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知识分子论文题目

压制着人的个性的发展。它不会给你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你去发展。在那些卫道士的眼里，你一旦反抗了，那就是和他们为敌了。涓生的失业，说到底一句就是那些卫道士们在压制着涓生。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添什么谣言？那还不是说涓生和子君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没有经过双方家长的同意便同居了，那是大大的破坏社会风气的了！和她的叔子，她早已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子君的叔叔连自己的侄女的不认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子君是个不遵守道德的人。记得涓生和子君在找住所的时候，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大半是被托词拒绝。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人们是看不惯，也看不起那些自把自为的叛逆者的，他们的内心深处只有礼教这两个字，而没有爱情两个字！也许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得而复失的时候，子君可以重新过上自己的生活，那也不算是太大的悲剧，最多我们只是可惜他们的爱情是那么的弱不禁风而已，也不会太大的悲伤。但是，在当时那样沉滞、腐朽的社会里，她只能：现在她知道，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空虚。负着空虚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那是什么？那是吃人的社会啊，子君走了第一步，社会就不会让她有机会改正的了，既然子君违背了他们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那子君最后只有被逼迫走向那没有墓碑的坟墓了，这些是多么的可悲啊！即使你有更强的意志与斗志，到头来也会有给它吃掉的危险，想得到真正的自由，那只有推翻这个吃人的社会，推翻一切沉滞、腐朽的制度。可以说社会上的流言似虎吧，涓生和子君的同居引起多少人的白眼？引起多少的议论？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就连自己的朋友也是一样，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其实鲁迅先生又何曾不是呢，为了和许广平同居，为了他们的爱情，他们只有离开了北京，作为一个战士的鲁迅尚且要里开，涓生和子君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社会不会给他们的爱情一个自由的空间，恋爱是自由的在他们那个社会里是不会出现的，那他们的爱情绿洲也就被破灭了。在那沉滞的社会里，他们想跨出一步是那么的困难，可以用许广平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在社会上严厉的戴着道德的眼镜，专唱高调的人们，在爱之国里四不配领略的人们，或者嫉恨于某一桩事，某一方面的，对爱的他俩，也给予一番猛烈的袭击。（二）涓生和子君他们本身的性格弱点也注定了他们的爱情必定是一个悲剧。他们两个人同居之后，他们的性格也随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生活的压迫接踵而来，生计断绝的困境中，涓生那自如的心情没有了，随即自己的自私、虚伪和卑怯的心理便膨胀起来。这样，他们的爱情也就在自己那膨胀的心理中慢慢地变质，慢慢地变淡，最后走向了破裂。刚开始的时候，涓生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也是令人感动的。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他们都是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彼此鼓励着，彼此依偎，准备逃脱这个沉滞的社会，追求自己的爱情，他们抛弃了世俗的眼光。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确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他们的爱是甜蜜的，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但是，涓生他本身的弱点，在社会和生活的压力下，慢慢地流露出来。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这样教育儿子：要记住，爱情首先意味着对你的爱侣的命运、前途承担责任……爱，首先意味着献给，把自己精神力量献给爱侣，为他（她）缔造幸福。爱情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奉献。但是，涓生他做到了吗？我想他没有做到，……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咋一看，好象还挺有道理的，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看上去也是无可厚非的，也会赞同。但是，我们想想，他们所生活是怎样一个社会？是一个沉滞的吃人的社会。涓生那样做，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把子君往死里推的表现！一种虚伪的心态！他也知道子君一旦离开了他，回到她父母的家里，她一定会死于那无爱的世界。最后子君死于那无爱的世界里。涓生没有做到为爱侣奉献，更没有尽到对爱情应该负的责任，他想的只是他自己。说句不好听，是那种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里，他离开了子君，实际上就是把子君送向死亡的尽头！当然，我们不可以认为涓生就是一个坏人，他也沉痛地说出了自己悔恨：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也是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在最初反抗家庭专制的斗争中，子君同样表现出非凡的勇敢和坚决，她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响亮的个性解放呼声，但她以为争得同居的权利，就获得了一切，从此安于平庸的生活，将别的人生的要义都忘却了。旧思想的束缚使子君心甘情愿地成为捶着衣角生活的家庭主妇，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的思想牢牢地禁锢着她。一旦失去了涓生的爱，便无可奈何地退回父亲那里，独自负荷着虚空的爱的重担，走完人生的长途。（三）、经济上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轻松自如的心态，他们的爱情也就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级，生理的需要排在首位，也是最基础的位置。一个人想在社会有一番建树，首先应该是解决生存问题，生存的问题解决不了，还谈什么其他奋斗？在涓生和子君生活的社会里，他们要生存，最起码的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他们必须解决经济这个问题才有机会令爱情更加牢固。涓生和子君的爱情虽然都有很深的感情（刚开始的时候）。但是，到最后他们那朵美丽的爱情花朵也是悄然凋落。在除了社会压逼和他们个人性格特点的缺陷之外，生活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斗志！我虽然不敢说没有面包就没有爱情，但是没有面包的爱情是难以维持的，难道真的是：有情可以饮水饱吗？美满的爱情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就像一朵美丽的花朵需要阳光和雨露一样。在经济困顿上，涓生和子君那轻松自如的心境没有了，当涓生被局里开除了的时候，子君的第一反映是：无畏的子君也变了颜色，涓生也只有忙碌在于那求生的道路上，以前的那些轻松心情没有了，他忙碌在那抄抄写写的工作中，由此也和子君产生了矛盾。涓生要一个安静环境去工作，而子君也为了生活上的一点琐碎的事情和生活上的拮据而同邻居争论不休，致使涓生有了那么的一种感觉：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鲁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支持创办《越铎日报》。 1912年初，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他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他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与共产党人交往密切，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他关心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有两句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鲁迅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许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饮誉全球。《鲁迅全集》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参考资料：

鲁迅《呐喊》中的人物主要分三类吧，都是以封建制度为标准的，第一类是制度的弃儿，就是我们熟悉的孔乙己，第二类是封建制度的卫道士：高尔础、四铭，第三类就是比较进步的那一类，以后后来居上的那类，和封建制度做斗争的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和子君等。说到政治地位嘛，你想想，知识分子在古时候称之为“士”，所谓士就是通过考试进入官僚集团，即所谓“学而优则仕”，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因此，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但是，在鲁迅的笔下，我们看到的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本惨遭遇，这一点不是说鲁迅真正对知识分子绝望，如果真的绝望，他也不会写下如此绝笔。我觉得，鲁迅笔下的悲惨，虽然让人感到灰暗看不到希望，但正是因为这一点，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让人深刻感知自己的缺点。所以，知识分子虽然在辛亥，五四时期，遭遇悲惨，但他们是更具时代精神的角色和标志，他们仍有忧国忧民的胸襟，和满腔的愤怒。这是推进社会前行的源动力。给分吧，呵呵

