细腻描述日常生活琐事取胜的。《三国演义》属“史诗性”长篇,《儒林外史》却不能算,尽管它写了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儒林中人。我们说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解放》是史诗性作品,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或《克莱默夫妇》不是,并不意味着后者的思想艺术水平就比前者低。但,无论如何,史诗性作品特有的审美价值、艺术震撼力,是决定长篇小说文学价值的一种重要因素。“红色经典”中,《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不属于史诗型,《红岩》虽然写的是英雄,似乎也不能算。虽然《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红日》、《三家巷》都具有一定的史诗性,但最合乎“史诗性”标准的,首推姚雪垠的《李自成》。二、《李自成》是“红色经典”中最具史诗性品格者《李自成》的史诗性并非学界公认。肯定的观点不少,1987年刘再复与姚雪垠论争之前持此论点者占多数,之后也有。⑤ 否定性观点,当以王彬彬《论作为“人学”的〈李自成〉》⑥ 为代表。概括起来,王文否定《李自成》史诗性品格的理由是:1. 作者不是全力写人,人物基本淹没在事件中;2. 《李自成》写人有欠缺:人物性格没有发展,没有深度,缺乏对人物心灵的洞察和灵魂的开掘,没有写出人物“心灵的搏战”;3. 全书结构支离破碎;4. “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创作意图是错误的,是导致全书“支离破碎”的原因;5. 作者意图过于直白,不耐人咀嚼,无法形成“李学”。《李自成》作者在写人方面是不是尽“全力”了,这个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一般读者和评论家,对于其中的人物形象,还是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未感觉人物被“淹没”在事件中。且撇开有争议的李自成、高夫人等形象,起码刘宗敏、郝摇旗、牛金星、宋献策、张献忠性格鲜明,崇祯、洪承畴、杨嗣昌、卢象升等明朝君臣的形象没有脸谱化,作者把他们当做“人”来写,比较细腻地剖析了其内心世界。崇祯借饷、杨嗣昌督师、洪承畴降清、卢象升殉国等单元应当说在中国现代小说里属于精彩篇章。至于说“人物性格没有发展”,这种判断并不客观。通读全书,不难发现主人公李自成从第一、二卷的处逆境而不气馁,到第三卷事业鼎盛时逐渐暴露缺点,再到第四、五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过程中自信发展为刚愎,对个人情欲从克制到逐渐放开而又并不特别放纵,与下属的关系从平等亲近到逐步拉开距离等明显变化。即使性格没有发展,也不影响其为史诗——《伊利亚特》、《三国演义》里的人物性格有几多发展?对怎样判定作品“灵魂开掘的深度”,不同的读者和批评家各有自己的理解。新时期以来似乎有一种倾向,似乎只有写出人的潜意识或突出人物灵魂的分裂才算有人性深度。确实,弗洛伊德理论产生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发现了以往小说不曾触及的领域,算是将心理描写深入了一步。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写了潜意识的作品肯定比没有写的深,不能说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就肯定比司汤达《红与黑》深刻,施蛰存《石秀》就肯定比施耐庵《水浒传》高明。再说,不一定非要写了“心灵的搏战”才能算史诗性作品,恰恰相反,按黑格尔的理解,由于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古典史诗中的英雄人物,如阿喀琉斯、阿伽门农,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心灵的搏战”,他们很坚定地按自己的既定信念行事,“他本来是那样人,就做那样人”。⑦《李自成》全书的结构经过作者精心设计,并不“支离破碎”,在40多年的创作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其美学成就已被许多批评家肯定,即使否定《李自成》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与作者历史观念的,对这一点似乎也没有太多异议。先写第五卷再写第四卷,恰恰说明作者已成竹在胸。有意追求“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这几乎是史诗型作品的共同特点,与塑造人物并不矛盾。至于该书未能形成“李学”问题,容下文论及。还有论者认为,“红色经典”难称真正的史诗性作品,是因其依据主流意识形态,对正面人物的描写过于理想化,“缺乏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⑧ 那个年代的作品都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框范,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理解那个年代的作家,但文学史是无情的,后世读者是无情的,他们判定作品是否具有文学价值、是否优秀之作,当然不会因理解体谅而给“感情分”;作品能否传世,还得凭自身。那么,我们就用“史”的眼光检验一下“红色经典”对人物的理想化描写,研究其“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问题。先谈理想化。《李自成》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现代化”与正面人物形象的完美化一直是其受到诟病的主要因素,有所谓“李自成太成熟、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老神仙太神、老八队像老八路”之说。笔者以为,单论“现代化”,须得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让古代人物具有只有现代人才有的思想(比如阶级观点),说出只有现代人才能说的话,如果不是像鲁迅《故事新编》那样有意“油滑”或如现今某些“戏说”之作那样“恶搞”,无疑当属败笔;但如果是指从古代题材作品那里看到某些现代气息,则属正常。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人看历史,必然会站在今天高度“重读”,历史小说的作者虽然写的历史,却必会将自己的现实生命体验融汇进去。这不仅不是缺憾,反能给作品带来活力。中外文学史上此类例证很多: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12世纪的丹麦人,我们却能从中感受到16—17世纪之交英国的现实;《三国演义》、《水浒传》创作情况与之相似。至于正面人物的理想化,不只《李自成》,其他“红色经典”也普遍存在;不只“红色经典”,文学史上的名著以及当今某些文艺作品也有:《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冉阿让,《还珠格格》中的紫薇,不都属于这种形象吗?那些有明显缺点的人物可能更具真实感、给人印象更深刻,但塑造理想化人物,也并不一定导致艺术上的失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文学史上两股主要潮流,因为人类既要认识现实真相,又要追求比既存现实更美好的东西;现实不完美,人们就借助艺术,在幻想中塑造这种完美,把它作为追求的目标或现实缺憾的虚拟补偿。现在青年人喜欢看“青春偶像剧”,正是出于这种需求:现实中有漂亮的男女,也有心灵美好、善良、崇高的青年,但将出众的英俊漂亮与极致的善良、聪明、脱俗综合于一身的情况,一般只能在艺术世界中见到。现实中有阶级斗争,有爱情,有练功习武的人,但他们一般不会终生只搞阶级斗争,一辈子只追求爱情或练功比武。某些“红色经典”单突出阶级斗争与革命,是对现实的高度“提纯”,正如琼瑶小说里的人物毕生追求爱情、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只知练功习武一样。这类完美人物艺术上是否成功,取决于他的思想、语言、行为是否基本合乎情理,是否能从情感上打动人。如果真实反映了作者的审美理想,这类人物也自有其不可取代的认识价值。再看“红色经典”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作品的“超越性”问题。“红色经典”对主要人物的理想化无疑基本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⑨。这里需要辨析的是,作者的“具体感受的世界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⑩ 是否一致。也就是说,作者本人本然的生命体验或人生见解与这种意识形态是吻合还是游离乃至对立;如果吻合,是在多大程度上吻合。“红色经典”的作者大多1949年以前就参加了中共的军事或文化斗争,成为革命队伍的成员,浩然是新中国培养的作家。主流意识形态已内化为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姚雪垠是抗战期间成名的作家,后来经过思想改造,也逐步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可以说,对于1949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他们“具体感受的世界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这种一致性的取得,或因作者与那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观点都代表了农民和农村知识分子的理想,或因作者本身原有的“五四”个性主义精神远不及要求政治进步、紧跟时代主流的欲望强烈,使其自愿对自己本然的精神世界进行改造,他们已经形成了以主流意识形态观点看人观物的习惯。因此,与茅盾、叶圣陶、沈从文等老作家不同,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对他们的创作思维形成太大阻碍,反使他们感到在把握历史时顿开茅塞,获得了他们自认为的“深度”。这正合乎黑格尔论史诗时说的“民族信仰和个人信仰还未分裂,意志和情感也还未分裂”(11) 的情况。但是,优秀作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不同程度的独立见解。这些独特之处,使得某些“红色经典”每每有溢出主流意识形态之处。例如《红旗谱》对朱严两家关系的描写,对冯家父子关系的描写,《红日》、《李自成》对“反面人物”的描写,《林海雪原》对少剑波形象及其与白茹关系的描写,《青春之歌》对林道静爱情心理的描写等等。究竟“红色经典”是否“缺乏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那要看对“超越性”如何理解。参照系不同,理解也会不同。比如,相对于普通的农民意识、相对于以往的农业题材作品,我们可以说《创业史》的思想观念具有明显的超越性;而若按新时期以后的意识形态,它就没有超越性,甚至明显“落伍”。那么史诗性作品是否必须与所表现的历史时期的观念拉开较大距离,乃至对之进行否定性反思批判呢?不见得!黑格尔的见解恰恰相反:如果当前现实强加于诗人的那种正起作用的信仰、生活和习惯观念和诗人以史诗方式去描述的事迹之间毫无亲切的联系,他的作品就必然是支离破碎的。因为一方面是诗人所要描述的内容,即史诗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原来离开这内容而独立的诗人自己的时代意识和观念的世界,这两方面虽然都是精神性的,却依据不同时代的原则而有不同的特征。如果诗人自己的精神和他所描述的民族生活和事迹所由产生的那种精神根本不同,就会产生一种分裂现象,使人感到不合式乃至不耐烦。(12) “红色经典”作者的“信仰、生活和习惯观念”正是与其“所描述的民族生活和事迹所由产生的那种精神”是相通的。当然,黑格尔针对的是古典史诗:荷马倾情歌颂希腊英雄们的英勇智慧,并未反思战争的残酷。我们引证黑格尔的论述,并非要以之作为金科玉律,衡量一切作品的史诗性品格,现代史诗型作品可以具有不同的审美选择。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就属于具有历史反思意识的杰出现代史诗。笔者也并非认为《创业史》就是最典型的古典型史诗,因为它写的是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没有特别尖锐激烈的冲突或战争、暴力场面。但上面的引述,起码说明否定性反思并非史诗性作品的必要条件。笔者认为《李自成》是中国当代小说中最具史诗品格者,是因它具备了古典型史诗作品的几乎所有特征。它选取的是明清之际对历史影响深远的最重大的社会政治及军事斗争事件,就反映生活之广阔、人物形象之众多、矛盾冲突之复杂尖锐、篇幅之宏伟而言,几乎无可匹敌;其人物性格之鲜明、人物语言之个性化、情节之曲折生动、结构之严谨、节奏之张弛相间富于变化,是普通读者和专家们都有体会的;全书既洋溢着英雄主义主旋律,又涂抹着浓重的悲剧色彩;既写了金戈铁马的战场厮杀,又不乏饶有趣味的日常风俗画面。作者对历史的成败得失进行了认真反思研究,既看出某种必然趋向,又没有排除偶然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作者重点突出了人的社会属性,对于生理本能因素没有过多渲染,但并非没有相关描写,例如对洪承畴降清前剃头时生理感觉的描写,就堪称精彩。《李自成》在新时期以后受到冷落,有多种原因,比如“宏大叙事”被“私人化叙事”代替,成为社会审美心理主流,文学界、史学界对以往正统历史观的反思,使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也不排除与作者本人性格的自负狂傲惹人反感,以及某些权威批评家为推出自己新的美学主张而以之为标靶进行贬低有关。1980年后出生的读者大多没有认真读过包括《李自成》在内的“红色经典”作品,他们的阅读选择主要受传媒影响,即使是中文系的学生,也大多先接受教科书与课堂教学结论的影响;而以前读过《李自成》第一、二卷的年纪较大的读者,又大多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读完其余三卷,在出版物铺天盖地令人目不暇接、读者又追新逐异的今天,这也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正如我们“发现”了张爱玲之后不能反过来否定或抹杀茅盾一样。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历史观有了新的发展,但若拉开时间距离审视,它们的总体思想艺术成就,未必就能超越《李自成》。那些做历史翻案文章的作品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用历史眼光看,所谓“新”也是相对而言——谁能保证在它们不再显得“新”的时候仍然让读者关注而不被遗忘呢?要知道,《李自成》作者当年也是以挑战以往明史研究结论,以在当时看来属于“新”的历史观、美学观处理历史人物形象的!比如对崇祯形象的塑造、对李自成帝王思想的描写,在当时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君不见《红日》就因对敌师长张灵甫没有完全漫画化,被诬为“为蒋匪帮招魂”(13)。《李自成》在这方面也许可算“红色经典”中的特例,因为它的写作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支持。(14) 且不论《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如何,作为曾经为文学史提供了新的因素的作品,文学史地位应当是没有疑问的。(15) 历史在发展,在前进,后代的人当然要有反思超越前代的意识。不过,别忘了,我们也会成为后人眼中的“前人”,与我们自己的“前人”一同接受历史的检验。历史常常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发展,今天宣布“过时”的,以后未必不会“复活”。关键还在于作品本身的价值。三、构成“红色经典”文学价值的其他因素如前所述,史诗型作品只是长篇小说中的一个类型,它并非衡量长篇小说是否优秀的唯一尺度。那些非史诗型的长篇小说,其文学价值从其他方面体现出来。“红色经典”主题明确单纯,虽然个别作品近年也被一些学者读出了表层主题之下的另外含义,但无论如何,其文学价值毕竟不是体现在内涵深奥、丰富、复杂、可作无穷解读方面。我这里要特别指出,并非所有文学名著都是内涵深奥、丰富、复杂的,文学史上还有大量内涵并不复杂,甚至比较简单的经典。诗歌里面这类经典不少,比如《诗经》,比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比如李白的《静夜思》,更遑论白居易的“新乐府”。这些诗可以让你展开丰富想象,每次阅读都可能有所共鸣,但并不需要专家们不断写出专著进行无穷阐释。小说中也有内涵相对简单的经典。《欧也尼·葛朗台》不就是揭示了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对人伦关系的破坏吗?《安娜·卡列尼娜》有两条情节线索,似乎复杂些,但也不太可能形成像“红学”那样的“安学”。以萨克·辛格指出:“在我看来,好的文学给人以教育的同时又给人以娱乐。你不必坐着唉声叹气读那些不合你心意的作品,一个真正的作家会叫人着迷,让你感到要读他的书,他的作品就像百吃不厌的可口佳肴。高明的作家无须大费笔墨去渲染、解释,所以研究托尔斯泰、契诃夫、莫泊桑的学者寥若晨星。”(16) 笔者当然决不认为需要“大费笔墨去渲染、解释”的作品就不是“好的文学”,但觉得现在有必要强调并不复杂艰深的作品也自有其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中国现代小说中,你可以说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的作品别具一格,但它们的内涵究竟有多复杂?是“说不完”、发掘阐释不尽的吗?你能总结出《竹林的故事》或《荷花淀》的七种八种主题吗?不属于说不完、阐释不尽的作品,不等于不值得反复阅读。反复阅读有时只是为了品味,品味其中的韵味、趣味、情调,或感受那种情感、氛围。马克思对古希腊艺术的叹赏早已是众所周知,可希腊神话并不艰深复杂。相反,它体现的是一种童趣。由于主客观原因,“红色经典”在人性开掘的深度方面有明显局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缺乏人情美。“人性”和“人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是指各种人伦情感、生命感受。“文革”时期的文艺作品被新时期批评界指为普遍概念化、缺乏“人情味”。确实,这一时期作品中的正面主人公都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就小说而言,《金光大道》里的人物除了阶级感情,人伦情感已经淡而又淡:《艳阳天》中的萧长春还有与焦淑红的爱情线索、有韩百仲与焦二菊的夫妻情,而高大泉与妻子之间,已看不出多少自然的爱情因素,高二林也更主要是他的“阶级兄弟”。但,这并不是说那时期的作品都不能以情动人。京剧《红灯记》就每每催人泪下,因为它在“样板戏”中是少有的表现了感人的人伦情感的作品。尽管李玉和一家没有血缘关系,可观众从感性层面上感受到的,也并非单纯的阶级关系,他们一家三口三代之间体现了一种类似血缘亲情又高于血缘亲情的“义”——将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幼儿含辛茹苦养大成人,这比普通的父爱母爱更动人!产生于“十七年”的“红色经典”,更不乏人情描写。《创业史》中表现梁生宝与养父梁三关系的片段,也是比较动人的篇章。《红旗谱》的作者对朱老忠的夫妻情、父子情、朋友情浓墨重彩予以表现;而运涛与春兰、江涛与严萍,以及《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余永泽、卢嘉川、江华,《林海雪原》中少剑波与白茹,《三家巷》中周炳与几位青年女性,《红日》中梁波与华静,《创业史》中梁生宝与改霞爱情关系的描写,成为那一时期读书界的沙漠甘泉。重视作品的故事性与情节设计,是“红色经典”吸引读者的又一个原因。《林海雪原》、《红岩》、《李自成》在这方面都很突出,它们在那个特定时期既发挥了政治教化功能或传播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又起到了优秀通俗小说所能给予普通读者的审美娱乐的作用。《艳阳天》矛盾冲突紧张激烈、环环相扣,假使读者对其中的意识形态观念不是特别反感拒斥,(17) 一旦读进去、进入小说的特定情境,也有可能被深深吸引,手不释卷。由于题材的原因,《青春之歌》在传奇性方面弱于《林海雪原》、《红岩》和《李自成》,由于创作观念的差异,《创业史》在矛盾冲突的剧烈紧张程度上不及《艳阳天》,但都还是有一个能吸引读者的故事,使读者关心人物的命运,与人物产生某种程度的共鸣。《红旗谱》则介乎情节小说与生活化小说之间,兼备两者之长。我赞同王蒙的观点:“一般认为故事起的是两个作用:载体作用与结构(主线)作用。这些看法并不错,确实故事是有这样的作用。但仅仅如此讲,实际上忽视了乃至抹杀了故事本身的文学价值。”他认为“做事本身就是审美的对象。故事就是故事,而好故事就值得一看,就有文学价值。”好的故事可以吸引读者,使之产生审美愉悦,使作者对人生与社会的感受理解以文学的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红旗谱》、《三家巷》以及《李自成》对日常风俗与生活环境的描写,《林海雪原》将对东北独特自然风光与神话传说结合,也是被许多读者和评论者津津乐道的。这是其文学价值的又一重要方面。现在,虽然“红色经典”风行的年代已经过去,但它还没有真正文学史化,因为与“红色经典”反映的那个年代的生活以及“红色经典”作者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仍然在世。“红色经典”能否成为真正的文学经典,“红色经典”中哪些能传世、哪些会最终被文学史淘汰、被读者遗忘,还需要更长时段的历史的检验。也许需要50年,也许更长。