细胞膜内有两种主要成分：细胞质细胞核和细胞膜。细胞质中含有一些消耗和转换能量的结构，以及执行细胞功能的结构；细胞核内含有细胞的遗传物质和控制细胞分裂及繁殖的结构。

鲁迅知识分子论文答辩自述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鲁迅的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

尊敬的各位老师：上午/下午好！我的论文题目是《我国小微型企业生存状况的探讨》，这篇论文是在我的指导老师XXX老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这段时间里，X老师对我的论文进行了详细的修改和指正，并给予我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这里，我对他表示我最真挚的感谢和敬意！下面我将这篇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结构及主要内容、存在的不足向各位老师作简要的陈述，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首先，我想谈谈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及这篇文章的研究意义。其次，我想谈谈这篇文章的结构和主要内容。我的论文主要分为以下X个部分：第一部分XXXX第二部分XXXX第三部分XXXX我的论文结论是：XXXX最后，我想谈谈这篇文章存在的不足。在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尽可能多的收集资料，虽然从中学到了许多有用的东西，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由于自己学识浅薄，认识能力不足，在理解上有诸多偏颇和浅薄的地方；也由于理论功底的薄弱，存有不少逻辑不畅和辞不达意的问题；加之时间紧迫和自己的粗心，与老师的期望相差甚远，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思考和探索，借此答辩机会，万分恳切的希望各位老师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多指出这篇论文的错误和不足之处，我将虚心接受，从而进一步深入学习研究，使该论文得到完善和提高。以上是我的论文答辩自述，敬请各位评委老师提出宝贵的意见。谢谢！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其精神特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等。他们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一心想求得功名，充满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作者对他们既有批判，也有同情；第二类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追随者，如《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等。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腐朽，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或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或是不学无术的文人垃圾、文人败类。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没有同情；第三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和反抗者，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以及《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一件小事》中的"我"和《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等。他们具有现代的意识、进步的思想和改革的要求，也曾有过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辉煌历史，但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类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鲁迅希望大家通过他们失败的故事，看到他们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们自己缺乏"韧性"精神和斗争策略的结果。鲁迅创作《伤逝》的目的，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同类题材小说，不是为了表现青年人为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而对封建婚姻观的反抗，也不是为了歌颂当时风行一时的"个性解放思想"，而是为了指出"个性解放思想"的局限，探讨受"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一代"五四"反叛青年在冲出家庭的牢笼后如何才能走上"新的生路"。鲁迅在写作这篇小说的两年前，即1923年12月，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过一次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一部社会问题剧，曾被译作《傀儡家庭》在中国公演，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当时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如何走出家庭，而鲁迅则在演讲中告诫大家："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的。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两年之后，鲁迅旧话重提，是因为他认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仍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他在《伤逝》中不厌其烦地12次用了"新的生路"一词。《狂人日记》中作品通过主人公狂人的眼睛，观察了他身边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跟着吃人。狂人为此而困惑，作者为此而愤怒："是历来如此惯了，不为以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在狂人或作者看来，这些人如果不改，最后终会被吃掉的，而未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些"或者还有"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身上，因此，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作品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还表现了作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狂人日记》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狂人的形象具有"狂"与"不狂"的两重性。狂人的"狂"，一方面在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特征，一方面也在于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而狂人的"不狂"，则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认识，说出了当时人们不敢说或根本还没有想到的话。如同历史上凡是反抗传统、反抗社会现存秩序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视为"疯子"一样，狂人的思维和语言常常是离经叛道的，但他的观察和结论却是丰富和深刻的。因此，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象征形象。然而，鲁迅对于狂人的命运和前途却并不乐观，因此，在作品的"文言小序"中预感到了他的结局："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

鲁迅知识分子形象分析的论文文献

首先，讲明鲁迅这一时期的写作背景，接下来抓主干，提炼你的中心论点，分条理讲清楚了。结合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分析；最后，概括出知识分子的形象特征与卢纶的创作思想即可。

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分析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下面是我整理的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分析，希望对你有帮助！

摘要：鲁迅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大多是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抨击封建思想对人民的荼毒。他的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等等。在这些作品中，鲁迅或多或少地都塑造了一些知识分子形象。

关键词：鲁迅现当代文学知识分子

Abstract: Lu Xun is the founder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Most of his work is to expose the darkness of society at that time, he attacked the people of feudal thinking poison. His major works include the short story collection "The Scream" and "Wandering" and so on. In these works, more or less Lu Xun have created some intellectuals image.

Keywords: Lu Xun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一、前言

鲁迅对于当时知识分子的观察是深刻的，细致的，全面的。他并没有把所有的知识分子塑造成同一张嘴脸而是根据所观察到的现象加上自己的艺术创作形成了几类知识分子的形象。在这些作品中的知识分子虽由于所受教育和自身经历各不相同，生命轨迹也不同，但结果都殊途同归，生活十分凄苦窘迫。比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陈士成就能被划归为同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受着“八股取士”的毒害，认为人生是以考取功名为最高理想，完全是“范进”一类的旧式知识分子。而这样一类人在鲁迅所处的时代已经渐渐面临淘汰的局面了，背负着这种理念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惨淡收场。

二、鲁迅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

(一)具有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形象。从秦初到清末，封建思想中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深深左右了一代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他们前赴后继地寒窗苦读数十载，就为了能够有朝一日参加殿试，一举夺魁，带着万人觊觎的“状元”之名荣归故里，光宗耀祖。即使在今天仍然有许多人抱着这样的观点。封建思想让孔乙己思维僵化，一切行为都有了纲式标准。而封建制度使得世态炎凉、人情淡薄是重重地推了孔乙己一把，加速了他的灭亡。在封建思想的长期影响下，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凡是没能中举的文人都是无用之人。所以“短衣帮”虽然受着孔乙己心中的轻视，但他们对于孔乙己的轻蔑却是一览无遗的。

(二)具有革命意识的知识分子形象。如涓生、子君这般出生于反帝、反封建大潮中，并且接受着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对于未来总是怀抱着美好的愿景。他们热爱生活，充满朝气，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在子君眼中却仍有美丽之处。“她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的紫白的藤花。”。子君的脸上时常带着笑涡，“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面对别人的指指点点“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当“我”和她谈起在家的长辈时，子君大声地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震撼人心的心声。

(三)鲁迅对二种知识分子所持的不同态度

1.对旧式文人的态度。鲁迅在讽刺、批判的同时也流露出了对为制度所害的文人的深深的同情。当时社会只让知识分子走了一条路那就是“科举取士”之路。一旦这条路走通了，等待你的将是前程似锦的金光大道。但毕竟僧多粥少，能够取士成功的是凤毛麟角，而剩下的如陈士成这般的文人过着怎样的日子呢?七个学童得知他的再次不中后“脸上都显出小觑他的神色。”连小孩都看不起他。而且因为一心想靠读书致富，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没有培养可以糊口的其他技能。因此“科举取士”之路实则是条不归路。不胜则只能终日家徒四壁。笔者认为如果有另一条道路存在，陈士成决不会整天挨饿受穷而不去想别的营生的。他也只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他的一生令人唏嘘不已。鲁迅将他的下场描写的如此凄凉一方面是为了加强抨击这种残害人的封建制度的力度，引起人们的警示。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这类无辜的旧式文人的怜悯、同情。

2.对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态度。“鲁迅先生对子君、涓生对爱情的'追求及争取胜利的斗争的极力赞扬、肯定。”他欣赏这样的一种为了能使社会更为进步而抗争的大无畏精神。但子君和涓生的悲剧也表现出了鲁迅先生对于向他们一样的青年一代为了变革所做出的牺牲的一种感叹、惋惜。他对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还是寄予厚望的。即使他们的革命之路还很漫长。他们必须同统治了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执行了这么久的封建制度作斗争。这样的“战争”一定是场持久战。但是这样有理想的青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将来国家是否能向有益的方向发展就取决于这些青年人的努力程度了。

三、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意义

(一)为文学画廊增添新的人物形象。处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始终是鲁迅先生文学创作的一大重点。而从封建社会转向新社会这一过程在中国历史中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再加上鲁迅先生对于人物、人生的深刻体察和细致的观察，他所塑造的人物切实地填补了文学殿堂在这块儿上的空白。无论是革命立场不坚定的吕纬甫还是为了新生活而毅然战斗不畏牺牲的子君，抑或是受封建思想荼毒的孔乙己都是空前绝后的经典形象。

(二)通过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来探索革命的出路。而鲁迅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民作家，他觉得有必要为国家的建设出谋划策。因而他从自身开始思考，作为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他能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呢?从哪些方面、通过哪些途径做贡献呢?鲁迅先生通过设置一个个不同的知识分子形象来探讨究竟哪类人才是真正有助于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人群。而又是哪一部分人可以匡扶、纠正。而其余的知识分子是否能加以引导。使得这些知识分子共同努力早日唤醒那些沉睡着的人民共同剔除思想、文化中的糟粕部分，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不良的现状。

(三)通过塑造当时的知识分子从侧面反映社会现象。鲁迅在刻画知识分子时，也同时反映出了以知识分子为辐射的关系网。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存在于社会中，自然会反映出人们对于他们的态度。知识分子同时也是“知识、文化”的具象化。从人民对于他们的态度就可以看出知识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

四、结论

鲁迅用自己如聚的目光关注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并且用自己犀利的笔尖书剖析这一群人的生存状态。这恰恰说明了鲁迅对他们的命运所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他既不像有的评论家所说是为了表现自己“心灵的历程”，也非仅仅为了写出知识分子生活的痛苦和无告。他对知识分子问题显出很大的兴趣，对知识分子倾注巨大的热情，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参考文献

[1]《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汪晖著

[2]《鲁迅小说绝望与希望的对比结构》彭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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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