红色经典文化论文

红色经典的文化生产看上去跟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文化工业”的确有许多结构上 的相似,都具有大众性,都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都是由上而下地生产出来的。关键的区 别在于,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国家行为,以意识形态教育(或曰“洗脑”)为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工业生产 出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要达到洗脑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不是文化工业赚钱 的目的,而是对大众的洗脑。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和 精英文化或经典是泾渭分明的。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如阿都尔诺,就寄希望于经典和精英 文化,希望从现代主义精英创作的经典中激发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而中国的红 色经典完全打碎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在批判传统经典、建立新经典的同时,对民间和 精英文化采纳了“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策略。旅美学者张旭东从中国现代性发展线索 中看出某种“后现代性”,正是对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文化发展的一种颇具后现代意 味的解读。(注: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in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eds,Postmodernism and University Press,2000.)把红色经典与文化 工业和后现代相提并论,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我们借此可以提醒自己,对文 化现象的分析解读离不开当时的特殊语境,而且红色经典在当代的再造,也的确是处于 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之中。 二、话语体系与情感结构 在思考红色经典的当代再造之前,有必要重新回顾红色经典产生时的具体历史语境, 尤其是红色经典本身乃是当时那个语境的主要制造者。当时是革命文化霸权的语境,建 立一个革命的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1949年建国后,中国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占五分之四 ,文字改革、消除文盲任务急迫。中国政(论文库)府在50年代初推出了简化字方案、汉语拼音方 案,对中国语言作出了重大的革新和改造。简化字和普通话的推广是新的文化和话语体 系建设的基础。在更进一步的语义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则主要依靠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 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等。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随后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产品, 如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加上媒体宣传、学校的语文教育和博物馆、画廊、报 刊杂志的广泛配合,使新的革命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融入中国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红色经典通过语言建构的英雄人 物和负面人物以及他们的语言表述,如革命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警句格言等等,成为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象征符号。根据毛泽(论文库)东的不同选择的现代性方案,消除文盲和改造思 想、建设“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是其革命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 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情感结构和生活习惯等跟社会主流话语体系有密切关联。据英 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的研究,话语体系或广义的文化和语义上的符号体系跟公众的情 感结构相关。威廉姆斯认为,情感结构是生活体验在感情上的表述,是思想、意识形态 、价值观,以至政治立场等的表征,“不是感情与思想的对立,而是感情即思想,思想 即感情,是实践的意识。”(注: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133.)他认为,情感结构由文艺作品的形式和 结构所展示,对文艺作品的形式和语义结构分析有助于了解社会的新的情感结构的形成 。中国红色经典作品在主题上大致分为革命战争、农村土改、城市暴动和地下工作等, 表现的是革命主体——农民、工人、革命党人(常常是知识分子形象,如《红岩》里的 江姐、《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等)——自身觉醒成长的过程。这种主体意识萌 发的形成脱胎于欧洲启蒙文化中出现的“个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但在中国 被嫁接到社会革命的“集体成长”语境之中。 更重要的是对启蒙现代性的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改造。中国学者近年来许多卓有成就的 研究,深入分析了红色经典对现代意识的民族化转换和改造。孟繁华指出,中国传统通 俗小说的传奇形式对《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有深刻影响。陈思和、洪子诚等 也探讨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在形式和价值取向上对革命小说的影响和制约。传统、民间的 形式在现代转换中对红色经典的影响举足轻重,但也成为红色经典如样板戏成功的主要 因素。(注:参见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 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启 蒙主义者如胡风等强调民间民俗形式和审美意识与欧洲传来的现代启蒙意识的矛盾性, 并站在启蒙的立场上顽强地批判传统与民间形式的“落后”和反现代性。但是中国这个 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更倾向于选择毛泽(论文库)东式的民族化和接近农民审美和情感的民族形 式。就连自身为激进启蒙知识分子的瞿秋白,也很有预见地严厉批判中国都市启蒙主义 知识分子的欧化倾向,大力鼓吹民间文化和民间形式。

貌似长征组歌就是 是什么 为什么 则么办

写作思路:首选阐述一下先辈英烈们抛头颅洒热血染成了神州大地的红,然后再描述一下唯有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力量才能步步稳进、兴盛强大,才能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等等。

正文:

红色,是一种信仰,然而他和其他的信仰不同,他不是少数人的信仰,不是个别国家或者民族的信仰。一般的信仰,更多的是教人为自己谋利,讲究的是个人的生前死后、因果宿命。只有红色,从不让人去为自己谋私,从不让人去沉迷于飘渺的虚无。