论《我的节烈观》妇女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是否获得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是衡量社会解放与否的标志。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残酷压迫，她们必须恪守封建礼教及其道德标准，因而所受的苦难是最深重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感受，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在对封建主义进行顽强而坚韧的战斗的同时，始终关注着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他在1918年发表的《我的节烈观》一文中，就对封建统治阶级鼓吹的节烈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表彰节烈”其实是强加给妇女的“畸形道德”；在《关于女人》一文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社会制度把女人挤成了各样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这表现出鲁迅对妇女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怜悯。与鲁迅的思想行为一致的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同样充满着对封建宗法制度罪恶行径的愤怒批判。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妇女的奴役和压迫，导致中国女性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承受着肉体到精神的无尽痛苦与磨难。鲁迅以激进的民主主义与深厚的人道主义，对压迫和惨害妇女的封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明天》、《祝福》、《离婚》、《伤逝》中，他以深沉的笔触，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等一系列的典型形象，她们悲惨的生活和结局，深刻地展现了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被绞杀的过程，字里行间，熔铸着作者的激愤与不平。首先，鲁迅的作品《祝福》，本篇文章是鲁迅先生反映旧中国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短篇小说。《祝福》中的主人公祥林嫂，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她勤劳、善良、质朴、顽强，但在旧社会她不但不能争得一个做人的起码权利，反而成为一个被践踏、遭迫害、受鄙视而终甚至于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所吞噬的人物。对于封建礼教强加给她的种种迫害与摧残，她也进行了挣扎与抗争：早年她就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的丈夫，丈夫不幸去世，祥林嫂孤身一人来到鲁镇到鲁四老爷的家中作女工，当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做女工时，婆婆突然来到了鲁镇，并强行带走了祥林嫂。哪知道祥林嫂的婆婆为了给小叔子筹办结婚的彩礼，竟然将祥林嫂强行嫁到了里山。对此她也挣扎过也抗争过；面对人们的嘲弄、侮辱与伤害，她给以无言的抗议；对灵魂的有无，她表现了怀疑。但是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双重打击和人们的风刀霜剑中，她不但连起码的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争到，反而被吞噬被毁灭了。祥林嫂的挣扎与抗争，完全是出于自发的，为了反对再嫁，她进行了“出格”的反抗，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贞节”；为了赎“罪”，她去土地庙里捐了门槛。她是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泥沼中进行挣扎也进行了反抗。这决定了她不仅逃不出造成她人生悲剧的苦海，而且最终只能走向死亡的深渊。鲁迅在揭示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临终时对“灵魂”的怀疑，包含着反抗命运的意义，她希望死后能见到儿子，这是对命运的反抗；她又希望没有地狱，死后不被锯成两半，这也是对命运的反抗。不过，她对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她也不知道造成自己人生悲剧的真正原因，她当然也更不懂得，要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只能推翻这造成人们人生悲剧的万恶的封建制度。而鲁迅作品《明天》中的单四嫂，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妇女形象。她是一个麻木、顺从，完全失去反抗力的女性。贫困寡居的单四嫂，专靠纺纱来养活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宝儿。宝儿生病，求签、许愿、吃单方，宝儿的病依旧不见好转。她只好把希望押在庸医小仙身上。迷信、庸医夺走了宝儿的生命，这个寡妇的最后一点希望也随之破灭。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一个无依无靠的年轻寡妇，哪里有能力救活儿子和保护自己？面对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单四嫂只好一味地顺从、屈服，没有丝毫的不满和反抗，完全麻木的把希望寄托在“明天”的到来，但在明天到来时，单四嫂却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和仅有的财物。明天，本来应给人希望，使人重获新生，但单四嫂子的每一个明天，带来的是一次比一次沉重的打击和失望。在单四嫂子的身上，我们找不到力量，看不到希望。鲁迅先生正是在把吃人的封建社会暴露得体无完肤的同时，对如何解放广大劳动妇女这一社会问题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在《随感录·四十》中，鲁迅指出，妇女“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单四嫂对封建道德教条的一味遵从，对自己的命运甘心情愿地任人摆布，这就意味着等待这个可怜寡妇的，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尽的痛苦和悲哀，是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相对祥林嫂、单四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爱姑也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她十五岁嫁到施家， “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然而，就是这个善良、柔顺的农村青年妇女，当丈夫另觅新欢，要遗弃她时，她却变得异常的大胆、泼辣、不屈不挠并进行了强烈而持久的抗争。在封建社会，男人三妻四妾原是司空见惯了的。大多数妇女对此忍气吞声，被迫接受事实。而爱姑在丈夫“姘上了小寡妇”后整整闹了三年，闹得施家鸡鸣狗跳，施家只好请了绅士慰老爷从中说和，而慰老爷只让施家赔八十元，劝她“走散好”。爱姑却不依，认为慰老爷“不通”，定要和他把理讲到底，“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这是何等的坚决、有气概！这在以往的旧中国妇女中是从未有过的。施家最后无法，又请出了与县太爷换过帖的七大人。爱姑还是毫不畏惧地去见七大人评理。在大庭广众之下，她申诉自己在施家受到了欺凌和冤屈，大骂丈夫是“小畜生”、公公是“老畜生”。“男尊女卑”、“出嫁从夫”的所谓封建道德，在她眼中受到了极大的藐视。爱姑替广大受压迫妇女出了一口气。虽然最后还是在地主老爷的威逼下，以施家出九十元大洋、双方“走散”结案。以上所述都是爱姑的离婚“战绩”，爱姑的反抗，已不同于祥林嫂式的反抗，它正从完全被动向有一定的主动性转变。从爱姑身上，我们看到了近代男女平等思想的萌芽，所以敢想、敢说、敢干。《离婚》中爱姑仍然处于被损害的地位，同样受封建礼教毒害，仍属于悲剧的角色。况且，爱姑又是一个没有知识、没见过世面，缺乏社会斗争经验的农村妇女，她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对七大人这样的头面人物抱有幻想，认为七大人是“知书识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她还想把官司打倒县里、府里。可爱姑不知道，七大人正是压迫她的封建势力的代表。她丈夫之所以敢遗弃她，就因为有七大人等地主老爷和封建礼教在背后撑腰。七大人根本不理睬爱姑的冤苦，而是以他装腔作势的威风，压迫她屈服，以“走散”结案。爱姑最终还是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爱姑不同以往的强烈的反抗斗争，有了摆脱悲惨命运的希望。这标志着鲁迅先生在探索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又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单元四嫂、祥林嫂、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重。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鲁迅，分在关注妇女问题时，不但把眼光放在农村妇女身上，也把焦点放在城市的新型女性身上。《伤逝》是鲁迅以城市知识女性作为主人公的作品。作品中的主人公子君，与祥林嫂不同的是，她接受过教育，受过知识的熏陶，是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具有资产阶极民主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敢于同旧势力进行较量，勇敢地背叛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高傲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子君反封建专制的战斗宣言。她和涓生同居，表现了她对封建道德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的反抗。作者也批评了子君软弱、妥协和思想的停滞不前，当他们建立起小家庭以后又沉浸在凝固的安宁与幸福里，忘记了人生的全盘要义，把精力顷注到家务里及恭顺地侍奉丈夫，表现出旧式妇女贤妻良母式的，失去了奋飞的能力和勇气，变得平庸短浅，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的女性变成庸庸禄禄的家庭奴隶。由于她性格的软弱，最后不得不回到她曾经背叛的旧家庭里去，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作者也写出了她纯扑善良的性格，她为了爱情，不计较涓生是个门第卑微的穷青年，当离开涓生的时侯，没有留下字条，却默默地把仅有的生活用品留给涓生，这里有关心，有惋惜，有对爱情的最后留恋，表现出子君纯扑和善良的品性。随着涓生被解雇，家庭经济陷入困境，子君与涓生的感情逐渐出现了裂痕，最后两人不得分手。子君回到冰冷的封建家庭后，不久便死于无爱的人间。无疑，子君的悲剧是时代悲剧。子君的悲剧是必然的，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寄托在涓生身上，而忽略了婚姻家庭支柱的经济基础。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没有独立自立的意识，只能依赖他人的女性，是注定要在家庭和社会中遭遇不幸的。子君的可悲这处，在于其身的思想局限与认识局限。本着“为人生”的启蒙主义精神，和对受压迫妇女的痛惜之情，鲁迅“自觉地与先驱者取同一步”，以悲愤的现实主义笔调，去揭露病态社会的魂灵，以期限引起疗救。作者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通过她们在封建社会及其道德礼教迫害下的悲苦人生命运，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黑暗和愚民政策所造成的罪恶。这是鲁迅塑造这些妇女形象的目的之一。怎样才能使妇女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争得做人的权利，这也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一直思考的问题。鲁迅对封建社会及其制度历来主张进行坚韧的战斗。为此，在他的作品中，多处描写了女主人公们的挣扎与反抗。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祥林嫂一生都在反抗与挣扎；而爱姑，反抗更是强悍而出格；特别是子君，自学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婚俗，争取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这些反抗，对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虽然是微弱的，但却是顽强的，是茫茫黑幕笼罩下闪耀出的曾耀眼一时的火花，使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女性……在不远的将来，更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对这些女性们身上表现出的对封建恶习势力的奋不顾身的反抗行为，鲁迅显然是无限赞同与极力支持的。鲁迅的这一态度，与他指出的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把妇女解放运动融入社会革命大潮之中，只有解放了社会，妇女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半个世纪前鲁迅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的反抗与挣扎，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她们这种抗争精神及不屈性格，却启示和鼓舞了无数的后来姐妹，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鲁迅作品所塑造的这些妇女形象，其意义是深远的。

鲁迅精神永存——纪念鲁迅先生逝世68周年今年10月19 日，鲁迅先生去世68周年。我开始接触鲁迅是在中学课本上，好象是短篇小说《孔乙己》，后来读过《药》、《祝福》、《阿Q正传》、《狂人日记》及杂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诧’论》、《为了忘却的记念》等等。先是零散的读，后是系统的读。跟许许多多热爱鲁迅作品的人一样，我被鲁迅石破惊天的文字和战斗不息的精神深深吸引。鲁迅的小说思想深刻、技巧精练，《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故乡》里的闰土，还有阿Q、祥林嫂……那一个个生活在封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中，他们的悲惨遭遇，他们的愚昧无知，无不是对封建思想、礼教吃人本质的控诉、揭露和批判。还有鲁迅大量的杂文，那更是“喜笑怒骂皆成文章”，是战士和诗人高度一致的产物，象投枪、象匕首，矛头直指没落的道德、文化、礼教和现实的一切腐恶，读时酣畅淋漓、击案叫绝，读后发人深省。无论是鲁迅杂文还是小说，始终贯穿着一种精神：张扬科学与民主，向一切腐朽没落的道德、文化、礼教、制度宣战。这就是鲁迅精神。鲁迅精神是历史的思想丰碑。鲁迅在世的年代，中华民族灾难深重，饱经内忧外患，鲁迅曾经用“风雨如磐”、“寒凝大地”、“万家墨面”描绘自己生活的时代。一方面，主权丧失，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生灵涂炭；另一方面，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维新变法，义和团斗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鲁迅就是在这种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倒退的搏斗中，产生出来的思想巨人。鲁迅作品的思想深度、历史容量和战斗性，是中国文化史上所少有的；他的作品的精神力量，在唤起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奋斗，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民族的自信心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都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中国任何别的作家都无法比拟的。鲁迅精神是中国的民族魂魄。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严重扭曲了中国的国民性，“中国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坟.灯下漫笔》）人一旦丧失独立地位和独立品性，剩下的也许只有奴性了。正是对国民灵魂有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鲁迅不遗余力，全方位地展开对我们民族存在的劣根性的批判，鲁迅塑造的阿Q形象，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的“精神胜利法”，可以说是“国民劣根性”的活写照。为此，他把根除奴性、扫荡封建文化视为改造国民精神之根本任务，提出“立人”思想，即把“沙聚之邦”改造为“人国”。正如毛泽东所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鲁迅逝世后，上海人民和全国各地人民为他举行隆重葬礼和悼念活动，上海民众代表在他的灵柩上覆盖了写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民族魂”正是中国人民对于自己伟大代表的最中肯贴切的评价。鲁迅精神是我们继续前进的锐利武器。今天，鲁迅所诅咒的那个中国人民当奴隶或当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闰土、祥林嫂的后代们已经成为今天小康生活的建设者。我们正一步步告别贫穷落后，一天天走向繁荣富强。但鲁迅精神没有过时，如果我们丧失了直面现实、针砭时弊的鲁迅精神，那些封建专制的东西就会卷土重来。虽然我们已经取得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但国际敌对势力一天也没有停止对我国的颠覆企图，如果我们丧失了最可宝贵鲁迅精神，让“奴性”统治我们的思想，我们还会重新沦为西方大国的附庸。其实，鲁迅去世68年来，歪曲和贬损鲁迅重来就没有停止过，近些年还把贬损鲁迅说成什么“研究”、“探讨”，其实不过是根植在他们骨子里的那些“奴性”的表现罢了。他们的贬损丝毫无损于鲁迅先生的伟大！先生去世68年了。68年来，历史已发生巨变，但先生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向一切封建专制、腐朽没落、腐化堕落宣战！向那些人骨子里的“奴性” 宣战！纪念先生逝世68周年的最好方式就是：接过先生的匕首和投枪！鲁迅精神永存！要像鲁迅那样生活今天，我们上海人民，同全国人民在一起，纪念我国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了争取中国人民的解放，鲁迅代表着全民族的大多数，在文化战线上，向着敌人冲锋陷阵，贡献了他的伟大的一生。我们上海人民感到光荣的是，在很长的时期内，鲁迅的光辉的战斗生活，是同上海人民在一起度过的。因此，在今天，我们上海人民怀着极大的尊敬和亲切的感情，来纪念我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鲁迅。二十年来，我国人民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鲁迅所憎恶的旧社会、旧势力已经溃灭，“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已经“掀掉”；鲁迅所欢呼的社会主义的曙光已经普照祖国大地。假如鲁迅能够亲眼看到这一切，他该是多么高兴呵！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的胜利，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艰巨任务。为了克服我国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为了克服我国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毫无疑问，我们的文化战线，必须在实现这个任务的过程中，继续发挥它的巨大作用，并把我国人民的文化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繁荣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为我国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自由天地。今天的文化工作者，同鲁迅当时的处境相反，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公开地、不受干涉地揭露反动势力的罪恶，歌颂革命人民的伟大，批评新社会的落后现象，畅所欲言地说自己要说的话，可以到他们愿意接近的人民群众中间去，到火热的斗争中间去，可以自由地为革命斗争、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贯彻执行，拾我们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但是，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并不是没有困难的。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如同我们的人民一样，正在做我们的先人没有做过的事。比如，表现社会主义的新人物，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作家、艺术家遇到的新的、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也正如鲁迅说的：路是人走出来的。鲁迅以战斗的一生，探索过多少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呵。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要想成为鲁迅的好学生，最根本的是：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在工作中作出最坚决，最勇敢、最热忱的努力，在同革命实际、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联系的过程中，寻找出最适当的前进的道路。大家知道，在创造性的劳动中，“安全地带”是没有的。遇到困难就“绕过去”，那只会停滞不前。鲁迅在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面前，从来不畏缩。他为了表现中国人民的生活，写了至今仍然光芒四射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不但在思想上是深刻的，在表现形式上也是综合了中国和外国的经验创造出来的，正因为这样，他的作品为我国的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那些年份里，鲁迅仍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题材和艺术形式，写了那些不朽的杂文，来为革命斗争服务。今天，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有着广阔的天地，可以自由地接近人民，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题材和艺术形式，创作各式各样的作品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我们相信：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像鲁迅那样创造性地工作和生活，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为人民喜爱的优秀作品。随着人民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更广泛地组织文化工作者的队伍。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努力，清除各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更好地安排现有的各种力量，继续逐步地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以便于他们能够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水平，贡献自己的力量；另方面，要加强对新生力量的培养教育，使他们经过刻苦的学习，得到不断的提高。上海的文化工作者的队伍还有很大的潜在力量，我们希望各个有关方面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作出更好的安排，使上海文化工作者在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中作出更出色的贡献。 “忘记我。”这是鲁迅二十年前的嘱咐。但是，二十年过去了，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谁也没有忘记鲁迅。鲁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成为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鼓舞力量。不断地向鲁迅学习，用新的学习成绩来纪念鲁迅，这就是我们的责任。鲁迅先生永垂不朽！