是十月的一场燎原大火烧出了天空的第一片红,是整整28年的抛头颅洒热血染成了神州大地的红,因此,这种红色的信仰绝不是虚无的,而是有无数的前辈用生命去检验、践行的,并且,在一代代的不懈努力中,他成为我们世代相承之意志,只要人们还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我们就决不停止追逐。所以,红色更是我们的基因,我们不能放弃,要好好地传承下去。失去这种基因,我们就会掉进资本主义的陷阱,被历史淘汰,苏联这样的例子。

为什么要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这不是上级要求,也不是政府要求,而是这个时代的要求,直接关系到我们这代人能否实现中国梦。当我们沉浸在缤纷繁复的物质世界,徜徉在灯红酒绿之边缘,我们会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迷失。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我们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那就要让红色血液在全身流通,让头脑清醒,让行动坚定。这种血液的来源靠输送是不行的,要自己长出来才可靠。

近来央视热播的电视剧《十送红军》表现的__十位最普通的红军战士经过长征的跋涉、战斗与牺牲,以自己的生命,熔铸和诠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信念的历程。它生动地展示了我党我军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艰苦奋斗、不惧牺牲、自强不息等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凝结一体,__红色基因。我们传承红色基因__要传承和发扬这种传统,将之融入血脉中随着生命的延续而延续下去。当然,正如一位哲人所说,传统不是守住炉灰,而是热情火焰的传递。

当代革命军人要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也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内容。我党我军从来都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从一定的层次上讲,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是相同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新时代我们的全新追求,是以中国梦为中心的最高追求。

传承红色基因要求我们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秉承先烈之意志,高举红色之火炬,继往开来,走前辈们没有走完的路,走我们这代人特有的路。

其实,我们身边从不缺乏自觉走在时代前列的英雄模范。把研究做到最后一秒的戈壁之花林俊德,心里只装着别人的“当代雷锋”郭明义,不离不弃照顾养母十二年的孝心少女孟佩杰,造林22年永葆公仆本色的好书记杨善洲……

他们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发扬红色精神,用自己的红色基因生长全新的红色血液。这些人无愧为时代的榜样。新时代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但越是如此越是应怀如履薄冰之谨慎,坚决听党指挥,围绕强军实践,筑牢军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广大官兵应传承红色基因,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这意味着“传承红色基因”不再是模糊的意识,而有纲领性的精神,意味着我们传承红色基因不再单纯靠自觉,而是受到党和人民的监督。这一转变,正犹如道德自觉向法律约束的转变,有理可依,有凭可持。

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千秋伟业筚路蓝缕。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在风云暗涌的和平岁月里,唯有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力量才能步步稳进、兴盛强大,才能实现中国梦、强军梦。

如此,也足以告慰先烈英灵。

1、“红色经典”作品产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近年来,随着大量“红色经典”作品重印、再版以及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翻唱“红 色经典”歌曲与开发红色旅游资源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红色经典”作品业已成为中国文化消费市场上一个重要的文化消费符码,并受到学术界和文 艺界的广泛关注。2、史诗性:1)以对民族和时代意义深远的事迹及其过程为对象,通过描述社会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2)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3)对于作者来说,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可能已成为过去,但相隔不远,作者对那种生活及其观照方式和信仰完全熟悉,作者所处时代的信仰、观念、意识与之是一致的。4)作者在创作时未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奴役,也不受固定的政治和道德教条桎梏,他在创作上自由独立,对所描述的世界了如指掌,他自己的全副心思和精神都显现在作品里,使人读后感到亲切、心情舒畅。5)读者能从史诗中领会到“英雄人物的荣誉,思想和情感,计谋和行动”,欣赏到“既高尚而又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诗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却又是完整的人。不应只表现人物的单一特征或欲望。6)史诗的创作主体的因素完全退到后台,“人们从这些史诗里看不出诗人自己的主体的思想和情感”,作者不在作品中露面,“作品仿佛是在自歌唱,自出现”,但作者已“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作品表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全民族的客观的观照方式”,却是由一个具体作者来完成的。7)最适宜史诗表现的题材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8)用战争做情节基础,“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都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而环境和偶然事故的力量也还有它的地位,不致削弱。”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最理想的史诗情境。9)史诗在结构上应是有机的整体。

红色经典进校园的策略研究论文

小学开展红色教育活动方案【第一篇】

一、指导思想

为缅怀革命先烈,弘扬名族精神,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学习情趣,把红色文化引进校园、走进课堂、走入学生的心灵,积极营造红色氛围,把红色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用红色文化引领学生健康成长,我校开展红色教育系列活动。出生在和平年代,弘扬民族精神,已然不需要我们如革命先烈般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但是革命先烈的种种精神,我们不能忘怀。我校将分五个阶段,从不同角度,培养学生“树立理想,勤俭节约,谦虚谨慎,不怕困难,自强不息,乐于助人”的精神。

二、教育目标

(一)培养学生“树立理想,坚定信念”的精神,

(二)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精神,

(三)培养学生“自强不息,乐于助人”的精神,

(四)培养学生“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精神,

(五)培养学生“勇于受挫,敢于担当”的精神。

三、活动内容

(一)前期宣传工作

1、开展国旗下讲话活动,引导学生学习革命先烈的爱国精神。

2、校园广播台播放红色歌曲。

3、学生通过书籍、网络收集红色文化故事,红色名言。

4、学生创作红色教育题材手抄报、黑板报。

5、通过问卷调查形式,向学生普及红色文化知识。

(二)中期学习活动

1、组织各年级进行红色主题演讲比赛、辩论赛。

2、各班开展班会主题活动,开展与红色教育相关的活动。

3、组织学生集体观看红色电影,阅读一本革命历史刊物,写观后感。

4、红色教育知识竞赛。

5、参观红色教育基地,组织新团员入团宣誓仪式,写活动心得体会。评选优秀观后感在升旗仪式时国旗下讲话全校师生学习。

6、组织学生义务劳动,参与爱心帮助等活动,写活动感受。

7、学生创作红色教育题材手抄报、黑板报,橱窗展示评比。

(三)后期总结活动

1、活动资料的积累与整理工作

2、学生的书面心得体会

四、活动措施

1、全校师生要高度重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真正领会“树立理想,勤俭节约,谦虚谨慎,不怕困难,自强不息”的精神,把革命传统教育活动逐步推向高潮,深入开展各项活动。

2、各班级要挖掘资源、创新形式。结合时代特征,根据自身实际,在继承中创新,积极组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切实增强活动的实效性。

3、活动中班主任要策划好、组织好、协调好,师生共同参与活动,保证活动的实效性。

4、认真总结,及时反馈。在各次活动中,各班级要及时收集开展活动的信息和相应资料,做好重点突出、内容详尽的报道和宣传。

小学开展红色教育活动方案【第二篇】

按照市教育局关于“特色学校”创建工作安排部署与要求。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多次召开校委会进行讨论研究,并通过外出学习和请相关专家领导点拨等活动,最终我们确定了以 “红色教育”为我校6月份的创建特色。“红色教育”主要开展以下系列活动:

一、红色教育影响

身教重于言教,教师的形象时刻都在影响着学生。学校通过“走进红色历史”报告会、“塑红色课堂”观摩、“游红色旧地”、“读红色经典”等培训活动,在教师中营造廉洁从教、为人师表、淡泊名利、甘为人梯的风气,培育教师忠诚奉献、勤劳吃苦、团结友善、光明磊落的精神,挖掘、传承和弘扬红色校园精神,让教师志存高远,神采奕奕,敢与强的比、敢跟高的攀,既能教书,更会育人。让教师充分利用校本和社会区域资源,深挖学科教材与德育内容的结合点,巧妙地把革命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教育有机地渗透到各学科教学中去,使“红色精神”通过课堂,逐渐进入学生的心田,潜移默化地纳入学生日常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的培养过程之中。

二、校园环境熏陶

针对确立的红色教育主题,我们将重新设计校园文化,将校园里、走廊中、教室内全部以红色人物的事迹介绍、革命故事为主题,做全面的展示,营造浓厚的红色教育氛围。

三、系列活动感染

1、听革命故事。每学期,学校都请老干部、老革命军人到学校为孩子们讲述革命故事,回忆当年的腥风血雨,诉说自己的.亲身经历。让一个个动人的革命故事,化作对孩子的无声教育,滋润孩子的心灵。

2、看红色影片。学校充分发挥远程教育资源和网络资源的优势,让学生在课外活动或班会时间观看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红色影片;或者让教师以布置作业的方式,让学生在家观看红色电视或电影。

3、唱红色歌曲。学校利用音乐课、课前5分钟等时间,举行校园红歌会,教唱红色歌曲。

4、读红色书籍。学校为学生提供反映革命战争时期的故事书、小说、诗歌、回忆录等书籍让学生阅读,从而刚感受革命先辈的集体主义、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5、祭革命烈士墓。每年清明节,学校都组织学生到陈店烈士陵园进行祭扫活动,让少先队员献上最诚挚的敬礼,并擦拭墓碑,清除墓碑周围的杂草,激发学生“珍惜今天幸福生活,努力学习建设祖国”的理想信念。

6、网上祭英烈。通过网上祭英烈教育,让学生或说、或写、或做,感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红色精神。

7、编红色教材。为使红色教育制度化,有成效,学校将组织人员编写以红色教育为题材的校本课程。

以上7方面的系列活动,我们将力争通过团队活动中引导、学科课堂中渗透、常规管理中深化、课程学习中强化、日常生活中内化、校园文化中熏陶等途径来完成。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血可以流。泪可以洒,但头不能低下,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本色,中国人的血脉流淌着顽强不屈的精神!多少荣辱,多少艰辛,多少奋斗,多少牺牲,我们的先辈用血、用汗、用宝贵的生命铸就了东方大地不屈的中华魂!换得华夏大地阳光灿烂。幸福的生活是我的祖辈、无数的英烈带着对祖国的挚爱、对人民的赤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这幸福来之不易,这里面凝聚着无数英雄的血与生命。这是他们为了捍卫祖国,保护人民而献出生命的回报,这是所有人民心中最甜的果实…… 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靠“艰苦奋斗”换来的。从井冈山的保卫战到延安的大生产,哪一处不闪耀着“艰苦奋斗”的光芒?“骄奢淫逸”却始终暗暗在破坏我们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因此,振兴中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经历血雨腥风的考验,还有什么能让旗帜倒下;经历曲折道路的考验,还有什么能让旗帜偏向。这更加坚定了我加入党组织的信念,我坚信拥有13亿人民支持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将继续高举着光辉的旗帜,引领着中华民族去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我们已经取得了光荣伟大的成就,我们必将书写更加雄伟壮美的篇章。中国正站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对中华民族来说,抓住并用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符合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战略任务。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努力在继续解放思想上迈出新步伐,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进展,在促进社会和谐上见到新成效,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2008,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很不寻常。面对严峻挑战和困难,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向前推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共克时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取得了新的成就。2008以来,我国相继发生雨雪冰冻灾害、四川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特别是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展开了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斗争,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这种精神弥足珍贵,激励着灾区人民坚定信心勇气,重建美好家园;鼓舞着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我们又站在国旗下,面对冉冉升起的国旗,我们该有多少感想“朝霞艳,国旗升,凝目立,添豪情”,同学们,请珍惜我们花朵般的年龄,用实际行动做出响亮的回答。 让我们用知识加汗水,以满腔热情,拥抱新希望,迎接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吧!