鲁迅日文随笔研究论文

一九二一年《工人绥惠略夫》（俄国M·阿尔志跋绥夫作中篇小说。商务印书馆印行《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后归北新书局，为《未名丛刊》之一，今绝版。）一九二二年《一个青年的梦》（日本武者小路实笃作戏曲。商务印书馆印行《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后归北新书局，为《未名丛刊》之一，今绝版。）《爱罗先珂童话集》（商务印书馆印行《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一九二三年《桃色的云》（俄国V.爱罗先珂作童话剧。北新书局印行《未名丛刊》之一。）一九二四年《苦闷的象征》（日本厨川白村作论文。北新书局印行《未名丛刊》之一。）一九二五年《热风》（一九一八至二四年的短评。印行所同上。）一九二六年《出了象牙之塔》（日本厨川白村作随笔，选译。未名社印行《未名丛刊》之一，今归北新书局。）一九二八年《小约翰》（荷兰F.望·蔼覃作长篇童话。未名社印行《未名丛刊》之一。今版被抵押，不能印。）《思想山水人物》（日本鹤见佑辅作随笔，选译。印行所同上，今绝版。）一九二九年《壁下译丛》（译俄国及日本作家与批评家之论文集。印行所同上。）《近代美术史潮论》（日本板垣鹰穗作。印行所同上。）《蕗谷虹儿画选》（并译题词。朝华社印行《艺苑朝华》之一，今绝版。）《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日本片上伸作。大江书店印行《文艺理论小丛书》之一。）《艺术论》（苏联A.卢那卡尔斯基作。印行所同上。）一九三○年《艺术论》（俄国G.蒲力汗诺夫作。光华书局印行《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文艺与批评》（苏联卢那卡尔斯基作论文及演说。水沫书店印行同丛书之一。）《文艺政策》（苏联关于文艺的会议录及决议。并同上。）《十月》（苏联A.雅各武莱夫作长篇小说。神州国光社收稿为《现代文艺丛书》之一，今尚未印。）一九三一年《药用植物》（日本刈米达夫作。商务印书馆收稿，分载《自然界》中。）《毁灭》（苏联A·法捷耶夫作长篇小说。三闲书屋印行。）