红色经典作文1500字的

《可爱的中国》 【作者:方志敏】我的祖国, 可爱的中国, 你创造了辉煌的历史, 你养育了伟大的民族。 我自豪你的悠久, 数千年的狂风吹不折你挺拔的脊背我自豪你的坚强, 抵住内忧外患闯过岁月蹉跎。 我自豪你的光明, 中华民族把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 我自豪你的精神, 改革勇往直前开放气势磅礴。 可爱的祖国啊, 无论我走到那里, 我都挽住你力量的臂膊, 无论我身居何方, 你都温暖着我的心窝。 可爱的祖国啊, 你把住新世纪的航舵, 你用速度,你用实力, 创造震惊世界的奇迹。 你用勤劳,你用智慧, 进行了又一次更加辉煌的开拓! 祖国啊,祖国, 你永远充满希望, 祖国啊,祖国, 你永远朝气蓬勃!---------------------------------------------------------------------《黄河》 【作者:堆雪】我眼中咆哮而去的白天和黑夜我胸中汹涌而来的绿草和黄金 炎帝的龙袍皇帝的内经 泥沙俱下的泪水和表情 我奔流不止的青春光阴 我万马齐喑的血脉呼吸 当我手执铜壶烫暖一河热泪 谁是你醉而不归的舟子 压抑怦然心动的胸口 我展望斟满雷声的北斗 黄河 一千张日记被你揭走 一千张日记就是一千帆背影 一千帆背影 你是卷土重来的怒吼 当我牵着牲口赶着羊群 消失在你黄昏喧哗的入口 当我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在你的沿途生息漫游 当我头顶火盆膜拜你博大精深的源头 黄河 我渴望风暴后大地的丰收 我的黑发白发三千丈的黄河 我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黄河 我的铁马冰河入梦来的黄河 我的轻舟以过万重山的黄河 我的带走我的照片带不走我的容颜的黄河 我的带走我的歌声却带不走我的情感的黄河 海水日升 淹不住心中的落日 江河日下 埋不掉眼里的红尘 我的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河 我的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河 我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河 我的不见大海心不死的河 我的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河 我的跌跌绊绊风风火火的河 我的不见不散一个也不能少的河啊 当石头化做泡沫 当骨头化做浪波 当高粱倒下一片鲜血 当眼泪塑成一穗青稞 当我双脚都沾满了泥水手里攥着一把苦活 黄河 你是我累了时想唱的那首歌 一道道鞭影驱赶着装满火焰和泪水的马车 一首首民歌开满杏花打湿的村落 豪饮北风 伫立在你的河东河西河南河北 黄河 我是你看着长大的山脉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艳了你水做的峰峦涛筑的山坡 天上星星一点点 一点就点燃你九曲十八弯的脉搏 当我头顶烈日脚踏寒霜哼起那支儿歌 您 就是我以梦为马的祖 ---------------------------------------------------------------------------《雨夜》 【作者:朱雪莲】路灯下,回忆在漫步;风轻轻地吹,树缓缓地摇,雨悠悠地飘。无数的雨滴,是无尽的你,在我眼前浮现;你那深邃的眼睛,把我看透,使我无法忘怀。 ------------------------------------------------------------------------无题 【作者:陆亭亭】静静地,我坐在人群中的长椅上, 慢慢地,闭上了我忧郁的眼睛。回想起,以前你和我有过的种种,忽然地,感到眼角一片清凉划下。我睁开梦迷的双眼,看着繁华的街道。 我开始了我人生的新路。------------------------------------------------------------------《世间真情》我感动,我看到了世间真情的一刻,我自豪,我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语言已不能表述此刻的壮丽,寒日中的太阳照进了每个人的心中。我幸福,我拥有真正的姐妹兄弟,我坚定,没有人能破坏我们的真情。幸福的泪花映出弟兄间的真诚,凉爽的秋风拂起了每个人的心声。--------------------------------------------------------------《手拉手奔流》男:有一滴水,从河的那头流进了长江。女:有一个浪,从河的这头汇进了东海。合:一个小小的水滴,一朵浪花,在不息的追逐中手拉着手,变成了奔腾的长江,一片滔滔的东海,在不朽的奔腾中,心连着心,变成了浩瀚的汪洋。男:这是地球,由生命组成的奔流。女:这是中华,由历史奏响的乐章。合:生命不息,源远流长。男:几千年来,从炎黄时代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女:几千年来。从民族的繁衍开始,一直到高度文明的现在。合:中华儿女的手是水与浪的交流,是江与海的合奏,中华儿女的情在我们的东方又一次架起辉煌。男:为了让地球,从祖国的这头,向着二十一世纪坚定的走下去。女:为了让历史,从祖国的那头,沿着跨世纪轨道一直奔腾而来。合:我们就象雏鹰,昂起不屈的头颅,我们挥动翅膀,迎来未来的战斗!--------------------------------------------------------------------《歌唱我们的班集体》我们爱大地,爱蓝天;我们爱江河,爱山峦。我们最爱最爱的是我们可爱的班集体,我们温暖的家。你盛满欢笑,盛满向往,盛满多少火热的情感。你那么平凡,那么灿烂,你朴素而又庄严。当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你便绿意葱茏生机一片。一棵棵小树挺直身腰,一朵朵鲜花扬起笑脸。上课,有整齐的队列等待检阅。下课,有放飞的鸽群扑向蓝天,我爱你满载知识的黑板,我爱你整齐洁净的桌椅,我爱你放声歌唱的震撼,我爱你俯首深思的宁静,我爱你晴天飘动的国旗,我爱你雨水滴落的屋檐……啊,朴素无华的教室,就是我们远征的起点,我们火热的理想,闪着耀眼的光焰。你是一座洪炉,多少钢铁在这里冶炼,为了明天,去铺轨,去架桥,去做闪光的车轮隆隆旋转。你是一个摇篮,多少人才在这里成长。为了明天,去采矿,去航天,去向全世界宣布新的发现。我们爱大地,爱蓝天。我们爱江河,爱山峦。我们最爱最爱的,是我们无比可爱的家!

红色经典文献阅读论文

读了红色经典小说《红岩》后,我受益匪浅。现在的我们很幸福,我们生活在和平的年代。没有战争、没有硝烟,我们理所当然的享受着这种幸福的生活。殊不知,我们这些幸福的后面是无数战士英雄的血泪。他们,用自己的坚持换来了解放;他们,用自己的英勇换来了和平;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胜利的曙光!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珍惜,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红岩》的历史背景是1948年至1949年重庆解放的时期。这部长篇小说主要了描写重庆解放前夕严酷的地下斗争,特别是狱中斗争。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胜利进军和反动派的垂死挣扎,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小说把反动派在全局上不可逆转的覆灭命运,与局部上的气势汹汹,疯狂镇压;把革命事业全局上的辉煌胜利,与革命者个人的悲壮牺牲,辩证地统一起来。它的基本情节以“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内的敌我斗争为中心,交错地展开了我地下党领导的城市的地下斗争、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狱中斗争以及华蓥山区的武装斗争,集中描写了革命者为迎接解放、挫败敌人的垂死挣扎而进行的最后决战。在《红岩》中,我们看到了众多的革命英雄,他们的团结奋斗、舍已为人让我感动;他们的临危不惧、英勇斗敌让我佩服;他们的奋勇突围、投身革命让我激动万分。然而,所有的英雄人物中最令我感动的是江姐。江姐虽然是女流之辈,但是她一点也不输于男人。她受尽酷刑却坚贞不屈的精神深深感动着我。江姐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她在渣滓洞集中营被敌人连续多日严刑拷打,宁死不屈的精神给那里所有的战友以无穷的动力。在狱中,她受尽了折磨,凶残的敌人把竹签钉进了她的十指。面对毒刑,她傲然宣告:“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竹签子钉进每一根指尖,血水飞溅,我们敬爱的江姐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但她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剧烈的疼痛。解放前夕国统区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当我看到江姐回乡下为游击队送药的片段是,眼眶不禁湿了……雨雾蒙蒙的城墙门,木笼子里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映入江姐的眼帘,她尽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去看牺牲者的名单,陡然发现丈夫的名字列在第一行!这种突然失去亲人的感觉我实在是无法想象,这么大的打击她一个弱女子究竟该如何承受?书中如此描述:江姐热泪盈眶,胸口梗塞,不敢也不愿再看。她禁不住要恸哭出声。一阵又一阵头昏目眩,使她无力站稳脚跟……但坚强的江姐立即想到的是自己负担着党托付的任务,没有权利在这里流露内心的痛苦,更没有权利逗留。她的脚步,不断踏进泥泞,一路上激起的水花、泥浆,溅满了鞋袜,她却一点也不知道。她全力控制着满怀悲愤,要把永世难忘的痛苦,深深地埋进心底。渐渐地,向前凝视的目光,终于替代了未曾涌流的泪水。她深藏在心头的仇恨,比泪水更多,比痛苦更深!江姐,这样一名女共产党员,但是她却坚信道路虽然是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英勇奋斗,胜利就在不远处!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是不能被打倒!我们可爱的战士们虽然受到国民党反动派肉体上的折磨,伤痕累累。但是我们的战士们非但没有被打倒,反而更积极的想要用斗争来争取胜利!他们的斗争精神得到了升华!读了《红岩》,看到了这些面对困境却坚决斗争的战士们,让我想到了自己平常面对困境时的躲避态度,真的是让我感到羞愧万分。想想自己只要生活中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或是学习的压力太大,或者在工作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时,我只会乱发脾气,为自己的失败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却从来不会想着要如何去克服这些失败与挫折。可如今,在红岩英雄的光辉形象前,我明白了:人的一生中总是会充满了各种挫折,当我们面对它时,不应该退缩,而是应该要奋勇向前,愈挫愈勇!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英勇无畏的战士血染红岩,才迎来了解放战争胜利的黎明,才让我们过上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不仅要学会珍惜现在的快乐生活,更要学习战士们的英勇、学习战士们的坚强。遇到困境时,想要放弃时,让我们想想《红岩》,我们将能以更好的精神面貌去面对困难、战胜困难,去迎接属于我们自己的明天!

江西是一片神奇的红色土地。在这块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孕育了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共和国的摇篮——瑞金、军旗升起的地方——南昌、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安源,等等。这一个个红色经典的称号与地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已化作一颗颗与日月同辉的星辰,在红色中国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中,奏响雄浑激越的华彩乐章。江西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从安源工人运动到秋收起义,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斗争,从开创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到红军长征,从赣南三年游击战争到上饶集中营茅家岭,一系列重大革命活动都发生在江西。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1927至193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国内革命战争),江西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革命中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先后在江西建立了大片革命根据地。其中著名的有赣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3县和吉安、安福、遂川与湖南酃县的一部分)、湘赣革命根据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包括弋阳、横峰、贵溪、德兴、余江、万年、上饶、铅山等县,后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以及包括铜鼓、修水、万载、宜丰等县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赣南和闽西地区有21县(包括江西的瑞金、安远、信丰、广昌、石城、黎川、宁都、兴国、于都、会昌、寻乌等11县),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此成立,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故瑞金有红都之称。据统计,1955年至I965年、被授军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籍将帅人物共325位,占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总数的20%。据统计,全省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25万余人,约占全国烈士总数的六分之一。无名烈士更难以计数。江西人民前赴后继,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和极其光荣、伟大的牺牲。江西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在毛泽东伟大的一生中,江西是他足迹所到最多的一个地方。从萍乡安源到井冈山,从新余罗坊到吉安东固,从广昌、宁都到瑞金、兴国、于都,从庐山到南昌,足迹几乎遍布全江西。许多地方他还不止一次到过,他曾十次赴萍乡,建国后二次上庐山。1921年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后不到五个月,毛泽东就来到了江西。在萍乡的安源煤矿,他下矿井,办夜校,访贫问苦,宜传马列主义真理。次年,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与李立三、刘少奇一起,发动和组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从此掀开了中国工人运动史的光辉一页,1927年月,大革命失败,到处腥风血雨,全国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在这危难时刻,毛泽东奔走于湘赣边界,组织和发动了著名的秋收起义。他走铜鼓,下修水,跑萍乡,率领千人的秋收起义部队,沿着罗霄山脉,经莲花、永新、宁冈,于1927年的10月把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缔造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战略。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照耀了中国革命,点燃了亿万中国人民心中的希望。大井的故居、茨坪的田野、茅坪的八角楼……井冈山的名字永远是与毛泽东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929年初开始,毛泽东把井冈山的革命烽火燃向赣南闽西的辽阔大地,在更大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红色风暴。他率领红军“横扫千军如卷席”,战东固,打吉安;他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分地真忙”;他在兴国、寻乌等地进行农村调查,写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不朽篇章。在那火热的岁月里,毛泽东儿乎走遍了赣南的山山水水。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38岁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他率领中央苏区的军民,一次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地共产党人的革命斗志。中华苏维埃是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是中国的希望。这期间,毛泽东曾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和打击,但他仍以大局为重,依靠军民,坚持斗争。瑞金沙洲坝的红井,是他永远与江西人民心连心的见证。1934年11月18日傍晚,他跨过于都贡江上的浮桥,和主力红军一起,开始了万里长征,从此北上抗日,一别江西多年,但正是在江西这块红上地上,毛泽东的革命军事思想逐步形成并得到发展。毛泽东在江西的的革命实践,是真理的求索,是不懈的奋斗,他的伟大足迹正如他的诗篇所云“无限风光在险峰”。红色的江西,犹如一个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搏物馆,赣鄱大地,革命旧址、故居及纪念建筑物数量多、分布广,其中,井冈山革命旧址群、瑞金革命命旧址群为全国规模最大的两处革命旧址。截止2005年7月,江西共有9个由中宣部命名的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60个省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68个县、市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9个革命纪念馆分布于全省各地。全省登记在册的革命旧居旧址有1500多处,已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达400多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9处共40个点。属省级重点义物保护单位的有76处。江西红色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因拥有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中国“红色摇篮”井冈山、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始发地、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诞生地等众多中国革命之最,江西发展红色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充分发挥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做强做大红色旅游产业,江西于2001年在全国率先制定了《江西省红色旅游发展纲要》,提出了“弘扬井冈精神,兴我美好江西”的总体目标。在全省红色旅游发展规划上,将按“一个龙头、四个基点、两个集散中心、六条精品线路”来布局,即以井冈山为龙头,以南昌、瑞金、萍乡、上L饶为基点,以南昌、赣州为集散中心,以南昌-井冈山-赣州-瑞金等六条精品线路为骨架(即:1、中国红色旅游概念线路“上海-嘉兴-南昌-井冈山-瑞金-长汀-高州-遵义-延安-西柏坡-北京”;2、江西红色文化旅游金牌线路“南昌-井冈山-赣州-瑞金”;3、赣湘红色义化旅游精品线路“南昌或井冈山-萍乡-韶山-长沙”;4、赣闽粤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赣州-瑞金-长汀-龙岩-梅州-广州”;5、赣浙沪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南昌-龙虎山-上饶-三清山-杭州-嘉兴-上海”;6、赣鄂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武汉-黄冈-九江(庐山)-共青城-南昌-井冈山”)。同时,打造一批成熟的红色旅游产品,如红色文化研习游、革命摇篮体验游、红色故都寻访游、长征之路觅踪游、人民军队寻根游、工人运动探源游、秋收起义访习游等。并重点加强包括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秋收起义纪念地、井冈山革命纪念地、中央苏区政府根据地、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陵园、方志敏纪念馆、永新三湾改编旧址等八大景区建设。“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是井冈山精神的内涵。江西是井冈山精神的发祥地,江西人民对于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精神,具有自己特殊的使命。建国之初,毛泽东同志就为革命老区人民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1965年7月他重上井冈山时又谆谆教导我们:“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邓小平对江西这片红土地有着浓厚的情谊,他于1972年深秋来到井冈山,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改革开放一开始,他就郑重向全党提出恢复遭到“文化大革命”严重歪曲和破坏的革命传统,发扬革命精神,并要求“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文明的主要支柱”。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又题写了“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和强调发扬井冈山的革命传统,1989年10月来江西视察时,挥笔题写了“继承和发扬光荣的井冈山革命传统”,并精辟地指出“中国革命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发扬井冈山精神”。江西是中国“红色旅游”的故乡。在国内,江西最先建立红色旅游区,最先提出红色旅游口号,最先举办“心连心”《红色之旅》节目。红色旅游,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事迹和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2000年江西就开始打“红色旅游”牌;2001年建党80周年时正式提出“红色摇篮,绿色家园”口号;2004年10月20日起程,行程一万多公里的“2004中国红色之旅万里行”活动,成为我省旅游发展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旅游宣传推介活动。国家旅游局领导评价说:“这不但是亲身实践和宣传推广红色旅游的一个创举,也是我国旅游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壮举。”红色,正成为江西旅游的主色调;红色旅游,正在被打造成江西最具吸引力的旅游热线!2004年,江西“红色旅游”大步向前,全省红色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达1350余万人次,红色旅游总收入77亿元,占全省按待国内游客总数、旅游总收入的近三分之一,红色旅游总收入相当于全省GDP的。2004年,革命圣地井冈山共接待游客万人次,增长;红都瑞金市共接待游客万人次,增长;而上饶集中营名胜区接待人数则同比增长60%以上。2005年2月21日,国家发改委、中宣部、国家旅游局等13家单位联合公布了《全国红色旅游条精品线路录》和《全国红色经典景区名录》。在全国红色旅游30条精品线路和123个经典景区名录中,江西“四线五景”榜上有名。四条精品线路分别是:1、南昌-吉安-井冈山线;2、赣州-瑞金-于都-会昌-长汀-上杭-古田线;3、井冈山-永新-茶陵-株洲线;4、黄山-婺源-上饶-弋阳-武夷山线。在全国红色旅游123个经典景区名录中,江西占5个,即:1、南昌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2、萍乡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3、井冈山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4、赣州市、吉安市、抚州市中央苏区政府根据地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5、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陵园。目前,中央正在大力建设的全国爱国注意教育基地的三个“一号工程”中,江西的井冈山就位列其中(另外两个为韶山、延安)。在红色旅游的交通条件方面,江西近年来有了很大改观,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开辟了更多的国际航线,井冈山军用机场改扩建为旅游机场,现已开通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经过瑞金的赣龙铁路已通车,吉井铁路也正在抓紧建设中;高速公路建设更是突飞猛进,三年增加1000公里,全省高速公路达1500多公里,使井冈山、南昌、瑞金、萍乡、上饶等红色旅游景区都有高速公路相通。发展红色旅游是“瞻仰一次圣地、净化一次灵魂”的政治工程;是“挖掘一种内涵、铸就一种精神”的文化工程;是“开发一方红,致富一方人民”的经济工程;是“三位一体”、利国利民的重大工程。从党中央、国务院到江西省委、省政府,对红色旅游都十分工视。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对加快发展红色旅游做出重要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04年12月印发了《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同月,《江西省红色旅游发展纲要》也出台实施。2004年10月21日,由江西省旅游局和大江网联合评选的江西“十大红色旅游景点”出炉。这十大红色景点分别是:井冈山黄洋界综合景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安源景区、瑞金叶坪综合景区、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永新三湾改编旧址、万载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旧址、于都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旧址、秋收起义修水策源地、景德镇新四军改编旧址。