我的疼远老是

周作人与日本〔日〕木山英雄著 / 刘军译在中国的文学家之中,还找不到像周作人那样与日本及日本文化关系如此紧密的人。如郭沫若,虽然留学日本,娶日人为妻,后来在日本度过了亡命生涯,但最终抛弃一切,逃离日本,站在抗日战争的前沿。解放后,在历史之合情合理的基础上,致力于将他自己的经历运用于两个民族间的交流上。还有郁达夫,留学日本期间,几乎“沉没”于同时代日本文学的某一思潮中,对于佐藤春夫这一作家竟至于达到“崇拜”的地步。抗日期间在南洋过着流浪生活,虽然憎恨日本军国,但是对于日本人仍然难以割舍地带有好意的理解,最终被战败的日本宪兵所谋杀。上述二人与日本及日本文化之关系皆可谓刻骨铭心。但是,他们之所以没有尝尽日本这个异民族文化本身所带来的酸甜苦辣,大概是因为汉民族文化的优越感以及政治上的屈辱不允许之故吧。或许周作人的那种意识丝毫也不逊色于他人,不过,与具有浪漫气质的郭、郁两人相比,周作人的民族意识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我批判,或他所说的“自我谴责”倾向,这一点与鲁迅毫无二致。而且这一点也越发加深了周作人对于日本文化某方面的个性上的爱好。虽然日本从中国吸取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但唯独没有吸收缠足、宦官、鸦片、八股文,周作人从心底里热爱日本文化这种推崇“简素”“自然”的倾向,无论其思想如何变化,终其一生憎恶产生上述弊端的中国文化。而日本人大体上对于他向我们如此敞开心扉,竟应付得十分莽撞,这也是事实。因此,周作人关于日本及日本文化的议论,好意与非难两面贯穿其中,而且此两方面常常相互抵触,呈现复杂之态。这一点与除了日本文学翻译,对于日本始终保持沉默寡言的鲁迅形成鲜明的对照。这里按照时间的先后,就周作人对日本的若干议论做大致的概括。文学革命时期,周作人的工作之一便是介绍日本文学。他承认在西方的影响下,正在向文化的现代化目标迈进的日本,作为先例具有切实的参考价值。他将日本文化的“模仿性”这一普遍观念重新阐释为“创造性的模仿”,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模仿的不彻底。进而与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了普鲁士式的帝国主义这一现实相对照,认为正因为中国的落后,反倒可以看见更加彻底的改革的希望,从中不难看出他激进的启蒙主义思想。因此,从周作人与同时代大正民主思潮产生的共鸣中,可以体味到他的一副热肠。特别是白桦派运动,每每为周作人此时的思想增添了乐天的逻辑与亮丽的理想色彩。另外,也是在此时,因为与“新村”的理想产生共鸣,周作人不止一次地执笔加以介绍,还亲临九州日向的本部,写下了充满感激之情的新村访问记。周作人虽然对于明治时期的自然主义并不像鲁迅那样冷淡,但在辑集此时的翻译与鲁迅共同出版的《现代日本小说集》(1923年)《序》中,解释之所以没有翻译日本自然主义作家作品的理由时,说“其基于决定论的悲观的物质主义业已成为文艺上过时的遗物”。可以说,这是周作人把这些翻译理解为新文化运动之一部分的佐证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周作人对于日本文学的介绍,早已预示了他对于俳谐、俳文、川柳、狂歌、小呗、俗曲、洒落本、滑稽本、落语等体裁终生的偏爱。这才是真正的热爱,又足以显示出周作人对于日本文学理解的深广,然而连这种嗜好也与他文化批判的意识不无关系。挑战古文权威的文学革命,自然伴有对于宋元以来口语式俗文学的再评价,不过与正统诗文的修辞主义一样,即便是戏曲小说类的卑下与无稽也不能满足周作人情趣上的饥渴,这无疑是将他引向江户文艺的原因之一。换言之,江户知识分子并不像中国的士大夫那样与普通老百姓存在隔阂,而他们要将所谓的“平谈俗语”升华到文艺,这符合了周作人倡导的“平民”(后来改称“凡人”)文学的要求。这样,他对于日本文化的兴趣,从一开始便建立在堪称共鸣的深刻理解和真挚的文化批判意志相互交织的基础之上。不久,周作人从“昂奋”中变得清醒。之后声明抛却一切所谓“主义”的信仰,专心于“生活与艺术本身”。与当时持必须全力抵抗旧文化的束缚的鲁迅相比,事实上,周作人谈得较多的是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及人道主义等等“主义”,到这里他自己证实了其努力是徒劳的。但是,他对于文艺的热情一时间反倒跃上了顶峰。这种自觉仿佛更进一步将他对于日本文艺的爱好引向深入,开始论及贯穿于各式流行背后的日本文化之不变的性格。首先,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人一直认为日本文化只不过是先对中国后对西方的模仿,但周作人却主张其有独自的性格,因而有价值。毕竟中国人对于日本文化的歧视由来已久,加之近代政治军事上的反感,这也是无奈之举。这一点或许正是日本人感觉的盲点。本来,我们因为很难感同身受,但我想至少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以期不至于歪曲周作人的见识及立场的独特性。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论远离某种成见和利害关系,基于对“生活与艺术自身”的热情,把“忠君爱国”视为中国儒教的流弊,赞扬细腻的“人情美”,正好让人联想起在朝鲜“三·一”独立运动中(1919年),日本帝国报以血腥的镇压时,出于对艺术与宗教的信仰而迸发出热烈的朝鲜艺术论的柳宗悦(实际上,在《白桦》杂志里周作人应该接触过柳当时的文章)。正如在艺术与宗教领域信仰“人类皆兄弟”,强烈地抗议本国政策的柳一样,周对于日本文化的热爱,是对同胞无视日本文化盲目排日倾向的冷静警告。但是,柳之于朝鲜和周之于日本,所持历史立场几乎完全相反。真诚呼吁朝鲜人要克制,避免进行暴力抵抗的柳,无论是因为纯洁无瑕,被誉为仁义也罢,或反被斥为罪恶也罢,都可暂且不论。而周作人则不得不用自己的手收拾他那纯洁无瑕的信仰。围绕冯玉祥的”国民军”将清朝废帝溥仪驱逐出宫事件,日方散布了各种干涉言论,特别是汉文报《顺天时报》提供了直接的契机。二十年代中期,《语丝》周刊时代,周作人所展开的一系列对于日本的批判,在他全部文章中特别显眼的带有独特的议论时局的色调。这种批判的基点与他不相信一切“主义”的主张正好相反,周作人讴歌复归清末民族主义,将此前的人道主义的“世界主义”称作暂时的“软化”与“梦想”的产物。换言之,作为最终与白桦派感伤的纯洁无瑕的信仰并不相称的要素,周作人身上自然留下了留学时代所接受的种族革命思想洗礼的余烬。从他将中国与日本有无“革命”观点的对比中,也可以发现其中有这种体验的背景。对于周作人来说,这些文章确实具有少见的直抒胸臆的特色。主要是抓住诸如汉文报纸、浪人、支那通等现象层面,在挥洒讽刺与诙谐之中,让人感受到节制和时有的某种妥协。或许与此相关联,事实上,周作人参与了用义和团事件(北清事变)赔款设立“中日学术协会”(1923年)以及为了将天津同文书院改组为“中日学院”而设立“中日教育会”的策划工作。因与北京公使馆的吉田参事官、该公使馆的附属武官坂西利八郎、土肥贤二辅佐官等有关人士有过协议。当时学生指责日方有“文化侵略”的意图,但在周作人的自传里,将他们的行为称作以留日出身为主的一部分北京大学教授出于“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而采取的行动。