在论及被称作“红色经典”的1950~1970年代中国大陆长篇小说时,许多学者指出了其对“史诗性”的追求;还有不少论者谈到了“茅盾文学奖”的史诗情结。当前文学批评界更是将是否具有史诗性、是否称得上真正的史诗,作为评估长篇小说文学价值的重要尺度。关于“红色经典”是否能称得上真正的史诗性作品,目前学界否定意见较多;而当下研究“红色经典”的论著,多从其产生的政治文化机制以及其是否具有现代性方面着眼,从其文学审美价值本身角度研究的较少。因此,从“史诗性”角度来评价所谓“红色经典”,应当还不算一个过时的论题;重新评估其文学价值,也很有必要。先要说明,本文使用“红色经典”这一称谓,指代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以及《李自成》、《三家巷》、《艳阳天》① 等为代表的一批一度影响极其巨大的长篇小说,并非意味着已预先肯定或确认了这些作品的“经典”性,而是因它已约定俗成,所指比较明确,使用起来方便。一、怎样才算真正的“史诗”作品虽然将史诗性作为长篇小说评估标准几乎已是学界共识,但究竟怎样才算真正的史诗性作品,却难以取得定论。我们不妨追本求源,看看美学史、文学史上得到普遍认可的史诗理论和创作。谈论小说作品史诗性的文章,理论上一般以黑格尔《美学》为依据,创作上则通常拿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等作品为样本。黑格尔在提及“史诗”这一概念时,是作为与“抒情诗”和“戏剧体诗”并列的一种文学类型来理解的。如朱光潜所言,黑格尔“对小说显然没有下过工夫”,② 他主要是将荷马史诗作为“正式的史诗”,作为叙事类文学的最高范本来界定其性质与特征的。概括起来,他认为“真正的史诗”应具备如下特性:1. 以对民族和时代意义深远的事迹及其过程为对象,通过描述社会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2. 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以及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3. 对于作者来说,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可能已成为过去,但相隔不远。作者对那种生活及其观照方式和信仰完全熟悉,作者所处时代的信仰、观念、意识与之是一致的。4. 作者在创作时未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奴役,也不受固定的政治和道德教条桎梏,他在创作上自由独立,对所描述的世界了如指掌,他自己的全副心思和精神都显现在作品里,使人读后感到亲切、心情舒畅。5. 读者能从史诗中领会到“英雄人物的荣誉,思想和情感,计谋和行动”,欣赏到“既高尚而又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诗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却又是完整的人。不应只表现人物的单一特征或欲望。③ 主要英雄人物“把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品质光辉地集中在自己身上,使自己成为伟大,自由,显出人性美的人物”。6. 史诗的创作主体的因素完全退到后台,“人们从这些史诗里看不出诗人自己的主体的思想和情感”,作者不在作品中露面,“作品仿佛是在自歌唱,自出现”。但作者已“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作品表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全民族的客观的观照方式”,却是由一个具体作者来完成的。7. 最适宜史诗表现的题材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8. 用战争做情节基础,“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都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而环境和偶然事故的力量也还有它的地位,不致削弱。”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最理想的史诗情境。9. 史诗在结构上应是有机的整体。④ 在黑格尔之后,人们把某些具有史诗特征的散文体叙事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也称为“史诗”或“史诗性作品”。以这种标尺衡量,《战争与和平》当之无愧,《静静的顿河》虽然写的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是公认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但说司汤达的《红与黑》、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也属史诗型,就有些牵强。这里需要辨析目前学界的一个误区:史诗性虽是对长篇小说的一种褒扬性评价,却并非衡量长篇小说是否优秀的唯一尺度。它只是长篇小说中一个类型的标准。比如,最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就不属史诗型,因为它的题材不是时代的重大政治或军事事件,不着力展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主人公也不是英雄;它是以细腻描述日常生活琐事取胜的。《三国演义》属“史诗性”长篇,《儒林外史》却不能算,尽管它写了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儒林中人。我们说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解放》是史诗性作品,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或《克莱默夫妇》不是,并不意味着后者的思想艺术水平就比前者低。但,无论如何,史诗性作品特有的审美价值、艺术震撼力,是决定长篇小说文学价值的一种重要因素。“红色经典”中,《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不属于史诗型,《红岩》虽然写的是英雄,似乎也不能算。虽然《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红日》、《三家巷》都具有一定的史诗性,但最合乎“史诗性”标准的,首推姚雪垠的《李自成》。二、《李自成》是“红色经典”中最具史诗性品格者《李自成》的史诗性并非学界公认。肯定的观点不少,1987年刘再复与姚雪垠论争之前持此论点者占多数,之后也有。⑤ 否定性观点,当以王彬彬《论作为“人学”的〈李自成〉》⑥ 为代表。概括起来,王文否定《李自成》史诗性品格的理由是:1. 作者不是全力写人,人物基本淹没在事件中;2. 《李自成》写人有欠缺:人物性格没有发展,没有深度,缺乏对人物心灵的洞察和灵魂的开掘,没有写出人物“心灵的搏战”;3. 全书结构支离破碎;4. “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创作意图是错误的,是导致全书“支离破碎”的原因;5. 作者意图过于直白,不耐人咀嚼,无法形成“李学”。《李自成》作者在写人方面是不是尽“全力”了,这个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一般读者和评论家,对于其中的人物形象,还是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未感觉人物被“淹没”在事件中。且撇开有争议的李自成、高夫人等形象,起码刘宗敏、郝摇旗、牛金星、宋献策、张献忠性格鲜明,崇祯、洪承畴、杨嗣昌、卢象升等明朝君臣的形象没有脸谱化,作者把他们当做“人”来写,比较细腻地剖析了其内心世界。崇祯借饷、杨嗣昌督师、洪承畴降清、卢象升殉国等单元应当说在中国现代小说里属于精彩篇章。至于说“人物性格没有发展”,这种判断并不客观。通读全书,不难发现主人公李自成从第一、二卷的处逆境而不气馁,到第三卷事业鼎盛时逐渐暴露缺点,再到第四、五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过程中自信发展为刚愎,对个人情欲从克制到逐渐放开而又并不特别放纵,与下属的关系从平等亲近到逐步拉开距离等明显变化。即使性格没有发展,也不影响其为史诗——《伊利亚特》、《三国演义》里的人物性格有几多发展?对怎样判定作品“灵魂开掘的深度”,不同的读者和批评家各有自己的理解。新时期以来似乎有一种倾向,似乎只有写出人的潜意识或突出人物灵魂的分裂才算有人性深度。确实,弗洛伊德理论产生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发现了以往小说不曾触及的领域,算是将心理描写深入了一步。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写了潜意识的作品肯定比没有写的深,不能说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就肯定比司汤达《红与黑》深刻,施蛰存《石秀》就肯定比施耐庵《水浒传》高明。再说,不一定非要写了“心灵的搏战”才能算史诗性作品,恰恰相反,按黑格尔的理解,由于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古典史诗中的英雄人物,如阿喀琉斯、阿伽门农,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心灵的搏战”,他们很坚定地按自己的既定信念行事,“他本来是那样人,就做那样人”。⑦《李自成》全书的结构经过作者精心设计,并不“支离破碎”,在40多年的创作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其美学成就已被许多批评家肯定,即使否定《李自成》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与作者历史观念的,对这一点似乎也没有太多异议。先写第五卷再写第四卷,恰恰说明作者已成竹在胸。有意追求“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这几乎是史诗型作品的共同特点,与塑造人物并不矛盾。至于该书未能形成“李学”问题,容下文论及。还有论者认为,“红色经典”难称真正的史诗性作品,是因其依据主流意识形态,对正面人物的描写过于理想化,“缺乏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⑧ 那个年代的作品都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框范,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理解那个年代的作家,但文学史是无情的,后世读者是无情的,他们判定作品是否具有文学价值、是否优秀之作,当然不会因理解体谅而给“感情分”;作品能否传世,还得凭自身。那么,我们就用“史”的眼光检验一下“红色经典”对人物的理想化描写,研究其“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问题。先谈理想化。《李自成》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现代化”与正面人物形象的完美化一直是其受到诟病的主要因素,有所谓“李自成太成熟、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老神仙太神、老八队像老八路”之说。笔者以为,单论“现代化”,须得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让古代人物具有只有现代人才有的思想(比如阶级观点),说出只有现代人才能说的话,如果不是像鲁迅《故事新编》那样有意“油滑”或如现今某些“戏说”之作那样“恶搞”,无疑当属败笔;但如果是指从古代题材作品那里看到某些现代气息,则属正常。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人看历史,必然会站在今天高度“重读”,历史小说的作者虽然写的历史,却必会将自己的现实生命体验融汇进去。这不仅不是缺憾,反能给作品带来活力。中外文学史上此类例证很多: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12世纪的丹麦人,我们却能从中感受到16—17世纪之交英国的现实;《三国演义》、《水浒传》创作情况与之相似。至于正面人物的理想化,不只《李自成》,其他“红色经典”也普遍存在;不只“红色经典”,文学史上的名著以及当今某些文艺作品也有:《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冉阿让,《还珠格格》中的紫薇,不都属于这种形象吗?那些有明显缺点的人物可能更具真实感、给人印象更深刻,但塑造理想化人物,也并不一定导致艺术上的失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文学史上两股主要潮流,因为人类既要认识现实真相,又要追求比既存现实更美好的东西;现实不完美,人们就借助艺术,在幻想中塑造这种完美,把它作为追求的目标或现实缺憾的虚拟补偿。现在青年人喜欢看“青春偶像剧”,正是出于这种需求:现实中有漂亮的男女,也有心灵美好、善良、崇高的青年,但将出众的英俊漂亮与极致的善良、聪明、脱俗综合于一身的情况,一般只能在艺术世界中见到。现实中有阶级斗争,有爱情,有练功习武的人,但他们一般不会终生只搞阶级斗争,一辈子只追求爱情或练功比武。某些“红色经典”单突出阶级斗争与革命,是对现实的高度“提纯”,正如琼瑶小说里的人物毕生追求爱情、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只知练功习武一样。这类完美人物艺术上是否成功,取决于他的思想、语言、行为是否基本合乎情理,是否能从情感上打动人。如果真实反映了作者的审美理想,这类人物也自有其不可取代的认识价值。再看“红色经典”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作品的“超越性”问题。“红色经典”对主要人物的理想化无疑基本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⑨。这里需要辨析的是,作者的“具体感受的世界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⑩ 是否一致。也就是说,作者本人本然的生命体验或人生见解与这种意识形态是吻合还是游离乃至对立;如果吻合,是在多大程度上吻合。“红色经典”的作者大多1949年以前就参加了中共的军事或文化斗争,成为革命队伍的成员,浩然是新中国培养的作家。主流意识形态已内化为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姚雪垠是抗战期间成名的作家,后来经过思想改造,也逐步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可以说,对于1949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他们“具体感受的世界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这种一致性的取得,或因作者与那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观点都代表了农民和农村知识分子的理想,或因作者本身原有的“五四”个性主义精神远不及要求政治进步、紧跟时代主流的欲望强烈,使其自愿对自己本然的精神世界进行改造,他们已经形成了以主流意识形态观点看人观物的习惯。因此,与茅盾、叶圣陶、沈从文等老作家不同,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对他们的创作思维形成太大阻碍,反使他们感到在把握历史时顿开茅塞,获得了他们自认为的“深度”。这正合乎黑格尔论史诗时说的“民族信仰和个人信仰还未分裂,意志和情感也还未分裂”(11) 的情况。但是,优秀作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不同程度的独立见解。这些独特之处,使得某些“红色经典”每每有溢出主流意识形态之处。例如《红旗谱》对朱严两家关系的描写,对冯家父子关系的描写,《红日》、《李自成》对“反面人物”的描写,《林海雪原》对少剑波形象及其与白茹关系的描写,《青春之歌》对林道静爱情心理的描写等等。究竟“红色经典”是否“缺乏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那要看对“超越性”如何理解。参照系不同,理解也会不同。比如,相对于普通的农民意识、相对于以往的农业题材作品,我们可以说《创业史》的思想观念具有明显的超越性;而若按新时期以后的意识形态,它就没有超越性,甚至明显“落伍”。那么史诗性作品是否必须与所表现的历史时期的观念拉开较大距离,乃至对之进行否定性反思批判呢?不见得!黑格尔的见解恰恰相反:如果当前现实强加于诗人的那种正起作用的信仰、生活和习惯观念和诗人以史诗方式去描述的事迹之间毫无亲切的联系,他的作品就必然是支离破碎的。因为一方面是诗人所要描述的内容,即史诗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原来离开这内容而独立的诗人自己的时代意识和观念的世界,这两方面虽然都是精神性的,却依据不同时代的原则而有不同的特征。如果诗人自己的精神和他所描述的民族生活和事迹所由产生的那种精神根本不同,就会产生一种分裂现象,使人感到不合式乃至不耐烦。(12) “红色经典”作者的“信仰、生活和习惯观念”正是与其“所描述的民族生活和事迹所由产生的那种精神”是相通的。当然,黑格尔针对的是古典史诗:荷马倾情歌颂希腊英雄们的英勇智慧,并未反思战争的残酷。我们引证黑格尔的论述,并非要以之作为金科玉律,衡量一切作品的史诗性品格,现代史诗型作品可以具有不同的审美选择。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就属于具有历史反思意识的杰出现代史诗。笔者也并非认为《创业史》就是最典型的古典型史诗,因为它写的是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没有特别尖锐激烈的冲突或战争、暴力场面。但上面的引述,起码说明否定性反思并非史诗性作品的必要条件。笔者认为《李自成》是中国当代小说中最具史诗品格者,是因它具备了古典型史诗作品的几乎所有特征。它选取的是明清之际对历史影响深远的最重大的社会政治及军事斗争事件,就反映生活之广阔、人物形象之众多、矛盾冲突之复杂尖锐、篇幅之宏伟而言,几乎无可匹敌;其人物性格之鲜明、人物语言之个性化、情节之曲折生动、结构之严谨、节奏之张弛相间富于变化,是普通读者和专家们都有体会的;全书既洋溢着英雄主义主旋律,又涂抹着浓重的悲剧色彩;既写了金戈铁马的战场厮杀,又不乏饶有趣味的日常风俗画面。作者对历史的成败得失进行了认真反思研究,既看出某种必然趋向,又没有排除偶然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作者重点突出了人的社会属性,对于生理本能因素没有过多渲染,但并非没有相关描写,例如对洪承畴降清前剃头时生理感觉的描写,就堪称精彩。《李自成》在新时期以后受到冷落,有多种原因,比如“宏大叙事”被“私人化叙事”代替,成为社会审美心理主流,文学界、史学界对以往正统历史观的反思,使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也不排除与作者本人性格的自负狂傲惹人反感,以及某些权威批评家为推出自己新的美学主张而以之为标靶进行贬低有关。1980年后出生的读者大多没有认真读过包括《李自成》在内的“红色经典”作品,他们的阅读选择主要受传媒影响,即使是中文系的学生,也大多先接受教科书与课堂教学结论的影响;而以前读过《李自成》第一、二卷的年纪较大的读者,又大多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读完其余三卷,在出版物铺天盖地令人目不暇接、读者又追新逐异的今天,这也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正如我们“发现”了张爱玲之后不能反过来否定或抹杀茅盾一样。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历史观有了新的发展,但若拉开时间距离审视,它们的总体思想艺术成就,未必就能超越《李自成》。那些做历史翻案文章的作品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用历史眼光看,所谓“新”也是相对而言——谁能保证在它们不再显得“新”的时候仍然让读者关注而不被遗忘呢?要知道,《李自成》作者当年也是以挑战以往明史研究结论,以在当时看来属于“新”的历史观、美学观处理历史人物形象的!比如对崇祯形象的塑造、对李自成帝王思想的描写,在当时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君不见《红日》就因对敌师长张灵甫没有完全漫画化,被诬为“为蒋匪帮招魂”(13)。《李自成》在这方面也许可算“红色经典”中的特例,因为它的写作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支持。(14) 且不论《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如何,作为曾经为文学史提供了新的因素的作品,文学史地位应当是没有疑问的。(15) 历史在发展,在前进,后代的人当然要有反思超越前代的意识。不过,别忘了,我们也会成为后人眼中的“前人”,与我们自己的“前人”一同接受历史的检验。历史常常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发展,今天宣布“过时”的,以后未必不会“复活”。关键还在于作品本身的价值。三、构成“红色经典”文学价值的其他因素如前所述,史诗型作品只是长篇小说中的一个类型,它并非衡量长篇小说是否优秀的唯一尺度。那些非史诗型的长篇小说,其文学价值从其他方面体现出来。“红色经典”主题明确单纯,虽然个别作品近年也被一些学者读出了表层主题之下的另外含义,但无论如何,其文学价值毕竟不是体现在内涵深奥、丰富、复杂、可作无穷解读方面。我这里要特别指出,并非所有文学名著都是内涵深奥、丰富、复杂的,文学史上还有大量内涵并不复杂,甚至比较简单的经典。诗歌里面这类经典不少,比如《诗经》,比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比如李白的《静夜思》,更遑论白居易的“新乐府”。这些诗可以让你展开丰富想象,每次阅读都可能有所共鸣,但并不需要专家们不断写出专著进行无穷阐释。小说中也有内涵相对简单的经典。《欧也尼·葛朗台》不就是揭示了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对人伦关系的破坏吗?《安娜·卡列尼娜》有两条情节线索,似乎复杂些,但也不太可能形成像“红学”那样的“安学”。以萨克·辛格指出:“在我看来,好的文学给人以教育的同时又给人以娱乐。你不必坐着唉声叹气读那些不合你心意的作品,一个真正的作家会叫人着迷,让你感到要读他的书,他的作品就像百吃不厌的可口佳肴。高明的作家无须大费笔墨去渲染、解释,所以研究托尔斯泰、契诃夫、莫泊桑的学者寥若晨星。”(16) 笔者当然决不认为需要“大费笔墨去渲染、解释”的作品就不是“好的文学”,但觉得现在有必要强调并不复杂艰深的作品也自有其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中国现代小说中,你可以说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的作品别具一格,但它们的内涵究竟有多复杂?是“说不完”、发掘阐释不尽的吗?你能总结出《竹林的故事》或《荷花淀》的七种八种主题吗?不属于说不完、阐释不尽的作品,不等于不值得反复阅读。反复阅读有时只是为了品味,品味其中的韵味、趣味、情调,或感受那种情感、氛围。马克思对古希腊艺术的叹赏早已是众所周知,可希腊神话并不艰深复杂。相反,它体现的是一种童趣。由于主客观原因,“红色经典”在人性开掘的深度方面有明显局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缺乏人情美。“人性”和“人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是指各种人伦情感、生命感受。“文革”时期的文艺作品被新时期批评界指为普遍概念化、缺乏“人情味”。确实,这一时期作品中的正面主人公都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就小说而言,《金光大道》里的人物除了阶级感情,人伦情感已经淡而又淡:《艳阳天》中的萧长春还有与焦淑红的爱情线索、有韩百仲与焦二菊的夫妻情,而高大泉与妻子之间,已看不出多少自然的爱情因素,高二林也更主要是他的“阶级兄弟”。但,这并不是说那时期的作品都不能以情动人。京剧《红灯记》就每每催人泪下,因为它在“样板戏”中是少有的表现了感人的人伦情感的作品。尽管李玉和一家没有血缘关系,可观众从感性层面上感受到的,也并非单纯的阶级关系,他们一家三口三代之间体现了一种类似血缘亲情又高于血缘亲情的“义”——将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幼儿含辛茹苦养大成人,这比普通的父爱母爱更动人!产生于“十七年”的“红色经典”,更不乏人情描写。《创业史》中表现梁生宝与养父梁三关系的片段,也是比较动人的篇章。《红旗谱》的作者对朱老忠的夫妻情、父子情、朋友情浓墨重彩予以表现;而运涛与春兰、江涛与严萍,以及《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余永泽、卢嘉川、江华,《林海雪原》中少剑波与白茹,《三家巷》中周炳与几位青年女性,《红日》中梁波与华静,《创业史》中梁生宝与改霞爱情关系的描写,成为那一时期读书界的沙漠甘泉。重视作品的故事性与情节设计,是“红色经典”吸引读者的又一个原因。《林海雪原》、《红岩》、《李自成》在这方面都很突出,它们在那个特定时期既发挥了政治教化功能或传播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又起到了优秀通俗小说所能给予普通读者的审美娱乐的作用。《艳阳天》矛盾冲突紧张激烈、环环相扣,假使读者对其中的意识形态观念不是特别反感拒斥,(17) 一旦读进去、进入小说的特定情境,也有可能被深深吸引,手不释卷。由于题材的原因,《青春之歌》在传奇性方面弱于《林海雪原》、《红岩》和《李自成》,由于创作观念的差异,《创业史》在矛盾冲突的剧烈紧张程度上不及《艳阳天》,但都还是有一个能吸引读者的故事,使读者关心人物的命运,与人物产生某种程度的共鸣。《红旗谱》则介乎情节小说与生活化小说之间,兼备两者之长。我赞同王蒙的观点:“一般认为故事起的是两个作用:载体作用与结构(主线)作用。这些看法并不错,确实故事是有这样的作用。但仅仅如此讲,实际上忽视了乃至抹杀了故事本身的文学价值。”他认为“做事本身就是审美的对象。故事就是故事,而好故事就值得一看,就有文学价值。”好的故事可以吸引读者,使之产生审美愉悦,使作者对人生与社会的感受理解以文学的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红旗谱》、《三家巷》以及《李自成》对日常风俗与生活环境的描写,《林海雪原》将对东北独特自然风光与神话传说结合,也是被许多读者和评论者津津乐道的。这是其文学价值的又一重要方面。现在,虽然“红色经典”风行的年代已经过去,但它还没有真正文学史化,因为与“红色经典”反映的那个年代的生活以及“红色经典”作者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仍然在世。“红色经典”能否成为真正的文学经典,“红色经典”中哪些能传世、哪些会最终被文学史淘汰、被读者遗忘,还需要更长时段的历史的检验。也许需要50年,也许更长。