但是,中日关系的恶化似乎已有超出驻外机构的国策意图之势而日益加剧。而且这种失败反过来使周作人的言论更趋激烈。这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对他今后的去留所产生的影响还不明显。另一个事实是,在此期间周作人萦绕于心的在北京大学设立日本文学专业的努力得以实现(从1925年东方文学系成立,至1937年因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日本文学课程中止,周作人一直在这里主持工作)。周作人的一系列对日本的批判与他异常活跃的有关时事的评论,经历1927年日本出兵山东干涉北伐国民革命及国共分裂后的白色恐怖,告一段落,于是他开始标榜要“闭门读书”。三十年代中期,面临从“九·一八”到日中全面进入战争状态这一悲惨局面,周作人再一次开始致力于日本问题的研究。虽然屡次声言不谈“国事”,结果依然无法超脱时事。对周作人来说,并非一定是不合本意的事情吧。因为什么放弃“文学”啦、“儒家”招牌啦,其中包含了他积极肯定自己的一面,也不能说抗日救亡舆论的高涨,不会反倒刺激他的批评意识。关于以《日本管窥》四篇为主体,《谈日本文化书》两篇及此时其他附属的日本论,在自传中他是这样说的: 《日本管窥》是我所写关于日本的比较正式的论文,分作四次发表于当时由王芸生主编的《国闻周报》上头,头三篇是在民国二十四年下半年所作,可是第四篇却老是写不出,拖了一年多,到得做成刊出,恰巧是逢着七七事件,所以事实上没有出版。头三篇思想混乱,纯粹是在暗中摸索,考虑了很久,得到一个结论,即此声明,日本研究小店之关门。……《谈虎集》上的那些对于《顺天时报》的言论,自己看了也要奇怪,竟是恶口骂詈了。我写这几篇《管窥》,乃是想平心静气的来想它一回,比较冷静地加以批评的,但是当初也没有好的意见,不过总是想竭力避免感情用事的就是了。正像周作人十年前所担心的那样,介于“反日”与“亲日”之间的“持第三种研究态度的独立派的生存余地”业已完全丧失。不光是时代趋势,就连他本人,在他以独特的方式脱离个人主义的同时,“研究”或“文化”的专家式、艺术主义的“独立”,至少作为一种信仰,已经被放弃。因此,“混乱”“摸索”和面对艰难时局下的难题,与自己究竟有没有立足之地这种充满苦涩的迷惘相连,在论及日本和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时,周作人自己的兴趣也和研究对象一起遭到了检验。前提条件只有作为手段的文笔和作为对象的宽泛的“文化”场域,然而日本问题业已充斥着恐怖、暴力、战争等反“文化”因素。虽然难以割舍对明治时东京生活的怀旧之情,但眼下需要说明的是昭和的军国日本。因此,周作人的论调再次动摇于好意与反感之间,进而连对“文化”概念本身也发生了动摇。对于中国人原先很难理解的“万世一系”的信仰,在事实的基础上,竭力予以肯定。但是,军阀横行反倒让人想起王政复古以前的幕府专制。周作人进一步将“文化”的范围扩大,在视为不过是“人情美”之敌的“武士道”中,承认有所谓“慈悲种子”的“武士之情”。但是,“五·一五”事件只能让人觉得那是此种武士精神衰落的象征(不少中国人在日本的军国主义化中,看到了武士道的不是发扬而是衰退,如戴季陶、林语堂即是如此)。尽管这些具有强烈的反语效果,但是很难成为答案。结果,除了少数“贤哲”的文化之外,不得已将影响多数的”英雄”的武化,作为人间现实而引入议论中来,在精神和历史相分裂的状况下,暂时中断了《管窥》的写作。终于,周作人将“考虑了很久”才写出的《管窥》四中所得出的结论,归结为以抬神舆壮丁的“神人和融”为象征的日本人的宗教性格上。虽然他未必是第一个将抬神舆当作日本性格象征的中国人,但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答案,而在于这种结论的选择本身。这是因为,这种性格是作为与中国人完全相反的东西被指出来的。而且,周作人就此便“关上了日本研究的小店”。三年后,他应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的委托,将《管窥》之二的衣食住和《管窥》之四的后半部合在一起,写成《日本之再认识》(《知堂乙酉文编》)一文,其中重复了过去的结论,说自己的“日本研究”只注意日本的亚洲共性是错误的,寻求这种“固有精神”时,共性中的异质性才是问题之关键所在。这里也并不是没有反语的味道,但以宗教为结论,而说宗教正巧是自己最棘手的对象,只好放弃,最终陷入与军国主义狂热民族的“协力”,这种经历是不是更具反讽意味呢?以“东洋人的悲哀”呼应“大东亚共荣圈”的滑稽,充斥在周作人“协力”的言辞中。这些与许多“协力”的中国人的内心是相通的。谷崎润一郎对于作为“协力”者来日时,报纸等将他奉为壮士般吹嘘的行为不屑一顾,而是提出质疑:即“一位如此爱国之人,今日却留在北京与日方合作并担任重要职务,不明白他究竟是基于怎样的思考”?接着就其“对于日本的不平和希望”、“对于我们民族短处”的“嘲讽式的观察”加以揣摩甚至有所期待(《冷静与幽闲……周作人氏印象》)。然而假如他二十年来的这些“不平与希望”都能得以妥善处理的话,事态也不至于发展到“协力”的地步。周作人援引柳田国男的《祭礼与世间》,着眼于宗教的狂热而得出的结论,表明了他对于中日民族相互理解的悲观态度,同时也似乎为他带来了某种满足感。虽然口口声声说什么宗教请原谅啦不懂啦等等,如果由此可以找到解决难题的突破口,是否就等于确认了可以总括文艺与强力、或精神与历史的两极文化的某个阶层。而且这也是处于他最初以来一直怀有浓厚兴趣的民俗学乃至人类学的延长线上。关于民俗即人事的自然面,周作人可以用非常轻松的笔调谈论日本。即便在写完《管窥》投笔之后,仍然以诸如《关于祭礼》的形式发表自己的对日观点,或对周作人的“日本研究”依旧加入了一些新的内容。不仅限于民俗,在文抄公式的随笔和见闻回忆中渗透着自己的感想与批评。这是他后期最有力的文章作法。其中即使不再取日本问题的论述形式,但不少文章的题材取自有关日本的人、书籍及风俗等。此时周作人笔下的日本,通过渊博的趣味和读书,业已被纳入他的生活日用中。任教育督办期间,他在北京的宅邸里,建造了正式的日式书斋姑且不论,即便晚年,在写给香港友人的信中,可以读到他经常订购关于日本的童谣、古川柳、新兴宗教的书籍及咸海带、咸鱼肉、云丹、速食酱汤的内容,其感可谓深矣。解放后,周作人在介绍世界古典文学的运动中担当重要角色,完成了希腊古典、《古事记》、《日本狂言选》(《狂言十番》1926年增订本)、《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枕草子》等的翻译。与战败后的日本之间,虽然已不再有那种被催促发表自己立论的紧张关系,但在周作人写给香港曹聚仁的信中,关于《管窥》之四,他这样叙述道:“……日本的国民性是宗教的,其行动往往感情超过理性,近于风狂”。信中还可以看见“这正是其失败之原因,失败后还不思改悔(这是因为要搞恶作剧之故)”的语句。写信日期乃是日本强行批准改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那一年(1960)1月30日。

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也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