追寻红色经典 重在传承革命精神 争优的工作热情,笔者不禁为之叫好!随着党的90华诞临近,神州大地掀起一股红色风潮,各地红色主题活动如火如荼,城市乡村红歌嘹亮,革命圣地游人如织。一些单位为了让党员职工亲身感受革命战争年代先辈们的艰辛,使心灵得到洗礼和震撼。集体组织或千里迢迢赴井冈山,脚蹬红军鞋,身穿红军服,肩扛红军旗,重走红军挑粮小道;或到白洋淀,驾起小木船,扛起“大抬杆”,穿行于芦苇荡,寻找抗日武装雁翎队的历史痕迹,一趟下来花费不菲。我们不否认这种近距离感受先辈精神,体验式接受红色教育的作用,但“路”可以重走,“船”可以再划,“场景”却难以复制。没有当年敌人封锁围困的威胁,没有四处游击,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的境遇,没有生死悠关的枪林弹雨考验,心灵的洗礼和震撼只能全凭自己用心感悟。追寻红色经典的意义不单纯满足人们的好奇与渴望,更在于对先辈们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常言道:心动不如行动。追寻红色经典,关键在于“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重走红军路”、“泛舟白洋淀”可以回味斗争历史,但对先辈精神的传承应该不仅停留在场景的模仿和身体的劳累感受上,更应当体现在价值观的校正和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的身体力行中。毋庸讳言,在思想多元化和到处充满诱惑的当今社会,少数党员干部身上出现的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奉献精神缺失,贪图享受,作风漂浮、工作不实等问题,与先辈的革命精神相去甚远,损害了党的形象。继承先辈的革命精神,就是要以先辈为镜子,找差距,见行动,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坐标,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和艰苦奋斗意识,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努力做一个无愧先辈、无愧时代、无愧人民的好党员、好公仆。就开展纪念党的生日,进行党史教育而言,应该说追寻红色经典、聆听英雄报告、重温入党誓词、上党课、唱红歌等形式基本属于常态。纪念活动应遵循党中央有关通知要求,坚持既热烈隆重又务实节俭的原则。一方面,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前述市内某单位的做法值得倡导。另一方面,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防止形式主义、花架子。列宁曾经说过:“庆祝伟大节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还没有解决的任务上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就是我们开展纪念建党90周年活动目的之所在,就是我们追寻红色经典,传承先辈精神之真谛。

经典名著与影视改编论文范文

经典的名著要想翻拍成影视作品也是很不错的想法

还原解读与当下解读—古典名著影视改编的关键穿越历史长河积淀卜来的一系列古典小说名著,民众认知程度极口,为人众月一热能详,在当代社会仍然拥有巨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语境和技术条件卜,通过影视改编等手段,对古典小说名著进行再阐释,使之人众化,视觉化,精美化,在追求“眼球经济”的今人,既符合当代社会文化心理的需要,又有利于经典名著的介绍和吾及说到古典名著的影视改编,我们首先要界定子卜么才算得上名著改编名著改编是带着镣铐进行的舞蹈,是对名著文木木身进行的一种有限制的再阐释再创作因为古典小说名著的影视改编,是以原著文木为基础和核心,以影视为包装和重组的技术手段和表现方式的,而不能颠倒了一者一之间的关系所以,古典小说名著的改编自山发挥的空间相对较小,必须在保持与原著的故事情节以及作者一的思想观念基木一致的前提卜,来进一步追求符合当代人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理念但是近年来,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文化现象:很多作品袭改编之名,却少{没有行改编之实,而是“借壳上市”般的纯自山创作这类作者一往往借名著的知名度,在自己的作品中冠以人众热悉的人物或名目,创作的却是极具原创意味的故事如影视作品《大话酉游》、《星光灿烂猪八戒》:网络文学作品《悟空传》、《沙僧口记》等等,虽然承袭了古典名著中的一些文化因素,故事内容和思想意识却发生了根木性的变化因此这类作品不应归属在名著改编之列,而应视为原创作品既然古典名著的影视改编是在现代文化背景卜,借助现代技术,进行的含有现代文化因素的再阐释,那么,改编之前就要解决这样一些根木问题:如何理解名著了女ii何处理原著精神与当代文化之间的历史跨越了如何协调忠实历史和原型的同时又赋子改编作品以现代文化因素,使之为观众认同和接受了从文学解释学的角度分析,对经典名著的再阐释要考虑文木木身的审美阅读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解读两个方面的问题,伽达默尔所建立的酉方文论中的现代解释学,就是对理解的木体论性质和理解的历史性两人原则的系统发挥和阐说在笔者一看来,对古典名著的解读和阐释包含了两个部分:就是原著文木的木体自在性和理解主体所处的历史阶段性,我们也可以将之概括为还原解读和当卜解读虽说解读的终极目标总是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达到理解主体与文木木身合而为一的默契,然而具体的解读总是有具体理解上的差异性,正如“一毛个读者一就有一毛个哈姆宙特”的酉方经臾论断理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卜的差异性来源于,理解是人的一种在时间中发生的历史性行为,必得以人生存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处境为出发点,必然要打上历史流变和时代文化的烙印,而不存在超越时间和历史的纯客观理解对古典小说名著的理解也不例外尽管对经典名著的阅读已经超越时空,形成了一种基木的文化共识,但是落实到个体阅读上的理解仍然是毛差万别的,仍然有每个时代文化背景卜所包含的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具体而微的差异还原解读,首先是指尊重经典名著的文木木身按方法论解释学的观点,理解的目的是要消除误解以达到对文木中作者一意图的准确理解,因此,正确的理解必须消除成见,跨越时间距离所以在古典小说名著的影视改编过程中力求准确理解,还原木貌,就要与原著的基木故事情节以及原著作者一的基木价伯观保持一致,追求作品内容的木质真实,追求一种还原历史风貌的“神似”,把握作者一的创作精神,这是对古典小说名著改编的基木要求例如,《三国演义》的影视作品要尽m:展示人卜三分和政治风石的恢弘y势,《水浒》的影视作品要着力刻画人物的英雄y质和典l}!J性格,《红楼梦》要表现封建末flf_贵族家庭的儿女情长和悲剧主题如果脱离了对小说文木木身的理解,名著的影视改编就会堕入无根的虚妄,无法传达出为观众认同的文化精神法国析学家利科的解释学文论认为,文木具有自身内在的结构和自律性,解释就是遵循文木的内在结构JI子以揭示的过程古典小说名著的影视改编也是要遵循这个过程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山」几“成见”之不可避免,要求得木真理解,就要像伽达默尔认为的那样,发挥来自一种整体的历史传统的“真前见”的作用,将被理解的文木带出现实关系而纳入相对封闭的历史视域,从而保证我们对历史流传物木真意义的理解而越是经典的作品,越具有自身显著的文化特征和精神内涵,其文木内在的还原J险也越好我国古典小说名著,经过数代人的阅读与阐释,已经形成了文化认知上的y度一致性,容易达成对小说的木真理解因此,影视改编作品的再阐释容易与观众产生共鸣央视版《红楼梦》、《酉游记》、《三国演泛》、《水浒》等名著改编电视剧的成功就与其能够再现小说的精神风貌,贴近人众的心理期许分不开当卜解读,就是要考虑阅读主体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山于传播形式的转变以及作用对象的不同,古典小说名著的影视改编必然带上当代文化的因子伽达默尔认为:艺术品存在J几意义的显现和理解活动之中:读者-的理解使作品存在变成现实:艺术作品存在J几一切可能的阅读理解之中,它将自己的存在展示为被理解的历史照此说法,读者一的理解是一切作品具有存在意义的前提古典小说名著通过影视改编,被赋子当卜性,在观众的感知和理解中获得存在意义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文化的存在形态是流动不居的,每个时代的读者一(观众)群有自身带有群体性的文学接受的习惯系统,美国文论家卡勒说,文艺作品“只有在与一种被读者一接受的习惯系统发生关系以后,才会有意义”通过这种文化习惯系统的实现,古典小说名著的影视改编才能得到人众文化心理上的认可,为适应当代的审美需求和文化心理做一些改动也就必不可少亩目照搬照抄,妄想原汁原味,不给阐释者一留卜腾挪的余地,既不可能也不现实解释学文论认为文木的意义是向读者一的理解开放的,肯定文学文木的开放性,把对文木的解释看成是文木意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古典小说名著的影视改编也是山当代人众的主观性共同参与完成的但是改编必得具备这样的前提:不违背历史真实和作者一木意JI有助于加深观众的理解和欣赏在保证主要故事和主要思想不变的前提卜,加入一些细节刻画和人物性格以烘托或渲染故事情节,是可以理解有时也是必要的而对于一些和时代文化思想完全相背弃的东酉,也可以酌情进行删改例如电视剧《水浒传》中对潘金莲的态度,有一定的同情和美化成分,就暗含了当代文化因素中与封建社会截然不同的女性意识一些影视改编的事实表明,这些细节改动也确实起到了丰富剧情的作用但是,如果改编没有建立在上述基础之上,夸人解读和阐释的随意性,就会陷入逻斩混乱,漏洞百出的状况:或者一味迎合某些人低俗的倾向,将经典名著庸俗化,甚至篡改得面目全非,就背离了改编名著的初衷,让人部分观众产生文化疏离感,引起反感和指责影视作品是以一种灌输式的方式将文化娱乐信,传递给观众的,如果单向度地传达许多错误甚至有害的信急,必然扰乱和误导人众对古典小说名著的认识和理解,将会贻害无穷前些年,一些召)曲和解构历史的所谓反历史主义的影视作品,就曾引起过学者一和观众的强烈不满对古典小说名著解读和阐释是进行影视改编的前提基础如果对名著的理解木身就有问题,就不到位,改编出来的作品也必定粗制滥造,乏善可陈,这无论对观众还是对原著来说都是一种襄读只有处理好还原解读和当卜解读之间的关系,追求均衡和适度,找到一个较为满意的结合点,才能使影视改编作品既叫好又卖座从古典小说名著改编成影视作品的情形看,央视版的《红楼梦》、《酉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等等,创作态度严谨,画面制作精良,体现了小说原著精神,也融入了当代文化因素,获得了观众好评但是这JI非意味着古典文学名著之再阐释与再创作达到了i1:境山」几古典小说名著是作为历史性的文化现象存在的,其文化意蕴和精神内涵将随着时代文化的发展而向后来的解读和阐释者一更多维更全面地敞开,因此,对古典小说名著的理解与阐释也将是进行式的具有反复演绎的可能险,不可能到达艺术的终点而这也正是我们研究古典名著进行文化阐释的意义所在也只有这样古臾小说名著才能最终走卜书架,走进市场,贴近民众,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文化食粮

可翻拍,但要注重表现技巧。

其实无所谓孰是孰非,影视文化的存在、发展和繁荣自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由。她与古典名著一样,只是艺术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无高低优劣之分,而只有表现技巧之别。对于任何一种文化艺术,我们既不能过分宣扬,也不能过分压抑。我们只能理性客观地分析。

先说改编之得。

影视文化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是因为她能更好地带动人们的情绪,拨动人们的心弦。这种前所未有的视觉、听觉上的冲击让人无法不神往陶醉。

在一般人看来,80年代出品的电视剧《西游记》里六小龄童扮演的孙悟空那嫉恶如仇、爱憎分明、敢作敢当、机智勇敢、生性调皮的形象比字面上得来的要生动得多。因此,相对于古典名著的艰涩难懂,她更易为观众接受。

古典文学向来不是普通大众的盘中饭食,即使在古代,除了些摇头晃脑的儒者外,人们更喜欢口头说唱而不是直接与原作者进行心的交流。普天之下皆研究高深之文学,这本是我们无法也不必奢求的场景,而影视文化的出现让古典文化有了更大范围的推广。

大概没人会否认说唱艺术在我国古代四大名著等的产生、发展、传承、推广方面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影视这门“现代说唱艺术”对于古典文化在今日社会传承的作用呢?

影视作品一经产生即有其特别之思想。“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名著在改编过程中也无一例外地糅杂进了现代人的审美意识与价值理念,完成了对原著内容主旨的新的诠释。较之原著,改编后气息大异,与现代人同声相应,自然能够占据人们的心灵。

大多数作品能够坚持文化自觉,宣扬真、善、美,对于人们的精神文化建设和引导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1962年绍剧戏曲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引起毛泽东与郭沫若唱和,同年改编的影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以人妖矛盾为主体。

着力描绘孙悟空明辨真伪、嫉恶如仇的英雄形象以及他不为假象所惑、征服邪恶势力、护卫唐僧取经的艰难历程,同时也批评了唐僧人妖不分、认敌为友的错误。 这不能不说是对“西游记文化”的丰富发展。

影视文化在推广并且一定程度上丰富充实了古典文化的同时,其自身的艺术品位也得以提升。在俗气横溢的当今世界,此举虽尚无力挽狂澜之能,却有阻遏抵制之效。不敢想象这世界只剩下濛濛细雨中的言情、大漠飞沙中的武侠,俗了又俗的人物和情节,还有现在泛滥成灾的穿越题材的影视作品。

我不是否定当代人所创造的文明艺术,毕竟所谓的经典也不总是曾经,她也是某群“当代人”的产物。我只是否定这种趋附潮流、思想全无的毫无根本之作。幸运的是,还有人记得我们先人给我们留下的博大精深的财富,不管其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没忘掉总是好的。

改编之失

现在的影视文化创作量确实不少,由古典名著改编而来的也越来越多,然而总的趋势是浮于浅薄,仅仅满足于给观众以短暂的娱乐享受。少了内涵,极尽喧哗之势;低了品味,却作忸怩之语。甚至完全抹煞原著形貌,加以无厘头、恶搞、后现代之颠覆创作。

其实情节忠实于原著与否是次要的,我们允许做些无关大局的调整改动。但由于自身艺术形式的限制,影视作品难以完整体现原著的主旨和表达出深刻道理。

这另一方面也与观众在欣赏影视作品时所抱定的价值取向和态度有关,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仅供娱乐消遣用的。尤其是改编这些在时空上与我们有很大距离的古典名著,用现代动作和语言演绎出来总不是那个味儿。

而古典名著改编成现代影视作品所带来的最重要的缺失恐怕是整个社会层面上的。人民大众接受影视文化的同时,不自觉地疏远了古典文化,并产生出了一种影视文化就是全部的错误观念。这种缺失在现代青少年群体中体现得很明显。

类似“顶”“赞”“给力”“神马都是浮云”的词或句泛滥得实在令人作呕。网络上一人振臂、万人揭竿的大骂战也让人觉得当今社会除了言论自由外,大概无甚独立之人格与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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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翻拍也是一次创造,考验的是编导和演职人员的艺术造诣。从文字媒介到视觉媒介的转换本来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若能还原出名著的风采、艺术魅力其难度不亚于一次创作。四大名著的翻拍已经做了一些很好的尝试,虽说难以尽如人意但跟随后鹊起的名著翻拍新潮相比,愈加显示出后继者的糜烂和无能。

比较而言,新版很难赶上老版最主要的原因是走了庸俗化的路子,以现代人庸俗化的口味来调和名著的情调,企图按照自己的口味来改造名著,而自身的艺术造诣又常常力不从心,对原著大加拆解,添油加醋已经蜕变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翻拍闹剧。

最先给人这一感觉的是新版西游记。旧版的西游记本来觉得就有很多的缺憾,但是看了新版之后才知道旧版原来是如此弥足珍贵。新版西游记不仅仅是粗制滥造,更有莫名其妙的编造,将唐僧写成了一个哲人,猪八戒写成了小丑,整场布景基本上是原地转圈只有角度的差别,仅此一项就足以看出其与旧版的差距。

阅读过原著的人尚有基本的判断力,而一些依赖电视剧的人却有可能被严重的误导。这就是低劣的翻拍给文学艺术带来的硬伤所在。反观近年来的艺术市场,市场化的诉求早已腐蚀了艺术创造的严肃性,从编导到演职人员都变成了赚钱的机器,艺术的戒律,审美的导向正在变得不可捉摸,过分市场化必然导致艺术的萎缩,创造能力的萎缩,而艺术涵养文化修养的缺失更是将艺术逼进了庸俗无聊的境地。

- -哈利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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